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华：《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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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前言一、从安源煤矿走出了毛泽东和刘少奇

　　前言二、从萍矿文革史实看谁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始作俑者

　　一、“萍总”杀害青山矿修运区工人铁正坤

　　二、“萍总”打砸安源《燎原》造反总部

　　三、“萍总”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杨天坤同志纪实

　　四、高坑煤矿“六·九”俱乐部事件

　　五、“萍总”杀害局生产处王谷声副主任工程师

　　六、“萍总”打砸青山矿造反总部

　　七、“萍总”杀害抗美援朝转业军人仇浩先

　　八、“萍总安源司令部炸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九、“萍总”青山矿司令部抢劫青山银行储蓄所

　　十、支左部队副参谋长杨万明：“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在斗争中改造自己”

　　——（2014年6月21日）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前言一

　　从安源煤矿走出了毛泽东和刘少奇

　　——兼谈安源路矿工运史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是与非

　　

　　曾以“东亚明珠”载誉海外的萍乡煤矿



　　江西萍乡煤矿(因最早建矿安源又称安源煤矿)，创办于1898年，建成于1907年，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借贷部分外资、引进西方技术和装备，开采和加工利用煤炭，机械化程度最高、技术最先进、配套设施最齐全、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座官督商办矿井。

　　1907年建成投产时，有工人近万名，当年产煤40万吨，焦炭11.9万吨。1909年产煤突破百万吨(全国媒产量的十分之一)。矿井以发电机、蒸汽机、空气压缩机为动力源，掘进、通风、排水、提升、运输机械化作业，还有机械化的洗煤台、西式炼焦炉、耐火砖厂、煤砖厂等，为生产、销售和生活服务配套的萍株铁路(萍乡安源——湖南株洲，全长90余公里，设九站)、铁路机车车辆、水上航运船队、机械制造修理厂、化学房(化验室)、测绘处、建筑处、矿井消防救护队、电话电报房、西式医院、邮政局、印刷厂、矿务学堂、员工小学等一应俱全。开采鼎盛时路矿员工有13000多人，还有数千名失业、半失业工人聚集。

　　所产煤焦沿铁路、航道源源不断输往沿江各省，远销日本和英、美。从此，中国“北有开平，南有萍乡，而萍乡后来居上，(一度)超过开平”。萍乡煤矿“萃西欧各名厂之新机，开东亚数千年之宿蕴”，以其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雄厚的技术力量、质优价廉的煤焦、蓬勃发展之势蜚声中外，被誉为“中国第一之实业”、“东亚有数之大煤矿”。

　　1908年，安源煤矿督办盛宣怀等奏准清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国内股本计贰仟万元，官督商办改为商办，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股份制企业之一。之后连年举借外债，订立不平等协议，企业落入日本帝国主义设置的陷阱不能自拔。

　　位于湘赣边界的萍乡煤矿，西边紧邻长沙，向南的广州是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区区几平方公里的山冲里，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群体，信息便捷，视界开阔。他们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重压的无产阶级，“少年进炭棚，老来揹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的萍乡煤矿简直就是一堆干柴或一个火药桶，等待点爆它的革命火种。



　　毛主席八次来安源



　　一)、1921年秋天，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她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就来到安源考察路矿情况，这是党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开端。他以参观矿井的名义，住在湖南同乡、东平巷一个段长毛紫云家中。在一位工友陪同下，下矿井、进工棚、走家串户，与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鼓励矿工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次考察，使毛泽东认定萍乡煤矿是工人运动能够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后来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与安源工人建立起通讯联系，寄送书记部出版的书刊，介绍各地劳工运动情况，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在安源工人中间传播开来。

　　二)、192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同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等到安源，与工人们商量开办工人学校和组织工人俱乐部事宜。他们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处工友接洽，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爱国运动，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大受工友们欢迎。毛把李立三介绍给安源工人并由李常驻安源，提议以解除工人所受压迫与痛苦为宗旨，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将路矿两局工人团结起来。毛和李商定，以开办平民教育为掩护，以“增加知识、发扬德性”为宗旨，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革命组织活动，为建立党团、工会，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三)、1922年2月，中共在安源建立党支部。4月初，李立三去长沙报告工作，毛泽东召集党的会议讨论，认为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5、6月间，毛泽东第三次来安源巡视，要求注意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巩固和发展组织，打好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四)、1922年入秋，路矿当局勾结地方官署、军阀，软硬兼施，企图破坏俱乐部领导进行的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在这斗争的紧要关头，9月7日，毛泽东来到安源。在毛泽东的参加和指导下，中共安源支部举行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决定立即发动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大罢工。毛泽东为罢工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对罢工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做了部署，要求共产党员团结一致、有勇有谋，带领工人坚持斗争，争取胜利。9日，李立三赶回安源，任罢工总指挥。11日，刘少奇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来到安源协助李立三，任俱乐部全权代表。14日零点起事，“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五)、1922年冬，毛泽东到安源巡视罢工后工运发展情况，引导安源的党和工人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还在有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参加的俱乐部干部会上讲了话。

　　六)、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共中央和湘区委会指示安源工运立取守势，利用合法地位，保存实力，训练工人和干部，并陆续从湖南、湖北、安徽等省调派干部到安源加强工作。4月下旬，毛泽东到安源巡视工作，指出安源工运必须采取“弯弓待发”之势，随时准备应付一切险要情况。为此，必须加强内部团结，防范敌人进攻，并注意与农民联合。

　　在北伐战争前的全国工运低潮时期，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如处孤岛。至1925年9月21日资本家勾结军阀制造“九月惨案”止，长达三年，一支独秀巍然尚存，活动有声有色，红旗不倒，成为广东以外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皆因得益于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策略思想，得益于工友们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得益于利用军阀、官僚、资本家、地方乡绅之间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屡屡粉碎其阴谋破坏活动。期间李立三、刘少奇等老一代革命家功不可没，后来牺牲的黄静源、朱少连等工人领袖们永垂千秋。

　　七)、1927年9月初，毛主席到安源领导和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安源路矿工人积极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著名的叶挺独立团中，安源工人几乎占了三分之二。9月7日，北伐军收复萍乡，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改名萍乡煤矿总工会，安源又成为一块红色土地。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长沙许克祥相继发动“马日事变”，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运动。中共党的“八七”会议，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赶赴湖南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7年9月1日至4日，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即安源会议)，讨论平江、浏阳、醴陵、株洲、萍乡和安源秋收暴动部署。会上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决定将时驻安源(二团)、修水(一团)、铜鼓(三团)三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于11日分三路发动，与平、浏、醴、株、萍、安的工农群众暴动相配合，攻打并夺取长沙。6日毛泽东启程去铜鼓会合三团。9日，铁路工人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截断敌人交通，标志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尔后虽有斩获和小胜，终因敌强我弱，损失甚重，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率领汇合在浏阳文家市的起义军余部向井冈山进军，走上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八)、1930年9月下旬，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撤离长沙郊区回江西吉安途中，来到萍乡和安源。期间做短暂休整外，还武装宣传革命，帮助建立地方工农革命政权;打击官僚资本、土豪劣绅，筹集钱款粮饷;修理枪械，搜集弹药、医药、通讯器材;扩大红军，1000多名萍乡煤矿工人补充队伍，其中140多名工人挑着矿山炸药参军，后组成红军早期的工兵连队，一批技术工人携带电讯器材参军，后来组建成红军电话大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安源煤矿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开辟的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和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是毛泽东参加建党后，怀着成熟革命家的远见卓识立即赶赴安源播下革命火种;是毛泽东、李立三等开展工人教育，唤醒工人阶级觉悟，团结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发动并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是在毛泽东指导下，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巩固和发展了罢工胜利成果;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及时组织、发动并领导了实际以安源工人为主力的秋收暴动起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安源大罢工闻名中外，秋收起义震惊世界，两件革命源头性大事使安源煤矿华丽亮相于中国革命历史舞台，从安源走出共和国一、二号领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和重要干部如陈潭秋、蔡和森、毛泽民、夏明翰、恽代英、李维汉等都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从安源工人队伍中走出了肖劲光、杨得志、吴烈、吴运铎等近四十位共和国的将军。这些在中国各大企业中绝无仅有，安源煤矿荣膺中国工人的“红色之都”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毛泽东像太阳  刘少奇像月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过斗争、淘汰、锻炼筛选出自己的领袖集团。从延安整风时期起，刘少奇以拥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引人瞩目，刘著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也配得上党的理论家称号，从而上升为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委托刘代理主持党中央领导工作。解放战争为防不测，毛主席委托刘少奇和朱德率大部分中央机关及早撤离延安、东渡黄河，成立后备的中央工委。1953年毛主席开始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59年刘当选国家主席，已经成了能和毛泽东比肩并列的人物。据说毛泽东曾以“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对刘给以赞誉。应当说，跟着毛泽东，刘少奇犹如月亮借助太阳的光辉能够照耀大地，刘少奇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刘少奇并没有达到彻头彻尾、彻骨彻髓的马列毛泽东化。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倾向、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右摇摆的倾向，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常发生。就像他自己信口开河所说，干革命、做工作好比开汽车，左一下，右一下。大革命时期，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俘虏。抗日战争初期，分不清文化战线上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是王明路线产物，攻击鲁迅先生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张是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国后他提出“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宣扬资本家“剥削有功”。他主张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持消极或抵触态度。和邓小平一起主持“整风反右”，发生严重扩大化错误。大跃进时期头脑发热，鼓动“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悲观消沉主张“三自一包”、分田单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炮制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文化大革命初期，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之大革命时期，多次被捕出狱，是否叛变事出有因、查难定论，心中有愧、自述矛盾、影影缩缩，又指令61人自首出狱，过程充满瑕疵，背着毛主席，报纸上发表反共启事，履行反共仪式，事后神神秘秘、左遮右掩、心理阴暗，经不起文革阳光暴晒、群众运动风雨荡涤。显然刘少奇是党内右翼的领军人物，已经不配居党内高位、做毛泽东的接班人。



　　萍乡煤矿文革前围绕安源工运史展开的的路线斗争



　　月亮不能遮住太阳的光辉——省、市、局党委过分突出宣传刘少奇是偏颇失妥的。

　　萍矿工人运动在中共革命历史史册上留下了两个闪光亮点。一个是1922年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个是1927年中共发动武装斗争的秋收起义。是只宣传大罢工、突出宣传刘少奇，还是按照革命历史的原貌，全面、准确地宣传安源工人的革命斗争史，成为萍矿文革前后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大地方特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是在大学读书时通过电影《燎原》了解安源大罢工的。那个唤醒工人觉悟，把工人团结组织起来发动大罢工，和敌人谈判“一身是胆”的工运领袖无疑就是刘少奇的化身。1964年毕业分配到毗邻安源的高坑煤矿，大家怀着敬仰之情前往安源参观，所看到的也是能看上眼的，当然是刘少奇的谈判大楼，刘少奇主持修建的路矿工人俱乐部，刘少奇栽下的梧桐树，刘少奇的办公室及用具，刘少奇为《萍矿工人报》题写的报头，亲眼见到了刘当年的保镖、“革命老前辈”袁品高。其它还有什么，一无所知。

　　刘少奇被称为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可圈可点者，唯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安源三年(实际两年半)开展路矿工人运动为最。1941年在华东党校刘少奇就说过：“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刘克思?领袖来自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刘少奇的确把安源当做他的发祥地、把在安源的活动当做革命起家的本钱了。

　　解放后十七年来，文化部、湖南和江西省委、萍乡市委、萍矿党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做报告、写文章、编剧本、拍电影、出矿史、修复遗址旧物、建立纪念馆，基本上把开辟安源工人运动、发动和领导大罢工的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李立三抛却脑后，金子没入沙中，银子涂上金色，突出为刘少奇塑造形象、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1953年刘少奇借给安源镇一名工会干部回信时说：“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又说：“应当在安源建立个纪念碑……，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1954年，江西代表团把要求修复俱乐部和建立烈士纪念馆当做一项重要提案，欲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当时萍矿代表听了周总理的动员报告后，感到国家初建，经济困难，对提出这一提案是否合适犹豫不决。这时刘少奇突然接见江西省政府主席和萍矿人民代表，鼓励他们:“可以提，大会来不及处理，会交给新选出的国务院去处理。”果然开完人大几个月，内务部就拨了三亿(旧币)元给安源修复俱乐部。萍矿党委受宠若惊、忙调兵遣将，大兴土木。到1956年元旦，举行竣工典礼，印发纪念册，把刘少奇那封信，萍矿代表的那件提案，刘领导大罢工的记载作为主要内容。俱乐部里挂上谈判大楼、罢工指挥部和刘的照片。他的办公室、卧室、电话室、会客室以及谈判大楼都挂上了说明牌。从此，毛泽东有井冈山、遵义和延安，周恩来有黄埔军校、上海工人起义、南昌八一起义，刘少奇也有了安源大罢工。

　　1957年底，刘少奇特地召见在北京学习的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饶有兴致地谈他对罢工的领导：“我是大罢工前几天去的，我一去就积极主张罢工，李立三还有点犹豫不决。罢工后，李立三躲起来了，我担任路矿两局工人的全权代表。”津津乐道他与资本家的谈判：“敌人的旅长李鸿程派了几根枪来，一进门就问，你们这里哪个负责?”刘拍着胸脯边表演边说：“我站起来就说，我就是工人代表!”“去谈判时，敌人的军队很多，不准工人进去，我就一个人去了。”“那个戒严司令看我一个青年，穿一身青色普通学生装，瞧不起我，吓唬我，‘如果继续捣乱，先把你枪毙’。”“当时，我也不怕，就说：‘这是一万多工人的要求，如果不答应条件，就是把我砍成肉酱也不解决问题。’”“资本家说，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谈。我就回复他，不商量条件，我就不来了，如果你们要耍什么花招，就把我杀了吧!资本家也不敢动我，我就带着工人胜利归来。”真个是雄赳赳、气昂昂，孤身一人闯虎穴，不怕死、斗敌酋，一身是胆留美名，绘声绘色中工运领袖的高大形象呈人面前、跃然纸上。最后，刘总结地说：“安源大罢工那时取得胜利，除了工人的团结外，主要是利用了敌人的矛盾。”他的整个谈话，离开了实事求是精神，回避毛泽东，贬低李立三，突出自己，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大罢工的领导和指导，没有谈大罢工的发动、组织和部署，没有谈有利罢工胜利的国内蓬勃高涨的工人运动形势，没有讲安源工人斗志高昂、团结一心并按住了资本家的“死穴”(停火或炸毁锅炉房，停抽水机、抽风机，毁灭矿井)。其实刘少奇在罢工前三天到达安源。之前毛泽东第四次到安源，专为部署大罢工事宜，尔后李立三返回安源领导罢工，毛泽东又给李写信，落实“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刘到时，大罢工已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箭在弦、张弓待发。刘不熟悉社情民意，对罢工能否胜利心中无底，反而认为罢工是骑虎难下、铤而走险，有犹豫之念，无后退之机。李立三是俱乐部主任、罢工总指挥，为稳妥起见，毛泽东派刘加强罢工领导，工人们和敌人皆不知其根底，有利接敌，任俱乐部谈判代表，刘居一线，李为二线，前后策应。大罢工胜利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策高明正确。

　　刘少奇重用亲信袁品高“吹喇叭、抬轿子”没能为自己的形象加分。

　　1957年底的这次接见，刘少奇特地授意：“像袁品高这样的老工人，应该让他回安源工作。”于是1958年初，浪迹于湖南醴陵一带的袁品高来到了安源，以安源路矿工人革命斗争中的“老革命”、“老党员”炫耀人前、张扬过市。省、市、局领导顺势而为、推波助澜，一时袁品高身价百倍。江西省政协委员、省总工会委员、中共萍乡市委委员、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萍矿党委委员、矿区工会荣誉主席、安源路矿纪念馆馆长、敬老院院长等一系列桂冠职务接踵而至，成了远近上下赫赫有名的“革命老前辈”，人见皆称“袁老”，堂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其实，组织和群众对革命功臣仰慕敬重之情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你要对得起这份功劳，珍视这些荣誉，为人民用好这些职务，偏偏“袁老”不像是这类人，不大能做到。“袁老”1895年生，湖南醴陵姚家坝人，祖父教书，父亲种田，自述十五岁进矿，自小习武，拜过五个师傅，学得一身国术，是别人不敢惹的人。大罢工期间，袁老是洋炉炼焦处的“总代表”(下有4名“百代表”，工人数百人)，当过刘少奇的保镖，是罢工后刘介绍入党的。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离矿早，没受牵连。1926年还说经刘少奇介绍到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回乡搞农民运动。文革时期据群众揭发，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袁向当地“铲共委员会”头目刘岱兴自首，当了近两年的跑腿;1928年4月，在伪军长刘建绪门下当过“教练”;还以“教打”、“练拳”为名，在醴陵、衡阳一带出入地主豪绅家中，纠集地痞流氓，歃血为盟，组织反动帮会集团;抗日时期，日寇侵占醴陵，袁当过日伪维持会长(文革以后，说成是做地下工作，没见实质内容)。土改时期，被当地群众划为二流子。显而易见，“袁老”旧社会更像流氓无产者，虽一时参加过革命，没经过较长期的艰苦流血牺牲的革命斗争锻炼，文化素质有限，不大可能接受马列主义成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又不愿老实巴交为人低调，偏偏喜欢显摆张扬，刘少奇信任提携他，实在发挥不出多少正能量。袁视刘为自己的伯乐，对刘感恩戴德、曲意奉迎，脑袋里只有刘少奇，“一身是胆”、“机智勇敢”、“英明正确”……，褒词嘉句、花环桂冠，集于刘少奇一身。俱乐部门前两棵梧桐树，那么多老工人没谁说是刘少奇所栽，他一个人偏说成是刘少奇栽的。人民大众把共产党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他独把共产党和刘少奇串在一块。解放后修的水泥马路，修复安源矿井和铁路都说成刘少奇的“恩赐”。甚至说：“安源敬老院是刘少奇拿钱办的!”“安源老工人吃刘少奇的，穿刘少奇的!”“不是刘主席，老工人哪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屡屡给刘少奇写信要求召见，1964年4月底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袁终于受刘主席特邀以萍矿民兵代表身份赴京，刘少奇于4月30日、5月14日两次接见坦率交谈，亲自安排他在京活动。第二次接见，听到袁说在中宣部、文化部、华北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了几场报告，刘特意嘱咐袁：“做报告要实事求是，不要瞎吹，瞎吹就是欺骗了工人，欺骗了群众……。”这时袁老的咀，已是下坡道的过山车，刹不住了。此后，袁老更“火”起来了，忙坏了省、市、局领导，到处安排报告会，萍乡、宜春到南昌、长沙、武汉……，大树特树刘主席的光辉形象，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口没遮拦，讲来讲去竟把刘少奇说成是“刘皇帝”，把王光美说成是“王皇后”。文革初期他与刘少奇一损俱损，戴过高帽子，挂过黑牌子，游过街，算是受了迫害，两派群众都批判他是“哈巴狗”，他显得无可奈何：“不讲刘少奇，我就没有可讲的。”他不想改变自己：“为刘少奇而死，死也抵得!”解放后的新社会，人民大众简单、朴实、开朗、向上，他却穿长袍、束腰带、戴礼帽，手拄文明棍，胸前挂着半导体收音机，腰间挎着驳壳枪，特立独行，如江湖艺人，似旧社会黑老大，所到之处，常见一群儿童围着他挑逗嬉闹。他的形象做派和宣传讲解，很难给刘少奇加分，反倒失却不少党心民意。文革中革委会没结论他坏人，文革后组织给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电影《燎原》确实为刘少奇“贪天之功为己有”树碑立传。

　　再说电影《燎原》，1963年在全国上映，作为普通青年学生的我们看了，挺受感动和教育的。反映了“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和无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主题。主人翁雷焕觉高大、俊朗，和反动派、资本家斗争勇敢、智慧，关心工人疾苦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深受爱戴，当之无愧的工人运动领袖。雷焕觉的原形应当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一代老革命家的集体化身，毛泽东更是早期工农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在实际宣传中却突出刘少奇，雷焕觉成了刘少奇的化身。这从《燎原》的拍摄过程也能看出。

　　1958年文化部长周扬在一次会上提出“回忆革命史，歌颂大跃进”的口号，还特别指出“南方的(革命)斗争还没有很好地表现”。与会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定坤心领神会，回来马上召开写作座谈会，对萍矿的人员布置说：“现在大搞回忆录，萍矿有很多可写，少奇领导的安源大罢工全国都有名，不少外国朋友都知道，把它搞出来很有教育意义。”并要萍矿搞出一本矿史、一部电影、一本歌谣。1958年底，由工人作家彭永辉同志编写了《安源大罢工》初稿。初稿虽然以写刘少奇为主，仍根据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写了毛主席两次来安源，写了毛主席与工人的通讯，写了毛主席对大罢工的具体指示和对派来安源工作的人的指导，还写了毛主席教育启发下的工人怎样成长……。

　　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负责人肯定剧本“题材重大、新颖，写了党的形象，有基础。”但指出：“不能把在生的中央委员搬上银幕，毛主席不能写，写了没有人演，要写就侧面写。”他们认为，党的形象通过做“具体工作”的刘少奇体现，思想不能写成电影，写具体人和事才是电影。1959年2月，作者据此写出了第二稿，改名《最初的战斗》。此稿把毛主席处理在幕后，主人翁取名为柳少立(刘少奇与李立三的化名)。因江南制片厂撤销，一部分并入天马制片厂，该搞便送审天马电影制片厂。讨论时，有人提出“写不写毛主席?”的问题，江西文艺界人士强调：“要有艺术性，柳少立的形象要高大，要丰满，要写出光圈……。”一些人鼓励作者：“少奇同志在这里领导的安源大罢工，这样大的事要宣传出去，对全国人民有很大教育意义。”“要向六六六粉试制者学习，努力写好这个剧本。”

　　作者煞费心血奋战三个月，写出第三稿。嫌原来的片名没气魄、缺艺术性，改为《煤城风暴》。主人翁柳少立名字太直白露骨，显出为生者树碑立传的意图，改为雷焕觉，寓意像春雷乍响一样，唤醒世界人民的觉悟。从直白到寓意，是一个飞跃。充满诗情画意、铿锵响亮的名字，着实给主人翁戴上了耀眼的光环。安源工人的絮语呼声在作者耳边萦绕，他不能不把毛主席的活动又写进剧本里。1959年6月，作者携《煤城风暴》再进天马厂。厂方召集名流、学者、权威审查讨论，再次提出“要不要写毛主席”的问题。结论是：剧本最好不写毛主席，电影是艺术片，不是历史片，纪录片，……只要写好了典型艺术形象，也就写好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此成立了“写作指导小组”，指定权威专家修改剧本。

　　1959年7月，天马厂创作室的人员来到萍乡体验生活，增加感性知识。参加过大罢工的老工人讲毛泽东朗朗上口，“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晴天，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讲刘少奇，说他罢工前三天来安源，工人都不大认识他，叫他当谈判代表，也是因他初来，资本家不认识他，摸不清底细，好讲话。即便如此，创作人员不改初衷，将剧本改写成第四稿，更名为《命运》。该稿还删除原稿通过工人对话反映工人在毛主席教育启发下阶级觉悟的提高，回避毛泽东罢工前夕来安源对罢工的详细部署，更加淡化了毛泽东在大罢工中的奠基和领导作用。

　　1959年8月，萍矿党委领导窦建柏去庐山休养，与李立三相遇，把剧本《命运》交其审查。李看后提出：“电影剧本没有很好地反映少奇同志的活动”，“从领导运动的人物来说，应该第一是少奇同志”，“接受我的意见就要重新写过”。窦如获至宝，立即将李的意见整理打印送往上海。坚定了原来“不写毛主席”的决心。1960年3、4月份做了第五次修改，影片名为《春雷烈火》。还把原作者彭永辉请去征求意见说：’决定不写毛主席了，这是大家讨论的意见。老工人要相信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剧本送文化部审查，周扬亲自批阅，夏衍、陈荒煤立即赶到上海布置，天马制片厂调集大批人马在安源开拍。此时湖南一话剧团在北京演出话剧《安源煤矿大罢工》，刘少奇看后很不满意：“当时的历史情况并不是(演出的)这样，你们去查查矿史。”夏衍闻言，立即令安源已进行两个月的的拍摄工作停止，人员回厂，由他亲自到天马厂指导剧本修改。在他看来，安源大罢工是“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标志”，“当时的罢工都失败了，只有这次罢工胜利了”，“雷焕觉这个人物写得好，但缺少光彩，应该说毛主席的早期思想刘少奇身上都有。”在他的支持下，创作人员专门移师杭州最后修改定稿。

　　他们在杭州改了一两个月，1961年4、5月份大功告成，片名改为《燎原》。主人翁雷焕觉完全是刘少奇的化身，“一位成熟的青年革命家，平易近人，有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既善于启发教育工人，又善于组织工人向敌人作斗争，他对工人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热情似火，与群众关系如鱼与水、亲密无间，他遇事镇静、沉着，充满勇敢和智慧”。1961年6月，电影再次开拍。拍后送北京审查，刘少奇仍不满意。于是再一次作了重大修改，直到1962年最后拍完，1963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上映。

　　《燎原》电影历时四年，六易其稿，六次修改，集中共开辟安源工人运动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的功绩塑造出雷焕觉的人物形象，仅仅成了正如日中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化身，刘少奇以“青年时期就是成熟的革命家”、“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国烈火燎原般革命的播火种者”实现了个人的神话塑造、凤凰涅槃。



　　文化大革命还原历史真相  苛责刘少奇把他当“工贼”批判



　　文化革命是座大熔炉  干部都得经过烈火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上至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集团，下至平头百姓，每个人的历史的现实的言论行动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用真正“共产党人”的标准，用去芜存菁的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去比对检验识别过筛。只不过对当权派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帮助组织进行，对老百姓则是由个人自觉自愿为主进行。打破了领导干部层级的限制，打破了党内党外有别的传统框架，打破了那些忽悠群众的所谓“保护个人隐私”的规定(正常的男女隐私除外)，政治上一律平等民主。如俗话所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婚姻家庭生活，国民党反动派攻击江青同志三十年代上海生活的污言秽语，右派攻击张春桥是叛徒特务的谣言等等，文革初期就从黑白两道流传出来。但毕竟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去。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就是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杰作，提供出连毛泽东、周恩来都未曾知道的真实信息。随着文革阶级和路线斗争盖子揭开，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成立“批刘调查组”，专组专人到萍乡安源调查二十年代安源工运情况，得到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北师大井冈山、北矿东方红等红卫兵支持配合，把国内有关安源这段历史的档案翻箱倒柜地查了个遍，写出了《刘少奇二十年代的×××真面目》等系列批判文章和调查报告，上报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安源工人运动归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执委会领导，毛泽东最早到安源播下革命火种;开办工人夜校，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团结组织起来，成立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在毛泽东提议并指导下由李立三等进行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毛泽东决策并部署的，由李立三(总指挥)、刘少奇(谈判代表)等人进行并完成的。讲安源工运领袖、大罢工领导者首推毛泽东，依次为李立三、刘少奇，突出强调刘少奇显然有贪天之功归己有之嫌。

　　刘少奇本是工人代表，却更像是劳资纠纷的调停人。

　　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作应当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有明显的瑕疵。罢工能否胜利，关键是劳资双方力量对比，那时的安源是统治阶级势力的薄弱环节，是革命影响强烈、革命形势高涨的地方，有一定阶级觉悟的，集约化劳动生活并已经组织起来的，能够团结奋斗的工人阶级相对于反动统治阶级薄弱环节的离心离德的军阀势力、官僚资本家、地方乡绅具有压倒性优势。二十四岁初来乍到的刘少奇对此并不十分明了，才感到罢工成“骑虎之势”只得“铤而走险”，罢工开始后，他担心掌控不了局面，一再告诫工人“守秩序”、“讲文明”，要各处工人代表担保己部工友维持秩序当比平时更加文明，下令罢工期间工人“必须各归住房，不得扰乱”，布置纠察队“手持白旗”密布街道市井管控工友维持秩序。他没有融入工人群众当中，喜欢走上层精英路线，擅长与统治阶级人物打交道。罢工开始，他就写信给路矿两局的资本家“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资本家不理会，一面唆使工头破坏罢工，一面调兵遣将企图武力威胁。刘又通过商会设身处地劝诫资本家“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入手”“解决工人生活问题”以消弭罢工浪潮。工人担心他的安全，他却以为“我跟他们(军阀官吏资本家)没有仇，我是大家派的代表去调解的”。工人代表变成劳资矛盾双方的调解员。谈判中，戒严司令威胁要拿他“就地正法”，他连忙解释：“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此时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将戒严司令部包围 ，要面见工人代表，要旅长、矿长到俱乐部去谈，甚至扬言炸毁锅炉房，与矿井同归于尽。在工人强大压力下，旅长欲施缓兵之计：“请代表下午再来此处商量。”被刘少奇看穿，怒不可遏厉声警告：“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武力镇压)可以解决，你们把我砍碎吧!”面临锅炉房燃煤告罄，发电机、抽水机、抽风机停止工作，矿井毁于一旦的危局，旅长、矿长在也硬不起来，罢工最终取得胜利。说到这里，刘少奇的表现是不错的，但工人们没有按他“文明罢工”的原意进行，关键时刻按住了资本家的死穴，起了决定性作用。

　　刘少奇在安源进行“实业救国、劳资合作”实验。

　　罢工胜利后，李立三、刘少奇先后领导俱乐部工人落实、巩固、发展罢工胜利成果，粉碎资本家破坏工人团结的种种阴谋诡计，大办学校、夜校提高工人及其子女智力和觉悟，大办消费合作社消除商人中间剥削以改善民生，办妇女缝纫班组织家属劳动谋取妇女解放，支援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等方面做了不错的工作。然而刘少奇明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夺取政权、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却认为这对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很远的事实”，“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他便转而站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与官僚资本家的矿长舒修泰玩起了“实业救国、劳资合作、互利双赢、和谐社会”的实验双簧游戏。

　　舒修泰写了一个《劝告工人书》的小册子;

　　刘少奇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的长篇论文，发表在长沙《新建设》杂志(1924年6月2卷2期)上。

　　舒修泰自吹自擂：“我们这个公司，对于国家很增光的，这个公司办得好”，“国家可以谋富强”;

　　刘少奇应声唱和：“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

　　舒修泰吓唬群众：“这个矿停顿起来”，“不但工人们不得了”，“就是安逸做小买卖的也不得了。”

　　刘少奇跟着呼应：“汉冶萍存在与否，实为百万人民之生计所关!”

