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历史版：万山不许一溪奔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5:59:38

大跃进——大饥馑（一）
1958年我去民中任教时，正是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之际。当时大跃进的主攻目标是全民大炼钢铁，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这所民中是由县工商联出资兴办的，工商联划定在新村那儿建一座土高炉，为建土高炉就需要粘土，于是民中学生便受令去新村后面土坡上挖粘土。这所民中1957年开办时招了四个班，1958年又招了两个班。全校学生实行军事化组织，学校为一个营，校领导任营长，各班为一个连，班长任连长，班主任任指导员。挖粘土的任务由二年级的四个班轮流出工，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我任的是二年级二班班主任，我领着这个班学生头天去挖了粘土，第二天轮到年级三班去继续挖粘土。那天上午不出工的年级正在上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三班学生在挖粘土时，为了既省力又能多取得粘土，他们在挖土时打了个坑洞，而不是先挖掉表土再挖粘土。由于坑洞挖深了，引起塌方，三个学生被活埋在坑里。经过全班学生紧急抢救，从塌方泥土中把三个人救出时，一人已断了气，另外二人受伤。受伤的学生送去医院治疗，死去的学生由工商联买了一具棺木殓葬，全校为这位为钢铁元帅升帐而牺牲的学生开了追悼会。当时对死者家属也不搞什么赔偿和抚恤，送给死者家一幅“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锦旗便算处理完后事。

土高炉建成后为了能出铁，便发动学生捐献家中的“废铁”。各班下了指标，并用图表列出每日各班所献“废铁”的数量，看哪个班争了“上游”，哪个班成了“下游”。说是捐献废铁，其实大多是家中的铁制用具。由于那时已经开办居民公共食堂，各家的厨房用具闲置不用，捐来的“废铁”中便有完好的铁锅、铁铲、铁火钳、菜刀等，后来连家中木柜、木箱、门窗上的铁扣件也取来了。这些都被用去填工商联土高炉那硕大的胃口。

土高炉要升火需要燃料，而县里各煤矿产的煤用于保证正规工厂之用，土高炉是没有原煤供应的。于是由县里一声号令，发动全城各单位出动人马，到城郊山丘上砍伐树木。先是说只砍杂树，不砍幼树和成材树，但土高炉日需燃料量太大，一动手砍伐就顾不得许多了。不几日，城郊几个山丘的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给山丘剃了个光头。新村后面那个大丛林成片的松树，也是那时被砍光的（现在那里已成了街道）。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被打乱，除了规定的劳动时间外，还得随时准备接受上级布置的突击任务；只要有突击任务下达，正上课的班级也得停下课来，由老师带领去完成这任务。记得有天晚上全校正上晚自习，突然接到全校师生去拆房的任务。说是圣水街、半边街、洙泗塘这一条线的街道街面狭窄，且有弯曲，不利于钢铁元帅的车辆畅通无阻，要把街道两侧的房子全部拆除，拓宽路面。那一晚，这一条线千米长的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参加拆房的人马约有数千人。一夜功夫，一条笔直的通道形成了，而两旁却是断壁残垣的废墟，卸下的砖、瓦、房料堆成一座座小山，确实显示了先破坏、后建设的气魄。乐山现在的嘉定大道，其雏形就始了1958年的大拆房。

大跃进——大饥馑（二）
我刚到民中时，口粮还是定量的，学生每月定量口粮32斤，老师每月定量口粮25斤，学生吃的“盆盆饭”，老师吃的“罐罐饭”。到了10月份，上头说全国粮食大丰收，国家粮食仓库里的粮食堆不下了，三年不种田粮食都吃不完，叫取消定量供应，敞天肚皮让大家吃。敞开吃了几天，搞总务的老师一计算，学生伙食费仍每人每月收6元，平均每人每月要吃40余斤粮，买米的钱开支多了，买副食的钱就少了，伙食质量自然会下降。但总务老师的担忧一个月后就消除了，因为上头又说，先前的估产过高了，粮食敞开供应支持不了多久，又叫恢复定量供应。想当初粮食敞开供应时，人们以为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这下又才知离共产主义还很远。

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浪到10月下旬便渐渐平息下来，原因是土高炉炼出的铁质量好点的只是一个铁疙瘩，质量差的便成了蜂窝铁，毫无用处；二是群众再无“废铁”可捐献了，缺乏原料的土高炉纷纷熄火，久久未拆除的以后便成了人们凭吊那段峥嵘岁月的遗址。这时又忙三秋了，一天晚上，我们学校师生接到了去为地委准备搞的小麦试验田深挖土的任务。地委选中的这块试验田在通江场外，面积大概有一个篮球场大。我们到达那里时，那里已安装上了数十盏汽油白炽灯，把现场照耀得如同白昼。来自各单位上千人马麋集在那里，在试验田里划分给各单位的区域，或挥锄或挥锹忙活。负责现场指挥的人告诉我们，这块试验田要深挖1丈2尺，挖出的不同土层的泥土分别堆放，土里不能夹有石头瓦块。深度挖足后将来要一层层回填挖出的土，每填一层土施一道底肥。我们是在白天小学校老师已开挖过的区段内继续挖，这时坑深已有五、六尺，是硬土层了，锄头根本挖不动，只能用铁镐挖。坑里安着两条斜置的跳板，一行人站在跳板上，用接力传递方式接运坑里挖出的土。在我们旁的另一个区段，已挖至卵石层，但丈量结果不足1丈2尺，还得深挖。这场挑灯夜战直至清晨2时才叫息工，次日再由别人继续挖。听说这块试验田预计来年小麦产量要达每亩数万斤，但次年麦收季节，本地报纸上并未有地委试验田小麦丰收的报道，想是计划落空了。

不久，我校全体师生又接到了到牟子乡参加三秋支农劳动的通知，其主要工作是抢播小麦。翻耕过的地里不是采用传统的窝播或行播，而是把平整的地土用锄头再造成一段段波浪形，说是土地有隆起的弧度，一亩地可顶一亩二分面积。播种麦粒也不是一把把撒种，而是像绣花一样把一粒粒浸泡过的麦种均匀地插进土里。几十个人干一天也播不完一亩地，到我们原定的半月支农劳动结束，听说该乡的小麦播种任务一半也未完成。

1959年的秋季，新谷登场的时候，说又是一个丰收年，那年的国庆十周年大庆，也确实喜气洋洋欢庆了一番。参加完国庆大游行后，我即返回家乡，听乡亲们说，这年庄稼欠收严重，新收的稻谷除交公粮和统购粮外，到年关时恐怕就无粮可吃了。村里办的公共食堂也由每日开三餐改为开两餐，农民都在嚷说肚子吃不饱。正是这次回乡，我开始感觉到饥馑的威胁正悄悄向人们逼近。

大跃进——大饥馑（三）
1960年春夏之交的农村双抢季节，我校师生又奉令到棉竹乡支农。这时学校让我当一个班的代理班主任，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到棉竹乡的一个生产队。据先去联系的老师讲，当地已停办了公共食堂，我们得自己开伙弄饭吃。我们的口粮供应已减了，学生是每月27斤，教师是每月22斤（下半年又减至19斤）。与我接头的生产队长把我们带至他家，说我们的食宿就安排在他家。他家是一座L型的大瓦房，短的一横是厨房和厕所，长的一竖是两头两间卧室，中间一个堂屋，卧室上面有楼。队长安排男生住楼，女生住堂屋，都睡地铺，谷草已铺好。队长说他厨房里有一口原来煮猪食的大锅，由于早没有养猪了，那口大锅虽然生了锈，磨去锈斑可作我们全班煮饭之用。我问队长可否派两个农村妇女帮我们煮饭，队长说要不得，说派队里的人来煮饭会偷我们的粮食。我说有这么严重吗？队长说，现在队里春荒严重，没有哪家有米吃，连种下地的黄豆、苞谷都有人去偷取出来吃，哪还见得你们带来的大米。队长又说他靠厨房的那间卧室也腾出来让给我住，我说不必腾，我跟男生一起住楼，卧室还是你们家里人住吧。队长说，那间卧室有门可通厨房，万一他家里的人晚上去偷我们存放在厨房里的来咋办？我说我们信得过队长，队长说他为了避嫌，靠厨房的那间房他一定要腾出来，这样我便安排两个负责煮饭的女生住那间房。

队长家的旁边不远处有一座草房，队长呼唤了一个人的名字，草房里便出来一个大约三十岁的汉子，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两人都面带菜色。队长叫这汉子去山上砍树，运到队长家的院坝里劈成柴供我们煮饭用。我说，“谢谢这位大哥帮我们的忙”。那汉子走后，队长对我讲，以后你别叫他大哥，叫他名字就行了，他是地主。我说是地主家出身吧？队长说汉子本人成份就是地主。我问那汉子多大年纪，队长说28岁。我一算，解放时还不足18岁呀。队长说，1951年土改评成份时已满18岁，所以评成了地主；还说他现在住的这座瓦房解放前就是那地主家的，那汉子现住的草房则是他从前住过的，是土改使两家互换了住房。

安排好食宿问题我便带着学生跟随队长到田间劳动。男生的任务是插秧，女生的任务是到坡地采摘豌豆。乡里派下的农技员给我们讲插秧的要求，说省里规定，全省的插秧要做到“一个样”，窝距行距按3×2寸高度密植，说这样一亩田可插数万窝秧苗，以每窝秧年产稻谷半斤计，一亩田可收获稿谷超万斤。与我们一起插秧的农民说，历来插秧是“一尺两头甩”，即每窝秧苗间隔在一尺左右，将来才有分蘖的空间，按这种3×2寸的密植法，将来只能收草不能收谷。农技员说，乡里随时有人要来检查，凡插稀了的秧要拔掉重插，经教育仍不按密植插秧的，要遭批斗。

我跟男生插了一会儿秧，便去看女生们的劳动。女生们已同队里的一些弱劳力把豆荚采回队办公处，在那里剥豌豆。豌豆其实还未黄熟，豆粒还是褐青色的。据社员讲，现在各家各户都缺粮，这剥出的青碗豆马上要分给社员当口粮。
我回到队长家，煮饭的女生已把午饭弄好。根据我们每人每天只有9两粮的计划，我们安排早晨吃2两稀饭，中午吃4两干饭，晚上吃3两干饭。蔬菜很稀缺，是队长到几家去给我们买回的一些醃青菜。

我们吃饭时，队长提着一篮子青豌豆回来了。有同学说，队长，把你的青豌豆卖点给我们。队长说，他还要靠这点青豌豆当饭吃呢。有同学又说，那我们用大米跟你换豌豆。队长说，怎么换法？同学说，一斤大米换两斤豌豆。队长说，那他就亏了，如果一斤大米换1.5斤碗豆，他愿意。几个班委跟我商量，换他几斤碗豆吧，用豌豆煮醃青菜汤，比光吃醃青菜强多了。于是我们把队长那一篮子豌豆全换给了大米。

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地主汉子的七、八岁男孩一直在旁看着我们，涎水滴得老长老长。

大跃进——大饥馑（四）
女生们采摘了两天豌豆荚后，第三天到麦地里帮收麦子。那麦地里的麦穗稀稀落落的，也没有黄熟，只能在麦苗丛中寻找麦穗，用手把麦粒撸下来，装在每人手提的篮子里。中午时，各家可分这收回的麦粒。我看见队长家里人，把这麦粒渗着水在石磨上磨成浆，在锅里做成糊糊当饭吃。想着农民吃的是啥，而我们仍然顿顿有白米饭吃，虽说只能吃个半饱，倒觉得我们比农民是在奢侈享受。

有一天清晨我起来后，做饭的女生告诉我，昨夜，放在厨房大口袋中的米被人偷过。我进厨房去，大口袋附近的地上果然有抛撒的米粒，而厨房的门窗均完好无异常。窃贼是从哪里进厨房的呢？队长问讯也过来了，他顺着米粒遗落的路径，找到了窃贼入室的所在：厨房灶后有个倒污水的漏阴口，窃贼是从厨房外钻过漏阴口进入厨房的。队长说，这个案子他定能破，叫我们对外不必声张。

中午我们收工回队长家吃饭时，看见那个地主汉子被绑在队长家院坝边的一棵树上，队长正用树枝条抽打那汉子，一边抽打一边问：“你为什么支使你家孩子去偷学生的大米？偷了多少？老实交代！”那汉子挨一次抽打便哆嗦一下，分辩说：“我没有支使过孩子，偷米的事我一点不知道，我一早就出去犁田去了。”他的一双裤腿高挽，腿上、脚上还有泥。那七、八岁的男孩则抱着队长的腿，哭嚎着说：“爸爸没有支使过我，是我瞒着爸爸悄悄去偷的米。我娘病倒床上半个多月了，她说把临死前想喝口米汤。我只偷了两个裤口袋的米，一个裤口袋有破洞，回家时只剩半口袋米了。

队长告诉我，他顺着地上的米粒找到了地主的草房，心中已断定偷米的必是这家人所为。他没有惊动这家人，中午等这家人升起炊烟时，他闯进灶房揭开饭锅盖一看，锅里熬的是稀饭。队长说，如今全队没有哪家还有米吃，这熬稀粥的米不是偷的是怎么来的，他才去把犁田的地主汉子叫回来拷问。队长又把我带到那间草屋，先看已熄了火的灶上的锅，锅里小半锅清水，水中的米不过2、3两，还是米的形状，连水都未熬成米白色。隔壁房里传出呻吟声。我推开房门，房里光线昏暗，稍过一会才能依稀看到一间没挂蚊帐的简易木床上，分不清颜色的被子下露出一个头发逢乱的女人的头。这一定是那男孩的母亲。我没有进入房内，把队长拉出室外，对他说：“既然是孩子干的，原谅他家又有病人，这事就到此为止不再追究吧？”队长说，既然你当老师的能宽恕他，那我就去把他放绑。你们来帮我们双抢，我们队里却出了这等事，真不好意思。

我们回到队长家，那男孩还依偎在绑着的乃父身边，一边抹眼泪，一边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偷米不是为你，是为了我快死的娘。”队长去一边给地主汉子松绑，一边教训他说：“看在老师、同学们原谅你们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们父子俩。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交社员大会批斗！”当队长把地主汉子的绑完全松下后，在院坝上吃饭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响起一片鼓掌声。地主汉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喃喃说：“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队长！”那男孩也跟着跪地，也是叩头如捣蒜。

看着这场面，我想起了我的地主家庭。我又想：我对这个地主家庭的同情，难道是一种“阶级的同情心理”吗？不，这一家如果不是地主，而是贫下中农，或者别的什么人，当知道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孩子，为了病重的母亲想喝一口米汤，不惜冒风险，钻漏阴口去偷几把米时，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宽恕的，这是善良的人共有的天性。怜悯和同情处于弱势地位的不幸者，这种人性是可以超越阶级性之上的。

经过这次棉竹支农对农村生活的了解，我感到大饥馑的灾难已在农村蔓延开来。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6:01:15

闯荡社会——双星煤矿之行
1961年4月我从民中被精简，按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1958年去民中，户籍是从城里余姓同学家迁至学校的，因此我的户口可以落在城区。我单独办了一个户口本和购粮本，落户地是同时被精简的一位同事家。接到精简通知书后，我便立即给在地方国营双星煤矿的二弟和二表弟去信。二弟在那里一个车间当统计员，二表弟是矿部通信员。我要二表弟去问问矿领导，他们矿需不需要我这样的人？二弟和二表弟很快回信，说矿里第一书记在城里养病，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都同意我去，于是我便到了该矿，但没把户口办去。

那时，煤矿所在地太平镇的民办中学也被撒销，该镇将该民中有城镇户口的16岁以上学生输送到双星煤矿“支援工业”，一共六十余人，有男生也有女生。矿领导安排我领着这六十多名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为期一月，期满后再将这些学生分到各车间。

双星煤矿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沟的半山腰有一座原是民房的大三合院，被征用作了矿部；大三合院以下又有几座先前也是民房的瓦房，作了矿里各车间办公处；工人们住的大宿舍，是用旧房料拼凑搭起的，另有一些新盖的工棚式油毡顶房。二弟住的那个大宿舍虽是一底一楼，但并未铺楼板，只在安床的地方和床的进出处铺了些便于通行的门板或木板，整个楼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敞了口的，楼上楼下的人都可以把对方的活动看清楚。二弟告诉我，双星煤矿开办时，上面便以搞村民“集中居住”为由，在四乡八村大拆农民的住房，用拆下的房料去“支援工业”。我想继父家原在窑埂的那座三合院被拆后，其房料或许就用在了这双星煤矿，要不就用在别的新办的什么厂去了。

组织、带领那六十多名学生学习和劳动，这工作很辛苦。我把他们分成五个组，根据花名册上哪些人过去在学校当过学生干部的情况，指定了临时班的班长、副班长，各组组长，这样工作才有了头绪。一个月下来，我感觉自己瘦了几斤。此后，这批学生男的全部被分到井下，女的分到各地面工种，我则被暂时安排到矿部人保股，帮助造全厂职工的花名册登记表。这工作没几天便干完了，一时似乎无事可做，只好在矿部翻报纸看。我见矿部那些干部似乎也没啥事干，上班大部份时间就是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或是看报，或是聊天。没有具体工作干的无聊与工作繁忙的辛苦，我宁愿要后者。

这个矿不仅生活条件简陋，生产设备落后，管理也较混乱。我在该矿期间，就有配电房的一名女工被电死，一次井口的提升机失控，两名乘提升机的工人一死一伤。我还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幅悲剧：一名下班女工穿着一身脏工作服，去伙食团打饭，在窗口排队时伸了个懒腰，手一举，触到窗口屋儋下一根离地不到两米的照明裸线，立即被电击倒，当场死亡。
我开始考虑是否仍留在这里，我虽被留在矿部，但我是第二、第三书记点头同意来的，第一书记养病回厂后其态度如何不得而知；即使三位书记都愿要我，但我没有上级部门的工作介绍函，身份不明确，稍有不慎便可叫我走人，连争辩的权利都没有。又听二表弟说，准备给我定的工资是每月22元，这点钱当时在黑市上只能买4斤大米或2斤猪肉。

促使我下决心离开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二弟所住的大宿舍楼上同二弟等人聊天，楼下传来一个大嗓门恶狠狠的声音：“起来去开会！派人来叫你去你不去，还要我亲自来请？”只见楼下一个又高又大的中年男子在喝斥一名躺在床上的青年。那青年说：“我拉了两天肚子，只喝了点稀饭，起不了床。”“拉肚子的病谁都会装，又检查不出来；你两天没下井了，今晚车间要开你的检讨会。”“开我的检讨会，我病没好，也不能下井。”“你还犟嘴，不好好接受改造。”“你怎么说我要接受改造？”“你个地主的儿子就是要接受改造。”“我是工人，不能用训地主的方式对待我。”二弟悄声告诉我，那又高又大的原是家乡一个村的村支书，现在是厂里一个车间的主任。“你以为到了工厂就不是地主儿子？其他工人偷奸耍懒我都要管，你地主的儿子偷奸耍懒我更要管。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说着就去拉躺在床上的青年。那青年坐起身说：“这是工厂，不是你在农村称王称霸的天下。”那车间主任抬手就给青年一记耳光。“不许打人！”楼下许多工人都叫起来。“你们谁敢袒护他？有胆的过来！”这样，车间主任同周围的工人对峙起来。我在楼上忍不住说了一句：“这位主任，你说话不符合政策，打人更不应该。”那车间主任抬头看着我：“你是哪里来的？竟管起我们这儿的事来了！”我说：“别问我是哪里来的。大路不平旁人铲么。”“我认得你：你是恶霸地主江水平的儿子，你是右派分子。”“我不是右派分子，我还是共青团员。”“是共青团员又怎样？我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我是共青团员说明我不是右派，你是共产党支部书记就不该不懂政策。”“你跟我讲政策，没资格！我问你，你究竟哪里来的？”“我是矿部的。”“你敢说你是矿部的？我在矿部怎么没见过你？走，去矿部人保股对质。”说着，这车间主任便攀着竖直的木楼梯要来拉我。我说：“我自己下来，跟你去矿部。”

到了矿部，那里没有矿部人保股的人。他又把我带到另一处房的屋里，第三书记正在那里开一个什么会。这车间主任上去跟书记嘀咕了一阵，我在门外听那书记说：“他是从民中精简下放，自己要求到这儿来工作，我们暂时留在矿部，留不留还没最后决定。有事下来再说。”那车间主任便出来对我说：“你回去吧。”

这一夜，我便下定了离开此处的决心。由一批小生产习气尚十分浓厚的农民干部来管理进行大生产的工人队伍，农民意识不泛滥才怪？农民意识的固执性有时是不近情理到极点的。次日我去跟第二书记说我准备走人，这书记也没挽留，点点头说，可以。我说，我先前带领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时，你叫伙食团给了我30斤饭票，15元菜票，这帐怎么结？他说，不用结帐了。但也没提付工资的事。30斤饭票，15元菜票，这就是我在双星煤矿工作近两个月的报酬。不过我并不亏，省下30斤粮卷，在“自由市场”可卖一百多元呢。

我离开双星煤矿没几个月，便听二弟说，那批下井的民中男生，先后有两人死于矿难。留在井上面工作的一名长相最好，出身地主家庭的女生，先后被两名矿干部奸污，肚子搞大了，那女生竟然说不清肚里的孩子的父亲是谁。

闯荡社会——贩卖叶烟之行
1961年8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街上闲逛。自行车是这年2月通过熟人“走内线”买的，是当时的稀缺货。在一个交叉路口，我遇见了家乡街上的小曾。小曾的父亲不但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还是我幼时的乾保保之一。小曾那时17岁，昨年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他的父亲在乐山粮食公司下属的牟子乡粮油站工作，小曾就闲居在父亲处。小曾与我互问情况后，说我有自行车，怎么不利用车子搞点贩卖生意。我说我放不下脸，也不知做什么生意好。小曾说他卖过香烟，是从能搞到香烟的人那里一条二条买来，然后一包一包卖出去的，但被市管会的人逮过几次，亏了老本，不敢干了。他提议我和他合伙，做风险性小些的买卖叶烟生意，到叶烟产地青神买烟，运回乐山来卖，我不出面，只在一旁看货，他出面卖烟。我说，到青神那么远的地方去，住旅馆需要证明，我们怎么能弄到证明？他说他有一张盖了粮油站公章的空白信笺，填上内容就可以用。我说，那就试一回吧，决定次日出发。小曾还叮嘱我，要带上五斤米，因为乐山的粮卷在青神不能用，只能用米换饭吃。

第二日我骑车从乐山出发，先到牟子与小曾汇合。他已准备好了一个大提包，一个密眼背兜，又拿出空白信笺叫我就在这儿先填好内容，以免到了青神不好找地方写。我写上“兹介绍我单位×××、×××二同志外出采购副食品，希沿途给予食宿方便”的内容。名字用的是假名。牟子到板桥可通自行车，我的自行车是小跑车，没有后座，我让小曾坐在前杠上，由我背着背兜蹬车（小曾不会骑车），没骑多久，就听见车轮发出吱吱声。小曾说，你这车载重不行，载不起两个人，我还是下车走吧。于是我在前面慢慢骑着车，小曾步行。过了板桥就不通车了，我只能推着车同小曾一起步行，碰上坡度陡的石梯坎，还得人驮车。过了山区后进入青神县境，就是丘陵区了，路仍不能通车，只是一些路段路稍宽些，地面较平坦些可以勉强骑车。此时本该是收获稻谷的季节，但路旁的田土里几乎看不到庄稼，田里大多没有水，满田是龟裂的缝子和两三年前残留的黑褐色稻桩，地里长满了蒿草。大饥馑使绝大多数农田摞荒两三年了。在一处路边草坪上，我们还看见一具倒毙的尸体。“路有饿殍”，我是又一次亲眼得见。那日下午3、4点钟我们才到青神。

第二日是逢场期，我们在十点左右进入卖农副产品的市场，市场上主要是卖蔬菜的、卖烧柴的、卖竹编的，没有鸡鸭鱼肉卖，也没有水果卖，卖叶烟的倒有几个。我们先打听了一下行情，了解了一斤叶烟大概卖多少钱，然后就开始找合适的卖家。每一个卖叶烟的都夸自己的烟如何皮张好，如何吸火，烟灰如何瓦白，口感如何纯正，还当场裹一杆烟让我们尝。我俩都不会吸叶烟，但仍假装内行吧哒两口，尽量贬低他的烟孬。终于买好两家的烟后，小曾便叫我在一边守住装烟的提包，他一人单独再去买别家的，因为怕暴露了买的烟多，会被市管会抓住以搞投机论处。这天大约一共买了20多斤叶烟。

又在青城歇了一夜，次日清晨，我们从青神乘船沿岷江而下直达乐山，又从乐山换船到了西坝镇，已近黄昏，当晚投宿旅舍。次日，我们在西坝街上转了一圈，这天不逢场，没有看见任何市口，我们不敢把叶烟摆到街上出售，那太触目。听说这天石麟逢场，我们便直奔石麟，到达时已约10点钟，正是场齐时候。我们没有称烟的称，小曾便说去陈文弟女友赵××家去借。他说他帮陈文弟带过几次情书给赵，同赵家熟悉。借了称，我们便在菜市上摆出卖烟的地摊，由小曾拿出几把叶烟搁在倒置的背兜上招俫顾客，其余的烟仍装在大提包里，由我在远一点的地方看守。市场上卖叶烟的只有我们唯一一家，我们最初商定按每斤加价8元出售，但别人来问了价，说太贵，价也不还就走了。后来我们降了价，别人仍嫌贵不买。降至加价5元后，才陆续卖出2、3斤。此时，场已渐渐散了。小曾提议马上撤出市场，到福禄去卖，于是我们便向福禄出发。走了十多里，来到红星煤矿，矿部门口有不少人家，还有杂货店，来往的人也较多。这是一个劳改煤矿，小曾说在这里摆摊试试看。我见这矿部门口有警察站岗，叫小曾去跟警察说一说，获许后才卖。警察同意了，我们便在那里摆出摊。依然是来问价的人多，还价的人少，有的还价，比我们的进价还低。后来我们把价降至加价3元，才又卖出几斤。而此时已近黄昏了。小曾说，走，今晚到前面新华乡住宿。

在新华乡住了一夜，第二日逢场，我们又在新华乡卖了一天烟。这里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市场很萧条，降价至加价2元，也只卖出1斤烟，前后卖出不到10斤。散场后，我们便直奔福禄，想把最后的10多斤烟在福禄脱手。

到福禄的第二天那里逢场，烟摆到市上虽仍只我们一家卖，可问价者寥寥。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不是人们不需要烟，而是更需要能充饥的食物，手头有点余钱，买食物是第一位的，烟则可买不可买，自然销售困难了。我跟小曾讲，再降价，今天必须把这十来斤烟全脱手，即使按进价能销出也行，总不能再带回乐山。小曾把烟摆出不久，来了两个戴市场管理红袖套的人问小曾，你这烟哪来的？我在一旁看着紧张起来，莫非要没收？小曾说，自家的。那两人说，我们这儿不产烟，你这是别处贩来的吗？小曾说，是他家里买来准备自家吃的。“那为什么不吃，又拿来卖？”小曾说：“我正在读中学，要开学了，想凑学费，才把家中的烟自己不吃拿来卖。”“那，交税。”小曾说：“我还没卖出呢。”“没卖出已要先交税。”小曾问交多少？那两人用小曾面前的称称了重量，说烟有两斤多，按一斤交1元，收了2元税钱走了。

这一天，我们仍没把烟卖完，次日又去峨边五渡溪，把价降至低于购价才把烟销完。算起来，总共所赚无几，远远不够这几日的花销。

从五渡溪到福禄，再返石麟的路上，经过一处有几户人家的地方，有几个农民在场坝里收晒的干草。此时又是黄昏时候，我们还没吃中午饭，带的米只剩一斤多了，感觉人很饥困。小曾说，前面路上没有卖东西吃的了，我们去跟农民说说，借用他们的锅灶把剩下的米煮来吃了。我便去跟农民讲了借用锅灶煮饭的事，表示愿出柴火费，农民同意了。我们在农民家做好了饭，向农民要点盐，准备以盐代菜。农民说，吃净盐不行，给我们取出一盘醃青菜来佐饭。吃完饭，我们准备付柴火费，农民也不收，说他们这里山草很多，煮一顿饭能烧多少草。

到达石麟场时，已是晚上十时，连日奔波劳累，真想马上有个地方躺下休息。我跟小曾讲，石麟场是我外祖父从前居住的地方（外祖父一家早在临解放时迁入乡下，街上的住房已卖出了），我幼时每年都要来石麟场玩，石麟一定有许多人认得我，今晚去投宿旅店，不能用那张假姓名的证明了，就说证明掉了吧。到了旅店（全场唯一一家）住宿登记处，有人正在那里登记。轮到我登记时，我便说我们的证明在路上掉了。那个负责登记的三十多岁的男子看了我和小曾一眼，说没有证明便不能登记住宿。我说我们是踏水场的人，石麟和踏水相距只二十里，过去叫“连峰码头”，现在叫“兄弟乡场”，行个方便吧。左磨石缠，说了一箩筐好话，那人就是不让我们登记还嘟咙了一句：“搞投机生意的。”我说，你怎么说我们是搞投机的？他说：“你俩一个推着新崭崭的自行车，一个背个旧背兜，背兜里还有杆称，不是搞投机的是什么？”我说，即使是你说的，也不等于就是坏人啊。他说，我怎么能区分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上面规定，没有证明就不能登记。看他那副公事公办，铁石心肠的样子，知道再说也是白说，我们只好退到一边。我心里想：此前我们用假证明，各处都不费唇舌就住了店；现在不作假，说了实情反而吃闭门羹——假的有时比真的顶用。十一点，负责登记的男子放下登记处的窗板，出来对我们说：“我要关门了，你们走吧。”我说这么夜深了，天上又没月亮，你叫我们如何走路？他仍要催我们走，我说，那我们就在这里坐一夜，这可以吧？他说，坐一夜就要收钱。我问收多少？他说，一人按一个铺位算，每人收3角。我便掏出6角钱给他。他收了钱，把大门上了锁，自己睡觉去了。这一夜，几度入睡又几度歪着身子惊醒，一次还栽倒在地。我和小曾就在店堂里坐了一夜。八月的天气前半夜尚不觉冷，快天明时便颇有凉意了，真是又困又冷又不舒服。刚睡沉，又被人推醒，原来已到早晨6点，那个负责住宿登记的催我们起身了。

自这次同小曾分手后，整整四十三年我和他没再相见过。文革前，听家乡的人说，他在家乡的邻场间做买卖鸡蛋的生意。文革后期，听说他顶替了提前退休的父亲的班。改革开放后，听说他下海经商，发了。2004年，我到从沙湾区纪委书记任上退下的陈文弟家作客，陈文弟说，他得到了小曾——应该叫老曾了——的电话号码。通过电话联系，老曾说他很想同故人欢聚，并表示要作东招待我和陈文弟。在一个约定的日子，老曾把我和陈文弟带到停在岷江河上的一座水上豪华餐饮厅，他说要请我们吃乐山有名的火锅江团鱼。老曾的模样仍是和他少年时没大的改变，只是身体发福了，满头白发。他向我们讲了这几十年的奋斗历程，苦了二十年，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这才由小康而逐渐发了财。他主要是做粮食期货生意，从吉林省卖玉米，一车皮一车皮发至彭山国家粮库，再批发给各家酒厂、饲料厂，每一笔生意的成交额均在百万元以上。问其家资已积累到多少，他笑而不答，只说已买了两套住房，一套他和老伴住，一套给女儿留着，另外还买了三处门市，一处茶楼，租与别人，每年可收租金若干。那日宴请后，陈文弟有事回家了，老曾又带我去他新买刚装修好的住房，果然属高档，挺气派。晚上，他又单独请我吃了一顿毛肚火锅才依依话别。

当年做零敲碎打小生意的地摊小贩，如今已成腰缠万贯的大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闯荡社会——太平镇之行
1961年9月的一天，我从双星煤矿二弟那里骑自行车出来准备回乐山，这段路是没有标准路面的简易公路，路面坑坑洼洼，骑车很是颠簸。在快要到太平镇时，路上有不少运煤的板板车，我便下车推着车走。经过一架板板车时，听到有人在喊：“比萨基儿，比萨基儿（俄语：作家）”。我开初不知叫谁，待那人呼唤我名字时，我回头一望，是拉板板车的一个小个子在叫我。这不是我读初中时比我低一年级的袁××吗？袁××读中学时，他的父亲就在我们读书的学校教语文，其兄是解放前的乐山地下党员，解放后作了地委统战部的领导，其嫂是乐山一中的校长。袁××因其家境优裕，不仅穿着在同学中独领风骚引人注目，而且垫上运动十分出色，能在垫上翻跟斗，在跳马上做腾空飞越，经常参加体操表演。因其个子矮小，一张娃娃脸，同学们都呼他为“袁小娃”。听说他1958年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同他一起拉煤的另一个虽没有与我同过校，我也认得，他也是同袁小娃一起考入四川外语学院的。我问他们怎么不读书了，在这里拉煤？袁小娃说，他们是被学校“精简”回来了（后听人说，他俩是在学校里因吃不饱饭，晚上去偷学校伙食团的馒头被发现了而除名）。我问袁小娃父亲的情况，他说已死了，他没有经济来源，不得已才来拉煤。他们说，沫江煤矿（是一个省属老矿）在这儿有个支井，挖出的煤堆积成山，需要用人力运到太平镇北边沫江煤矿的炭坝集中，再由那里用大木船水运至乐山。太平搬运社揽下了从支井运煤至炭坝的活，因搬运社人手不够，太平镇上的某同学便邀约了几个乐山的同学，包括袁小娃在内到这里协助运煤。板板车等工具由搬运社提供，一天辛苦点可挣十来元。他们问过我的情况后，问我愿不愿也来拉煤，如愿意可回乐山再邀两个同学，三人拉一架板板车，同学多了在一起干既可相互照应，又热闹些。于是我便回乐山邀约了两个闲耍的同学，加入了这个运煤行列。

