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昌县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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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荣昌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文化教育遭到严重摧残，党的建设上思想混乱，优良作风被毁弃，民主法制被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在荣昌的实践证明，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荣昌县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屈不挠地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消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全国进入“文化大革命”。
    6月初，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五·一六通知》和西南“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讨论四川开展“文化大革命”、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四清”运动等问题。会议要求首先把文教战线的运动抓起来，重点是城市的大专院校、高中和文艺团体；先参加全国性的批判，后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问题。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四川发动。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地展开，遍及全四川省、江津专区和荣昌县。
    荣昌县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以及其书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开始的。1966年6月5日，县委召开全县各部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号召全县人民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全县“文化大革命”开始。
    6月6日，全县各个中学、小学、机关、厂矿等单位部门纷纷集会，拥护中央决定，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同时声讨“三家村”黑帮以及省里的张黎群，接着揭露本地区本部们的各种“牛鬼蛇神”。在运动中，各级党委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四篇”著作、《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及文章。广大工农兵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积极响应破“四旧”的号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开展了突出政治的大讨论。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县迅速蔓延。
    1966年7月18日，县委成立了由吴开杰、张文简、王传孝、李孔德、万大滨等5人组成的荣昌县“文化革命”小组，由吴开杰任组长。此时，县委、县人委也写出揭发本县、本单位的大字报，大多数是揭发批判原县委书记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污蔑他网罗一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长期把持着文化战线各部门的领导，形成一条文化战线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此外，还批判了其他一批领导干部，诬陷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同时，向各中学派出了工作组，进驻文教战线，在各学校中开展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主要对教育上的四个方面的所谓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即：一是对党的教育方针阳奉阴违，对学校工作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二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方法，对学生实行压、扣、罚、讽刺等手段；三是宣扬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把学生引上成名成家的道路；四是攻击党、漫骂党。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县直机关开始后，接着转向文化战线。县内第一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有：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文化局、县体委、县川剧团、县文工队、文化馆、广播站、电影管理站、新华书店、畜牧校、荣中、三中、农中等14个单位，参加人数5653人。
    为了继续克服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阻力，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按照中央原定部署，“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要求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结合“四清”运动的部署进行，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仍按《农业六十条》执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学生和红卫兵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和农村去串连，试图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但是在极“左”路线的冲击下，中央的通知和规定失去了效力和作用。不久，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蔓延到广大工厂和农村，全县呈现出一片动乱的局面。
    （二）“文革”初期的“完中教职工”学习班
     荣昌县“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迅速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潮，学习北京大学的经验，首先从教育战线开刀。
    1966年7月，荣昌县还带领县属各完全中学和荣昌畜牧兽医学校教职工及部分学生200余人到江津，参加地区组织的完全中学教师学习班，批判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走资派”。部分学校领导和老教师受到批斗。
整个过程，大体分为四步：第一步，学习讨论。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以及报刊社论，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第二步，开展“十查”和“四大”。“十查”是：查笔记、查教案、查学生作业、查工作总结、查工作简报、查言行、查出身、查日记、查教学日志、查思想；“四大”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揭发。第三步，分类排队。在学习班中，共有90 %多的教师被打成所谓的“黑帮”“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100%的校长、教导主任被   
    打成所谓的“走资派”。第四步，重点批判。对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斗争，并用拳打脚踢、坐喷气式飞机等方式逼迫交代问题。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学习班揭发出了教师所谓的“十大罪状”；错误地批斗了一大批教师，把给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使他们的身心健康遭到了严重摧残，特别是在集训中，依靠少数人，划框框、定基调、包办代替，把运动纳入主观设想的轨道，这种严重破坏教师人身自由、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广大师生的普遍不满。
    （三）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公布后，首都各院校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始掀起“破四旧”、“立四新”（指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活动。
    8月18日，林彪在北京一次庆祝“文化大革命”会上讲话，公开鼓动“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大树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场在北京发起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
    荣昌各学校也组织“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外出大串联。9月，北京、成都、重庆等外地大专院校学生来荣昌串联、“点火”，全县“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停课闹革命，外出大串联。学校师生“冲”出学校，“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下，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红卫兵对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并把矛头对准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把他们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揪斗、抄家。
    10月15日，按照10个中学生推荐一名代表，全县共组织师生代表1000名，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并于11月6日返县。
    随后，学校师生外出串联更活跃。荣昌县各学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也依照北京的做法，纷纷成立“文化革命委会”和“红卫兵”以及各种“战斗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利用“四大”乱点名、乱批判、乱揪斗，许多人被莫须有的罪名戴上“牛鬼蛇神”、“黑五类”、“黑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帽子，挂牌、游街、抄家、批斗。
    荣昌县首先以荣昌中学、荣昌畜牧校的高中生和中专生为主，后发展到其它学校和单位，将荣昌天主堂、城隍庙作为“破四旧”的主要目标，乱挖乱砸，破坏得满目疮痍。之后又从批斗对象家中抄出大量的所谓“四旧”财物。为了迎合“左”的路线需要，城关地区红卫兵还对40多个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街名、店名、厂名、校名、地名，更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如将后西街改为“反帝街”，大南街改为“人民街”，大东街改为“东风街”等，全县有18个公社的246个大队更换了新的名称。红卫兵们还发出通牒、警告一类的大字报，规定女同志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穿裙子。甚至还设卡，专门检查过路行人有无穿“奇装异服”，女同志有无留长发，留辫子，一旦发现，就采取“革命行动”，为行人剪剃成“革命”发式，吓得女同志都不敢在大街上走。据不完全的了解，全县在破“四旧”的斗争中，被抄家的773户，游街、剪发、戴高帽子、被斗的278人。特别突出的是城关镇，被查抄家的就有204户，占城关总户数的3．7%，被游街、剪发的有96人。
     荣昌县红卫兵在破“四旧”中，也毁坏了大批古迹和文物。据不完全统计，其间就摧毁了一大批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色彩的寺庙、神像、牌坊和一些天主堂的标记。荣昌畜牧校和城关红旗农中的红卫兵，摧毁了城关天主堂标记，驱走了反动教徒，打烂了100多个菩萨和耶稣像，抄出300多件宗教服装，大洋89个，银子8两。荣隆初中红卫兵勒令五个端公、巫婆、道士交出道衣、道具、令牌、神像60件，经书42本。
    由于红卫兵和革命青少年的革命行动的带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许多单位和同志自动清理了“四旧”书籍、画片、照片。据峰高、安富、仁义三个地区的不完全了解，清出了黄色书籍32000多册，画片、照片2300多张。还有的提出倡议，改变旧的场期，“七月半”，“八月中秋”等。烧毁了大批古书、古字画、家谱和中外名著。荣昌的古代建筑精品“九宫十八庙”也在此时，被毁坏得荡然无存。
    红卫兵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缴获了阶级敌人的大量罪证，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据城关、安富两地了解，红卫兵和革命青少年从地富反坏右的家中，查抄出金戒子19个，黄金6．7两，大洋300多个，杀人刺刀3把，子弹28发，国民党的国旗两张，变天帐10多本，和里通外国的信件、邮票等。如安富地区的红卫兵，从地主分子罗魁南家中查抄出金戒子4个，变天账4本。从资本家、贪污分子代本超家抄出现金2082元，公债200多元。从反革命分子唐银芬家中抄出变天账3本，里通外国的香港邮票38张，李宗仁委任状1张。从劳改释放犯吕儒高家中查抄出国民党的国旗1张，国民党的党徽2个，国民党的党章2个，变天账1本，现金950多元，反动标语1张。从而加强了对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立“四新”中，广大红卫兵和革命青少年还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唱革命歌曲。据统计，全县从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共发行毛主席语录31800册，毛主席著作285100多册，出售毛主席像33500张。同时，还大搞“红海洋”（即大搞语录牌），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在墙上都书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家家户户都挂上毛主席像。人人读语录书、唱语录歌，戴毛主席像章。每天举行早请示、晚汇报，蔚然成风。由此可见，当时“左”到何等程度。
    （四）两派群众组织的产生
     1966年的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全会制订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开始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
    在此同时，一批外地串联的“红卫兵”伙同荣昌县的一些群众组织，在灯光球场召开揭批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全县一些单位就出现了任意揪斗、乱抢档案等混乱局面。在“革”与“保”的斗争中，荣昌县的两派群众在争当“革命造反派”的一片混乱中产生。随后，全县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革命造反组织”。在这期间，全县共建立了近千个群众组织。一时“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要掌权”的叫喊声甚嚣尘上。派仗不息，传单纷飞，相互谩骂攻击，“砸烂狗头”成了哪个时代的特征和习惯用语。党的各级组织、县人委、县政协瘫痪，共青团和工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全县陷入更加混乱状态。由于观点政见不同，这些群众组织后来都先后分别加入了县里的两大派组织，并由这两大派群众组织，再加上外地来荣昌串联的学生，掀起了荣昌县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13日，地委同意荣昌县委书记梁永钦停职反省。此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县委根据基层情况反映，先后同意对一批党委、公司、企事业单位领导停职反省。
   二、社会的全面内乱
   （一）全面夺权斗争