　　舒修泰呼吁：公司“困苦艰难”，我们“要拼命地维持”，“要救公司”;

　　刘少奇呼声更响：“中国国民呵!……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

　　看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就知道它已经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牢牢操纵的腐朽不堪的官僚买办企业，向日本举债，高利贷债务累累;以资产抵押，日债没有风险;以实物产品还债，通货膨胀利得全被日资掠走。借债生产，产品还债，连环套式、恶性循环的债务陷阱甭想解套，不实行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何谈汉冶萍救护?

　　1923年6月矿局欲拉拢收买少数上层工人，给他们增加工资，破坏工人团结，广大工人与资本家展开激烈斗争。舒修泰束手无策，求救于刘少奇，刘“以国家实业、地方治安与俱乐部前途种种关系”为由出面尽力消弭。他对工人连哄带骗，向矿局提出四项条件：每日薪资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从7月起，矿局每月津贴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含原有两百元);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矿局反过来向俱乐部提出三项要求：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矿局所订通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况，应由俱乐部负责。四条换三条，共计七条，由舒修泰、刘少奇签字合署。从此，资本家的生产，俱乐部“竭力维持”，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厂规要俱乐部监督工人“共同遵守”，俱乐部要负责管控工人对工头、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反抗斗争，管控工人“聚众喧扰”或举行罢工。一定程度上俱乐部成了资本家管理压迫剥削工人的御用工具。

　　资本家那三条可不是说说而已，从5月份起接替李立三担任俱乐部主任的刘少奇也真的表现了“诚意与努力”。舒修泰说工人“不服管束”，刘少奇也指责工人“偷懒”，“吃了饭不干活”，承认这是工人的“过错”，“训示工人竭力工作”，服从工头职员的“正当指挥”。舒修泰自知工人不好对付，找刘帮他“维持产业”，刘立即召集各处总代表与那些矿师、总管、段长开会，研究“整理出产”的办法，组织“生产整理委员会”，要工人自修煤车，自找材料，帮助资本家“提高产额”。舒修泰要工人“激发天良做事”，“进班早、出班迟”，“一人每天多做一点钟的事”。刘少奇就派干部下井宣传，监督工人劳动，有时派干部甚至亲自去把守井口拦截工人，不准出班，要工人把煤出净，不仅引起工人的反感，很多干部也不愿做资本家的“监工”。刘少奇还给资本家出谋划策，要资本家搞点奖励办法，用“花红”(奖金)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一次桥梁处的工人因不满矿局解雇开展斗争，他们不管刘少奇与资本家签的什么“七条协约”，天天“聚众”到矿局“吵闹喧扰”，刘与资本家“协商消弭”无果，最后竟苛责这些工人是“恶劣分子”，将他们(一百四十余人)全部开除“部籍”。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刘头脑中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源于安源工人运动时代。他的《救护汉冶萍公司》长文中赤裸裸直白“工人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工人为直接工作之生产者，若无一种拥护产业之公德心，则无形之中损失必属至巨。”在他看来，资本家、“汉冶萍办事人素不注意涵养工人之功德，对于工人教育等事亦毫无设备，且与工人十分隔阂，互相仇视，因此以素无公德心之中国工人，又受了非公德的教训，而要工人节省公费，拥护产业，其可得乎?”认为这正是公司“办理不善”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工人和资本家和谐相处，要资本家去涵养工人的德性，能和谐出“公”德吗?只能涵养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私”德，君不见国家政权、生产资料均不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吗?

　　刘少奇头脑里，对资本家、军阀、官僚、社会和企业“精英”总是充满幻想。这也许是他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这些人物打交道较多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他骨子里“实业救国”、“劳资合作”、“精英路线”的必然反映。据安源老工人披露，除了矿长舒修泰，他与商会老总谢岚舫，大地主贾旸谷关系不错，相互来往，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就是对谈判时要拿他“正法”的戒严司令李鸿程、后来屠杀工人的肖镇守使，他也能抛却前嫌，心存“感激”、讨好逢迎。对矿师、把头、监工，俱乐部章程专设“名誉部员”一章，让他们在俱乐部里有发言权，有特别“劳绩”者可享有议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做得好，是统战需要，做不好，就藏污纳垢。

　　刘少奇对在安源罢工后进行的“劳资合作”、“实业救国”实验是很满意的。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处的工会都被军阀解散，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惟独安源工会事业一片光明。刘在《“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1925年4月发表在《中国工人》第四期)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现在的安源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亦可以作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游艺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这相当于似乎实现了“工人自治”，相当于俱乐部似乎夺了官僚军阀买办资本家所有权外的各种权力。安源俨然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沙漠里的一片“绿洲”，白色恐怖中的“小莫斯科”，远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世外桃源”。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诚然工人通过大罢工，通过巩固、落实、发展罢工胜利成果，通过自己管理自己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提高，这些也是应当肯定的，但如果忽视或者不同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工人运动还只停留在改良或改良主义的阶段，所得到的些微权力、美好福利也会如美丽的肥皂泡一样，顷刻戳破消失。实际上，据当时文献记载，日资实际控制下的汉冶萍公司已经风雨飘摇、衰微破败，矿局屡屡拖欠工人薪饷达数月之久，很多工人家庭难以为生，只得靠借高利债度日甚至无处可贷，“有的工人每天只吃得一餐或稀饭两餐”，“工人家庭饿毙及自尽者，时有所闻”，多数工人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九月惨案”宣告刘少奇“实业救国、劳资合作”工运路线破产

　　这年4月，刘少奇携安源工人运动硕果，以汉冶萍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赴广州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9月，买办资本家、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就撕下他“劳资调和”的假面具，向安源工人举起了反革命屠刀。阴险毒辣的盛恩颐经过周密充分的准备，勾结湘赣两省军阀，调动大批军队，于9月21日凌晨乘工人交接班，纠察队回队的空隙，对路矿工人俱乐部突然袭击，刽子手以百倍的疯狂和仇恨对工人进行报复，打死矿工李福成、段志发等4人，打伤工人数十人，抓捕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以下30余人，捣毁俱乐部、学校、消费合作社(现金财物计5万余元)并将一切钱财物品洗劫一空。几天内开除工人积极分子六七千人，立即押送出境。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安源九月惨案”。10月16日，著名工人领袖黄静源在安源英勇就义。

　　“九月惨案”击碎了刘少奇“劳资合作”、“实业救国”的美梦，也暴露出安源工人运动领导中的“只注意经济斗争，忽视政治斗争，只重视合法斗争，忽视非法的秘密工作”的右倾改良主义错误倾向。他对反动统治阶级和资本家的幻想，他带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和平斗争”印记的指导思想，他精心编造的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直接麻痹了工人群众，涣散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放松了对阶级敌人的警惕和防范。1923年4月接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李维汉，在他1925年10月15日《安源工人之惨劫》一文和他后来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就有中肯的分析。惨案发生前，接替刘任俱乐部主任的陆沉(后叛变)曾去汉口面见盛恩颐，交涉萍矿经营及欠薪饷问题，盛表面敷衍，以麻痹陆。陆回后竟以为“盛主张劳资调和”，“大的进攻，或者不敢”，“我们须准备，以防止其小进攻才好”。盛到安源之前，安源一李姓工人得汉阳兵工厂小职员私信通报“此次盛经理来安，无论如何是要设法取消俱乐部的，望早加以准备”。陆沉等皆不以为然。盛抵安源，陆组织工人手持小旗去车站迎接。狡猾奸诈的盛恩颐还随即发欠饷一月，放过9月16日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日，进一步麻痹工人。私下却和镇守使李鸿程秘密策划镇压工运。20日，江西督军方本仁下达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拘拿首要，如敢抗拒，格杀勿论”的密令。由于思想麻痹，未作应变准备，遭突然袭击，领导人或被捕或仓皇撤离，群龙无首，斗争顿遭挫折。李维汉书中特意指出他去安源参加罢工胜利周年活动时，“许多干部如李求实、吴化之等都曾向我反映安源俱乐部的工作只注意合法的公开活动，不注意非法的秘密工作”，“我把这些意见向刘少奇讲了”。“1924年春，少奇离湘去广州路过长沙，我和何叔衡、郭亮又同他谈到这个问题，少奇不以为然，因而发生了争论，无结果而散。”李维汉承担了“此后湘区党委也没有进一步讨论和采取具体的改进措施”的责任。

　　安源九月惨案教训是沉重的，我们不应苛责刘少奇，因为那时的党也诞生不久，处于幼年学步时期，尚没有形成指导全局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但这也说明了刘少奇那时算不上是“成熟的青年革命家”，算不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合格的“工运领袖”。我们的党和安源工人阶级经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和“九月惨案”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成熟了起来，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质的转变。可是并没有见到刘少奇对“九月惨案”的反思和任何自我批评意见，反而看到他1964年对袁品高的谈话：“我们在领导罢工时，还没有什么损失，我离开那里以后，牺牲了一些好同志，受到了损失”。成绩是自己的，错误是别人的。联系到1927年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影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联系到解放后建国初他鼓吹的“资本家剥削有功”、“工人欢迎资本家剥削”，联系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放弃政治思想工作，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这些思想都可以从他安源“实业救国”、“劳资合作”的实验中找到一脉相承的源头。百度百科辞典中对“工贼”是这样释义的，指“工人队伍中被资产阶级收买，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破坏工人运动的人”。还注释：“工贼是指一种行为，不管行为者有心无心，不管立意点如何，不管是被迫介入或主动介入，一旦介入后，其行为符合上述工贼的行为定义，就可以称为工贼”。事出有因，查有凭据。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给刘少奇戴上“工贼”帽子的原因吧。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认可批判刘少奇从二十年代开始。

　　1967年8月3日，周总理在接见江西四方(党、政、军、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给你们提供一个材料，刘少奇近两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萍乡的煤，大冶的铁，汉冶萍公司，当时安源工人运动是湖南省委去领导的，主席全部历史都清楚。主席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少奇总是吹嘘，跟我说过几次，(对姚文元)跟你也谈过几次吧。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从二十年代入手批判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跑到苏联却不到一年，回来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还不仅是安源，还有上海，还有广东，1925年在长沙被捕。广东省港大罢工他也插了一手，其它的我就不讲了。”姚文元插话后，总理接着说：“我听到不下五次，很奇怪，以为有什么名堂，总是程咬金那三斧头，当时还不会想到8月以后的情况。批判刘的根子二十年代搞起。真正批刘的话，二十年代很多可批。”很显然，周总理的讲话认可了中科院革命历史研究所对安源工人运动历史的调查，认可了对刘少奇在安源工运中错误倾向的溯源性批判。

　　1967年元月，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萍矿工人报社的造反派造了刘少奇的反，撤除了刘少奇题写的《萍矿工人报》报头。

　　随即，在安源大串联的哈军工和首都三司红卫兵，会同安源矿《燎原》造反总部的工人造反派封闭了突出宣传刘少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谈判大楼，砍掉了俱乐部门前所谓刘少奇亲手栽种的两棵梧桐树，从湖南韶山冲移来四棵松柏树栽于俱乐部前小广场内。

　　当江西“三月黑风”刮起来后，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各级组织的勤务员120余人被列入市人武部的黑名单，由着装“支左”的军人进行威胁恐吓式谈话，此时基层运动转入革命大批判，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刘少奇定性的文章推动下，上纲上线批判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电影《燎原》，批判刘少奇二十年代在安源工运中的右倾错误倾向，批判刘少奇1962年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科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赴安批刘战斗队在萍矿工人报社造反派的支持下，创办了以批刘为中心的《红色曙光》报，以有关安源的问题为主，也反映中央和全国的批判信息，一直到5月份，他们完成任务回京，把小报移交给造反派继续办，内容向配合萍矿文化大革命方向转变。



　　历史走过一段曲折的路



　　中共领导集团左翼、右翼主导权的转换

　　在革命高潮时期，群众中蕴藏的革命激情火山般喷发，是平时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工人群众就是用纯而又纯的马列毛主义，用人皆可背诵的“老三篇”的光辉形象来量人度事，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不容一丁点杂质和污点,这就是后来颇为人诟病的“极左”。解放后十七年的运动基本上是当权派用马列主义“马”群众，文革重点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轮到工农兵用马列毛主义的照妖镜、显微镜、望远镜去“照”去“马”各级当权派。刘少奇二十年代在安源搞“实业救国”、”劳资合作”、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实质就是对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背叛;他在革命道路上左摇右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征;他指导的61人“写反共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履行反共手续”出狱就是叛党;他的《论……修养》露出了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和“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当官论、驯服工具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的狐狸尾巴;他与上山下乡侄子的谈话中说：“现在看起来下乡受苦吃了点亏，将来得到提拔重用，还是占了大便宜(原话大意)”，文革中被披露出来，从此刘“吃小亏沾大便宜”的狡狯嘴脸为亿万百姓耻笑;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鼓吹的“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不能用马列毛主义和真正“共产党人”的标准强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但要求一个党、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几个、几十个、乃至一、二百人)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标志。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中国无产阶级实现了同样的转变。这种转变还有一个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还有一个从阶级整体向工人个体普及以及随着时间、空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不断巩固的过程，更有一个改造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过程。在中国毛泽东及他的忠诚助手周恩来，无疑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这一过程、健步前进的领军人物。在苏美为首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热战、冷战、你死我活、生死搏斗的大历史环境中，在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马列主义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当代修正主义大论战的历史环境中，在国民党反动派退守台湾、仰美鼻息、时刻叫嚣反攻大陆，国共两党争斗继续的情势下，在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反华大合唱、封锁包围中国的情势下，刚刚从革命战场上走出来的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左翼成为共产党的主流和主导力量，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大众的选择，完全正确的选择。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一样，都是那个时代波浪起伏前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峰顶。文化大革命从全球视野看恰逢其时，在中国的实践探索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左”或右的干扰，特别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过去的革命战争，敌人在明处，两军对阵，壁垒分明，那种仗好打。文化大革命，是和不拿枪的阶级敌人斗争，和党内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和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斗争，这种仗难打。文革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作为阶级人的人性弱点、人的劣根性得到充分的表演和暴露。工农劳动大众是无可指责的，他们远离权力、植根实践，整体天然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意识。倒是社会高层人物，虽经历革命烈火锤炼，很多仍不能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即使那个阶段实现了的，也并非一劳永逸，还可以倒退回去。看看文革中被打倒过的几个头面人物文革中的拙劣表演，看看文革后几个头面人物的争风吃醋、争功争宠、争权夺利的自我暴露，已经够触目惊心了。革命队伍内部，以我为中心，唯我独革、唯我独尊，只当革命动力，不当革命对象，只能革别人的命，不许革自己的命，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一句话不能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民内部，群众组织之间，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不是说服，而是压服，不是文斗，而是武斗，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用触及皮肉的逼供信，用封建法西斯酷刑折磨手段，用枪炮武器代替批判的武器，自解放以来，竟屡禁不止，这是最伤害人和人心的。搞武斗、逼供信，就是对放下武器的敌人和对敌斗争也是不能允许的。还有就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好走极端、贪图痛快、追求彻底，用“形而上学”批“形而上学”，用“片面性”批“片面性”，总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左”就“右”，不“右”就“左”，往往先“左”后“右”，左时比“左”，右时赛“右”;左翼右翼不共戴天，左右交“恶”、除之欲“尽”，以“右”批“左”、批“左”出“右”，以“左”批“右”、批“右”出“左”，“右派”你说他“右”，整起人来才不“右”哩!君不见文革后上台者平反自己和历史“冤假错案”一风吹，铲除“四人帮”、镇压造反派，“左”得登峰造极、史无前例，堪比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反攻倒算的“还乡团”，“有冤难诉”、“有错不纠”、死不认账，还厚颜无耻地吹嘘是历史上搞得最好、最稳妥、最健康的政治运动，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何谈注意、辨别和避免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非好即坏、非白即黑、非革命即反动。什么将刘少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什么林彪的忽而“一贯高举”忽而“一贯反动”，什么“彻底否定文革”、“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经济崩溃”……，缺乏两分法亦即辩证法，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缺乏联系时间、地点、环境、条件等客观实际分析人和事的观点，总之没有真正掌握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著名作家柯云路《极端的十年》是对文革中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的犀利批判，我还衷心希望他不换题目，再写一篇二十一世纪的头个十年批判原始积累式的资本主义，一左一右，恰成姊妹篇。空想共产主义还有共产主义给人们一个念想，原始积累式资本主义却是最野蛮、最黑暗、强抢豪夺式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越离越远，虽是资本的天堂，却是工农劳动大众的地狱。

　　刘少奇参加革命几十年，做到共和国主席，不是偶然的，确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使查出能定论为叛徒、内奸、工贼，不能当接班人，不能当党员，还可以当公民对待，允许申辩，给予优厚待遇，研究历史，颐养天年。这才是共产党自信的表现，也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

　　左翼主导安源工运史宣传毛泽东批判刘少奇

　　文革中随着刘少奇退出历史舞台，安源工运历史改为把他当做反面人物介绍，毛泽东的历史真相还原了。1967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拨款36万元重建安源路矿工人纪念馆。1968年在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以战略眼光改选现址，市、局、矿革委会及广大干部、群众满怀政治激情投入建馆工作(人民群众投入大量义务劳动)。新馆命名为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纪念馆屋顶上安放着景德镇陶瓷工人特意仿照《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烧制的大型瓷板彩色头像。以大罢工和秋收起义为素材创作了《红太阳照亮安源山》大型歌舞剧，《暴力革命万岁》大型话剧，《星火燎原》电影文学剧本。文革中安源工人阶级地位大大提高，安源工人造反派潘世告当选“九大”代表，出人意外又顺理成章的当选中央委员，以后连任“十大”代表和十届中央委员。

　　长达十年的在向党内资产阶级、同剥削制度实现彻底决裂的反复冲锋中，超负荷地燃烧激情，人民大众疲劳了，亟待休养生息。紧要关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表面老实忠厚埋头拉车似文革派的华国锋骨子里是党内右派，违背毛泽东生前意愿，采取形左实右的暴力阴谋手段处理党内矛盾，残酷镇压虽犯有左倾错误但不是阶级敌人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为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翼登台扫清了障碍。华与邓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被吹起来的“英明领袖”肥皂泡瞬间即破，邓小平取而代之顺理成章。从此党内右翼成为中共的主流主导力量。

　　右翼主导安源工运史平反刘少奇冷淡毛泽东

　　吃厌了馒头想换米饭，吃厌了米饭想吃馒头。毛泽东若还有时间，一定会肯定文革成绩，进一步纠正那三分错误，会调整阶级政策，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给剥削家庭子女的子女新的社会地位(记得文革中已有文件规定地主、富农、资本家二代子女家庭出身改填父母的成分，援外人员中允许有严重政历问题、表现尚好的技术骨干出国)，会进一步调整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各方面的政策，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左倾”错误，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列车开得“过猛”了，可以减缓放慢，必要时可以停停车、甚至退一退再前进。这些和邓小平纠正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泛政治化错误，平反历史冤假错案，党的中心工作向经济转移，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宽广的交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本可以一脉相承的条件下更加完善健康、独立自主、多快好省地发展，谱写出新的光辉篇章。

　　邓小平和刘少奇一样，与毛泽东的关系好比月亮和太阳，他们因毛泽东的光照而明亮，一旦离开毛泽东，理论素养立即捉襟见肘，以为“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干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离开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重回他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左、右两翼对立统一，相互斗争而发展，相互统一而前进。不是不共戴天，不是合二而一。谁正确?主客观相符合、理论实际相符合。谁错误?理论实际脱节、主观客观分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社会实践和真理是有鲜明阶级性的。邓小平践踏辩证法，和华国锋比赛谁更“形‘左’实右”，铲除党内对立面、斩草除根，实现他右翼个人的独裁专制。他否定和纠正文革“左”的错误，有其合理的一面，他以此为掩护，忽悠党和人民，“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文革主流创新积极的一面，否定毛泽东生前最看重的第二件大事，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成果，和毛泽东对着干，暴露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真面目，走上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不归路。在他的带领下，党内外诽毛去毛的思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

　　1980年为刘少奇平反，在萍乡矿务局和安源煤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从批刘否定刘少奇向批毛肯定刘少奇一百八十度转变。人们不难想象，把一个“共和国主席、亲密战友、马列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惨无人道迫害致死”者还能是好人吗?华国锋上台制造两大谎言，他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优势，打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幌子，歪曲、篡改、背叛毛主席意愿，武力抓捕主席的夫人江青及其亲属，把和主席共同生活近四十年，与主席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生活伴侣、革命战友，主席亲自选拔、培养、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江青说成“右得不能再右，坏得不能再坏”“祸国殃民、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魔头”，制造“革命领袖与反革命魔头共舞”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事实的悖论;再就是不堪一击的“文革经济崩溃论”，如果经济崩溃，华国锋上台还能立即给部分人员加工资以收买人心，还能花费数以百亿美元进口西方技术装备搞三年大见成效的洋跃进吗?华的谎言正投邓小平心意，邓老谋深算岂是幼稚园的华国锋可比?邓要打碎“文革”紧箍咒，为自己翻案，树自己权威，逼华国锋下台，建自己的专制。邓对胡乔木说：“要把文革说得像日本鬼子进中国来一样的坏，具体怎么做是你们理论家的事，我相信你们是有办法的。”于是以妖魔化文革为中心内容，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文革左翼、妖魔化文革造反派人民大众、妖魔化文革支左军队的黑风恶浪甚嚣尘上，“彻底否定文革”，文革是“十年浩劫”、“民族灾难”、“国家动乱”，毛泽东的文革时代，似乎不如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不如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日伪时期，不如希特勒法西斯治下的德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这样的共产党形象，这样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广大党员、广大人民心中的地位能不一落千丈吗?于是《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易名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题写，展览内容恢复文革前的原貌了，有关毛泽东的内容留置存疑了，刘少奇题写的《萍矿工人报》头恢复了，路矿工人俱乐部和谈判大楼恢复文革前原貌了，电影《燎原》复映了，文革成为控诉对象了，《修养》重新成为共产党员的读物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小广场树立了刘少奇花岗岩雕像……。这些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令人费解的是，1983年春节过后我们去安源矿检查测绘工作，发现纪念馆楼顶毛泽东大幅瓷板头像不见了，已经被换上临时用金属粗制滥造的老俱乐部部徽(火车头加交叉锤头)，使本来金碧辉煌的纪念馆显得不伦不类。矿上的同行说瓷板头像是被矿机电科三名工人砸碎的。后来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群众竟传出那三名工人在短短一、两年内，都得了怪病相继离世。二十世纪国际共运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标志达到巅峰，随着毛泽东逝世，中国政权更迭，彻底否定文革，诽毛去毛，国际共运走入下坡道，加速了苏联东欧集团崩溃进程。1991年苏联东欧解体、改旗易帜，标志国际共运进入谷底。这一剧变反证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反证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的伟大实践的正确。国际共运走出谷底，重新崛起。

　　历史总算回归较为实事求是的正常轨道。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和国际共运形势的真实写照。基层政权和底层民众开始怀念毛泽东，毛泽东在安源的革命活动又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事，无碍当局否定文革宗旨，民主革命领袖毛泽东渐渐回到安源，回到工人心中。那段时间没有网络，不看报纸，人被政治边缘化，自己也回避政治，信奉“沉默是金”。1996年回国探亲访安源，就看到纪念馆对面山脚处、运煤铁路旁矗立起一座“毛主席来安源”铜像，那是按照1968年文革中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刘春华执笔创作的同名油画，由南京某企业单位为纪念毛诞一百周年特意为安源铸造的。刘创作油画时，是位青年，油画发表，轰动全国。毛逝世后，这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没少审查挨批。然而，这毕竟有铁的事实支撑，反映了工人的心声，算不上“个人崇拜”，和“篡党夺权”不搭界，即便某些人不高兴也无可奈何。以后随着“毛泽东热”一浪高过一浪，地方政府开展红色旅游的需要，纪念馆上方的大型毛泽东瓷板头像重新制作恢复，纪念馆正面广场又矗立起毛泽东的巨型花岗岩雕像，两者位于同一中轴线上，青山环抱，绿树环绕，远眺近观，相得益彰。纪念馆的外观到展览内容，基本上做到了表里如一。历史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总算反映出了毛泽东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这一历史真实。

　　历史不会重复，却似回到了原点。



　　参考资料：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下册，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北京，1991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萍乡矿务局志》，萍乡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年版;

　　《红色曙光》报，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赴安批刘战斗队、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批刘战斗组、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安源燎原造反总部、萍矿工人报红色风暴战斗纵队)主办，1967年4月6日(第8—2、3、4、5版)，4月30日(第8期第8—1、5、6版)，12月16日(第27期第8—1版);

　　《红安战报》，萍矿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安源矿司令部、江西师院井冈山兵团赴安批刘战斗队主办，1967年5月16日(第15期第4—1、2、4版)，6月30日(第4—4版)。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前言二

　　从江西萍乡矿务局文革史实

　　看谁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始作俑者?



