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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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
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批刘伐宋兵团


  宋任穷是东北地区党內头号“走资派”。长期以来，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紧跟刘、邓，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疯狂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里通外国，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顽固地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級反动路线，血腥镇压革命群众，是东北地区反对和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总后台。罪行累累，万恶滔天。现将宋任穷的主要罪行整理如下：




一、宋任穷的丑恶历史


  宋任穷两次投敌变节，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叛徒。宋任穷曾当过地主武装队长。


  宋任穷于一九二六年投机参加革命，同年混入党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宋任穷被国民党一个叫池明德的匪军班长逮捕，不久他就投敌叛变了，当上了地主武装队长。地主武装队即将垮台的前夕，宋任穷见势不妙，偷偷跑回浏阳，欺骗浏阳党组织，隐瞒了其叛徒丑恶历史，重新混入党內。


  一九二八年，宋任穷窃踞了我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党代表要职。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带领主力部队撤离井岡，命令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坚守井岡山，以牵制敌人兵力，扩大革命根据地。在斗爭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贪生怕死本性未改的宋任穷，为了保存自己的狗命，化装潜逃，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卖身投靠了国民党，在军阀唐铭山的第十五旅二团二连七班当上了匪兵。一九三○年一月，宋任穷随唐铭山十五旅进攻中央苏区，围剿我红军。于同年二月，江西直峡一仗，我红军全歼敌军十五旅，国民党匪兵宋任穷举手投降，做了俘虏。




二、宋任穷明目張胆地反对和攻击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




1、反对和攻击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


  宋任穷对广大群众热爱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很反感。一九六一年一月，宋任穷在一次会上明目张胆地攻击说：“虽然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但是人总不能老活着，这是自然规律嘛！”


  宋任穷还经常在干部和群众中散布“反对毛主席不算反对党中央”的混蛋论调。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给干部和群众传达解释《二十三条》报告中，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別有用心地说：“在延安有个群众讲毛主席的坏话，有人说这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说，可能我们的工作有缺点。派人一调查，发现那时征购粮多了，群众负担过重，后来减轻了群众的负担，生产也发展了”。接着他说：“一九六一年、六二年，有人反对总路线，人家一反对就说人家，这样不民主，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宋任穷接见某群众组织代表时，当时有的代表提出，希望宋任穷向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級革命路线的江青同志学习。宋任穷非常轻蔑地说：“我不能和江青比，人家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




2、宋任穷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經常和毛主席最高指示大唱反調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就已经尖锐地指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等等，問題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对毛主席这一最高指示，宋任穷一直沒有传达，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在一次对文艺界的讲话中，还大肆吹嘘东北地区文艺工作有“很大成绩”。他说：“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成绩有‘三很，：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了很大进步。”公开与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收效甚微”唱反调。


  在《二十三条》中，毛主席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而宋任穷偏偏不去研究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而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却自己“独创”了一个“六条标准”，忠实执行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級反动路线。


  一九六二年初，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能把形势发展看得漆黑一片”。而刘少奇却胡说什么：“不能说形势是大好，是大不好。”“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宋任穷紧跟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也跳了出来，胡说什么：“市场困难在全东北地区都沒有过关”，“农业的恢复，东北要三年到四年”等等。


  今年一月份，我们伟大统帅发出“人民解放軍应該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之后，宋任穷拒不执行，在二月逆流当中，丹东市保守组织在“走资派”的操纵下，疯狂反扑，宋任穷竟以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下令给丹东驻军，暂时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宋贼真是狗胆包天。




3.极力貶低和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时，宋任穷亲自主持小组会议，伙同邓小平，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砍掉。




4．疯狂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一九六六年，宋在鞍山的一次会议上讲：“全国学习四大本有闲难，语录也不学全部，……学几段最有力量的就解决问题了。”“老三篇也不是全部学，就是学最主要的几句。”六四年，东北局有人建议召东北地区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宋用各种借口推脫，结果沒开成。宋却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会省召开就行了，东北地区不要开了，开了也重复，我们要开，可以开座谈会。”