我们住在镇上一家旅馆的楼上，这旅馆要算镇上最大的一家，楼下是两个门面打通了的茶馆，安放了二十多张茶桌，楼上有几个小房间，一个大房间，我们几个人就住在大房间里，睡的地铺，地铺的垫草和草席由旅馆提供，被盖我们自带，每日收1角钱的房费，供应洗脸洗脚水。旅馆的收入可能主要是卖茶，每日下午三、四点钟收工后，我们便在楼下茶馆里喝茶。说喝茶是泛称，其实我们基本是喝白开水，白开水2分钱一杯，喝粗茶要5分，喝细茶要1角。喝白开水其实也主要不是为解渴，而是为坐在一起吹牛谈天。我们这批由初高中毕业生组成的运煤队伍被搬运社的人称为“学生军”，后来队伍又逐渐扩大，最多时有十多人，也一齐住大房间地铺。由于都是落榜者，都要靠出卖劳力维生，年纪相差不大，大家不仅劳动中团结协作，坐茶饭吹牛也有共同语言。大家觉得一天能挣十来元，虽然吃的是高价饭（那时不要粮卷的高价饭5元一斤），但一天干下来总会剩几元，又有小半天休息、谈天空暇，觉得这样的日子不比当干部拿工资的人差。大家戏称太平镇是“南洋群岛”，把自己比成当年去南洋群岛务工的“华侨”。

搬运社的人对“学生军”最初是不错的，这项能挣钱的活本来就是他们分给学生军的，板板车、装煤的筐子、铁铲等劳动工具也是由他们提供的，他们只在我们的劳动报酬中提取百分之十的管理费，所以开头大家也彼此视为一家人。开初我们不大懂在板板车上放装煤筐子的技术，他们教我们如何控制重心。运煤途中要经过一处比较陡的斜坡，需几部车的人一齐合作，拉的拉，推的推，把车子一辆一辆推上坡顶，两支队伍的人到达坡下的时间差前错后，于是协助推车上坡的事也不分彼此，你帮我，我也帮你。

大约一个月后，支井那儿原囤积的煤山渐渐搬光了，这时运煤就要等支井日产的煤。每当从井口推出一车新煤倒到原来的煤山处，大家便争着去抢运那新出的煤。只见人群峰拥而上，铁铲齐挥，有时你挤开我，我挤开你，有时铁铲碰到一起，叮当作响，成了夺煤大战。有次夺煤战中，袁小娃与搬运社的一个人发生了争执，双方跳出夺煤圈，用铁铲比划着要动武。开头还只是互相威胁，后来那搬运社的人果然挥铲向袁小娃劈来，袁小娃身子敏捷，眼疾手快用自己的铁铲一拨，把那人的铁铲打飞了。好在两方的人都及时来劝架，这场武斗才平息下来。事后便传来了搬运社有人要撵走学生军的话，说学生军来抢了搬运社的饭碗。传话的是当初介绍学生军来协助搬运社运煤的镇上那位同学，他说他会去跟搬运社领导通融，同时叫大家对搬运社的人忍让点。

一天，我们收工洗脸洗脚后坐在旅店的茶馆里喝茶，袁小娃慌慌忙忙从外面跑来，说他在饭店吃饭时把卸了煤的板板车搁在饭店门口忘了推去存放，现在想起去拉车时，车子不见了。我们存放板板车的地方，是搬运社在镇口用窄木条作栅栏围起来的两个场子，一个场子存放搬运社的人使用的板板车，另一个场子存放学生军使用的板板车。车子存放好后各自锁住栅栏门。现在袁小娃把车丢了，不但明天他那个车组的三个人不能干活，找不回车子还要赔，一辆车值几百元，不是小数目。袁小娃那个车组的另外两人便离开茶馆，同袁小娃一起去寻车。

晚上我们睡下后，袁小娃三人才回来。我们问车找到没有，袁小娃说找到了，告诉了我们找车的过程。他们先是在镇上各条街，各个有车停的地方找，没找着。后来找到搬运社的人存车的那个场子，隔着栅栏，他们看清了里面有辆车是他们使用的。但栅栏门上了锁，附近也没搬运社的人，此时天刚落晚，路上还有行人。袁小娃对另两人说，等天色再晚些看他的行动。夜静时，袁小娃掏出自己的一串钥匙去试开栅栏门，七搞八搞，他把栅栏门打开了，把自己那辆车推出来，再锁好栅栏，把自己的车推到学生军存车的场子里这才回来。袁小娃说，肯定是搬运社的人使的坏，让我们着急。他说他也小小报复了他们一下，把他们几架板板车的轮胎放了气。

第二日去运煤在支井候煤时，袁小娃有意高声对我们说：“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把车子放好，不要随意搁在街上，谨防有小偷偷车。”搬运社的那些人只是哑笑。他们中的一个说：“昨晚不知哪个会翻墙砸锁的小偷，钻进我们放车的场子，把我们的车全放了气。老子抓住他，非捶死他不可！”我们也只是笑。彼此彼此，大家心照不宣。

摩擦在继续，矛盾在加深。镇上那个同学又传过话来，说搬运社找过镇政府，可能镇政府要出面向我们要证明，没有证明的人不能在这儿运煤。我们想，现在每天能运的煤少多了，能挣的钱也少多了，我们学生军来自城里不同街道，回城开证明也困难，干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

有一天，我们临睡觉时，一个同学嚷说自己放在铺位前的草鞋不见了，他在各个铺位间寻找。大家一看，所有人收工后回来洗脚换鞋脱下的草鞋都不见了。没有草鞋，在那条石渣煤渣遍地的简易公路上就无法拉车。大家分析是搬运社的人趁我们换了鞋外出吃饭时来偷走的，因为这个大房间的门是没有锁的，房间里只有我们自带的被盖，几件换洗衣服，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平时大家也没想过要防盗。看来搬运社的人使出这一手，是驱逐我们的一个信号。一个温和的非暴力信号。

次日晚上我们睡觉时，镇政府果然来了人，要我们停下工作，各自回户籍所在地开一个证明来。没有证明的不能继续在这儿运煤。等二天，便有些同学收拾行装打道回府。我和袁小娃等人没有立即走，想再坚持几日。

又隔了一日，我这个车组的人拉了一车煤至炭坝，卸了煤，正准备去运第二趟，袁小娃那个车组的两个人拉着空车回来了，袁小娃坐在车上，他脸上衣服上沾满了煤灰。原来，我们运煤离开支井后，学生军中只剩下袁小娃一个车组的人在那里候煤，搬运社的人不让他们装煤，说镇政府已通知了你们要有证明，你们有证明吗？袁小娃说没有证明又怎样？当初你们需要人就用我们，现在又要撵我们，没有这个理。搬运社的人说，现在你们抢了我们的饭吃，我们就吃不饱了。袁小娃说，露天坝子里的饭大家吃，我们也要生存。对方说，你们的生存威胁了我们的生存，我们要采取行动。袁小娃说，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对方像早有预谋似的，马上上来几个人，把袁小娃扳倒，其他人拦住袁小娃同车组的两人，扳倒袁小娃的人抓的抓手，抬的抬腿，喊声“一、二、三，放！”把袁小娃从原来的煤山那儿往坡下扔下去。不过他们并没狠心扔，只是轻轻一丢手，袁小娃便从沾满煤灰的坡上滚到了坡下，坡并不高，袁小娃只是摔痛并没摔伤骨头，手上出了点血。

事态既已到用暴力驱逐程度，不走是不行的了。第二日，学生军便全部撤离了太平镇——我们曾昵称的“南洋群岛”。这是从生存竞争场上败退下的撤走；想当初生存竞争还没有彼此构成威胁，相反还需要协作互助时，潜在的竞争对手之间还是你谦我让的温情伙伴呢。

自此后，我就没再见过袁小娃。1962年，峨眉县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盗窃案。几个年轻人到百货公司一个柜台买雨伞，他们把几把雨伞在柜台上一一张开挑选，选来选去没相中一把走了。待他们走后，雨伞柜旁的手表柜里的几十块手表不翼而飞，经检查，前面的一块玻璃被割开了。经分析，买雨伞的人用撑开的雨伞遮住了售货员的视线，割开玻璃取表的人便趁机得手。此案不久告破，这个作案集团的人全部落网。我见过法院张贴的布告，为首者被判死刑，袁小娃是从犯，被判刑十二年。改革开放后，听说袁小娃早已刑满出狱，先在乐山城区街头做油烫鸭生意，后又把这生意做到南京，听说赚了不少钱，晚年生活有了保证。

在我的初高中同学中，袁小娃是最令我挽惜的人之一。他出身富裕教师家庭，其兄嫂都是领导干部，以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聪明资质，如果读完大学，说不定会成为一名外交人员，顶不济也是个中学外语教师；然而他大学三年级时，仅仅因吃不饱肚子偷拿了几个馒头便被清除回家，从此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毁了他本可以有的锦绣前程，难道这责任该全部由他个人承担吗？难辞其咎者还该有谁呢？

闯荡社会——宝鸡，西安之行
1961年11月中旬一天晚上，我在乐山公园门口的“自由市场”边转悠，这个“自由市场”是自发形式的，白天，经常有数十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夜晚人更多，有时达二、三百人，而且都是些熟面孔。我知道在这儿活动的多数人，是倒买倒卖粮卷、香烟的。有时突然会有人一声喊：“市管会来了！”聚拢在一堆的人便会作鸟曾散，没聚成堆的人也会匆匆离开，这儿便会冷清一阵，但等市管会的人走开，人群又会从四方复聚拢来。我没有粮卷、香烟可作交易，也不愿深入到人群中引起“误会”，所以只在边上逡巡，无非想看看今晚这儿又有什么热闹可看。

我站在一处阶沿上正观望时，雷××来到我面前，叫我进公园去有事商量。雷××是我初中同级不同班的同学，也与我一样是从一所民中“精简”的。我还知道他的父亲解放前当过乡长，解放后被镇压，可说是我的“同类项”。

在公园一处偏静地方，他问我知不知道香烟的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差别多大。我那时不吸烟，自然对两种价均不详其情。雷××告诉我，一盒牌价不值两角的低等烟，如“三穗”、“蓝雁”，在“自由市场”可卖2、3元；好烟价更贵。我说，现在乐山所有过去卖香烟的商店里都没有烟卖，那些倒卖香烟的，他们从哪里能搞到烟？雷说，从外地买来的。他问我想不想也到外地搞些香烟回来卖，如愿意，我俩就结伴去。我问他在“自由市场”卖过零烟吗，他说没有，放不下脸。我说我也放不下脸，城里有很多我的学生，让学生看见昔日的老师在“自由市场”搞投机，多丢人。他说把烟搞回来，批发给烟贩子，既赚了钱又不出头露面，何乐而不为？我说，到外地去如果搞不到烟岂不是白跑？他说，即使搞不到烟，就算出去旅游一趟。以后如果又有了工作，想出去旅游也怕没时间了。那时我俩都很天真，以为“调整”不过一、两年之事，“调整”期一过，我们又会找到工作。

我提出一个问题，外出住宿的证明咋办？他说他有几张盖了公章的空白信笺纸，是他一个堂兄弟工厂的，那个工厂现已下马，堂兄弟离厂前准备了这些空白信笺纸以备不时之需。去哪处外地呢？我们又进行商量。我们知道云南、贵州是产烟区，但那时成昆铁路、川黔铁路都还未修，到这两省只能坐汽车，要花好几天，车费也贵，还听说那两省虽然能买到烟，但沿途检查严，携带的烟超过两条就要没收。雷提议去西安，西安通火车，这儿“自由市场”上的一些烟就是西安产的。于是我们决定去西安。这个方向的选择，注定了我们此行只能以失败告终。

我卖掉自行车，一共带上了两百多元，雷××带的钱比我还少些。我们先从乐山到成都，再从成都登上去西安的火车。火车大约是晚6点发车的，车行不久，列车就开始供应晚餐，凭车票一人一份“盖浇”盒饭。所谓“盖浇”，就是一个铅盒里盛上大约三两米饭，饭上浇上烩烧的菜，不收粮卷，3角钱一份。那烩烧的菜虽没有肉，但有油味，吃起来很可口。那时我们一年到头没供应过油（一年后每人每月供应3钱菜油），平时吃的都是有盐无油的“辣锅菜”，这列车上用油烩烧的菜让我们有美餐之感。雷××说，坐一天火车，吃三餐“盖浇”饭，省下近一斤粮卷，一斤粮卷黑市上值5块钱，可以抵一半火车票了（记得那时从成都到西安的慢车票只需10.5元），值。

雷××在列车上，拿出他写的一首长诗给我看，题为《太平洋之歌》，大约两、三百行。我现在还记得开头几句：“蓝天，/辽阔，/大地，/明朗。/望远处，/是茫茫的海洋。/海鸥编织的蓝天，/翅膀一样的波浪。/啊，这就是太平洋，/太平洋是我的家乡。//
整首诗气势恢宏，热情洋溢，是呼唤人类实现大同世界理想的。我觉得写得很好，问他投过稿吗？他说寄出过，但退回来了。我说，刊物发表长诗，一般是名人的。无名之辈寄诗稿，最好写短诗或组诗。

车到宝鸡，雷××叫下车，说在宝鸡呆一天，看看宝鸡有无牌价烟卖，明晚再来乘这趟车去西安。我们找到车站附近一家大车店式的下等旅店，住宿费只要5角钱。一个大房间里，长的两侧用水泥砌成两个台子，台上垫着草垫，草垫上铺着窄席，这就是铺位，而且是连通铺位。老板指示了我们的铺位后，再给我们抱来硬绑绑、脏兮兮的被盖。刚睡下不久，就觉身上有什么在爬。雷××坐起身翻看被盖，“虱子”，他叫起来。我们看其他那些住宿的，一个个都脱得精光光的钻进被窝里。雷××叫我快脱毛衣，绒裤，说怕惹上虱子。我俩都不敢脱光，各穿了一条短裤躺下。水泥砌的“床”既硬且凉，垫的和盖的都不保暖。这一夜，我觉得像睡在冰窖里一样，浑身没热乎过。

在宝鸡转了一天，几乎把宝鸡城大小街道都转遍了，没见哪个商店有卖香烟的。后来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看见有许多人围在那里，走过去一看，是蔬菜公司推着一车大蒜，一车青椒在卖平价菜。大蒜2角多一斤，青椒1角多一斤。雷××说，我们乐山“自由市场”的大蒜要卖2元一斤，买几斤大蒜到西安去卖，或许能赚几块钱；卖不掉，带回家自己吃也好。他便买了4斤大蒜，我也买了4斤。我另外还买了2斤青椒，因为我们乐山，连厚皮菜都要卖3角一斤，我想青椒至少能卖到1元一斤。

从宝鸡到西安后，转遍了大街小巷，仍然没有哪里有买牌价香烟的。经打听，西安的“自由市场”也有卖高价香烟的，价格和乐山差不多。看来，到西安搞香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这让我们失望，可又在意料中。是折身返回乐山还是继续在外闯荡，开辟新的战场？雷××提议去上海，上海是中国第一大繁华都市，或许那里物资丰富，能搞点工业品回去也不错。西安到上海火车票大约20元，坐两天火车在车上吃两天不收粮卷的“盖浇”饭，省下的粮卷也值近十元钱，还是等于半价旅行。于是我们到了上海。

闯荡社会——上海之行
火车是午夜时分在虹口车站停的车，是终点站。走出车站大厅，面对陌生空旷的大街，到哪里投宿就感到茫然。我们见站前广场上有许多人在地上铺着被单之类东西躺着睡觉，雷××说今晚就睡在这儿。他拿出一块油布铺在地上，我拿出一床线毯二人合盖，枕着背包就睡起来——油布和线毯是离开乐山时他特意叮嘱要带的，他算有先见之明。第二日我们找了一家中等规模的旅馆“天然饭店”安顿下来，不等天黑蒙头就睡。连日奔波，这才算睡了一个囫囵觉。

体力和精神恢复后，我们开始在大上海寻找可买的东西。经过上海第一食品公司，进去转悠，糕点柜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糕点，价也不贵，一个麻饼只标价几分钱，酥饼不过1角多。想起乐山此时唯一出售的“高级饼子”也就是麻饼和酥饼，这是利用进口的古巴糖和本地面粉做成的，麻饼8角一个，酥饼1元一个，不收粮，那时一般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也就只能买三、四十个“高级饼子”，而在大饥馑年代，人们为了活命，“高级饼子”是唯一能补充营养的食品，吃了一个还想吃二个，它的诱惑力又难让人抗拒，于是人们变卖各种东西去买这食物，当时乐山流行一首民谣：“高级饼子高级糖，害得老子卖了裤子卖衣裳。”（“高级糖”就是硬糖，当时乐山卖5元一斤。）现在，这大上海竟有平价糕点卖，真是奇迹！但一问，要收粮卷。我们拿出全国粮票，售货员说不收全国粮票，只收上海地方粮卷。好在我们还有在“天然饭店”吃饭时找补的几两上海粮卷。拿出上海粮卷，说还要收副食品供应票，这我们可没有。一场空欢喜。

当时在上海就餐，许多饮食店都不收全国粮票，只收上海地方粮卷。问其原因，用全国粮票去粮食公司买粮要收证明，还要搭配杂粮，而上海地方粮卷则无此限制。为了在上海吃饭方便，我们准备买点上海地方粮卷。

我们在南京西路的人行道上缓缓而行，经国际饭店外一道墙时，见几个人背靠着墙向过路上低声呼唤：“买粮卷哦？”我们一问价，上海地方粮卷5元一斤，全国粮票4元一斤。我们正和一个有上海地方粮卷的人讨价还价，有人拍我们的肩头，悄声说：“我可以低价卖给你们，这边来。”那人把我们带到不远处，说一斤上海地方粮卷他只卖4元。我们要他再降价，他降至3元，说要多少有多少。雷××同我商量：既然能多买，何不买过来再转手卖出，这是天上掉下的一笔好生意。但雷××还是多了个心眼，他拿过那人一斤粮卷去找人辨认，原来那是刚宣布作废不久的粮卷，差点上了当。那年头，各省、市的地方粮卷时不时会突然宣布作废，启用新粮卷。我们四川省，在1960年和1961年，就两次事前不打招呼，突然宣布四川省粮卷作废，害得不少持有省粮卷者叫苦不迭。

上海也买不到牌价香烟，工业品倒很丰富，许多是四川省没有的，但要收工业品票。这样，在上海进货的希望也不可能实现，于是我们静下心来，不想做投机生意的事了，干脆就在上海玩几天。我们逛了虹口公园，参观了鲁迅纪念馆，逛了大世界、外滩、城隍庙，在天蟾大剧院看了沪剧《雷雨》，在上海市人民公园，我们以国际饭店为背景合了影。在这张二人全身合影照片上，我要求题写一行字：“银河系外的星辰”，取意是：我们不属于这个星球上的人，银河系外的星辰中，说不定也有能发光发热的神秘天体呢。这张照片我一直收藏着。在上海的唯一收获，是我俩各买了20把镀了克罗米的小汤勺，每把只花2角多钱。心想这小勺带回乐山若能1元卖出，也算有点小利。

我们在上海大约呆了7天，决定北上北京，把这趟“旅游”推向“高潮”，还决定先乘轮船至武汉，再由武汉乘火车去北京。在收拾行囊时，我发现我在宝鸡买的青椒全烂了，只好扔进垃圾桶。晚上在13铺码头登上去重庆的客轮，当晚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首诗：“夜分深沉，/轮船在外滩启碇开行，/愈听愈响的是江涛的澎湃，/越去越远的是喧嚣的市声。//站在船舷向上海告别，/夜上海的景象更加迷人：/好像是浮在水上的一座水晶宫殿，/又像是落下人间的一座无边星群。//头上是皓月如银，/岸边是星光辉映，/船头划开层层波浪，/船旁流着片片黄金。//当轮船渐渐驶进黄浦深处，/上海也渐渐流向海天之滨。/遥望那星火闪烁的城市,/一会就织入了蔚蓝色的天锦。//直等到眼前的景观模糊不清，/我脑子里仍然是色彩缤纷。/我相信今晚所看到的美景，/正代表了可爱祖国的面影。

闯荡社会——北京之行
我俩从武汉去北京乘的是慢车，我们一路乘火车都坐慢车，图的是能在列车上多混点不收粮卷的“盖浇”饭吃。慢车的终点站是永定门车站，到站时已近晚上十一时。列车上早作了通知：到京的旅客要先去××街的“旅馆介绍所”登记才能分到住宿处。我们赶到旅馆介绍所，一间大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站的，有坐的，也有躺在一排排长椅上睡的。介绍所窗口挤满了人，工作人员不断用喇叭提示登记者：到京的人很多，旅店紧张，凡路过北京者不予登记，这儿只登记来京出差人员和探亲者。排了一阵队，轮到雷××登记时，工作人员看了他的证明说：你是去天津探亲的，属路过北京，不能登记，把证明扔给了他。我填写的证明是到北京中央教育部探视大舅，工作人员给我登了记，开了去××旅店的介绍信。雷说这下他咋办？我说同我一起去旅店，看旅店那里能不能通融一下。去了指定旅店，旅店值班人员只接纳我入店，不同意增加雷××，磨了一阵嘴皮子也没用。雷把他的两个包交给我，叫我和我的两个包一起寄放到值班室，他说他去“旅馆介绍所”睡长椅，我把线毯给了他。

办好住店手续已是12时，睡的是大房间。刚睡沉，突然被人摇醒，灯光下，铺位前站着一个戴大盖帽的警察。那警察很和气，叫我穿上衣服别着凉，跟他去值班室有话询问。我跟他一起进了值班室，他问我从哪里来，到北京干什么？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又要过我身上的证明看，看后他说，不对，你还有隐瞒没说。我说隐瞒了什么？他从我们寄放的包里掏出我们在上海买的那些小勺子说，买这么多勺子，是不是想搞投机？我说这么多勺子不是我一人的，我还有个朋友住不进旅店，是他买的勺子一齐寄放在这里的，我们约好了明天他要在这儿见我。我们买勺子是准备送人的。警察又从雷××的包里掏出几张盖了公章的空白信笺纸，说，不搞投机带这些空白证明信干啥？这可被他抓住了把柄，想赖也无法赖了。我只好实话实说，我和雷××都是教过书的，学校停办了，他去天津我来北京都是想投靠亲戚，那介绍信盖的公章也是一个下马工厂的。他说，我看了你们包里两个人写的诗，看来你俩倒不像坏人，但盖的公章既然是假的，你的证明和空白证明我们都要没收。那些勺子等明天市管会的人来处理，叫我明早起来后在旅馆里等雷××和市管会的人，然后叫我回去睡觉。
次日早晨雷××先来，我把昨晚的事向他说了。一会儿市管会的人果然来了，把我俩带到市管会办公处。市管会工作人员先也是说我们搞投机，要没收勺子。我说，什么文件规定买了20把勺子就是投机？我们买得多是为了送人。那工作人员说，那就给你们每人留5把，其余的折价收购。我问每把折多少价？他说每把折价1角。我说，我们是每把花了5角钱买的（我故意多报了价，想赚点钱），你这么便宜收购，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想低价买去自己用。他想了想说，那就不收购了，你们走吧。此事就这么简单了结——对我们确实没什么油水可捞。

对于下一步的安排，我同雷××商量的结果是：证明没有了，他再无法住旅店，既然来了北京，北京值得游的地方又不能不去看看；他白天同我一起找地方游玩，晚上仍去“旅馆介绍所”睡长椅；我晚上如能继续住那个旅店就住那里，不能住也跟他一起去睡长椅。

来北京的第一天我们便去故宫参观。那时故宫的门票只收1角钱。晚上我去教育部找大舅。那时的教育部只在昔日王府大门后修了一栋新楼，其余都是昔日的王府老式建筑，掩映在树木扶疏的林荫中。大舅住的是后院一间直通式长房，面积不足二十平方米，看来是把一间大房子隔成一个个小单间的。我对大舅说了我来京的实情，叫他不必为我的住宿考虑。他们刚熬好了稀粥，当晚招待我的是稀粥、窝窝头、一盘煮洋芋、两盘蔬菜，此外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我问大舅他们的粮食够不够吃？他说部里在西郊办有农场，农场产的玉米、洋芋可分到一些，基本够吃。饭后大舅领我去洗热水澡，洗过澡舅妈又领我去理发。大舅说我来京一趟不易，在北京多玩几天，说白天他要上班不能陪我，叫我每晚去他那里吃饭。我回到住过的旅馆，旅馆方面没有拒绝我继续入住，此后我每晚在大舅那里吃了饭就去住那旅馆，直到离京。

在北京的几天中，我和雷××又游了颐和园、动物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处，一天游一处地方。这些地方的门票都很低，最多收2角，天坛公园还不收门票。在北京游玩的几天中，无论什么地方就餐，供应的蔬菜只有一种：大白菜，而且都是水煮盐拌的，没有油味。最感不适应的是天冷。那时已是12月初，人走在街上，北风呼呼，耳根子好像有刀子在刮。我们在天坛公园坐在露天石桌上喝茶时，头上太阳虽然当空照着，但见那太阳惨白惨白的，不像发光体而像月亮，一点暖意也感觉不到，天气和我们心绪一样，都是寒森森的。

雷××在北京呆了大约5天，就先回川了。他说钱快用完了，晚上睡长椅也受不住了。我一个人又在北京多呆了几天，游了八达岭长城和陶然亭等处。临离京时，大舅给了我20元（那时北京到成都的火车全票只24元）。我回到乐山时，身上仅剩几角钱。

这次北京之旅，我在笔记本上也写了一首诗：“北海，海儿宽宽，/海水蓝蓝，/水波如绸，/水浓似酒。/风和水面嬉戏，/掀起满池微澜。//我把整座公园比作不动的船，/那白塔就是高高的桅杆。/船上游人如织，/欢声笑语喧天。/拱桥卧波如虹，/疏林撑荫似伞。/昔日帝王禁苑，/今日人民乐园。//”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6:02:30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一）
196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我从设在乐山公园的县图书馆看书出来，经过公园的八角亭时被人叫住。叫我的是我的同学雷××，就是上年底同我一起出去闯荡过的人，他同一位少年正坐在亭子的椅上聊天。雷××把我向那少年作了介绍，又向我介绍那少年，说他叫刁××，排行老三，人称刁老三，其兄刁老大是我和雷××初中时同校不同级的同学，说刁老三是铁器社的学徒工，今年17岁，人机灵得很，肯帮忙，讲义气，值得一交。刁老三对我说，我听我哥说起过你，你和雷××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打死的，我的父亲是被共产党关死的，我们是难兄难弟。我问他父亲是为什么被关的，他说他父亲解放前是乐山天文台台长，解放后先是留任，后来说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投进监狱，死在监狱。刁老三又说，你和雷××都是有才之人，又都教过书，现在都没工作，太可惜了。说他只读完初小就没读书了，很尊敬我和雷××这样读书多的人，以后要多向我们请教。又专门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要他帮忙，办得到的一定帮忙。他和雷××又继续聊起来，我在旁边听他们聊的是在公园门口“自由市场”上倒卖香烟、粮卷的事。

雷××问刁老三，你天天在那里活动，天天有收获，而市管会的人就是逮不着你，有什么窍门没有？
刁老三说：“他们想逮住我，不容易。做这种事，要把市管会的人都认得，只要他们一露面，我就不出手，他们没当场逮住，也不敢来搜身。有时我还要故意逗他们，让他们气不得，笑不得。”

雷××问怎么逗法，刁老三说，一天他正把一条香烟要出手，被一个戴大口罩的市管会的人逮着，拿过了香烟，他急了，伸手去夺。那人把香烟抱在怀里，他抓住那人的手就用牙咬，那人顾痛，一松手，他夺回香烟就跑。那人在后面追，追到湖泊所口子，那人追不上，停下步子。他回过头来，扬着香烟对那人说，“来追呀，怎么不追了”？那人又来追，不等那人跑上来他又跑，边跑边回头对那人说，“快追呀，今天看你追得快还是我跑得快”。他说湖泊所里有几条巷子，他怎知我跑哪个巷。

雷××问，你就一次也没被逮住过吗？刁老三说，“神仙屙尿也会打湿手，哪有一次不闪手的。有一次我卖粮卷被逮着了，这次他们是前后两人夹击拿过了我的粮卷，我就抓其中一个的脸。那人说，你搞投机还敢抓市管会的人的脸，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人听他们说我抓了脸，见那人脸上果然有被抓的印痕，抬手就给我一耳光，我立即坐到地上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是搞投机。我家弟兄姐妹五人，就只我一人当学徒工，每月只有15元工资，其他人都没工作。我家连买米的钱都没有，这点粮卷是我们口中不食省下来，想换成钱用来买米买菜的。他说他是假装哭的，其实没有眼泪。派出所的人说，“这次不处罚你，但粮卷要没收，回去吧”。他说他不起来，说，“不把粮卷退我我就不起来，今天就坐在这儿等你们的饭吃。你们吃饭我就自己去舀”。派出所的人说，“我们不吃甑子饭，吃的碗咡饭”。他说，“我就抢你们的碗咡饭”。派出所的人便同市管会的人交换意见，说这刁老三一家的情况他们很了解，确实很困难，这次就当他是初犯，饶了他，把粮卷还他叫他以后不许再买卖粮卷算了。于是被夺走的粮卷又被发还了。

我在旁听刁老三讲得绘声绘色，觉得这人果然机灵，心想，如果在解放前让他作地下工作的交通员什么的，他肯定能干得出色。

我们在那亭子里谈了一阵，刁老三说，“今天我请你们到明和饭店吃烩饼”。明和饭店是那时乐山有名的饭店，烩饼是该饭店那时最好的供应品种。

听了刁老三说他愿意帮忙的话，我当时就想到我有一件犯难的事需要人帮忙。这年的上半年，我在家乡和二弟住在一起，二弟要筹建一座草房安身，我和二弟在住地前面叫魏河的河里捡石灰石烧石灰，由我挑到蔡金、石麟去卖（二弟要留在家中搞农业生产），卖得的钱用于买房料，买生活用品。由于大半年吃在农村，我的城市户口购粮本上已积存一百多斤口粮，我想把这积存的计划口粮换成钱以维持生活。按当时粮卷黑市价，一斤粮卷可卖2.5元（1961年曾卖到一斤粮卷5元）。但购粮本上的粮只能到粮食公市买米，把米直接拿到市场卖既不方便更有风险，我又放不下架子。如能将计划粮换成粮卷，在“自由市场”脱手就方便得多。但如何将计划粮换成粮卷就是我面临的难题，我想请刁老三帮这个忙。

要找刁老三不难，他每天都在公园外的“自由市场”转悠，转悠后就到公园的亭子里休息，他的一些“秘密”交易也在公园里进行。当我在公园亭子里再次见到他时，便把我想请他帮忙的事说了。他满口答应，让我把购粮本给他，他按我要卖的数照黑市价直接把钱给我，不赚我一分钱。其后，刁老三果然把我要处理的一百多斤计划粮陆续换成钱如数给了我。正是靠这换来的两百多元钱（当时一般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只三十余元）维生，我能安心在乐山图书馆每天读书，没有一次涉足“自由市场”的投机活动。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二）
刁老三帮我换粮卷，约定的付钱地点是县街的徐茶馆。他说，县街有两家茶馆，徐茶馆是过了第一家后的第二家，在县公安局的斜对面。到了约定那天，我走到这家茶馆，刁老三就在靠里的一张桌上站起招呼我。这间茶馆大约十五、六平方米，一边摆了三张靠墙的茶桌，另一边摆了两张茶桌，安了一张搁茶碗、茶盘的二屉桌，算是柜房吧，茶炉房在后边。同刁老三在一起的有他的大哥刁老大，我认得的，他初中毕业后据说到青海工作去了；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方正脸，分头，梳得很整齐，年龄和我差不多。刁老三要给我介绍他大哥，我说我们是同学，不必介绍了；接着介绍另一人，说他叫徐××，也是同我一样1957年的高中毕业生，与雷××是高中同学，字写得很好，懂天文地理，还会看手相。说他读高中时在同学中有个外号，叫“徐和尚”，现在的外号叫“老夫子”。我觉得纳闷，此人不是光头，怎么叫人家徐和尚呢？后来我问雷××他才告诉我，徐××在高中未毕业前就削了发，要去峨眉山当和尚，寺庙一边收留了他，同时给学校写信告知此事，是学校派人去把他接回学校的。此事在学校影响不小，加上徐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县长，现在新疆劳改，所以徐当年也没考上大学。（徐父在1978年作为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回到家乡，由街道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其后在民革乐山市委办的“中山诊所”当中医医生。）刁老三介绍毕，迳自去柜台拿了一个茶杯一个茶盘，又迳自去茶炉上倒了开水搁在我面前，那个司茶的约四十岁的男子也没阻止。我要掏钱付开水费，刁老三说，不用付钱，这茶馆是徐老师开的，徐老师打过招呼，凡是我们来，只要不是喝茶，喝白开水不要钱，坐多久都可以。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徐老师（为了同前一个徐××区别，后文一律把他写成“大徐××”），解放前，家中开了一个较大的旅店兼堆栈，家境不错，人称其为徐公子。其妻兄马克镶是乐山苏稽镇的袍哥舵把子兼镇长，威镇一方（解放后，马氏父子成了乐山反霸斗争首开杀戒的靶子，父子五人于1950年10月一同被处决，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年刚18岁，解放时还在读中学）。大徐××解放前读中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投身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4月，中共雅（雅安）乐（乐山）工委书记陈杰来乐山开展工作，最初就隐居在大徐××家后院楼上一间偏房里，一日三餐由徐亲自送上楼。同年5月，大徐××受地下党之命，去沐川茨竹坪（地名，是地下党的武装斗争区）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建立地下党的交通站。后因引起国民党保安中队怀疑、盘查，大徐××于1949年春撤退回乐山。1949年10月下旬，先是地下党员刘立平等被捕，接着大徐也被捕。刘、徐二人在狱中均遭严刑拷打，大徐××左肋被踢断，左腿被刺刀戳伤。刘立平在临乐山解放前一个月被国民党枪决，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令围观人群唏嘘不已。大徐××在解放后，先被安排在乐山公安部门工作，后又去重庆工作，作教师。两年后因患吐血症，辞职回乐山家中养病。1957年，乐山城区办了三所民办中学，大徐××被安排到其中一所任教（不是我任教的那所），1958年1月，大徐××在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失去教职。他在县街开的这个小茶馆由他出资，请了一个司茶添水的作帮手。大徐××早晨来将茶叶分成小包，点数后交给司茶的，晚上来结帐，其余时候不定期来茶馆照看一下。

刁老三先是把我叫到茶炉房后边，给了我换粮卷的钱，又一同回到茶桌同大家聊天。我问刁老大怎么回乐山了？他说原单位精简人，他被精简了。徐××对我说，他在中学时就听说过我了，雷××和刁××也对他提起过我，现在相识，算是三生有幸，以后可以常来这儿坐坐，大家一齐聚谈。闲聊中，我问及他是否参与“自由市场”活动，他指着刁老大和自己说：“我和刁老大都不进‘自由市场’，也不懂这方面的学问。” 刁老三说：“他（指徐××）有时帮我出些点子，我有疑难不决的问题，常请他当参谋。”闲聊一阵后，徐××提出给我看手相，他说我手掌上的“生命线”长得好，不过开头要受点挫折，以后会很好的；说我的“爱情线”紊乱，这方面有麻烦。还说些什么我记不得了。