　　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文革前17年，我们的党和国家总体看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和光明面是主流，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在文化、教育、卫生、公检法系统极为严重)是次要的，错误和阴暗面是支流，这正是文革产生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历史渊源。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揭开下至基层、上至中央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乃至两种思想作风斗争的盖子，充分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阴暗面，放手让广大群众审查、批评、监督“当权派”领导干部。苏联党变修、国变色的教训，中国革命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现状，使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素，党内和党外，党内是主要的，领导和群众，领导是主要的，上层和下层，上层是主要的，中央和地方，中央是最主要的，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所以继社教运动之后，明确规定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牢牢掌握好斗争大方向。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阶级斗争形势、对象、任务的新变化，正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和精髓。以这种思想认识的转变为基础，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干分成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派，他们学过李自成，领导民主革命造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他们不做李自成，民主革命胜利不停步，沿着让工农劳动大众永不受压迫、剥削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另外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或其思想影响严重的民主派，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有功劳，胜利后当了大官，手中有权、有资源、有资产阶级法权，自觉不自觉地要做李自成，“坐江山、享天下”，逐渐成为高居工农大众头上的新的统治者，他们的潜意识或灵魂深处觉得当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当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心、顺溜、快乐、舒服。毛泽东高瞻远瞩、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发动古今中外、概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中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六亿人民都参加，工农劳动大众唱主角，继续革命派、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按照各自的逻辑规律，个个亮相、登台表演，让常态下的“潜意识”变成革命高潮时的“显行动”，把灵魂暴露在阳光下、大庭广众面前。用革命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洗涤走资派不那么美丽的灵魂，用亿万双群众的眼睛，见证走资派的历史和现实的表演，争取使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焕发革命青春，跟上继续革命的工农劳动大军的脚步。



　　走资派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三部曲

　　文化大革命要斗走资“当权派”，要揭他们的“阴暗面”，要冲击资产阶级法权，要他们放下架子、撕下面子，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甚至暂时失去其手中的权力，他们本能地不高兴、不理解、不满意，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干扰、反对和破坏这场革命。历史演进、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思想习惯，思想习惯决定文革中的表现，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

　　走资派在文革发动、夺权阶段的表演主要就是反对毛主席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保护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的革命路线，推行“打击、分裂、欺骗利用、武力镇压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般分为三部曲。

　　一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当惯了革命动力，不愿意当革命对象，一讲阶级斗争，就眼睛望着别人，望着基层，望着群众。到别人堆里找“黑帮”，到党外找“右派”，到基层文教单位找“走资派”，到群众百姓中抓“反革命”、“牛鬼蛇神”。诚然领导的平均马列主义素质、品格道德水平应当高于普通大众的平均水平，但老百姓腐败蜕化变质的环境、条件、机会要少得多，“当权派”权倾一方一地一面，在金钱、名利、美色等欲望的诱惑面前，在“吹喇叭、抬轿子”的市侩氛围下，在缺乏群众注目监督神秘安全的高墙大院里，在“懒、馋、占、贪、变”的逻辑铁律中，腐败变质的几率、影响、危险大得多。实际上他们不少人德行不及普通百姓，更不要说比张思德、雷锋了。运动触及他们时，往往躺倒不干、小病大养、玩“软罢工”，以影响生产来压革命，或者随意满足某部分群众的不合时宜的经济要求，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文革一开始，党内一、两个头号走资派出于自身的阶级本能和反右扩大化的“经验”，凭借手中的权力，急急忙忙派出工作组，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反路线，并依靠组织的力量，要各地、各级党委依样画葫芦式的执行，从而把大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萍矿局、矿厂、采区车间三级(约700多名)领导干部的约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当做工具推到打压群众的资反路线的前沿，推向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成为革命造反的对象。这就是毛主席总结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三分错误两项中的一项，也正是文革中大批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的原因，应当记在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账本上，难道还不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吗?事实上打错的很少，大多数犯有错误，群众批一下也可以，改正了就算了，顽固不化坚持错误不改被打倒的极少，在萍矿几乎没有。

　　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要平反“黑帮”，他们会说有很多群众不同意，群众要销毁“黑材料”，他们会把材料转移到档案室(馆)里，再要工作人员和另部分群众保护“机密”。造反派组织起来，他们也借用党的崇高威信，公开或幕后策划，由亲属子女、部属亲信，甚至蛊惑利用劳模标兵，组织御用红卫兵、工人赤卫队，假借“群众”的旗号，对他们明批暗保、小批大帮忙;对造反派则肉里挑骨头，攻击革命造反行动是“地富反坏右翻天”，攻击革命造反派组织是“牛鬼蛇神防空洞”，枪打出头鸟，污蔑造反派头头是“野心家、阴谋家”;对从旧营垒杀出来反戈一击的领导干部，他们偏偏揪住不放，污蔑为“走资派”、“大地主”、“大叛徒”、“牛鬼蛇神黑后台”。江西省文革中出现的“支持刘瑞森”(支刘派)和“打倒刘瑞森”(打刘派)之争，就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最有说服力。

　　刘瑞森同志1912年4月18日出生辽宁省昌图县金家屯一个中农家庭， 1931年10月就读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时入党参加革命，1933年7月30日在天津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押往南京关押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10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同志90余人一道被组织集体保释出狱返回革命队伍，抗战时曾任延安中央医院副院长，解放战争转战东北，曾在省委书记陶铸手下任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率队南下江西，1959年7月起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财贸工作直到文革。就是这样一位资格甚老，贡献甚多，文化甚高，才能甚强的老革命，硬是被走资派及其操纵的“联络总站”诬陷为“大地主”、“大叛徒”，欺骗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走资派用心何其毒也，皆因在江西文革中，刘瑞森和副省长黄先、副省长黄霖、副省长李杰庸、副省长王卓超、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郭光洲等八名省级领导干部最早写出大字报，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成为走资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时时欲除之而后快。江西省走资派垮台后，省军区个别负责人继承了前者的衣钵，收拢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残部，以各级基干民兵、党政工团武保干部为核心，组成江西“联络总站”，与全省大联合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对抗。抹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用谣言和表象蒙蔽欺骗广大工农群众，“打倒大地主、大叛徒刘瑞森，支持解放军!”成了他们最得意、最蛊惑人心的口号。刘瑞森等人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干部，革命造反派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支持和保护他们，得到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党中央赞赏和肯定。省军区个别负责人被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荣誉，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广大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信任，应当感到终生内疚和惭愧。

　　三是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1966年底至1967年底，短暂的一年时间，在江西、在萍乡萍矿，竟完成了不流血的战争和流血的政治一个完整轮回，很像二十八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缩影。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反路线被毛主席党中央及时识破了，反而崛起了自己的克星——革命造反大军;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操纵保守组织，保自己过关的阴谋诡计被造反派揭穿了，更加臭不可闻;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企图用专政工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被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制止。他们理屈词穷，文斗斗不过造反派，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只有利用手中最后掌握的权力，赤膊上阵铤而走险，操纵保守组织，挑动农民进城，动用武力，先拳头、再棍棒梭镖、最后动用枪炮，打、砸、抢、抄、烧、抓、关、杀，制造法西斯白色恐怖，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打得赢为大”，“枪杆子里出政权”，做疯狂挣扎、最后一搏。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非对抗性的两条路线斗争转化为敌我性质，不得不采用对抗性形式解决。

　　1967年5月16日前后，“萍总”内部因“思想动摇”失手打死下属青山司令部成员、青山矿修砌区工人铁正坤，事后伪造现场，组织抬棺游行，不指名地栽赃造反派，制造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借口。这是萍矿文革非正常死亡第一人，拉开了萍乡萍矿“武斗”序幕。

　　1967年5月26、27日，“萍总”安源司令部武力打砸安源“燎原”造反总部，重伤造反派34人，轻伤48人，造反派被非法抄家15户。从此安源煤矿被白色恐怖笼罩，造反派被噤声，只得背井离乡。

　　1967年6月9日下午，矿务局安全监察局副局长(管全面)、机关安全机电党支部书记杨天坤同志，被“萍总”暴徒骗到高坑，“抢劫”后非法绑架、关押、毒打、逼供信，剥夺人身政治自由权利达两个月之久。皆因他是矿务局最早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层领导干部。这是矿务局文革中的第一例，也是最典型的一例。随后“萍总”把上栗鸡冠山垦殖场变成集中营，非法关押“劳教”长征老红军干部胡仕龙、局总工程师牛传禄、局计划处副处长芦钟灵等一批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层干部。

　　1967年6月9日晚上，“萍总”设局，在高坑矿俱乐部布下陷阱，引诱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入套。突然断电，分不清彼此;高坑司令部人员躲在暗处、居高临下，用砖石瓦片袭击楼下的造反派;“高司”援兵，伪装成造反派，突然增援，对造反派实施抓捕。造反派乱兵上阵，缺乏(心理物质)准备，黑灯瞎火、群龙无首，虽居多数，不战而退。高坑矿东方红公社造反派战士共产党员朱启田被砖头击中鼻梁骨，重伤不治身亡，“联司”局机关星火战斗队郑训武、“联司”高坑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兵团李炳智等多人被抓并非法关押折磨，高坑东方红战士欧阳福被推倒在地踩伤……。此后，高坑矿造反派骨干为躲避抓捕分批离矿，高坑矿成了保守组织“萍总”的一统天下。

　　1967年7月6日，光天化日之下，在矿务局办公大楼附近，“萍总”武斗队抓捕并残忍杀害到办公室上班的局生产技术处副主任工程师、“联司”机关东方红战斗团战士王谷声，“萍总”控制的萍矿职工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竟见死不救，失却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1967年7月12日下午，在市、局、矿武装部的支持、策划下，“萍总”青山司令部大白天用土炮、鸟铳、梭镖血洗“联司”青山造反总部。伤造反派48人，其中9人受重伤，副区长文庚发以及李家仁被土炮炸瞎左眼致残，方先林、陈光林被土炮霰弹铁碎片射入全身肌肤达一寸多深，当即遍身流血，两个月后碎片尚未取净，还有20多名都是被铁棍戳打、梭镖乱刺成伤，打断肋骨的，刺伤头部、腹部、背部、臀部的，现场惨不忍睹。

　　1967年7月13日下午，在市人武部眼皮底下，“萍总”调集数千人马，围攻造反派和红卫兵据守的萍乡煤校教学大楼，当晚丧心病狂地放火烧毁四层建筑的教学大楼，围打、抓捕100多名红卫兵小将和工人造反派，分别关押于几个私设在市人武部、南坑公社、鸡冠山垦殖场的黑班房和集中营内达4—10天之久，对他们进行威胁、体罚、刑讯逼供，企图诬陷栽赃造反派，无所不用其极，震惊全国。

　　1967年7月20日下午，转移到萍铁机务段的“联司”青山造反总部战士仇浩先与战友一起，到直通火车站的萍乡八一街张贴“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人民子弟兵”大幅标语时，遭到数百名头戴矿帽、身着工装、手持铁棍梭镖等武斗凶器的“萍总”“安司”暴徒前后夹击，躲进街边小店，仍被暴徒搜捕，浑身上下被连捅17梭镖，血流如注、遍体鳞伤、当场死亡。仇浩先出身山东崂山县贫农家庭、抗美援朝转业军人、青山矿机电科电焊技工、矿质量安全能手。

　　1967年7月28日，毛主席、党中央派来支左的6013部队解放军奉命正式表态支持江西“大联筹”萍乡市委员会。此后，“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标语，以此为借口屡屡围攻冲击6013部队驻地，抓走4人(一副营长、一副指导员、一副连长和一名战士)，先后打伤包括部队参谋长杨万明同志在内57人。8月3日凌晨2时，还公然抢夺6013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部队营房驻地打砸抢，激起全市革命人民的强烈愤慨。5日凌晨又开始第七次围攻，持续10多个小时。当日下午从北京来萍的17名红卫兵下车前往驻军团部，亦遭这伙暴徒围攻殴打，解放军战士冒着暴徒的拳头、皮鞭、匕首，拼死护卫，仅此一次就被打伤46人，重伤8人，其中一人生命垂危，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也有14人受伤，暴徒气焰嚣张至极。与此同时，“萍总”的难兄难弟“市联”亦“抢夺”到市人武部部分枪支弹药，步枪、手枪、机枪，数以百计。

　　1967年8月6日凌晨，人们还在睡梦中，突然几声巨响，“萍总”安源司令部暴徒胆大包天，竟敢炸毁当年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万余工人集七天半工资修建的历史遗迹——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1967年8月10日凌晨，大势已去已如丧家之犬的“萍总”青山司令部暴徒持枪抢劫青山银行，劫走保险柜，现金财物数万元，用作上山落草为寇，武力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经费。

　　1967年8月8日晚至9日，人心道义已经尽失的“萍总”、“市联”暴徒自恃手中握有枪支武器，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斗争经验，又有市局矿武装部顽固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竟公然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向革命造反派打响第一枪。在两个多月白色恐怖下离乡背井、压抑既久的造反派忍无可忍，明白了“文攻武卫”和“反动派不打不倒、灰尘不扫不掉”的道理，下定决心，迫不得已“抢夺”了亲人解放军部分枪支弹药，于午夜子时前后发起自卫反击。殊不知造反派里藏龙卧虎，红军出来的、抗日的、解放战争打老蒋的、抗美援朝跨过江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应有尽有;红卫兵小将、青年工人青春似火、激情燃烧、正义在胸、英勇无畏、冲锋陷阵，在他们面前，昔日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萍总”只不过是只纸老虎。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始作俑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坚持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演完了“三部曲”最终也概莫能外。



　　屁股决定脑袋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彻底否定文革的人主要拿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特别是1967年夏秋两派“武斗”这段文革说事。1966年下半年文革还局限于文化教育战线，而1967年则普及到全国城镇乡村、工交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干部群众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了，“当权派”威风扫地、颜面丢尽、特权不算尽失也一时消失了不少，说话不再那么灵而有用了，企业减产甚至停产了，国家钱财都耗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红卫兵大串联”的“抓革命”上了。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赵永夫政变篡权屠杀红卫兵造反派，打死169人，打伤178人，逮捕13414人。在3月8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国军以上干部会上，还被叶剑英安排当做“经验”介绍，拉开了全国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序幕。3月14日江西省军区参谋长周子韬的报告出笼后，由省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或公安军管会出面，在全省相继取缔300多个“反革命组织”，抓捕“现行反革命分子”42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群众。3月24日党中央果断纠正青海的错误做法，为“2·23惨案”受害者平反。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由军人直接开枪镇压行不通了，于是改为操纵武装保守组织作为镇压工具。5月以后全国范围内进入武力镇压造反派阶段，即两派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在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反路线的人眼里文革不在其掌控之中，就是“无政府主义”、“动乱”;群众突破他们的清规戒律和旧的秩序，就是“无法无天”;他们不能随心所欲抓“反革命”，就是没有“法制”;群众批评批判他们几次，就是受“迫害”;几天不坐车子，走几步路，几天没有服务员伺候，过过自己动手照顾自己的日子，几天不养尊处优，干点简单轻微的体力活，就是一场“灾难”;文革简直是“乱得很”、“糟透了”。

　　相反，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盛大节日，充分利用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行使“四大”民主权利，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传统所有制关系、传统观念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劳动群众能够参与国家大事，享受管理国家、社会、管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企事业单位的权利;过往的政治运动，总是被“领导”“运动”，当“领导”钦定的“驯服工具”或运动对象亦或“表现一般”、“表现较差”的边缘人物，如今真正独立自主登上舞台，自己学习领会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自己当家作主选择言论行动的宣示表达，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达到自己解放自己;就是因为他们是“群众”，文革中享有毛主席党中央直接赋予他们的政治刑事豁免权(不准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享有对共产党各级领导的监督权，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领导的“革命造反权”，对一切反动敌对势力的“群众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权”，对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错误处理的享有申诉平反权，对犯有这种那种错误的群众享有改正的权利和机会。他们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不再惧怕批评党员领导干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相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准绳，破除私心杂念，敢于监督、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错误，既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又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提倡，一扫为了特权、入党当官、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官场陋习，开辟了“三不脱离”、入党革命、反腐防变的新风尚和新的上升通道。君不见文革中亿万革命群众自然自觉地聚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旗下，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由工农兵、红卫兵小将、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造反派大军，听从毛主席、党中央号令，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发起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在第一个回合里，他们曾被走资派打成或差点被打成“黑帮”、“右派”、“反革命”，他们是受害者;在“三月黑风”来袭时，又被或差点被资反路线假借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予以“专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第三个回合的决战中，他们受武力镇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懂得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受压迫，反抗，再受压迫，再反抗，受武力镇压，就自卫反击夺权，直至台湾除外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胜利!

　　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革”与“保”的斗争本质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主要是走资派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欺骗蒙蔽群众，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农劳动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同走资派的矛盾总体来看虽带有敌我矛盾性质，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解决这个矛盾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从受蒙蔽的保守组织的基本群众来看，他们本来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也是民主革命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事业利益较多的受惠者，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怀有感恩般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把这种感情转移到地方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看光明面多，看阴暗面少，对阶级斗争形势、对象、任务的变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不能与时俱进，容易被头戴共产党员桂冠，打着“红旗”反红旗，盗用毛主席共产党崇高威信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所蛊惑，本能地不自觉地上当受骗，一段时间沦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卫道士。至于保守组织少数头头、以党工团武保政工干部组成的幕僚核心骨干，他们和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不少人曾是资反路线的“打手”，走资派操纵群众组织的“黑手”，到武力镇压造反派时就是“谋士杀手”;有的就是其亲属、部属、秘书，受“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毒害甚深，他们离核心圈近，居于群众中的偏上层位，上升渠道畅通，个人利益已跟资反路线的“领导”捆绑在一起，不撞南墙不回头。碰得头破血流后才清醒过来，反戈一击，回到革命群众队伍中来。在第一回合，他们不少人被走资派利用了，充当资反路线的打手，是加害者;第二回合，他们又被资反路线蒙蔽了，参加保守组织，和被走资派污蔑为“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抗衡，充当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第三个回合，他们更被资反路线欺骗了，头戴矿帽，手持梭镖、枪械，打、砸、抢、烧、抓、杀，武力镇压造反派，甚至持枪上山，落草为寇，武装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及其派来的支左部队，沦为资反路线的血腥工具和殉葬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走资派和资反路线服务卖命，不啻是加害者，亦是受害者，走资派把他们推向造反派的对立面，正是其玩弄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阴谋诡计，造反派夺权后，免不了批判其中的“坏头头”，将一些“策划者”、“凶手”绳之以法或“群众专政”，使这些人受到原本不该有的“伤害”。

　　显然文革中1967年“三结合”前的这一阶段，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载体，保守派是走资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载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是保守组织的策划者、操纵者、指挥者、后台老板。走资派干扰、破坏、反对文化大革命三部曲阶段，走资派、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是加害者，保守派是其加害的工具，革命造反派是受害者。这一阶段萍矿(职工、家属、学生各三分之一共约5万余人)文革武斗史实中打人、伤人、杀人、抓人、关人，打、砸、抢、烧破坏国家财产的事件，无一不是走资派操纵保守组织所为，皆因他们手中掌握有实际权力。而造反派基本处于无权状态，毛主席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打人犯法，杀人偿命”这一基本的法律意识，加之真理在手、文斗占优势、居于道义高地，决定造反派宁可退守也不会、也不能、也不愿去挑动武斗。如果给走资派戴高帽、挂黑牌也算武斗的话，那也是向走资派学来的，走资派“打黑帮”、抓“右派”、“反革命”就是使用这种方法，真应了“一报还一报”那句老话。至于面对武力镇压而进行的武装自卫反击，也是受了走资派的“教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造反派、走资派、保守派泾渭分明、是非分明、罪错分明、一目了然。

　　邓小平、胡耀邦上台后，背弃“永不翻案”的承诺，背叛了他们跟着毛泽东共产党，造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也曾是“造反派”的红色历史，重新利用原保守派的头头骨干，重新挑起消弭既久的资产阶级派性，动用专政工具，疯狂地、残酷地、血腥地报复镇压造反派，舆论上拼命泼污妖魔化造反派，把造反派说成洪水猛兽，说成法西斯十恶不赦，彻底否定文革，说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在文革中操纵保守组织干了大量坏事的走资派，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资反路线顽固分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始作俑者，倒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教育成了“迫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事求是、说出真实、还原真相、追求真理

　　纸是包不住火的。阴谋怕暴露，坏事怕公开，谎言怕真相，黑暗怕阳光。研究文革，反思文革，总结经验教训，必须从事实(真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追求合乎逻辑的科学真理，这才叫实事求是。比如走资派(保守派)打了造反派一拳，造反派还了一拳，这都是事实(真实);走资派(保守派)先动手打的造反派，造反派后还的手，这是真相;打人犯法，走资派(保守派)是肇事者，负主要责任，造反派还手负次要责任;杀人有罪，走资派操纵保守派武力镇压造反派，造反派绝地自卫反击，杀人者伏法罪有应得，自卫者正当防卫无罪，这是真理道义。你光说造反派打了走资派一拳或杀了什么人，虽然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因而不是真相，你硬要造反派认“错”道歉或认“罪”偿命，这不合法理公道正义。你再隐去走资派的错罪事实，摆出他曾是“革命功臣”、“党员领导干部”身份，说他是“群众(保守派)拥护”的“好干部”，那造反派铁定成了“天理难容、罪该万死”的杀人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你也铁定偏离真相，离开真理十万八千里了。

　　真正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或不公正对待的，你控诉，我赞成。你只要尊重事实，说出真相，人们自会得出结论。文革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你犯了走资派错误，你执行了资反路线，你宣扬维护了剥削阶级的“四旧”，你受到批判斗争，你认为受了“迫害”，你要控诉文革，你就是站错了立场，好比国民党蒋介石控诉共产党毛泽东，不该发动工农革命进行解放战争一样，好比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控诉农民起义，不该起来革命、改朝换代一样。

　　一切良知未泯的学者，你要研究文革，首先就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详细占有材料。你认为正面的和反面的材料都要有，正面的和反面的话都要听，你要了解文革时期国际、国内背景，了解国共两党斗争历史、国际共运特别是中苏两党论战历史、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历史，了解文革的全过程，开头怎样，中间怎样，后来怎样，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发生了几件代表性大事，大事中正反角色以及各自做了些什么，结果怎样，通过分析、对比，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从整体到局部，反过来从局部到整体，你可以抓住典型事件解剖麻雀。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北京大兴县残杀“黑五类”事件，北京的“联动”问题，青海赵永夫屠杀红卫兵事件，武汉七二0事件，湖南道县屠杀“黑五类”问题，江西莲塘事件、赣州血案、火烧萍乡煤校事件等等，都会慢慢还原出历史真相，得出应得的结论来。美国文革研究者宋文毅先生，他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研究文革，同意否定文革，但对“文革造反派”的研究，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你只说出部分事实，如井底之蛙，妄加推理判断，你就会主观片面、以偏盖全、一叶障目、浮云遮眼，你就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主流，看不到本质，看不到全貌。所谓文革“动乱论”、“灾难轮”、“经济崩溃论”，文革专门整“老革命”、“老干部”、“好干部”，“彻底否定论”都是这种主观唯心、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偏见”“一面之词”导致的“恶果”。



　　驳“文革两派都是造反派，都错了”的歪理邪说

　　在主流媒体“彻底否定文革”的误导下，一些人谈文革色变，提起文革就控诉“造反派”，“造反派”和“文革”一样成了一切罪恶的载体，成了许多媒体、许多参加和没参加过文革的人的惯性思维。“造反派”、“文革余孽”、“文革流毒”竟成了某些权威精英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杀威棒”，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其实你控诉或你所指的那个造反派是毛主席党中央认定的吗?文革初期北京的“联动”，1967年夏秋湖北的“百万雄狮”、江西的“联络总站”、湖南的“高司”、河南的“十大总部”……，是造反派吗?明明是走资派操纵保守组织干的坏事，为什么栽赃到造反派头上?邓小平、胡耀邦明明重用依靠“联动”、重用依靠各地保守组织的骨干打击清查造反派，最后发现不是“造反派”的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不得人心，就耍了一个花招，说什么“两派都是造反派”、“都错了”，忽悠老百姓，貌似公允却包藏祸心。

　　不错，文革中保守派也打着“造反”的旗号，他们不造走资派的反，专造从旧营垒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的反，不造资反路线的反，专做资反路线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工具打手，革命造反派很快就揭穿了他们的把戏，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他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随着走资派三部曲表演结束，这个组织也土崩瓦解、烟消云散。邓、胡一句话，把“保守派”变为“造反派”，既出卖了被他们蒙蔽利用过的群众，让他们也无辜背负造反派的“恶名”;又切割掩盖了走资派操控保守组织所犯下的罪恶，表演了“缩头乌龟”绝技;还把这些罪恶一股脑地栽赃给革命造反派，可谓一石三鸟。毛泽东、周恩来以下千百万革命干部和全国数亿参加文革的两派群众“都错了”，唯有那几个对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那十几个执行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以及在他们裹挟下，一时分不清“迫害”与“爱护”实质界限，就在“彻底否定文革决议”上签字画押的昏昏者，才是“正确”的化身。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事实、编造谎言，这竟是自称马列主义信徒，曾参与集体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又独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顶级大人物的杰作，荒唐!可耻!可笑!可悲!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一

　　铁正坤死亡之谜



　　引子

　　2008年8月7日中国萍乡网《安源故事》栏目刊载黄爱国署名文章《萍乡文革中的“八·八”、“八·九”事件》。作者是体制中人，尽管力求客观反映文革“真相”，但不可能摆脱主流媒体“彻底否定文革”的“印记”。文中第4自然段写道：“从萍乡铁路机务段出来张贴欢迎解放军标语的“萍矿联合司令部青山总部”(“市大联筹”下属组织)人员仇浩先被“萍总”武斗队杀死，“萍矿总司令部青山司令部”人员铁正坤亦被暗杀至死。”铁正坤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什么人暗杀的?作者没有讲，他肯定不知道真相。但把两个人的死亡并列在一起，不明真相的人看了，一定会猜测是对方组织暗杀的，即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认定的革命造反派——市大联筹萍矿联合司令部暗杀的。这正是铁正坤死亡时，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耍阴谋、施诡计，以此栽赃抹黑革命造反派，挑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达到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往事并不如“烟”，阴谋应当揭露，谎言应当戳穿，真相应当大白天下，让正义和真理的阳光驱散迷雾照亮美好的人间。



　　“武斗”——树欲静而风不止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在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推动下，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战告捷，为被错打成“黑帮”、“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革命造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斗争中联合、发展、壮大如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联司”)，走资派的“御用工具红卫兵”、“工人赤卫队”土崩瓦解，各级地方单位党组织因执行资反路线暂时瘫痪。毛主席及时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令。为落实这一指示，中央军委于2月、4月先后发布“八条”和“十条”命令。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逐渐介入地方文革。由于种种原因，省军区主要负责人没能正确理解毛主席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继续执行了没有刘邓的资反路线，以地方、企业、单位党团政工武保干部和基干民兵(多为原來的红卫兵)为核心，依靠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信，改造或重组了与走资派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众组织，如萍矿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萍总”)。围绕“斗争大方向(对走资派‘革’与‘保’)”，“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展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八条命令”下达，“联司”及下属组织头头139人被市人武部列入反革命黑名单，不少人被威胁警告谈话，不少革命群众被迫退出造反派组织……，这就是在江西后来被称之为的“三月黑风”。“十条命令”下达，明确纠正前述做法，不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毛主席、周总理对江西省军区主要负责人支左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省军区领导对上级的批评阳奉阴违，当面检讨，背后变本加厉支持改头换面的保守派组织“联络总站”，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组织江西“大联筹”。树欲静而风不止，暂居弱势的造反派注定要接受一次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血雨腥风的考验。



　　革命造反派：面对“武斗”，一反对、二不怕，人身危、当防卫!