   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开始，“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的“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受上海“一月风暴”及山西、贵阳等地“夺权”的影响，荣昌县也掀起了全县夺权风浪。1967年2月9日凌晨3时，荣昌县“工交总部”、“红联总部”、“贫下中农主力军”及“县委捍卫毛泽东思想‘七·一’战斗团”、“县人委捍卫毛泽东思想‘十·一’战斗团”等10余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荣昌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在驻荣部队的支持与参与下，一举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并于2月12日宣布：“从2月9日4时起，原县委、县人委予以封闭，全县党、政、财、文等各项大权统归荣昌县无产阶级造反派”。
    受“二·九”夺权影响，各区、社和各部门亦陆续被造反组织夺权，荣昌县局势陷入混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大量人员“闹革命”，各项工作陷入瘫痪状态。各单位的党组织公章、行政公章先后被造反组织夺走，代替各级党政组织的人根本不上班，整天参加“革命行动”夺权。同观点的组织还可跨单位地互相支持、声援，外地来荣的串联学生也介入了夺权斗争。造反组织多如牛毛，“司令”漫天飞，抢公章、抢党政财文大权，乱成一团。荣昌县局势陷入严重动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各项工作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这一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使全县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自2月9日部分群众组织夺权后，受到其他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解大荣站”等“造反派”组织，则称上述组织是“假夺权，真保皇”，声称要采取革命行动，进行反夺权。随后围绕“二·九”夺权问题，全县群众组织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时称“二·九派”和“反二·九派”），相互攻击，你争我斗。最终，酿成激烈、复杂的派性斗争。
    这两派组织开始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互相攻击、造谣、诽谤、污蔑，后发展为拳脚相加，甚至用弹枪射、棍棒打、钢钎捅等激烈的派性斗争。
    （二）“二月镇反”事件
    1967年2月，在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军委、国务院负责人及“中央文革”成员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恶劣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质问和批评。
    2月22日至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借机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
    成都军区由于支持“产业军”，受到造反派的猛烈攻击。2月17日，中央军委在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中，宣传中共中央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军委八条”精神，对造反组织的头头提出警告。但造反派置之不理，继续肆意冲击军区机关，事态愈演愈烈。成都军区逮捕了一批造反派。这就是四川的“二月逆流”。
    荣昌县人民武装部亦按成都军区的部署，于1967年3月初，对“夺权”持有不同观点的“解大荣站”等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抓捕了106名对“夺权”持有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或对“夺权”持有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迫使他们上街进行所谓“消毒”。这就是“二月镇反”事件。
    4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安徽问题的文件，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荣昌开始释放“二月镇反”中被逮捕、关押的干部、群众，并在城乡召开群众大会，传达贯彻《决定》，在会上对这次被逮捕的干部、群众和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进行公开平反和赔礼道歉。
    此后，两派群众更加对立，大街小巷辩论，部分造反派，将“二月镇反”中的所谓“走资派”、“刽子手”、“保皇铁杆”、“黑干将”进行严刑拷打，将怀疑参与“二月镇反”的党政法干部进行批斗、抄家，游街示众。
    “二月镇反”事件，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两派的争斗更加尖锐。随着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情绪加剧，逐步由“文斗”转为“武斗”，从用棍、棒、刀、钢钎“武斗”，发展到后来用枪、炮“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一时间，打、砸、抢、抓遍及全县。
    （三）三支两军
    人民解放军支左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内混乱局面，需要军队出面稳定局势，以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而提出来的。其根本任务是要支持、支援、保证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顺利进行。
    1967年1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荣部队和县人民武装部恪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对地方“文化大革命”持不干涉、不介入的态度。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
    在1月夺权混乱局面下，荣昌县人民武装部于2月奉命对县邮电局、县广播站和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随后，又介入荣昌县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从中协调各方面的矛盾，指导全县的工农业生产。
    夺权之风加剧了“天下大乱”。各个造反派组织围绕“权”这个根本问题，展开争夺战，引发了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混乱局面，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鉴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还发表了《解放军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指示，这对稳定当时各地的局势，促进当时的工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
    荣昌人武部和驻军202部队、4985部队以及江津军分区7784部队等先后担负起荣昌的“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3月21日，根据江津军分区党委的指要求，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县人武部党委的领导下，以军队为主，吸收地方同志参加，成立由郭秀臣、郭玉波、李文华、陈良位、唐龙光等5人组成的荣昌县生产委员会，郭秀臣、郭玉波分别任主任和副主任。
    4月14日，荣昌县生产委员会改名为荣昌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办公室和工交、农林、文卫办公室。
    8月，江津军分区指派中国人民解放军7784部队进入荣昌“支左”，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荣昌县支左领导小组。
    1968年2月28日，县人武部与驻荣部队对荣昌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荣昌部队生产办公室，成员全部由军队干部组成，在城关镇东风街240号办公。3月15日，经驻荣昌部队生产办公室决定，下设政工、农业、工交、文卫、财贸、行政等6个大组，履行原各部、局的职能。
    12月23日，根据驻荣部队生产办公室安排，单设中学进驻工人宣传队，完全小学、农村小学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学校。
    与此同时，江津军分区指派中国人民解放军7784部队进入荣昌“支左”，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荣昌县支左领导小组”。
    1969年10月11日，县人武部与驻荣部队根据县革委的部署在全县学习、宣传、落实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要求于1969年10月20日18时前无条件地上缴一切武斗凶器，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和变相武斗队；逾期不交者，按中央的《布告》和《命令》严肃处理。荣昌县所有外流人员，必须无条件返回本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外流来荣人员自即日起，立即离开县境。荣昌县两大派群众组织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实现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在文革那样混乱局面下，军队实行“三支两军”后，做了大量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三支两军”从总体上毕竟是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极“左”的方针、路线、政策和方法服务的，执行了不少错误的东西，在“支左”工作中，存在着“支派”现象。这样，必然伴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如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等等。加之当时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心中无底，仓促上阵；“三支两军”工作点多线长，部队分散；工作忙乱，处处应付，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少数“支左”人员，工作不深入，作风不民主，包办代替，听不进不同意见等，影响了部队形象和部队的自身建设。
    （四）武斗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中，荣昌从1967年7月开始至1968年2月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给荣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造反组织对中央、省、市指示和文件的理解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简称《红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简称《红五条》）的理解各不相同，各取所需，遂在全县逐步分裂成观点对立的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和成都“八·二六”、重庆“反到底”两大派组织，彼此由互争正确、辩论不休的“文攻”发展到以武力取胜。
    1967年夏，武汉发生“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围攻时任中央文革成员谢富治、王力等人事件。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煽动武斗的口号。北京亦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在这些口号和事件的煽动下，激烈的派性斗争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武斗。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造反派组织在层层抓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时，都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有时还站上一个人，任意踩踏，以表示革命的“狠”和革命的“彻底性”。
    1967年7月，由于受成都、重庆两地武斗影响，荣昌革命派与保守派之争日渐加剧，最终拉开了武斗的序幕。“文化大革命”中，荣昌县大大小小的武斗约有10余次。其中，较大的武斗事件共有三次。
    1、《七·三一事件》
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两派群众组织在县城内发生大规模武斗（时称“七·三一”武斗）。永荣矿务局“造反派”组织宣布广顺矿区各煤矿“停产闹革命”，武装支援荣昌武斗。双方参加人员达600—700人左右，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死亡72人，其中抓杀51人，战场中打死的是21人。它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工农业生产也遭受到严重损失。最后，“反二·九派”在外地同观点派别的支持下，把“二·九派”驱出了荣昌县城。
    2、《九·九事件》
1967年9月9日，县内一派群众组织，在外地同派武斗人员配合下，组织1700余名的武斗人员，兵分8路，向濑溪河以北地区的仁义、吴家、盘龙、河包、路孔等地发起进攻，大规模 “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两天内把毫无装备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全部驱出了荣昌县境。整个事件中，共死亡54人，其中，战场上死亡的有29人，被抓杀的则有25人。9月至11月，县内的一派群众组织，将“九·九”武斗中被俘和返县城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几百人，以办学习班为名，分别关押在县城天主堂、东风民办小学、城关派出所、东益当、县粮食局等地。在所谓学习班期间，各处对关押人员进行不同程度的批斗、审讯、捆绑、毒打，5人被毒打致残，造成严重后果。
    3、《二·一五事件》
1968年2月15日，荣昌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永川、江津、泸州等地武斗人员的配合下，组织600多人的武斗队，向县城内的另一派群众组织集中的峰高区所在地和县城发起进攻，并“占领”了峰高区所在地和县城。“二·一五”事件共死亡17人（峰高12人，排山坳5人），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这三次重大武斗事件中，两派干部、群众死亡（包括迫害致死的）达300余人。
武斗期间，荣昌县还发生了卧轨留军（拦车）和抢劫援越物资的重大事件，以及仁义区营业所现金10500元被盗等重大案件。
在长达8个月的武斗中，大大小小的武斗给国家财产、荣昌人民的生命安全、个人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武斗中，不少房屋建筑被摧毁；机器设备遭破坏，汽车、通信、交通受损毁，钱粮物资遭抢夺。其损失之大是难以用数字来统计的。武斗也使荣昌的工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单位企业职工，为躲避武斗而停工；一些学校为躲避武斗而停学；一些农民为躲避武斗而停耕。
