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不一：读《彭真传》第3卷

yangharrylg

今日读《彭真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发现几条资料，觉得很有意思，须摘抄下来。

1、七千人大会有个起草委员会，彭真是其中参与者之一。“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的一月十五日，彭真曾致信毛泽东，送上清光绪二年至四年的三年间山西南部地区发生灾荒情况的材料《光绪三年年景录》。信中说：‘在这三年灾荒中，晋南有些县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又从有些县志记载和现在发现的碑文看，‘当时河南一部分地区的灾情和死人的严重程度也差不多。从此件可以看出，当时对连续三年的大灾荒，是无法对付的。’彭真这时送上有关史料并对毛泽东写信，他显然认为困难主要是天灾造成的，并说明大灾之年饿死人难以避免。”（P1063）
——这里可以看出彭真作为下属的乖巧和精明。他深知大饥荒乃毛当时最为不安的事情，为了主子安心，特意找了材料，尤其是历史上的材料，来宽慰毛。从历史上来证明天力不可违，让毛可以推卸责任。

2、“（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有关负责人写信，指示工业部门（还有商业、农业部门）学解放军。信中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学解放军、学大庆提出安排意见，说‘明年要有计划地搞一个学大庆经验的运动，有组织地学习。”
“十二月二十八日，彭真主持召开有中央各部门五万六千名干部参加的大会，听余秋里作报告。在报告结束后，彭真讲话指出，大庆的经验是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实践论》、《矛盾论》‘两论’起家，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总路线，坚持大跃进的精神。他说：（大庆）这个典型是油田的经验，有若干特殊性。但是，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的教训，也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对工矿企业，对商业、财贸、经济部门，包括到我们一切上层建筑，政府的、党的各部门，群众团体，文教部门等，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一九六四年一月六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学习大庆经验时说：各部门要注意通情报，不要这里过了关，那里还去摸索，或本地有好的经验不学，跑到外地去学。在谈到企业中设立政治机关时，他赞成邓小平的主张，说配备政治部的干部一定要年轻，要有生气。并说：不按德才标准，只讲资格，要亡国的。”（P1102-P1103）
——彭真为什么一再强调学大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跟林彪争宠的意思在。毛的意思是全国学解放军，尤其是工业、农业、商业更须如此，大庆经验不过更加证明学解放军的正确。但彭真却将大庆经验单独抽出，上升为对一切上层建筑有普遍意义。这里就别有意味了。
联系到他当时已经开始在背地里意图从高岗夫人李力群那里搞林彪的黑资料，不难看出，随着林彪地位和威望的上升，刘彭意识到政治上的威胁，故而试图减轻林彪声望上升的影响。我猜测，这才是彭真一再强调大庆经验的主要原因，不然他也不会说什么“不要这里过了关，那里还去摸索，或本地有好的经验不学，跑到外地去学”。

3、“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田家英曾提醒彭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为几本马列著作作序时，关锋曾乘机向毛泽东告状。田家英曾一再关照彭真：‘你们对关锋、戚本禹，一定要注意。小心他们出其不意地咬你一口。’彭真听后说：‘如果这些人都参与到批判《海瑞罢官》漩涡里来，那北京市可就有好戏看了。’”（P1129，原文来自赵有福《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65、166页）
——期刊《领导者》第37期，有一篇顾训中访谈朱永嘉，朱提到：
“‘海罢’的过程同样有个情绪化的过程。如果没有彭真顶的话，这个事情也不至于如此。实际上开始时毛搞那个学术批判、搞文艺上的批判，他还是像四清运动那样，在思想领域里面清理清理，还没有发动整个文化大革命那个东西，全盘的打算恐怕没有。而是在双方较量的过程中间，情绪化的过程中间慢慢地发展过来的，不是一下子想到处理彭真。所以你看处理杨尚昆的问题也好，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也好，都是由彭真在那里处理，书记处在那里处理的呀！”
“毛还是倚重于他的！一碰碰到他的副市长那里，他‘感冒’了，跳起来了！这样的话，事情就变成他跟毛之间的较量了，而不是毛跟刘的较量了，刘反而退到三界之外，出现这样的局面了。”
不难看出，彭真是轻视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这一类“小记者”的，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被这些人所掀倒。所以，虽然，张春桥曾向邓拓吹风，提及“海罢”的背景，邓拓向彭真暗示过，同样，，如《彭真传》所提，田家英也有所提示，但彭真仍然毫不在意。在彭看来，毛不可能为了一篇文章而跟他翻脸。因为他一直是深受毛的倚重的。这是他的最大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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