　　暴风雨前的萍乡，有一段短暂的平静。省军区个别领导操纵保守组织的真相暂时被铁幕掩盖，出头露面前台指挥者是局矿武装部长。“厂矿武装部是否代表解放军?”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武斗”临头，造反派面临人身生命安危，如何应对?作为高坑煤矿近万名成员的造反派负责人，不能不做沉重的思考。1967年5月初，带着心中的疑惑，“联司”组织了以个人身份自费赴北京上访。那是人生第一次进京，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到全国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中心，心中无比激动而又沉重。踏上北去的列车，车上播放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已退，乘客都有座位，别看各地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列车上秩序井然，旅客间谦逊礼让，有些乘客帮列车员扫地送水“自我服务”，没有小偷扒窃，看不到流氓瘪三。有人说要靠制度管人，我不以为然，倒觉得靠正确路线、靠革命思想、靠群众管人，好人好事如阳光灿烂，坏人坏事遁形灭迹，在革命热潮高涨的年代就是明证。

　　首都三司北京矿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小罗曾到萍矿串联，一直关心萍矿文革情况，自动担当向导。那时毛主席党中央上下沟通，除改造使用新闻广播、政府层级、军情系统等老渠道外，专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抽调大批解放军营以上政工干部作为工作人员，接待全国各地来京上访人员，了解各地文革真实情况，通过比对分析去伪存真，为正确及时指导文化革命健康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准确地说，这是一个高层直通民间、没有层筛过滤、没有梗阻、上传下达的信息通道。接待站军地分开，地方按六大行政区分别设立。华东接待站设于劳动文化宫内，一排平房里设有好多个接待室，上访人员预约登记，按问题性质类别分配到相关接待室排队等候接访。现场由少量解放军战士值勤引导和维护秩序，没有身份和安全检查，凭工作证、学生证、群众组织开具的介绍信皆可。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现场秩序和接待有条不紊，不怕也没有人滋事，不怕也没有人捣乱。那时毛主席接见千万红卫兵，毛主席直接走到红卫兵中间，也不怕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再看看现在，天安门不敢举行大型集会，阅兵式封锁街道路口，沿街建筑物关门闭窗，非指定人员不准观看。这就奇了怪啦，文革党政瘫痪、“动乱浩劫”，不需要“维稳”，现在“和谐世界”、国家机器庞大，天天处处高调“维稳”。

　　我到接待站那天十分顺利，记得没等几个人、也没等多长时间就进去了。那时取消了军衔制，“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军人通用标识。一位名叫袁亚三的军人接待我，约40岁左右，中等个，不胖不瘦，脸色黝黑，很健康的肤色，接见中不时有军人进来与他耳语什么，估计是位干练的团职军官。两张办公桌并排靠墙，握手后我和他各坐一侧。我不愿耽误他宝贵的时间，直奔主题：“工矿企业的武装部是否代表解放军?群众大字报批评、批判他们就是反解放军吗?”说他干练，就是因为他对此问题不感到意外，回答不模棱两可，干脆拿出一张报纸，隐去报头和标题，把对我问题回答的一段文字用红笔标出，指给我看。我只记下看过后的答案，厂矿企业的武装部不属于解放军编制，能不能代表解放军，关键看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群众当然可以批评或批判。连想到青海军区的赵永夫，枪杀红卫兵，他也不能代表解放军，不是垮台了吗?我坚信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执行资反路线的局矿武装部领导批判是正确的。江西“三月黑风”以来，加在造反派头上那顶“反对解放军”的帽子终于可以甩到太平洋里去了，心里迷惑已消，重负顿释，灵与肉又获得一次解放。

　　在等待接访的日子里，小罗领我们参观了北大、清华、矿院文化革命情况，看了天安门两侧的大字报，尽可能地了解了全国各省文化革命形势，预测了江西即将到来的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可能性，坚定了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我已经急不可耐地要赶回去，把这次上访的结果和收获传达给战友们，面对走资派挑起的武斗，我们居于弱势，我们只能学习井冈山革命斗争时的经验并改了俩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对“武斗”，一反对、二不怕，人身危、当防卫。誓做乌云闪电下搏击风浪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局机关发生命案，亡者不是“小崔”

　　北京上访，往返一周，回到矿上已是5月中了。分别召集公社勤务组和下属组织负责人开会，传达上访结果、观感，鼓舞士气，要求大家提高警惕，观察动向，特别对新的斗争形势、形式要有精神准备。有一天晚饭后，一个人特地步行几公里到王家源矿旧址，向矿第三职工子弟小学的教职员工传达，返回时夜幕已深，山路独行，家住此地的矿机电科青年工人凌益云要送被我谢绝，年轻又是唯物论者胆子大，也说明当时虽有暗流涌动但大局依然平静。

　　不几天，到矿务局公办的人员传来消息，局机关发生一件人命案，死者身首两处，身子在局招待所，头颅抛弃在后山水塔旁，见过尸首的人说很像高坑矿机电科技术员“小崔”，他这几天恰在局机关办事。“小崔”,名叫崔维朴，山东济南人，矿上唯一的回族，一米七多的健硕身材，在普遍稍矮的南方人眼里更是“山东大汉”。1964年秋，我们一同分配到高坑矿的11名应届毕业生中，崔维朴、王茂栋、程南荪是泰安煤校的，门志生、李应坤是淮南煤校的，董玉珍(女)是北京矿院的，张金城、曾庆国、黄菊卿(女)是江西矿院的，我和王福中是焦作矿院的。黄菊卿才貌双全，应是学校的“校花”，张金城年龄最长，是我们的“老大哥”，黄菊卿、门志生、程南荪、崔维朴都有文艺细胞。到矿头一年春节，矿山文艺汇演，黄菊卿表演兼领唱，全体实习生合作了“人民公社好”节目。文革开始，除了“老大哥”，全是造反派，群众中文艺人才如雨后春笋辈出，“小门”、“小程”、“小崔”还成了机电科“万代红”战斗团和后来的高坑矿东方红公社文艺宣传队骨干，创作演出了不少联系实际、针砭时弊、脍炙人口、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听闻命案传言，我们立即组织人员，追踪“小崔”下落，结果“小崔”被找到了，人已回到高坑矿，局机关“命案”的死者，不是“小崔”，大家虚惊一场。死者后来被确认，是青山矿修砌区工人铁正坤，是“萍总”青山司令部成员，去萍乡参加“萍总”的什么活动或执行什么任务遇害身亡。



　　“萍总”抬棺大游行，企图栽赃造反派

　　局机关保卫处眼睛鼻子底下发生命案，当时局武装部长邱维范是局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主任，总揽全局党政财文武保大权，虽有造反派对立，但社会局面仍算平静，没有什么人会干扰保卫部门正常工作，依照公安人员的业务能力，很快就可以破案，根本不存在困难。为了公平、公正、公开，你完全可以组织有专门人员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破案小组进行侦破。可反常怪事偏偏就发生了。糊弄了几天，只查出死者身份，至于凶手是谁，为什么加害死者，为什么身首异处，作案的时间、现场、工具、过程，皆成破解不了的谜语。只要还有点思维能力的人也会明白，假如是造反派杀害了铁正坤，杀人动机是什么，有什么价值值得造反派去暗害对立面组织的一名普通成员，除非他与死者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会有这样的人吗?再高明的杀手，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何况杀人后，把头颅割下，抛弃百米之外的水塔旁。造反派根本不会制造这样的案件，当时也不会被邀参与侦破。哪派是杀人凶手，谁要掩盖真相，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当时造反派认为铁正坤不是自己一方的人，死因与造反派无关，发了声明，撇清责任。5月21日上午，萍矿“联司”及属下高坑、青山、安源的造反派组织和萍乡市红卫兵司令部还举行了集会，捍卫“十六条”，“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并冒雨游行。以为这样就完了算了，着实幼稚了一回。

　　就在当天下午，“萍总”组织数千人马，在萍乡城举行了声势浩大、居心叵测、阴险毒辣的“反武斗”抬棺大游行，抬出盛有铁正坤已腐败变质尸体的棺材，大做文章、大造舆论，控诉“武斗”的罪恶，声讨杀人凶手，“杀人偿命、血债定要血还”。没抓到凶手，无法指名道姓地抹黑造反派，但不明真相的群众都会猜想一定是造反派干的。5月初刚刚站出来亮相表态支持保守组织的萍乡市市长牛德林，亲自赤膊上阵，带头游行，更是火上浇油，点燃了受蒙蔽群众心中仇恨的火焰，武力报复的气氛顿时弥漫笼罩萍乡城。本人时在高坑矿，没亲眼目睹这一闹剧，据当时参加保守组织的同志说，铁正坤的尸体是放在招待所洗澡用的陶瓷浴缸里抬着游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直觉立即告诉我，这是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栽赃造反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十分毒辣的阴谋诡计，是萍乡武力镇压造反派的信号弹，萍乡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序幕从此拉开了，一幕幕“武斗”大剧开始轮番上演了!

　　揭开铁正坤死亡之谜

　　此后，6、7、8月，武力镇压造反派，白色恐怖笼罩萍乡，发生一系列杀人放火事件，淡化了铁正坤死亡案件。再后，造反派掌权，动员受蒙蔽群众返矿，团结两个95%以上的干部群众，恢复煤炭生产，批判清算走资派、资反路线顽固分子的罪行，造反派整风整顿，筹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重任压肩，“联司”的负责人不断变换，几乎无暇顾及“事不关己”的铁正坤旧案。

　　1967年12月成立临时领导小组，1968年2月13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年轻缺乏执政经验的造反派逐渐淡出决策地位，经验丰富、群众威信高、有政策水平的革命领导干部登上历史舞台。1968年4月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全面展开，革委会设立“三查”(江西清队统称)领导小组，主要成员有军代表，有萍矿革委常委、解放初接管萍矿的军代表、老保卫处长、历史“活档案”王中民，有分管武装保卫的革委副主任、群众代表张洪迪等，我是革委副主任、群众代表，分管群众组织和大批判。那时造反派也出了“李自成式”人物，由昔日的“革命动力”向“革命对象”转化，造反派头头们精神压力很大。

　　有一天，革委会主任李开录同志征求我对清队工作的意见。我不了解萍矿的历史，也不熟悉干部队伍和他们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对文革以来的情况比较熟悉，文革发生的大事大多调查清楚，惟独铁正坤死亡之谜未解，我认为此事应列入文革中的大案、要案，希望清队破解此谜。

　　出乎我的预料，李开录同志告诉我，此案已破，作案人已坦白自首，是“萍总”青山司令部自己的人失手打死的铁正坤。原因是他思想动摇，想洗手不干，退出保守组织。头目和队友怕扰乱军心，想“教训”教训他，搞了逼供信，结果失手致死。铁正坤死了，那些人慌做一团，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当时与全国各地一样，江西萍乡“武斗”之风悄然而起，省军区负责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了一些人的双眼。为了不给“萍总”惹麻烦，干脆“就说是被别人杀的”，反正社会局面这么“乱”，没人说了算，搞成“无头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为了制造“他杀”假象，只好委屈死者，身首分离，偷偷把头颅抛到少人问津的水塔旁。后来搞“反武斗”游行，正好借尸一用，既逃脱了“萍总”的责任，又暗中栽赃了“联司”造反派，真正查起来，又没说是造反派杀的，一推了之。

　　我没细问失手致人死亡的细节，只问了谁搞的“身首分离”?李开录同志告诉我，是局保卫处的一名普通干部某某。并说此案不是故意杀人，失手者和某某也是普通受蒙蔽群众，主动坦白自首态度诚恳，又是家庭经济主要来源，平时表现不错，文革中没干其他坏事，考虑当时历史背景特殊，没有私人恩怨，以后也不会危害社会，此事只有几位领导知情，统一认识，不再追究。我是一名新手，清理阶级队伍除了反对逼供信人身体罚外，也是被动跟着走。考虑真相已经大白，两派斗争中的资产阶级派性好不容易开始淡化，再提此事，有挑起派性干扰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之嫌，用现在的话说，不利“维稳”，表示同意这样做。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几十年，只觉得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所以分成两大派并发展到“武斗”，主要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其次是群众组织混进了少数坏人，以及资产阶级派性干扰造成的。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正义和真理，应该胸怀宽广，高姿态对待受蒙蔽干部和群众，对走资派、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批判一下，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大型国企萍矿，没有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没有一个因路线问题被打倒的干部，对“萍总”参与打砸抢造成死人伤人破坏国家财产的刑事性质案件，也没有按正常时期同性质类型案件标准处理，杀人者没偿命，关一年两年放出来由“群众专政”，伤人者大多没追究，死亡者一样按“因公死亡”抚恤。不像揭批“四人帮”，针对造反派，动用解放军，层层镇压反革命，那么“派性”，那么专制，那么残酷，那么血腥。明明响应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硬说是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共产党的反;明明是省军区个别人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党中央，武力镇压造反派，硬把造反派自卫反击说成跟着林彪、“四人帮”大搞打砸抢;清理“三种人”，一个“造反起家”的帽子，把进入三结合的或文革提拔的造反派干部全部划给林彪、“四人帮”;所谓打砸抢，你杀了我该死，我杀了你枪毙……最后一句“两派都是造反派，都错了”把全国参加文革的亿万干部群众都划为林彪、“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有人说，时间能愈合心灵的创伤。我信了，也认了。可实际却偏偏作祟。当我看到萍乡市委、矿局党委说查清了文革中多少件大事而又不向群众公布结果(维稳的需要)，看到报纸网络上“造反派火烧萍乡煤校”的谎言，“造反派欺骗周总理，省军区领导受冤枉”的歪曲，读出“‘萍总’的铁正坤被(造反派)暗杀”的隐义时，我才认识到我们太幼稚了，太善良了、太宽容了。不说出真相，谬误就会流传，是非会被颠倒，黑白就被混淆，我不该沉默，我不再沉默!李开录同志已93岁高龄，仍然健在。某某也年逾古稀，偶尔碰面，招呼问候，虽无深交，知其是个好人，为人低调，不是有特殊原因，“荒唐年代”不会干那荒唐事，几十年来少不了接受良知的拷问。我从没和他谈起此事，不愿搅乱人家心灵的平静。

　　说出铁正坤死亡真相，我也如释重负，编了个顺口溜作为纪念：

　　陈年往事仍清晰，

　　辉煌黑暗谬千里。

　　涛声依旧催人急，

　　知情当言破谜局。

　　错为维稳隐真相，

　　改正只为求真实。

　　正义良知安然在，

　　好人岂能瞒天地。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二、

　　5·26、5·27血洗“燎原”事件的真相



　　1967年5月26和27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萍总”保守组织属下安源司令部，公然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正确方针，武力打砸安源“燎原”造反总部，重伤造反派34人，轻伤48人，造反派被非法抄家15户。从此开始，萍乡矿务局安源煤矿被白色恐怖笼罩，革命造反派被噤声，骨干背井离乡。

　　一、事件的起因

　　5月中旬，“萍总”内部为稳定军心，惩罚“动摇分子”，失手打死青山矿工人铁正坤，无法交账，竟蓄谋恶毒栽赃嫁祸造反派。21日上午，打着“要文斗、反对武斗”的幌子，组织全市保守派抬棺大游行，揭开了萍乡市、萍矿走资派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序幕。

　　5月24日晚11时，“萍总”安司、青司组织人马，借所谓抢“黑材料”为名，冲进萍矿后勤部东站运输大队(造反派“联司”属下)，大肆搜查并打伤4名工人。当天安司一小撮暴徒还殴打首都红代会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赴安批刘调查组的同学。

　　5月25日晚，“萍总”调集数百名暴徒冲击萍矿工人报社(联司红色风暴战斗队)，推到两扇围墙，砸烂办公室、车间门窗玻璃和两部机器，窃走了大批宣传资料。与此同时，萍矿机关矿小男教工宿舍(联司矿小缚苍龙战斗队)被抄，私人财物被抢。

　　5月26日上午10时，害怕打砸抢阴谋恶行被揭露，“萍总”调集200多人再次冲进报社，抢走摄影机和头晚打砸抢报社被拍下的照片，并把摄影记者袁继生、记者黄根珠、印刷工人刘连汉(均为联司战士)打至重伤。同时冲进矿务局机关广播站，抢走整套广播器材，下午6点多，又捣毁《红色曙光》批刘专刊编委会。下午4点，“萍总”调集不明真相的工人500多人，再次冲进东站运输大队，抢走战备电话和3部生产、战备汽车，用于调动矿上生产工人进行武斗。

　　1967年的夏天，天气炎热，空气干燥，人心骚动，仿佛到处堆满了干柴，碰触丁点火星，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程度，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幕后转入前台，赤膊上阵，指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斗中处于劣势的保守组织，不怕天高皇帝远，自恃有权有势有钱有物有资源有组织优势，自恃现实后台硬、枪杆子硬、拳头硬，不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顾党纪国法，不顾天理道义，决心武力荡平革命造反派于无形，犹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进攻解放区欲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树欲静而风不止，革命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占有道德道义道理高地有文斗优势的造反派，反对武斗却阻止不了武斗，不怕武斗却不懂不会武斗。上天注定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在斗争中学习斗争的造反派必得经受一场血雨腥风的考验。继扫荡萍乡地区之后，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安源矿便首当其冲。

　　5月26日晚上9点多钟，联司安源《燎原造反总部》战士余文生在安源纪念馆门口写标语，鉴于连日来以“萍总”安源司令部成员为骨干的武斗队屡屡作恶，便写出了“彻底砸烂安司保皇窝”的大标语。往常这不过是群众组织之间的“过家家”，这时却已是摸了老虎屁股。安司几个成员本可以在别处写出自己的标语，却硬把别人的标语改动俩字，变成“彻底砸烂燎原保皇窝”。燎原战士敖大宗一旁见了愤怒地说：“这样搞不行!”但为了避免纠纷，余、敖两人仍继续写他们未写完的标语。当余写到“打倒刘少奇”时，安司“三八团”一位女将，突然朝余文生打了一拳，致使余手端的墨汁全部倾倒在余的身上。周围的群众愤愤不平，几个同志当场把这位妇女拉住，要去矿武装部评理。“安司”的坏头头得知后，很快派出一大队人马冲将过来，围住“燎原”的战士，大喊大叫、贼喊捉贼，反诬“燎原”打了“安司”的人。当场把余文生打翻在地，还把余抓到“安司”司令部楼上非法审讯，那位妇女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安司”输理抓人还不满足，反而得寸进尺又出动几十个彪形大汉，气势汹汹向“燎原总部”办公室冲来，一场早有预谋的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二、惨案的经过

　　“安司”冲击设在矿招待所的燎原总部之时，人们都清楚地听到，“安司”头目王声岩在广播里大喊大叫：“‘红色工人’(安司核心)，安源司令部的人赶快集合……”。半小时左右，各部人马调齐。王布置刘炳亮带领安司工农战斗团(农民轮换工组成)再次冲击燎原总部，杨全发、何先章、刘洪松带队分三路冲击燎原总部设在矿电影院内的宣传组。

　　此时，燎原造反总部正在电影院内批判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委副书记賀荣高和政治处主任刘新科。安司暴徒冲进会场，把賀、刘抢走。还乘机造谣煽动：“‘燎原’藏有杀人凶器，要进行搜查!”这一喊，把“安司”的人员激怒起来，将整个电影院团团围住。电影院里的燎原人员受困，生命安全处在严重威胁之中。

　　与此同时，“安司”张学法带领工农战斗团和十几个武术出身的打师，第三次向“燎原总部”冲来，打师冲在前面，用预先准备好的砖头、铁锤、棍棒将总部的门窗打得稀烂，把总部的办公人员打得头破血流。十五岁的女红卫兵雍海兰眼球被捏出，杨桂珍的牙齿被打掉，繆廷良等9人身负重伤，遍体血流，动弹不得。

　　“安司”坏头头了解到“燎原”负责人都在电影院内，急速调兵遣将，又派来500多人，进一步包围电影院。从“燎原总部”突围的徐浮浪等人，快步来电影院报信，当场被暴徒打翻在地，脚踩石砸，鲜血直流，惨不忍睹。

　　“安司”依仗人多势众，硬要搜查所谓“杀人凶器”。“燎原”同意搜查，但要有矿武装部和两派代表一起进行。武装部就是“安司”的后台，这时已不再有丝毫忌讳，任由“安司”单方面胡作非为，折腾一阵，毫无所获。

　　凌晨3点多钟了，“安司”对“燎原”多次栽赃未遂，恼羞成怒，于是横下一条心，命令一伙暴徒，爬上屋顶揭瓦，打眼挖墙，用长杵砸楼板，企图把燎原的人员逼出房间，歼而灭之。“燎原”的战友们不为所惧，坚守在两间小房内，一边对受蒙蔽的群众宣传讲理，一边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在墙上写下表示决心的标语口号，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对“燎原”的围攻越来越紧。27日上午，顽固的“安司”伙同市、局、矿三级武装部门又进行了两次全面搜查，仍然一无所获。暴徒恶性发作，竟提出对“燎原”人员逐一搜身。不得已“燎原”同意搜身，但要解放军来搜，不许“安司”单方面侮辱人格。在场的矿武装部长赵刚却心怀叵测地说：“一方要搜身，一方不同意，这事你们自己解决，我们无法处理。”竟当场挑动群众斗群众，说毕扬长而去。

　　“燎原”战士已经被围十几个小时了，粒米滴水未进，家属送饭来，“安司”头头卡住

　　不让进，扬言困也要困死他几个。“燎原”战士邹运发之弟，送饭到电影院，“安司”一个坏蛋故意将一把小刀插入饭中，然后拿出来诬陷“燎原”藏刀杀人，真可谓毒矣!

　　27日下午1点半，扫荡清场终于开始了。“安司”在上司“萍总”调来六卡车人马的支援下，更加气势汹汹，将被包围的四十几名“燎原”战士，一个个地拖了出来，又一个个地施以拳打脚踢、棍棒交加，连锤子、钻子、小刀全用上了。一刹时天昏地暗，喊叫之声惊天动地。

　　“安司”这次打砸抢，“燎原”勤务员张洪迪头部被打破四处，身上被刺四刀，肋骨被打断两根;“燎原”骨干敖大宗一只眼被打瞎，全身受伤;骨干甘启荣被打破头部，左手骨折，腹部被刺一刀;骨干、保卫科干事彭雪堂头部被打破，全身皮开肉绽……。有六人被打得死去活来，多次昏迷过去，有几名重伤员已被抬上救护车，还被拦车再行施暴……，景况之惨，难以形容。27日下午，整个安源街上，洒遍了“燎原”战士的鲜血。妻子寻找丈夫，子女喊叫父亲，现场目睹耳闻者，无不义愤填膺。

　　下午4点多钟，萍乡市武装部开来了一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有两位解放军战士还手持步枪，说是来安源矿宣传制止武斗的。他们一到矿，就由矿武装部干事邱启发陪同到“安司”司令部。武斗不但没有制止，伴之而来的“安司”对“燎原”的打、砸、抢、抄、抓，全面展开了。与此同时，市武装部却向造反派的“萍矿联司”下达“不准向安源矿增派任何人员”的命令，使“联司”战士失去了解救安源矿造反派战友的机会。

　　接下来，“安司”兵分几路，扫荡“燎原”下属团队组织，把他们的宣传用品、批判资料，洗劫一空。抄了“燎原”骨干陈继炎等十五位同志的家，把刘思庄同志从几公里外的王家源家中抓回来，把繆廷良等同志抓去拷打逼供。两天不到，“燎原”战士34人重伤，48人轻伤，井上挨打，井下也挨打，有的被非法拘禁，有的失踪下落不明，“燎原”战士的人身安全和生命没有保障。只得四出躲藏，逼得上京告状。“安司”反而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加于造反派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谁是幕后人?

　　“安司”血洗“燎原”有后台乎?其头目王声岩等人为何有这么大的胆量!