    三、 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年初的全面夺权，引起了社会全面大动乱。为了约束这种严重的混乱状况，当时的中央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1967年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针对造反派山头林立、冲突不已的情况，再次重申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并批评红卫兵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后，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又一次强调了“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和“要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团结对敌，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克服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内容。经过20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荣昌县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也是在毛泽东关于实现无产阶级“大联合”、“三结合”的指示发出后，才成立的。荣昌县虽然在1967年9月，初步进行了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勉强成立了荣昌县革命委员会，但是，各派组织围绕“权”字，仍然纷争不休，直接影响了荣昌县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社会的安定。为此，还要继续促进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一）省革委、省军区负责人带队来荣促联合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大联合”、“三结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指示，省革委会、省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荣昌搞“大联合”。宣传队多次深入武斗紧张的企业、厂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还召开全县群众大会，在大会上，省革委会（筹）副主任但××作了讲话。讲话主要内容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形势；二是关于革命委员会，主要对荣昌县革委会进行肯定；三是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四是关于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当时的派性严重，宣传还是无济于事，派性斗争有增无减。1969年11月17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大章还亲自到永荣矿务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作报告，促进两派群众大联合。一直到1973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还在带领工作组到永荣矿务局蹲点，来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指导煤炭生产。
   为了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制止混乱局面的一系列指示和措施，荣昌县支左领导小组和荣昌县人武部在重庆军分区、江津军分区的支持、配合、协助下，达成“二九派”和“反二九派”两派造反派组织停止武斗的协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办法，使荣昌县出现的混乱、动荡、武斗不断的局面，有所制止和平息。也为实现两派的大联合，创造了条件。
   （二）签订“革命大联合协议”
在混乱、动荡局面有所制止和平息的基础上，荣昌县支左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开始做促进两派联合的工作。如1968年8月2日至16日，驻军举办由文教口606名教职工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有：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和决定；针对大联合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斗私批修”；分析、研究和解决实现两派大联合中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通过“两狠抓（狠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狠抓斗私批修这个总纲）”、“两落实（政治落实、组织落实）”、“两个发动（发动班排干部、发动群众）”和“一送（向学员送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基本上达到了：一、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进一步促进教职工的思想革命化；二、尽快地在各所学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三、进一步搞好复课闹革命。
1968年下年，荣昌中学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军宣队的主持下，举办了双方代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学习“最新指示”，就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达成了大联合协议，率先实现革命大联合，并进一步完善了校革委会。此后几个月内，全县各群众组织均签订了“革命大联合协议”，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在县支左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组织、协调、督促下，荣昌县的“二·九派”和“反二·九派”两大派群众组织，也终于1968年达成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三）荣昌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毛泽东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指示发出后，荣昌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在1967年3月31日至4月2日召开了“荣昌县无产阶级革命三结合代表大会”，军队、干部代表、群众组织负责人759人参加。选举产生了由革命群众负责人、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35名（其中部队代表4名、革命干部代表14名、革命群众代表17名）组成的荣昌县革命委员会，由李峰林任主任，陈良位、唐龙光、唐开福任副主任。并发表了《告全县人民书》，宣告荣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新的县委尚未建立之前，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全权领导机构，负责行使荣昌县的党、政、财、文各项大权。从荣昌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日起，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即宣告结束。荣昌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和监督机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权监督革命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可以随时提出罢免。由于成立的这个革命委员会未经上级批准，未能行使职权。
1969年9月22日，经解放军驻荣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报告江津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四川省军区、成都军区党委，获省革委会批准，荣昌县革命委员会才在9月29日正式宣告成立，统一领导全县党、政工作。县革委会由军队、干部、群众代表49人组成（暂缺8名），46名委员中包括军队代表7名，群众代表30名，干部代表9名。其中19人任县革委常委（暂缺革命干部2名）。革委会主任由韩来旺担任，副主任由任修功、郭秀成、李玉缄、刘忠远担任。在当日召开的成立庆祝大会上，首先宣读了省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和省军区党委《关于成立荣昌县革命委员会的通知》、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外地发来的贺信、贺电等，县革委会主要领导、支“左”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分别作了讲话，并颁发了荣昌县革命委员会公告。其主要内容是：从即日起荣昌县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全部归荣昌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将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运动，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贯彻执行“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公告最后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情况下，我们决不容许搞打、砸、抢、抄、抓，决不容许搞武斗。对于挑起武斗的坏人，搞打、砸、抢、抄、抓的幕后策划者，定要依法制裁。
在荣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还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会后，进行了全县大游行。随后，逐步组建了县革委会职能部门以及县革委会机关内部的办事机构。县革委会机关内部的办事机构，设4个一级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下属21个二级组，分别处理日常工作。之后，各区、社、县直各单位均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
当时，各级革命委员会在人员结构上说是实行军队、干部、群众“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在工作中也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军队干部参加地方行政工作，他们对那些工作并不都熟悉。参加革委会的一些老领导，大多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党性是强的，工作经验是丰富的，对当时的社会稳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结合进去的一些派性十足的干部和造反派组织中的坏头头则相互勾结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荣昌县许多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特别是当时各级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造成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1979年7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荣昌县各级革命委员会才改称为各级人民政府。
   （四）完善补充县革委会成员，实现“大联合”
为了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派群众组织，在革委会的“三结合”组成上，要考虑到各派的利益和比例。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下，荣昌县革委会成立不久，就对县革委会成员比例进行了完善和补充。1971年12月4日，接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复，任命吴开杰为县革委副主任。1972年7月8日，接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复，任命陈良位为县革委副主任。1987年8月17日，接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复，任命梁永钦为县革委主任。
    但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由于当时在“大联合”和“三结合”中，主要考虑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利益，在革委会人员比例上让其占绝对优势，并继续贯彻执行“左”的错误路线，几乎很难收到实效。“大联合”、“三结合”作为夺权的基本方针，不但未被很好地贯彻执行，反而成为斗争的焦点。许多单位形成的互相对立的两派或几派造反组织，有的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总的都是在“左”倾方针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活动。一些造反组织力争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来夺权和掌权。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步不让，争斗激烈。如在北塔坡和宝城寺举办的群众组织头头、干部学习班，把对“文化大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持不同看法的老干部和群众，扣上“二月逆流黑干将”、“黑爪牙”帽子，进行残酷斗争。这些足以说明“大联合”是一时之策，不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社会动乱是不会停止下来的。一直到1973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还带领工作组到永荣矿务局蹲点，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9月23日，永荣矿务局还选派22名代表到北京参加解决132厂、202厂、永荣矿务局等12个重点企业老大难问题汇报会。
    四、“斗、批、改”运动
     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是工厂，实际上，同样的做法也用到其它各个领域。为了搞好“斗、批、改”，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试点单位，总结经验，指导全国。
     荣昌县的“斗、批、改”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来的。
    （一）革命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所谓黑《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些罪名或是歪曲刘少奇讲话的原意，或是凭空捏造，完全是无中生有，混淆是非，以致对刘少奇进行残酷斗争，一直到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含冤病逝。
    荣昌县革委会也在全县组织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把刘少奇在著作中论述的党性原则、党的纪律观念和党员应有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等，统统批判成“反革命修正主义”，把刘少奇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总代表”，在全县进行大批判，给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造成严重后果。在批判中，还把过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工作条例、规章制度当作束缚群众手脚的“修正主义黑条例”进行批判。
    在以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三老会”、整党建党、整团建团等运动和斗争中，都对刘少奇的黑《修养》和“黑六论”进行了大批判。批判的主要内容有：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大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想；狠批“驯服工具论，大立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狠批“群众落后论”，大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狠批“入党做官论”，大立继续革命的思想；狠批“党内和平论”，大立“斗私批修”，勇于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狠批“公私熔化论”，大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
    1971年2月23日至25日，荣昌县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针，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狠抓两条路线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和中国政府2月12日声明，传达学习中央〔1971〕3号文件和省革委领导同志在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听取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关于1970年工作情况和1971年上半年工作安排的意见。与会同志联系实际，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分析，这种讨论了形势任务。当时，有一则数据说：在10天之内，全县共组织大批判班子1117个，5611人，召开大小批判会5749次，参加人数325777人次，计写大字报1643张，漫画875幅，标语17000余幅，印发批判材料8400多份，办起土广播472个，批判专栏1645个。由此可见，当时所谓的“革命大批判”的来势之猛。