  在四清运动中，也千方百计阻挠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5．极力維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宋在云南省委、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说：“要保护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现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还说：“对富农、工商业者、小土地出租者、……等宜略宽一点。保存富农经济，允许其活动，允许买卖土地，租佃土地，借贷三大自由。”与刘少奇在五○年前后大肆宣扬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长期保存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完全是一路货色。


  一九六一年，帝、修、反和国內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互相配合，从各方面向无产阶級专政大举进攻，极力诽谤、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党內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认为时机已到，便到处搖旗吶喊，在各个领域贩卖黑货，阴谋篡党篡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宋任穷紧步其主子后尘，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到阜新，以“调查”为名，大量收集社会“阴暗面”，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刁难所造成心的困难强加于大跃进，强加于党的领导。并将收集的黑材料交给刘少奇。


  宋任穷还亲自布置东北局机关干部以回家探亲的名义，到家乡进行“私访”，收集有关三面红旗方面不容易听到的“真实情况”，以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


  更甚者，宋任穷同邓小平、薄一波密谋策划要解剖沈阳这只“麻雀”，任命刘秀峰、焦若愚为正、副组长，组成四百余人的调查组，对沈阳市工业、交通、运输、城建、财贸、文教、卫生、市场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查”，专门收集几年来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专门收集“阴暗面”。炮制出四十一个书面材料，这些材料都直接交给邓小平、彭真、薄一波，为刘、邓在北戴河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炮弹。


  




6、为彭德怀、高崗翻案；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綫喊冤叫屈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彻底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罢了他的官，夺了他的权。但是暗藏在党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千方百计为他翻案。《浏阳革命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所谓《浏阳革命史》大肆吹捧彭德怀，宣扬叛徒、反革命分子张名龙和孔和龙等人，把他们描写成“英雄”人物。


  《浏阳革命史》是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前湖南省委书记罗其南两个反党分子一手策划的，由叛徒、反革命分子张名龙和国民党少校军官、恶霸地主、投敌变节分子等一伙反动家伙一手炮制的。宋任穷参与了这个活动，宋不辞辛苦地同这些牛鬼蛇神坐在一起，开座谈会，还以“浏阳老革命”的身份积极为这些牛鬼蛇神出谋划策，他说：“我看历史很难写，现在党史都未写出来，县里写会有困难，最好现在积累一些材料，搞一个革命故事汇编。”并亲自动手，给写了材料，提供了向党进攻的炮弹。


  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


  反党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等反革命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一支大毒箭。宋任穷积极参加了反党小说的炮制工作。宋为其提供了红二十六军的大量情况，并亲自审阅稿子。


  这部反党小说主要描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凡等，其中除刘志丹外皆为反党分子。他们歪曲历史事实，明目张胆地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为高岗之流树碑立传。


  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喊冤叫屈。


  一九五三年，西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林×，在讲党史时，对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宋任穷、贺龙、张子意等却怀恨在心，诬蔑林ד把王明路线写得太坏了，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光榮、伟大、正确。”而给林×扣上“客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大帽子，强令其检查五、六次，开大会斗爭批判，并撤职罢官。宋明目张胆地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喊冤叫屈。




三、經济上复辟資本主义


  在工业方面，炮制修正主义纲领——“十二条”，对抗《鞍钢宪法》。


  毛主席于六○年二月亲自批示了《鞍钢宪法》，提出了领导和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五项原则，从根木上确立了办好企业的正确路线。宋对毛主席的指示不但不听，反而于六一年四月亲自率领调查组到阜新进行“调查”，炮制了一个在工交战线上复辞资本主义的黑纲领“阜新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


  “十二条”纯属修正主义的黑货。它要在工矿企业中取消党的领导，复活“一长制”；鼓吹物质刺激，反对无产阶級政治挂帅；推行“三包四固定”，
瓦解全民所有制；鼓吹资产阶級专家路线，反对大搞群众运动。


  “十二条”深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赞赏，六一年六月薄一波亲临沈阳，在“十二条”的基础上，起草了修正主义的黑货《工业七十条》。宋任穷自始至终参加了商议和研究，“十二条”的一些条款原封不动的写在“七十条”上。可见黑“七十条”的出笼应首先归“功”于宋任穷，所以宋任穷不仅是“十二条”的炮制者，而且是“七十条”的奠基人。