　　还是在5月26日以前，安矿武装部长赵刚就公开向“安司”讲过：“宜春军分区已经表态了，我也向你们表一个态，坚决支持你们，与你们战斗在一起。你们不要怕，大胆地干。‘燎原’的干将可以抓，但不要打死人。”

　　5月26日事件后，“燎原”战士李克健、谢安全便立刻到萍乡市武装部要求制止武斗。值班员连门都不开，在房里答复说：“有事明天来。”李、谢着急地说：“现在发展到死人的地步，你们不去再等何时?” 值班员说：“去不去由我们决定。”

　　长江航校与首都红代会赴萍批刘调查组杨春来等同志，也到市武装部向贾天德副部长提出制止武斗的要求，贾说：“‘安司’的造反精神好得很，我们不管。”又说：“我们对你们还佷客气哩，还没有赶你们走呢!”不仅如此，市武装部还在5月28日上午找王声岩等人开会，会上说：“你们昨天这样搞一下，他们的威风基本上压下去了，你们的造反精神应该表扬。”

　　在5月26日晚上事件刚发生不久，“燎原”战士沈静、张理贵就到宜春军分区汇报(受重伤的“燎原”勤务员张洪迪，曾在福建工作过的一位军分区副司令员属下当过侦察兵)。军分区司令员说：“武斗是刘瑞森挑起的，你们去找刘瑞森吧。”

　　以上事实和事件的经过可以清楚的看出：宜春军分区、萍乡市武装部个别负责人就是这次血洗安源“燎原”的黑后台。他们就是这样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命令的，就是这样打着制止武斗的幌子明目张胆地支持保守派围剿革命造反派的，他们的立场何其鲜明，用心何其良苦，手段何其卑鄙毒辣。毛主席批评他们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难道不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吗?

　　四、可耻的陷害

　　“安司”惯于掩耳盗铃、造谣栽赃、陷害好人、蒙蔽群众。这次血洗“燎原”，同样编造许多谣言，对“燎原”进行可耻的政治陷害。仅举几例加以揭露，看其荒唐到何种程度。

　　1、血衣

　　5月26日晚上，“燎原”战士徐浮浪，被“安司”暴徒打伤头部，血流不止，其他同志便将徐的衬衣脱下，包扎好徐的头部，抬到卫生所。医生解开衬衣看伤时，将这件沾满鲜血的衬衣交给秦佩英拿着。“安司”早就想抢走这件血衣，以便造谣惑众，于是便围住秦。秦见势不妙便将血衣交给张依群，“安司”又围住张。张忙将血衣转交许翠业，许迅速把血衣拿回家中放在枕头边藏起。不料“安司”三八(妇女)团竟与矿武装部邱启发一道，硬从许处拿走这件血衣。尔后“安司”的坏头头们，便拿着这件血衣，到处招摇撞骗，在安源、去萍乡游行展览，污蔑“燎原”杀了人，欺骗蒙蔽群众，煽动仇恨情绪，可谓毒矣!

　　2、凶器

　　在血洗“燎原”的过程中，“安司”搜查“燎原”三次，均未捞到半根稻草。趁“燎原”惨遭血洗组织瘫痪，“安司”便制造假案，借刀杀人。他们把矿文工团演出用的木制手枪，把从安源镇“八·三一”兵团群众组织抢来的六把治安巡夜用的马刀，把其它单位给矿配电所铁门打配的栅栏尖头(“安司”说成梭镖)，把“安司”干将、锻工龚桃明打制自用的小刀，从电工身上取下的电工刀，还有水果刀、裁纸刀……都偷偷送到电影院，装腔作势地拍成照片，诬称为“燎原”造反派的杀人凶器，真是无耻荒唐至极。

　　3、雷管

　　5月27日下午5点左右，“安司”组织大批人员，大造“燎原”总部及其下属团队组织的反。“燎原”前锋战斗团许忠敖，本来睡在团部，看到“安司”要来造反，就拿起枕头回宿舍去睡，被“安司”人员看见追到许的宿舍，硬说许提回一袋黑材料要其交出来。不容许解释，便把许的床铺箱子翻开搜查，没有什么黑材料，却在一双旧球鞋里发现五个雷管。“安司”如获至宝，大造其谣，诬陷“燎原”隐匿雷管，要炸俱乐部(“安司”司令部驻地)。把许绑架到“安司”司令部，逼其招供。许再三解释说：“雷管是去年在井下放炮时从石碴里捡来的，快一年时间才捡五个。我家靠近鄱阳湖，准备探亲回家拿去炸鱼，上次回家就炸过，还带些鱼回矿给同志们吃。”

　　经查对，这些雷管都是14号旧雷管，脚线也很不整齐，正是许当放炮员时，他上一班的班长何圣元所使用的同号雷管。许捡了上班放炮后埋在石碴内的雷管事情属实。许去年捡雷管炸鱼，而两派斗争是近来的事，“安司”硬要捏造“燎原”炸俱乐部的谣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让他去活见鬼吧!

　　五、简单的结论

　　这次血洗“燎原”事件，是保守组织“萍总”、“安司”有组织有计划蓄意挑起来的，是5月以来萍乡市、局、矿一系列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阴谋活动的继续和发展。事件惨烈，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萍乡两派斗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司”的血腥镇压，使“燎原”遭到重创，安源煤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也使造反派警醒，前进路上将面临血雨腥风的考验。

　　江西省军区、宜春军分区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是这次事件的主谋、策划者，是萍乡保守组织公开的后台，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这根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路线一直串通直下影响到萍乡市、矿务局、矿(厂)人武部。

　　在这次事件中，“安司”又制造了许多荒唐可耻的谣言，栽赃、陷害革命造反派，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只有靠造谣，才能蒙蔽欺骗群众，暂时维持其统治。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成了孤家寡人，这是保守组织的共同特点。

　　(根据《红色曙光》报1967年10月15日2、3版《编辑部》同名文章改编)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三

　　“萍总”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杨天坤同志纪实



　　杨天坤同志是“联司”的一个普通战士，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萍乡市、局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操纵的保守组织——“萍总”的非法绑架、抢劫、毒打、监禁、审讯、政治迫害、剥夺自由达60天之久。“萍总”打得他遍体鳞伤，抢走了他的自行车、手表、手提包(内装有学习材料、钢笔、粮票、饭菜票、眼镜、牙具等)。更可耻的是，“萍总”还盗用他的名义，抛出一个所谓“自我交代”，造谣诬蔑、欺骗群众，企图破坏、瓦解“联司”革命造反派队伍。“萍总”的这些丑恶行为，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阴谋·绑架

　　1967年5月底，由于“萍总”大搞武斗，全局的生产不够正常。局办公大楼里，除了“萍总”的人能自由出入外，就没有几个人敢进出。杨天坤同志所在的安全监察局，几乎全部为革命造反派，都被迫不能在机关工作。经大家研究，就留他值守，把日常工作担负起来。他是副局长(负责全面工作)，共产党员，兼着机(电)安(全)党支部书记，责无旁贷，不怕困难，坚守工作岗位。没想到“萍总”一小撮坏头头，为了霸占整个机关大楼，作为他们的巢穴魔窟，把坚守岗位、正常上班的“联司”战士都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便耍阴谋、施诡计，以局“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武装部长邱维范任主任)的名义正式通知他，参加6月10日高坑矿审查生产方案的会议，要他9日下午去高矿招待所报到。9日上午为了摸清他去不去、何时动身的底细，又特意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去?审查生产方案属于正常工作，他不加思索回答：“下午就去。”

　　下午4点半，杨天坤同志骑自行车到达高坑，“萍总”在高坑地区早已开始了事先策划好的一场武斗，拦劫了汽车运输大队三辆解放牌卡车。当他经过小冲机厂门口时，一辆小汽车横在马路上，有许多“武士”装束的人拦在旁边。其中一个瘦高个子，黑紫色脸，被称为“老李”的人从队伍中冲出来，揪住他的自行车，不问青红皂白大声煽动说：“就是他!生产处长，派汽车运工人来搞武斗，是‘联司’的黑后台，把他抓走!”杨天坤同志以为对方认错了人，就耐心向他们解释，说自己不是生产处长等等。但不容分说，就把他的自行车抢走，一声令下：“抓走!”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把他推推打打抓到“萍总”高坑司令部——高矿工人俱乐部内。一进去就看到里边集中了许多人，一色“武士”装束。这时杨天坤同志才恍然大悟，中了“萍总”的调虎离山之计。

　　二、转移·折磨

　　杨天坤同志被关在俱乐部舞台后边，“萍总”害怕“联司”知道后会来救人，就由一些人把他推上汽车，押往几里外黄泥墩炸药总库，蹲在警卫室旁边的山坳里。等到半夜，这班人同样被蚊子叮得要命，骂声咧咧的。后又来100多“武士”打手，用手电信号联系后，把他夹在队伍中间，押到马鞍岭水泵房。水泵房的工人不同意进去，互相又吵又骂。没办法，只得从东侧走山坡小路，绕道周家坊，把他重新押回高矿司令部。一路上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漆黑之夜，周围死一般的静寂，杨天坤同志，已经50多岁的人，眼睛又看不清，没吃晚饭，没喝口水，饥渴劳累交加，身体快支持不住了。这伙暴徒却对他又推又打，结果一脚不慎跌进水沟里，扭伤了右脚，疼痛难忍，几乎连走带爬地才回到俱乐部，时间已是10日凌晨3点钟了。一个坏头头大喊大叫：“这就是指挥工人打工人的罪魁祸首，‘联司’黑后台杨天坤，被我们当场抓住了。”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他团团围住，喊捶喊打，一些暴徒朝他拳打脚踢，杨天坤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头晕眼花，昏倒地上……。

　　在场的有许多退休老工人、矽肺病工人及他们的家属，是旧社会和杨一样做工挖煤，饱受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兄弟姐妹，受走资派和一小撮坏头头蒙蔽很深，听说他是“黑后台”、“罪魁祸首”，就指着他骂开了。说他翻身忘本，当了干部，还去支持“大地主”、“大叛徒”刘瑞森，挑动工人打工人。也跟着喊要打，打死活该!很显然，造反派对保守派，是把他们当作阶级兄弟看待，当作一时受蒙蔽的群众看待，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可“萍总”一小撮坏头头却蒙蔽欺骗群众，把造反派当作“反党、反解放军”的阶级敌人看待，当作“反革命、牛鬼蛇神”看待。人声噪杂，杨天坤同志无法也无力和这些群众解释，只有把仇恨和罪恶记到一小撮蒙蔽他们的走资派和资反路线顽固分子的账上。他清醒地知道，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治沉疴必须用猛药，用鲜血和生命能够唤醒眼前这许多阶级兄弟，也死而无憾。

　　三、 毒打·拘禁

　　“萍总”一小撮坏头头，对把杨天坤同志放在高坑地区仍不放心，怕“联司”把他抢走，怕他揭露他们的阴谋罪恶，于是又策划转移。10日下午，一伙暴徒把杨推上汽车，后面还跟着四辆载有100多“武士”打手的汽车押运。一路耀武扬威，把他转移到宜春地区的老保窝——宜春专员公署内，在地板上捱了一夜。11日下午1点，可能是矿务局机关已全部被“萍总”控制的缘故，又把他押运回萍乡。“萍总”做贼心虚，不走高坑近路，偏偏不惜代价，绕了一个大弯，从万载、上栗市回到萍乡。汽车直接开到局保卫处后面，将他关押进局武装部腾给“萍总”使用的小楼上。

　　杨天坤同志刚坐下透口气，不提防后腰部被人猛击一重拳，他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栽去，把前面的桌子推出几尺远(这一拳使他造成严重内伤)，他头昏眼花、疼痛难忍，还没缓过神来，又来一个打手，喝令他“下楼去”!杨天坤同志知道不妙，但又不能不去。还未下完楼，这个暴徒就冷不防地朝他背上猛击一拳，把他打得从楼梯上摔倒下来，磕得鲜血直流。人刚勉强爬起来，又来了十几个暴徒连喊带打，木棒、铁棍、砖头都用了。一个暴徒竟朝杨天坤同志当头一铁棍，不是他偏一下头，躲闪得快，必惨死无疑。另一个暴徒拿起一块砖头又朝他头部砸过来，也是杨躲闪得快，不然也完蛋了。其他暴徒杀气腾腾，拳打脚踢。一个暴徒扭住他的左胳膊，把手表抢去，另一个扭住右胳膊，把手提包抢走。一路连打带拖到局招待所三楼，这时的杨天坤同志已经动弹不得了。几个暴徒把他拖进厕所里，锁上门。这一晚，杨天坤同志昏昏迷迷，全身的疼痛也麻木了，变换身体姿势时衣服摩擦伤口才感觉疼痛。

　　在这接连三天时间里，杨天坤同志遭到“萍总”暴徒无数次毒打，全身伤痕累累，衣服上血迹斑斑。血迹干涸在衣服上好像硬刺，刺得伤口疼痛万分。天气炎热，三天没洗澡换衣，没喝水吃饭，没真正地睡觉，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神智昏迷。他仍不断思索：“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么摧残?!难道支持刘瑞森同志，支持革命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小将也有罪吗?即便有罪，共产党讲究革命人道主义，不虐待俘虏，对清末皇帝、国民党战犯也是用思想改造的政策呀!非法绑架、毒打、监禁，这是国民党法西斯才干得出来的!”想到这些，益发坚定了他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信念：“造反派代表‘延安’，‘萍总’才是‘西安’，我要坚强地挺下去，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

　　杨天坤同志要求洗澡喝水，要求家里送点稀饭，要求看医生治疗。对这些最起码的人道需求，“萍总”坏头头起初也不答应。后来见他态度强硬，才勉强应允。但只准他的小女儿送饭，喝水只准打半杯。他的手、胳膊、腰部都不能动弹，怎么洗澡呢?暴徒们只好押着他回家洗澡，房里屋外警戒森严。后来又加了点“优待”，把他从厕所里搬到三楼走廊地板上睡觉，“照顾”了一床破棉絮。虽然蚊子叮，伤口疼，总算有了“生”的条件。随后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逼供。

　　杨天坤同志有一个老同事的孩子，是跟着他在工棚里长大的，参军几年才从福建前线回萍探亲。听说杨被“萍总”抓去毒打、关押，冒着风险，来虎口探望亲人。这一小撮暴徒，竟说他是冒充的解放军。他拿出军人证件，这伙横蛮无理的暴徒围上去吼叫：“什么证件不证件，都是冒充的，不准上楼，快滚蛋!”连拖带推，硬是把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轰出门外。

　　四、软禁·瓦解

　　后来“萍总”的坏头头觉得，让杨天坤同志躺在招待所三楼过道的地板上等于躺在他们的心脏里，会经常看到他们的丑态恶行。故又生一计，美其名曰“照顾”他回家治疗，限制他只许在家写检查交代，不准外出，还限制他的女儿不能自由外出。恬不知耻地说这都是为了“保护”他，怕“联司”造反派把他抓去打死，嫁祸给“萍总”。

　　杨天坤同志终于和家人团聚了。回家后，家里托人请了一个中医来家治伤，“萍总”坏头头，不准他报销医药费。在家软禁期间，日夜派人监视。除组织了一班“虾兵蟹将”外，还不惜代价抽调生产一线工人来家“保护”他。时不时派干部去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夜晚至少有两、三个民兵荷枪实弹“保卫”他，经常从窗口打开手电照一照，看他是否真躺在床上。

　　无论“萍总”如何加强管控，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联司”造反派战友经常冲破重重障碍带给他大好消息。北京来电像春雷一样响遍每一个角落，毛主席派来的6013支左部队，表态支持萍乡“大联筹”，“联司”造反派英勇奋战，解放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萍乡城，杨天坤同志也摆脱了“萍总”的魔爪获得了解放，和“联司”战友胜利重逢了!

　　1967年8月9日，这是个令杨天坤同志终身难忘的日子!它与6月9日联系在一起，整整60天，这是血、泪、恨的60天啊!

　　五、缘由·内幕

　　杨天坤同志之所以遭到“萍总”如此残害，是有原因的。他是负责萍矿安全监察局工作的处级干部，是原机关党委成员兼党支部书记。运动初期对群众划类排队问题上，他坚持不能划“右派”、“反革命”，就遭到一小撮“走资派”组织的大字报围攻。接着就向他所在的支部派出了第一个“工作组”，他在机关就第一个“靠边站”了。运动不断深入发展，“联司”和“总司”就代表着矿务局两条路线的斗争。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他认定了“联司”造反派是真正的左派组织，就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萍总”一小撮坏头头就散布流言蜚语，说他是支持“牛鬼蛇神”。他没被这些舆论压力所吓倒，相反在中层干部中第一个申请加入了“联司”，随之又有一些中层干部申请参加“联司”。这就打破了“萍总”搞的“中层干部一边倒”的美梦，对他也更加忌恨。另外，“萍总”的后台、局武装部长邱维范等策划中层干部对局里的“当权派”搞假批判，组织一个主持批判会的领导小组，内定推他为组长(另还选一个“萍总”的组长)。他看穿了这是一个阴谋，用大字报写了一个公开声明，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于是对他更加恨之入骨。市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他们的御用组织“萍总”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实施拿他开刀，杀鸡儆猴，一石二鸟，既打击了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又阻止参加“萍总”的领导干部“起义倒戈”。

　　人间正道，善恶有报。终于到了清算走资派、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及“萍总”一小撮坏头头的阴谋与罪行的时候了。



　　(本文根据《红色曙光》报1967年10月20日第2版杨天坤同志“我被残酷迫害的六十天”一文略加改编而成)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四

　　高坑煤矿“六·九”俱乐部事件



　　从萍乡沿老昌萍公路东行14公里(中间经过茶亭里)，就是高坑镇。从浙赣铁路泉江小站向南发出的泉—高(矿用)支线横跨公路直达高坑山冲尽头，交叉处因铁路走上边公路走底下叫做铁桥背。铁路东部是马鞍岭，山脚下到路基旁的狭长地带上，从铁桥背算起由北向南依次是镇上的居民商业区和镇政府驻地，高坑矿职工家属居住的民主村，尽头处是和平村，铁路尽头西侧原是矿洗煤厂，有轻便轨道通达原高坑煤矿井口。民主村东北角是高矿第一子弟小学坐东朝西，大门口前不足百米的砂石路直达铁路，路基上有斜行的阶梯跨越路基，下路基后顺西侧的砂石路前行转弯再向西步行十来分钟，经小冲机厂到达老高坑矿井口广场。广场主要布置一对主副立井，围绕井口有办公室、招待所、大礼堂、机电车间以及食堂、澡堂等生活服务建筑设施，广场周围的山坳里分布有单身职工集体宿舍。高坑煤矿是萍局的主力矿井，江南第一大矿，当时职工六千多人，连居民可达两万人。

　　矿小门前的砂石路把高坑矿家属区与镇政府分开，路南就是住宅，路北大部没有开发。矿小二、三十米外，路北侧坐北朝南的高大建筑就是高坑矿工人俱乐部，可容纳近千人观赏电影、戏剧，还设有阅览室、游艺室。俱乐部西侧是稻田，东侧是一个带围墙的院子，有铁栅栏门，算俱乐部备用出口。院子外就是矿小的围墙，中间的窄巷只可容板车单向通过。文革进入高潮时，这里不知不觉地成了“萍总”高坑司令部的据点。本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造反派乱兵上阵，无准备落入陷阱

　　1967年6月9日下午，“萍总”盗用局“抓促部”名义，以开会为名，将机关支持造反派的中层干部杨天坤同志骗到高坑，在小冲附近实施绑架，关押在俱乐部。我们都不认识杨，也不知“萍总”为什么绑架他，只把“萍总”在高坑抓了机关的人通报“联司”。

　　下午6点左右，刚吃过晚饭，东方红公社突然接到“联司”电话通知：“紧急集合一支队伍，开赴萍乡执行紧急任务。”我面带难色：“现已下班，上三班的工人又不在矿上，集合不了多少人。”得到的回答是：“尽可能多派些人，接你们的汽车正要开出，为节省时间，先步行来萍，路上登车。”那时造反派反对资反路线的专制，争自由、平等、民主权利，有毛主席党中央支持，充满自信，热情饱满，不仅单身职工，就是有妻儿老小的职工，业余时间也多全身心、一呼百应地投入运动。约一刻多钟，公社总部聚拢起约百多人由上长(白)班青壮年组成的队伍。

　　我是公社第一勤务，立即整队出发，心里在犯嘀咕，琢磨究竟执行什么任务?队伍到高坑，不过铁路，经铁桥背转走公路往萍乡进发。路上天已经黑下来，快到茶亭里，看到汽车灯光，有人声喧嚷。走近才看清是“联司”属下队伍，几百号人，是汽车接送来的。见到“联司”头头傅松盛等同志，他上任才十来天，5月底“联司”开会，要增强领导力量，局机关推举他出山，人高马大的块头，局机关副处级党员干部，一直旗帜鲜明站在造反派一边，使原本不缺激情只缺经验的我们更有了稳重踏实安全感。傅对我说：“今天的任务是救人和夺回被抢的三部汽车!”这时我才知道，就是救回下午被绑架的杨天坤同志。局里的解放牌卡车绝大部分集中在造反派掌控的汽车运输大队，保障全局生产的后勤供应，时不时的公车“派”用，比较方便。“萍总”十分嫉妒，为了调动队伍方便，于是采取路上拦截的办法强行劫车，当日在高坑地区抢了三部车放在高坑工人俱乐部院子里。“既然是去高坑，还让我们跑这么远干嘛?”得到的回答是声东击西之计，为了麻痹“萍总”，出其不意以多胜少取得胜利。接着便“命令高坑矿东方红公社做先锋，乘汽车到铁桥背下车，悄悄接近俱乐部，摸清情况，完成任务。其余为后队，依次投入战斗!”

　　我感到心情沉重，从没指挥队伍执行过这种任务，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反应处理，怎么上传下达，许多细节没谁交待，心中没底。我无法拒绝执行命令，来不及思考讨论那些问题，就招呼大家上车，走一步看一步，遇到问题再说吧。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准备一些木棍、石块之类的“武器”，现场公路边就有石头堆，我未加思索就给否定了。在车上我就想，无论如何不能打人、伤人、抓人(人往哪儿关?)、更不能打死人，也不能损毁国家财产，准备“武器”又有何用呢?反正我们人多势众，对方也不能怎么着我们，绑人无理，抢车妨碍生产无理，最好是乖乖把人放了，把车交还罢了。造反派队伍，正如毛主席所说，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大家奔着一个信念而来，心齐是团结的基础，但缺乏严密的组织，形不成拳头和力量。大家互不相识，认识也叫不出名字，没有连排班组建制，遇事一窝蜂，七嘴八舌难集中，仍是一盘散沙。造反派与保守组织的优缺点恰巧调了个个，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幼稚的造反派如瞎子摸象、乱兵上阵，老道的保守派暗中设下陷阱、张网捕“羊”。

　　保守派居高临下，造反派被动挨打

　　杨天坤同志开始是被关押在俱乐部舞台后面，三部卡车也停在俱乐部院子里。“萍总”玩的是设饵钓鱼之计，他们预计到“联司”一定会来救人夺车，当晚趁天黑把杨转移到偏僻的炸药库继续关押，三部卡车停放后，拔走了钥匙，拆断了汽车发动机点火线路，组织了一支包括部分退休(矿工50岁)工人在内的武卫队，俱乐部里储藏了大量砖、瓦、石块和武斗器械，铁门紧锁，居高临下、固守待援。

　　待乘车返回高坑近9点钟了。在铁桥背前的职工医院门口下车前行，居民似乎预感到当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已经关门闭户熄灯睡觉，只有为数不多的路灯闪闪烁烁发出昏暗的光线，街道及四周静悄悄的瘆人。队伍在矿小对面那条砂石路口停下，有几个人先行探路怕有埋伏，大队随后跟进。探者报来没发现异常情况，俱乐部院内有三部卡车，大门紧锁，问怎么办?“有人会开就开，不会开就砸开!”若要赔偿，还赔得起，我心里想。队伍里有会开车但不一定是司机的人，也有对汽车极有兴趣略懂一、二者进入院子，发现车上没有钥匙，这难不住行家里手，但发动机打不起火，才知道老总们已做了手脚。就在这时，俱乐部院内、门前的路灯熄灭了，从俱乐部里飞出砖、瓦、石块袭击造反派。

　　其实，老总们在此等候多时了，矿上造反派往萍乡开拔，他们犯了一阵迷糊，但局属单位的造反派都向高坑聚集终究瞒不住“萍总”。俱乐部外造反派的一举一动全在他们视野监督之下，他们动手“反击”了。造反派怕这怕那，怕流血、怕伤人、怕致残、怕死人，怕损坏国家财产，就因为他们是群众，是老百姓;老总们不怕，敢动武、敢持械、敢打人、敢伤人、敢让你致残，敢往死里打你，敢无法无天抓你，他们准备好了集中营，因为他们有后台，有实权，有枪杆子。这时，外面夜色昏暗，对面看不清面孔，看俱乐部整个就像一座黑色碉堡，造反派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涌进，没有联络信号，没有识别标志，单凭喊“支持刘瑞森，炮打周子韬”的口号区分彼我，整条砂石路连同附近铁路道床上黑压压挤满了人，真正的乱兵上阵、乌合之众。大家自动远离俱乐部防止被石块击中，有一些人就近寻找砖头、石块还击。“萍总”的人从里往外看如由暗处望明处，依托建筑物保护，“弹药”充足，居高临下，恣意妄为。造反派不时有人受伤，被人护送去医院包扎，我所在的生产科测量组朱启田师傅不幸被石块砸中面部，砸断鼻梁骨，血流不止，送往医院救治。局面混乱，僵持不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忍，无令难行。

　　保守派以假乱真适时增援，造反派上当受骗理智撤退

　　造反派人多势众，真正横下心动起手来，其势难挡。“萍总”高司守卫俱乐部的人员以己度人心生恐惧，早已不停地电话催促上头派人增援解围。高司头头被催无奈，只好把井下上中班(下午2—10点)的工人抽调出来，后又把上晚班的工人派出来组成援军。

　　俱乐部前两方对峙，又一支人马杀到。四人纵队，踏着节拍，紧握拳头，高呼口号：“支持—刘瑞森!炮打—周子韬!”气势夺人，威武雄壮。沿途造反派为新到“战友”让开大路，放其前行，鼓掌叫好。造反派哪里想到，这是“萍总”玩弄的以假乱真的诡计，他们借用造反派的口号，迷惑了造反派，穿过对方厚厚的包围圈，迅速在俱乐部门口一带筑起人盾。

　　当时我也在前面，注意力集中于俱乐部方向，看到这支队伍有些特别，没有像以前的停下脚步，径直冲过包围圈，跑向俱乐部，心中疑惑不解。立即有同伴告诉我，不是自己人。他靠得近，认出里面有“萍总”高司的干将祝金其。在井口公社总部值勤的杨隆春同志也发现这一情况，连忙设法通知了我们，但为时晚矣。

　　现场态势以俱乐部正门为界，东侧直到矿小是“萍总”高司队伍，西边是造反派大队，中间有几米隔离带。造反派先中了设饵钓鱼之计，又中了以假乱真之计，人多势众，却无所斩获，好不恼火?东方红公社属下有个井冈山兵团，主要成员有十几个青年，个性独立，喜欢自由，各有一技之长，是平时单位领导不大“待见”却又离不开，抓不住多少“小辫子”，轻易不敢得罪的人物;在普通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一个人拉得起好几个人拢;文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更是如鱼得水，十分活跃，颇具战斗力。李炳智，采区青工，方头大脸，身体健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时就在我身边。怎么办?我一时拿不出主意。于是我们前边的人胳膊挽着胳膊，口里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带领队伍前行，企图冲破老总的“人盾”，到俱乐部里找人要车。

　　我们又天真了一回。西方研究文革的有些学者说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说得不错，他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1957年，不少“右派”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被划成右派，这次文革，群众起来造反，又要被打成反革命，颇有相似之处。历代的农民革命，统治阶级和老百姓的矛盾激化，百姓活不下去，官逼民反。共产党性质与历代统治阶级完全不同，共产党时代成就巨大，人民群众基本满意，虽然存在阴暗面甚至很严重，但不会到群众活不下去非得暴力造反革命的地步。毛泽东看出沿袭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共产党有官僚化蜕化变质的危险，发展下去会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才提前用文化革命的方法给“当权派”打预防针，给“患病”官员治治病，号召群众起来揭发阴暗面。正因为毛泽东支持，老百姓才没消极接受“反右教训”，不惧怕批判“当权派”就被打成“反革命”。造反派才会“遵旨”，把毛主席思想和指示当做行动指南，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宗旨。

　　造反派赤手空拳而来就是要文斗，他们还是把对手当作受蒙蔽的阶级兄弟看待。可是“萍总”早已把造反派当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不断挑起“武斗”，血洗安源“燎原”造反总部，拦路劫车，绑架杨天坤，这次居高临下用砖、瓦、石块袭击我们。精神、物质、组织准备不同，两军短兵相接，胜负立定。你手挽手，人家先下手为强，直接抓人了。你防守，他抓人，他有恃无恐占上风。我那时从大学毕业分配矿上两年多，老总们不认识我，见到以为是来矿串联的红卫兵，“萍总”不怕本单位的造反派，却不敢惹外来的红卫兵。那天，我正巧戴了一顶通常红卫兵才戴的军帽，算是逃过了一劫。对手认识我身旁的李炳智，知他是造反派干将，几个人把他抓过去了。双方推攘中有人倒地被踩伤，不断有人被抓过去……。我立即清醒过来，时间对我们不利，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萍总”的加害，无法报告“联司”的决策者，决定立即撤离现场。我所在的高坑矿生产科的同事们清一色的造反派，他们信任我、帮助我、暗中保护我。参加这次行动的好多位，朱启田受重伤先行退出，欧阳福被踩伤脱险，何登标、廖洪安紧随着保护我。我要他们通知高坑的同志撤退，我知道在前面的人撤走，后面其他单位的同志会跟着行事。

　　考虑第二天“萍总”会报复性抓人，我没回住处，在位于高坑镇偏僻山坳里廖洪安家避了一夜。他那天只有老母在家，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了。第二天天没亮，吃了早饭，他们安排我到高坑矿井北边大柏村与矿调度室李继荣同志会合，由他带我走山间小路经茶亭里穿公路至铁路沿铁轨走到萍乡。途径煤校，有人告诉我，“联司”指挥部已搬往萍铁机务段，还说造反派抓了几个“老保”，要关在这里(煤校)，谁看守他们?谁管他们吃住?没人管，他们都自己跑走了。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造反派为什么不会抓人了吧。当天上午，我就进入机务段，开始两个月的流浪生活。

　　造反派赤手空拳损兵折将，“萍总”敢打敢抓伤人谁来担责?