在所谓的“革命大批判”中，还批判刘少奇在各地的代理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样的所谓“革命大批判”，不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人们的头脑，提高觉悟，反而混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界限，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助长极“左”思潮的发展，加重党内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以“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罪名受到诬陷和迫害，有些人还被摧残致死。
    在批判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时，好多干部、工人和农民是反对的，有的人尤其是农民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有的说：“我开一小片荒地，能收红苕一万斤，刘少奇有啥子不好？”虽然他们说的都是粗话，但也反映出了人民对刘少奇的感情和评价。
    （二）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矛头就指向了所谓的阶级敌人，要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委会建立后，更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给了清理阶级队伍以新的内容和推动。这次所谓的“清队”斗争，消极后果十分严重。按当时的说法，是要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阵线分明。但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已十分过火的情况下，再搞这样一种运动和斗争，其恶果可想而知。虽然也清出、打击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在“左”的思想指导和派性的干扰下，残酷斗争，随意株连，捕风捉影的现象相当普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全县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从1970年4月下旬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后，进一步贯彻中央3、5、6号文件而全面展开的。
4月30日，荣昌县革委部署在全县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5月4日，荣昌县“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荣昌县制定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1970）3、4、5号文件的计划安排》，预计分三个阶段集中进行贯彻：第一阶段是5月初，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宣传贯彻中央3、5、6号文件，发动群众投入运动；第二阶段是6月中旬，地革委“一打三反”工作会议后，进一步全面掀起“四大”高潮，促进运动的深入发展；第三阶段是8月中旬以后，贯彻中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座谈会记要》，特别是中央批准“把刘（结挺）、张（西挺）挂起来，叫他们靠边站”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深揭狠批刘、张错误的高潮，推动全县“一打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6月24日，县革委又对《计划安排》进行时间调整，要求加快进行。
    8月14日至16日，荣昌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县革为员成员，区、社革委会主任，各区支左小组、军宣队负责同志，以及县属企事业单位、厂矿、中学革为会主要负责同志共计221人。大会主要是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二·二五”批示，迅速掀起深揭狠批刘结挺、张西挺严重错误的高潮，进一步发展全县大好形势。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针，以“一二·二五”批示为武器，着重解决革命大批判，深揭狠批刘、张严重错误的问题。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在会上还根据省、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制定了贯彻意见。会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9月，在宝城寺成立“江津地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荣昌连”，进行深揭狠批，深挖严打。
    12月3日至8日，荣昌县召开“一打三反”和“清队”工作会议。会议批判了“怕”、“难”思想，要求，把“怕”字换成“敢”字，把“难”字换成“闯”字，把“懒”字换成“勤”字，并决定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县革委副主任李峰林、任修功带领，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知道全面，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12月16日，荣昌县又制定《关于抓紧‘一打三反’和‘清队’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高潮，把“一打三反”运动和“清队”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各单位在各派头头的把持下，把许多老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把党员和干部中，一些早已经组织审查作了正确结论或处理过的政治历史、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翻出来，重新算帐，大搞逼供信，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在“清队”中被摧残致死。
    1972年1月22日，县委提出《关于一九七二年第一季度 “一打三反”工作的安排意见》。《意见》遵照省委和地革委核心小组《关于今冬明春农村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年一季度全面工作的安排，对一季度“一打三反”工作作出具体安排：一要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坚决纠正和克服对运动“搞得差不多了”的错误认识，要通过“十查十挖”（即查现行破坏活动，挖现行反革命分子；查解放前后从外地迁来落户中来历不明的，挖隐藏的阶级敌人；查解放前长期在外，经理不清以后忽然回乡，挖潜藏的阶级敌人；查家在本地有反动身份，解放后长期下落不明，挖外逃的阶级敌人；查文化大革命中乱得最凶的单位，挖幕后操纵策划的坏人；查解放后政治刑事积案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挖作案的首犯、主犯；查解放后在外工作被处理回家，挖身份不明的人；查后进单位原因，挖混进基层领导班子的坏人；查五类分子中隐瞒其它反革命，挖先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查解放前反动组织（敌特、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挖反动组织系统和历任反动头目骨干成员及其下落），做到“三不漏”（即户不漏、人不漏、问题不漏）“一个清”（把阶级阵线搞清），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二要狠抓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继续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三要在经济领域里搞好“一查一挖”（查生活暴富经济反党的人，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两清理”（清弃农经商，长期流串在外和无证从事商业、运输、监工、行医等活动的人，彻底揭露投机倒把的问题，深挖“投机倒把”分子；清社队经费和社队企业的收支，彻底揭露贪污盗窃问题，深挖贪污盗窃分子）；四要狠抓重点，突出解决后进社、队和基层领导班子的问题。
    通过“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全县共揭发出“反革命集团”53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593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66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90余万，粮食（票）88万多斤，布（票）58万多尺，其中千字号以上的396人；已退赃款197000多元，粮票36000多斤，布票4800多尺，已补税罚款40余万元。在整个“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县共有2444人因此而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虽然也揭露出一些刑事案件、贪污案件，但由于搞派性，搞极“左”思潮，却错误地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甚至逼得一些人上吊、服毒自杀。
    1972年7月，县革委根据中央（1972）14、31号文件精神，开始对“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复查，经复查多为错案。县革委后对在中被错批的同志陆续进行了平反。
    （三）“一批双清”运动
     与“清理阶级队伍”同时进行的，还有所谓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在四川再加上一个清理莫须有的“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成员，更是“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一大冤案。
     1971年3月，县委成立了清查办公室，学习中央68号文件，传达中央首长关于“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三老会’反动的很，对其核心成员要专政。”的重要指示。接着，全县开始结合“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对所谓“五一六”、“三老会”展开了一场检举、揭发、清查、批判的“人民战争”，开展了所谓的“一批双清”（即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清查“三老会”）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中上过北京的，与北京“造反派”有过联系的人，和原川东地区的地下党员，以及从北京等地方来荣昌的学生、干部，作为重点清查对象。
     3月23日，县委向江津地革委核心小组呈报《荣昌县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案件和重大事件排列情况》。县委自1971年3月，开展“批清”运动以来，发动群众对全县在“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深入揭发，反复排队，开展了积极的调查研究，并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排列出与刘（结挺）、张（西挺）有直接关系的重大政治案件2起，重大政治事件4起。
通过所谓深挖，“五·一六”分子和“三老会”成员，这样使本已严重扩大的打击、斗争对象，再一次被扩大，从而再一次制造冤、假、错案，严重打击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1971年9月26日至29日，荣昌县委“批清”工作会议召开。根据省委、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召开的“批清”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各区、公社，城关镇，城关地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县属厂矿的负责人和专案人员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在会上再次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指示，学习了8341部队驻某厂宣传队狠批极“左”思潮，清查所谓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的先进经验。同时听取了省、地“批清”工作座谈会精神的传达，听取了成都军区和地区首长的指示及对全专区“批清”运动今后工作的安排。与会同志在认识上都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更加统一。为了进一步贯彻上级“批清”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经县委研究，就本县当前运动的情况、问题和狠抓“批清”运动的下步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
    1972年1月27日县委发出《关于“荣昌三老会联络站”的结案定性报告》（荣委发[1972]075号）。5月12日县委发出《关于报捕破坏学习中央文件的“五一六”分子李明哲的请示报告》（荣委发‹72›463号）。两个《报告》，大大地推动了荣昌的“一批双清”和“一打三反”运动，全县立即掀起了所谓打倒“李（明哲）、桂（永厚）”的新高潮。直到1972年9月29日，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还在强调：结合“批林整风”，对却有罪证的“五·一六”骨干分子以及策划、炮制“三老会”反动纲领，并有破坏活动的人，仍然要继续审查，等等。
     下半年，在贯彻中央（1972）4号、12号文件精神中，县里成立“政策落实检查组”，下设办公室，着手对“一批双清”和“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案件进行清理和纠正。1974年12月7日，县委“落实政策和‘一打三反’办公室”成立。根据地委指示精神，为了加紧落实政策的工作，成立该办公室，主要任务是在县委的领导下，办理全县的纠正“批清”错误、落实政策工作，处理“清队”、“一打三反”、整党等方面遗留的问题。对在“一批双清”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五·一六”分子和“三老会”成员进行了复查，证明了这完全是个莫须有的大冤案，最终被全部推翻而平反。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表现。搞“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又在各地、各个领域具体化了，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各项工作很难有大的好转。荣昌县的“斗、批、改”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四）整党建党运动
     整党建党，是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的。
     “九大”以后，停止活动两年多的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建立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在他指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中（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把“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未提，这种建党方针自然是错误的。他的整党建党目的，显然是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整党建党，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是不满意的。
荣昌县整党建党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建党学说统帅整党建党工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穿整党全过程”，“贯彻落实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战斗任务”。学习的文章、讲话，主要是“九大”文件、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以及毛主席5篇哲学著作中的有关部分，“老三篇”和“新党章”、“七·一社论”、中央整建党座谈会文件、省整建党会议纪要、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和四川省有关单位整建党的经验等有关文件。