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斯文、知书达理、谈吐不俗。后来经过几次在徐茶馆的聚谈我还发现，人多一起聚谈时，他往往先不开口，听别人说；或者在某个问题上他先提个头就不往下说了，等大家议论一番，他才言简意赅说一两句，又不深入发挥。总之，我觉得他是一个颇有城府又有涵养的人。譬如一次有人问他，当初为什么想出家，是不是早已看破红尘？他说，信佛的人不全部是看破红尘的。佛教分大乘和小乘两派，大乘讲“四大皆空”，超凡脱俗，自然是看破红尘；小乘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没有完全看破红尘。又问他信大乘还是小乘，他说，“信大乘我没这个境界，信小乘我没这个资格”。再问他现在还信不信佛，他说，“身在浮世上，佛祖心中留”。又一次大家议论到三年大饥馑是天灾还是人祸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未置可否，在谈到大饥馑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时，有的说估计一千万，有的说估计五千万，他说，中国人口多，不管死多少人，中国还是世界人口第一，人死多点，倒也可减轻中国的人口压力。于是有人说他不为老百姓着想，因为饿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说，我是为中央着想么。后来又谈到大跃进，到处办工厂，许多人有了工作；不到三年，这些工厂又纷纷下马，连一些老厂也倒死不活了，来个人员大精简，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他突然冒山一句：“三面红旗只剩下两面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谓之“三面红旗”。）此言一出，满座骇然。

每当在徐茶馆的聚谈中，涉及到政策性、政治性问题时，我都不置一词。此并非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看法，而是我吸取了几年前与宋道福通信，信中谈了些对“敏感”问题的看法，结果受到追查的教训，“祸从口出”这句话让我牢牢记住了。徐茶馆虽没贴“休谈国事”的提示，但茶馆里毕竟茶客多，谁能肯定茶客中没有上头的“耳目”，专门到“人员复杂”的地方打探“敌情动向”呢？所以每当聚谈中话题转到“敏感”问题时，我就托故告退，以求“洁身自好”。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三）
我第一次见到徐老板是在我去过几次之后。那天11点左右，他来茶馆巡看，同桌的一人就把我向他介绍，他握着我的手说，早就听说过你了，你还是我妻子的老师呢。我一怔：他的妻子不是姓马吗，而且年龄和我差距大，我怎么会是他妻子的老师呢？我说不认识他妻子。他说原来的妻子在他打成“右派”后就离了，现在的妻子是我在民中任教时教过的学生，叫赵××，他们刚结婚不久。大徐××三十多岁，身材中等偏瘦，穿一身蓝毛料中山服，戴一副眼镜，显得很文静，给人的印象的确像老师。他对我也是对同桌的其他人说：“我也是从你们现在的年龄上过来的，对你们这批青年很同情，很关心，没事就来这里坐坐，茶不敢招待，白开水是招待得起的。”大家对他表示感谢后接着闲聊，他也不参加大家的谈话，只站在柜房那里听。中午12点大家散伙分手，他把我叫住，说他也要回家，陪我走一段路。他问起我近些年来的情况，我简要说了，然后问他的情况，他也简要说了。他说，我俩可说是同病相怜。他又问我还在搞创作没有？我说没有了，写了也发表不了。他说，要坚持写，不能把笔头生疏了。我说，其实我有时还是按捺不住，想写，最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是农村题材的。他要我让他拜读拜读，于是约好了次日把稿子给他。

这篇小说是我这年上半年在农村生活，对农村经济开始复苏有感而构思的，题为《夫妻纷争》，内容是：一个农村青年，大跃进时被抽调到城里当工人，工厂精简人员后返回农村，他留恋城市生活，又觉得妻子有些“土”，于是不安心农业生产，到城市想搞投机生意发财，这样就和妻子屡屡发生矛盾，妻子屡次以善意和诚心感化他，他仍执迷不怊，终于在投机生意血本亏光，情场失意，又进过收容站后才感到妻子的可爱可敬。他狼狈不堪回到农村的家，已把家搞得很有生气的妻子仍宽容接受了他。在小说中，我想塑造一位勤劳善良，温柔贤淑的农村妇女形象，主题是按当时“大办农业”的宣传口径而确定的。大徐××看后，大加赞赏，说小说生活气息浓，情节引人入胜，尤其对一些细节和语言称道不已，并向我背诵了小说中的一句话：“夫妻俩的感情，就像破鱼网兜住了烂树桩一样，越扯越破了。”他又对我说，你也会写诗，最近有什么诗作没有，说他想拜读我的诗。我于是又把一本抄录了我写的诗的笔记本给他看，其中有去年我闯荡上海、北京时写的诗。看过我这些作品后，大徐××说，你这些小说和诗都不错，但都是写正面、写光明，甚至歌颂性的。作家要正视现实，敢于干预生活，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批判性的。像你这样有挫折经历、恶劣处境的人，难道就看不到社会有阴暗一面吗？我希望以后能读到你这方面的作品。我觉得遇到了知音、伯乐，终于忍不住说，我写过这样的东西，但我没抄在笔记本上，也不敢给别人看，写好后我就毁了，但我牢记在心里，明天我凭记忆抄两首诗给你看。我抄给大徐××的两首诗如下：

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以一个乞儿的步履，
在首都的大街上蝺蝺独行。
当霓虹灯为我的破衫着上异彩，
大会堂里正豪宴酣盛。
抛地的香槟酒瓶阻得待者难以挪步，
桌上是堆积如山的佳肴美珍。
啊，我亲爱的祖国，
您多么富殷！

我以一个流浪汉的形象，
辗转农村城市无处安身。
我看见头戴大盖帽的警察，
威风凛凛地驱赶乞讨的盲流，摆摊的小贩，
我看见荷枪实弹的士兵，
英勇无畏地弹压面带菜色的“暴民”。
啊，我亲爱的祖国，
你多么强盛！

我以一个失业者的身份，
踏遍了就业介绍所的门庭。
我看见两副面孔的接待官员，
一会儿客客气气打发素昧平生者；
一会儿笑容可掬地把肥缺美差，
馈赠给郎舅表亲和进责拜佛的“施主”。
啊，我亲爱的祖国，
您多么慈仁！

怀着对祖国历史深切的眷恋，
和对今天祖国无限的崇敬，
我高呼您亲爱的祖国，
我愿变只蜡烛，为祭奠您而捐身！

这首诗，是受海涅的《纺织女工之歌》的启发构思的。该诗借纺织女工之口，“要织进三重诅咒”，“第一重诅咒给卑劣的上帝”，“第二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第三重祖咒给贪婪的国王”，每一节都铺叙了诅咒的理由，“我们织！我们织”在诗中多次重复，一咏三唱。

白天和夜晚

我憎恨白天，
喜欢夜晚。
白天我饿得饥肠千转，
夜晚梦中我能吃到美餐。

我憎恨白天，
喜欢夜晚。
白天人们看我衣衫褛烂，
夜晚霓虹灯为我着上华丽衣彩。
我憎恨白天，
喜欢夜晚。
白天我看见路上坎坷不平，
夜晚用遮羞布把不平全部遮掩。

但当我成了流浪者，
夜晚无处安身，
磕磕绊绊路难行，
瑟瑟抖抖心胆颤，
我是多么盼望天明啊！
从此我不但憎恨无奈的白日，
也憎恨恐怖的夜晚！

这首诗，我是受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启发触动心弦而写成的。

大徐××在茶馆后茶炉旁看完两首诗，连说，“深刻，震聋发馈”。我当即把两首诗要回说，“这两首诗我从没示人，千万别告知他人。你是第一位读者，也可能是最后一位读者”，当着他的面，我就将抄诗投进茶炉付之一炬。一定不能留下文字把凭，我还是小心为妙。

不久，大徐××也把他写的一首诗给我看。该诗我现在只记得两句：“当垆卖茶君休笑，千古高风读华章。”我见他能写诗，又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典化入诗中，觉得他有不低的文学修养，对他又增了一分敬意。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四）
1963年上半年的大部份时间，除了去徐茶馆与同学、朋友们聚聚，交换一下有无打零工的信息外，其余上午和下午，我都在县图书馆的阅览室度过。阅览室两位由政协派来作义务管理的老人成了我的忘年交，每到了新杂志总是先给我看，有些杂志我白天看不完，允许我带走晚上看。图书馆借阅处的席老馆长和余大姐看我查找书卡不方便，允许我进藏书室直接从书架上选书。在那段时间，我读完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

大约是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公园内溜跶，在荷花池畔碰见徐××和刁老大在那里交谈。我凑上去，听他们说要成立一个“诗歌朗诵组”的事，说已经约好了几个人，说了这些人的名字。内中一个于××是1960年的高中毕业生，我认识但无交往；还有一位姓何的常去阅览室看书报，我也认得亦无交往，记得他的外号叫“白脸儿”，人长得很白净。我问他们成立的宗旨，徐××说，提高诗歌欣赏和朗诵水平，利用诗歌朗诵作群众宣传，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为社会服务。徐××还向我说了他的一个“私心”：这样在社会上争取个积极表现，改变一些人对社会青年的不好看法，向街道要工作也好开口了。我说，你们成立“诗歌朗诵组”一定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争取他们的支持。徐说，已经跟图书馆的席老馆长说过，她很支持，叫他们把章程写好给她。我又问他们准备朗诵什么诗歌，他们说，首先选中的是《雷锋之歌》，当前正在号召学雷锋，说练好了，就在公园门口集体朗诵《雷锋之歌》。我没表示参加的意思，他们也没主动邀请我。我不参加，因我有个“前车之鉴”：1957年，与我同校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李××，没考上大学后参加了航运社工作，他也爱好写作，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他在航运社工作表现很好，后来他自己编了一本油印的诗歌集，向老同学们散发，此事受到县公安局的追查。虽然诗歌本身没有问题，所在单位也为他作了担保，但还是惶惶不安了一阵子。人家只是油印了一本诗歌集，如今你们还要成立一个“组织”——这种自发的组织参加不得，远远回避为好。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徐、刁二人仍对“诗歌朗诵组”兴趣不减，此后好几天，徐××便到图书馆阅览室抄写刚发表不久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我凑上去看过徐的抄写，见他的钢笔字写得工整，刚劲有力。接着，徐、刁二人便在阅览室外的假山旁高声练习朗诵一段段《雷锋之歌》。刁老大的朗诵声调高亢，颇带感情色彩，徐××则显得有些中气不足，朗诵声始终被刁老大压住。

但徐、刁二人想在公园门口朗诵诗歌作宣传的打算始终未能实现，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朗诵组成立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事似乎夭折了。

大概是从6月份起，徐、刁二人同一个叫李××的一起，在迎春门那里租了一个狭小的门面，从事爆米花加工业务，是当时全城唯一的一家，生意很兴隆，每天去加工爆米花的人要排长队。一天我去那里看，真是门庭若市。李××看到我，便出来和我攀谈。他是我初中同学，比我高半个年级（当时春秋两季招生），他的姪女是我在民中教过的学生。李××说，他在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一所技校，技校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作，后取得了四级铣工资格。1961年因吃不饱饭，跑到新疆去找工作，工作没找成，回厂后单位把他除了名。回乐山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便自己掏钱买了这部爆米花机，约了徐、刁二人一齐干。他说，每天收的加工费三人均分，虽然他是出资者，徐、刁二人没投资一分钱，但他自己不多拿，说都是老同学，患难相帮。

9月，刁老三找到我和雷××，说他也买了一部爆米花机，钱是他的一个叫何二姐的亲戚出的，他在铁器社的活虽不多，但每天总得去报个到，干点儿事，他想请我和雷××作帮手，也搞一个爆米花加工业务。于是他在湖泊所口上租了一个地方，我们几人合作干起爆米花加工业务来。分工是我和雷××干力气活，何二姐接货收钱，刁老三每天中午以前从铁器社回来帮着照料。开头几天生意萧条，因为这处新开的加工点知道的人不多。几天后，生意逐渐好起来了，我们都为此感到前景乐观。但就在开业大约十天时，市管会一位姓辛的女同志前来干涉了，说搞爆米花加工未经商业局批准，属不合法经营，叫停。刁老三同辛同志争辨说这是试生产，不一定搞得长；如果试生产效果好，该办什么手续我们去办。辛同志说，没有办好手续前就是不能生产，叫立即停。刁老三对我和雷××说，别理睬她，干我们的。辛同志走了。

第二日平安无事。第三日，辛同志又来了，仍叫停，刁老三仍叫我们不理睬她。辛同志说，前天已给你们打过招呼，你们仍不收手，今天要把你们的机器扣下，说今天来，是给派出所通过气的。刁老三说，你别拿派出所吓唬人，派出所的门我是像跨家门一样进惯了的。辛同志一招手，便从围观人群中闪出两个身强体壮的男人来，一个去抱爆米花机，一个拉住欲阻止的刁老三。辛同志说，一齐去派出所。刁老三说，去就去，派出所又不吃人。何二姐说她不去，刁老三便叫我和雷××一齐去。到了派出所，进大门，过天井，我就看见大厅的挑梁上挂着一根有活套的粗棕绳，旁边壁柱上挂着一根长长的皮鞭。我这是第一次“犯事”进派出所，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绳子和皮鞭不是专门治人的刑具吗？

辛同志对派出所的人说，“他们私自搞爆米花生意，是投机，我们把他们的机器扣下了，刁老三他还不服”。刁老三说，“我们不是搞投机，是靠劳动吃饭，群众也需要这种加工服务”。辛同志说，“劳动吃饭，群众需要，也要通过政府安排，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派出所的同志问我们，“买机器的钱是你们三人合伙出的吗”？我和雷××说，“我们没出钱，是当帮工的”。刁老三说：“钱是我何二姐出的，我向她作过保证，出了问题我赔她的钱。现在你们把机器没收了，就该我还她的钱。我每月15元学徒工资，拿什么来还啊！你们还要不要老百姓吃饭？”说着就呜呜哭起来。派出所的人说，“你刁老三哭什么，这是暂扣，又不是一定要没收”。刁老三说，“暂扣就是没收，好多人被暂扣的东西，结果都是被没收了”。派出所的人对我和雷××说，“没你俩的事了，你俩走吧”。又对刁老三说，“你留下来，有话好好说，不要以哭骗人”。

当日下午，我碰见刁老三，问他事情是如何了结的。刁老三说，由市管会写了一张暂扣条，叫听候处理。他还告诉我，迎春门那里李××三人的爆米花机也被市管会暂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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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楼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五）
10月份，徐××认识的一个姓廖的社会青年从街道那里要到了一份干零工的活：去嘉华水泥厂挑沙，厂方需要的名额是十人。徐××便约了我，刁老大、刁老二、陈××等共十人前去。其中陈××年纪最小，只十八岁，初中毕业生，但长得最高，体态也魁梧。刁老二和于××是同班同学，他是刁氏弟兄中长得最帅气的一位，日常穿着也比其兄弟周正，头上黑发从不零乱。他不去“自由市场”，也不去徐茶馆与我们为伍，我听刁老三说过，他正和高中时同班的一位女同学谈恋爱，但他既没工作又没其他收入，不知他这恋爱怎么谈的。于是有人戏谑他：饿着肚子谈恋爱，花前月下不知饥。

水泥厂厂方给我们的任务是，早晨乘坐厂方提供的木船（掌舵的杜老板和掌篙的张老板都是厂方派出的人）渡过岷江，到彼岸的沙坝上挖沙，把沙挑上船，十人再乘满载河沙的船回到此岸把沙卸到岸上（此后将沙运至厂部的任务另由厂方承担），再把船撑过彼岸取沙。木船船舷上有个标志8吨的吃水线，以河沙将船舷压到吃水线为准，每船以8吨计量，每周结算一次付给酬金。在十个挑沙的人中，我因当年挑过煤，在民中任教时也带领学生搞勤工俭学挑过矿石，所以我最能挑重，每次都能把挑子装得冒尖。陈××是第二能挑的人，徐××、刁老大又次之，挑得最少的是刁老二，他挑三挑还不及我挑两挑。挑多挑少倒没关系，各人能力有大小，讲究的是团结合作，每日尽可能多运一载沙，结算时收入就多了。第一周下来结帐，每人每日大概能挣到10元。（我们是按人头平均分帐）不过挑沙付出的劳力也大，需要多吃饭和肉，那时厂方供应的是议价饭，议价肉，每日在伙食上也要花几元钱。挑到二十天左右，别的开初挑得少的人挑重都有增加，刁老二挑的不见多反见少，他一面挑一面还要唱歌，一会儿唱《洪湖赤卫队》，一会儿唱《刘三姐》，挑起担子过跳板时还要把身子扭来扭去，有意要使跳板发生共振，连杜老板都看不惯了，说“挑担唱歌，哪有你这种挑法的？要唱歌休息时唱”。他说，“唱歌才不累，大家听我唱歌也可增加干劲”。平心而论，刁老二的歌喉确实不错，但我听了却真感到泄劲。一次在船上倒沙时，张老板悄声对我说，“你们怎么把这种人弄来了？我看你们十人中，你最埋头苦干”。杜老板和张老板每天中午12时，下午5时要回家吃饭，有时时间快到了，沙还远远没压到吃水线，杜老板便会叫我们，“不挑了，这船只算6吨（或5吨）”。为了调动他俩积极性，我们商量好一个主意：让他俩出一个人同我们一齐挑沙，分钱时给他两人各一份。这主意果然奏效，年轻点的张老板便同我们一齐挑沙，他挑得也不比我少。杜老板也不催我们了，还说，“今天多跑一载，回去吃饭迟点没关系”。

杜、张二老板参加了我们的分成后，对刁老二那种吊二郎当的作风就更看不惯了。一天劳动中休息时，徐××用手在沙地上写了“中流砥柱”一米见方的四个大字，与对岸近在咫尺的乌尤山岩壁上的“中流砥柱”四个大字相呼应，其笔力之遒劲，让杜老板、张老板和我们都为之喝采。而此时刁老二同另一位挑沙的同伴用扁担练对刺，后来又把扁担当标枪在沙坝上投掷，只听“当”一声，刁老二把他的扁担砸在鹅卵石上折断了（扁担等工具都是厂方提供的）。杜老板便生了气说，“你们收工回去开个会，总结一下劳动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再这样乱来，我要向厂里反映，辞退你们”。
那天收工回厂吃了晚饭，姓廖的组长便在住宿处召集大家开会。我们睡的是地铺。大家坐在各自铺位上，廖组长讲了开会目的：总结检查前一阶段劳动情况。他不善言辞，然后请徐××讲。徐××不愿得罪人，弯来绕去不知是批评谁还是表扬谁。后来我说提个建议，以后挑沙时不要唱歌了。刁老二说，“唱歌是我的自由，谁也无权干涉”。我说，“如果个人的自由影响了大家的利益，这个自由就该收敛收敛。我们是来挣钱吃饭的，不是来比赛唱歌的”。刁老二说，“我不挑沙也有饭吃，你不挑沙就没饭吃”。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争执起来，刁老二便破口大骂：“我×你妈”。我说“你骂人”？他说“骂了怎样？×你妈，×你妈”！我也火了，回敬一句，“我的妈早死了；你的妹还在，我×你妹”。刁老二便从铺位上跳起来，想来打我，被大家拉住了。廖组长说，“不开会了，大家休息”，于是大家安静下来，在铺位各做各的事。我正整理铺位准备睡觉，刁老二从他铺位上慢吞吞起来，穿上鞋，从我面前走过，到窗边向外看了一会儿，突然返身回来，握着拳，在我背上就是一下。我感到背上痛了一下，凉丝丝的，伸手往后背一摸，收回手一看，血！“你敢捅刀子！”我吼一声，就去抓靠窗的一根扁担。刁老二拔腿就往房外跑。我要去追，徐××忙把我拦住，说，“先看看伤得重不重”？徐××帮我撩开衣服，看后说，“裁纸小刀捅的，快去医务室”。他和陈××就把我扶至医务室。

在医务室缝了三针，敷上药回来，天已黑定了，刁老二仍没回来。我觉得背上还有些隐隐作痛，浑身乏力，躺在铺上不久便沉沉睡着了，刁老二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

在铺上躺了两天，三餐饭都是徐××或陈××给我买回的。他们仍继续出工去挑沙，挑沙回来大家也不再提此事。那两日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此事该不该回城向派出所报案。

第三日是星期六，按惯例，提前收工回城度周末和周日。陈××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中医医生，他父亲的“陈膏药”解放前是出了名的。他让我周日上午去他家，由他父亲为我拆线，伤口处贴上膏药。

我回城后先去徐茶馆，大徐××正好在那里。我把刁老二捅刀子的事告诉他，他便叫我到茶炉后一间房让我脱下衣服看：棉衣、毛衣、内衣都被刀穿了口子，内衣大半身被血浸染，已干硬了，毛衣上也浸了血。他问我带换的衣服没有，我打开随身携带的背包，拿出内衣。他让我先把内衣换了，又说，血染过的内衣、毛衣都要洗后再穿，不能用热水洗，要用冷水浸泡一夜后再洗。他找来两个脸盆，将血染的内衣、毛衣分别放在两个盆里，然后接满两盆凉水。他又脱下自己的一件毛背心让我穿上，拿走我的棉衣，说去旁边一个专门缝补衣服的摊上，帮我把棉衣上的刀口子缝上，叫我在茶炉旁取暖。

大徐××把缝好口子的棉衣拿回时，刁老三来了，说刁老大和刁老二回来都对他说了此事。他接连说，“是我哥不对，他已认错了，并托我向你道歉。他又说，“骂几句动什么肝火？妈的，妹的，都是嘴上说的，又不是真的，扯毬蛋”！他要我不去报告派出所，说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医药费、误工费都由他出。

此事的结果是：水泥厂医务室没收医疗费，陈××父亲为我拆线、贴膏药也没收费。我一共休息了四天又出工了，四天没参加劳动，大伙仍决定给我算满勤，没让我经济上受损失。刁老三自然也没花费一分钱，但我的确是看在刁老三曾帮助过我的份上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12月的又一个星期六，我回城休假，在街上突然碰见市管会的辛同志。她说正要找我，说被暂扣的爆米花机有处理结果了：两部爆米花机均由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饮食合作商店收购，考虑到群众需要，由饮食合作商店集体经营这一业务，同时安排二人去合作商店工作，经研究决定，我和李××为安排人选，要我星期一去商业局工商科拿介绍信。就这样，我退出了挑沙的行列，同李××一起成为饮食合作商店的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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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楼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六）
我和李××上班不几日，辖区派出所来人要我到派出所去一下。派出所等候我的，正是五年前处理我和宋道福通信事件的吴××，此时我已知他是公安局的人了。他先问了我上班的情况，是否适应，然后话锋一转说：“你这份工作怎么来的，知道吗”？我说，是市管会处理暂扣的爆米花机，由商业局出具工作介绍函安排的。吴说，搞爆米花机加工的共六人，为什么不安排其他人而只安排你和李××呢？我说，李××是一部爆米花机的主人，按情理应安排他，至于为什么安排我我不清楚。吴说，是我们公安局要他们安排你的，是对你的关心。我说，感谢党和公安局对我的关心。吴说，今天叫你来，不是要你说自己的问题，是要了解刁氏兄弟和徐××的问题。略停片刻，他又说，刁老二捅你的刀子你为什么不向公安部门报告？我说，那是为劳动问题发生了争执，他在气头上克制不住出的手。伤势并不严重，他又通过刁老三向我道了歉，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了，为了不给公安部门添麻烦，所以没报告。吴说，事发当晚，嘉华水泥厂就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一直等你自己来报案你却没来。此事既然你说已私下解决，就不谈此事，你先谈谈对刁氏三兄弟的认识，他们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不要为他们隐瞒，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关心和信任。我说，刁老大虽是我同学，但不同班，他如何去青海工作，如何从青海回来，这些我一概不知。我跟他没有任何个人接触。他有时到徐茶铺，但他不大说话，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本份、口纳，也没见过和听他人说过在“自由市场”搞投机。刁老二与我没同过学，我对他的情况更不了解，只觉得他有些花花公子的味道，要面子，这种人是不会去“自由市场”的。刁老三我接触机会多些，觉得他人机灵，肯帮忙。刁老三兄弟中，似乎只有他一人搞过倒腾香烟，粮卷这些投机活动。至于徐××，他有个外号叫“老夫子”，说话有时爱引经据典，这样的人也是不愿直接参与投机活动的。吴××说我说得轻描淡写，然后直接把话挑明：一，揭发他们说过哪些错误的，反动的话；二，揭发徐××组织“诗歌朗诵组”的问题。我这才明白了吴的关注是这两个问题，对“投机”活动问题是附带问一问。我在其后的说话中，着重表明了两点：一，刁老三搞投机活动在行，对政治问题可说是一窃不通，也不感兴趣；二，徐××组织“诗歌朗诵组”是想配合党的宣传工作，争取街道对他有好的印象。我只见他们练习过《雷锋之歌》的朗诵，没见过他们有别的其他活动。徐××说话谨慎，有时发点牢骚，太出格的话他不会讲。吴××要我回去把今天我说的都写下来，并强调，仅写今天说的是不够的，要尽量回忆，尽量多揭发，否则过不了关。

第二天，李××也被叫到派出所去问话，他回来对我讲，同他谈话的也是吴××，追查的也是那几人的“反动言论”和“诗歌朗诵”组的问题。

我在给公安局写的“揭发”材料中，其基调仍是我谈话中说的。为了增加点新内容，在关于刁老三的材料中，我写“他说过要报复市管会的话，说逼急了他也会动刀子，但并无实际行动”。在关于徐××的材料中，我写“徐有次说过‘三面红旗’只剩下两面了这样攻击‘三面红旗’的话”。写这笔材料时我想，中央七千人大会已开过，说要“退够”，“退”不是不要“大跃进”了吗？这其实不算“恶毒攻击”。

检举别人的事告一段落，吴××要我也写了份自我检查，交代自己这几年来有过什么新的“反动思想和言论”，有过什么违法问题。我在“自我检查”中，承认自己因没有工作对现实有不满情结，但吸取了1958年的教训，没有公开对他人说过“出格”的话；我曾让刁老三帮我卖过粮卷，此外别无其他违法问题；我曾写过两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诗：《啊，我亲爱的祖国》、《白天和夜晚》，只给徐××一人看过，并抄录了原诗。两首诗的问题，是我的检查中份量最重的一笔。我为什么如此“彻底坦白”？因为我听李××说：大徐××也被吴××叫去写“检举”；大徐××既然要检举他人，被吴××逼狠了，说不定也会检举我，“出卖”我。与其让他人“出卖”我，不如我自己“出卖”自己。

不久，传来了徐××、刁老三、刁老大被公安局抓了的确切消息。过春节前，又把三人放了。他三人这次被关了二十多天。

春节过后不久，这三人又被抓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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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七）
到了5月份，我所在单位通知我和李××、于5月×日×时去县公安局会议室开会。我和李××来到会议室，吴××从里间一个屋走出来，客气地对李××说：“老李，你们先坐一下，人还未到齐。”说后又进了里屋。接着又来了几个人，我只认得其中徐××对我说过的表示愿意参加“诗歌朗诵组”的于××和“白脸儿”。大家坐在椅上等待，里屋传来拍桌子的声响，又听得吴××的声音：“你个右派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你和外面那几个人不一样，必须老实接受改造！”“是是是，我一定老实改造。”是大徐××的声音，他在挨训。一会儿，吴××和大徐××出来，也坐在会议桌旁，这时公安局的崔局长来了。

崔局长召开的这个会，是专门为通报徐××、刁老三、刁老大弟兄的问题而开的。他讲话的大意是：前一段时期，你们协助公安机关工作，检举徐××、刁老三、刁老大，对公安工作给予支持是对的，你们都是好人，好人和坏人划清界线是应该的。当然也不是说徐××、刁老三、刁老大就是坏人，是坏人我们就不会放。过去一段时间，敌情相当严重，社会情况也复杂，我们对“诗歌朗诵组”这类组织保持警惕，予以严格审查是必要的，把他们抓起来是应该的；经过审查，尚未发现有反动活动，根据党的政策和当前形势，按照实事求是方针，我们准备把这三人放了。当时抓人是应该的，现在放人也是应该的。把他们放出来，不是说明你们过去错了，他们如果要找你们算帐，公安部门可以为你们撑腰。我们也不干涉今后你们同他们正常交往，但如果发现了他们有新的问题，仍希望你们再向公安部门检举。

这次开会后的次日，徐××、刁老三、刁老大三人果然被放了。这次他们蹲监狱大约两个多月。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刁老三，他问公安局叫我写过他的检举没有。我说写过，并把我写些什么告诉了他。他听后，竟向我说出一个天大秘密来：大徐××是公安局的特勤人员，他那个徐茶铺是公安局出钱让他开的，目的是便于监听社会动向，作公安机关耳目。他装出同情青年、关心青年的面孔，是为了接近青年，了解青年的真实思想、活动情况，向公安机关告密。

我说，这不会吧？在你们被放的前一天，公安局找我们去开会，吴××还在里屋狠训他呢。刁老三说，那是故意做给你们看的，是迷惑你们，使你们不怀疑大徐××。我问刁老三，你说徐是特勤，有何根据？刁老三说，他是在关押中，听同牢的一个狱友说的。几年前，大徐××的一个同学想外逃缅甸，这一计划只让大徐××知道，就在准备出逃的头天晚上被捕了。大徐××的那个同学在被判刑后，托人传话给刁老三的这个狱友，叫他通知朋友们徐的特勤身份，千万要警惕徐。
“文革”期间，大徐××有次来找我，说刁老三这段时间天天去找他麻烦，要他为当年检举刁的事赔礼道歉，写出书面检查。否则就如何如何的威胁话。又问刁老三找过我麻烦没有。我说没有，他不会来找我麻烦，因为我并没有害过他。大徐××问我如何对付刁老三。我说你赔礼道歉了吗？他说道歉了，但刁非要他写检查不可，不写不放过他。我说赔礼可以，但写检查的事不恰当。你可让刁把公安局的人请一个来，公安局的人让你写你就写。大徐××连连点头。此时我问他：“有人说你是公安局的特勤人员，你是吗？”大徐××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我那时没办法，公安局要我五天去汇报一次，不汇报日子不好过啊”。特勤否，非特勤否？只好存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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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八）
本文中一些人后来的命运如何，在下面作点简单交代。

刁老大的命运最不幸，结局也最惨。他久久未找到工作，只好到街道办的沙石队干重活，很苦。后来他在农村安了家。他在一个风雨天，戴着雨披骑自行车回农村，路上被一辆载重货车的车箱钩住了雨披，他摔下地，又被拖了200多米车才停住，血淋淋的他当场就没了气。

徐××也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到处做零工。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经教育局批准，在城区办了一个补习学校，学生和家长反映都不错，本地报纸还作过专门报道。我难得碰见他一次，每次见他，觉得他蓄的胡子越来越长。半年前见到他时，他颌下的胡子大约已尺长，头上鬓际的毛发也很长，而且全部苍白了，俨然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翁。

李××在饮食合作商店干了一年多辞了职，先去一个机械厂工作，后又去峨眉水泥厂工作，取得了八级工资格。上世纪八十年代，公派去科威特作援外工程技术人员，现已退休。

陈××靠自学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当了二十几年中学老师，教过语文，搞过总务，现已退休。

雷××先是学会了磨剪刀的手艺，技艺精湛，有不少固定客户（主要是单位）。改革开放后他领执照办了个小烟摊。他的家和烟摊就在我所在大学旁，又临街，因此生意兴隆，其收入不少于我等高校教师。现在这烟摊主要由他妻子经营，他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了公务员，他也算晚年无忧了，常常同我校一些退休的教授、副教授结伴出去钓鱼。

   刁老二在文革前到峨眉搬运公司工作，改革开放后经商，是否发了财不清楚。

刁老三算是最有福分的人，对他我要多写几句。文革初期，“保守”派得势时，曾用板板车拉他上街游斗，我见那车上挂的牌子是：“把反革命分子的黑狗崽子，投机倒把分子刁××揪出来示众”，他睡在板板车上一付无所谓样子。这场闹剧，据他后来对我讲，那些人要揪他上街游斗，给他戴高帽，戴一顶他撕一顶，要他走他不走，说，“除非你们用车拉着我走”。那些人果然拉来了板车，把他推到车上，他说“好，我就睡一回板车”，于是那些人扛着“造反队”旗帜把他拉上了街。那情景，说是游斗也可，说是拉病人去医院也有点像。文革中造反派得势时，我问他参加哪个造反组织，他没说具体组织，只说在“联合总部”负责后勤工作。从部队“支左”到文革结束，地方上的几位最高领导人他都熟识，据他说都是他的朋友。后来乐山地改市，前几届市委、市府的一把手他也同样熟识。他拿过他同这些人的合影给我看，问我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帮忙，要不要这些领导的电话号码。我说我没事找领导，也不需要这些领导的电话号码。他的经济情况似乎也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对我说他娶了一个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买了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说他一天的收入比我一月的工资还要多，说我当大学老师的工资太少了。我最近一次见到他，他说原来的妻子不要了，给了对方几十万，一套房子把自己解放了，他要换一位大学毕业的新妻子。问他资产上千万没有，他没正面回答，只说最近一场经济官司，对方就欠了他300多万。问他具体办的什么企业，什么公司？他说他主要搞投资，搞中介，公司甩给儿子去办了。总之，二十多年来，我虽只在街头不期而遇见过他几次，每一次他说的都比上一次更让人羡慕。

大徐××我在上世纪八十代初期在街上见过他一次，他说他在乐山市中区（县级）政协上班，正在编文史资料，说编好后要给我送一本来（结果并未送来）。后来听人说他当了区政协委员，作了区政协专职干部。他应该近八十岁了，仍健在。

总之，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人，那就祝健在的好人余生平安吧！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6:06:34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芳邻
1963年12月，我和李××持商业局介绍信，先到饮食服务公司报到，再被分配到下属的饮食合作商店。该商店由八家独立核算的门市组成，统一由公司指派的一位驻店干部直接领导。我和李××的具体工作门市是嘉乐饭店。驻店干部向饭店人员作介绍时，说李××原是一个大型兵工厂的四级铣工，说我原是在民中教书的。此后饭店人员便称李××为李师傅，称我为江老师。对我这称呼一直延续到文革初期。

嘉乐饭店有工作人员十多人，除几个年轻人外，其余都是原来的小商小贩，年纪也偏大。我住的寝室在饭店楼上，楼上共有六个房间，两端的两个房间最大，一个作饭店保管室，一个安置了一户居民；中间的四个房间因留有走道，面积小些，每间约十多平方米。靠居民住的两间房由本店一名工作人员全家居住；剩下的两间一间由我住，一间住的是本店女会计宋××。宋××是1961年三中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没升入高中，经过商业局培训，分来此店作专职会计。称我为“江老师”，大约就是她首先叫开的。

