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渝：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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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
——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我的父亲，原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在文革初期因遭江青、戚本禹先后点名诬陷和恶意煽动而被关押批斗致死，成为文革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后，江青、戚本禹被分别判处死刑缓期和十八年徒刑。他们两人的判决书中都有诬陷迫害张霖之致死的罪名。
文革发动五十年后，戚本禹在临死之前完成了《戚本禹回忆录》，并在他死后不久在香港出版。作为张霖之的后人，我当然很关心戚本禹对迫害张霖之致死一事有何交待。
果然，《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中有《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专门一节。戚本禹虚晃一枪，说自己对张霖之被批斗致死“负有重大责任”，“感到很内疚”，却用很大篇幅将张霖之之死与“矿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连在一起。他在该节一开始就说“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在屡遭批评后“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以至于在被毛主席点名为“走资派”后，“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戚本禹回忆录》下册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下同 第520—521页）
作为对照，戚本禹说，他在中办工作时看到矿难事件的“血泪控诉”，“都心酸落泪”，称矿难“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比张霖之更关心矿难事件和矿工的生命。张霖之“死官僚”（521页）的面目跃然纸上。
经过这一番铺垫后，戚本禹说，他的“责任”是在发动群众批斗张霖之的时候，忽略了张是一个“底下民愤很大”的人，“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因此被死难矿工的家属等人暴力批斗，忍受不住，“上吊自杀”。（520—521页）
我虽然对戚本禹的狡辩脱罪有心理准备，但读到这一堆公然的谎言，仍然十分气愤。戚本禹临死前，打着“内疚”的幌子抛出“责任论”，只有两个目的：一是逃脱罪责，二是继续诬陷张霖之。因为诬陷张霖之是逃脱罪责的捷径。
戚本禹的谎言包括如下内容：
谎言之一：煤炭部“一直不重视安全生产”——戚本禹的狡猾在于，他利用煤炭工业矿难事件的真实存在，抹杀包括张霖之在内的煤炭战线干部职工为煤矿安全生产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要给读者留下张霖之枉顾矿工生命安全，煤炭战线事故“接二连三”并且一直没有改进的印象。
煤炭工业确实有矿难，张霖之作为煤炭部长，确实对所有矿难事件负有第一位领导责任。史上最大的一次矿难发生在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矿务局白洞煤矿瓦斯爆炸，时值交接班时间，造成680多名矿工遇难，震惊中央。毛泽东两次听取汇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参与指挥救援，军队也派出飞机运输抢险物资。这次事件中，压力最大、责任最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父亲。
当年的媒体没有报道这一事件。2003年，我以“俞虎”化名出版的我父亲的传记作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中，专门介绍了这次矿难。（《共和国部长的挽歌》215—216页）如果读者想了解更详细的史料，请查找何于清著《问苍茫大地》。
以白洞爆炸事件为转折点，煤炭部开始进一步清理大跃进时期盲目抓产量，忽视安全生产的错误倾向，痛定思痛，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建设。在我父亲的领导下，煤炭战线推进“质量标准化”工作体系，以标准化保证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以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保证安全生产。为此，我父亲提出了“安全是矿工最大的福利”的口号，下大力气改善煤矿生产面貌，扭转煤炭工业“傻大黑粗的”形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父亲曾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质量标准化工作，获得毛泽东的肯定，说：“看来质量是个命根子。”煤炭部一直坚持“质量第一”，“质量是命根子”的方针。直到文革前夕，我父亲身边工作人员夏方健提醒他，现在都在说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我们的这些提法有没有问题？张部长告诉他这个口号是毛主席肯定的。又说：一个口号对不对，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简单理解。夏方健说：近几十年来，“这个口号在煤炭战线已经深入人心，纳入了安全生产规范。”（原《中国煤炭报》总编夏方健书面回忆）