    在整党建党中，荣昌县根据毛泽东“五十字建党方针”，始终牢牢抓住“斗私批修”不放松，做到“四个找”，划清“四个界限”。“四个找”是：从“纲”上、“线”上找问题；从世界观上找原因；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从斗争实践中找经验。划清“四个界限”是指：划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划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划清无产阶级党性同资产阶级派性的界限。最后做到新党章中所规定的“五个必须”、“四个存在”，从而提高“三个觉悟”（即阶级斗争觉悟、路线斗争觉悟、继续革命觉悟），搞好“两个革命”（即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树立一个大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1970年3月23日，中共荣昌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履行原中共荣昌县委的职权。核心小组由韩来旺、李峰林、郭秀臣、任修功、张福五、蔡银辰、宋文德、吕明义、陈光业、王传孝等11人（暂缺革命干部1人）组成。其中，韩来旺任组长，李峰林、郭秀臣、任修功任副组长。核心小组办事机构仍由县革委四大组及其工作人员负责开展工作。中共荣昌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建立，加快了整建党的步伐。7月，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在全县48个公社、685个大队支部开展了整党建党和开门整风。
    1971年2月6日，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提出《关于全县分期分批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意见》遵照中央〔1970〕57号文件指示，根据省、地革委整党建党试点经验交流座谈会议的精神，要求全县的整党工作必须以毛泽东主席的建党思想、建党路线为指针，以毛泽东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为方向，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新党章为表尊，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开展革命大批判，整顿思想，纯洁组织。整党建党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分期分批进行，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也要相应开展。整个工作要求在六月份全部结束。《意见》结合县内情况，对全县整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安排和要求、步骤和作法、组织领导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1971年7月5日至8日，中共荣昌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了由31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荣昌县第四届委员会，同时撤消了中共荣昌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在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由李法庭、何承森、张文简等11人员组成；书记由梁永钦担任；副书记分别由王广明、陈良位、韩如、唐龙光担任。大会讨论、通过了李成文代表中共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题为《坚定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并作出了《中国共产党荣昌县第四届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荣昌县革委核心小组向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
    新县委的产生，结束了长达数年没有完整的党组织的不正常状态，在新县委领导下，县委办事机构和各级党组织先后随之建立。在县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顺利贯彻，混乱的局面和无政府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减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所带来的损失，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在曲折中有所发展。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召开的，在政治路线上、思想路线上、政治理论上和组织路线上都贯彻了党的“九大”精神，大会是继续沿着“九大”所提出的路线前进的，因此，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形成的决议及大会以后的工作，就不可能摆脱“左”倾思想的主导地位。大会报告中，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仍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搞好“斗、批、改”运动等极“左”的理论和工作安排。县委建立后，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继续贯彻执行了“四人帮”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在以后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挂下联，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
    1972年2月26日，县委提出《关于当前整党情况及今后工作的安排意见》。全县于1971年以来，分期分批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经过整党 建党，广大党员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党的观念，呈现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新局面。为了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善始善终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县委根据省委和地革委核心小组指示的精神，结合全县情况，对整党建党工作提出具体安排意见：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抓紧搞好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抓紧搞好“吐故纳新”；三是认真搞好新党委、新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四是认真搞好整党建党复查补课。
文件还对前一阶段的整党建党情况做了总结，指出：到1972年1月底止，全县新建了党支部664个，占应建党支部数的98﹒2%；48个公社均建立了新党委； “纳新”党员306名，“吐故”了66名。
    4月30日，县委还批转了政工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搞好整团建团工作的意见》。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应把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提高到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把共青团工作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认真加以研究，帮助解决问题，支持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这次整党建党中，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出现问题很多。比如在整党建党中，错误地执行了毛泽东“五十字建党方针”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其结果是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出党，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造成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其后果是打击、迫害、挫伤了一大批党员干部，致使一些不纯分子混进党内，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破坏了党组织的纯洁性，造成了对党的侵蚀和损害。但是，这次进行的整党建党，毕竟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当时的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毛泽东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专家被下放，成为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手段，产生了带有破坏性的后果。由于这个“干校”是1968年5月7日创建的，所以称“五·七”干校。
    荣昌县“五·七”干校地点设在板桥县农场。成立之后，把大批老干部下放到干校，参加“斗、批、改”和“劳动改造”。当时县“五·七”干校的任务具体定为三条，即：1、安置老弱残的干部；2、有问题没有弄清楚继续审查的干部；3、在职干部的劳动锻炼。县“五·七”干校成立后，绝大多数的干部都到干校去“锻炼”过。
    去县“五·七”干校的老干部都集中在大屋子里住宿，晚上休息互相影响，睡不好。一般说，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开批判会。送到县“五·七”干校的干部，长期遭受打骂，批判斗争，没有人身自由。不管是批斗、强劳，还是晚上休息都严加看管，不准互相说话，不准看报纸，不准家人探望，一天三请罪，过着与世隔绝、非人的生活。有的还要掏大粪、挖厕所、扫大街；更有甚者，有个别管理“黑帮”的人员，就连老干部有病，请假回县医院看病都不允许，等等。这种事情在县“五·七”干校比比皆是，举不胜数。
成立干校，让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适当的学习，劳动锻炼，增强对农村的了解，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干校实不其然，长时期让干部和知识分子离开工作岗位，离开自己的业务工作，甚至作为下放、迫害干部的手段，是十分错误的。耽误了他们学习和工作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后来，一部分厂矿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因为生产任务不足，或者因为派别纠纷，也被送到干校和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和“向贫下中农学习”，又人为地加剧了这方面的社会矛盾。
    （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从1966年至1968年，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连续三年未招生，许多工矿企业停产，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全国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有400万人，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分配工作。当时荣昌也有近2000名城市户口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急待解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在编者按中又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之后，全县城乡一片沸腾，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写着“最新指示”的大字报遍布大街小巷。有些老工人当即召开家庭会议，要求自己的孩子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化道路，有的连夜到县知青办报名，第二天一早就背起行李下乡插队。
为了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荣昌县于1968年，成立荣昌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各区、乡、镇和较大的工矿企业，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或设置专门人员，以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教育和管理。同时，还拨出知识青年专项经费和专用木材，用于知识青年建房、购置家具、农具和解决生活困难等。不少社、队还专门修建了知识青年居住点。
    1969年9月，永荣矿务局首批知识青年到荣隆区许溪、临江公社插队落户。12月，县革委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由于文革的动乱，学习停课，工厂停产，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城镇待业人员急增，供应困难，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要求1966、1967、1968级城镇中小学毕业生、社会青年、城镇居民，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革命精神，凡年满16周岁均可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1970年7月2日，县革委提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26号文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全面贯彻文件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来一个大动员，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特提出以下贯彻意见：一、各级革委会（革导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二、各级革委会（革导组）必须十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上来；三、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必须依照《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坚决给予打击；四、县革委会决定在最近组织一次检查，城乡配合，深入安置知识青年的社、队，宣传落实中发〔1970〕26号文件，对再教育工作进行一次普遍检查；五、要求各级革委会（革导组）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教育工作，也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8月14日，全县大张旗鼓地动员城镇居民和社会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县革委要求“必须以战备为纲，统一认识，上下配合，切实落实安置任务。”除城关镇、矿务局等的居民和社会青年由县同意分配外，其余各区（镇）、社的城镇居民、社会青年在各区范围内插队落户。城关镇、矿务局、武兴煤矿、益民机械厂，共1776名居民、社会青年分配到仁义区、吴家区、盘龙区等地插队落户。
    1972年10月28日，县革委发出《关于七二年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安置的通知》，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通知》根据中央〔1970〕26号和川革发〔1972〕89号文件精神，要求1972年全县高、初中毕业生，除初中毕业生中已升高中的外，期于家居城镇年满16周岁的，均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同时，尽快把应下乡而未下的1966年至1971年的中学毕业生和高小超龄生动员下去，仍按原分配地点落户，安置好。对应下而未下乡的知识青年，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安排工作。
    1973年10月9日至17日，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了“十大”文件，传达了全国、全省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复信和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省委〔1973〕92号文件，分析了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好形势，检查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措施。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受到了一次形势和路线教育，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以批林整风为纲，深入学习宣传“十大”文件，坚决贯彻执行“十大”路线，努力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作好上山下乡工作。