宋××当时不到二十岁，身材高挑，容貌佼好，笑靥妩媚动人，我初见她，就联想到我的“初恋”情人胡×。她与我是紧邻，两个房间的隔墙是泥巴壁，顶上也没封顶，一点不隔音，双方在房里走动、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尤其是她晚上在脸盆里撒尿的滴滴滴声，听得尤其清晰。

我和李××在饭店定的工资，除了厨房里两位大师傅外，要算第二高的。每次发工资，宋××和跑堂的两个年轻女服务员便要叫我俩办招待。李××就逗她们：“给我当女儿，叫我爸爸我就办招待。”她们三人说：“叫就叫，叫了不许耍赖。”自然是叫也叫了，招待也不能不办。所谓办招待，只是给每人一碗面钱（饭店兼营面食）。我不要她们叫“爸爸”，也给一碗面钱，她们说李××比我油，说我老实。

宋××上午在商店会计办公室办公，下午一般回寝室。我最初的工作是和李××一起搞爆米花加工，只上半天班，下午也回寝室，彼此见面说话的机会自然多些。每次碰面，不管有话说无话说，她都要叫一声“江老师”，然后一个笑。晚上是说话最多的时候，都知道对方已上床，还要问对方睡没有，接下来往往是“隔墙夜谈”。从她的谈话中，我了解了她的家庭：她有一个鳏居的父亲，是一个国营工厂的老工人，文盲；有一个妹妹，没工作，在社会上游荡。自然我也把我的情况向她作了些坦露。她对我的亲近态度和我对她尊重的分寸感，让店里的不少人看出来了。那两位年轻女服务员说我对宋××与对她俩不一样。我问有什么不一样，她们说，我对她们比较随便，对宋××则比较客气。李××也对我说，宋××见我和李××在一起时，只招呼我不招呼他，而且招呼时的笑和溢光的眼睛有些特别。他后来竟直接问我：是不是看中宋××了。接着又补充说，“动不得啊，人家是‘军需品’”。这时他告诉我：宋××已耍上了一个军官，是西藏部队的连长。我问他怎么知道的，李××说他家的旁边是一个小旅馆，他亲眼看见春节期间，宋××与那军官在旅馆里进进出出。
不久，店上那两位女服务员告诉我，宋××怀孕了。随着她肚子渐渐凸起来，本店的人，其他商店的人都知道了这事。未婚先孕，这在那时被看作是一个较严重的“道德”问题，她有些抬不起头。她是团员，饮食合作商店中，包括她和我，外加两个商店的两名团名，总共只四名团员。我们和旅茶商店的一名团员，国营饭店的两名团员，组成一个团小组。有一次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还让她检讨了一下自己对待婚姻恋爱的不严肃。又不久，听店上那两位女服务员说，那位连长回藏后久久不给宋××来信，可能要甩她，她很痛苦，想作人工流产又不敢去医院（当时的医院，好像还没开展这项技术），便用皮带把肚子箍得紧紧的，又吃堕胎药，最后终于把胎堕了。

不久，她患了肝炎。最初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在我们看来，也只觉得她近段时间有些消瘦，脸色有些发黄。一天黄昏时分我回寝室，听她在房里呻吟。我问她病了吗？她说一天没吃饭，已躺了一天了，头痛，发烧，她要我给她倒杯开水去。她的寝室门没关，我给她倒水去，见她满头淋淋大汗，脸孔通红，我摸她的额头，热得烫手。我问她去不去医院，她说把今晚过了，再不退烧明天去医院。我问她想不想吃东西，她说只想喝点稀饭。我到厨房给她熬好稀饭，又买了半只油烫鸭给她送去。她说她不想吃油烫鸭，闷油，只喝了一碗稀饭。第二天她去医院检查，急性肝炎发作，需住院。

她住院后，店里似乎没人去看她。大约十天后，有天傍晚，我买了些点心和水果，去医院探视她。到了住院部病人活动区，听见有人远远在叫我：“江老师，你是不是来看我的？我在这里。”我是近视眼，循声望见她和另一女病员在一个亭子里。我走到亭子里，她向我介绍那另一病人：“这是公安局崔局长的爱人，我们在一个病房。”崔局长夫人说：“你们在这儿谈，我先回病房。”我说我只简单问几句，不多耽搁。问过她病情已稳定，无大碍，我就告辞。她要我把她床头上一件毛背心给她带来，说明晚就在这儿等我。

宋××出院后，身体很快复原，脸色也如过去那样红润有光泽了。她对我的态度依然如过去那样亲切。有一次我和她都在店门外洗衣服，我用洗衣粉把衣服搓揉后，她叫我把衣服搁在她盆里，让她一个人去河边清洗。我上街回来后，她已把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一齐晾在我寝室里的一根铁丝绳上，她说她寝室里没铁丝绳。此后，她又多次把她洗后的衣服晾在我寝室里。一次，有人送了她两斤花生米，她请店里的黄孃孃把花生米炖在厨房熬汤的鼎锅里，说滋补一下身体。我问她：怎不加点肉炖？黄孃孃说：“江老师，你们同志之间应互相关心，如果你真正关心宋会计，就去买只鸡来一齐炖。快去买鸡！”宋××说：“你买了鸡，炖好了你吃鸡肉，我吃花生。”我真的就去买了一只白条母鸡。黄孃孃值班，守着把汤炖好了。结果大家既吃了鸡肉，也吃了花生。

宋××自治肝炎出院后，就在她寝室里办公。1965年6月的一天，我休班，她在寝室里隔墙问我，“江老师，你休班怎么不约个女朋友出去耍”？我说我没女朋友，谁能看得起我？她说不要这么悲观，是不是你的眼光太高了？她的寝室门没关，我走进她的寝室，她坐在写字台前正在做帐，只穿了短袖衫的双手伏在桌上，裸露的手臂光泽诱人，透过开敞的领口隐约可见雪白的胸脯，我不禁看呆了。她说：“江老师，你看我什么？”我说我看你写的字比我还好呢。她说别见笑，你是不是讽刺我？说着又是嫣然一笑。我禁不住捧起她一只手来，默默摩娑着，然后送到唇边，轻轻一吻，她像温驯的羔羊，任我摆布。我放下她的手赶忙退出她寝室，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有进一步动作：她毕竟是“军需品”啊。坦白交代，我那时确实有个念头：如果那军官真的把她甩了，她愿意，我就娶她。

不久，听说那军官又和她通信了，再后来听说她要去西藏结婚了。

她是8月底离开乐山去西藏的。临行前，我买了一只“英雄”金笔送她作礼物。那天下午，她叫我去她寝室帮她捆背包。她只穿一件背心，我也只穿一件背心。背包很大，收紧背包带时，她在背包那头扯绳子，我在这头扯绳子，两个人的上半身都伏在背包上，几乎鼻子碰鼻子，我看见她背心里戴着乳罩的双乳在颤动。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也听到她急促的喘息声。这时，住我隔壁的一个待业女青年进来了，也来帮着扯绳子。幸好此女青年来了，不然……

当晚，我从街上回来，见她和店上的黄孃孃坐在店外纳凉。是夜月华皎皎，凉风习习。她叫我过来坐一坐，并给我端来一只凳子。三人闲聊了一会儿，黄孃孃托故走了。我俩哑坐了一阵，她说：“江老师，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朋友。”

第二天她要乘最早的一趟班车去成都，商店的另外两名年轻女会计要送她上车，那晚她们三人同住在她寝室里。拂晓时，她三次到我寝室来寄放东西，（因是夏天，为通风，我的寝室门没关。）一次只拿来一样，其实都是小东西，一次就可拿完的。最后一次放下东西后，她来到我床前对我说：“我走了。我回来时给你带最好最好的东西。”

她是1966年5月中旬回乐山的。送给我的是两双精致的尼龙丝袜（当时乐山买不到），一双男足的，一双女足的。她说：“那双女足的，留给你送给你未来的女朋友穿。”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小“四清”
从1964年起，在全国城乡分期分批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计划三年完成。社教运动有四个方面内容：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又称“四清”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正式开展“四清”运动前，各地各单位要开展一次小规模的“四清”，称为“小四清”，作为“大四清”的练兵和预演。本来自1962年开始复苏的国民经济，到1964年已取得明显成效，在不少方面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大跃进前的水平，“四清”运动的开展，又把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打乱了。

1965年6月，我们饮食合作商店也来了“小四清”工作组，一女三男共四人。工作组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此来的主要任务是清经济，其他“三清”也附带涉及一下，但重大问题留待“大四清”解决。工作组说，所谓清政治，合作商店不是一级政权机构，经理没有党、政、财、文大权，不是当权派，政治问题不作为重点；清经济，是清理1962年以来商店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如帐目不清、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等问题；清思想，是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对商店工作人员的侵蚀和影响，克服阶级意识淡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问题，并说，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没有硝烟，没有枪声，往往是在说说笑笑中进行；清组织，就是清理组织不纯问题，商店里没有党员，更没有党组织，不存在把混进党组织的坏人清除出去的问题，但各门市的负责人合适不合适，需不需要调整则可纳入清组织问题，这在最后阶级解决。工作组讲话最后提到一个问题，说合作商店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小商小贩，小商小贩虽然也是劳动人民一部份，但投了资，拿了股息就有资本主义尾巴，因而也是接受监督改造的对象；商店后来补充进的职工没有一分钱投资入股，不拿股息，是工人阶级，是监督、改造小商小贩的依靠对象。可是在商店，职工与小商小贩的地位颠倒了，职工在商店反而没有多大发言权，小商小贩们说了算。要纠正职工主人翁地位不强的偏差，要批判小商小贩们认为自己入了股，才养活了职工的错误观点。工作组讲的这类话，会后，使小商小贩们垂头丧气，觉得自己当年投资入股错了。不久，7月份发放上半年股息时，不少小商小贩对职工自解自嘲说：我们拿的是资本主义尾巴，随时准备你们拿刀子来割我们的尾巴。

工作组接着单独召开职工会议，也通知我参加。他们说，你们对商店小商小贩的称呼不恰当，叫什么某大爷、某奶奶、某孃孃，搞家族式一团和气，这就是阶级意识不强的表现。对有技术的可以称某师傅，其余一律直呼其名。工作组说要把称谓的问题在大会上讲。以后，年轻的职工对五、六十岁的人就直呼其名了，叫者别扭，听者也不舒服。但工作组没有提出商店里人普遍称我“江老师”的问题，别人当着工作组的面这样叫我，工作组也没提出过异议。工作组后来召开骨干会也叫我参加，因为我是商店仅有的四名团员之一。

为了把“小四清”造出声势，工作组下店不久，在工商联礼堂召开了一个由全公司人员参加的批斗大会，批斗对象是我们商店一个年逾六十的李××。

李××解放前当过保长，1951年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管制二年。李××在闹市区有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他和他妻子开了一家面饭店。1956年全行业改造，他的饭店不大，以楼下房屋和饭店设备入股，纳入了合作商店。1962年，上级部门为了活跃多种经济，提倡小商小贩们退股搞单干，许多入了合作商店的人便退了股。李××的妻子为了退股，与李××办了离婚手续，将产权分割到她名下（同时将几个子女的抚养责任判给了李妻）。公司准许李妻退出商店却不退入股资产，理由是他们是假离婚，李××仍在商店，资产应属李××。李妻以合作商店章程“入股自由，退股自由”为理由，以法院判决股产归属给了她为依据，向上级部门多次申诉。闹得公司不宁。这次批斗李××，指控的罪名是：李××和妻子假离婚；李××指使妻子1962年闹单干，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李××指使妻子要求返还股产，破坏合作化的伟大成果，向社会主义反攻倒算；李××指使妻子倒处告状，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次批斗大会有法院的人到场，最后由法院宣布：给李××重新戴上反革命帽子（李××于1962年已脱帽），管制三年。李××的帽子和管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解决。

乘这次批斗大会的余威，工作组在商店清经济问题时便顺利多了。查了1962年以来商店的全部帐目，查出了许多白条子。1962年以来，商店的进货相当部份是从自由市场购回的，自然没有正式发票。对这些白条子，不是根据当时的购进价，而是按1965年的市场价算（这时物价大幅度下降了），算出的差额便是落了个人腰包。此外又算商店经理、副经理们的多吃多占。这样计算的结果，不少人便要退赔。没钱退赔，便让拿东西来抵。结果便收缴了不少实物，单是毛毯就有五、六床。这些毛毯在文革中批斗我时都派上了用场。此是后话。

经济问题初步清理完，就转入清思想。工作组最热心的是追查男女关系问题，说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具体表现。通过大会逼，小会追，结果查出了三对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记得一次大会上让女方讲“细节”过程，那女的在三番五次猛追下，果然道出了细节，许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工作组也不加阻止，让那个戴了“绿帽”的人无地自容，只好自己走开。

最后清组织，调整了部分门市经理人选。

这次“小四清”对我秋毫无犯。不过工作组说了，重大问题留待“大四清”解决，对我能否过“大四清”的关，我心里没有谱。

“小四清”结束后，商店转入了“突出政治”的学习，由驻店干部主持。驻店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说话表达也不行。他后来干脆把学习材料给我，或者让我自己找报上材料，叫我所在店订了一份四川日报，便于我查报，让我在学习会上读材料、读报，并作辅导讲解。那段时间商店人员去开会学习，常说，去听江老师讲课。
对我来说，这几个月时间是平静的，但这只是台风到来前的平静。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运动”交叉
乐山县的“四清”运动是全国开展得最晚的。1966年5月初，县里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总团”，财贸系统成立了分团，饮食服务公司成立了工作队，合作商店（包括旅茶、日杂、蔬菜等合作商店）成立了工作组，饮食合作商店来了工作组的四个人，领头的称为“片长”，他叫杨××。

杨××在饮食合作商店的群众大会上说，“我们是来搞‘大四清’运动的，‘大四清’是第二次土改，要像土改运动一样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首先是把最基本的群众发动起来，重新划分阶级，重新站队，重新组建商店领导班子。要清理经济问题，让有贪污的，有多吃多占的作经济退赔，不惜搞得他们倾家荡产。将来运动结束时，清出来的经济，群众也可以像当年农民分浮财一样分胜利果实”。他又说，“前次你们商店来的‘小四清’工作组，说什么商店没有当权派，因为没有掌握党、政、财、文大权。不对，商店是没有一个党员，当然说不上党权。但各门市经理是基层行政领导，就有政权；他们掌握了经济实权，就有财权；你们商店还有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就有文权。各门市经理、副经理就是当权派。所有当权派都要在这次运动中过关。怎么过关？‘小四清’工作组说是洗‘温水澡’，右了，这次要洗‘热水澡’，热水澡才能把身上的污垢洗干净。洗干净了的当权派可以继续当经理、副经理。洗不干净的就要拉下来，但在未宣布撤消职务之前要继续管好生产业务，不许消极怠工，否则就是对抗运动，要加重处理”。他还说，“上一次的工作组不抓思想问题，热衷于抓男女作风问题，这是刹偏风。男女作风问题可以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政治思想问题要重点抓，前次有些人就在这方面没受到触动，这次蒙混过不了关。商店是经商的，不知怎么还有老师，商店只有师傅没有老师”。杨××这些讲话，给人以杀气腾腾之感，有些话分明是冲我来的，我感觉他来者不善。他的许多话，我认为不符合政策和文件精神，但又搞不清是他信口开河，还是他的上头也是这样讲的。我后来知道，他只有高小文化，农民出身，土改中表现积极而被安排到了邻县一个税务所工作。

工作组的另一组员，也是分管我所在饭店的人叫冯××。此人是从粮食公司抽调来的。我觉得这人懂政策，讲话也有水平，他在会上的讲话注意分寸，也有逻辑性，不像杨××一样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后来听人说，有一次他们四个工作组组员开会，杨××指责冯××在群众会上抢他的风头，说的话比他还多，问冯××，“你是片长还是我是片长”？此后，冯××就不大在会上讲话了。

工作组的第三位成员叫覃×，从日杂公司抽调来的。此人不善言辞，讲话时候不多，偶尔在会上讲几句，也不着边际，还往往被杨××打断，由杨××接着讲，他也就不再开腔。

工作组的第四位成员叫汪××，当时仅二十二岁，中专毕业生，是从供销社抽调来的，大家都不称她“汪同志”而称她“小汪”。她只在每次开会前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我没听她在会上发过一次言。
杨××有次由他一个人召开积极分子会时，公开对与会者说，“冯××油嘴滑舌，覃×立场不稳，小汪屁事不懂”。他自己是什么他没直接说，只说自己是经过土改、三五反、反右考验过来的。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必然是党员。后来才知不是。
“文革”开始后，杨××不大说是来搞“四清”运动的了，而是说，“我们是以文化大革命带动‘四清’以‘四清’促‘文化大革命’，是两个运动交叉进行”。“文革”势头越来越猛，他干脆不提“四清”二字，转而说，“我们是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是文革工作组”。

在发动群众阶段，工作组要大家写“小字报”，但写出的“小字报”寥寥无几，当时也只有一张是针对我的，内容我记不得了，好像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当“文革”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街头出现许多大字报时，杨××发动群众写大字报了，而且要求人人必写，不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要追查其政治态度问题。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大字报
自工作组进驻商店后，除星期日外，全商店人员每天都必须参加一次学习。有一天却叫我暂时不去，等第二天再去。次日晚上我去参加学习，走进那个设在另一家饭店楼上的大房间，看见整个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还用一根绳子牵了一排大字报。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写我的大字报。这一看我大吃一惊，不仅为数不少，而且写得最多的是我的芳邻宋××，她是工作组进驻商店之后一周左右才从西藏回来的。她一张写一个内容：江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啦，没有考上大学就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啦，与同学通信散布反动言论啦，在中学时搞“大民主”啦。这些都是1958年我的“旧帐”，可能是工作组查了我的档案向“积极分子”们透露的。但有两张大字报属“新帐”。1964年初，我曾写过一篇中篇小说《亲与仇》，主要情节是：土改中，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面对农民群众对其父的清算，思想斗争激烈，一方面，她同情地主父亲，另一方面又对带头清算父亲的家中老长工的举动迷惑，因为这个老长工过去对她十分关心，其疼爱程度有时超过父亲。后来她才知道，她的生身之母原是地主家的丫环，也是老长工的情人，但被地主霸占了。当地主发现二人的隐秘后，活活把丫环害死了。由于地主没有生育能力，就把丫环生的女儿诳称是自己的亲生女，事实上老长工才是这个女孩的生身之父。女孩在明白自己身世后，面对亲与仇的矛盾，她才有了果断抉择。这篇小说写完后我给宋××看过，她说很吸引人，到情节紧张处令人透不过气来。这篇小说我寄给《收获》，退稿信中说：“这篇小说写得还是不错的，文学语言也比较生动。但反映的内容有些不太真实。”《收获》的评价我是认同的，的确是自己的胡编臆造。宋××在大字报中，说我把地主当亲人，把农民当仇人，站在地主立场上说话。同年底，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餐桌旁》，是写一个饭店女服务员由后进向先进的转变过程。此文也给宋××看过。她说我写的主人公很像我们店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的确，我是以那服务员为原型再创造的。此文寄给当时全国工商界的行业报纸《大公报》，半年后才退稿，退稿已用红笔作了删节和修改，退稿信说：“很有生活气息，并试作了修改看能不能用。现因稿挤，割爱奉还。”宋××在大字报中，说我丑化我们的女服务员。我看了她这些大字报，当时既有些伤心又有些气愤：几个月前还对我情意绵绵的人，怎么回来参加运动没几天，就对我如此无情绝义？稍感庆幸的是，她没有揭发我“调戏”过她，对彼此曾有过的良好关系也只字不提。更有意思的是，也有几个人写她的大字报，说她明知我是什么人，却和我打得火热，与我划不清界线；说她过去和我关系暧昧，全店的人都看得出来，要她交代到底关系暧昧到什么程度。这明显在“臊”她，可她似乎成竹在胸，此后也没有用大字报作解释回答。

那次被贴大字报的人，我不是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八位门市经理中的两位——工作组片长杨××所谓的“当权派”身上。这二人也是后来在运动中首先挨大会批斗的。

大字报不仅涉及了八个门市经理，所有“四类分子”，也涉及了广大群众。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被大字报点了名的，几乎占了全商店人员的一半，不下四十人（全商店共108人）。而这正是片长杨××所希望的，他说过，文革就是要人人过关，不要怕大字报涉及的人多，要把水搅混，水澄清之后，阶级阵线就分明了。

大字报揭发告一段落后，杨××的阶级阵线果然明确了。他宣布免去商店全部八个经理的职，另委任了新的经理，基本上都是不持商店股金的职工，他说不能让小商小贩掌商店的权。此后他又宣布了商店文革小组的成员名单。女杨××为组长，宋××、小王为副组长。宋××当副组长大家不奇怪，因为她是工人家庭出身，又旗帜鲜明地与我划清了界线；小王当副组长大家有点意外，因为他是刚来商店不久的学徒工，干的是洗碗工作，过去在店里是毫不起眼，甚至有点被歧视的人，但他也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令大家意外和大惑不解的是女杨××当组长。她30岁左右，没有丈夫，带着一个约10岁的儿子过话，儿子的父亲是谁谁也说不清，用的是母亲的姓。据说她在三年大饥馑时期从事过卖淫活动，进过派出所。不过我只是听说而已，当时我还没来商店，确切与否我不敢断定。她在商店有个尽人皆知的浑号：杨△△（我不愿把这两字写出来，以免有污视听）。让此女当文革组长，领导我们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体大革命，岂不是欺商店无人乎？

片长杨××似乎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他在会上对大家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选出的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不恰当，是不是选错了人？土改时，选择的依靠对象是在旧社会最受穷、最受苦、最受歧视的人，这样的人革命性才最高涨、最坚定。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商店里就是要把这样的人选出来作领导。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工作组，就是反文化大革命”。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小交锋
我被贴大字报后没几日，工作组冯××找我谈话，他要我正确对待大字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己争取主动，把问题说清楚。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说我的问题一是家庭出身问题，那是我不能选择的。二是1958年与同学的通信问题，那问题已作了结论。此外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新问题。他说，有人检举你写有日记、诗歌。我说我从无写日记的习惯，不存在日记本问题；我倒有个笔记本，上面抄有我历年写的几十首诗。他要我写一个自我认识，并把那本笔记本交出来。

这时商店的“文革”运动已由揭发阶段转入斗、批阶段。工作组明确宣布：先斗批“当权派”，后斗批其他有严重问题的人。斗、批“当权派”分两步走：先是“小交锋”，后是“大批判”。所谓“小交锋”，是由工作组和一些积极分子与交锋对象举行座谈式的谈话，先让交锋对象作自我检查，然后与会者质询、批判。有的“当权派”，“小交锋”之后就过了关，有的“当权派”经过“小交锋”过不了关，就交大会批斗。我计算着，工作组认为问题严重的两个“当权派“挨过“大批判”后，下一步可能轮到我了。果然有一天，我被叫到开大会那个房间旁的小办公室里，片长杨××宣布，今日对我进行“小交锋”。

我的自我认识和检查，该说的说了，该上纲的自我上纲了，一时间，参加会议者也无话可说。这时，杨××拿出我上交的那个笔记本，要我自我检查、批判我写的那些诗。我这下似乎来了精神，也有些委屈。我说，那本子上的诗，除了几首爱情诗可能被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外，其余的诗，都是积极向上的，甚至可说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我敢肯定查不出一首有问题的诗。

杨××说，好，我来批判你这些诗，第一首就有问题。这诗题为《人生》：“人生是一张白纸，/等待着自己去画写。/生活让我们握笔，/要在这纸上画图、写字。//是画镰刀、斧头与手雷，/还是画酒瓶、香水与钞票？/是写庄严神洁的诗歌，/还是像巫士一样胡写乱描？//有时候，画好了一笔，/终生都感到骄傲，/有时候，写错了一笔，/终生都感到懊恼。/面对人生这张白纸，/我们每下一笔，/一定要慎重思考。//”杨××说，镰刀、斧头、手雷这是些什么？杀人武器，你这不是想搞暴动吗？我说那是代表工农兵，镰刀、爷头不是绣在党旗上的吗？他又翻开一首诗，此诗题为《黄昏小景》，仅摘诗的后半如下：“叔叔荷锄归，/锄头挂晚霞；/爷爷溪边去饮牛，/水中牛影象大。//村前涌白浪，/归来一队鸭；/嫂嫂走出菜园门，/采回满篮豆荚。//牵羊进羊圈，/吆鸡上鸡架；/一盆热水净手脚，/再把庭院扫洒。//西天晚霞灭，/屋脊露月牙，/家家燃灯开晚餐，/豆荚稀饭煎粑。//不是桃花源，/不是蜃楼画，/发奋图强建家园，/人寿年半家发。//山村黄昏景，/一幅水墨画。/人民公社一张纸，/谁是神笔画家？//”这首诗，是1962年上半年我在农村生活，有感于农村元气正在开始复苏而写的。现在看来，倒有些理想化，有些粉饰现实。杨××说，这首诗问题就更多了：你说人民公社是桃花源，是乌托邦；你说人民公社是海市蜃楼，是虚幻假象；你说人民公社是一张纸，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是东方地平线升起的一轮太阳；你鼓吹发家致富，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杨××此后还“批判”了几首诗，恕不再引。

对于杨××的颠倒是非，强词夺理，自以为是，我开初还同他争辩，后来干脆闭口，任他一派胡言。其他在座者无人插话，装出洗耳恭听样子。我真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懂不懂诗？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愿浪费唇舌。同白痴辩理，自己比白痴还白痴。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造反
在一些自以为代表了主流意识的评论中，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就是一部造反的历史，是造反派秉承林彪、江青集团意图，从头至尾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和“反动权威”的历史，是造反派自始至终得势、得意的历史。一些记述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在文革中遭受劫难的文章，都几乎众口一词把造反派作为施难的主体，罪恶的代名词。其实，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和后来的造反派是不同的，尽管他们都打的是“造反”旗号。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基本上由“根正苗红”的“红五类”组成，一般人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们是自觉起来造反，造反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牛鬼蛇神”，所谓的封、资、修黑五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他们的旗帜和口号，是一股极“左”势力。他们中的相当一部份人后来成为保守派，表面是保单位党委，保革命领导干部，实际是想保自己17年来的既得利益。后来的造反派大多是自己或家庭在17年或文革初期受过压，甚至抬不起头，在“造反有理”的诱惑、鼓舞下被迫起来造反的。把那条压抑他们的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不如称为极左路线更准确，他们要造的就是这条路线的反。目的是：自己解放自己。这后一种造反派比前一种造反派人数广众得多，其群众基础也比前一种牢固。前一种造反派自以为有恃无恐，干起坏事来胆之大，破坏性之烈毫不逊于后来造反派中干坏事的坏头头。如在乐山，他们就捣毁了乌尤寺五百罗汉堂，还准备炸掉乐山大佛。即使在他们被后来的造反派斥之为保守派暂时受压时，也有天生的优越感。他们的受压时间并不长，文革中的大部份时间他们是“安全”的，后来又成了香饽饽，有的还受重用。后来的造反派，确实有专搞打、砸、抢的凶残之徒，但就这一群体而言，多数人由于“底气不足”，其“造反”的行为也是谨慎的，有克制的，而且这一派真正得势、得意的时间也很短暂，在文革中、后期，基本是受压的，所以即使在文革中，也有“造反派不香，保守派不臭”之说，更不必说在否定文革时所受的压力了，他们被称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残渣余孽。

我自己也是被迫起来“造反”的。1966年11月，乐山城里批判“资反路线”已渐成气候，街上贴满了批判工作组，批判本单位文革领导小组的大字报，后一种造反派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的旗帜闪亮登场，许多单位都陆续成立了造反队，喊出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口号。而在我们饮食合作商店，依然是工作组君临天下，文革小组趾高气扬。一天，与我不在同一门市的青年职工刘××找到我，问我知不知道工作组下一步要批斗我？我说我有预感和心理准备。他说他也要挨批判，说工作组把我划为“四类”，把他划为“三类”，“四类”要斗，“三类”要批。我问，“为什么把你划为‘三类’”？他说他虽然家庭出身是医生，但他父亲解放前是“红”医生，过去的“红”就是现在的“黑”。更主要的是认为他作风不严肃，思想消极落后。他说与其被动挨批斗，不如主动向工作组的权威挑战。商量的结果，是我到他住处一起写大字报，我拟稿，他抄成大字报，他那儿“保密”条件好些。

刘××住的是商店的一幢木结构楼，他住楼上，他的妻子在四十里外的五通桥（地名）工作，周末才回来，刘××叫我晚上就和他一起住。那楼上共住三户人，另一户是房子的原主人，那家人不在我们商店；再一户是与我同店的职工小梁夫妇。小梁也写过我一张大字报，但他次日下午就约我去茶馆喝茶，说工作组指定他要写的，他只读过初小三册，不会写，是请人代笔写的，写的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久他就借调到峨眉的一个三线工厂做白案去了，他的妻子小杨是我们商店另一门市的职工。

花了两个下午，两个晚上时间，大字报快写完时，刘××说，隔壁的小杨想同我们一起造工作组的反。我听了有些诧异：小杨是工作组划定的“革命群众”呀，怎么也要反工作组？况且此前我对她并不了解，唯一的一次接触是1965年4月的一次。

那次，小杨生孩子刚满月，刘××约我去看她。刘××与小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梁与我同店，我便同意了。探视产妇得备些礼物，我们买了20个鸡蛋，2斤猪肉，钱是我付的。我说刘××你有小孩，我是单身汉，这点钱由我一人出就是了。当时小梁小杨夫妇租住的是一间民房，不是现在刘××的隔壁。他们要留我们吃午饭，小梁在灶上煮饭，小杨头上包着一张围巾在灶下烧火。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小梁当着我和刘××的面，将手中的刷把向小杨脸上掷去，小杨没还手也没还口，眼泪就从她那双滴溜溜的大眼中扑簌簌掉下来，那忧郁伤感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小杨是高小毕业生，14岁参加商店工作，当她由豆蔻少女长成蓓蕾初放的大姑娘后，出落得人见人爱，尤其是一对大眼睛水灵灵的似乎会说话。小梁为了追她，下班后就去她家挑水、劈柴、做笨重活。在小杨刚满18岁能领结婚证时，他俩就草草成婚了。

我要刘××把小杨叫过来，问她为什么愿和我们一起“造反”。小杨说，她早就对工作组那一套看不惯了，也敬重我的文才和为人，愿与我们“战斗在一起”。她还说商店里有她这想法的人多，她可以再约一些人来。我为了“考验”她，说：“明天我们去‘首都红卫兵驻乐联络站’联系，争取得到红卫兵支持；后天到街上贴大字报——这两件事你敢不敢同我们一起参加？”她说，当然参加。

就这样，我们的大字报贴上了街。通栏标题是：“万炮齐轰工作组，烈火猛烧杨××”。末尾署的是：星火燎原战斗队。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大逆转一幕
文革中乐山的群众组织，在1966年11月份以前只有一派，那就是以各中学“红五类”学生为主组成的红卫兵派和以各单位文革领导小组为核心的“文革”派。1966年11月10日，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乐山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也是在这一次上京接受检阅的，能上京的红卫兵是官方挑选、官方出资送上京的，所以他们被称为“官办红卫兵”。他们回乐山后，联合各单位的“文革”派，所组织的群众组织都冠以“11、10”字样，被称为“1110”派。11月中上旬以前，是他们势力的顶峰时期。而各中学未得到“官派”，采用“大串联”形式上京的以非“红五类”学生为主，回乐山后组织的红卫兵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与此同时，在批“资反”路线口号下，由各单位在运动初期受压的人为主相继成立的群众组织统称为造反派，即前面说过的后一种造反派。在我们上街贴大字报时，“1110”派已处于下滑趋势，造反派正方兴未艾。而各单位的工作组，则处于“权威”受动摇，被批判的时候。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商店群众反映不一，多数人拍手称快，女杨××、宋××这些被工作组重用的人和“积极分子”则视为大逆不道，还有的人处于观望中。工作组的反应是立即组织力量回击，他们连夜组织人赶写反击大字报，在第二天用他们所写的大字报覆盖了我们写的大字报，其通栏标题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江源揪出来示众”。落款是“商店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我们当即写了“严正声明”，抗议他们这种覆盖大字报，剥夺我们“四大”权利的行为。我们在“声明”中宣布，从即日起，不再参加工作组组织领导的学习和会议。我还通过我在文艺界的一个朋友辜××，利用文艺界造反组织安装在街头的大喇叭宣读了这份声明。工作组组织的揪我“示众”的大字报次日又被其他单位造反派的大字报覆盖了。这样，我们和工作组及商店文革小组处于对峙状态。

一天晚上，我拖着因熬夜患了感冒的身子去刘××住处，刘不在。小杨见我身体不适，先是上街为我买来治感冒的药，后又说帮我刮刮背。她向同楼的那户人家要了点菜油，叫我伏在她床上，撩起我的后背衣服，用汤匙蘸着清油为我刮背。这时商店一个人们呼之为“王歪嘴”的人来了。此人嘴巴歪得厉害，故名。他原是商店一个门市经理，文革初期被工作组免职的八个经理之一，免职后调至我所在商店工作。他说，他是奉文革领导小组之命来的，说我们批判工作组，文革小组和商店群众也要批判工作组，今晚就开批判工作组的大会，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大会。我们问，工作组到场吗？他说，为打消群众顾虑，不让工作组参加，由群众揭发工作组。于是我和小杨便同王歪嘴一起来到会场——我们平时学习、开会的饭店楼上。