　　此次造反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理、有利、有节的行动(不是武斗)，本以为人多势众，保守派不敢动武，可以多胜少，结果损兵折将，铩羽而归。如果用“文攻”，大字报揭露“萍总”非法绑架拘禁革命领导干部，拦路劫车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会更加赢得人心，获得主动。如今事情发生在“萍总”据点，是你大批人马找上门来，我“防御自卫”，“盗贼”变成了“失主”，有理变成了“失礼”，群众不明真相，陷造反派自己于被动。这是一次得不偿失，错误估计了形势，做出了不当的决定，导致了失败的行动。

　　在萍乡机务段，我向傅松盛同志汇报情况和看法，它沉重地说：“都是我们缺乏经验!”若干年后，揭批“四人帮”，清查造反派，算文革这段时期的帐，傅承担了属于造反派的这份责任。至于“萍总”，那是为“否定文革”“立功”，理当“受奖”的。

　　再说李炳智同志被抓后，关在俱乐部里。第二天早晨，其姐姐闻讯赶来看他，送来了早饭。他原籍湖南，来萍近二十年属居民老户，熟人多、朋友多，又年轻气盛，警告抓他的人“谁敢打人，要么打死，否则出去算总账”，着实吓唬住了一些“暴徒”。“萍总”高司一个张姓女干将进来，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裤裆，然后打了李两记耳光，萍乡话寓意侮辱人格的“打屄面”。李当天被放回，张后来为此也付出了“代价”。造反派夺权后，出逃的张回来后报到恰落到李的手中，有人给她戴上了“铁帽子”，还有人要打她，被李制止了。

　　一同被抓去的局财务处“星火”战斗队员郑训武同志就没那么幸运。浙江扬州人，1963年大学毕业分到局财务处。知识分子的敏感，单身青年的无畏，仍似红卫兵般的激情，注定的铁杆造反派，那时与我们互不认识。在俱乐部关了一天一夜，滴水粒米未进，当看守拿来馒头时竟噎得咽不下去。后转到68公里外的宜春，遭到暴徒毒打，以致昏死不省人事，其中有萍矿226勘探队年轻人，脚穿翻毛皮鞋，拳打脚踢，极其凶狠。一天后转回矿务局，关在机关食堂后边线路工区使用的两层楼上。发现其已不省人事，送机关卫生所救治。医师罗鸣琴用电筒翻开眼睑，发现瞳孔没有放大，进行抢救，才捡回一条性命。出卫生所，送回机关单身宿舍，恰遇相邻宿舍的王水亮，局党委秘书，“萍总”机关司令部副总指挥，请他帮助拿出衣物换洗，此时浑身青紫，神经麻木，几乎没有知觉。王反复要其写检查交代，郑回答就知道这些，就这个过程。看守中也有一个扬州人，参与了殴打，后知是老乡，私自故作疏忽放跑了郑。“六·九”事件8天后，郑带着满身伤痕走小路回到机务段。在车厢内换了药，翌日送南昌住了15天医院，才慢慢恢复记忆和知觉，又回扬州老家养了一个月，8月5日重返机务段。造反派夺权后，那位扬州老乡也被抓回，见郑跪地求饶，郑一时莫名其妙，问其究竟，方记起往事。“以前我打过你，求你饶我一命!”郑做主放其走了。以后郑到高坑，又遇此人，仍跪地感谢救命之恩。

　　那位受重伤的朱启田同志，38岁的壮年汉子，爱人是家属没有工作，膝下三个子女，本人共产党员，生产科测量小组长，与我不同组，但相知。他工作认真负责，年年被科室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待人热情，关心同志，热心公益事业，连年当选为机关工会生产(生产、安全、调度、地质、测量)支会主席;他大公无私、艰苦朴素、性格豪爽、事事带头、敢说敢做敢当。受伤后到医院包扎治疗，感觉良好，为安全起见，开了一些药回湖南老家养伤，后发生感染，当地医疗条件较差，不治去世。夺权后按因公死亡处理，给大儿子朱建荣安排工作，一直称我为叔叔。每每念此，愧疚不已。

　　这次事件，造反派重伤致死1人，被抓受虐应不止李、郑2人，伤者数十人。“萍总”高司绑架、劫车，这次又以少胜多，未伤一兵一卒，少不了暗中窃喜。由于是“联司”组织策划，高司也没有打砸东方红公社。为安全起见和避免直接冲突，造反派的头头骨干陆续撤离矿山。直到6月底，“萍总”高司出动人马，冲进设在生产科会议室的公社总部“造反”，将最后值守的公社勤务员黎斌辉同志抓出来，平时温文尔雅、看似羸弱的普通干部马贤才表现出强烈的“造反精神”，在“群体暴力”的鼓动下，竟不顾单打独斗必败无疑的现实，对黎斌辉拳脚交加，打得黎跌跌撞撞，头晕眼花，享受了一顿“暴力”的快乐。终于黎和最后几个造反派骨干离开矿山，高坑煤矿彻底落入“萍总”之手。



　　(本文写作前访问了郑训武、李炳智、欧阳福、黎斌辉、杨隆春等同志，分别提供了相关史实)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五

　　文革中“萍总”保守组织杀害王谷声副主任工程师的真相

　　王谷声同志，男，1967年时四十四岁，解放前长沙楚怡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解放后为新中国服务十八个年头，时任萍乡矿务局生产技术处副主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他看清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就申请加入了“联司”机关“东方红战斗团”。进入6月中旬，尽管萍乡乌云盖地、恶浪排空，“萍总”暴徒横行霸道，到处刀光剑影，不少造反派战士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不过是造反派一般成员的王谷声同志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坚持上班“抓革命、促生产”。让人料想不到的是，魔鬼和死神却正在向他这位无辜的人逼近。

　　光天化日    如此猖獗

　　萍乡市著名的跃进大道与昭萍路交叉口之四周，分布着萍乡矿务局机关办公和家属住宅区以及配套的商业生活服务设施。西南向主要为基建村，西北向主要为勤俭村，东北向主要为办公区。局办公大楼坐北朝南，紧靠昭萍路，西边是招待所(八十年代改为办公室)，再向西交叉路口转弯处为贸易公司商店(八十年代改建成天鹅大酒店)，转弯后往北就是跃进大道，不足百米远的路东侧，一座坐东朝西的四合院便是局化验室(八、九十年代先后改建成带门面的住宅楼)。

　　7月6日下午1点45分，家住基建村正在午睡的王谷声同志被“萍总”的警报吵醒，就起床上班。6月中旬以来，局办公大楼已被“萍总”霸占，变为监狱和巢穴，生产处的办公室临时迁移到化验室。不到两点钟，王就来到化验室大门口，里面已有先到的郭再生、彭蔚平、陈石生、袁珍满等同事。

　　两点一刻左右，正在大家说话的时候，从马路(大街)上冲来7个头戴矿帽、手持铁棍的彪形大汉，带队的是“萍总”干将徐圣才。他们走来就问：“联合司令部有一个人到化验室来了?”大家都感到惊奇，当时在场的除了几个每天来上班的人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大家都回答说没有。陈石生随即打开大门，四个暴徒进到里面搜查。门口“萍总”后勤副指挥汤申桂的眼光却盯住了王谷声，暗示旁边的暴徒抓人。那家伙走近王身边突然问他有证件(“萍总”私下发放的通行证)没有?王回答没有。在场的也都说大家是在这里上班的，都没有发。暴徒置之不理，逼问王谷声姓什么?当听到回答姓王时便断定：“你就是王谷声吧!”不等回答，就恶狠狠地要把王抓走。这时进去搜查的暴徒也出来了。王谷声同志得知要被抓到总司令部去，已知此行凶多吉少，稍有迟疑，一个暴徒便向他右踝骨戳了一铁棍。光天化日之下，几名暴徒不由分说凶神恶煞似的强行把王谷声抓走了。

　　一伙暴徒押着王快走到贸易公司商店围墙边，就狼性发作耐不住动手了，朝王的背上打了两铁棍，王呼喊救命，暴徒们并不住手，边走边打，走到位于招待所后面的局武装部门口时，暴徒在王的脊椎骨上狠打了一铁棍，随着一声惨叫，王谷声倒在地上，暴徒们又拉又推地朝招待所后门拖去，王下意识地回头看了打他的暴徒一眼，暴徒们便说王还想记仇，又一拥而上，对王拳打脚踢，“萍总”直属司令部坏蛋陈其美冲上来，朝王的头部狠狠一棍，王的后脑勺皮开肉绽，像孩子的嘴巴爆裂出一个洞，鲜血四溅，王谷声同志昏迷地倒在血泊中，手中还紧紧地握着一本毛主席著作。接着，暴徒们七手八脚把王拖进招待所楼梯下。面对奄奄一息的王谷声，暴徒们见势不妙，手忙脚乱，几个坏头头忙商量对策，统一口径……。这时，恰巧医院开来救护车接总司令部的病人，暴徒们为了掩盖真相、蔽饰影响，顺便将王谷声送往设在高坑镇的萍矿职工医院。事发时，局武装部和保卫处王相君等人站在门口冷眼旁观、幸灾乐祸。事后，“萍总”的头目还大为不满，追问是谁送走的。

　　二、拖延时间    见死不救

　　下午3点45分救护车回到高坑职工医院，王谷声同志刚被抬下车，司机与护送人员谎称是联合司令部的人把总司令部的人打成这种样子。当时医院的造反派大多被赶出医院，医院成了“萍总”保守组织的天下，闻听自己一派的人被打伤，立马围拢六、七十人观看。医院的医生、护士抬的抬、喊的喊，忙得不可开交、乱成一团。王被抬到三楼12号病房的走廊上，医生周国钧、吴远宁就在担架上为王缝合后脑大裂伤口。这时，“萍总”医院的头目宋水生、彭德兴，急忙找来放射科的林某某把王的伤势拍成照片、留下根据，以便作为“联司”的罪证。照完像后，听有人说伤者是联合司令部的人，彭对林说：“这个人是‘联司’的，大不该照相……，照了就算了。”旁边一个“萍总”的人接过话题：“‘联司’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拉到医院来，管他这么多干啥!”

　　病志记载王谷声入院检查情况：

　　1、有明显休克改变，口唇苍白，神智朦胧不清，烦躁不安，有气促。

　　2、左头顶部一纵形裂长7公分，深近骨，骨已裂折，局部伤口出血。

　　3、双眼瞳孔对光反应迟钝，对圆等大，口腔内有血液流出。

　　4、胸部左壁呼吸音低——消失，左侧胸壁明显皮下气肿。

　　5、皮肤有10×12公分之擦皮伤及皮下淤血，肋骨多处骨折。

　　6、脊椎于胸7、8、9胸椎凸起并血肿，局部压痛明显。

　　7、腹部，上腹紧张，下肢有擦皮伤。

　　在检查过程中伤情更加恶化，出现左侧瞳孔散大及右上下肢瘫痪状态，左侧上下肢强度抽筋。当时诊断为：

　　1)、重度脑外伤。(脑挫裂伤，颅内血肿)

　　2)、左胸多发性肋骨骨折。

　　3)、血气胸。

　　4)、脊椎骨折。

　　5)内脏出血。

　　伤势如此沉重，本当紧急抢救。可是由于知道王谷声是对立面“联司”的人，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了，抢救工作冷淡下来了，人员走的走、溜的溜，5点多钟时，王谷声同志躺在病床上20多分钟竟无人过问，护士也不在场。护士易宁宁、唐慧明看见王呕吐、尿在床上，神志已经完全昏迷，才叫来刘铭春、周国钧大夫。这时伤员已相当危机，刘铭春大夫检查后，才决定照片子。可是人都跑开了，病人也无人抬，照片子都是刘、周两位医师抬去的。

　　摄片诊断：

　　1)、颅骨枕上部骨折，轻度移动。

　　2)、肋骨左第七、八、九、十骨折。

　　6点多片子照完后，伤者病情进一步恶化，急需手术，却找不到负责人，护送的人也走了。刘铭春大夫立即将病危和治疗情况报给医院武装组负责人甘露柏，甘连忙电话汇报给局武装部长邱维范，要求局武装部派人争取时间立即将王的家属送来医院。那时邱是萍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主任，又是“萍总”的后台老板，接电时口头答应，实际却随意拖延。邱当时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和保卫处长余秉璋以及“萍总”头头张正生、裴振生研究对策。医院等了许久，王的家属还不见来，伤员病情不断恶化，手术无人签字负责。那时的走资派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故意消极怠工。医院的负责人不愿负责，武装组甘露柏不敢负责，在此住院的局基建处长马文禄不想负责，只好医院派车去萍乡把王的爱人接来。折腾来、折腾去，已经折腾到7点多钟。王的爱人见伤势这样危急，不知所措，哭啼不止，当她签字做手术时，已经8点多钟，离受伤已有五个多小时了。

　　动手术时，由于伤情严重，需外科大夫会诊，刘铭春大夫托萍矿卫校一名学生去叫麻醉医生周怀义、外科医生周洪祥来手术室，两人皆为“萍总”成员，派性鬼迷心窍推拖不来，还要那学生撒谎：“说没有找到我们就是。”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由于伤势过重，加上抢救不及时、不得力，当晚10多钟王谷声同志停止了呼吸，惨死在手术台上。

　　手术后诊断：1)、重度脑挫裂伤，颅内血肿(窦破裂)，继发脑干损伤，脑疝(枕大孔疝);2)、多发性肋骨骨折，血气胸;3)、胸脊椎骨折;4)内脑破裂。

　　三、杀人灭口    蒙蔽群众

　　王谷声同志只因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工作岗位上无故被抓被打惨死后，“萍总”做贼心虚，职工医院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暗哨密布，尸体停放在手术室门口两个多小时无人理采。夜里12点多打电话给高坑镇，派来二十多个武装民兵设防，说是防止“联司”造反派抢尸，并把尸体送进医院太平间。第二天“萍总”头目黎育淼派局福利组王正林、局工会郭贯中、基建村家属主任彭志清等处理王的丧事。市公安局“前卫”保守派出谋划策并反复交待一定火葬，不准土葬以毁尸灭迹。同时还派温成贵去医院策划洗涤王的血衣，水洗不掉，又用酒精洗一遍。还搞了一套衣服欲暗中换掉血衣，因故未成。事后彭志清又把部分血衣拿去销毁。

　　王谷声同志手术时的护士傅清莲是“联司”造反派医院“送瘟神”战斗团成员，对王的伤情、手术过程是清楚的。“萍总”害怕她把真情实据说出来，遂派人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她得知此情况后，无奈被迫离开医院。

　　“萍总”也不放过王谷声同志的死亡病志。得知上面写着“据诉……打伤”等字眼，与他们的口径不一致，害怕会露马脚。头目徐金玉派游仁光、刘训典到机关卫生所，命令罗鸣琴、王国菊、王桂华、廖采英、姚启秀几位医师护士，立即赶往职工医院。罗鸣琴质问刘铭春大夫：“你在病志上记载王谷声的伤情，‘据诉……打伤’，是谁说的?你把(据)诉的人找出来!”王桂华和罗鸣琴公然作伪证：“我们亲眼看见王谷声是摔伤的!”在她们的威胁纠缠下，刘铭春大夫只好把“打伤”改为“外伤”。“萍总”以为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却恰恰露出了杀人灭迹的狐狸尾巴。

　　事后“萍总”为了统一口径，把“王谷声是摔死的”谎言层层传达到团队个人，并编印了“关于王谷声摔死情况的初步调查”的造谣传单，大量散发蒙蔽迷惑群众。现摘其一段：“……‘联司’干将王谷声在小山上策划武斗，后来我们把伤员抬回后，他又鬼鬼祟祟地往化验室走去。当即有十余名同志到化验室，把王谷声找来总司令部写检讨，当走到招待所后面的墙角处，王谷声想跑掉，加上工人又听说他很坏，工人便朝他身上打了几下。王由于神经紧张，失足陷在招待所的水沟里，人为随即绊倒了，头部砸在沟沿上，工人把他扶起来后，头部立即出血。经过我卫生部门包扎，派救护车送往高坑职工医院，王由于流血过多，医治无效，终于在下午10时30分死亡。……(署名)“萍总”2号调查员 67年7月8日。

　　“萍总”还指使王谷声家所在基建村居委会主任彭志清威胁其爱人：“你千万不能说是打死的，如果说是打死的，连劳保抚恤金都没有，你们全家就无法生活，将来小孩大了也不能照顾工作，你得考虑考虑，今后的生活抚养还得靠领导啰!”

　　四、尾声

　　通过“萍总”内部反戈一击和有关人员调查证实，王谷声同志只因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光天化日之下在工作岗位上，被“萍总”保守组织的暴徒抓走、暴打重伤、贻误抢救治疗而惨死的。打死王的主犯、致命凶手是陈其美(勘探队工人、本人供认不讳)。参与非法抓捕和打人者应为共犯。违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见死不救的医生，做伪证及其指使者，局武装部长邱维范玩忽职守、贻误抢救、造谣欺骗实属渎职包庇，正常情况下皆应承担刑事责任。造反派夺权后，因忙于恢复生产和工作、生活、社会秩序，解放干部、争取受蒙蔽群众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斗批改任务繁重，考虑两派斗争、“天下大乱”的实际情况，考虑这些人与王谷声同志本人没有直接个人恩怨关系，除斗争批判或检讨一下以外，以宽大为怀基本没有追究。

　　“萍总”打死王谷声工程师蓄谋已久。之前就大造舆论，诬称王谷声是“联司”造反派的密探，6月中旬曾派人将其抓过一次。这次狠下杀手，企图杀鸡骇猴，压制矿务局中层干部起来革命造反。与此同时，“萍总”还扬言要活捉支持造反派的副局长兼付总工程师丁克同志，绞死计划处副处长卢钟灵同志，把局总工程师牛传禄同志、长征老红军胡仕龙同志以及几名支持造反派的中层干部抓到鸡冠山集中营“劳改”，把局安全监察处长杨天坤同志无缘无故抓起来暴打、受伤不准治疗、软禁家中四十八天之久。这一切和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走资派时，不打人、不抓人、不限制人身自由，最多给态度顽固者、民愤较大者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相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矛盾性质。萍矿文革初期，是谁迫害干部?是谁迫害知识分子?是谁暴力打、砸、抢、抄、抓、杀?是走资派、人武部个别负责人做后台、积极支持的“萍总”保守派组织，难道还有疑问?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王谷声同志惨死于保守组织“萍总”暴徒魔爪，是萍矿文革开展以来第二个非正常死亡人员。也是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和改革开放后流行的“文革造反派迫害知识分子”的概念相反，萍矿工程技术人员文革中95%以上参加造反派，萍矿有两所中学、八所小学，教师大部分参加造反派，萍矿文革前就是地(师)级国有大型企业，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在广大工人群众直接监督之中，干部子弟形不成像北京那样的“联动”势力，文革初期到革委会成立，没有也不可能有学生打死校长或打死老师的事件。“打人犯法、杀人偿命”，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通常识，文革中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基层造反派，长期处于体制外、被边缘化，没权力、没枪杆子靠山、没金钱物质组织优势，要和保守派斗争、比赛革命，靠的是光明正大、遵纪守法，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争的是“四大”自由、民主权利和不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造反派那时候不可能、也不敢、更不会去主动挑起武斗。造反派曾经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后来更是接过刘邓的接力棒、继续执行资反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个别负责人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受害者。“萍总”保守组织就是走资派利用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采用造谣污蔑、金钱物质引诱、谎言欺骗蒙蔽、内部法西斯纪律等手段组织起来的，充当了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

　　(根据1967年10月20日《红色曙光》报第3版“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杀人案”一文略有改编)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六

　　“萍总”青司血洗“青山造反总部”事件调查报告

　　首都红代会赴萍青山支队、大联筹萍矿联司青山总部联合调查组



　　1967年7月12日下午4时始，在萍乡矿务局青山煤矿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这一事件，是全局和全市革命群众久所关心的，是继“萍总”血洗安源“燎原”、设陷阱施诡计重创高坑“东方红”以后，火烧萍乡煤校前夕，所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澄清事件真相，青山造反总部“杀”回矿后，会同首都红代会赴萍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了周密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公布如下：



　　一、阴 谋

　　萍乡矿务局四座矿山中，青山煤矿是造反派力量唯一占有优势的矿山。慑于造反派的强大，“萍总”青山司令部迟迟不敢动手。这种局面，保守组织的后台老板再也忍耐不下去了。6月21日，青山矿人武部长李行建在人武部召集主持萍总青山司令部头目开了一次黑会。李在会上说：“我们要做好对青山总部的瓦解工作，不能文质彬彬，要采取行动……。”

　　矿务局人武部在青山蹲点的蔡沛松也在会上下黑指示：“南昌形势对我们不利，青山地区可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两人一唱一和，暗示青司要对总部实行暴力镇压行动。这次会后，青山司令部更明目张胆地对造反总部实施打砸抢抄抓的暴力挑衅行为。青山总部没有被这种反动嚣张气焰所吓倒，7月3日在修砌区成立了火线指挥部。于是青山司令部便把修砌区视为眼中钉，时时想着把它拔掉。



　　二、导火线

　　7月12日上午11时左右，矿长王正林、副矿长程子孝、安全监察员刘德同和谭仁启，

　　从井下检查出井洗完澡，走到机电车间门口，碰到机电科一位职工找矿长签字批条领材料。王不但不批，反而和程一起拔脚就跑。两人故做恐慌状态，分作两路，跑得满头大汗。王跑回矿办公大楼，程直奔俱乐部青司老巢。程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青司何孟波、鄂初华、邓达贵等很多人说：“哎呀，不得了!差点被总部的人抓到打死了;总部一百多人拿着铁棍，有个人先走来要我们批条子为名，后面的人随即向我们追来;我们回头就跑，直到过了供应站，看到有些推炭的农民，胆子才大了些，总部的人没有追过来。”

　　此事经调查，青山总部根本没有人追抓他们，什么一百多人手拿铁棍追来等，纯属程子孝故意制造空气，为其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而编造的谎言，程本人亦供认不讳。

　　下午两点多钟，总部决定分出一部分人员到材料科宿舍睡觉，人员走到宿舍后，找材料科党支部书记朱辉宗要锁匙开门，青司一个成员李云智见到这一情况，便跑到司令部汇假报说：“青山总部把朱辉宗抓去关起来了。”经找有关人员和朱辉宗本人核对，根本没有此事，纯属李云智无事生非、捏造事实。

　　树欲静而风不止，以上如此两句谎言，竟成了青山司令部血洗青山造反总部的导火线。



　　三、紧张策划

　　当日下午3点多钟，矿人武部长李行建给局人武部打电话说：“青司准备围修砌区(总部火线指挥部)，要‘萍总’注意不要让(萍铁)机务段那边(造反派)来人支援。”