    荣昌1968年至1977年底止，全县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4426人，其中荣昌下乡10681人，外地来荣昌落户的知识青年3845人。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从1979年起上山下乡中断，并撤消了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缓解就业矛盾、减少城镇供给、职员农业生产，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在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看作是“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进行教育革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措施进行动员的。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受到了艰苦环境的磨练，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有 “左”的色彩，让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的最佳时间去参加体力劳动，使这些人失去了接受正规系统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而且知青家长和部分地方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成为当时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人在上山下乡中经历了很大的曲折和困难，使一代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磨难。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主要还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女知青没有安全感。出现过多起对女知青奸污、逼婚、诱婚和骗婚的事件。另一个问题是，出现过多起捆绑吊打下乡知青的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中，除进行的上述几项工作外，还进行所谓的“教育改革”，如1970年7月，全县大中专招生实行推荐制度，招生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另外还创建“五·七大学”、提倡“反潮流精神”等。在“卫生改革”中，1974年4月，全县农村普及合作医疗制度，每个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站，培养“赤脚医生”960人，卫生员800余人等。这些改革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毕竟它们是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开展的，并不能全心全意地为广大农民服务，教育质量和医疗质量难以保证，贻误了一代青年。
    五、 “批林整风”与“批林批孔”运动
   （一）“批陈整风”运动与“批林整风” 运动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指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人的当”，责令陈伯达检讨，对陈伯达展开揭发批判。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4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遵照中央〔1971〕17、33号文件精神，根据省、地革委核心小组的部署安排，5月16日至7月24日，全县在党的基层骨干中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分三批进行，三批共到会647人。运动遵照毛泽东主席“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毛泽东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等文献文件，着重揭批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罪行及其鼓吹的黑“四论”。在批陈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自我教育，把批陈整风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过程。整个运动采用“两个狠抓”（狠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狠抓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为重点），和“两个结合”（大会传达文件与分组讨论相结合，领导辅导与到会同志深钻相结合）；在具体学习和讨论中，采取“看”、“记”、“议”、“想”、“帮”和“颂”、“联”、“剥”、“挖”、“批”。
    8月中旬，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期间，指名批评林彪，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的指名批评使林彪陷入极大的恐慌，林彪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杀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当他的谋杀计划破产后，便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因飞机坠毁，被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事件发生后，党中央陆续下发了三批《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斗争的材料》。各单位组织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学习党中央65、66号文件和党中央下发的三批材料，批判林彪集团所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从1971年12月开始，在全国掀起“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在县直各局部委及厂矿企业、学校和农村，引起了巨大的震惊。许多人目瞪口呆，怎么都想不到被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紧跟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副主席”要暗杀毛主席，要抢班夺权，目的没有达到，竟然叛国出逃而被摔死！许多干部无一不感到林彪事件发生的突然、奇怪。在广大干部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想不通的问题。林彪多年散布的错误理论及其影响，如“顶峰论”、“政变经”、“一句顶一万句”的蛊惑人心人心的东西，不批判，不消除、不肃清，就难以稳定人们的思想。所以，县革委决定大批判的重点放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深刻揭露林彪集团的反动本质上下功夫。于是，荣昌县的“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来。
    1972年2月5日至3月15日，遵照中共中央〔1972〕3、4号文件精神，根据省委、成都军区党委〔1972〕4号文件的安排和地革委核心小组、军分区党委的具体部署，县委开始向全县干部群众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开展对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记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革命大批判。在传达过程中，县委首先于2月5日，召开了县、区、社、大队四级干部会议，组织培训了骨干人员1843人。2月19日开始全面向广大群众传达，又培训了基层骨干15153人。到3月15日为止，基本告一段落。
    通过“批林整风”运动，解决了广大党员干部许多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克服了奇怪、想不通等许多思想，稳定了干部的情绪，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学文件、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狠揭狠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积极性。具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一是林彪阴谋篡夺党夺权，蓄谋已久，早有准备，是他的野心逐步膨胀的必然结果；二是林彪长期以来，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实际上是当面说好话，背地下毒手，为其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做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原形毕露，必然要不择手段地搞政变；三是尽管林彪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将来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其野心很大，迫不及待，急于夺权，其反动行动和夺权的锋芒，不可能掩饰得丝毫不露，他自己也明白这点，一旦暴露了便会彻底完蛋。这是一切反动势力，反党、反人民、反对人民领袖的必然下场；四是作为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必须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狠揭狠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将“批林整风”运动进行到底。
    1973年10月3日，县委提出《中共荣昌县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大文件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响应十大号召，继续组织党内外群众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十大各项文件，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县委召开了三干会传达学习文件，县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宣讲团。各区、社、厂矿组成宣传队，深入基层，认真培训骨干，组织发动群众学习宣传贯彻十大文件精神。要求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运动，开展革命大批判，乘十大的东风，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但是，1972年底到1973年初，四川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四川的“批林整风”运动提出了“上挂下联”，联系实际进行批判的问题，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了批判斗争所谓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群众。这个时候的“批林整风”运动，实际上变成了一句口号，名曰以“批林整风为纲”，实际上批的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划线站队”、以派论功和分辨是非，成了正确与错误的唯一标准。党的“十大”召开后，林彪和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中央要求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运动，把批判林彪和陈伯达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荣昌的“批林整风”运动却还是错误地把其引向了批判斗争所谓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二）“批林批孔”运动
    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紧密配合毛泽东搞了落实干部政策，中央一批老同志在揭批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四人帮”干扰中恢复了职务，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荣昌县一批受迫害的各级负责干部也是在此期间恢复工作的。
    1973年10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和周恩来总理密切合作。“四人帮”推行的极“左”的东西，逐步受到批判和抵制。但是，由“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四人帮”，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而周恩来要清除极“左”思想，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这对他们来说自然要恨之入骨了。因此，江青一伙指责《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极“左”思潮文章是“右倾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党中央将提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展开。这场大运动，又被“四人帮”利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开脱自身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勾结的罪行，转移目标，四处“点火放炮”、“放火烧荒”，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体系积极响应，大搞“评法批儒”，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徒绝世、举逸民”为名，把斗争矛头也指向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再次遭受到迫害。
荣昌县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批林整风”，大批大斗干部、群众运动的烽烟中发动起来的。其运动开展得比较早，也比较及时。1974年2月5至15日，荣昌县委根据江津地委的部署，召开县四级干部会议，安排部署“批林批孔”运动。在县内的地委、地革委成员，区、公社、大队负责人，局、行、中学、厂矿、企事业单位书记、委员，县机关的同志共2029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人民日报》2月2日社论《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传达了中央首长关于解决四川十二个重点企业的指示和地委、军分区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也听取了永荣矿务局、大足汽车制造厂赴京代表的传经送宝。会议指出林彪和孔老二一样都是搞复辟倒退的，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不是“左”，而是形“左”实右，斗争的实质，就是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批林批孔，要联系社会上存在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联系省、地、县的实际，就是要批判原县委主要领导的同时，联系思想和本单位的实际，把“走资派”和“保守派”，说成是复辟倒退的“儒家”，把抵制极“左”思潮，维护生产和工作秩序的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孔老二和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搞“克己复礼”的保守势力。
    3月13日，县委提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意见》。《意见》指出，一场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展开，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这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为了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发动群众，把运动引向深入，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地委部署，结合全县实际，提出了五条具体意见。《意见》还提出了批林批孔运动如何深入发展，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如何深入，如何普及，如何持久，如何联系实际，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彻底批判原省、地、县主要领导的反革命罪行，要求围绕批判“克己复礼”这个中心，一个方面一个方面，一条一条地批深批透。