一进门，果然不见工作组一个人（事后得知，实际是藏在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并掩了门），却见会场上挂着一幅横标：“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一进门，女杨××便指着我说：“批‘资反’路线，你没这个资格。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说，我不是右派，是群众。再说你们打出的这幅标语，在北京早已受到造反派批驳。女杨××等人说，“你反动，敢说这句革命口号是错的”。我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某个人自己说了算。有些人自封为左派，把反对他们的人打成“右派”。这句口号貌似革命，而在当前批“资反”路线的斗争中，往往被伪装的“左派”，用来打击革命群众的一个口实。我这时回望小杨在哪里，却不见她身影。双方辩论了一阵，女杨××说，不跟他辩了，斗争会开始，今晚就要斗争你。王歪嘴便拿出一顶高帽要给我戴。我夺过高帽，扔了。他们捡起来，缚住我双手又给我戴上。又抬出一只长板凳，要把我推上凳，我一脚把凳子踢翻了。他们便呼口号：“江源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江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也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他们呼：“打倒江源！”我就呼：“毛主席万岁！”女杨××说：“把他拉到街上斗。”王歪嘴和商店一个身材最高，力气最大，解放前当过宪兵的陈×便一人挟住我一只手。又有人端来一盆浆糊，往我胸前棉衣上刷，贴上事先已写好的“打倒右派江源”的大幅白纸。然后，把我朝楼下推，后面跟着来开会的群众。他们把我推上大街，从饭店抬出一张方桌，把我推上方桌。宋××也站到桌上，向围观群众宣布：“乐山城区饮食合作商店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江源群众大会开始。”接着她领呼口号：“打倒江源，再踏上一只脚！”台下传来商店里的几个人有气无力的回呼声。接着宋××就掏出稿子，念我的“罪状”。这个斗争会在饭店门外，是一个十字路口，街面宽阔，我看街面上已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头，人头下一张张泛着黄光的人脸，像露天演出时台下看戏的观众一样，好奇地望着站在方桌上的我和宋××。围观观众人数还在增加，估计有一两千人，街面交通已完全阻塞。宋××正唸着，只见一个戴红卫兵袖套的男青年拨开人群跳到方桌上，撕下我胸前白纸，扯下我头上高帽。宋××问：“你是谁？要干什么？”红卫兵转身面对观众说：“我是首都红卫兵驻乐联络站的红卫兵，我们要造这个斗争会的反！”宋××问：“你们凭什么造反？”红卫兵问宋××：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宣布江源是右派的？宋哑然。又问：江源是不是共青团员，运动前是不是和你在一个团小组的？宋仍哑然？再问：江源是不是当权派？宋又哑然。又再问：江源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宋仍无以回答。红卫兵便用手在嘴边做成喇叭状，高声对台下群众说：“现在问题清楚了，江源只是一个普通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商店的工作组和‘臭文革’，一不斗走资派，二不斗地富反坏，却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这个反造得不？”台下群众高喊：“造得。”红卫兵又问：“转移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工作组和‘臭文革’，批得不？”“批得。”台下一片应声。红卫兵说：“现在，由他们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上来揭露工作组和‘臭文革’的罪行。”他叫我下桌去，叫宋××不许走，就站在桌上。红卫兵跳下桌，只见小杨站到桌上，向群众一一列数工作组如何把商店约一半的人打成“不革命群众”，如何逼死了一个群众，如何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如何压制群众起来批判“资反”路线等，并指着宋××说，她就是“臭文革”的副组长，工作组的得力干将。台下有人喊：“把高帽子给这个‘臭文革’副组长戴上。”桌下便有人捡起我戴过的那高帽，上桌来给宋××戴上。小杨又说：“商店的‘臭文革’组长杨××（女）更坏，是商店里尽人皆知的杨△△，工作组就是重用的这号人。”四周又有人喊：“把那杨△△拉上桌亮相。”商店的人说：“杨××（女）已经跑了。”又有人问：“工作组的人呢？”有人回答：“躲在饭店楼上小办公室里。” “把工作组的人拉下来。”有人喊。便有商店的几个人跑向饭店楼上，他们回来说：“工作组也跑了。”

站在方桌上的小杨和宋××，在互相辩理，小杨的口才我这是第一次亲聆，她原来能言善辩，说得句句在理；而前一段时间在商店开会时尚说话滔滔的宋××却理屈词穷，难予招架。我突然有一种这两个年青女人，一个很美一个很丑的感觉。

事后我才知，来造这个斗争会反的首都红卫兵，是小杨在楼上看到我被骗回被围攻时，立即转身去搬来的救兵。这个街头斗争会大逆转的一幕，持续到深夜才散。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画地为牢
风平浪静过了两天。

这天晚上，又是我和刘××、小杨在刘××寝室里聚商时，王歪嘴又来了。他说，工作组已认识到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今晚要当众检查，向全商店群众，特别是向你们赔礼道歉，给江源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派我来请你们去参加大会。我说，我们已宣布不参加工作组召开的会议了。王歪嘴说，今晚的大会不由杨××主持，由工作组组长主持。工作队队长、工作组组长都来了，他们让我给你们说，工作组很快要撤了，你们不去，就没有机会给你们当面赔礼道歉了。
我们便去到会场。会场四周坐满了商店的人，中间一张桌围坐着工作组的人，除商店的四名工作组人员外，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估计是工作队长和工作组长，他们让我们坐在群众中。

杨××先向大家介绍谁是工作组组长，谁是工作队队长，说今晚的会由工作组组长许××主持。这个许组长先说这个组管合作商店几个片，他过去很少来这个片，请大家谅解。接着说：“我们是来搞‘四清’运动的，我们是‘四清’工作组，上面有‘四清’工作队，财贸分团，县总团。我们不是文革工作组。首都等地的文革工作组撤了，那是应该的，我们‘四清’工作组撤不撤，要听中央的。现在中央没发文件撤‘四清’工作组，我们就要坚守岗位，继续搞‘四清’。现在我宣布财贸分团的一个决定。”他拿出一张纸宣读决定。该决定的内容大意是：为保证“四清”运动顺利进行，根据当前形势，立即停止江源的工作，限制其人身自由，就地监督检查，听候处理。我当即站起来提出抗议，并提出怀疑这个决定的真实性，要求看看这决定。许组长把这决定纸递给我，上面果然盖着财贸分团的公章。我把这决定撕了，要退场，便有几个人把我拦住。许组长说，撕决定只能加重处分，决定撕了也要执行。如果不遵守决定还要自由行动，我们就请公安部门协助执行。然后他又说，下面的会由片长杨××继续主持，我们走了。工作队队长、工作组组长等人走后，杨××便精神抖擞地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那一套，无非是“没有中央决定，谁想撵走工作组都办不到，工作组要继续完成斗、批、改”之类。他最后说，“从今晚起，江源就只能呆在这里。商店没有‘牛棚’，这里就画地为牢暂时作‘牛棚’。我们派人轮流守在这里”。

散会后，大房间里便留有几个年纪较大的人看住我。有人劝我不要再跟工作组作对，认输算了。我说我认输他们能饶吗？何况我们作的并没错。我还说，我们商店的形势跟全国、跟乐山的大形势差距太大了，运动有反复，我不相信他们这样作能维持多久。于是大家不再说话，各找地方坐下。我坐在一把藤椅上闭着眼假寐。

晚上11时，换班的来了。来人中，文革小组副组长小王，他的未婚妻小李直接进了大房间旁的小办公室，剩下的五个女性：包括宋××在内的三个年轻女会计，还有两个年轻女服务员，五人中除宋××外都未婚，她们也各自找椅子坐下。姓陈的女会计向着小办公室说，“小王、小李，你俩三点钟来接两个女服务员的班，因为她俩明天还要上班跑堂”。当时是12月，夜晚气温低，她们坐了一会，姓陈的女会计便去小办公室端出一个火盆，盆里装上木炭，准备烤火。陈××说：“那小两口进去就一起睡了。”有人问陈××，他俩是怎么睡的？陈说，办公室里有几床毛毯，（那是“小四清”时交上来的退赔之物），那小两口在楼板上铺一床毛毯，盖两床毛毯，就在一个被窝里睡了。生燃火，她们五个人围着火盆，又腾出一个位，叫我也来烤火，于是我在五位嘉丽的包围中同她们一起取温暖。她们先是聊了一些闲话，后来无话可说了，大家就默默枯坐，我除能闻到炭火燃烧的烟火味，还闻到从她们身上散发出的一阵阵雪花膏香味。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工作组让五位如花似玉的姑娘陪我这单身汉苦熬这漫漫寒夜不知是何居心？真是置身花丛中，苦中也有乐了。后来火炭快尽了，陈××说去小办公室取炭，门推不开，从里面闩了。陈××又喊：“小王、小李，快起来接班了。”没人应声。陈又喊了几遍，仍没有应声，门也始终不打开。大约半月后小王、小李都参加了我们的“星火燎原”战斗队，小王对我说，他那晚就是不想扮演监守我的角色，所以不出来。

凌晨二、三点钟时，火完全熄了。陪我熬夜的五位女性，把她们来时准备的大衣、棉袄之类披在身上。一位女服务员先是把一件花棉袄披在自己身上，后来她见我脚腿在抖，又把这花棉袄搭在我膝上。总之这一夜，我并不觉困乏，脑子还有些兴奋。

天明后，她们要走了，叫我不要走，说到上班时工作组要来。八点左右，楼下有人给我端来一碗面条。吃面后我才感觉有些困，坐在藤椅上打盹。杨××等几名工作组的人来了，没同我说话，进了小办公室。

我正在瞌睡中，突然被人推醒，面前站着一个穿着脏工作服的十三、四岁的男孩，还牵着一条小狗。他是小姚，父亲原在理发社工作，后来死了，小姚就成了孤儿。饮食服务公司把小姚安排在商店一个门市当学徒。他说，工作组叫你不许睡，起来站。他拖开我坐的藤椅，我在另一把椅上坐下，他又来拉，还驱使小狗来咬我。小狗扑过来，我一踢腿，小狗就跑开了。这样我坐他就来拉，其时我真的渴睡极了，巴不得没人打搅坐着睡一觉。见小姚纠缠不休，我对他说：“小姚，你还小，不了解情况，不要被人利用。你想想，我和你无冤无仇，你这样来纠缠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没有死罪，将来还要在这世上活，你以后怎么见我？”小姚一会儿果然牵着小狗走了。大约半个月后，他也参加了“星火燎原”战斗队。三年后他调来同我一个店工作，和我一起做白案，并成了我的邻居和忘年朋友。他说，那时工作组许他吃一碗面条，要他来干扰我入睡，想从体力上精神上把我拖垮。

晚上，我认为又会派人来守我，结果却是王歪嘴来了，说工作组让我回我寝室，就呆在我寝室里不许出店，不许和外界联系。这是以我寝室为牢，另一种画地为牢的方法，依然是剥夺人身自由。我回到宿舍，倒下床便睡一睡就睡到晚11时左右，楼下的饭店关门，王歪嘴推门进来才把我闹醒。他抱来三床毛毯，在我寝室靠墙的地板上铺一条毛毯，盖二条毛毯入睡。枕头是从楼下抱来的50斤重的一袋面粉。就这样，我睡床，他睡地板，彼此不说话，各睡各的，前后约十天。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重获自由
我所在饭店没有厕所，只在楼梯下搁了一只粪桶，作小便用，解大便得横穿过大街，再到一个巷子里的公共厕所去。王歪嘴每天当上午班，早晨他什么时候起来的我一般不知，往往我还在睡梦中。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公共厕所大便。我出店时也不招呼谁，顾自往街上走，王歪嘴一见我出店门，便放下手中活跟在我后边。我进了厕所，他便在厕所外等。我大便后出来，他又尾随我回店，见我上了楼又才去忙他的活。

就在我次日又去公共厕所大便，蹲下不久，有一个来上厕所的人从我面前过，递给我一张字条，他自己去另一个坑位蹲下了。这人我认识，是老张，四十多岁，是搞摄影的，就住在我工作的饭店不远处，与李××是朋友。我回到寝室，打开字条一看，内容是：“勇敢的‘星火燎原’战士，要坚持。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我们准备派人上京告状，反映工作组在商店的种种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同时为你申诉。你可立即赶写材料，每日早八时上厕所时将材料带上，有人到时会来厕所取材料。抓紧时间写，勿误。星火燎原战斗队。”我一看笔迹，不是刘××的，也不是小杨的，是李××的。李××同我一起在饭店工作一年多后辞了职，现在乐山机械厂工作。我正为白天难打发日子无聊，便立即动笔写材料，一份是反映商店总情况的，一份是为个人申诉的。我在写的过程中，王歪嘴也时而来寝室一下，他也不来看一下我写的什么，见我人还在寝室便走了。早晨我上厕所他仍跟着，守在厕所外。我进厕所后，先各坑位巡看一遍，如老张已在蹲坑，便将材料给他；如尚未到，便蹲在一个坑位等，老张一会儿便会来。老张每次也会给我新的字条，或是鼓励我，或是通报外面运动的信息。材料快写完时，老张传来的字条说，准备派刘××一人上京。我考虑到刘××有孩子负担，上京虽然住文革接待站可供免费食宿，但来去火车票要自己买（最初上京“串联”人员可免票坐火车，后来停止了这项举措），便让老张带给刘××一张120元的到期存款单，让刘××去银行取钱。

大约是刘××上京五日后的一晚，我和王歪嘴都睡了，听楼下有人喊我。推窗一望，窗口楼下站着小杨、李××，还有文艺界我的一个朋友辜××。辜××说：“是工作组剥夺了你的自由不许外出吗？”我说是。他说他刚从北京串联回来，才知这一情况。叫我马上下楼来，跟他一起去找工作组算帐。我穿好衣下楼，王歪嘴也没阻止。我见辜××戴着文艺界造反兵团的袖章，他说北京形势大好，乐山的局面也正在打开，说工作组“关人”的这套作法是不识时务。

工作组包住的是一家旅馆，我们去时旅馆已关门。叫开门，问明了工作组组长许××住的房间，辜××便“呯呯呯”擂门，同时直呼其名：“许××，起来！有事找你。”许××开门出来，除了认识我和小杨外，对辜××和李××并不认识，李××也载着红袖套。许组长便把我们带至一间作会议室的房间，让我们坐下后又给每人倒了一杯水。辜××落座后，指了指自己臂上的红袖套，说：“看清了吗？我是××造反兵团的，刚从北京回来，北京工作组早已全部滚蛋了，只有乐山的工作组还赖着不走，早晚要被撵走。”他突然在桌上猛一拍，把茶杯都震跳了。“运动都发展到什么阶段了，你们工作组居然还敢停止江源的工作，把他关起来，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真是无法无天，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又在桌上拍了一下对许组长说：“马上去把饮食商店工作组的人统统叫起来。”许××果然听话，一会儿叫来了杨××、冯××、覃×。许××说小汪没住在这里。此时已是午夜12点，他们都是从床上被叫起来的。辜××又对他们讲了一下北京的文革形势，乐山的文革局势，然后提出两条：一，从明日起，恢复江源的工作，恢复人身自由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二，立即交出整江源和“星火燎原”战斗队的黑材料。许××说，他要请示一下上头，辜××说：“你马上请示。谁敢不接受这两条，我们就去找谁算帐。”许××就去拨旁边的电话，在电话里叽哩咕噜说了一阵，回来说，第一条明天起照办。第二条关于材料的问题，材料不在这儿，也没有整刘××和小杨的材料，江源的材料清理好后就退。辜××说，清理材料时不许转移，谁转移谁负责。

大约是凌晨1点过我回到寝室，王歪嘴已不在我寝室，他大约抱起毛毯到楼下拉拢几张方桌安睡了。后来他对我说，他晚上在我寝室里睡，是工作组安排的，怕我自杀。又说我在寝室里写材料，在公共厕所里传递材料，他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他佯装没看见，也没向工作组回报过。我不知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第二天我休息了一天。从第三天起，我在店上上班。爆米花的机器早在几个月前就坏了，我在店上的工作是做墩子（切肉、切菜）或掌勺炒菜。就在那天上班一会儿，工作组的冯××来店，把一个装得鼓囊囊的档案袋交给我。他说这是我的全部档案材料，其实材料那晚就在那房里的一个柜子里，他怕他们转移材料，他是偷偷拿出来给我的。他还说他已参加他们单位的造反组织。我把档案袋拿回寝室打开看，里面有我写的检查，那本笔记本，其他人写的揭发我的材料。

那晚辜××带我去找工作组，工作组组长许××为什么那么就范，一副低三下四的态度，其他工作组组员也不敢有何违拗，我想有两种原因：一是他们不知辜××底细，被他咄咄逼人的造反派气势镇住了；二是当时运动的进展确实使他们处境恶劣，想急于脱身。也许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批工作组
商店每晚的学习依然进行，但来的人已不多，基本是年轻人，来的目的主要是吹吹牛，交换文革方面的信息。大约在刘××上京十日后，小杨收到了刘××的来信并交给我看，信中说，上京告状大获全胜，受到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的接见。材料上交后，第二次去商业部接待站，拿到了一张盖有商业部公章的致乐山县商业局的函，说商业部公章有国徽图案。函的内容是：肯定刘××代表“星火燎原”战斗队上京反映情况的行为是革命行动；工作组在运动中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行为是错误的，工作组停止江源工作，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也是错误的；工作组应向群众作检查，求得群众谅解。我在学习地把此信让大家传阅后，立即有许多人要求参加“星火燎原”战斗队。我说，这事等刘××回来再说。不两日，刘××就回来了。

刘××回来时，乐山的文革形势已是保守派处于风雨飘摇中，造反派得势并大规模招军买马之时。商店里要求参加“星火燎原”的人很多，他们写了申请，一共批了三十余人。选举领导班子时大家要选我，我说我不宜担任领导职务，如果大家不反对，我当个联络员算了。结果选了刘××为队长，小杨为副队长，另外还有三人当队委。

刘××，小杨和我带着商业部的公函去找商业局张局长，张局长说他已靠边站，叫我们去找财贸分团团长徐××。我们到了财贸分团驻地，徐团长见我们来了，请我们坐。刘××坐下后，对徐团长说，“你站起来，跟造反派说话不能平起平坐”。徐团长果然就站起来了。我说，还是让徐团长坐下说话。徐团长看过商业部的公函，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提出两点：一，停止江源工作，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决定是盖了财贸分团公章的，这份决定还抄写后贴上了大街，现在财贸分团也要写一份为江源平反的大字报，盖上财贸分团的章贴在街上。平反稿我们已写好，财贸分团负责抄成两份，一份贴在江源工作的饭店门口，一份贴在公园门口街上大字报棚上。二，工作组杨××在商店中民愤极大，我们要开他的批判会，屈时，除工作组在商店的四个人必须参加外，财贸分团团长，饮食公司工作队队长，合作商店工作组组长也要参加，但不是批判他们。

这两项要求，徐团长都答应了。

开批判会那天，全商店自午后3时即停止营业，人员在我工作的饭店门口集中，工作组该来的人一个不少都来了，让他们站在队伍前面。小汪不愿站在工作组行列里，站到群众队伍中，没有人阻止她，因为大家对她印象很好。有人去拿制作的高帽子，我本来建议他们只做一顶给杨××戴，因为我去联系会场、布置会场去了，没想到他们共做了四顶，给徐团长、胡队长、许组长、杨××戴上。队伍出发了，由“星火燎原”队旗作先导，让杨××敲锣，一边敲，一边自我说：“我是执行‘资反’路线的工作组片长杨××”，一百多人的队伍向会场进发。我看到工作组戴白色高帽前进的样子，不禁想起半年前，全城经常出现的工作组给人戴白色高帽游斗的情景，有一种“一报还一报”的感觉。的确，人一戴上白色高帽，就像鬼了。在文革中，有人一会儿演正角，一会儿演丑角，正角和丑角的位置颠来倒去，真富于戏剧化。

批判会在乐山礼堂举行，我们邀请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人扛着旗帜来了，一会儿又涌进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能容1千人的会场，坐了约三分之二座位，几杆旗帜不时在会场上招展。戴高帽的四个人站在台子的右侧，面向会场，其余没戴高帽的工作组成员站在台下右侧，也面向众人。大会由刘××主持，他讲话后就让杨××自我检查。杨检查后，刘问：他的检查大家满意不满意？大家同声说：不满意。刘又问：要不要他继续检查？大家又回答：要。杨××只好又说了一遍。他的检查，声音发抖，语无伦次，同过去他在商店的群众大会上讲话相比，完全不像同一个人说话的水平。接着是小杨代表“星火燎原”战斗队作批判发言。小杨站在麦克风前，神态自若，没带稿子，却能从头至尾，历数工作组——特别是杨××的“罪行”，语调轻重缓急，恰到好处。我是第二次亲聆她的口才，而这晚，由于有麦克风效果，感染力更强。尤其使我满意的，是没有过多谈工作组对我个人的迫害，主要是谈杨××如何骄横跋扈，如何打击一大片，如何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事前提醒过她的，她的发挥和分寸掌握出乎我意料之好。灯光打在她着红花袄，披白色围巾的身上，就像电影中女革命家在作革命宣传。她发言后，刘××请工作组组员“反戈一击”，冯××便上台发言。冯先作了一番自我检查，接着便以内部知情者的身份对杨××大加揭露和挞伐。然后由群众自由发言，有两名商店工作人员上台揭发，一名是被工作组逼死的群众的女儿，一名是被工作组撤职的门市副经理（女性）。这二人发言下台时，都朝杨××吐了口水。再然后是工作组向受迫害的群众赔礼道歉。刘××、小杨、我，还有两个挨过批斗的群众站在台子左侧，四个戴高帽的人一一过来向我们赔礼道歉。最后是让商店文革领导小组的女杨××、宋××、小王上台向毛主席像请罪，向群众致歉，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女杨××一上台，台下便有很多人喊：给杨△△戴上高帽。刘××对大家解释说，今晚是批工作组，她也是群众，不给她戴高帽算了。

散会后我回到寝室已近10时。宋××比我先回，我见她寝室还亮着灯，问她睡了吗？她说没有。我说你能不能到我寝室来一下，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她便过来了。我让她坐在写字台前凳上，我坐在床边，两人距离很近。我说，今晚让你们文革小组成员上台请罪，不是我们原来的安排，是群众递条子要求这样做的。批判会开过，我同工作组，同你的恩怨就了结了。我想问你的是：我自到商店工作以来，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如何，不用我说你是清楚的，为什么你从西藏回来，还回赠了我两双袜子（那双女足袜我后来送给了小杨），没过几天就翻脸无情，把我当敌人一样对待了。这个问题你如不愿回答，我也不勉强你。她想了想低着头说：我对不起你。她说她从西藏回来，本来还给我带回了一只英纳格手表（乐山那时没手表卖，我曾对她说过，如果西藏好买表就帮我买一只），但我所在饭店一个女服务员告诉她，说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时，杨××点了我的名，说工作组要整我，而且列为重点，结果那手表让那女服务员买去了。又说她原准备回赠我的，除了两双尼龙袜外，还有一件背心，也让那个女服务员抢过去说要给自己的丈夫穿。她说不久工作组找她谈话，说有人揭发她与我有暧昧关系，如果没有，就要以大胆揭发我的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杨××还说，运动后期，要像土改时撵地主下乡一样，用响竹竿把我撵回农村。她说她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那样作的，并再一次说对不起我。我说，你能对我敞开心扉说这些，我感谢你。今后运动可能还有反复，以后你如何对我由你自己决定，我只希望你凭良心作就行了。

一个月后，宋××因为要准备生小孩，搬离了与我隔壁的那个寝室。在此后的运动多次反复中，她再也没有对我有过搞“小动作”之举。我与她始终在一个店工作，次年他的丈夫回乐山来，她还把她的丈夫向我作了介绍。文革小组的另一副组长小王，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只有那个女杨××，运动反复中一旦对我不利，她就跳出来攻击我。但她名声实在太臭，人们又像以前一样，当面背后骂她“杨△△”，宋××也这样称呼她。

就在我们开过批工作组会不久，乐山的社教工作团，根据中央在全国停止社教工作的通知，几乎一夜之间就全撤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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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楼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山雨欲来
1966年12月下旬至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是乐山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尖锐时期。两派都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以批乐山地委一把手为“革命”坚决的标志。造反派说保守派是“假批真保”，保守派则说那一把手是造反派的“黑后台”。保守派也不讳言自己“保”，说保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保的是无产阶级政权不被“牛鬼蛇神”篡夺。为了争当“革命左派”，为了“夺权”，在“一月风暴”中，两派你捣毁我的总部，我砸你的“司令部”。造反派一方毕竟人多势众，在相互打、砸、抢中，保守派一方往往损失惨重。但在个别单位，保守派也有得逞的机会，在饮食合作商店就是一个个例。

“星火燎原”战斗队壮大后，除批工作组外，采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举措是，宣布不承认工作组指定的各门市负责人，恢复被工作组全部免职的原门市负责人的职务（当时不敢称经理，因经理有“资本主义”之嫌）。女杨××、李××（女）、毛××（女）这三个工作组指定的门市负责人便心怀不满。她们都是服务员，不懂业务，不懂经营，在负责人位上本不适合；她们在商店里此时已没有群众基础，凭三个人力量不可能撼动“星火燎原”，她们便去找到另一个单位的保守派，让外单位的群众组织来砸本单位群众组织。元月上旬，我利用休班时间，随乐山一个造反组织去成都“取经”，回来后就听说“星火燎原”被砸了。据刘××、小杨讲，来砸者有备而来，人数众多，而“星火燎原”的人分散在全城八个门市，且是深夜，自然在力量上对比悬殊。对方要砸的理由，是江某人参加了这个队，江某人何许人也，而且是这个队的“核心”人物，有他参加的队就是队伍不纯。刘××、小杨等人辩答，这个队的参加者，只有江某人出身地主家庭，其余全是工人或小商小贩家庭出身，小商小贩也是劳动人民；如果以江某人参加了为队伍不纯的口实，可以动员他退出。对方来砸时，还有辖区派出所的人协助，而辖区派出所所长，正是李××（女）的丈夫。这样，对方就收缴了“星火燎原”的队旗、公章，还抄了我的寝室，把工作组退我的那本笔记本又抄走了。

经过这次挫折，我已心灰意冷，决定从此不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当“逍遥派”。小杨也如此。商店此后也没再建立新的群众组织，刘××则参加了国营饭店的一个造反组织。

就在“一月风暴”期间，乐山的造反派基本上已控制了各单位的实权，保守派已处于极不利地位时，乐山街头贴出了以“乐山军分区部分指战员”名义，支持保“1110”守派的大标语。“军队支左支持保守派”的信息在群众中传扬开来，这情况在成都，乃至在全国各地大致相同。于是在成都，发生了造反派静坐、包围成都军区，在乐山，造反派静坐、包围乐山军分区的事件。我没有去过乐山军分区所在的那个街区，只听说静坐、包围的群众组织红旗如林，人山人海，口号声震天。使军分区的人无法进出。这局面持续了几天几夜。2月17日，中央军委派飞机在成都军区门口上空，在乐山军分区门口上空，散发要求群众组织撤离，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信件，这就是“2•17”信件，据说是叶帅签发的。静坐、包围的人没有理睬。2月18日，形势发生突转。那日上午我在上班，九时左右，有几个住在饭店附近的人进店来对我们说，在军分区门口，有造反派的人搭着木梯，要去摘军分区大门上方正在反复播放“2•17”信件的喇叭，一队解放军端着冲锋枪从军分区内向静坐的造反派队伍冲来，人群顿时大乱，像乌合之众经不起打击，立即四散奔逃，连旗帜、横幅也不顾了，当场就抓了好些人。那天下午下班后，我去军分区门口观看，门口已十分冷清，遍地是狼藉的鞋子、标语牌、横幅和垫坐过的报纸。军分区大门两侧被造反派贴的一副大字对联尚未清除。那对联是：“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句）

大约两天后，军分区的宣传车上了街，大喇叭反复播放一个通告，宣布乐山一个大型工厂的工人造反组织为“右派组织”，予以取缔。第二日，又宣布文艺界的一个造反组织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第三日，再宣布以小学校“三、四类”人员为主的造反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这三个组织自然立即土崩瓦解，其余未被宣布取缔的造反组织也惶恐不安，纷纷偃旗息鼓。街上到处贴了退出××造反组织的声明，而各单位一度几乎销声匿迹的保守组织则重新亮出了旗帜，且人员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大量抓人的事开始了。出面抓人的不是军分区，也不是公安局，是一些群众组织（多为保守派），抓人的口实是：“抓围攻军分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那几日，我看见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抓走，说是先抓到陕西街37号接待站审查，再作处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

抓人的事不但没停止迹象，相反在日益攀升。我听说，乐山各造反组织的头头、骨干大都被抓了，甚至一般成员也有被抓的。这其中，有不少是根本没去参与过围攻军分区的。我感到我存在潜在的威胁，我可能也会被抓。

3月10日早晨，我去刘××、小杨住的那处宿舍楼，刘××不在，小杨一人在她寝室里。她的丈夫小梁早从峨眉三线工厂回来了，没回原来的店，被借调到了国营饮食店（后转正），小杨正在为她丈夫纳袜垫。我同小杨谈起抓人的情况，我说我可能被抓，她说她也有同感。她又说，抓这么多的人，难道中央不制止吗？我说这可能是中央的战略部署，就像1957年“反右”一样，先是“引蛇出洞”，然后“聚而全歼”。她说，但愿只是一次反复吧。沉默了一会，我问小杨，“假如我被捕，你会出卖我吗”？她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不是那个宋××”。我说，“你敢对我保证吗”？她说，“我会以以后的行动作保证；至于刘××会如何，我不敢保证”。这时我忽然又有了奇怪的想法：我这辈子27岁了，还没享受过真正的爱情，连一次对异性的接吻也没有过，假如小杨是我的妻子或未婚妻，我呆在牢里，甚至判了刑，如果外面有个忠于我的女人在等待我，我也会有个精神寄托，然而这两种女人我都没有，幸福对我太吝啬了。小杨说她不会出卖我，可在此时此刻，她能以什么实际行动让我对她的承诺心中有底呢？我试探着问：“小杨，我想对你说一句肺腑之言，你愿听吗？听了不会责怪我吗？”小杨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最好还是别说。”双方又沉默了一会儿，小杨说她要去上10点钟的班，说我们一齐走吧。她放下袜垫站起身，我也站起身。我说：“小杨，也许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会被抓，也许这就是我和你的最后一次见面。我不会也不敢提出非分之想，我只请求你给我一个吻，让我带着这个吻去坐牢，作为我牢狱生活永恒的美好记忆。”说着我向她跨了一步。她连退了两步，用手捂住嘴，见我停步了，才说：“我不能对不起小梁。”这时，我心中燃起的渴望又冷静下来，平静地说：“小杨，原谅我刚才不该说的话。我们走吧。”

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那日空中下着毛毛细雨，刮着徐徐微风，虽说吹面不寒杨柳风，但我总觉得有乍暖还寒的凉意袭在心头。

那日下午我正在上班，小杨来了，要我把我寝室的钥匙给她，说是去我寝室找份资料。小杨从楼上拿了一张“红卫兵报”下来，把钥匙还我，说拿这份小报去看看。

我下班后回寝室，发现小杨留在写字台上的一张字条，大意是，“江兄，今天我拒绝了你，别怪我，请理解我的难处。假如我早两年结识你，假如我现在没有丈夫、孩子，我会毫不犹豫接受你。现在你的处境很危险，我会忠于对你的承诺，请放心。但愿你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珍重珍重。小杨”。

这一夜，我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窗外起大风了，一阵阵呼啸的倒春寒风吹得窗户拍拍作响，这座大跃进时草草修建的楼房似乎也在摇晃。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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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楼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坐牢
3月12日我该上下午的班，上午10时不到，小杨急匆匆来到我寝室告诉我，她在去上班的路上听人说，商店的女杨××几个人已串通好一个保守派组织，一会儿就要来抓我，她叫我快跑。我说我能跑到哪里去？是祸躲不脱，就等她们来抓吧。我要小杨下班后来这里看看，如果我没上班就说明我出事了。

小杨走了一会儿，楼下有人叫我。我临窗一望，楼下一队人打着旗帜，却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要我下楼去说话。我下楼来到他们跟前，他们要我跟他们走。我问去哪儿，他们说去陕西街37号接待站。我说那里关的是围攻军分区的人，我没去围攻过军分区。他们说没围攻过审查清楚了就会放你。我叫他们等一等，让我把寝室钥匙交给店上的人。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让他把钥匙交给小杨或刘××，如果我一两日没回来，就给我送被盖来。

来到37号接待站，这个队伍的一个人对门口值班的说，“我们抓了一个围攻军分区的反革命”。我说我没围攻过军分区，值班的还是要我进到门里，那队人便打着旗子走了。登记，发号牌，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大屋里。这儿是一个大院子，有几排大房子此前作过红卫兵接待站。我看院子各房间，地坝上，走道上到处是人，起码有两三百。我进入的这个大房间临窗和靠里墙，铺了两排稻草，是地铺。有不少人坐在草席或被单铺的铺位上。我被指定在一个铺位前，说这是我的铺位，只有稻草，其他什么也没有。我铺位旁边，一个青年坐在铺被单的铺位上，拥被而坐。他问我哪里来的？姓名？为什么来？我说了。我又问他，他说他是川剧团的，叫阳××，文艺界造反组织的一般成员，没有围攻过军分区，只因父亲被镇压，教小学的母亲被打成“四类”，所以被抓来了。（此人后来成了川剧团的台柱子，演过几个样板戏的一号主角。）他说这里不自带被盖、被单来的人，就只能睡稻草。我说我城里没有家人，不知有没有人会给我送被盖来。他说如没人送来，晚上就跟他挤着睡。

37号站对抓进来的人，只要你不出大门，不限制行动自由。我到院坝里走了一圈，看见了一些认识的人。他们告诉我，这里开两餐，两餐都是稀饭，不限量。说每天有新送来的人，也有送走的人。送走的人是“升级”，送到桂花楼正式看守所。说“升级”的都在下午午饭后进行，午饭后公安局来人没叫你的号，这天就平安过去了。当天下午和次日下午，我果然看见了都有人“升级”。第三日下午午饭后，公安局又来人了，大家都静等着听叫号。我的号被叫上了，问我带没带被盖衣服之类，我说没有，便叫我到一个空房间。有被盖衣服的叫打成背包带过去。一个公安局的人对一个被叫号的人宣读拘捕令。对我宣读拘捕令的是1958年处理过我“通信事件”的吴××。签完字，就将我们五花大绑起来，有背包的人将背包拴在绑着他的背绳上，由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将我们押到桂花楼看守所。

在桂花楼看守所，叫我们先坐在靠墙的地上，公安局的人与看守所的人办移交手续。移交过程很慢，我只觉双臂双手被绳子勒得死紧，痛得已几乎麻木。他们好容易办完移交手续才给我们松绑，松绑后的双手几乎抬不起来，只见自己双手腕处有深深的凹痕。接着是搜身，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收尽无遗，连裤带、鞋带都一一抽光，我们只能提着裤子走路了。然后把我们分别带入各牢房。我记数了一下，从看守所大门到牢房门，大约要经过七道门。我注意到看守所四周的高围墙都安装着电网，能俯瞰牢房全景的高高瞭望塔上有士兵把岗，架着机枪。