1990年《中国煤炭工业年鉴》记载：由于狠抓质量标准化为中心的安全生产工作，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百万吨煤炭死亡率比‘一五’时期下降19.8%，“成为我国煤炭史上安全生产较好的一个时期。”
从局部看，根据山东淄博矿务局的历史统计资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淄川煤矿年百万吨死亡率高达40到50人，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降到1。87人。
“大跃进”期间,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只顾高速度发展煤炭生产，忽视安全工作，安全监察机构被削弱。196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到7.1人。
1961～1963年,由于认真贯彻安全生产各项规定，落实局、矿、井三级领导安全责任制，恢复建立各种安全规章制度,推行“质量第一”的方针,开展质量标准化活动,安全生产状况显著好转。1964年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为1.78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统配煤矿安全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安全监察机构被砸烂,安全规章被当作管、卡、压遭到批判,致使安全情况恶化。197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为6.43人。（《淄博市情网站》www.zbsq.gov.cn）。
无论从煤炭战线全局看还是局部看，1961年到1966年之间，煤矿安全生产形势都有了明显改观，成为我国煤炭生产历史上“较好的一个时期”。戚本禹所谓煤炭部对安全生产“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矿难“接二连三”的谎言不攻自破。
张霖之部长严格推行质量标准化工作，煤炭战线老职工、老干部有口皆碑。篇幅所限，他们的文字或口头回顾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六零后煤矿企业领导干部对张部长的看法。
2004年，河南鹤煤集团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厂长经理日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该集团副总经济师张劲峰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请问鹤煤对质量是如何看待的？”
张劲峰：“我们煤炭采掘企业系统多、环节多、工序多、可变因素多，管理复杂，且时刻面临着水、火、煤尘、瓦斯等矿井灾害的威胁和影响，使我们对质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没有质量，我们连正常的安全生产都不能实现。正如原煤炭工业部老部长张霖之同志说的那样：‘质量是煤矿的命根子。’我们把质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人的质量保证作业质量，以作业质量保证工序质量，以工序质量保证工程质量，从而保证安全质量和产品质量。”（《乌龙飞舞》《厂长经理日报》记者  李丙驹 2005年2月1日）
有关张霖之部长和“质量是命根子”的内容，是张劲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动提到的。这位大型国有煤矿负责人出生于1965年，也就是说，张霖之1967年1月被批斗身亡时，他还不到两岁。他这一代人仍然能知道原来有个煤炭工业部，煤炭部四十多年前有个部长叫张霖之，张霖之主张质量是煤炭安全生产的命根子，令人非常感慨。
但是，与张霖之同时代，直接策划将张霖之打倒并迫害致死的戚本禹却摇唇鼓舌，信口编造，颠倒黑白，把煤炭战线的安全生产成绩一笔抹杀。
戚本禹谎言之二：张霖之因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被批斗致死——众所周知，张霖之是被江青、戚本禹以莫须有的“彭真死党”的罪名迫害致死的，这是典型的政治诬陷、政治迫害事件。但戚本禹却打着“内疚”、“负有重大责任”的幌子，通过回忆录把张霖之之死写成其因为枉顾矿工生命、矿难频发导致民愤而遭武斗身亡。这是一种既无耻又恶毒的狡辩，是戚本禹一贯的笔法和做派。
文革初始，我父亲与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一样，都受到了造反冲击，正常工作以至于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这固然有文革运动大势所驱，但也必须有具体的个别人物的挑头煽动。1966年9月14日、9月18日、10月18日，煤炭工业部一个司局级干部萧某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文革，诬告张霖之“与彭真的关系不正常”，“是彭真死党”；又说他亲耳听到张霖之说“第一任真厉害，古时候的秦始皇，现在的毛主席”。（杨克 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1978年11月28日）
我父亲就死于这两项罪名，而他本人直到被毒打致死，也没有承认这两项罪名。