  在农业方面，宋任穷极力鼓吹“三自一包，发展私有经济。


  早在一九五二年，宋任穷就主张单干，抵制农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宋说：“我们首先要承认单干，保护单干，才能教育提高，走合作化的道路，任何敌视打击单干戶的思想和作法都是错误的。”并号召干部要保护单干农民的积极性。


  六一年公开叫喊：“小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必需。”积极鼓吹发展私有经济，他说：“把各地的小荒山、河滩和闲置土地，划给社队和群众经营。”又说：“社队牲口要分给社员私养，私养牲畜好处很多，有六、七条，……。”


  六二年，国內大刮“三自一包”的妖风，资本主义大泛滥时，宋到营口、盘山、新民等地巡视，大讲：“山沟分散的，也可以包产到戶。”还提出“三包一奖”制，把车马等包到农戶。大挖社会主义墙脚，复辟农村资本主义。




四、招降納叛、結党营私


  长期以来，宋任穷伙同党內最大的“走资派”招降纳叛，结党私营，包庇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早在一九四九年，宋任穷跟随邓小平到云南任省委书记，上任前，宋回家乡物色十五名“家将”跟班，其中有地主分子、国民党员、伪保长、杀人犯、“剿共义勇队”队员、伪维持会会员等。


  宋任穷任西南局副书记期间，伙同邓小平、贺龙包庇重用四川军阀熊克武、邓锡侯、刘文辉，拉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把大农奴主华尔功臣烈拉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委员，后來还把他塞进赴朝慰问团。当时宋任穷兼管的工业战线是牛鬼蛇神集结的大本营，仅建筑部门就混入国民党将級军官十九名。


  宋任穷在二机部任部长吋，早就了解副部长刘杰是个大叛徒，不但不做处理，离开二机部时还推荐刘杰为部长，真乃叛徒彼此相护。


  宋任穷和大叛徒陶鑄狼狈为奸，文化大革命中吹捧“陶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陶鑄是紧跟毛主席的，我是紧跟陶鑄的。” 宋任穷的亲信、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叛徒赵林，被红卫兵小将带到北京要求罢官时，宋和陶用电话合谋，把赵林保回沈阳。宋陶之间相互送礼，勾勾搭搭，打得火热。


  东北局第二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钦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大搞独立王国，道德败坏，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宋任穷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说：“欧阳钦工作灶是成绩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甚至决定撕下揭发欧阳钦的大字报。


  东北局第三书记、大叛徒马明芳是个反共老手，文化大革命中四处点火炮打解放军。宋任穷和不分彼此，臭味相投。宋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马明芳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路线问题上明芳错了，我也错了；我错了，马明芳也错了。”真是一丘之貉。


  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大叛徒顾卓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解放军，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任穷和顾卓新关系十分密切。


  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强晓初是个十分阴险的人物。这样的人，宋任穷不仅把他带去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还企图塞入中央文革(未得逞)，用心何其毒也！


  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高岗分子、大叛徒喻屏，是宋任穷的得力干将，喻屏在“辽联”握有实权，是宋的全权代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宋任穷用书记处名义亲自起草报告给总理，妄图保东北局监察组长、大叛徒王鹤峰过关。


  黑龙江省省长、三反分子李范五，是鎮压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当李范五提出让群众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宋觉得太露骨，马上给李出主意，李便按主子意图行事。


  吉林省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季翘竟被宋任穷塞进中央文革。


  东北局委員、辽宁省委书记、刘邓在辽宁的黑爪牙白潜，跟随邓小平多年，宋对白潜一再提拔，由东北局财委主任提升为省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未一再宣扬白潜是“好干部”，又说：“省委就剩下白潜了……省委再沒多大问题了。”妄图保白潜过关。


  鞍山市委书记、宋任穷的亲信、反党集团头目赵敏、罗定枫，当红卫兵小将要揭发他们的问题时，宋任穷说：“赵、罗不是外部矛盾”，又況：“不能罢赵敏、罗定枫的官。”包庇赵、罗反党集团。


  旅大市委书记、大叛徒胡明躲在北京，当红卫兵小将去揪他时，宋任穷找陶鑄说：“胡明是好干部。”于是陶鑄对红卫兵小将说：“胡明是好干部，，又说：“象胡明这样的干部要罢官，全国都得罢官。”