我坐的这间牢房十几平方米，铺位是一个舞台式的木炕，黄油漆漆过。铺位与铁窗有1米左右距离，靠墙处搁一只尿桶。我住进时牢房里已有十七、八个人，分成两排，脚顶脚睡在木炕上。带了被子的人可睡自己的被子，没带的牢房里原有几床牢被，就只能身体直接接触木炕，两人合盖一床牢被。后来又住进了人，最多时住了25人，挤着睡连翻身都困难。有狱友统计过，整个桂花楼看守所关人最多时，每间牢房都塞满了人，大约共40间牢房，关了不下800人。听说别的地方还设了临时监狱。我们这间牢房关的二十余人，全是三十岁以下的“文革犯”，有工人、学生、职员、演员、教师。没有一个当官的。

每天清晨，以两间牢房为一组放人出去洗漱和上厕所，时间不超过10分钟，这是一天唯一一次“放风”时间。一日两餐，每餐每人定量4两粮（实际不足4两）。每顿饭吃后不久就觉又饿了，饥饿是对坐牢的人一种折磨。傍晚是倒尿桶的时间，这时尿桶里早已盛满了尿，还溢了不少在地上，牢房里始终弥满尿臊味。为了争取出牢房“放风”机会，有两个办法：或是争着去倒尿桶（两人合提），或是向管理员举手报告，要求出去写揭发检查材料。

3月19日清晨，我被从牢房叫出，到了进看守所时办移交手续的地方，见那里已被叫出了许多人犯。先让我们拍单人照片，然后是吃饭。我们吃的是往常一样的牢饭，有一个人犯吃的是回锅肉，还有酒。吃完饭，便由两名武警对付一名人犯，对每名人犯踢一脚，叫叉开腿，往背上套绳子，五花大绑，比几天前的绑更紧。绑住后武警还要背身背看人犯，双手握着两股绳头，把人犯的双脚往地上狠拽，使被反绑的双手抬得更高。这就叫绑“粽子”。绑完毕，给我们每人胸前挂的都是“反革命分子×××”的牌子。那个有酒肉吃的人犯挂的是“强奸杀人犯”牌子，背上还插了木片标子。

我们被带出看守所，由警车开道，荷枪的武警押阵，押到西门口。远远就见那里的古城墙边站满了人，临靠古城墙的一处大豁口，搭起了一座高高的、长长的台子。临近豁口才见枯水期干涸的开阔河滩上，黑压压坐满了人，许多旗帜在人头上挥舞。喇叭里播放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语录歌。我们被押到台子前边一字排开站着，我左右一瞅，数不清到底站了多少人犯。听到台下一浪接一浪呼喊“万岁”、“打倒”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台子离河滩有很高距离，这天是晴天，春光明媚，我穿着棉衣仍觉冷，许是身体太虚弱之故。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像晾晒在河滩上的一坝子煤球。突然我的头被按了一下，是身后的武警叫低头，不许张望。

“公判、公捕大会开始”。先是一个什么政委讲话，接着是宣读强奸杀人犯的罪行，原来是一个26岁的林场工人，因恋爱不成，先强奸后杀死了一名林场女工。对他的宣判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就把这人推出我们所站行列，推下台子，一会儿警车鸣哨，听到警车呼啸而去的声音。“下面宣布对×××等36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公捕的决定”。原来今天来陪杀场的有36名“文革犯”。公捕宣读的我的“罪行”是这样的（据随后张贴的有人头照的布告所载）：“江源，男，现年27岁，城区嘉乐饭店工人。地主家庭出身，其父被我镇压，对党和政府怀有杀父之仇。思想一贯反动，长期书写反动日记、诗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中，借‘造反’之机，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自封为队长，夺了城区八个商店的权，对广大革命群众大打出手，进行阶级报复。予以逮捕。”

1951年，在大张旗鼓开展“镇反”运动期间，西门口大渡河边的这片河滩地，曾多次用作刑场。其中处决人犯最多的有两次，一次是同时处决27人，一次是同时处决23人。这些人犯是直接从牢里提出（不经审判），武装押至河滩上。除通向河滩的城门洞口有士兵警戒外，城门两侧的城墙垛口一带并不禁止人们观看行刑。只见待处决的人犯一字排开跪在河滩上，面向大渡河，行刑者在人犯背后约十米处，哨音一响，先是机枪一阵扫射，众人犯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扑倒。少顷，行刑者对扑倒的人犯逐一验看，见有尚未断气的，便用手枪“补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我其时因休学回乡虽未亲睹，但在1952年春我复学后，多次听曾亲睹过该场面的同学绘声绘色讲述过。16年后的1967年3月19日，当我被捆绑听候宣布“公捕”的那个瞬间，我突然想起那两次让乐山人民印象深刻的行刑场景。我恍忽感觉当时对我们36名“文革犯”不是“公捕”，而是“斩立决”，人山人海的看热闹者是否也准备把这个场景津津乐道多年呢？

我们被押回看守所后，又叫蹲在墙边迟迟不来松绑。我感觉双臂痛得快断了。松绑后回到牢房，双手几天都是麻木的。我想起了手铐，我估计戴手铐一定比被捆绑好受些。手铐的发明，毕竟是监狱文明的一种进步。

数日后我才得到提审机会。我对审讯人员申诉了对我所列“罪行”的不实之处，利用写检查材料的机会写了给刘××、小杨的字条，请他们给我带被盖、换洗衣服、洗脸帕、牙膏牙刷来。我不知他们为什么久久不给我送这些狱中用品的原因，这张字条也有试一试他们对我态度的用意。第二天，我利用早晨放风洗脸（我一直用手捧着凉水洗脸），请监视我们洗脸的看守所所长（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不凶狠训斥人犯，态度和气，感觉他是个慈心肠人），托他把字条带给小杨（小杨工作店离看守所近）。他收了我的字条。两天后，我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其中还有一张印了日历的女式小手巾。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被抓到37号接待站的次日，小杨和刘××也同时被抓了。他俩被抓的情景比我更惨烈，二人先是被骗到设在川剧团的批斗会场，马上将他俩五花大绑，推上戏台，由人在身后抓着头发，扳起头，弯腰，坐“喷气式”。批斗约一小时后，将他俩押送到设在婺嫣街的另一个接待站。他俩被关了十天才放出来。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出狱前后
“公捕”会开过，接连几天，看守所的喇叭反复播送我们被公捕的36人的“罪行”，有时也播送省内一些城市，全国一些城市镇压“文革犯”的消息。整个3月份，看守所里都弥满着“红色恐怖”的气氛。

4月1日，喇叭里播送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同牢的一位学生听后就有些兴奋起来，他说，“要允许小将们犯错误”，这不是说我们只是犯了错误，而且是可以允许的错误，构不成“反革命”了吗？几个学生便凑在一起低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巡视的狱警在铁窗外吼道：“不许说话！各人坐回各自的铺位。”他们只好散开，因为狱规是不许大声说话的，更不许串通案情。我们曾见过两次，狱警把牢里的人拖出去打，说是犯了狱规。

大概是4月3日这天，我们看见对面楼上一个牢里，狱方领出了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他背着一个红卫兵军包，包上挂着搪瓷口盅，还有洗脸帕，走下楼去。我们牢里一个学生说，那是首都红卫兵驻乐联络站的，肯定是放他了。第二天，那楼上牢里又放了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我们牢里几个学生又抑制不住兴奋了，说，快把牢底坐穿了，迟早也会放我们。但我们多数坐牢者并不觉得兴奋，因为我们不是学生，也不是“小将”。没过两天，我们牢里也有一个学生被通知带着自己的衣物出去。他下炕时，对大家挥挥手示别，没有说“再见”。又不几日，我们牢里的学生全放完了。再过几天，有几个年轻工人被放了。一些狱友开始计算自己放出的日期，一些觉得自己短期内不会被放的人，向他认为可能会很快放出的人托话，要他出狱后去什么地方找谁，说什么话。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放，也可能不被放，因为我的问题有“特殊性”。但我还是对进牢后一直与我傍睡的一位耕读小学教师说，你出狱后，就去××店找小杨，说我在狱里没生病，情绪也好，至于放不放我，要她作好两种准备。耕小教师问我：她是你爱人吗？我本想说是，又怕惹出麻烦，只好说，她是我同一战线的战友。牢里放走了一半人时，牢被空出来了，大家就用牢被垫着睡，不用睡硬板“床”了。但当牢里只剩下5人时，我们又被叫搬到隔壁一间牢去，另几间牢的剩余坐牢者也被叫搬到那里，说是“合监”。这样这间牢又成了20人合坐的拥挤牢房。不过这也让我看到没放的人还不少，减轻了先前只有5个人还呆在牢里的寂寞感。

我是5月3日被放出的。不久后在月儿塘地区公安处门外碰见一位在公安处工作的熟人，他告诉我，本来4月份就要放我的，但是县公安局的吴××反对，所以拖到5月3日才放。对于这个吴××，顺便再说几句：文革后期，有一晚我在街上碰见他，他陪我走了一段路，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后说，在单位里要与同事处好关系，为人要正派，不要整人。我不知他为何出此言，我有整人的权力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又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他，我问他还在公安局吗？他说，退休了，问我评上高级职称了吗？我说副高早评上了。他说申报正高了吗？我说我外语不行，不申报正高。他又说，易××前不久回来了，你知道吗？易××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之一，考上了清华，是中央水电部高工。我早知吴是易的姨表兄，但吴从未向我说起过他与易的这层关系，这次也没提这关系，不知他为何这次碰面突然说起易来。

我出狱后即去找小杨，因为我寝室的钥匙在她那里。当时大约午后四时，小杨正在上班，她叫我去理发，再去澡堂洗个澡，晚上就在她这店上吃饭。那晚吃饭，小杨买了两个好菜。吃着白酥酥的米饭和香喷喷的肉菜，又感受到小杨的温情，这一切都久违了，我感觉从地狱又回到了天堂。

第二天，我买了一瓶茅台酒（当时售价为4.5元），我、刘××、小杨、小梁，此外还有两人，大家举杯庆贺我重狱自由。席间，他们告诉乐山近一段时间的文革形势。根据他们的介绍，我翻阅的一些资料，以及出狱后的见闻，当时乐山的形势是这样的：

“二月镇反”开展后，乐山的造反派，除了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旗帜未倒外，各单位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全都偃旗息鼓，保守派组织趁势扩充人马，成为乐山群众组织的主宰。但自4月份被关押的“文革犯”陆续被释放后，进过监狱和没进过监狱的造反派头头们又重新活跃起来，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有的已重新亮出了旗帜。不过此时能公开与保守派叫板的仍只有中学红卫兵。人民解放军驻乐7792、7794部队以部份指战员名义，在街上贴出了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的革命造反行动的大标语，使中学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大受鼓舞。4月28日，一批中学红卫兵冲进县人委大院，意图砸那里的保守派组织，双方发生冲突。保守派组织关上县人委大门，不让造反派进来增援，冲入大院的红卫兵人数处于劣势被围住殴打，一名廖姓同学的手指被用手钳夹断。此后连续数日，保守派用汽车调集城郊几个乡农民，手持扁担，先后抄砸了一中、二中、三中、乐师等几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就在保守派试图将有重新崛起趋势的造反派压下去之时，北京方面不断传来对造反派有利的消息。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意见（当时称为《红十条》）公布后，因为这个“红十条”点了成都产业军的名，说是保守组织，而乐山的保守派组织是和成都产业军持同一观点的，这就等于公开向人们宣布，乐山的保守组织得不到中央支持，使保守派十分恼怒，他们迅速改建了组织，成立了“四军五部”。而造反派方面则如获上方宝剑，所有倒旗的组织几乎全部重新亮旗，并结成了协同战斗、互相支援的统一战线红色造反者兵团。这样，两派组织壁垒分明，阵线清楚。造反派一方把对方称为“妖妖妖洞”（因该派最初以“11•10”冠名，取其谐音），简称妖派；保守派一方则把造反派称为“撬杆（方言：小偷）兵团”（谐音“造反兵团”），简称撬派。保守派一方为脱掉自己头上“保守”的帽子，表示自己是批“走资派”的，先是印制、散发了一份“看宁××（乐山地委一把手）勾结红色造反兵团中少数人干了些什么——宁××七十六天纪事”的宣传材料，接着又召开了由公安局出面保卫现场的对宁××的批斗大会。乐山一把手宁××的被批斗，保守派是在造反派之前，造反派是在后来控制了局势后才召开了批宁大会的。应该承认，造反派批宁的确比保守派批宁火力更猛，动作更大。宁××是在受到两派都要以他作牺牲品的情况下，感到前途无望才自杀的。
“四川十条”为乐山造反派撑了腰，壮了胆，便对城内的各保守组织展开强大冲击；保守派在城内立不住脚，在统一部署下转移到农村，向农民宣传乐山城内“走资派复了辟”，“牛鬼蛇神翻了天”，从四乡八村，包括邻县的农村调集了数万人，准备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城内的造反派则枕戈待旦，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乐山武斗
5月16日下午，我正在上班，3时许，忽见大街上有许多人向北边方向跑，同时传来造反派组织宣传车高音喇叭急促的喊声：“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妖派煽动上万农民进城，从东、西、北三方向我袭来。东面有一江之隔，西面有我革命造反派固守，北面空虚。现妖派主力在北边，正在血洗高中，红卫兵已有多人伤亡，请大家快去高中救红卫兵！妖派扬言，冲进城来要血洗乐山城。请大家紧急行动起来，快去北面拦截妖派，快去！快去！”随着这喇叭声一遍遍呼喊，街上大小店铺纷纷关门，一拨一拨人向北奔去，有扛旗子的，有拿木棒的，但绝大多数是赤手空拳。我们店的年轻人丢下工作也向北跑去，我也跟着他们跑。没跑多远，听见救护车的鸣哨声，一辆医院的救护车从我旁边急驰向北，一会儿又过去一辆。

那时乐山尚是个小城，过了北门桥就是郊区了，只见这一带的几个路口，已聚集了上千人，后面还不断涌上人来。人们顺着乐峨（眉）公路继续向高中方向跑去，在离高中约200米处，跑在前边的人停下了。高中门前的公路上，也屯积着密集的另一彪人马，他们也举着旗子，有拿钢钎的，有拿木棍、扁担的，也有赤手空拳的。两方人马都在向前推进，到距离约100米时，都停下了。我看见我所在的这方人群中，刘××来了，小杨来了，小王来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来了。公路两旁，堆积着一方方用来养路的碎石，双方便用石头向对方袭击。袭击一阵，那方的人向这边推进，这方的人便后退；等那方的人停住了，这方的人便向那方逼进，那方的人又后退，距离始终间隔在100米左右。就这样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同时相互扔石头。这情景很像鲁迅所描写的：“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我没有扔石头，但我手里握着一块石头。我看见小王用弹弓在向那边射石头。这第一轮战斗，双方的石头都击不到对方身上，公路中间，倒是散落着越来越多的石头。忽听那方一声喊，“冲啊”！向这方奔来，石头雨点般落在人群中。有人负伤了，倒在地上，便有人扶起他往后跑；又有人负伤了，同样被人扶起转身后撤。“顶住！顶住！”后面持木棍的人冲上来，同时捡起地上石头向对方还击。这轮攻击，这方受伤的不下十人，都被扶到后边的救护车去包扎。在对方又一轮攻击中，小杨的后脑中了一颗石头，我和刘××护送她去救护车包扎流血的伤口。我说，我们回去吧，这儿太危险。于是我们三个都撤离了现场。

激烈的、残酷的厮杀听说是在我们走后不久展开的。据一份资料载，5、16这天武斗中，造反派方面死亡的人员如下：张弓烈，工人出身，唐山铁道学院（后来的西南交大）红卫兵，在田间小道上被活活打死；张桂芝，女，一中红卫兵，被钢钎活活戳死；姜树清，贫农出身，雨伞社职工，被木棒、石头击死；王茂全，待业人员，被钢钎、石头击死。以上人员均30岁以下，最年轻的仅19岁。宋德才，修建工人，65岁，撤退不及被捉活活打死。另两人的死更让人唏嘘；王宇芬，卫校教师，她穿着白大褂在路边救护伤员被捉打死，沉尸水中，后尸体在大修厂水渠中发现；王奠川，邮电局干部，5月16日穿邮政服骑摩托车去夹江7794部队告急，返回途中被捉，被钢钎戳、大刀砍，惨死在通江街上。这些人的尸体，在次日或后日，用白绸裹尸，殓入棺中，葬在乐山公园门口的大花坛中，每座坟前立一木碑，上书×××烈士。

5、16武斗后，造反派退缩乐山内城，在外城设两道防御工事，街上到处是手持赶制的钢钎或大刀，佩戴造反派袖章的人。保守派则在城外安营扎寨，也构筑起防御工事。这样就形成了对乐山的围城之势。围城的初期，许多商店关门停业。我所在饭店因靠近第二道防线，营业饭厅被用作换岗下来的造反派的栖身处。

在其后的日子里，又不断有被打、戳或砍死的造反派人员送进城。死者中，能查明身份且参加了造反组织的，也葬在公园门口花坛中；身份不明的，则葬在磨儿山公墓。仅在公园门口那个花坛中埋下的死者前后有十多人，有两个是我认识的。一是我在《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中提到的姓何的“白脸儿”（真名何光福），他是五冶电焊工，在城外被人“点水（方言：出卖）”抓住活活戳死的。另一是徐永清，通江小学教师，被以“清除后方‘牛鬼蛇神’”之名，在通江活活杀死。

乐山的武斗最初是以石头、木棒作武器的原始厮杀，后来是以钢钎、大刀作武器的冷兵器厮杀。不过还要升级。

6月5日凌晨3时半，我在睡梦中被“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接着听到“哒哒哒”的枪声。这声音分明在我住处不远。乐山城内的人都被这爆炸声、枪声惊醒。我站在窗前俯视大街，只见许多持钢钎、大刀、木棒的人簇拥着旗帜往我住处后的草堂寺方向奔去，奔去的人中也有穿白色公安服的人。接着又响起爆炸声和密集枪声。这一夜的格斗、厮杀我未去亲睹，但一夜无眠，乐山城内的许多人也一夜无眠。次日凌晨，听到造反派的喇叭在呼喊：“城内的转业军人、复员军人，迅速到县人委操场集合，然后到武装部、枪械所领取枪支，投入保卫乐山的战斗。”但很快听说，在这两处都没能拿到枪械。又听说昨夜的爆炸是保守派用炸药炸开草堂民中的围墙，用子弹攻击驻在那里的红卫兵，逼得许多红卫兵跳岩，有多人受伤，被枪弹打死的有雷云华、虞吉仁、牟开全三人。这一天，被困在城内的人都提心吊胆，害怕对方冲进城内用枪乱射，子弹可是没长眼睛的。

中午时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了一则消息，“6月5日凌晨3点30分，在祖国的大西南乐山城，发生了严重政治事件”，“动用了枪支，造成了人员伤亡”。同时还播送了专门针对乐山武斗的“七条通告”。如果说，乐山武斗不是全国最早的，那么，武斗中动用枪支则是全国最早的。乐山打响了文革中全国武斗的第一枪。

正当乐山城内的人在焦虑不安中猜测，今晚会不会又有更大的火力攻击发生时，下午4时左右，奉中央军委命令，紧急从东北入川支左的7861、7863部队（50军），原在四川的7848部队（54军），穿过保守派的层层封锁，及时进入乐山城内。我站在大街边，看到这一队队指战员没扛枪支，只是背着背包和水壶，手捧语录书，齐步前进。他们沿途受到市民的夹道鼓掌欢迎，许多人热泪盈眶呼喊：“救星来了！救星来了！”

解放军进入乐山后，当日傍晚即控制了由保守派占据的乐山城制高点老霄顶，进入两派争夺的敏感地带草堂民中，新建小学等处。在其后的日子里，解放军又深入到城外的保守派各屯积区宣传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四川十条”，其后又开展收缴武器工作。现在看来，“四川十条”有支一派、压一派的明显缺陷，是牺牲一派，扶持一派的一种战略考虑，以达到平息武斗，稳定大局的目的，因而发挥了瓦解保守派军心的作用。加上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强大政治攻势，保守派组织纷纷瓦解。保守派的最后一次反扑是策划7月1日进城大游行。数千保守派人员以红旗为先导，旗杆是用钢钎代替的，他们的队伍行至解放军守护的隔离区，与解放军发生冲突。解放军为阻止他们进城，多人受伤，终于以鲜血避免了两派可能发生的新一轮武斗。7月7日，围城的农民纷纷回到农村，其他人员在解放军保证其安全的号召下返回各自单位。前后五十余天的围城解围。7月10日，恢复交通，各工厂、企业恢复生产，乐山武斗结束。

在这场武斗中，死了那么多人，受伤者更不计其数，两派组织一度达到了你死我活互相杀红了眼的地步。是什么促使他们如此不共戴天呢？是派性作怪吗？但追根溯源，应该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当时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可调和论，使矛盾积聚到临界点，终于裂变的结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说才是政治动乱之源！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小杨闹离婚
乐山武斗结束后，我们商店也恢复了正常生产和营业。我和小杨都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刘××则参加了国营饭店的造反组织，后来又到联合总部工作，完全脱了产。有一段时间，小杨下班后爱往我这儿来，或是给我带来传单资料，或是给我送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的入场票，有时也在我寝室里聊天。每次她来我寝室，我都把房门大开着，我的隔壁又是本店一个同事的家，那家人有四个没工作的子女成天在家，有时也过我寝室来一起聊聊。但就这样，人们还是传出了我和小杨的一些风言风雨。有一次小杨和我晚上去看演出，小杨回家后，她的丈夫小梁问她到哪里去了？小杨说和我去看了演出，小梁说为什么不把入场票留给他？小杨说，你正上下午班，入场票给你也去不成，小梁就打了小杨几下。小杨对我说起此事时，眼泪涔涔的，说小梁文化低，脾气又暴躁，动不动就打人，已经打过她多次了，还说那次她在月子里就被小梁打，这是我和刘××都看到的。我安抚了小杨一番，叫她以后可以少和我接触。

一次去开会，出来时天下着雨，小杨有雨伞而我没有，小杨和我共伞走了一段路才分手。这事被小梁知道了，小梁又打了小杨。

不久，我的二表弟从攀枝花回来，给我带回了1.5斤羊毛线（乐山那时买不到），我准备请街道代织毛衣的为我织件羊毛衣，小杨说她替我织。不几日，小杨把羊毛线和一圈只织了个头的衣身拿来，说小梁知道是替我织的毛衣，先是打她，后又把这圈衣身剪了个口子。小杨说她决定和小梁离婚了，已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求，还带上换洗衣服去她妹妹家，不再回同小梁一齐住的那个家了。我说这事你怎么先不同我商量一下，否则我会劝阻你。你现在这么一作，别人就会说我是“第三者”。小杨说：“你怕当第三者吗？”我说：“中国的传统观念，‘第三者’是遭人议论的，政治上的压力我可以承受，‘第三者’的压力我感到难受。”小杨说：“我还没打算离婚后非嫁你不可，照小梁这样脾气，又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也不会有终生幸福。没有你，婚还是要同他离。”我说：“离婚不离婚由你自己决定。在你闹离婚期间，我俩最好别交往。这样对你和我都有好处。”

法院派人下来了解情况，并作小杨的调解工作，小杨仍不撤回离婚诉讼。在小杨住到她妹妹家后不几日的一晚，小梁去小杨所在的店，不让下班的小杨去妹妹家，要她跟自己一起回去。小杨不肯回去，小梁也不走。那晚，他俩就在小杨的店子里呆坐了一夜。

不久后的一晚，小杨背着她一岁多的儿子小波来找我。她的儿子过去一直由她母亲带着。小杨告诉我，小梁动用了岳母的力量，把小波扔给了小杨，说小杨如不同小梁言归于好，就不帮她带小波了。小杨问我这事咋办？那晚，我同背着孩子的小杨来到岷江河畔的城墙边，这一带老黄葛树一棵接一棵，树叶树冠笼罩出一团团黑荫，是恋人们晚上约会的地方，朦胧的灯光下，倚墙或坐墙垛上相依相偎的一对对情人窃窃私语。我同背着孩子的小杨跻身其问，连我也觉得我们这“一对”与这里的画面很不协调。

我对小杨说，小梁虽然文化低，脾气有点怪，但心地不错，过去又与我同店，群众贴我大字报次日，他还约我去喝茶，虽说不出什么安抚我的话，但他那种无声的行动也是对我精神上的安慰，我要记他这点情。再说你俩一离婚孩子如何处理就是一大难题，我可以作孩子的伯伯，但不愿作孩子的继父；而且也有人向我提亲了，对方是一个回乡知青，初中生，虽然长相不如你，但人的心地也还不错，我正在考虑这门亲事。小杨说，她正需要我给她勇气的时候，我却对她说这些泄气话。她说我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得那么勇敢，在儿女私情上却畏首畏尾。她说她要把我说的话下去好好想一想，再作决定。
后来小杨同小梁一起回家了，离婚之事也就作罢。小杨对我讲，她当着她母亲的面，对小梁约法三章：一，小梁的脾气要改，今后不计打她；二，不能阻止她和江某保持正常的朋友关系；三，江某如到她家作访客，小梁要以礼相待。小梁都同意了。

不久，我也同那个回乡女知青结了婚。由于婚前缺乏感情基础，主要是出于堵别人的嘴才草草完婚的，所以婚后感情上始终不太融洽。中国人的婚姻，有多少是真正幸福的呢？不是有人说，相知相爱的人不能结合在一起，勉强凑合的夫妻却要过一辈子吗？徒有法律维系而无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否真正道德呢？

我还在商店工作时，同小杨的联系已渐稀少。我偶尔去她家，往往是她家有好吃东西时请我去同享，小梁也确实对我以礼相待，并无芥蒂。我到高校工作后，我离她工作地和家都远了，我的工作也很繁重，很少上街，十多年间只在街上不期而遇两三回。直到我退休之后，我有空暇时间，她的家也搬到了离我学校更近地方，我才有较多机会去她家作客。老梁对我仍热情好客，杨女士对我仍重情重义。他俩都已退休。他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尊称我“江伯伯”，一个家孙女和一个外孙女亲切叫我“江爷爷”。我的儿子也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如今，我和小杨女士已是夕阳老翁老妇了，各有自己虽不太幸福然而完整的家庭。让那三十九年前曾经有过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深埋在各自心底，作为永远难忘的记忆吧。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在“新生红色政权”下
人民解放军平息乐山武斗后，宣布对乐山实行军管。军管期间，采取了一些扶持造反派的作法，如宣布被军分区取谛的一个“右派组织”，一个“反动组织”，一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如对3月19日“公捕”的36名“文革犯”，以同样大的布告宣布对其平反。对我的平反是这样写的：“江源，男，27岁，乐山城区嘉乐饭店工人。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革命群众组‘星火燎原’战斗队，任联络员。原布告所列：长期书写反动日记、诗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不是事实。又所列借造反之机夺了城区八个商店的权，对群众大打出手，进行阶级报复，也不是事实。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其后，解放军又做促进各派“大联合”的工作。说是“大联合”，其实只是造反派一派的联合，其对立面保守派自武斗结束后就自行土崩瓦解了，一个组织的旗号也未保存。在“大联合”过程中，同时开展“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造反派“保”过而保守派“反”过的领导干部很快得到解放，重新主持了各级临时领导机构工作，那些造反派过去“反”过的领导干部，也通过检查，获得了造反派和群众谅解，也陆续得到解放，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前，乐山新的“红色政权”——地革委成立了。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本单位的革委会。在各级革委会中，造反派约占了三分之一席位，我所在单位：饮食合作商店与旅茶合作商店合并，成立了乐山城区饮食服务合作商店革命领导小组，刘××任了副组长。

在筹建各级革委会过程中，有一条规定：没有解放革命领导干部不能建立革委会；没有大联合的造反派参加，也不能建立革委会。可以说，“新生红色政权”的天下，有一半是依靠造反派打出来的。革委会与造反派照理应该同命运、共患难，荣辱与共。在革委会建立初期，似乎也体现了这点：原保守派的几个“坏头头”被批斗了，武斗中作恶多的几个人也被抓了，后来还判了刑。令乐山人民不解的是：武斗中造反派方面被杀害了那么多人，而保守派方面没有死一个人，这有埋在乐山公园门口花坛中的十多具尸骸为证（这些尸骸在武斗结束后不久都迁葬到了磨儿山公墓，如今那里已成为街道了），还有葬在磨儿山公墓的另十几具尸骸为证。可是，却找不出一个杀人凶手。被判的几个保守派的人都是轻刑，还听说有的判了不久又减了刑，甚至释放了。等到造反派所有组织全部自动解散，进入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们便成了“光杆司令”，造反派与革委会的蜜月期就基本结束了。从清除派性，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以后是“一打三反”、“批陈（伯达）批林（彪）”，原参加过造反派的人，特别是当过头头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清派性，只清造反派的派性，不谈保守派的派性；清理阶级队伍，凡家庭或个人过去有点问题的，都得人人过关，这类人在造反派中自然多些；“一打三反”、“批陈、批林”，都要往造反派身上靠。在那几年中，不时有原造反派的头头被抓，乃至判刑的事发生，所判的刑期一般都较重。进入了革委会的人，不是形同虚设，就是想法排挤出革委会，人们称之为对造反派“秋后算帐”。在乐山当时几乎家喻户晓的“宋××案件”就是典型一例。宋出身中农，是读大学时“反右”中“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毕业后作四川日报记者，所写的报道多次受过上级领导表彰，后调地委宣传部任新闻科科长。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派，当了头头。乐山地革委成立时，当选为地革委委员。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原保守组织的人用大字报揭发他家是漏划地主。他为自己家庭申辩，就说他是为家庭翻案，开除了他的党籍，撤消了他的地革委委员职务。他的妻子也从公社党委书记位上拉下。他经数年申诉，家庭问题搞清楚了，根本不存在“漏划”问题，又准备为他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地革委委员职务，仍作地革委宣传部新闻组负责人。平反通知书的打印稿都让他本人看了，但某领导知道了此事，叫暂时压一压。不久，乐山发生了嘉阳煤矿工人罢工事件，李先念副总理过问了罢工事件，叫严肃处理。此事与宋毫无关系，都硬栽诬他是该罢工事件的“黑高参”，于1974年判了他12年刑。粉碎“四人帮”后他被提前释放，又经几年申诉，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了他的党籍，安排到乐山日报作记者，负责群众来信来访接待，整整耽误了他十多年光阴。

我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上半年，也过了两年心情舒畅的日子。清理阶级队伍时，本该是清理混进各级领导班子和群众组织的坏人，这两种人在我们商店都不存在，但单位为了开展这一运动，便先拿“四类分子”作靶子，让他们一个个在群众大会上检查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动”过了这些人，就叫我检查。刘××私下告诉我，是公司革委会指示他们这样作的，说不“动”一下我，我在群众中还有一点“威信”。检查我也作了，无非是检查自己受过剥削家庭影响，不该参加造反派之类。对我客气一点的，是没让我站着说，是坐在群众位上像开会发言一样说。但有几天，让“四类分子”和一些有“经济问题”的人去搞城市义务劳动拉沙时，也把我派去了。“一打三反”时，一打，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三反，我现在只记得有“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其他两反是什么记不得了。总之，提出这一运动口号时，我以为与我毫不搭界，但公司革委会办“一打三反”学习班时又让我去坐学习班。国营、合营店那两个组，据说有人有贪污问题，搞得轰轰烈烈，还开了两个人的批判会。我们合作商店这一组，除我外，有一个保管，几个年轻服务员，说他们也有经济问题，但又拿不出证据。领导我们这个组的负责人，是合作商店革命领导小组的另一副组长，她原来是我们团小组长，同我关系一直不错的，我问她，我不管钱管物，“反”我什么经济问题？她说，你就检查自己有没有多吃多占吧。学习班临结束时，我问她，为什么公司革委会老是盯着我不放？她坦率告诉我，公司革委会到公安局查过我的档案，说1958年我与同学的“通信”事件中，有一份当年公安局提请检察院拘捕我的申报，但检察院没批。就因为有过这么一份未批准的申报书存档，所以我才在公司那里挂了号。我真要感谢当年检察院批捕科的好心人，是他们免除了我当年的锒铛之狱，否则我一生的命运将是另一种后果。我也要庆幸当年还有公、检、法三家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司法制度，如果像文革中一度“砸烂公检法”，三家合并为一家的局面当年就存在，我就难逃厄运了。我也要诅咒那份存在我档案中的申报表，它多年来成了我头上的紧箍咒，害得我好深好苦。别的不说，单就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说，我就多次被剥夺。如传达发生“9•13”林彪事件，传达粉碎“四人帮”事件，这两次中央文件下达不让我去听传达，而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文学杂志复刊后，我又写过一篇小说《我的师傅》，是通过“我”的眼光表现一位厨师在新旧社会不同遭遇的。看过此小说的人都认为符合时代精神，生活气息浓郁，说没在饭店工作过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编辑部先是给公司发来政审函，后到乐山组稿时又去过公司了解作者政治面貌，公司以“该员不宜发表作品”一句话就使作品“毙”了。这事是刘××和文艺界一位朋友都告诉过我的。该小说1979年才发表在《乐山文艺》上。

我长期以来有个疙瘩解不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不提彻底否定，甚至连批判的字眼也不见呢？文革十年，革委会存在达七、八年，“四人帮”所干的坏事，很多是假手革委会干的，革委会在文革中，奉行的就是极左一套。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掀起的又一轮把许多人弄上街戴高帽子游斗，就不是由造反派干的，而是以“新生红色政权”名义执行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说上层的冤假错案都是“四人帮”制造的已经不完全符合实际，而基层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是谁，难道也是“四人帮”吗？“新生红色政权”本来就是一个怪胎，君不见，这个怪胎不仅在新时期继续存在了一两年，一些曾卖力执行过极左路线的负责人，在新时期又“咸与维新”，摇身一变又成了新长征实现“四化”的领路人。左右逢源，不倒翁，历来是中国官场一弊。这个顽疾，共产党政权什么时候能弊绝风清呢？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6:07:32

戏剧化岁月——“文革”前后——到得前头山脚尽
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使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也对自身命运的改变有了希望，但这命运的转机是什么，一时又感到茫然。

国家恢复高考，同时也举行研究生招考，高考招生的年龄是三十岁以下，研究生招考的年龄是三十五岁以下，我的年龄都超过了，觉得这两种考试都与我无关，也就没想这事。不久，报上刊载了研究生招考年龄放宽到四十岁以下的消息，我的心一动，去试试报考研究生，碰一碰运气吧。