戚本禹不仅是最早看到萧某告状信的人，而且是最早挑动萧某造反、攻击张霖之的人。早在1966年夏，戚本禹就嘱咐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女）：“萧某是九级干部，有斗争经验，可以把他吸收到你们组织中来，给你们出主意。”。（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78年11月4日）收到萧某告状信后，戚本禹拿出“抓要害”的本领，点拨煤炭部造反派：同彭真的关系是“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某等人大受鼓舞，效忠表态：“我们要一鼓作气把张霖之的案定下来，以不辜负戚本禹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  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是从一开始就幕后指挥打倒张霖之的人，选打手于先，抓“要害”于后，亲力亲为。但是，戚本禹却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是“江青要我”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的，（《戚本禹回忆录》522页）而他对造反派的幕后指挥，却只字不提。
很显然，将张霖之迫害致死，戚本禹绝不是单纯的执行者，而是幕后指挥者。戚本禹公然撒谎。
从江青1966年12月14日公开点名之后，“彭真死党”就成了我父亲的代称。萧某等人伙同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扣押、批斗、审问我父亲，逼供与彭真的“死党”罪证，妄图定成“铁案”。奇怪的是，无论是江青还是戚本禹，无论是在我父亲被冲击的时候还是被迫害身亡前后，谁也没有拿出“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任何证据！戚本禹洋洋数十万言的上下册回忆录，还用专节写张霖之被批斗致死，但是江青、戚本禹反复强调、公开号召造反派批判揭发的“彭真死党”罪名，究竟是何理由，有何证据，戚本禹却一字不提！
原因很明显：中央文革利用萧某的诬告信，把“彭真死党”当成打倒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某借助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上位，投靠效忠，双方一拍即合。而张霖之为何是“彭真死党”，戚本禹根本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所以干脆不说。
1966年12月24日，戚本禹在矿业学院鼓动学生批斗张霖之：“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你们的炮火还不够猛烈，要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要狠狠地斗！”有学生当场问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供群众批判用，戚本禹答“材料你们自己找！”“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张霖之本人承认是“死党”。而这个“活材料”他们始终未能得到。这才是张霖之被毒打致死的真正原因。
戚本禹恬不知耻，称自己在矿院讲话中要求群众“要文斗”、“不要打人”，还说小报和记录上都“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522页）
“小报和记录”我不光看过，还保存着。上述戚本禹的煽动性讲话，就印在当年小报和讲话记录上，广为流传，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却一句也不敢提。任何有正常思维方式的人，读了戚本禹的回忆录，了解了他当年讲话的主要内容，结论都会是：“戚本禹之心，路人皆知”！
戚本禹不光在回忆录中回避张霖之致死的真实背景，还虚构了一个假的背景，就是张霖之因官僚主义严重，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被批斗而亡。
我父亲被江青公开点名为“彭真死党”，遭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拘押批斗。据戚本禹说，这之后中央文革开会，觉得批斗张霖之的火力还不够，群众仍然没有发动起来，“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于是江青要戚本禹去矿业学院“发动群众”。（522页）
在文革大背景下，一个所谓“民愤很大”的当权派，被江青公开点名，又被造反派关押审问批斗，却仍未激起“民愤”，还需要中央文革派出戚本禹去煽风点火，“民愤”何在？
为了给“民愤很大”圆谎，戚本禹继续用障眼法造谣：“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了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那斗争起来是毫不留情，矿院的学生根本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522页）
戚本禹还假惺惺“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严重失职。”（523页）
这一套以守为攻的“自责”暗藏玄机，是文革笔杆子戚本禹的看家本领。
戚本禹首先模糊时间概念，把张霖之遭批斗“比较文明”的阶段放到“一月革命”之前，让读者认为是“一月革命”开始后各地矿工参与进来，才开始了武斗。
戚本禹又公然撒谎，他用“自责”的口吻“检讨”没有派人去“控制武斗现场”，是“严重失职。”