    4月19日，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8月28日，县委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为了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经县委研究决定，成立荣昌县保卫批林批孔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有：王广明、孔昭如、王传孝、李法廷、魏克轩、段学武、黄廷元、雷兴玉（女）、李康南、汪永贵、张国良、李宗标、钟永林等十三人。王广明任组长；孔昭如、李法廷、段学武任副组长；段学武兼任办公室主任；李法廷、黄世国、钟永林任办公室副主任。
    9月14日至22日，县革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县革委委员36人，在县内的地革委委员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传达学习了中发〔1974〕17、21、23号文件。传达学习了省委召开的市、地、州、县委书记会议和省委第八次全委会议精神及有关文件，听取了梁永钦同志关于第五次全会以来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了如何在全县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掀起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的问题，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的决议》，要求继续、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加强“批林批孔”理论队伍建设。
    11月底，召开扩大会议，再次提出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中央关于《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一发下来，县委会便立即召开常委会议进行了学习和讨论，研究在本县如何搞好这场关系“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扩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将荣昌县“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常委会议决定，在“批林整风”运动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联系实际，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立刻在全县大动员，把“批林批孔”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批林批孔”运动，大规模地搞了近一年时间，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迫害的程度不比“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多少，县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在政治上，批林批孔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四人帮”鼓吹的“路线斗争”划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抵制“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干部群众中大搞“站队划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政治观点占了主导地位。在运动中把矛头对准了原县委主要领导，各条战线和单位也抓出了许许多多所谓“小孔老二”和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城市、农村几乎所有单位都揪出了批判对象，政治罪名除孔老二和“孝子贤孙”外，还有“黑干将”、“黑后台”、“黑爪牙”、“急先锋”、“坏头头”、“反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致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
    在思想上，“批林批孔”运动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无事生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伪造材料等不实事求是的问题随处可见。这不仅把孔子的优秀的文化思想，不加分析的任意进行批判，还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任意解释和运用，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死搬硬套，硬是要把抵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的言行，套到孔夫子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上去批判，致使被批判的人在遭受迫害中，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甚至对文化不高，根本没读过孔夫子著作的同志，也戴上孔老二的帽子进行批判。
    在理论上，“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危害更大。片面、歪曲领会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所培养的理论队伍，排挤知识分子，大量从“工农兵”和小学生中选择，甚至认为没有文化的人理论水平也不见得低，因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学说是最有用的理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路线上看问题，勇于批判“走资派”、“复辟派”，就是掌握了革命理论的人。
在组织上，“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损失最突出。运动期间，通过所谓“吐故纳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造成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由于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搞“路线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四人帮”的派性当作最神圣的东西对待，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路线正确不正确”，“队站得对不对”等极“左”的思想指导工作，凡“路线正确”和“站队站对了”的人，就纷纷入党、提干，放到各级领导岗位。相反，对“站队站错了”、“路线不正确”的同志，除受批判外，还要清除出领导班子，连受株连的人也不被重用。大批抵制“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同志，被赶到企业、农村去劳动、抓点、搞整党建党、修水利。这批干部中的领导骨干，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多受到点名批判。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不少顺口溜，如“造反派响铛铛，入党做官理应当”、“运动打不响，农村去整党”等等。
   六、 全面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全面整顿工作
    1974年，全面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八年，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批林批孔”运动的爆发，使林彪叛逃事件以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了严重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引起的混乱，使工业生产再次下降。以1974年1月至5月统计为例，全国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钢产量比同期下降9﹒4%，化肥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3﹒7%。由于生产下降，影响到财政收支不平衡。1月至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国家收入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1975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利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的这些讲话，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在邓小平领导下，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先后恢复工作。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们同心协力的配合下，使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
    为了扭转混乱的局面，中共荣昌县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开展全面整顿的讲话，贯彻中央有关整顿的文件精神，开展了全面整顿工作。1975年，由于荣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四川省委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整顿各个行业的工作方针，使荣昌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工农业生产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大，工农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荣昌县在全面整顿过程中，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进展，最突出的成就表现为五福乡红旗茶场以近推广贵州湄潭茶科所茶树密植免耕栽培新技术实验成功，被列入全国十大高产茶园、荣昌化肥厂及杜家坝煤矿的兴建与发展。
    综观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昌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部门呈波浪式增长。“文化大革命”中，荣昌县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66年5月至1969年。这一阶段，由于领导机关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第二阶段，从1970年到1973年。这一阶段，荣昌县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国民经济在困境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1976年10月。这一阶段，荣昌政治局势激烈动荡，出现了两次重大反复，国民经济时起时落。1966—1969年，荣昌县因受造反夺权的干扰和严重派性斗争的影响，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减少18﹒04%（其中粮食产量减少18﹒97%），财政收入减少468﹒3万元。但经过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抵制了错误路线的干扰，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增长：197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614万元，增长31﹒73%（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64﹒18%，农业总产值增长18﹒33%），粮食总产量200985吨，比1965年增长2﹒85%，原煤生产增长34﹒23%，全县财政收入增加14﹒3万元，增长1﹒73%。“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经过全面整顿的1975年，社会经济发展是最好的一年。是年，荣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乃是广大人民群众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是荣昌人民身处逆境，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结果。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8年，而且仍在继续进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实施的，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由于人心思治，人心思干，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才使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从总体上看，国民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倒退的局面，又开始了新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深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975年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0月8日，县革委成立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对全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进行全面安排，全县抽调550人，组成9个工作队，对48个公社将在三年内分四期进行。
    11月19日至28日，县委召开968人参加的全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决定用5年时间把荣昌建成大寨县。会上，县委书记龚胤夔（是年8月9日到任）作了《学理论，抓路线，大批促大干，苦战五年建成大寨县》的报告。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传达报告，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第二阶段讨论建设大寨县，县委怎么办？揭矛盾，找差距，定规划，添措施；第三阶段总结介绍交流经验，部署当前工作。
    会议还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它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为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来抓。提出苦战五年，力争建成大寨县。
12月9至10日下马威召开全县区（镇）委书记会议，部署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求全县48个公社在三年内分四批进行。
1976年8月开始，第一期在联升、广顺、武城等9个公社中开展，同年8月结束；第二期于8月16日开始，在吴家、远觉、观胜等6个公社1个场镇中开展，1977年9月结束；接着，第三期于1977年10月12日开始，在16个公社中开展，1978年6月底结束；第四期又在17个公社和2个场镇中开展，于1978年7月24日开始，1979年1月22日结束。
    每期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分三步进行：学习、宣传、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放手发动干部、群众“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斗敌批资，主要是地、富、反、坏、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整党整风，重点解决“三种班子”（即软班子、散班子、懒班子）和有区别地解决“五种人”（即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革命派）的问题。