报考研究生，需要单位出具证明，1978年3月，我自己写好了证明，先去找商店革命领导小组盖章，章顺利盖了，我又拿着这证明，去找饮食服务公司革委会盖章。走进公司革委会大门，见革委会主任原经理徐××披一件短大衣，正在院子里扫地。我对他说明我想报考研究生，请求盖章的要求，他说，“我们不给你盖章”。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盖就是不盖。我说，招生简章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大学本科或同等学历，身体健康者均可报考。我以同等学历报考，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他说，这些我不管，你要报考你自己去报名。我说，报名需要单位证明，这也是单位对国家对报名者应有的责任，你不给我盖章，是违反国家招生政策的。他还是不答应盖章，又扫起地来。我提高嗓音说，“徐主任，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你还这么抱着老框框对我另眼看待，我要向上级部门反映。”这时，办公室里传来副主任胡××的声音：“江源，你进来一下。”胡××原来当过小学校长，后又当过县委党校副校长，文革前调公司任副经理。文革中受冲击，挨批斗，长期被停止工作，参加各项体力劳动，是公司领导干部中“解放”最迟的一位，任革委会副主任，公司副经理。我走到她办公桌前，她叫我把证明条给她，说她们研究一下，叫我明天再来公司给我一个答复。第二天我去公司，仍先见徐主任，问：“我要你们盖章的证明，你们研究了吗？”徐主任对我挥挥手说，你去找胡经理。我来到胡经理办公室，她说，“证明已给你盖了章，你去报名吧，望你考好”。我一看证明，果然签署了“同意报考”字样，盖了公司的章。我心中对胡××升起感激之情，觉得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懂政策，有人情味；那个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只知道当领导干部要带头扫地的徐××真是不讲理，让这样的干部继续担任领导，能执行好政策吗？

我报考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专业，指导老师是唐弢。为准备考试，到处找书，也没能找到几本。考试科目中有外语，我在高中学过三年俄语，找了一套中学俄语教材，连字母都认不完了。我半天工作，半天复习，从认字母开始重学俄语，把复习的大部份时间用在啃俄语上。5月份参加考试，考后对另几门考试科目自我感觉尚不错，但俄语考得不好，题都未答完。

考后大约一个月，通知我上京参加复试的通知送来了。这消息一下子在小小的乐山城传开了，并产生了轰动效应。据地区招生办的人说，全乐山城参加考研的几百考生中，取得复试资格的只两名，另一名是核工业部西南物理研究所一名报考理科的考生。我这人在当时的乐山城本来就“出名”：中学生时代发表文学作品是我第一次‘出名’；文革中先是被拉到大街上“批斗”，围观者一两千人，“二月镇反”我在万人公捕大会上被“公捕”再次“出名”；现在以一名未上过大学的饮食商店工人居然取得了研究生复试资格，是第三次“出名”了。连地区的领导也知道了我的名字。于是有了一些关于我的“传奇”板本在民间流传：说我精通几门外语，说我被一位权威专家相中为“千里马”，说我在中央有一位当大官的亲戚。我听了真觉得好笑。我是什么人，肚里有多少墨水我自己知道。

7月份上京复试后，我担心“政审”一关会被“卡”住，于是给社科院院长周扬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经历，着重把1958年那次“通信”事件的始末和通信内容作了介绍，承认自己当时因落榜确有不满情绪，但通信中我所怀疑的那些问题，现在看来基本是正确的，可以到公安局查原始信件。最后提出我的担心：公司在给我出具报考证明时就遇到阻力，担心在“政审”时对我作梗。8月中旬，文研所给我复信，说我给周扬院长的信已转送，说从我单位寄去的政审材料看，单位对我并无恶言，说我的外语考试成绩离最低录取线尚有些距离（外语我只考38.5分，而外语最低录取线当年是40分），由于名额限制，最后决定不录取。最后说，已将我的情况和材料转四川省委宣传部，望能对我作适当安排。几天后，正式不录取通知书才送达。

这次虽未被录取，但社会效果还是良好的。沙湾中学校长，我母校三中的一位搞行政的老师都来找我，希望我去他们那里任教，我婉言谢绝了。我当时想重新走文学创作之路。

1979年5月，在乐山大佛寺召开了“纪念郭沫若去世一周年暨学术讨论会”，文研所所长吴伯箫，著名学者楼适夷及文研所工作人员桑逢康三位先生莅会。他们通过参加会议的一个人带话给我，要我去大佛寺见他们。我去后，他们问了我现在的情况，知道我仍在原单位工作，说将把我向地委领导推荐。后据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在会议一次休息时，文研所同志与地委领导同志一起在一个亭子里闲谈，文研所同志对地委领导同志说，“给你们推荐一个人，看你们敢不敢用”，并介绍了我的情况。这时乐山教育学院刚刚（乐山师院前身）创建不久，地委领导对在场的乐山教育学院领导说，你们那里需不需要这样的人？教院领导说，如果地委领导同意，我们可以先对他作一下考察再作决定。

7月初的一天，教院的两位同志来我工作的商店，要我次日去教院进行当面考核。参加考核的有教院领导，政治处负责人，中文组（即后来的中文系）全体八位教师。考核主要是就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对我提问，后来有人把这次考核称为“三堂会审”。考核之后没几日，商店领导小组便叫我去开介绍函，说是借调到乐山教育学院任教。后经省人事部门批准，正式录用我为该校教师。

我从一名饮食商店普通工人，以自学成材资格被破格录用为离校教师，对此，四川日报在一版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短评：《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报道，乐山日报、乐山广播电台也作了专题报道，使我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

我命运的这次转机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文革十年停止了正常的高校招生，造成人才断档，人才奇缺，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必然性从客观方面讲，是国家政治大气候由阴转晴，为有志有才之士创造了报效国家的良好条件，使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从主观方面讲，是我个人多年来并未虚度时光，勤于读书，积累了较丰厚的知识素养。而考研究生取得复试资格和文研所同志来乐则是一种机遇。所谓机遇只赐福给那些孜孜追求，努力进取之人。

我人生的道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正像我的名字所寓含的：大江之源，涓涓细流而已，它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奔流，那山那岭要拦阻它的去路，它千回百折，仍要夺路而去，到得前头山脚尽处，地势坦平，它便可以欢畅奔流了。不过，这仍只是它前进中的一段新开始，它离奔泻万里而朝宗入海的目标，道路还很漫长呢。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6:08:04

后记
年青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老年人是黄昏夕阳。年青人多是往前看，憧憬未来；老年人喜欢往后看，追忆过去。怀旧、恋旧情结是老年人的共通心理。人人都会老，今天的年青人，当他（她）步入老年后，也会产生此种心理的，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所以，近年来，回忆录式文章才大量见诸报刊，或付诸出版。不是说过去的东西是一笔财富，那里有黄金和珍珠么？

伟人写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个凡人怎样成为伟人；名人写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个凡人怎样成为名人；我不是伟人和名人，我这本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书，是写我如何由一个凡人成了另类，又如何从另类回到凡人。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也不是为自己张扬业绩；记录史实，坦露自我，让后人知道在过去翻天覆地的岁月中，有过一个身世坎坷，历经沧桑的普通人，磕磕绊绊终于熬过来了，如此而已。

历史不全是由伟人和名人创造的，也不是由普通人能书写的。历史是由伟人、名人和千百万普通人共同创造和书写的。伟人和名人笔下的历史，着重让人们看到过去社会的上层面貌，普通人口头或笔下描述的历史，则可以让人们看到过去社会的下层面貌。我这本书描述的是过去社会的下层面貌。或者说是过去上层社会投诸下层社会的一个侧影，是对伟人、名人所描述的历史的一个补充。

描述历史，最重要的是还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胜利者的眼光去描述历史、评价历史，往往不容易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所以我国历来有史由后人修的治史传统，所谓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后人的概念很宽泛；一百年、一千年后的人当然是后人，这是远距离审视历史，但由于距离太远，难免有些模糊失真。不远不近的距离我以为更可能更准确地审视和描述历史。这个不远不近时限的最低线，按现在世界通行的历史档案三十年后可解密的原则，当是不低于三十年。我这本书所描述的大多是三十年以前的事，应当可称为不远不近的审视范畴。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历史还需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能不受彼时政策和彼时主流意识的禁锢，才可能以自由独立的眼光和尺度去反映历史。如今，我国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已经与三十年前大为不同，开放的宽容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允许人们不一定非用主流意识去描述和评价历史不可，这才使我有信心用另类眼光，用非主流意识的观点描述往事，解读往事。而不必担心触犯“时讳”，因为在今天，我国刑法中已经取消了“思想犯”这类与法制社会水火不容的专制时代术语，所以我才可以秉笔直书，无庸嗫嚅。

本书涉及的政治运动，包括镇反、土改、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小四清、文革等。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自然有那样做的理由；倘我们逆向思考，为什么非那样做不可？即使非作不可，可不可以采取更稳妥更灵活的“和风细雨”方式？非“和风细雨”方式显然是跟前苏联学的。而当我们用“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立场去审视那已经做过的一切，就可以看到那样做，曾经无情以致残酷地伤害过多少人，多少人的家庭和子孙后代，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那样做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孰轻孰重，人心自有公论。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所以本书的致力点，关注的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上，社会下层中的形形色色的人之命运。

有关文革的事，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历史家，都异口同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动用了那么多平面的、立体的、有声的、无声的多种媒体来缅怀历史，却对比中国抗战八年更长的十年文革历史，有人一再要我们忘掉，即使不得不提到，也简单化为文革就是专整“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就是“四人帮”和“造反派”作恶的历史；而不谈在运动多次反复中，某些领导干部反复无常的丑恶表演，更回避他们也曾同“四人帮”沆瀣一气。忘掉文革，难道怕真相的不断披露，会捅破某些已精心糊好的窗户纸？？

“四人帮”就只那四个人，其罪行确实罄竹难书，无论怎么批都不为过；可是文革中参加过、支持过、同情过造反派的人，数以亿计，把造反派“妖魔化”，笼而统之作为穷凶极恶的魔鬼代名词，未必合乎事实，未免有失公允。在文革中，造反派被发动文革的人和“四人帮”，作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被“重用”的时间仅一、二年；在文革中、后期，从“清理阶级队伍”起，就对他们开始“秋后算帐”了；文革结束后，他们又一度作为清算文革罪行的重点株连对象——遂使许多参加过造反派的人在感觉受骗上当的同时，又心有不服，耿耿于怀至今。不能让多数人信服的历史结论，不是真正的历史。文革发生已经四十年了，结束已三十年了，三十岁以下的很大部分人，很多成了“文革盲”。就以在乐山发生过的那场震惊全国的武斗来说，四十岁以下的乐山人几乎一无所知，它是不是必须永远尘封进历史的保险柜呢？

我想写这本书，萌念甚久，促使我动笔，则在参加二弟葬礼之后。这本书也带有家族史和个人史性质，二弟去世后，了解我家族历史和我个人史的，在我这代人中我算硕果仅存。我已来日有限，我如不把我了解的家族历史和他人不了解的我个人史记录下来，我家族的后人恐怕也会对此茫然无知。我相信家族的后人们会繁衍不息，但后人不知其根为何，则难免有所缺陷。中国千百万人的家族史和个人史，正是我们民族史、社会史长河中的一条条涓涓细流；没有这一两条细流，无损于长河的壮阔雄伟，但河海不择细流，为壮河海之大，故成此书焉。

江源

致谢
父亲对其亲历的历史重大政治运动的感触和解读，有助于我等后人了解那段错过的历史。眼见虽不一定为实，比如魔术。但与其因人告诫：你所看到的是假象，根本没有发生过而困惑，不如把眼见的东西真实描述出来更踏实。

父亲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藏于心、藏于族人，莫若藏于世，如果年轻人看到这种经历觉得不可思议，用不着探究是否真实，只要觉得假如这是真实的，就不应该发生，并认为有责任制止这种真实的出现，我想父亲的目的就得到了。

我们这些错过历史的年轻人，应该为自己庆幸，庆幸我们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我们更应该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致敬，没有他们的承担、没有他们的付出，或许这些苦难就该落在我们头上。

感谢新浪杂谈、新浪说吧以及天涯论坛的版主们，没有他们的支持，这类文字内容是不会让更多的人们看到的。

感谢阅读此文的所有朋友，没有他们的推荐，以这个帖子平淡无奇的标题是不容易引起更多人关注的。

当然，更感谢党的进步，言论更加自由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社会，放在以前，此帖内容岂止能散布，当事人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另外，由于网络论坛毕竟是快餐文化（如果算文化的话），为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有些老年人感兴趣但可能因篇幅较长影响年轻人阅读的内容我就省略贴出来了。

欢迎继续交流，更欢迎向更多人推荐此文。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6:08:57

“福泰号”春秋（完整版）
一
我的曾祖父叫江福泰，“福泰号”是他开设的店铺的字号，当地人也用来称我那个家族。
我家曾有个家谱，是父亲用蝇头小楷写在20行纸装订成册的帐簿本上的，我大约在11岁时看过，那上面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内容也不全懂。家谱的前半是综述家族历史，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后半是江福泰及其嫡系各分支的婚姻、子嗣情况：娶了几任妻子，每位妻子生育子女多少，姓名、出生年月日，一直记到1950年2月我六妹出生。这本家谱被我在1953年的寒假中烧毁了（事见《忆母》）。我下面的记述，有的是根据我尚能记得的家谱上的只言片语，更多是听上辈人的讲述。所以此文所述福泰号春秋，只能是概略性的，除略有细节加工外，基本情事绝无虚妄。
我家祖籍广东，在“湖广填四川”时迁居犍为县踏水场（现为乐山市沙湾区踏水镇），经几代繁衍至江福泰这脉（踏水江家，除这一脉外，另外还有三脉）。家谱正文的重要内容就从江福泰如何创业兴家叙起。江福泰年幼时习过武，与乡场街上一个叫李贵庭的男孩同拜文昌宫的庙主李全武为师。李全武据说是武当派出身，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江福泰年长李贵庭两岁，是李贵庭的师兄。李贵庭武艺学成后参加过县里的武秀才考试并中了榜，是家乡唯一的武秀才。但李贵庭得中武秀才后并未在仕途上出息，他家庭不算富裕，一辈子在家中坐堂行医，专治跌打损伤之类外科病患，逢场天则在场上戏台前的街心里“扯坝子”（意为以言谈吸引人围上来听他吹牛神侃）兜售他自制的膏药。李贵庭的“流星槌”玩得最神，我幼时见过已年逾六十的李贵庭在街心“扯坝子”的场面，他要围成圈子的人往后退，一边说一边将“流星槌”向人群抛去，待“流星槌”就要击中人时却又被他适时收回。这样四周飞抛几圈，系“流星槌”的绳子逐渐放长，而圈子也逐渐扩大，直到他认为圈子大小适中时才停手，然后再玩起一些耍“流星槌”的套路来。听说早些年的李贵庭能仰卧于地，一手撑地，一手将“流星槌”在身下绕体飞旋数十圈，起身后面不改色，再舞着“流星槌”玩几个空翻。不过这些绝活我没见他演示过，也许是他年事已高体力不济了。可就是这样，在儿时的我心目中，李贵庭已经是一个武功了得的高人。我想，我那未曾见过面的曾祖父江福泰，武功肯定不在李贵庭之下。
江福泰武艺学成后没去参加过县里的武考，他要忙于生计。年轻时的江福泰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四十多里外的竹根滩（现属五通桥区）“德昌源”酱园铺买货，一只木桶装酱油，一只木桶装豆腐乳，贩到踏水场及附近农村零售，作小贩生意。这样过了几年。家谱上说，“×年×月×日，福泰公一根扁担单身退二贼，得一子”。据上辈人讲，那是江福泰在一次下乡贩卖途中，行至一林莽掩蔽的山道，听见前面有人喊“救命”，他放下担子，提着一根扁担奔过去，见两个盗贼正在抢劫，被抢劫者是一名男子，已倒地，路边蹲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吓痴了。江福泰抡起扁担扑向二盗贼，二盗贼挥刀来迎，被江福泰打掉他们手中的刀，二盗贼撒腿逃窜了。江福泰俯身看那倒在血泊中的男子，已断了气。江福泰问这男孩姓名，家住何处，家中尚有何人？男孩说他姓徐，家住磨刀沟，被强盗杀死的是他父亲，家中还有一个母亲。男孩是因为“打摆子”（疟疾），他父亲背他到踏水场看病，在此遭抢的。江福泰把男孩领回住处，为他治病。赶场天让他坐在自己摆的摊旁，希望有人前来认领。第一场没人来认。第二场来了磨刀沟的一个老者，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老者是徐家长辈，女子是男孩母亲。老者说，女子因丈夫被杀，家境又清贫，便上吊自杀，被发现得早才救活的。老者又说，女子失去依靠，为未来生计，准备回娘家另嫁人，但带着徐家孩子不好嫁，知道江福泰做生意有点积蓄，希望他把这个男孩收下作蛉螟之子。老者以徐家族人名义向江福泰担保，江福泰收下此子徐家绝无异议，日后也不会来找麻烦。江福泰见那女子穿得很褴褛，神情木纳憔悴更显得可怜，又见那孩子也还可爱，踌躇之后便答应了，并找乡场上写文书的立下收养文约，双方画了押，给了那女子点钱，收下了这男孩，取名江××（名字我忘了）。这收养的男孩便是我祖父。
我的祖父小时也跟着养父习武，长到12岁左右便跟随养父一起到竹根滩德昌源进货。这时江福泰已租了踏水场正街戏台左边黄家（黄鹏远、黄察远兄弟之父，黄家在离场3里高涧槽处另有大四合院住房）的一处房子卖酱油和豆腐乳，由行商小贩而为坐商。闲场天进货，赶场天卖货。江福泰的财运与离踏水场六七里的凤来煤矿的开办有很大关系。那是洋务运动时期，留过洋的萧泽恩家人根据踏水储煤丰富的地质条件，办起了一座半现代化煤矿，所产的煤通过窄轨铁路运至仙人桥，在那里卸下煤，再用船载，沿沫溪河顺流而下直达西坝镇（为运煤开通漕运，乐山县志有记载），再分发到五通、牛华一带盐灶。凤来煤矿规模较大，工人较多，伙房日需日杂商品量也大。江福泰与凤来煤矿达成协议，厂里所需一应日杂用品全由江福泰筹办。又是几年下来，江福泰积累的资本已相当可观。他与房主人黄家商量，将黄家旧房扩建，以50年为期，50年内黄家仍只收原来的房租，50年后扩建的房子退还黄家，黄家不作补偿。“福泰号”退房是1948年的事，因此，将黄家房子扩建应在1898年前一两年。
扩建后的房子挂上了黑漆板镶金字的“福泰号”牌匾，房子共三进：第一进是楼房，楼上作旅舍，楼下半边摆了几张方桌卖饭，半边作酱园铺；第二进半边是供神龛的堂屋，半边作灶房；第三进有两排四间卧室。房后是带厕所的花园，一半种植花草，一半安着晒豆瓣的酱缸。福泰号此时不再去德昌源进货，自作豆瓣和豆腐乳。第一进门槛前还有一个盖了瓦棚的敞口坝子，赶场天卖茶。福泰号除上述经营项目外，还收购土漆、生丝、皮毛等地方土特产，贩到乐山销售。由是福泰号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成为踏水场最大一家商号。在福泰号创业兴家过程中，我的祖父出力极大，曾祖父江福泰说，福泰号是靠两根扁担起家的，说能够挣到这么大家业，我的祖父有一半功劳。祖父由于积劳成疾，刚三十岁便病故了。
曾祖父先后娶过三位妻子。第一位妻子生下的六个子女都夭亡了，生最后一个时得产后寒死了；第二位妻子生了大姑婆（大排行应算老七），八叔公（又可叫二叔公），九叔公（又可叫三叔公）；这位妻子死后又娶了第三位妻子，比我阿婆（祖母）还小几岁，生了十叔公（又可叫幺叔公）。
晚清时，曾祖父当过踏水场的团总，祖父作过踏水街上的保正。我小时，曾在阿婆卧室发现过一根飞叉，叉头部系有红绸；在卧室柜子里找到过一顶黑绒布做的“官帽”，帽顶有红翎子，帽沿插有许多小红球。我问阿婆这是谁的帽子，阿婆说是阿公（祖父）的。我问阿公当过什么官，阿婆说是保正。我说，街上那个老秀才张世俊，人们叫他张保正，怎么阿公也是保正？阿婆说，你阿公当保正在前，阿公死后才是张世俊当保正。
二
关于曾祖父当团总之事，上辈人曾向我讲述其由来及随后发生的一段传奇故事。
一个逢场天，福泰号饭铺正生意兴隆，来了三个山里人打扮的汉子，他们要酒要菜，大吃大喝酒足饭饱后，伙计去收钱，他们说，叫你们东家来清帐。曾祖父从柜台里出来（祖父当日不在家）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方圆一带，谁不知你江福泰财大气粗，我们弟兄今日特来向你讨这顿吃喝，请你赏光免帐了。我们弟兄手头正紧，缺银子花，还要向你讨些散碎银子，给多给少就看你大方不大方。曾祖父说，我江福泰平日没少接济过真正有危难的人，你们几位看来不像告化善缘的，我江福泰服软不服硬，不会吃这种武力胁讨的哑巴亏。那三人便从后背抽出大刀来，原来他们是先把大刀藏在衣服后背里。曾祖父见他们真要动武，便顺手提起一条长板凳。那三人挥刀向曾祖父逼来，曾祖父举着长板凳抵挡，边抵挡边退到街上。那三人追到街上，三把刀一齐砍向曾祖父，曾祖父飞舞着长板凳，舞成一个护身的圈子，三把刀硬是近身不得。恶斗中，其中一人的刀砍在板凳腿上，吃口很深抽不回，板凳便带着这把刀飞舞。丢了刀的这人返身到福泰号门前敞口坝子茶桌边提起一条长板凳，向曾祖父掷去，却被曾祖父一手接过这条板凳腿，此时的曾祖父左右两手各提一条长板凳，飞舞着板凳主动追击那三人，那三人见敌不过，便向下场口方向撤退，殿后的是其中身材最魁梧，满脸长满络腮胡的人。他们跑过戏台不远，突然从旁边一间房里飞出一颗流星槌来，击中了殿后者的额头，他便扑地倒下了。原来那里是李贵庭的家，掷出流星槌的正是李贵庭。曾祖父一脚踏住倒地者的背，李贵庭也提着一把飞叉奔出房来，跑在前面的两个人正要返身来救同伙，这时，从下场口方向恰好上来一队官兵。那两人见势不妙，慌忙奔下下场口石阶，往沫溪河上游方向跑了。这队官兵弄不清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也便没有去拦截那两个逃命者。待他们问明情由后，便将被擒的络腮胡汉子押到文昌宫，关到一间小房里。
这来的一队官兵是犍为县衙派出的，领头的是一位千总。他来踏水场的目的是遴选踏水场的新团总（前任团总已于不久前去世），于是由这位千总主持，召集地方士绅贤达，在文昌宫会商推举继任团总之事。县里原初议的人选是李贵庭，因李贵庭有武秀才功名，但李贵庭执意不肯，说他的师兄江福泰虽不是武秀才，但武功更胜他一筹。李贵庭不愿作团总的真正原因，是团总的俸银非常菲薄，历届作团总的不是图那点俸银，而是图团总身份的名声。按惯例，作团总的为能保一方安宁，需要训练乡勇，充实乡勇的武器装备，这些经费虽可向地方士绅、商家募集，但不足之数往往由团总自掏腰包，所以清朝年间各地的团总多由在地方素有名望，且家底殷实的人担当。踏水场的士绅贤达多数也倾向由江福泰当新团总，这事便这样定下了。在江福泰当团总后不两年，我的祖父也当了踏水场街上的保正。
就在曾祖父被推举为踏水场团总，设宴庆贺的那晚，文昌宫里看守关押的络腮胡的乡勇也因喝酒过头，醉得一塌胡涂，囚犯被他的同伙劫走了。此前对该在押人的审讯已得知，他们那伙人聚在家乡的中山寨，他是那里的寨主，姓管。县里的千总本是为强化地方治安，绥靖猖獗的乡间“匪”情而来，现在，本已擒获的“匪”首竟在他坐镇的地盘上逃逸了，这还了得！千总于是决定他所带这队官兵，会同地方乡勇，要到中山寨剿“匪”，踏平中山寨。
三
故乡的深山区有两个寨子，一叫中山寨，一叫牛王寨，据说两个寨子都是“张献忠剿四川”时，当地山民为保障自身安全而构筑的。晚清乡间“匪”情炽盛时，那两个寨子又成了“匪”窝子，嘨聚其间的既有本地“匪”，也有外地“匪”。
上中山寨要经过三道寨门，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七弯八拐的七、八里山路。我在九岁和十岁时的清明节，为上山祭扫曾祖父的坟，曾两次随家族大人们上过中山寨，现根据我仍历历如在目前的清晰印象，将那三道寨门和山顶的情况描述一下。第一道寨门在离山脚不足百步的一道山埂处，一侧紧挨壁立的山岩，一侧面临陡峭的深坑。寨门左右柱子由条石垒成，高约丈许，我见到的这道寨门左右柱已坍塌了一半，据说是当年曾祖父他们攻寨时用土炮轰毁的。还据说此寨门被轰毁前，寨门是用坚实的原木板制成，外包铁皮嵌在石门柱的凹槽里，顶部用铁绳牢系在一根长而粗大的圆木柱上，利用杠杆原理升降寨门。寨门一关，寨外的人休想推门入寨。第二道寨门在半山腰处，是一座用石头垒砌成的碉堡，上下山之人只能从拱形的洞口通过。碉堡有三层楼房高，据说分上下两层，面向上山来路的一面石墙有若干方形小孔洞，一是为采光，二是供守碉堡的人向外射击。还据说当年的碉堡寨门是吊桥式，在二层碉堡处放下吊桥，寨门便关闭了。当年曾祖父他们攻打中山寨，攻到这碉堡寨门前被阻遏住，固守在碉堡里的人在上面用滚木擂石袭击进攻者，还使用了火药猎枪。火药猎枪的霰弹杀伤力虽有限，但那喷射出的由上百粒绿豆般大小霰弹织成的一大团火网也让人生畏，霰弹若击中人的皮肉，虽不能立即让人毙命，却难以取出。是故当年曾祖父他们攻到这碉堡前便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我上中山寨时，这碉堡虽有许多处被炮火击中过的陈迹，不少石料也风化剥蚀严重，仍显示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吊桥式寨门已不复存在，我们可以从寨门洞口自由通行。第三道寨门在登上山顶山路尽头处，由两扇对开的铁门构成，铁门两侧是由无数木桩木板联成一体的栅栏墙，依山势起伏而显得高低有致，我上中山寨时，右侧的半扇铁门还在，开敞着，却已锈蚀斑斑，左侧的那扇铁门已不在它原来应该在的地方，而是跌落在离寨门不远的山坡上，栅栏墙则已有多处地方倾斜或残损。进了这最后一道寨门，眼前的中山寨山顶却是一片坦荡的开阔地，有水田，有菜地，有草甸，还有一口山塘，方圆差不多有一平方公里。山顶开阔地的西边有几座散落的茅草房，房前房后林木环绕，抚疏葱茏中传出鸡鸣狗吠声。茅草房的后边是陡峭壁立的一抹山岩，高逾百丈，山底部是奔流的大渡河，它奔泻在两岸群山夹持的一条窄狭缝里，蜿蜓曲折，有如一条细长的白色玉带。记得当年我站在山顶这块土地上，举目四眺，周围别的山峰有的似乎近在咫尺，有的则似乎远在遥远的天际，这些层峦叠翠的山峰汇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有波峰，也有浪谷，中山寨仿佛是停泊在森林海洋中的一艘大船，我所站立的开阔地似乎是船上甲板。仰望头上的蓝天白云似乎显得很低，我有飘飘欲飞几达凌霄之幻觉；俯视四周姹紫嫣红的山花，成簇成片的野兰，馨香扑鼻，我又有置身天然花园的惬意。中山寨何曾让我感受过有一点“匪”气余息！
曾祖父他们当年在中山寨山脚下安营扎寨，封锁住下山之路，意图把山上人困急困倒在山上，逼他们自己乖乖下山受降。但是后来听附近山民说，中山寨山顶有田有地，山上人种的粮食蔬菜自给有余，山上还有取用不竭的山珍野味，你们围困他们三年五载他们仍能生存下去。县里来的那位千总也不能长时期屯守在这里，他还有许多别的公干，遂有了罢兵之意。山上那个姓管的络腮胡也几次站在碉堡楼上，对时不时来到碉堡前探听虚实的进攻者一方人发话：回去告诉县里的千总，踏水场的团总江福泰，你们无论如何是攻不下我们寨子的，叫他们撤兵吧，从此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互不干涉。
在决定撤兵的那天，曾祖父亲自来到碉堡前，指名要那个姓管的站到碉堡二楼射击孔后听他发话。曾祖父同他约法三章：第一，中山寨的人今后不得下山无故扰民；第二，不许到踏水场街上寻衅滋事；第三，福泰号每月派人给中山寨的人送来一担礼物，不取分文。
曾祖父回去后真的信守诺言，每月月初，置办一担礼物派人送到中山寨，礼物是猪肉、白酒、布匹、毛巾、肥皂、火柴，以及针头线脑之类。礼物担子放在第一道寨门前，挑担的人便折身回去，由山上人自己下山来取。
这样送礼数月后，有一天，曾祖父正在家里喝闲茶，有人来向曾祖父禀报，说门外来了中山寨的人，要见曾祖父。曾祖父问来了多少人，回答只两人，其中一个就是姓管的络腮胡。曾祖父又问他们身上是否带有家伙，答曰没有，只是其中一人背着一个背篓。曾祖父便传话请他们进屋。原来姓管的络腮胡是来送礼答谢曾祖父的，背篓里装满了灵芝、香菇、腌制的野味等山上特产，还有一件整张的虎皮。
以后，曾祖父仍按月给中山寨送一次礼，姓管的络腮胡又前来回赠过几次礼。有一次，给曾祖父送来一条刚猎杀的豪猪，福泰号全家人及场上的不少亲戚、友邻都分享了这难得的野味。此后，再也没听说过中山寨的人下山打家劫舍的事了，姓管的络腮胡来踏水场赶场，街上的人也视他如常人。人们说，这个曾经桀骜不驯的山里汉子，是被江福泰的仁义感化成了良民百姓。
翌年，姓管的络腮胡还盛情邀请曾祖父上中山寨过几日山寨生活，说山珍野味要让曾祖父吃够，山上野趣要让曾祖父玩够。曾祖父是带着几个手下人上中山寨的。这次他们虽然带了猎枪（准备围猎野兽），但山寨几道寨门对他们大开，毫不设防。各寨门口均提前有人守在那里恭候。
那几日曾祖父在山上玩得很开心，主人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排更让曾祖父对他倍生好感。在一次主客觥筹交错中，姓管的趁着酒兴向曾祖父提出一个恳求，要曾祖父同他叙庚结为异姓兄弟。曾祖父爽快答应了，于是在房外坝子里设香案，燃烛火，指苍天立誓，叩大地倾听，让群山作证，二人共谛了金兰之盟。曾祖父年长为兄，姓管的年少为弟。
在一次姓管的陪同曾祖父在山顶作饭后漫步时，来到北边草甸旁，那里有一块隆起的地势，如卧虎之状，东西向望过去都可见群山两个豁口，西向望可见如白带的大渡河，东向望是踏水场方向。曾祖父说，这个地脉好，我百年归天之后，若能葬在这里，在九泉下也会瞑目含笑了。姓管的说，兄长此话如果当真，江家族人也不反对，管某自甘成全兄长之愿。那时如果我比兄长晚走一步，余生定作兄长的忠实守墓人。记得家谱上记述昔年家乡“匪”情时，有“福泰公化敌为友，导匪为民” ，“中山寨围猎宴游之行，觅得一状如虎踞之吉脉地，遂自定为已身归天殡葬之墓地矣”诸文字，盖当指此事。