五、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大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綫




1、封鎖毛主席的声音，对抗革命的文艺路綫


  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上及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都对文艺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但以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拒不传达，长期封锁，抗拒执行。


  一九六五年秋在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 ‘‘吳晗是資产阶级代表人物，吳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問題是罢官，要对吳晗进行批判。”这一重要指示，宋任穷拒不向下传达。因此，对吳晗的批判，东北地区在六六年五月以前一直按兵不动，妄图保护隐藏在东北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




2、大搞文艺界的“三自一包”


  一九六二年五月东北局召开文教系统精减座谈会。以精减为名，鼓吹单干，向资本主义倒退。会上提出“要大量改制，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剧团赔钱是不正常的，娛乐本身是应该赚钱的，旧社会还从这上抽很多稅。”“曲艺也可以搞点个人开业的。”结果，东北的文艺界全民所有制倒退，为钱奋斗，大演坏戏，向旧戏班看齐，造成文艺界的资本主义势力泛滥。




3、对文艺黑貨大开綠灯，为复辟資本主义大造輿論


  一九六四年宋任穷在一次文艺界会议上说：“好嘛！不要怕犯错误嘛！大胆地写嘛！繁荣创作”。他以“繁荣创作”为幌子，鼓励牛鬼蛇神出笼，大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已出笼的大毒草则大加喝采。一九六二年辽宁歌剧院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大毒草“阿诗玛”，以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特邀此剧为东北三省书记会议演出。演完后，宋任穷还带领三省头面人物接见主要演员，并赞扬说：“你们演的很好，技巧也很高。”宋任穷看过“兵临城下”电影后说：“这个电影写批判文章不合适。”放手让大毒草泛滥。




六、对抗“二十三条”，破坏四清运动，大搞資本主义复辟




1、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宋任穷在四清运动中忠实地执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宋进村不久，就大反右倾，全盘否定了原工作队在《前十条》指导下所取得的四清运动成果，搞了个“三推倒”(推倒原工作队所建立起来的党支部，贫协和积极分子队伍)和“三重来”。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級反动路线。让干部一律靠边站，一律检查，一律“下田劳动”，一切权力归工作队。大整一般干部，在宋蹲点的金县，有近三分之一的一般干部受重点批判，党员被开除党籍的约一半以上。甚至采取武斗、体罚，强迫公安局捕人。而对党內止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大加保护，宋叫喊什么：“县区的领导干部除经济问题外，主要是官僚主义，干劲不足，整个运动中，除钻进来的敌人，我们都应按內部问题来处理。”又说：“县委常委洗澡下楼，主要整官僚主义，增革命干劲。……，主要搞贪污盗窃。” 宋別有用心地把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爭说成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企图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




2、残酷地打击和斗爭貧下中农


  毛主席教导我們說：“沒有贫农，便沒有革命。若否认他們，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們，便是打击革命。”


  宋蹲点的金县三十里堡公社梨树沟大队第三生产队，在“二十三宿出气会”期间，被斗的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三十，在斗爭贫下中农的会上让四类分子参加斗贫下中农，残酷地进行阶級报复。根本沒斗过四类分子。梨树沟大队梨树沟小队贫下中农十三戶，而在四清运动中受打击的贫下中农八、九戶，其中被斗的有六戶。宋为了更广泛地打击贫下中农，又特意搞了一些鬼名堂，什么“小四清”，以清仓为名，强迫“长支戶”五天还清账，甚至提出“破产还账”，严重地打击了贫下中农。




3、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張目


  宋任穷多次狂吠：“划成份要宽，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漏划的地主、富农，政治上反动的要划出来，一般的别划了”。又说：“真正坏的，非戴帽子不可的，要选择几个戴，也可以缓戴，这样可以缩小打击面。”宋更露骨地站在地主立场上说：“过去农村戴帽的不少了，戴了不仅影响他本人，也影响他后代参军，考大学，当工人都不行了，愈革命，敌人愈多，不适合，应越少。”看！宋任穷真不愧为地主阶級的孝子贤孙。