实际上，我父亲受到所谓“比较文明”的对待，是他1966年12月19日主动到矿业学院接受学生批判，继而被扣押，到12月24日戚本禹矿院讲话的不到一周时间。他被关在矿业学院学一楼的一间学生宿舍，睡在双层床的下铺，四周都是看押他的学生。这期间他尚能与学生展开对话，也接受询问和批判。他虽然失去自由，但没有受到殴打。这就是所谓“文明对待”阶段。
转折点并不是“一月革命”，而是12月24日戚本禹的到来。显然，江青、戚本禹对以前的那个阶段很不满意，才要进一步煽动批斗张霖之。戚本禹发表了“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的讲话之后，当晚对张霖之的批斗就明显升级。12月25日，煤炭部的萧某表示，戚本禹的讲话是“动员令”，“我们应该坚决响应”，“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78年11月4日）
从12月26日开始，我父亲被先后拉到煤炭部机关、煤炭文工团、煤炭科学院等单位游斗，遭受毒打。以下是1966年12月28日煤炭部机关批斗我父亲的实况：
萧某等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彭真死党”，“张霖之同志大义凛然，光明磊落，拒不承认。这伙打手们立即扒下他的棉大衣拳打脚踢，倒剪双臂，强令下跪。”（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78年11月4日）“他们还拿了一根钉着大牌子的木棍插进衣领里，由于木棍上尽是刺，把张的耳朵和脸划破了，顺着脖子往下流血。”游斗一番之后“又回到院子里，脱下张的棉衣，架到一个小凳子上，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件单衬衫和一件毛背心，站在寒风中被打得遍体鳞伤。”（摘自煤炭部机关工作人员亲笔证词）
此时，还没有所谓“一月革命”。
中央文革在煤炭部派有联络员，与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保持直接联系。斗争张霖之的过程都被拍照留底，通过联络员上报分管煤炭部文革运动的戚本禹。这些照片成为戚本禹幕后操作迫害张霖之的罪证。（杨克 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  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所谓“没有派人控制批斗现场”的虚伪“自责”，在上送照片面前原形毕露。
回顾当年对我父亲的大批判、大字报，所有焦点都集中于“彭真死党”、“污蔑毛主席是秦始皇”等莫须有的政治罪名。我父亲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多次讲话，被摘录在各种大字报和造反派小报上，但那不是为了肯定他抓安全生产的努力，而是为了批判他“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比如，我父亲在1965年5月28日煤炭系统全国电话会议上讲话说：“质量是命根子，希望同志们像爱护生命一样地来爱护质量”；“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这点上请马克思保卫你，是不保卫你的。”造反派小报在这些话后面的批注是：“看，张霖之攻击毛泽东思想，真是无孔不入！”（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1967年1月28日 第4版 《反党分子彭真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的滔天罪行》）
如果我父亲真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置矿工生命安全于不顾的“民愤很大”的“死官僚”，为什么江青、戚本禹不以此为罪名，号召群众批斗张霖之呢？为什么在张霖之被江青点名打倒后，中央文革还要不断幕后策划、煽风点火，唯恐其“民愤”不大呢？为什么要捏造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证据的“彭真死党”的罪名呢？
戚本禹谎言之三：对张霖之之死感到“内疚”——戚本禹在对张霖之之死假惺惺表示了“内疚”后，笔锋一转，紧接着写到文革中另一个老干部被群众在批斗中打死，“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原来此人“禽兽不如”，文革前先后强奸了女学生和她的母亲。所以这件打死人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戚本禹说：“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件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揭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的现状。”（《戚本禹回忆录》523—524页）
戚本禹不愧为“文革御笔”，这一段文章一箭双雕：把一个被称为“禽兽不如”的领导干部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与张霖之之死并提，其题目《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等人”就是指这个没有姓名的被打死但“事出有因”的人。此人为何与张霖之放到一起写呢？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死“事出有因”！先不说戚本禹提到的这件无名氏事件真假如何，但他在为张霖之之死“自责”后，立刻用暗喻的笔法将张霖之与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并列，所谓“事出有因”，其实是死有余辜！天下有如此的“内疚”吗？