    整个运动虽然是在全面整顿的1975年内搞的，但其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大批干部、大量的个体经营劳动者视为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挫伤了不少干部、群众搞副业生产的积极性，导致市场关闭，农副业生产一度滑坡。
   （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领导全党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整顿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但整顿也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必然会引起“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恼恨。
    1975年，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又错误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各级报纸、电台大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
    8月27日，荣昌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大造“革命舆论”，批判“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几个问题》、《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几个问题》），掀起深入“批邓（小平）”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新高潮”。
    10月17日，县委发出《关于贯彻地委十月十日七点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地委对荣昌县反映出派性回潮和资本主义抬头的一些问题，指示了七点意见。根据地委指示，县委常委立即召开会议，对地委指示认真进行了传达讨论，并形成决定：常委一致认为，地委针对荣昌县反映出的派性回潮和资本主义抬头所作的七点指示，是完全正确及时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党组织应组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重新学习中央〔1975〕9号、13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进一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各级领导对社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要认真进行分析，保持清醒头脑；对资本主义要坚持批判，坚决斗争。
    荣昌县受“四人帮”帮派体系思想影响的人欣喜若狂，积极响应，于1975年12月，大字报便上了街。这些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其矛头不仅指向了邓小平同志，也指向了县委领导和各单位负责同志。批判邓小平是刮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总后台”。攻击大批干部推行邓小平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克己复礼”、“复辟倒退”、“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企图让走资派复辟掌权”、“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言行，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等等。
    一些人还煽动群众大闹派性，冲击党的会议和党政机关，使县委的工作又一次陷入了瘫痪。对一些“吃过糠，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鸭绿江”的老干部，攻击为“民主革命派”，把抓生产搞经济积极的干部，攻击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投降派”，上挂下联，进行批判和斗争。一大批好干部又一次受到打击。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至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4月5日，北京发生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三追查”运动（即追查为天安门事件活动的人、追查传播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文章、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4月8日，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发动和组织全县各战线、各单位批判邓小平。4月9日，按照上级安排，荣昌召开“愤怒声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万人大会。随后，全县各地纷纷召开大、小批判会，出批判专栏，写批判标语等，进行“口诛笔伐”，还安排县直机关集中学习。
    荣昌县同全国、全省一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爆发，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再度出现混乱局面。这种状况，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反动面目。
    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使1975年通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被破坏。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央撤消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定，不良影响才得以肃清。
    荣昌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使得荣昌县又陷入混乱。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大字报又一次铺天盖地而来，把刚刚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 和工作秩序再度搞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各种深恶痛绝的极“左”思潮再次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推行；广大抵制“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干部和群众，再次遭到迫害；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又一次遭到破坏；各项工作和国民经济的损失，再次增大。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严重损失。1976年，荣昌县工农业总产值仅完成30082万元，比1975年31445万元，减少了1363万元。粮食总产量完成187095吨，比1975年200985吨，减少了33890吨，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一年。
   七、 “四人帮”覆灭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荣昌县人民自周总理逝世之后，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县委和许多单位设灵堂，沉痛地悼念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忧党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油然而生。
    正当全国全省和全县人民在思考、在忧虑的时候，“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新中》的社论中反复宣传，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以党内“正统”自居，抬高自己，打击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
全国人民此时虽然处在悼念人民领袖逝世的悲痛中，“四人帮”伪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学习活动，却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加紧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也没有停止。但许多老干部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 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未停止过斗争和抵制的干部、群众，却密切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些同志，盼望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的老同志出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害怕“四人帮”乘机上台，再受“文化大革命”之苦，遭受严重打击和迫害，对于“四人帮”在运动中搞的那套极“左”的东西，记忆犹新，极为痛恨。
    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当党中央公布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荣昌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呈现出一片欢腾。人们举杯相庆，许多地方酒类销售一空，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到街上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荣昌，广大人民上街游行，喜放鞭炮，庆祝党和人民的巨大胜利。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滔天罪行。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表达了人民群众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要求和渴望。
    党和人民在经历了曲折尖锐的斗争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十年内乱，使荣昌县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权 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大批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全县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社会和经济秩序混乱，党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遭到破坏，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派性严重泛滥。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由此可见，荣昌县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给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及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灾难的大浩劫、大内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理论和实践发展越来越严重的结果。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分析，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在该理论指导下所采取的排斥党组织领导的“大民主”导致社会长期动乱，经济发展缓慢，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我们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区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作为这十年全部历史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1966至1976这十年间，荣昌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外，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还顶住干扰，进行了生产生活及其他许多工作，其中，以大规模治山治水、改田改土、兴修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建设氮肥厂、杜家坝煤矿、华江机械厂、修筑襄渝铁路等成效最为突出，这些工程的建设，现在和今后都将造福于人民。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所犯的全局性，长时间内的“左”倾严重错误，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挫折，它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种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我们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把握国情、省情、市情，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我们党是经历长期战争环境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马克思、列宁某些设想和论点产生的误解和教条化，使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当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时，由思想理论上的错误最终导致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国情、省情、市情，准确提出不同时期的符合本地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实施意见，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任何脱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思想和实践都将遭受失败。
     二、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得到实惠。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如果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必然造成严重的动乱。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应当依靠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进行处理，不能将此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更不能引申为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全面的夺权斗争。社会的进步，必须依靠发展经济来实现，而不是靠政治运动来推动。我们必须抓住发展经济不放松。
     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防止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防止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再次发生。
     四、必须坚持以法治国方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缓慢，到“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被严重践踏，已荡然无存。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步伐，反对任何形式的无视民主、法制的行为，确保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只有这样，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才能相互协调，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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