　　4点钟左右，由青司干将邬梅开、林菊兰、王秋记等人集合“自卫队”一百余人，借口“总部”抓走朱辉宗为名，去围攻材料科宿舍。子虚乌有一场空，半小时后返回司令部驻地俱乐部前面的坪里。邬梅开立即对“自卫队”动员说：“人员不能解散，今天就是要把总部的老巢(修砌区)搞掉，现在我们出发去围总部。作战指挥所正在和总司令部联系，他们会来协助我们打。”此时已有青司头目石山正在打电话给“萍总”，要萍总来人支援(据指挥所值班人员肖招才揭发，为防泄密，电话代号是218)。

　　兵马欲动，舆论先行。此时此刻，青司负责宣传的头目王光生正在广播里歇斯底里、大喊大叫：“强烈抗议青山总部一小撮坏蛋，勾结(湖南)‘湘江风雷’，上午打伤我战斗员程子孝、刘德同，下午又打伤我战斗员朱辉宗，今天一定要把‘湘江风雷’的人交出来!”欲挑起事端，何患无辞?虚假离奇的谣言，煽动起青司受蒙蔽群众的报复情绪，顿时暴戾之气、武斗气氛充斥矿山，一场武力镇压造反派的血案呼之欲出。

　　“自卫队”立马变成了“武攻队”。由邬梅开带领，曾书明、林菊兰扛土炮，王秋记揹鸟铳，几个人肩挎装了炸药的工具袋，其余个个拿着梭镖、铁棍等凶器，兵分四路将修砌区包围，严堵联络外部的通道。布置停当，邬便命人员向修砌区投掷石头、砖块挑衅试探。

　　矿人武部的幕后活动紧锣密鼓进行，部长李行建再一次紧急电话催促局人武部：“青山矿情况紧张，青司已将总部包围，人手偏少，请‘总司’赶快派队伍支援。”(张术才揭发)



　　四、炮打、血洗经过

　　下午5点26分钟，“萍总”由周明生带队，率领五卡车全副武装的暴徒赶到青山矿。一下车，立即如临大敌般直奔修砌区，配合青山暴徒将门窗砸烂。这时，邬梅开和曾书明将自制土炮架在靠近铁路一侧的窗子上，邬梅开点火，曾书明撑住炮身，血腥的第一炮打响了，接着又开了第二炮，当场便重伤总部勤务员文庚发及总部战士李家仁等九人。同时“萍总”及青司暴徒冲进位于修砌区楼上的掘进区宿舍，撬烂楼板六处，从上面往修砌区内丢炸药、六六粉、石灰粉等物，企图将总部战士逼出全歼。危机情况下，总部战士曾打电话给矿人武部及矿长王玉林，皆置之不理。

　　局武装部驻点干部蔡沛松，坐镇青司俱乐部内亲自指挥，在青司暴徒开炮后，立即打电话给萍乡市人武部倒打一耙汇假报说:“青山造反总部开炮打伤了萍总青司的人。”(蔡沛松供认不讳)。

　　在这种情况下，总部战士被迫走出修砌区。凶神恶煞似的萍总青司暴徒，手持凶器排立门口。总部战士出来一个，便抓一个、打一个，一百多总部战士，几乎无人幸免。

　　五、惨状

　　在萍总青司暴徒的土炮、铁棍、梭镖的残害下，青山造反总部四十八人受伤，其中九人受重伤。文庚发、李家仁两人被土炮炸瞎左眼致残，方先林、陈光林两人被土炮霰弹铁碎片射入全身肌肤达一寸余深，当即遍身流血，两月后残片尚未取净。其他二十多名伤势严重者都是被铁棍戳打、梭镖乱刺造成的。有的被刺破了头部，血流满面;有的被打断了肋骨;有的被刺伤了腹部、背部或臀部，当时鲜血飞溅;有的双腿被打坏，跌倒地上、寸步难移……。

　　血洗修砌区之后，暴徒还没过够打砸抢之瘾，还把他们所谓的三十多名“反革命头目”强行押到俱乐部，要他们举起双手，跪在地下，暴徒们继续挥舞铁棍、梭镖，给他们身上增加了新的伤痕。

　　第二天，蔡沛松、李行建等武装、保卫头目面带喜色，洋洋得意地说：“昨天的仗打得非常成功，市武装部相当满意。”



　　六、结论

　　1、“7·12”萍总青司炮打、血洗修砌区青山总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蓄谋已久的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重大血案。

　　2、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萍乡市、局、矿人武部的头头刘禄、邱维范、蔡沛松、李行建。

　　3、这次血案的挑起者是青司保守组织的后台、副矿长、走资派程子孝。

　　4、血案的直接指挥者是石山、邬梅开、周明生、王光生、赵思龙、张勇成。

　　5、主要杀人、打人凶手是邬梅开、曾书明、林菊兰、张德海、刘迪甫、李云智、苏家才等。

　　(据《联司号角》1967年9月14日第4版同名文章略有删改)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七

　　“萍总”残忍杀害抗美援朝转业军人仇浩先同志

　　仇浩先同志，1932年出生在山东崂山县一户贫农家里。从小失去父母，三岁就流浪在外靠乞讨为生，七岁打柴跳水，十二岁给地主割草放羊，整天劳累，还要挨打受骂。1949年家乡解放了，当上了民兵。1950年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受伤的战友。1958年转业到萍矿机械厂学习电焊技术。1963年调入青山矿机电科任电焊工。他平常工作积极，先后被评为质量能手和安全能手。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坚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参与发起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造矿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反。他立场坚定，顶住了“三月黑风”，奋战六、七月白色恐怖的恶浪。转移到萍铁机务段后，每次外出执勤、张贴大字报、散发宣传单，他总是走在前头、无所畏惧。

　　1967年7月20日下午5时，仇浩先同志和十几位战友正在萍乡“八一”街张贴“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标语时被“萍总”暴徒围攻，被连捅刺17梭镖，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白色恐怖笼罩萍乡

　　“7、13”火烧萍乡煤校后，萍铁机务段就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一座孤岛。萍乡城企业停产、商店关门、居民闭户，“萍总”的武斗队穿梭巡逻、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检查路人，打人抓人，搜捕造反派。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个别负责人对抗毛主席党中央指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各地走资派沆瀣一气，利用民兵组织系统，镇压农村的革命造反派，抓捕被赶出城镇回乡避难的革命造反派，还动用政府财力物力，大规模地挑动农民进城武斗，进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花样百出地搞什么“农管”。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机务段这个造反派的最后据点，利用“萍总”和大批农民包围机务段，组织武装示威游行，封锁和监视萍铁所有对外通道，时不时扬言杀进机务段，消灭造反派。面临走资派垂死前的疯狂挣扎，造反派到了生死存亡、背水一战的地步。固守机务段的造反派已停止外出活动，防止“萍总”找到什么“借口”制造事端，静候北京对江西问题的处理，派出熟悉情况的彭锡顺同志作为萍乡“大联筹”代表赴京参加“四方会议”。同时为防万一，组织青壮年站岗放哨、昼夜巡逻，男女老少齐动员，准备棍棒、梭镖、砖头、石块，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随时自卫。

　　萍乡市“大联筹”是6月份在萍铁成立的，以萍乡铁路地区火车站、机务段为基地，主力是铁路的造反派、萍矿“联司”、市“红司”(革命师生联合指挥部)、市直机关和萍乡钢铁厂、江西矿山机械厂的造反派，主要领导成员刘忠义(铁路)、傅松盛(萍矿)、李建荣(机务段)等。刘忠义，30多岁，中等个，不胖不瘦，皮肤微黑而有光泽，共产党员，刚从铁道部党校学习归来，对毛主席发动文革领悟较早，对各地文革大势比较了解，内心坚定沉着、待人热情平和、处事成熟稳重，在铁路有威信、敢担当，得到广大造反派拥护。白色恐怖高压，吓不倒造反派，反而使造反派愈挫愈勇，大家愿同铁路地区的伙伴战友共存亡。然而对于“大联筹”的头头们来说，个人的生死安危可以置之度外，但数千造反派人身生命安危，铁路生产运输的重担沉重压在他们心头。7月半的那几天，一定是吃饭不香、睡觉难眠、焦虑煎熬、度日如年。

　　紧急疏散

　　7月17日刚吃了晚饭，“联司”开碰头会，接到“大联筹”指挥部通知，估计“萍总”当晚会攻打铁路机务段，指挥部决定非铁路地区的造反派紧急疏散，有家可回者回家，否则设法投亲靠友暂避几日，“联司”头头可乘火车去株洲(湖南造反派控制的“解放区”)。我听了感到错愕：“这不是临阵脱逃吗?”但指挥部的决定自有它的道理，来不及讨论思考，得抓紧落实。参加碰头会的是各单位临时负责人，立即分头传达部署。我立即随同通知者赶往客车站台，正好一列快车停靠，傅松盛等几个同志聚集车门口等候登车。只要上去，我们就安全无忧了。一个念头突然涌入脑海，那时红卫兵小报批判刘、邓，就有揭发他们临危脱逃，置群众安危于不顾的情况，如今我们这样，是否有些类似?先前已有我的战友以种种理由请假回外地省亲，当时我思索过，与环境险恶有关，也觉得是保存骨干和有生力量的一种方式，我欣然允诺，看来是做对了。如今，抛开大队，不知落实得怎样，头头先行转危为安，心里不踏实。同志们催我上车，我让他们先上，列车关门了，“我还有事，不上了!”和他们招手道别，立即回到高坑矿造反派同志的驻地。正巧，大家刚集合起来，尚未传达。我立即越俎代庖传达了指挥部的决定，询问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患难见真情，一两百人竟没有叫苦喊难的，反而一些人主动出主意、想办法，“你那里不太安全，到我那里去躲几天吧!”帮别人疏危解困。紧急疏散的任务很快落实了，轮到我这个不大会讲萍乡话的外地人，没成家也回不了老家，在萍乡属于举目无亲，几个同科室的同志邀请我，我选择了黄继典同志。他是矿调度室调度员，共产党员，抗美援朝转业军人，萍乡广寒寨人，方头大脸、健壮魁梧，正值青壮年之交，目光里透露出成熟和坚毅，是高坑矿造反派负责武装自卫的不二人选。广寒寨地处萍乡西南百里，为湘赣交界偏僻山区，家中有老母一人，姐夫是当地大队干部。天已黄昏，我俩便连忙赶路，这一夜，注定是不睡觉了。

　　夜行百里

　　黄对萍乡的山山水水极为熟悉，何况又是回乡之路，使我这个黄淮平原长大进入山区丘陵如入迷魂阵般的人既省心又放心。他前面带路，我只管紧紧跟随。跨越铁路西行，不走车马大道，专拣人行便道，很快便没入山野之中。夜里10点多钟，来到麻山公社所在地。刚走到村东小桥头，就听到前面街道传来噪杂的人声，夹杂着几声狗叫，天很黑，村上的房屋也看不清。我们连忙止步倾听动静，听到了干部讲话的声音。原来是公社干部奉命组织动员农民进城，支援“打刘派”，抓捕“支刘派”。真是凑巧，我们若快行一步，就直入罗网。我们原打算趁夜深人静穿街而过，马上改为绕村而行，躲过一劫。

　　这一路夜行军使我最难忘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左腿静脉曲张毛病犯了。自小生活在农村，吃苦耐劳，经得起摔打。11岁读初中到县城，自带口粮搭伙，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扛着7—8斤面粉，单程35里路，走了三年。高中到商丘市读，不再揹口粮，往返也有50里路。那时读书，重视体育锻炼，除体育课外，每天有两个课时课外活动，基本上都是体育锻炼。学生来自农村的多，夏天夏收夏种，秋天秋收秋种，高中阶段正值大跃进，劳动锻炼更多。参加工作后从高坑到萍乡单程30多里，搞社教从高坑经萍乡到王坑单程50多里，常走路往返，山道近路不熟，专走马路大道。那时公交不太发达，自己不愿等车，便养成走路的习惯，这次算派上用场了。人有生物钟，该睡觉时得睡觉，何况那几天提心吊胆都没好好睡过。下半夜，睡意来袭，“不能停!”离萍乡城越远，就觉得越安全。凌晨3点来钟，睡意浓烈，脑子里一片空白，上下眼皮不停打架，还觉得左小腿越来越沉。“不能停!”停下来，立马睡着，不能走了，不想走了，有人来捉、束手就擒。这时有谁来问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话，我们立马回答：“安稳睡一觉!”我们仿佛尝到了工农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饥渴疲惫难耐的滋味，我们还只是疲乏至极而已。我咬紧牙关，拖着像灌了铅一般的左腿蹒跚前行，俗话说“走百里，半九十”，胜利往往就在再坚持一下之中。东方泛出了鱼肚白，天亮了，大地山川呈现出生命的色彩。一夜百里行军，终于到了他家里——一个山坳里独户民居，顾不了吃饭，先睡一觉再说。

　　虎口脱险

　　一觉醒来，精力恢复，腿脚灵便，犹如山野里的空气一样，神清气爽。伯母为我们准备好了饭菜，薯丝白米饭，煎鸡蛋，炒丝瓜，都是农家自产。北方农村人，不习惯吃丝瓜，这次尝鲜，咸淡适中，滑爽顺口，从此爱上了这口。那时的偏远山村，表面非常平静，看不到大字报、大标语，我们以为是消息闭塞，群众没发动起来。老黄不知从哪弄来石灰水和排笔，在几处人已搬走的废墟墙上写了几幅造反派的大标语。这事竟很快被反映到大队，好几个月没回家的老黄去看他姐姐时，受到他姐夫的批评。原来他姐夫正是大队治保委员，告诉，他上边有通知，“支刘派”被赶出萍乡城，四处“流窜”，人到哪里，哪里就要报告抓人，这次幸亏报告到他这里。姐夫要他把标语涂掉，尽快离开到别处躲一躲。资反路线的触角通过党政权力系统伸展到每一个哪怕是偏远的山区角落，白色恐怖的大网笼罩着萍乡的每一寸土地。老黄回来把情况说给我听了，把大标语涂了，我们立即决定第二天天亮前离开，去湘赣交界的老关车站乘车去株洲。

　　7月19日早晨，我俩早早起床，简单吃了些东西，告别他母亲，沿着田埂小径向北边几十公里外的老关走去。俩人商量好，遇到人或事，由他出面，我少讲或不讲话。地远人稀，一路顺利，中午来到老关。这是萍乡最西边界，车站简陋，附近没有住家，只有边界萍乡一侧孤零零一家小餐馆。我们不敢贸然进站，火车也没影儿，先吃点东西再说。小餐馆两间房，西边一间是人员进出的正房，房里一张旧方桌，没有凳子，客人站着用餐;东边那间是厨房，由内通正房的边门，还有一个没有玻璃的窗口，向客人传递饭菜;窗台上放有一部电话机说明餐馆应属公社或大队所有。餐馆无人用餐，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我们走进去，要了一斤粮票的米饭、一大碗西红柿鸡蛋汤。厨师马上动手，我俩进到厨房去看厨师的操作，催他快一点。也许是天佑神助，我下意识的出来想到外边看看周围情况，一脚刚迈出厨房边门，就看到另一个人背朝外、面朝里在打电话，电话已经拨通，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捂着嘴巴，正在全神贯注、鬼鬼祟祟地通话：“这里刚到两个‘打刘派’，快点派人来!”虽是轻言细语，还是被我听到清清楚楚。我立即感到他是通风报信，危险将至，掉转头一把抓住老黄向外走去，他有些莫名其妙：“饭菜马上就好!”我用眼色示意他跟我走。出了餐馆向西，头也不回，几步已跨进湖南醴陵界内，我才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他。单凭他们俩人，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趁你吃饭，来一帮人，那就落入虎口了。我是“联司”头头，老黄也是“联司”骨干，真被“萍总”抓去，打死算便宜了你，让你终生残疾、生不如死，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无良暴徒们残忍的劣根性，一切善良理性的人难以置信。路上碰到一位推土车子的农民老表，我们把票据送给他，请他去那家餐馆饱餐一顿。

　　我们没吃午饭，沿着铁路步行数十里抵达醴陵站，胡乱吃了些东西，改乘火车到株洲。那时的长株潭，湘潭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株洲是造反派的大本营，长沙两派平分秋色。天下造反派是一家，到了株洲等于进入“解放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回家的感觉。立即按照车站留言找到了两天前到达的傅松盛同志，他欣喜地告诉我们，中央快要明确表态，支左解放军就要到达萍乡，今晚咱们就回萍乡去，准备欢迎解放军。7月19日，在离开两天后，我们又重新出现在萍铁机务段，萍乡“解放”的日子到了。

　　仇浩先被“萍总”残忍杀害

　　那时的萍乡城新城区主要是跃进路和八一街(路)十字交叉。出老萍乡站，入站前路(现为西环路)，往北一里多地接萍矿门前的昭平(西)路，往南两百多米尽头东拐接八一西路。八一路直通市政府，中间十字路口周围分布有萍乡饭店(北西)、百货公司(南西)、邮电局(北东)、供销大厦(南东)等重要建筑。八一西路北侧有萍乡电影院、市委招待所，南侧有物资局，临铁路是木材公司。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三、五小巷条条谜一般远处延伸。那时除正大街等老街外，八一街最为繁华热闹。那时的跃进路到矿务局段，还只具雏形，东侧有人民公园、萍乡煤校、萍乡镇政府，西侧有供电局、萍矿工人报社、萍矿工程处、萍矿总库等单位以及镇上居民、铁路家属区、萍矿基建村等。

　　济南军区6013支左部队何时到萍乡?有说7月17日的，我们没见到，可能是打前站的人员。7月20日，为了迎接解放军到来，为了把毛主席派来解放军支左的消息告诉广大市民，市“大联筹”决定下午组织人员上街贴欢迎标语，散发欢迎传单。当时党中央尚未明确表态，但不须动多大脑筋就会明白，原来是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担负支左任务，如果没有问题，还需要千里迢迢从济南调来野战军吗?度过严冬的人最知道太阳暖，熬过长夜的人最知道太阳亮，白色恐怖笼罩摧残下的革命造反派最知道毛主席、党中央亲。革命造反派，他们有信仰、有追求、有热血、有激情、有生命，已经组织起来，他们需要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需要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得知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他们能不高兴、能不激动、能不热烈欢迎吗?他们想象得到，“萍总”那些受蒙蔽的广大革命群众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会如梦惊醒、幡然悔悟、反戈一击，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貌似强大的“萍总”就会连同它的后台老板们一起垮台了。

　　下午3点多钟，机务段内各单位的造反派陆续出发。铁路地区为大家准备了米汤、糨糊、笤帚、纸张、文具。为了安全起见，各单位人员分成两队，一队书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队负责瞭望、保护，可以携带棍棒、梭镖器械，一旦接触、临机处置、及时撤退、不可恋战。

　　我随高坑矿东方红公社的战友们行动，出车站，自站前路起，选择地点位置，写的写，贴的贴，瞭望的瞭望。你在这里，别的单位向前，你再向前，依次递进。进程还算顺利。下午4点多钟我来到萍乡饭店门口附近，此时高坑矿的同志已越过邮电局进入八一东路，一部分瞭望保护的同志停在十字路口附近，密切注视北边跃进路方向，那是“萍总”暴徒最快、最方便、最可能出没的路线。

　　就在这时“萍总”法西斯武斗队从人民公园方向出现了，一律的矿工帽，一律的蓝色矿工服，腰束厚帆布矿灯带，脖颈上扎着白毛巾，脚踏矿工靴，手持梭镖、铁棍等凶器，数人一排，凶神恶煞般集群式的冲来。

　　“萍老总来了!萍老总来了!”警报信号传递给分散在八一街上的造反派战友们。作业人员停止作业，有的索性把米汤桶、笤帚、文具丢弃，就近寻找安全的撤退路线。一批负责保护的同志向十字路口铁路侧集中，想阻止暴徒推进，给八一西路上的战友赢得多一些的时间。

　　人民公园到十字路口不过百米之距，一分来钟，暴徒已到面前。两军对峙，我看到了几名战友在暴徒面前无所畏惧的飒爽英姿，我只认得高坑矿东方红公社机电科万代红战团的罗家铁同志，个头不高、块头不大、钳工师傅、机警干练，弓马步、左前右后、手持梭镖，目光威严、炯炯有神，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歹徒也望而却步。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后面的战友也投掷石块，暂时遏止了暴徒的势头。我喊大家向火车站且战且退，不少熟悉街道地形的同志从小巷撤出。我们停一停，对方停一停，我们退一退，对方进一进。八一西路不过四百来米，几分钟功夫，我们几个同志已退到尽头处的木材公司附近。那时的木材公司，大门敞开，无人上班，也没什么木材，周围有两米高的围墙围着，门口里面摞着好几跺红砖，地上散落着砖头残块。我们不认识仇浩先同志，此时大概也在附近，准备退往机务段。

　　说时迟，那时快。我第一眼发现，从八一街尽头突然杀出和前边一样的“萍总”一大群暴徒，是从站前路包抄过来，转弯进入八一路，抄了我们的后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赶快进入木器厂!”我和附近几位战友箭一般冲进木材公司，依托砖跺掩护，投掷砖块，阻止这批歹徒逼近。相峙约莫三两分钟，我们人少，对方情况不明，待其缓过神来，一定会恃强凌弱、清障前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我望了一下围墙，约高两米左右，马上要大家翻出围墙。那时年轻力壮，强烈地生存愿望会产生异常的力量，双脚一跃，两手已扒住墙头，一个引体向上，头已伸到墙上。那时西环路没修过八一路，墙外就是铁路路基。再一抬腿，便骑上墙头。“萍总”暴徒没进入木器厂，却血洗八一街，残忍杀害了仇浩先同志后扬长而去。

　　我们几个人翻过围墙，下到路基，沿铁路返回火车站。路上一位同志发现我手臂流血，说我受伤了，我才看到左手臂内侧一大片血迹，应是翻墙时墙头粗糙摩擦破的。在站台上，正逢几位造反派战友用竹制躺椅抬着仇浩先遗体归来，仇浩先同志全身被鲜血染透。据回来的同志说，仇浩先眼见暴徒冲过来，已无路可退，只得闪入街旁一个小店，躲在柜台下。无奈店内只有一位妇女，却是保守组织的成员。暴徒进屋搜查，她用眼色示意藏匿位置，“萍总”安司暴徒刘余茂等人围住柜台，把仇浩先拉出来，人不相识，便痛下杀手，用梭镖乱捅，血流如注，当场死亡。后来清理遗体，发现全身被捅17刀。

　　生命代价的思考

　　仇浩先同志，一个鲜活年轻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瞬间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当造反派拿起武器保护贴大标语的战友时，咋就没想到派出“侦察兵”、“监视哨”，随时掌握对手的行动?相反却在对方的完全监视之中。造反派出动上街，采取的保护措施，“萍总”一清二楚。前面人员刚过萍乡饭店，就有“眼线”恰到好处的电话情报送达“萍总前线指挥部”，派出两支整装待命嗜血的法西斯冲锋队前后夹击造反派，其中一支竟从造反派的根据地——萍铁机务段的眼皮底下通过，抄了造反派的后路。革命造反派面对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那是弱势对强权霸道，是幼稚对奸猾狡诈，是善良对暴戾恣睢，是绵羊对豺狼虎豹。造反派满以为支左的解放军到了，走资派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造反派着实又幼稚了一回。自古两军对垒，不斩来使，不虐待俘虏。“萍总”的法西斯冲锋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赤手空拳的“俘虏”大开杀戒，残忍地捅上17刀。它们已经失却了人性善，把人性恶张扬到极限，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受蒙蔽了，它们变成了嗜血吞命的野兽魔鬼。仇浩先同志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擦亮了战友们的眼睛，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1967年7月上中旬之交，江青同志在一次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群众组织代表时为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的革命口号。1967年7月20日，这一天正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纵容部下支持“百万雄狮”保守组织肆虐武汉三镇，绑架中央代表王力、谢富治，威胁毛主席人身生命安全的时候，毛主席适时地提出“要武装左派”的方针。为造反派绝路逢生指明了方向。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政治大革命，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权问题。“一月革命风暴”时期，萍矿真正群众参与批资反路线的文革才刚刚启动，那时就说“夺权”，还真觉得没有必要，出现了“萍总”半夜夺公章，装进麻布袋里揹着到处躲造反派的笑话。经历“三月黑风”和5、6、7月的“武斗”镇压，造反派真正明白了，就是因为走资派手中有权，才能剥夺造反派的自由、民主、人身甚至生命权利，把你打成“黑帮”、“右派”、“反革命”，把你打伤、打残，把你关进监狱，让你从人间蒸发掉。此时造反派“文攻武卫”，“向走资派夺权”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不少人说文革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无政府主义”，是“动乱”，其实文革从上到下存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支大军。在中央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阳光政府)居于优势统治地位，以刘、邓为头、二号人物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地下政府)，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大光明、名正言顺，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刘邓捂盖子、镇压造反派的资反路线见不得阳光，只能玩弄阴谋诡计、阳奉阴违、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毛主席高瞻远瞩、明察秋毫，让走资派本能地充分表演，走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垮台”的全过程，让造反派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全部考验成熟起来。用继续革命的理论，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把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党、团员)武装起来，把广大“当权派”(包括愿意改悔的走资派)警醒、教育、挽救过来，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革命造反派踢开的是暂时把持“党委”领导权执行资反路线的走资派，造反派是阳光政府的载体，听命于毛主席、党中央，对“地下政府”理所当然搞“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主流是乱了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锻炼、教育了人民，教育、挽救了干部。

　　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几万鲜活的生命参与的萍矿文革，就是整个江西这段文化大革命的缩影。从萍矿1966年12月革命造反派崛起，到1967年8月自卫反击胜利，这是有中央阳光政府，有主要执行资反路线的“地下政府”并存的一段时期，是企业从正常生产、慢慢减产到基本停产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中萍矿打、砸、抢、抄、烧、抓、杀最为严重，社会秩序最为混“乱”的时期。人们只要还没丧尽良知，你就能判断这一段的“坏事”是谁干的。不是当今被妖魔化的革命造反派干的，而是被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干的;不是保守组织里广大受蒙蔽群众干的，而是走资派蒙骗利诱指使一小撮坏头头、社会渣滓干的。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的罪言恶行，不能加到保守组织广大受蒙蔽群众头上，更不能加到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头上，加到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头上，加到文化大革命的头上。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曾有句名言，“文革两派都是造反派，两派都错了”。一句话，保守组织被变成了造反派，受蒙蔽群众也变成了“洪水猛兽”，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责统统转给了人民群众。偌大一个国家，洪洞县里无好人，只有“一小撮”走资派例外。邓小平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细”。简言之，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文革中的罪孽，当然由毛负责。就如毛泽东发动解放战争，战争双方死了那么多人，社会经济受了那么大破坏，帐都记到毛的头上，这不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逻辑。当然邓自己参加了解放战争，他不会否定自己，找了林彪、四人帮，顶了罪，说毛犯了严重错误。一切对文革研究有兴趣者，切莫上了“宜粗不宜细”的当，你要研究文革，就要了解文革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中间有什么变化，领导是怎么搞的，群众又是怎么做的，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你才能知道真实的文革，文革的真相，文革蕴含的真理。太粗了不行，过细了也不行(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选择典型事件，解剖麻雀，穷追到底，锲而不舍。细是分析，粗是概括。“彻底否定文革”、“动乱”、“灾难”、“崩溃”就是粗的概括，你去调查、去翻档案、去分析、去细一下，你就能拨开尘土，接触真实，你就能拨开迷雾，看到真相，你就能抓住走资派的尾巴，戳穿官僚买办精英的谎言，悟出毛泽东的阶级立场、人民情结、良苦用心、博大胸怀、领袖风范、统帅气概、理论魅力、实践艺术、辩证大师、智慧文采。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八

　　“萍总”—“安司”暴徒炸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1967年8月6日凌晨4点15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突然被炸毁了。这是谁干的?这是为什么?