戚本禹接着点出“要害”：当年没有彻底打倒包括张霖之在内的走资派，才造成了今天“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
戚本禹被追捧者奉为“大帅”。果真，连其“自责”、“内疚”的笔法都无人能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张霖之做了这样一个评价：他“后来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没有其他问题。”（523页）
一个对受害者之死表示了“内疚”的人，如此轻佻地评价受害者，这样的所谓“内疚”没有半分诚意。
戚本禹人格之低下，不在于他死守文革阴魂，而在于他巧舌如簧信笔由缰的习惯性狡辩和诬陷。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他在仅仅三四页纸中的谎言一一详尽驳斥，但读者可以据此衡量其全书的可信度。
比如，他为了塑造张霖之“吃吃喝喝”的形象，把萧某向中央文革状告张霖之说“毛泽东是秦始皇”的背景，从开会前的几个人闲聊改为“酒后谩骂”。（521页）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煤炭部各个时期不同的掌权者都对此案做过调查，但除了萧某一人坚持外，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旁证。（杨克 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  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还说，他看过张霖之的验尸报告，“身上有很多皮下伤，有青瘀血斑”，是“上吊自杀”。（《戚本禹回忆录》522页）实际上，我父亲死于被戚本禹挑动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残酷批斗。当时在夺权高潮的混乱中，不可能认真、及时地查明真相，追究凶手。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的验尸报告也没有张霖之是“自杀”的结论。
文革后参与审判江青的特别法庭法官王文正，口述审理张霖之被江青迫害致死一案时说：“法庭接着投影1967年1月张霖之批斗现场照片和张霖之尸体检验的照片。”“张霖之的尸体检验照片更是惨不忍睹。只见他背部的伤口竟达三十多处，头部有一处重伤，其创深至骨膜。”（《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王文正口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156页）
在当年电视转播中公诸于世的验尸照片，竟被戚本禹轻描淡写为“皮下伤”，转而污蔑张霖之“自杀”。
我父亲在被扣押后惨遭批斗时，曾在造反派监视下对冒险去探望他的女儿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绝不自杀！”这是他留给我们全家的最后遗言。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举行包括张霖之在内的八位逝世于文革初期的老同志的追悼大会。在我父亲的悼词中，有张霖之同志面对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以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的评价，在文革遇难者的悼词中是罕见一例。这是对戚本禹的张霖之“自杀”说的彻底否定。
我为给父亲写传记，四处搜集他的生前史料，与当年一位曾在鸡西矿务局工作过的河北大学教师王春来有一段网上联系。他在2004年2月26日给我寄来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说：
“收到书和信后很激动，不怕你笑话，泪水总在眼眶中转。我并未见过霖之部长，但他直到今日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中。因为他是我的老部长，六三年分配到鸡西矿务局干校，几乎天天说起这位部长，和他同时说起的还有黑龙江煤管局长李奎生，和他有过接触。他和霖之部长都是矿工的知心人。霖之部长的许多事，鸡西矿务局职工可说是家喻户晓传奇式的人物。由此可见——人间自有公平在。谁做了有益于百姓的事，人民总是铭刻心头的；但是谁玩弄了历史欺骗了人民，迟早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没有例外。
光渝，你下手可能晚了些，致使许多宝贵的材料可能永远流失了。但没有关系，像我们这一代在矿务局工作过的人，霖之部长永活心中，和我们同归于了。能有几个领导人像霖之这样存活在职工们心中呢？”
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戚本禹回忆录》521页）。在我看来，这倒是戚本禹唯一一句赞扬我父亲的话。
戚本禹这位曾经的中办信访科长能看到大量一般人看不到的人民来信，并据此宣称张霖之“民愤很大”。但王春来先生这位之前与我素不相识，而且至今也没有见过面的煤炭战线老职工却与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看法相反。我相信，他信中所说的“玩弄历史欺骗人民”，“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人，就包括戚本禹在内。
（张光渝）
注：张光渝为我会初三2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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