  宋任穷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破坏阶級阵线，大灭了贫下中农的威风。六五年五月，宋在三十里堡公社搞贫下中农要达百分之七十的高指标，达不到就把地富成份拼命往低压，结果就将所谓表现好的中农划为贫下中农，把所谓表现好的地富子女吸收为贫协委员，极力兜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重在表现”。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指使其秘书召开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出气会”，时间长达二十三宿，在会上公开号召“有话就讲，有气就出。”结果牛鬼蛇神大放其毒，辱骂贫下中农和干部，大肆攻击无产阶級专政。这样的反革命黑会竟被称为“革命风暴”。宋任穷是何许人也？！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清运动是一场严肃尖锐的阶級斗爭，而宋任穷却大搞什么“揭生产斗爭盖子”，六五年宋任穷专门给书记处写一封信，“关于两斗之后揭生产斗爭盖子问题”中说：“第三个五年计划从何入手？就是揭生产斗爭盖子。”而刘少奇当时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以生产带动，实际上宋任穷就是在推销刘少奇的黑货。




七、文化大革命期间，頑固坚持刘邓資产阶級反动路綫


  在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穷积极推行刘邓资产阶級反动路线，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至今死不改悔，他是镇压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了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开始，宋任穷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采取阳奉阴违、竭力抗拒的态度。早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当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后，东北三省报纸拒不转载，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不转载进行严厉批评后，才被迫转载。与此相反，宋任穷兜售彭真的“二月提纲”却非常卖力，一九六六年四月专门召开东北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并搞了一个推行“二月提纲”的“纪要”，竭力把这场严肃的政治斗爭纳入“纯学术”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宋任穷妄图扑灭群众运动的烈火，积极定调子、划框框，束缚群众手脚。一九六六年五、六月东北局先后在长春、沈阳召开会议，宋任穷不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反而规定“三省先搞省会市，主要抓文教战线上的五界，每个市要抓一、二个批判重点。”六月二十二日又在三省报纸上同时发表经宋任穷等人授意和批准的“东言”文章，胡说什么周桓是辽宁黑线的总头目。这篇文章是镇压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


  宋任穷除了积极推行刘少奇的黑八条外，自己又补充“三不揭”：“不揭党的机密，不揭生活问题，不揭政治问题。”又派出大批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


  六月七日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哪里鼓包鼓的大，哪里派的就多。”六月二十九日宋任穷在一次会议上又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右派”。不久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 百分之一、二、三，学生百分之五左右。”在宋任穷的指使下，沈阳仅六所大学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即达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九，广大无产阶級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橫遭迫害。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宋任穷不仅仍然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級反动路线，反而变本加厉。在撤消工作组的问题上，宋任穷紧跟刘少奇、王光美，并学习王光美在北大“卖菜”经验，他从北京打回来电话说：“凡是沒有实行三同的，赶紧实行三同，要抓紧时间做好事，以便给群众留下个好印象。”借以蒙蔽群众，逃脫罪责。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任穷对毛主席撤消工作组的指示阳奉阴违，指令留下观察员、巡视员、联络员，实际成为变相工作组。更为恶毒的是在《东北局文革简报》上刊登不少工作组撤出后的“混乱”现象，替刘邓张目。


  宋任穷极力扶持保守势力，拉一伙，打一批，保护自己过关。东北局“红团”是个地地道道的“官”办组织，宋任穷尽全力支持。对东北局革命工人组织“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却残酷镇压，并逮捕了三名战士。


  一九六七年四月，革命小将杀入东北局，革命烈火要烧到宋任穷头上时，他伙同大叛徒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炮制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三点意见”，转移斗爭大方向，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广大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工人组织打成“保守组织”，挑起了四百余起武斗，打伤两千余人，打死数人，宋任穷却说什么：“武斗有时可以加速运动的发展。”当无产阶級革命派对“三点意见”展开大批判时，宋任穷又盜用中央领导名义，搞什么“三点意见形成过程”，说中央领导“同意”了，其用心恶毒已极。现在中央领导对宋任穷炮制的“三点意见’进行了严厉批评，宋任穷仍死不改悔，搞“七·四声明” ，继续坚持错误，对抗中央。


  综上所述，宋任穷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打倒宋任穷！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选自「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铜墙铁壁》编辑部」編印之《铜墙铁壁》第26号（1967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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