　　行迹可疑

　　在路矿工人俱乐部被炸毁的前一两天，人们发现“安司”(萍矿总司令部安源矿司令部)占据俱乐部的人员陆续撤出，武斗用的梭镖、自制的土枪、土炮等杀人凶器也随之转移。到8月5日上午，搬凳子，拆挂灯，忙忙碌碌，不一而终。安源路矿敬老院的老工人见此情况，十分怀疑。一打听，才知“安司”暴徒要在当天下午炸毁俱乐部。他们预计老工人知道后会竭力反对，故想乘老工人无准备之机，来个一声炮响了事。



　　一场斗争

　　敬老院的老工人得知“安司”暴徒要炸毁俱乐部，无不义愤填膺。下午1点钟，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老工人说：“俱乐部是毛主席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的果实，是国家财产，我们一定要保护住它。”他们顾不上年迈体弱，走出敬老院四处奔忙，串联住在安源附近的老工人，纷纷赶往俱乐部，把已经搬出来的凳子又搬回去。然后一起聚集在俱乐部讲演大厅内，向“安司”暴徒提出强烈抗议。老工人警告说：“你们要炸就炸，我们老工人愿和俱乐部同归于尽!”

　　“安司”暴徒只好对老工人软硬兼施、哄骗威胁。头目胡德锦哄骗老工人说：“俱乐部是刘氏家庙，炸俱乐部造刘少奇的反，是破四旧啊!中央批了100万元新建一个，南昌、广州、湖南都炸了啊!”头目唐士中则威胁说：“你们还不出来，四点钟就到了，要不要生命安全?”另一些“安司”三八妇女团的泼妇凶狠狠地指着老工人骂道：“你们这些老鬼，平时看你们太重了，吃饱了不安分，炸死放在俱乐部里!”老工人不为所动，硬是不离开俱乐部，“安司”下午炸毁俱乐部的计划破产了。

　　老工人的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毕竟年老体弱，力不能久支。老工人向“安司”暴徒提出三个条件：

　　要打电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要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

　　批准以后7天才可炸毁，炸后必须建新的。

　　炸前要“安司”头头签名盖章，立据存证。

　　老工人心地太善良了，他们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殊不知走资派的谎言、资产阶级派性早已泯灭了“安司”一小撮暴徒的良知。

　　丧失诚信良知的暴徒满口答应了上述条件，狡猾地把几十名老工人欺骗了。老工人恋恋不舍地走出了俱乐部。

　　善良的老工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当天夜半过后凌晨3点，安源街上戒备森严。4点15分，罪恶的炮声响了，顷刻间两层建筑的俱乐部前楼便成了瓦砾和灰烬。



　　三、炮声前后

　　“安司”炸毁俱乐部不是偶然而为。还在7月中旬，和“安司”同为“萍总”在安源的忠实宠儿和得力打手的红色工人造反团(简称“红工”)头目郑美凡、干将张自美就提出来要炸毁俱乐部，得到“红工”其他头目的赞同，并在组织内部议论和酝酿。有人表示怀疑：“这是不是反革命行动?”“红工”头目李国辉却说：“假如炸俱乐部是反革命行动，我愿意做炸俱乐部的反革命!”此后“红工”与“安司”头目多次密谋，“萍总”司令张正生、参谋长裴振生还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策划，首先说烧，后来又决定炸，刘余茂还强调先造舆论。他们统一步调后，8月4日下午，由“安司”头目刘斌生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确定由“红工”制造舆论，写造反公告，统一内部思想;由“安司”负责爆破具体工作等。“安司”还怕不落实，又在5日下午由刘余茂主持召开会议，刘在会上强调：“俱乐部的问题，不让炸也要炸。”计划就这样定了。

　　当天，唐士中与“安司”干将刘万辉选好爆破点，做好爆破的一切物资准备，当天子夜后(6日凌晨)，由“安司”小头目谢小官任放炮员，4点15分，扭响了罪恶的第一炮，接着又是六炮。俱乐部炸毁后，刘斌生高兴地拍下了一张照片，原以为可以邀功领赏，却成了犯罪的证据。

　　有一个曾在安源被解放军逮捕的曹培昌，“安司”这次行动与曹共同密谋过：炸毁俱乐部后，将材料、照片通过曹向中央汇报。若中央承认是革命行动，“安司”就捞到了政治资本，若中央不赞成，则说是对立面《燎原》造反总部炸的，嫁祸于人栽赃造反派，又何其毒也!



　　四、愚蠢的挣扎  绝望的疯狂

　　炸毁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预谋是7月中旬，正是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处理江西问题的关键时刻。“萍总”火烧江西萍乡煤校虽然暂时拔掉了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眼中钉，但却暴露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被火眼金睛的周总理抓住了狐狸尾巴。江西“大联筹”尽管暂时居于弱势，他们是从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冲杀出来，他们没有走资派幕后操纵，也没有枪杆子武力支撑，只有毛泽东思想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他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反走资派专制，争平等和“四大”民主权利，反资产阶级镇压，争自由解放，他们是走资派的克星，是走资派的对头，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甚至武力镇压的受害者，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他们代表正义、进步、革命、光明和真理。相反江西“联络总站”及属下“萍总”—“安司”，只不过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人民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利用谎言欺骗蒙蔽，利用法西斯手段组织和控制而代表保守、落后、阴暗和反动的御用工具罢了。

　　还在年初的元月份，“燎原”造反总部和哈军工及首都三司红卫兵砍倒了俱乐部前所谓刘少奇亲手栽下的两棵梧桐树以消除“流毒”，曾遭到“萍总”—“安司”的百般刁难阻挠。笔者既不提倡亦不反对砍树，刘是刘，树归树，刘有错，树何罪?挂个牌子说是刘少奇亲手栽的，取掉牌子不就得了。但那激情似火的岁月，过激的事多了去了，砍了也就砍了。砍后又从韶山移来松柏树载上，以示忠于毛主席，可爱得很。“萍总”—“安司”技输一筹，耿耿于怀，它还真以为“燎原”砍了树才成为造反派的。你能砍树，我就能炸俱乐部，我比你更痛恨刘少奇，比你“造反精神”更强，比你更“革命”。从右到极左，形左实右。而且性质变了，从一般过激行为变成了刑事犯罪。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大罢工胜利后，万余工人用七天办的血汗钱亲手建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专款修缮的，不仅具有建筑物的使用价值，还承载着工人阶级革命历史无价可比的厚重。里面内容不与时代适应，可以修改更正。把建筑物炸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看都构成了刑事犯罪。有一点倒令后人十分不解，“安司”口口声声炸俱乐部就是造刘少奇的反，可当时凡到现场的人们都能看到，爆炸摧毁最重的恰恰是黄静源烈士的办公室，刻有毛主席手书“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大门也被完全炸毁。

　　“萍总”—“安司”一小撮坏头头从北京“四方”代表会议上感觉到文革大势所趋、覆灭临头，不思改弦易辙，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反而用炸毁俱乐部的犯罪行为作垂死挣扎，实在荒唐、愚蠢、可笑。犯罪实施前夕，7月28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规定(简称“红六条”)，7月23日毛主席、党中央从济南军区抽调派出的6011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南昌、九江、宜春、萍乡等地。革命造反派士气声威大振。白色恐怖统治萍乡、萍矿五个月之久气焰嚣张的“萍总”—“安司”，失去走资派和“枪杆子”的支撑顷刻分崩离析，一小撮坏头头拒绝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挽救，从虚幻的“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终于失去理智，变成绝望后的疯狂：杀人放火，冲击支左解放军部队，抢夺枪支，殴打指战员，炸安源路矿俱乐部，抢青山银行，发动武装叛乱，持枪上山为“匪”，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之路。



　　(本文根据江西大联筹萍乡市委员会萍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主办《红色曙光》报1967年11月9日第23期第3版资料编写)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九

　　“萍总”青司暴徒抢劫青山银行事件



　　1967年8月10日凌晨还不到1点，萍乡市人民银行青山矿储蓄所的保险柜被“萍总”青山司令部的暴徒持枪劫走，共抢去人民币32 489.9元(其中包括粮站存放的834.53元)，金戒指两枚。这次事件发生在毛主席、党中央公开表态支持“大联筹”革命造反派并发布了解决江西问题的“红六条”之后，“萍总”保守组织一小撮坏头头竟公然对抗中央，裹挟蒙蔽少数群众，持枪上山为寇，发动武装叛乱，抢劫银行筹集资金，性质是极其严重的。



　　预谋

　　8月9日上午，“大联筹”革命造反派战士，在自卫反击战中，战果辉煌，一举拿下了“萍总”的前哨堡垒市委招待所、萍乡饭店，直逼其老巢——矿务局大楼。“萍总”暴徒已知自己末日来临，有的迷途知返，有的缴械投诚，有的上山落草，有的逃之夭夭，现出一副罕见的狼狈相。

　　此时，“萍总”西南几公里外的下属组织青山司令部也晓得大势已去、一时无力回天，不甘心失败的一小撮坏头头决定裹挟部分受蒙蔽群众上山落草为寇。临行前，坏头头石山拿着后台老板——矿长王玉林批下的条子，向矿财务科索款6000元。因银行现款不够，只拿走5000元。下午5时左右，石山率领大小头目及受蒙蔽群众两百余人逃往柳源冲山里，在显法庵驻扎。

　　当晚，青司“自卫队”总指挥易春生匪性大发，对石山说：“这么多人，5000元钱，我们连饭都会没有吃，我看今晚还要想办法去银行搞点钱。”易春生的这个点子，引起青司头目们的重视。当晚9时左右，专为此事开了一次预谋会。由易春生主持，石山、邬梅开、李树松、康绍章、宾洪文、苏振林、林竹兰、何金华、肖显明、石祥吉等众头目与会。石山首先发言，他重复了易春生的看法后接着说：“我的意见今晚还要去青山银行借一万块钱，现在不管手续不手续，打张借条就行，以后回矿再算。”在石山的策划和启示下，大小头目纷纷提出问题、献计献策。宾洪文露出强盗本相：“不管银行同不同意，就是要拿。”康绍章也现出了强盗原形：“银行要是不肯，连它的保险柜一起拿来。”此时，易春生拍手叫好、匪性依旧、煽动性地说：“是咯!这个办法是好办法，现在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过去我们就是掌握政策太死，今天才吃了这样大的亏。”这时老奸巨猾的石山假惺惺地说：“保险柜我不同意拿，要采取借的办法。”他说完后，会议确定，向银行“借”钱，一场预谋会就此结束。

　　抢走保险柜

　　预谋会结束后，坏头头石山要喽啰们当晚立即行动，他先开了一张一万元的借条，便研究派人去的问题。康绍章自告奋勇说：“我去一个。”“自卫队”副指挥何金华便决定派康绍章、宾洪文、宋发仁、周显良、袁辉戈5人及水泥厂石祥吉派4人共9人前往，由康绍章带队。当晚11点多钟出发，带步枪的有康绍章、宾洪文、宋发仁，还有水泥厂一个人，其余的带梭镖或土制手枪。

　　后半夜(10日凌晨)将近1点钟，他们到了青山银行门口。先在银行营业厅大门外及窗子上敲了一阵，无人应答。又在银行职工住所敲窗子，营业员罗家敏(女)推开窗子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你打开门来，我们找当权派有要紧事。”罗说：“主任不在家，有事明天来，晚上不能解决问题。”外面人的声音：“不管主任不主任，今晚要向银行借钱。”罗说：“晚上没有钱拿。”青司的人吵着一定要拿钱。罗便喊起了银行的出纳员苏秀真(女)等3人走出卧室。这时，青司以康绍章为首四个人爬进了银行侧边的栅栏门内，对苏秀真等3人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拿到钱，我们要钱要得紧。”苏说：“会计和主任不在家，保险柜锁匙拿走了，你们要钱明天办好手续来，要有计划拿钱。”康绍章等人便露出凶相把枪对准他们说：“不跟你们讲这么多，到底拿还是不拿，不拿我们自己动手。”接着这伙强盗便冲进银行里面，打着手电四处寻找保险柜，结果在一间小屋子里找到了。康绍章命令这伙强盗七手八脚地把保险柜滚至银行外面的坪里。他们一时无法打开钱柜，无奈钱柜太重，只好到矿食堂搞来一部板车，把保险柜整个地拖走了。

　　砸烂保险柜

　　这伙强盗押着抢来的保险柜，一路朝显法庵走去。行至柳源冲时，板车的把断了，只好把保险柜抬至附近一石灰厂的办公室内。此时已是早晨5点钟，天已亮了。九个人研究一阵，决定留下六个人守保险柜，派宋发仁等3人去显法庵报告。石山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有点意外，觉得罪责难逃，便想推卸责任，假惺惺地说：“这样搞不行吧，谁干的谁负责。”接着暗示邬梅开和几个人吃点苦，把保险柜送回银行去。邬便和苏振林、刘定一、林竹兰、颜根林等7人走到石灰厂，对守护保险柜的人传达了石山的意见。石灰厂正好停着一辆昨天出逃弃置的汽车，便把保险柜抬上车。由颜根林开车，上午10点钟左右送到青山银行门口。其实他们并不是要把保险柜完璧归赵，而是要找到银行的人拿锁匙打开保险柜，只把里面的钱取走。林竹兰下车，看见银行门上一把锁，便到附近找银行的人。没有找到，回来对邬梅开等人说：“找不到人怎么办?”康绍章接话说：“还是把柜子拖回柳源去。”这时，恰巧从萍乡开往湘东的火车经过青山鸣笛。他们以为青山总部的造反派回来了，慌忙爬上汽车，拖着保险柜，向天空打了一发信号枪，飞快地往柳源冲驶去。

　　车到柳源冲无法再往里开。他们对如何处理钱柜发生争论。邬梅开、苏振林、宋发仁等怕时间来不及，主张把钱柜埋掉。康绍章、林竹兰等人则主张找农村人用炸药把柜子炸烂。意见不统一，只好派周汉清等3人回显法庵请示石山。此时石山原形毕露，悍然决定：“砸烂保险柜，把钱全部拿到显法庵!”接到石山这道命令，等候在钱柜旁的人立即动手。林竹兰首先抡起铁锤对准钱柜的脚猛击了罪恶的第一锤，钱柜没有打开。在旁的刘志明接过林的大锤说：“还是等我来!”刘志明对准钱柜的把手，接连猛击三下，保险柜终于打开了。林竹兰当场得意忘形地说：“晓得这么容易，早就把它打开了，省得费这么多神气搬来搬去。”打砸钱柜是在场的有：康绍章、宾洪文、苏振林、周显良、宋发仁、袁辉戈等9人。邬梅开、刘定一等3人在山上守望防造反派来人。颜根林在汽车开到柳源冲后便走掉了。

　　保险柜打开后，林竹兰、宾洪文、康绍章、刘定一、宋发仁便拿出预先准备好的袋子，把钱装了进去。丢下一个被砸烂的空保险柜，向显法庵扬长而去。

　　钱财分赃

　　回到显法庵，石山等头目眉开眼笑，便在一间小房内清点钱数。点钱的人有：石山、苏振林、宾洪文、林竹兰、胡新年、康绍章、李树松、肖显明、石祥吉、何金华、邬初华等人。清点结果，据邬梅开供认只有28000余元。接着由石山分钱：康绍章6000元，林竹兰4000元，刘志明3000元，石山2500元，彭日虎1000元，苏振林1500元，宋发仁800元;邬初华拿了一点零的，未点数;胡新华也拿了一点零的，未点数;宾洪文揹了一袋子，数字不详，还有哪些人拿了钱尚待调查(以上分钱数字系邬梅开的交待，当时案件主犯尚逃窜在外，有些细节仍待进一步查证)。邬梅开后来向康绍章要1000元，向宋发仁要200元，向苏振林要200元，邬一共拿了1400元。

　　初步结论

　　这次抢劫银行事件是一次严重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抢劫事件，其罪魁祸首，应依法惩办。

　　这次事件是萍乡市、矿务局、青山矿人武部个别负责人长期支持和纵容保守组织“萍总”青司一小撮坏头头所造成的恶果。

　　这次事件的主谋和挑起者是易春生，首要决策者是石山、宾洪文，抢劫银行砸烂保险柜的主要肇事者是康绍章、林竹兰、刘志明。(来自1967年9月27日《联司号角》报第3版署名青山总部调查组的初步调查报告，此处略有修改)

　　说明：后来石山、宾洪文落网归案，公安军管会收容审查，坐了几年班房。随着解放干部，清理阶级队伍和造反派失势淡出，考虑当时受蒙蔽的实际情况，予以释放重新做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四人帮垮台后，是否给予平反，本人就不得而知了。

　　《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专题之十

　　坚持支持革命左派    在斗争中改造自己

　　某部副参谋长——杨万明



　　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我们(济南军区6011部队)来江西执行支左任务，党委分工我带两个营进驻萍乡市。两个多月来，我们紧跟毛主席，坚定不移地支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斗争的实践中我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课堂，是“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最好的战场。



　　紧跟毛主席，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

　　我们到萍乡一下火车，就受到萍矿总司令部(萍总)的“欢迎”。很多受蒙蔽的群众，他们头戴矿帽，手持梭镖，列队数里夹道相迎。到处都看到“萍总”咒骂萍乡市大联合筹委会(大联筹)的标语，看不到一张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到处都是手持梭镖的岗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我们感到萍乡的文化大革命已被一小撮走资派引向了歧路。从我们的所见所闻和许多革命群众的反映，我们看透了萍乡地区的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的坏头头确实坏。当我们找到了萍乡“大联筹”就觉得是另一种气氛。他们1000多人挤在火车站机务段一块很小的地方，三伏天许多人挤在闷热的车厢里，有的住在车厢底下，有的头枕钢轨，下铺枕木，他们衣食无着，经常受到围攻和迫害。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一千遍一万遍的歌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们了解到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比仇恨走资派的感人事迹后，立刻与他们结下了战斗的友情。开始尚未公开表态，但双方的思想已经站在一起了。

　　不久，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于(1967年)7月27日表态，承认“大联筹”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这时，在我们几个领导同志中，支持“大联筹”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公开表态的提法上，个别同志主张表个“支持大联筹和其它革命组织”的态，理由是“萍总”是个掌权的大组织得给他希望，不然后果不好收拾。绝大多数同志一致主张旗帜鲜明，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大联筹”。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但思想上也有斗争。我想，真在表态后，发生大武斗，死很多人，停电停产，造成矿井爆炸怎么交待?我这个“总负责”的就要犯大错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和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教导。又加上别的同志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第一种意见是搞折中、搞调和。特别是在革命左派受到压制、围攻和迫害的情况下，这样做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打击革命左派。心情越激动，立场越坚定。通过争论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决心更强了，一致表示：“不管遇到多大风险，坚决支持‘大联筹’半点不含糊。”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冒雨集会，公开支持了“大联筹”。当时，造反派同志个个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发出一个共同的誓言：“誓死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人民解放军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增加了我们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心和信心。

　　从这次表态中，我开始体会到：有私字，就立场站不稳，爱憎不分明，只有斗倒私字，才敢冒风险，无条件支持革命左派，紧跟毛主席，奋勇前进。



　　经风雨见世面，勇于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就在表态的第二天，一小撮“走资派”挑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们进行了围攻谩骂，特别要揪出我示众。这时造反派的同志们提醒我：老保要下毒手。有的干部也说：“你不能出去，把你揪去啦，没有个统一的指挥怎么办?”还动员我把指挥所搬到造反派那里去。我口头上也说，不能怕群众，心里可有点怕，又觉得同志们说的有道理，既从工作出发，又是对我的关怀，保存力量，才能更好地工作嘛。在犹豫不决时，我想起了毛主席“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教导，用毛主席的教导一对照，就清楚地看到自己是怕字当头，也就是私字作怪。这时毛主席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去重庆谈判的伟大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毛主席身负领导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都能深入虎穴，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自己当了这么个小干部，连群众都不敢见，这种思想不正是中了黑《修养》中胡说的“在必要时还要牺牲一些党的工作来保全同志”这种活命哲学的毒吗?想到这里，我下定决心与黑修养决裂，敢字当头，公字开道，横扫私字，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到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为了革命锻炼自己。

　　有一次，几百名受蒙蔽的群众包围了我们的驻地，高喊着“揪出杨万明”的口号，我一出来，就被揪住不放。厉声质问我：“你们才来七天，根据什么下结论说我们是保守组织?”我回答：“我们的根据，就是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态，我们坚决紧跟照办。”当时有个家伙跳出来说：“我们跟毛主席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你把我们打成保守组织，我给你拼啦!”一边说，一边把手榴弹弦拉了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受蒙蔽是暂时的。我就叫大家闪开，对群众说：“炸死我不要紧，我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比泰山还重，你们还年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以后，还得好好干革命啦!”我又讲了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广大群众群众都说我讲得对，结果一起把他轰走了。

　　又如8月4日，我和两个同志，按总理的指示到三十里以外的萍矿职工医院去看一个造反派的伤员。出发前我就想到那里的群众绝大多数受蒙蔽较深，去了肯定要受围攻，但也想到那里也正是需要去宣传的地方。到医院不久，就被上千人围住，有医院工作人员，还有工人和农民。一下就提出一百多个质问。他们不知道我就是杨万明，有的说：“回去告诉杨万明，勒令他四个小时内收回表态，否则我们就停电停产，后果由你们负责。”这时，我还是那个念头：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现在他们要我回答问题，这正是宣传的好时机。我首先宣传了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又讲了新旧社会生活的对比等。受蒙蔽的群众很受启发，逐渐走光了，把几个坏头头孤立起来了。当我们在汽车站等车返回时，有许多工人农民对我们说：“我们工人农民是真心热爱解放军的，我们确实是不了解情况，你们赶快派宣传队来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这一教导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接触群众，就不认识群众，不了解群众，害怕群众。到群众运动中去，就确实感到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因而能相信群众，热爱群众。



　　树立全局观点，坚决执行“四不”政策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挽救垮台的命运，调动了一万多名受蒙蔽的群众，同时包围了我们四个连队，绑架殴打干部战士，开始了夺枪活动，企图夺光我们的武器，消灭造反派，强迫我们改变态度。在我们坚持“四不”政策的情况下，一机连、二炮连武器被夺光，二连除一名排长外，干部都被打昏倒下了，五十多名战士躺下了，武器大部被夺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有的干部哭着给我打电话要我想办法，有的说我老糊涂啦，太右倾啦。叫我下命令开枪，组织反击。由于经受一段实践的锻炼，这些问题出现后，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毛主席规定的“四不”政策一定要执行。但也有一些顾虑，我想，按这个速度夺下去，三个钟头以后就都成了“途手兵”啦，任务怎么完成?把枪都夺去打造反派怎么办?有些束手无策。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的教导。我想大局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就是我们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想到这里，我感到方向更明确了，思想更坚定了。我对大家说：“就是我们都牺牲了也是个局部，是个小公，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全局，才是最大最大的公。”又及时组织部队学习了“要提倡顾全大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等毛主席语录。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方向，有了力量，部队情绪迅速高涨，原来对坚持“四不”政策发生动摇的同志，也坚定起来了。大家发出一个共同的誓言：决不为个人争气，誓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光。十八年前解放上海时荣获“遵纪模范连”光荣称号的二连，他们把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策，看作是最好的遵纪，把前来围攻冲击的群众，看作是做群众工作的时机，热情接待，耐心地说服教育。中午饭做好了，他们宁愿自己饿着肚子，用自己的碗盛上饭菜送给闹事的群众先吃。遇到危险时，宁肯自己流血牺牲，也要保护闹事群众的安全。三十多名受蒙蔽的群众，不听劝阻，一边用手榴弹、锤子殴打守楼梯的战士，一边硬往上冲，把楼梯冲塌了，战士们一个个把群众抱住，不让倒下来的楼梯砸着他们，保住了群众的安全，不少战士却被砸伤。班长杨永禄被闹事的群众用茶杯打破前额，鲜血直流。当打他的那名群众搭着云梯往楼上爬，吊在空中摇摇晃晃，眼看就要掉下去摔死在水泥地上时，就把那名群众拉上楼来，端水，擦汗，一块学习毛主席语录，感动得那个群众哭起来了，再三道歉，表示要杀回马枪。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没有一人开枪，没有一人还手，没有一人还口。听到受蒙蔽群众谩骂时，都是用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方针政策回答，耐心做说服教育工作。毛主席“四不”政策的威力，深深地教育了受蒙蔽的群众。有的当场就说：“我受蒙蔽啦”。把已经夺去的武器自动送回来。当保守势力在造反派文攻武卫的压力下企图逃跑时，高坑煤矿四百多工人杀了回马枪，交出了坏头头。保守势力逃跑时，觉悟了的城关公社五星大队社员，集体出动，截住了逃跑的汽车，为我们夺回了武器，并活捉了坏头头。

　　从执行“四不”政策的过程中，我才逐步认识到，毛主席规定的“四不”政策，实质就是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具体体现。有了“四不”政策，可以避免在工作中犯错误，走弯路，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政治关怀，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党的政策真是比生命更重要。同时也深刻体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和暂时不理解的，合乎局部利益和暂时不合乎局部利益的都要坚决执行，老老实实照办。因为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毛主席下达的指示，规定的政策，都是从大公出发，从全局出发。而我们往往是从局部出发，只看眼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不能马上理解，要在工作中碰几次钉子，吃了苦头。尝到甜头，才能逐步理解。因此，等到理解了才去执行，就晚了。必须在执行中逐步理解，也只有理解了，才能更好地执行。



　　(注：此文是杨万明同志在6011部队“响应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令，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的讲用报告。刊载于《江西战报》1967年10月17日第29期第3版。1968年2月13日，杨万明同志作为军代表参加了三结合的萍乡矿务局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他和6013部队广大指战员一道，为稳定萍矿、萍乡市的局势，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后转回部队任驻江西上饶第八十七师副师长，离休于上饶干休所。)

作者是文革的亲历者，通过查阅，整理，纪实而成。http://blog.163.com/zxh194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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