四
上辈人对我讲的曾祖父轶事中，他调停后来当过踏水乡乡长的黄伯勋，与后来当了踏水“义”字袍哥舵把子的胡春和二人间的过节恩怨一事，也曾让我听得津津有味。
黄伯勋祖上的老宅在踏水正街尾，与福泰号隔街二门相望，那宅子号名“翰香店”，是街上最老旧的房子之一。黄家后代分支多，到黄伯勋这一代分家时，黄伯勋兄弟俩在沫溪河南岸的马鹿山分得一间不大的瓦房和少量田土，由黄伯勋之弟自耕（这人在土改中评的成份是富农）。黄伯勋没有去从事农耕，他在分家后不久便做贩卖鸦片生意，从峨边彝区购回鸦片，分卖给各地烟馆，不几年功夫便很赚了一大笔钱，他用赚来的钱开始购置田产，又买了文昌宫前正街北尽头的一处宅基地，盖起了一座颇气派的大瓦房，挂的房匾叫“翰香浓”，本街上的人一般称作“新店子”，以示同黄家老宅“翰香店”的联系和区别。（这个“新店子”在解放后次年，前面大半房子便被街村农会占用，黄伯勋家人被赶到后面几间小房安身。再其后整座宅子被没收，最后作了踏水镇卫生院院址。）
胡春和比黄伯勋年长约十岁，他的家原先不在街上，在踏水场西方向离场几里的胡湾，家有少许薄田佃与人耕种。胡春和年轻时干过绿林勾当，后来也贩卖鸦片，自然也发了点财。他见黄伯勋在街上盖了“新店子”，也想上街买处旧宅盖房，到场上安家。此时已作了踏水“仁”字袍哥舵把子的黄伯勋对此竭力反对，说踏水街上不能让胡春和这样的人来落户，以免玷污街上人名声，并说胡的钱“来路不正”。此话传到胡春和耳里，胡之恼怒可想而知，他召集了几个昔日的绿林弟兄，对黄伯勋的一次贩卖鸦片之行采取了剪径行动。据说这次剪径的大致情况是：黄伯勋自在街上名声鹊起后，一般不亲自出马置办鸦片，而是派手下弟兄去代劳。在峨边县城的一个客栈，已置办好烟货的黄伯勋手下弟兄遇上了几个面生的同客栈投宿者，他们主动同黄手下弟兄搭讪，问其来峨边做什么生意。黄手下弟兄诳称来采购天麻、干笋之类土特产；对方则直言相告他们是来秘购“泥巴”的（“泥巴”是“鸦片”的隐语）。又说他们是外地人，此次归程想借道踏水过境，但不识去踏水的路，想同黄手下弟兄结伴同行。贩运鸦片的人，在归程中一怕被查毒的官府人员缉拿，二怕遭遇强盗剪径，如今有同吃“呢巴”饭的人相伴行，人多势众，路上风险自然会小些，遂答应了。从峨边到踏水要走一天的山路，行至途中一路边幺店“打尖”（进食之意），胡手下弟兄在食物中做了手脚，让黄手下弟兄吃了巴豆（一种泻药）。继续上路后，黄手下弟兄便人人犯了腹泻，不得不多次到路边拉稀。胡手下弟兄也佯作犯了腹泻，装模作样去路边蹲下作拉稀状。黄昏时行至离踏水约十五里的南山寺后面的五里松林坡时，黄手下弟兄说，过了南山寺，前面的路是大道，再拉稀不方便了，大家都在这松林里拉最后一次屎。胡手下弟兄原来就议定要在这松林坡对对方下手，此议正合己意。当黄手下弟兄一个个褪下裤子，蹲下身排泄时，胡手下弟兄始作解裤状，从裤腰上掏出的都是一把把手枪，一个个趋前将枪口对准黄手下的每一名弟兄，喝声“不准动，谁动老子的枪就在谁头上开花”。黄手下弟兄只有一人带有手枪，此时哪里拔得出？拔出一只枪也敌不过几只枪。这样黄手下弟兄便一个个束手就擒，都被绑在松树上，嘴中还塞进了毛巾，而他们背篓里的“泥巴”悉数被掠走，一把手枪也被收缴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征服者扬长而去。
此事发生后，黄伯勋根据种种迹象和分析判断，认定是胡春和一手策划的，遂带人至胡湾找胡春和“算帐”，但胡不在家。不甘扑空的黄伯勋便将胡母扣为人质弄走，给胡家人留话：胡干了什么对不起黄家的事他自己清楚，要胡春和识相到黄家赔罪退赃。在胡母被扣作人质后的第三日，黄伯勋的长子，年方四岁的黄熔在沫溪河边玩耍时也被人掳走了，此事自然是胡春和采取的报复行动。
此事闹大了，传开了，一方扬言要去胡湾烧胡春和的房子，一方则放出要打黄伯勋“黑枪”的警告。一时间，踏水场上乡间传言纷起，预测事态可能会如何发展的说法有多种。但传言未必就是事实，雷声大不一定雨点大，一时意气用事后往往会让人作冷静理智的选择，于是双方都希望能找到一种既解决问题又能体面收场的办法，而能作居间调停，防止事态继续恶化，进而平息事端的人选，在踏水场非既是乡场行政首脑，又是“仁”、“义”、“礼”三堂袍哥总舵把子的江福泰莫属。黄家和胡家都托人或亲自登门向曾祖父江福泰讨教，并求他作斡旋工作。曾祖父是如何居间斡旋的，上辈人并没对我细讲，他们只是说曾祖父要黄伯勋“得饶人时且饶人”，不妨学学他对中山寨的管某人“化敌为友”的策略；要胡春和不要违背绿林“规矩”，说“兔子不食窝边草”。我所知的事情的最后结果是，黄伯勋不仅表示不再反对胡春和在街上买宅基建房之事，还认胡母作了“乾妈”；胡春和则答应将劫走的黄的“泥巴”和一把手枪悉数奉还，将黄之子黄熔认为“乾儿子”。双方放还人质那天，先是胡春和让黄熔在自己肩上骑着“马马凳”，背着这个“乾儿子”到“翰香浓”，随同人员还在黄家门前燃放了一挂鞭炮。黄伯勋则雇了一乘轿子，自己亲自押轿，将胡母抬回胡湾，随同人员也在胡湾胡家门前燃放了一挂鞭炮。当晚，曾祖父在“福泰号”设宴，让黄伯勋和胡春和一起共吃了一顿“和气”酒饭。对于这场以闹剧始以喜剧终的往事，在年幼的我看来，曾祖父扮演的是仲裁者角色，这也是他息事宁人，“化敌为友”处世之道的又一次体现。
胡春和在场上建房并安顿下来后，提出要参加袍哥组织。曾祖父和黄伯勋认为，参加可以，但像他这种有过绿林生涯的人，参加“仁”字袍哥不宜，婉转以言开导，要他参加“义”字袍哥，说踏水“义”字袍哥目下人气不旺，要靠他去振势树威。又规定他在正式加入袍哥组织前，先要举行一次“金盆洗手”仪式，以示彻底同绿林脱去关系。
上辈人对我讲述，胡的“金盆洗手”仪式在文昌宫大殿里举行，场面严肃而隆重，三堂袍哥头面人物均到场，请出了三堂袍哥共奉的关羽圣像，焚香祷告后，用一个铜盆装着清水放于地，胡春和俯身在盆里洗了一会儿手，然后掏出一张纸，面对关羽圣像，宣读他的“誓词”。据说那“誓词”是家乡场上唯一的文秀才张世俊拟的，“誓词”的原文我记不全，只记得有如下意思：“春和年幼丧父，赖寡母X氏抚养成人。……春和年少时处世不慎，一度误入泥淖。幸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此洗心革面，恳求加入洪门。残年余生，不作伤天害理之事，勇为行侠仗义之举。……如有食言，人神共诛之。春和谨誓。”记得家谱上对此有如下记载：“福泰公促和黄胡之争，使地方二雄言归于好。黄胡二人对福泰公既谢且佩，二雄遂为福泰公之左膀右臂也。”
五

家谱上载的家族大事，我记得还有如下几件：
“接财神”。曾祖父有次亲自押着七、八担生丝到乐山卖，行至蔡金与杨家交界处，地名凉风垭的地方遭了抢。凉风垭那地方我很熟悉，那是我读中学时，从家乡到乐山的必经之地，那里路边有个幺店子卖茶水，店前有棵大皂角树，绿荫如盖，店中安放的几张桌子和皂角树下的一张石桌，供路过这里歇脚喝茶的人之用。那次曾祖父一行按往次进城一样在幺店子里喝了一会儿茶，一个个便迷迷糊糊昏睡着了。事后想起，这次给他们泡茶续水的不是他们熟悉的老板娘，而是一个面生的汉子。劫匪是使用了迷药之后作案的，他们弄走了曾祖父和七、八担生丝，撇下仍在昏睡中的挑夫不管，只在一个挑夫的胸前放了一封信，信文大意是：“准备银两若干，于X日前将银两放于大皂角树树洞里，我等得钱后，自当将人放回”。这无疑是绑架人质勒索钱财了。
劫匪绑架成年男子称为“接财神”，绑架成年女子称为“接观音”，绑架未成年男子称为“接金童”，绑架未成年女子称为“接玉女”。曾祖父被“接财神”的消息轰动了四方乡场，也惊动了四乡的袍哥组织。曾祖父是踏水场仁、义、礼三堂袍哥的总舵把子，四乡的袍哥组织便开展了营救行动。后查明是杨家场的义字袍哥组织的兄弟伙所为，踏水场义字袍哥的舵把子胡春和亲自出马，与杨家义字袍哥组织的舵把子会商，加上邻近乡场各袍哥组织施加压力，杨家场袍哥组织的舵把子答应叫兄弟伙无条件放人，那几担生丝也如数发还。家谱载，曾祖父被放回时，“披红戴彩，骑高头大马，沿途有杨家、蔡金、踏水三场袍哥组织的人员护送、交接，至踏水场口时，放鞭炮，奏鼓乐”。曾祖父被放回后，为答谢四方乡亲，在福泰号内和门口大街上摆了三天流水席，不论是谁，都可前来入席就食。
“争乡运动”。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设乡保甲制，犍为县政府将踏水场及所属全境并入石麟乡，不设踏水乡。踏水场与石麟场过去一直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单位，是连峰码头，所有踏水人自然不服。斯时，踏水各袍哥组织和士绅贤达会商，成立“争乡委员会”，由江福泰任会长，协调各方力量，一方面派士绅代表去向县政府请愿，一方面同石麟场方面作疏通工作。“争乡运动”历时大半年，在县政府对此事正犹豫不决之际，曾祖父坐滑竿亲自去县城拜访了那位前清的千总（曾祖父与这位千总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礼尚往来情谊），就踏水场设乡一事向他陈之以情，馈之以礼，争取到他的同情和襄助。这位前清的遗老，如今的县城名宿，遂联合县城其他名宿名流，向县政府进言，谓“踏水场历来为单独行政区划，若并入邻场，无异降格相待。该地民众素有淳朴厚道之古风，然亦有耿直强悍之禀性，如此事处置失当，恐激起民变………”，可能正是这“进言”，促成了县政府的决断，犍为县政府终于同意设踏水乡建制，辖一街保（一街即踏水场，为第一保）、九村保，共十保。初成立的踏水乡由“仁”字袍哥舵把子黄伯勋任乡长，我的八叔公江朝宗任副乡长。家谱载，“争乡运动中，江黄二家出力尤多，福泰公总摄全局，且行了关键一着棋”。此后便有“踏水是江黄二家天下”之说。其后又有“张、江、黄是踏水三大族”之说。张家，即我大姑老爷张俊壁那族，其说出现在黄伯勋卸任，张俊壁继任乡长时。
“福泰号遭抢”。家谱载，×年×月×日，“有盗贼乔作客商投宿福泰号，夜半下楼打开酱园铺窗板，致群寇举火把入”。盗贼把福泰号全家人驱至后院，叫统统坐在地下不许动，派了专人看管。曾祖父为保全家人免遭杀戳遂未作反抗。其余盗贼翻箱倒柜大肆掠财，用预先准备的大麻布口袋装值钱的东西。因声响太大，惊醒了遍街的人。“福泰公平日训练乡勇有素，闻警即起，鸣锣呼喊”。在众乡勇的鸣枪和呐喊声中，群寇持火把劫财奔逃。奔逃中，装钱的麻布口袋多个胀破或摔破。次日晨，“遍街都是散落的铜元、小钱，其厚积处盈尺”。
盗案发生后第三日，便得到了中山寨姓管的秘报，他此时已作了中山寨那一带地方的保长。他报告说，他已探得此次盗案系本地匪和外地匪合作所为，他们的老巢在牛王寨，盗贼目前正隐匿在那里。他要曾祖父立即组织人马去清剿，他愿随往。牛王寨所在的位置我知道，一次我随同我家雇请的女工周大姐到深山区打柴，经过牛王寨时，周大姐指给我看过。它在沫溪河的支流魏河的尽头，那是一座巍峨的高山，从山顶到山脚几乎都被浓密的树林覆盖，但它面向魏河的一侧则是一面壁立裸露的山岩，除下半截有些零星灌木和杂草外，半壁之上没有大树，到处布满龇牙裂嘴般的怪石。周大姐指着离山顶约两丈距离一处黑魆魆的地方对我说，那是牛王洞。我听乡场上人说过，牛王洞是《西游记》中牛魔王在家乡的一个行宫，说那洞子既大且深，洞中有石桌石床。我站在魏河源之滨的大路上，隐约看到有一条可从山脚到那洞口的路，路在山的下半部还有些坡度，路愈往上坡度愈陡，离洞口最近时，路几乎是垂直的了。周大姐说，牛王洞正面的这段坡路叫“钻天坡”，而洞口前那一段笔直的路，是在路两侧用木桩锲入石头缝，木桩上绑着一节节树条，做成登山的梯子，那一段路叫“上天梯”。于是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牛王寨是一处以洞为寨的神秘处所。
上辈人说，曾祖父他们那次去牛王寨清匪，接受中山寨管保长的建议，没有从正面去强攻，由管保长带路，从山侧面的一条隐秘山路先到峰顶，将一根根长长的绳子牢系在山顶大树上，人攀着绳子坠到牛王洞前。这从天而降的人马惊动了洞中藏匿的盗贼，他们便在洞中向洞外扣响霰弹猎枪。幸好有夜色掩护，并未伤着人。立稳了脚跟的曾祖父率领的人马也卧地用毛瑟枪开火，同时喊话，要盗贼出来投降。洞中的枪声停了，但却没有人出洞来。到天明时，洞中的人和洞外的人仍相互僵持着。管保长建议用火攻，说在洞口架起柴禾，火烧起来，山风会顺着洞口气流把烟雾飘进洞中，洞中的人使受不了。曾祖父说，山上到处是枯枝败叶，万一火把遍山惹燃，那会烧坏多少森林树木？我江福泰损失一点家财事小，毁了这里的森林资源事大，不能用火攻。说这牛王洞比不得中山寨，中山寨山顶有田有土，可以长期坚守。这牛王洞里只有石头，洞中的人预备的食物有限，只要封锁住洞口，他们的食物吃完了，自会乖乖出洞投降。
果然到了第三天，洞中便传出“我们愿投降”的发话声。盗贼先是把猎枪大刀之类武器扔出洞口，随后一个个举着双手走出洞来。投降的盗贼没有被五花大绑，只是反剪着他们的双手，押着他们沿曾祖父他们上山时的路径下山。
行至半山时，一个盗贼不知怎么弄断了反剪双手的绳子，往密林深处狂奔。便有两三个来清匪的人去追他，管保长跑在最前面。那盗贼慌不择路，专往林深树密方向奔逃，而管保长是山里长大的，比他跑得更快。眼看二人距离贴近，管保长伸手就可抓住他。忽听“咔嚓嚓”一声响，二人的身体同时往下坠，眨眼间便消失了。等人们赶过去一查看，原来那里有一个山中猎人猎兽用的经过伪装的陷坑，两人都掉到了陷坑里。陷坑里倒插着无数削尖的竹刀，几把竹刀从他们的胯下直插入腹肚，二人的肠子都被挑出来了。把他们从陷坑里拉上来不久，二人便都先后断了气。
管保长是葬在中山寨草甸旁那块状如虎踞的吉脉地上的。有人曾对曾祖父说，这块吉地不是你选中将来作你的灵寝的吗？是否给管保长另择个下葬处？曾祖父说，他管某人也应该享受这吉地。现在他先葬在这里，以后我也葬在这里，我们在阴间正好相互陪伴照应，他是我的好兄弟！

我九岁那年第一次上中山寨为曾祖父祭扫坟墓时，看到的是一个又大又高的圆土堆，类似于后来我在成都武侯祠见过的刘备的衣冠冢。土堆底部镶砌着一圈由大卵石垒成的护冢外墙，约二尺高。从坟堆后方可以踏着几级石阶登上冢顶。我跑上冢顶，四顾一望，觉得这冢俨然就是一座小山包。冢顶上长满了茂盛的青草，夹杂着一些野花，还生长着几棵树径碗口大的杂树，不知是当年造坟时栽下的还是后来自生的。我问大人们，曾祖父的坟为什么这么大？大人们说，坟里埋的是两人的棺，一是你曾祖父的，一是你曾祖父的一位姓管的结拜兄弟的。我记得我去世的前两位曾祖母的坟不在这里，她们的坟都是椁。我问曾祖父的坟为什么没有椁？大人们说，你曾祖父临终前有遗言：就把他的棺葬在管姓兄弟坟的旁边，说管姓兄弟的坟没有椁，他的坟也不造椁，这同管姓兄弟才是平等。说他的坟造好后，再用土将两座坟垒大垒高，使二坟连为一体，成为双人合葬墓，让后人来祭坟时同时祭了两位亡人，不分彼此。在坟前焚香叩拜时，我又发现墓前两座碑石上没有文字，只是竖立着的两块光光的大青石板。我问大人们，为什么没有碑文？大人们说，这叫无字碑。我不懂无字碑是什么意义，大人们说，这叫“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无言胜有言”。
祭了曾祖父与他管姓兄弟的合葬坟后，我们去山顶上的那几户茅舍农家，给每家都送了点小礼物，拜托他们好好看护那座合葬坟，特别叮咛不要到那坟顶上去放牧，以免牛羊践踏坟顶上的青草，惊扰亡灵。那些农人说，这些他们知道，坟他们是一直好好看护的，那坟里也埋着他们的祖先呢。于是我明白，这些农人就是曾祖父管姓兄弟的后裔。
解放后，我就没再去祭扫过曾祖父的坟，此后几十年，也没再去过中山寨。我不知道那坟现在是否还存在。在解放后的初期，乡间曾掀起过一阵捣毁地主、恶霸家祖坟的风潮，民间谓之“抄坟”。踏水场附近乡间，江氏家族中，包括我祖父在内的几位祖上的坟就是那时被捣毁的。（祖父死于江家鼎盛期，他的坟造得气派，是一墓双椁，另一椁是为阿婆预留的，可叹阿婆死后已无法享用了。）“抄坟”不仅要挖开墓堆，还要拉出棺木，让棺木里的尸骸白骨现天。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追加惩处，也是对逝者活着的后人名声和精神上的一种羞辱和打击。我想起历史上，臣子若是死后若干年，被揭发出有不赦之罪，皇帝往往会下令对其“抄坟”鞭尸。我也知道在民间，若是有人对仇家怀有刻骨之恨，实行的一种报复手段便是偷偷去“抄”那仇家的祖坟。我没考证过这是一种上行下效之风，还是一种上随下习之举。如今，对曾祖父的坟是否还存在我可以不必索怀，我只希望，这种“连死人也不放过”的民族促狭心理，在我们的后代人身上断根。
六
江福泰于何年去逝我没搞清楚，只记得我大约五、六岁时，在福泰号做过一次“道场”，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纪念他去世周年还是三周年。那道场很盛大，福泰号门前那条正街都搭起棚架，用白布把整条街的上空都罩住，支撑白布的棚架上挂满了纸人、纸花、纸马、纸车等，说这叫做“瞒天过海”。福泰号门口那个有瓦棚的敞口坝子挂着十二阎罗殿的大幅彩色像，端公们又打法器又念道士经。堂屋里蜡烛红亮，香烟缭绕。阿婆告诉我，“你祖祖（即曾祖父）去世时，做的道场比这次还闹热，踏水场的四条街都做起了‘瞒天过海’”。我想，这用白布把街罩起来，大约是表示全街都在为逝者吊孝。
江福泰去世前主持了家产分割，将一个大家族分为四家。我有记忆时，我家已单独立了门户。据阿婆讲，江福泰分割家产时，对我家给了特别照顾，说他的家业有一半是我祖父挣下的。我家、八叔公家、九叔公家、幺叔公家各分得了可年收租谷60石的田，按地主与佃户田产五五分成原则计算，各家分得的田约60亩。那时幺叔公尚小，与曾祖父、继曾祖母住在一起，另提留可收10石租谷的田，作为曾祖父养老之用；曾祖父过世后，则作为祭祀祖先之用。我家还在乡下分得了一座枷担形的大瓦房，无偿提供给租种我家田最多的佃户李××居住。李××在解放初期任乡农会主席，后据说与我家划不清界线被免职。我家另外还分得了两处山林，其中花坟湾那处山林原有树木不多，是阿婆雇人遍山种上了杉树、松树，到解放时已成林木蓊郁气象。分家后，我家、九叔公家、幺叔公家都用分得的现金在踏水街上另买了房子，八叔公家没在街上买房，他家仍暂住福泰号，1948年福泰号归还黄家时，他家即迁居在离乡场约三里的江曲房山上分得的一座大三合院瓦房。我家将在正街上买的那座房改建后，在门楣上挂出“福利浓”的牌匾，原福泰号经营的酱园铺全由阿婆继承和经营，从继承祖上旧业这点看，我家虽非江福泰嫡亲，却是他嫡传衣钵后人。
江福泰的田土，是由白手起家，经商致富购买的，这是地主土地来源的一种方式；我家的田土，属遗产继承，这是地主土地来源的另一种方式；有没有强取豪夺，霸占农民土地而成为地主的呢？我想是有的，而且可能多，不然教科书上不会特别宣传后一种。
福泰号在分家后，特别是江福泰去世后，其声势的显赫就每况愈下了，其四个子嗣中，没有一家能重振福泰号当年雄威。尤其是九叔公家败落得迅速，他嗜吃鸦片，临解放时已将分得的田土几乎卖光。他无子嗣，土改中潜逃失踪，肯定流落他乡致死，他这一支算是绝了后。而其他三家虽经种种磨难，却都有子孙后代繁衍生息，只是各有既相似又有所差异的命运罢了。
福泰号的真正末日自然是蒋家王朝覆灭之时。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旧世界要打个落花流水，新秩序要建立起来。依附于旧世界的福泰号的命运，正是覆巢之下无完卵的结局。它的百年沧桑史，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段的走向。

故园情结
在大渡河流入岷江的西南岸，矗立着一座嘉定古城（今乐山市），在大渡河与嘉定古城以下的岷江段之间，有一片广袤的土地，这片土地的腹心处，距乐山和沙湾都有数十里之遥的一带被称为“铜河（大渡河）心”（意为铜河腹心区）。我的故乡就是“铜河心”一隅的踏水场，它在解放前是一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乡场。

踏水场座落在岷江支流沫溪河畔的一座小山丘上，街道呈丁字形。丁字形的一竖叫正街，约百米长；丁字形的一横，向左的叫鸡市坝街，向右的叫油房拐街，横竖交叉处是过去乡政府，如今踏水镇人民政府的所在，解放前那里又叫“文昌宫”；丁字形的一勾，叫猪市坝街，是踏水场的下场口，从那里下两段石阶，便可抵达绕场流过的沫溪河岸。过去，这里河上有一座石桥，四墩五孔，桥面由五块宽不足1米，长约3米，厚约10公分的石板水平铺盖。桥两端都有用条石砌成的凸向河中的桥头垒，使河面在这里变窄些便于架桥。桥头垒下比桥面略高二、三十公分，桥的两端靠桥上侧处，各有一座石狮头。平常时候，桥面距河面有1米多距离。夏天下大雨水涨，河水常常漫过桥面，往来的人就得踏水而过，踏水场故而得名，那桥就叫踏水桥。踏水过桥自然有危险，这时的河水便由青绿变得浑黄，流水也由平时的舒缓变得湍急，洪水被桥面阻遏，会在桥中央处翻卷起数道大浪埂，冒险踏水过桥者受到大浪冲击，失去重心便会跌入波涛汹涌的激流中，十之八九会丧身。解放前，每年夏天，总要发生几起这样的悲剧。因而桥头石狮兼有水标功用，洪水淹没了石狮，便是警告人们不能再过桥了。

踏水场的场北场南各有一棵树龄逾百年的黄葛树（榕树），场北一棵在场的制高点官山脚下、小学校的后面。老树枝繁叶茂，像一把巨伞笼罩着街房，从四乡来踏水场的人，远远就能望到它那硕大而浓密的树冠。场南的一棵也不小，它扎根于踏水桥临岸的两道石阶之间，夏日，便成了乡人们憩歇纳凉的好所在。

踏水场文物古迹不多，过去的乡政府（解放前叫乡公所），更早叫文昌宫。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文昌宫的庙匾尚未毁，彼时的乡公所内尚有文昌宫残存的孑遗，其中有一口一人高的青铜大钟还停放在进大门左侧的一间房内，上面刻满了捐资人的姓名。此外，算得上古迹的有二处：一是场南那棵老黄葛树下的“三尊佛”，我在《大脚菩萨与草鞋》中作了记述；另一处是油房拐街尽头往前走约数十米，临沫溪河的高岸一垄田坝边有一个“字库”，它像一座五层小塔，塔基是六棱柱形，高可及胸，正面刻有“敬惜字纸”四字。“字库”是专门用来焚烧有字的废纸的，从前乡人认为，有字的废纸不能随便烧毁，否则会瞎眼，必须集中起来投进“字库”的洞孔内焚烧。幼时，我常见一位老者提着字篓，用一把竹钳捡拾街上遗落的废字纸，然后到“字库”去焚烧，燃烧废纸的缕缕青烟便从塔尖的开口中袅袅升起。场西七、八里，沫溪河的支流魏河之滨，有一座硕大的整体山岩，岩石上有一组雕刻年代不详的彩绘石刻像，其中最大的是一尊千手观音像，其两侧有飞天和小佛像，至今仍保留完好，乡人谓之“佛咡岩”。我估计那可能是踏水场最有价值的古迹了。除上述之外，解放前，场的四周附近庙宇甚多，有自来寺，九龙庵，古传寺，南山寺等，各有建筑特色，香火也颇旺盛。尤其是办庙会时，寺内寺外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还有卖各种零食的小摊贩蜂拥而至，此起彼落的叫卖声和时断时续的鞭炮声，使那里的气氛祥和而热烈。

我的故园情结与沫溪河脐带相连，永不能割断。

沫溪河发源于离故乡约三十里的五老山山麓，上游是浅浅的小水沟，沿途接纳了无数溪流、山涧水量后，水量渐丰，水面也逐渐变宽。它在一个叫“四方碑”的地方流入故乡境内时，河面已有二、三十米宽了。沫溪河的流向是蜿蜒东南行，经踏水场、石麟场，再到西坝镇汇入岷江。沫溪河在一路流淌中，因地势、地貌不同而呈现多姿多态特色。在地势平缓处，水流比较慢，水深一般在1—2米，属浅水区。不发洪水时，浅水区水色是淡绿的，无风时水面波光粼粼，起风时水面绿波荡漾，河水清澈见底，可见鱼儿往来游弋。两岸树木、竹林倒映水中，好似一段绿色玉带的黑色镶边。河水流经河床高处，似欲夺路而去，便形成一段河滩，奔泻的流水冲涮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卵石，发出哗哗声响，翻卷着无数白色水花。有的河滩中还有淤积而成的小沙丘，上面茅草簇簇，时有小鸟起落其间。滩的尽头，往往是一段深水区，那是河床被滩流淘涮，日积月累形成的深坑之故，乡人把它叫沱，水深3、5米至7、8米不等。沱水的颜色是苍绿的，河水在沱中似乎静止了，如一泓凝固的碧潭，是河中鱼儿最集中的地方。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沫溪河的鱼似乎特别多，我和小伙伴常到河滩上或浅水区摸鱼，凭经验瞅准一个可能藏鱼的石头，小点的石头独自一人把手伸进石头缝隙里，大点的石头两三人合围，一个上午或下午，摸二、三斤鱼是家常便饭。用摸鱼方法所获的多是鲢鱼或刺婆鱼，这两种鱼最喜欢藏在石隙里。不下水在岸上钓鱼也可有获，春末夏初蚕茧熟了，用蚕蛹钓鱼鱼儿最易上钩，我幼时常见一些人不一会儿就会钓上上百尾的鱼。不过这通常在浅水区钓，钓上的多是肚腹两侧各有一条墨线的小鱼；要钓大鱼还得到深水区去，所用鱼饵一般要换成蚯蚓。听上辈人讲，他们幼时，在沫溪河边淘米或打整（方言，择洗之意）鸡鸭，香味把鱼儿吸引到水边，用筲箕或盆子也能把鱼儿舀上来。

捉螃蟹和石巴鱼也是儿时的两大乐趣。如有人到河边清洗鸡鸭，讨一节鸡鸭肠子，用细绳带拴牢肠子，再坠一小石头，站在桥上或岸边，把绳带垂到河中乱石处，便有藏在乱石中的螃蟹爬出来，用它的大钳夹肠子，夹住就不放，这时赶快把绳子往上一提，螃蟹就被提到岸上了。这种不用鱼钩的吊蟹法，吊到的多是大螃蟹，但数量有限。想多得螃蟹，得到刚刚干涸的河滩上，搬开石头，不少石头下总有螃蟹。将螃蟹放在锅里烘烤，变成红色，味真鲜香。捉石巴鱼要费劲些，但石巴鱼特好吃，它无鳞无刺，通身只一根骨头，肉质细嫩鲜美。石巴鱼有个特性，爱附在水下石板底部，据传以食石浆为主。捉石巴鱼至少需二人合作，带一个稀眼筛子，在河滩或浅水区，凭经验瞅准一块状扁平的水下石板，一人将石板抱起，在石板未出水面前，另一人将筛子伸向石板，石板一出水面，附在石板下的石巴鱼就会自己掉到筛子里。

我父亲是捕鱼高手，他捕鱼多用网，偶用垂钓。他织的网分撒网和拦网两类，故而捕鱼手法也分撒网网鱼和拦网网鱼两种了。我幼时，常随父亲到沫溪河网鱼。撒网网鱼一人操作即可，在洪水初退，水色尚是浑黄时，寻一水流不甚湍急的洄水处撒网，无需放饵。河水澄清平缓时，在洄水处，撒几把碎米下去，稍候片刻，所获更丰。用拦网网鱼就需要多人合作，在河流浅水区下端布置一道或两道抵岸的密眼网作拦鱼之用，在上游深水区再布下稀眼网，然后人在水中，用脚趾勾住网坠将稀眼网逐渐往下前移，谓之赶鱼。在赶网前移过程中便常有大鱼被网套住，要及时取下。上下游两端网的距离越近，水也越浅，鱼的活动范围也愈变小，鱼儿便会在水中乱窜，被上下两道网套住的鱼也愈多。踏水桥上游有一名为“洗簸沱”的深水鱼窝子。有一次，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伙曾用此法，在黎明时分，趁沱中的鱼夜晚游到浅水区活动觅食尚未回沱前，在沱的边缘下稀眼网，在浅水区尽头靠近河滩处下密眼网。几个人下水赶鱼，包围圈逐渐缩小时，便见上下两网之间的水域内，不时有鱼儿从水面跃起。当上端的网前移到离下端的网只有五、六米距离，水深仅及小腿时，只见上百条鱼儿从水中高高跃起，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翻过下端固定的密眼网落水，向河滩处游去了。这叫鱼“飞”了。飞的都是沫溪河特产的青波鱼，大都在一斤以上。但见白花花的一片片飞鱼在空中闪亮出耀眼的白光，鱼肚的白色与水的绿色相映衬，形成一道壮观风景，真是目不暇接。那次父亲直叹息没带撒网来。不然，及时用撒网在河滩上捕捉，也会网到不少越网而逃的鱼。父亲“赶鱼”最大的一次收获，是网到一条二十多斤重的大鲢鱼，拿回家放在大澡盆里，鲢鱼的长度围了大澡盆大半圈。

看小鱼船用鱼鹰在沫溪河捕鱼也是我儿时的一大乐事。小鱼船的渔主在捕鱼区上下游两端布下拦网后，将鱼鹰逐下水，鱼鹰在水下追逐一番，一只只鱼鹰便会叼着鱼浮出水面游到小鱼船旁，渔主用竹篙搭乘起鱼鹰，从鱼鹰嘴中取下鱼投入船仓，捕获量往往有数十斤。鱼鹰捕鱼一般在浅水区，因鱼鹰潜水不深，沱中的鱼难以捕捉到，得用水獭。我儿时只见过一次用水獭捕鱼的。据说水獭不像鱼鹰一样易饲养，驯化不佳的水獭一入水，有时便不再回到渔主那里，作自由的鱼猎手去了，对渔主无疑是一笔大损失。每当鱼鹰捕鱼时，便有一些乡人带上自家拦网，在渔船的捕鱼区内，站在岸上将自己的拦网撒出去，撒出的拦网虽不远，但逃急了的鱼也有自投罗网的，这网到的鱼便归撒网人了，渔船主也不计较别人蹭点便宜，大家相安无事，乐在其中。鱼鹰捕鱼后，是撬鱼的好时机。受过鱼鹰追逐的鱼，往往躲进河中大石头中不出，用撒网或拦网将大石围住，用结实的木棒劈尖的一头插入石头缝，撬动石头，躲在石头里的鱼便会逃出来，正好撞进布下的鱼网里。

沫溪河中鱼的种类很多，除青波鱼、鲢鱼、鲤鱼，还盛产青鱼杆（细鳞，青褐色，肉比青波鱼鲜嫩）、土凤鱼（细鳞，白色，刺多而细，肉鲜嫩）、白甲鱼、桃花鱼等。如今身价昂贵的甲鱼（乡人称之为团鱼），沫溪河也不鲜见。我在儿时，见过一个绰号“赵团鱼”的外乡人，每年都要来沫溪河捕甲鱼。他不用任何工具，凭眼力就能认出河中哪处岩缝或沙坝中有甲鱼。他背着一个小麻布口袋沿河逡巡，半天功夫便能捉回大半口袋甲鱼。后来据说他在一个水中岩石洞里摸甲鱼时，被水蛇咬了，中了毒不治而亡，有人说这是他杀生过多的报应。我二表弟还有过一次捉甲鱼的奇特经历。那时他不到十五岁，夏日在沫溪河里洗了一会儿澡，坐在沙滩上休息，忽然觉得坐下的沙土在松动，起身一看，沙土中露出甲鱼青褐色的背部。他扒开沙土，竟然捉到了一个四斤多重的大甲鱼。解放前，甲鱼价并不很贵，大约只相当普通鱼价的2—3倍，我幼时吃过不少。

故乡除沫溪河盛产鱼外，它的许多支流也产鱼。一条叫后槽子沟的支流盛产泉水鱼。这条支流的源头是一个溶洞，溶洞直通十几里外福禄的大渡河。后槽子沟的水比沫溪河更浓绿，水温也低得多。所产泉水鱼据传以岩浆为主食，无鳞，独刺，肉质细腻，鱼本身富含脂肪，煎烹时可不用油。儿时我到后槽子沟一个亲戚家玩，亲戚家的孩子和我一起，用麻柳树叶在他家水碾里压成浆，在沟河里的一处潭水中毒鱼，捕获泉水鱼十多斤，均是每条半斤以上的鱼。
故乡溪河中的鱼，曾给予乡人多少口福，也让乡人获得过多少捕鱼的快意。

我的故园情结又是被那里的山，山上的野生动物们魂牵梦绕着的，永不能释怀。

踏水场的四周是平坦的小坝子，东边和北边的坝子窄些，宽约2、3里；西边和南边的坝子宽些，宽约3、4里。坝子之后是浅丘区，浅丘区之后是山区，其纵深处为崇山峻岭。幼时我听上辈人说，入夜，常有从丘陵丛林中窜出的野猪，到踏水场外沫溪河边的玉米地里啃吃玉米棒子，不过这景象我未亲睹过。幼时我见得最多的是出没无常的野兔、獾子之类小动物。浅丘区的路，蜿蜒在两旁长满灌木和高过人头的茅草林中。人在行走时，常冷不防有野兔或獾子从路那边窜出，从你面前跑过，窜入另一侧的灌木和茅草中。那时，带着猎枪到浅丘区打中一两只野兔是轻而易举之事。丘陵区的草深林密处，还有小熊猫、九节练（身上长有九道黑色圈环，故名，我不知它的学名）、狐狸之类较大的野生动物，它们白天不露身，深夜才到田坝上觅食。乡人用肉（各种肉均可）做成肉丸，中间放了炸药，夜深时放在有它们足迹的山路上或田埂上，回到家中耐心等待。听到一声巨响，便去放肉炸弹的地方，一只被炸死的较大野生动物便唾手可得，我多次见过和食用过这被炸死的动物。放肉炸弹必须在夜深人静路上无人时，黎明时肉炸弹没响，要立即取回，免得误伤行人。深山区则是野鸡、山猴、豪猪、豹子们的领地，至于各种鸟儿就不用说了。故乡的深山区有两处寨子，一叫中山寨，一叫牛王寨。中山寨有我家一座祖坟，儿时，我随大人们去那里祭过几次坟。从中山寨山脚沿着山路往上攀登，路两侧的林子里时有野鸡扑楞楞飞起，山猴在树枝间飞越。愈往上攀林木愈茂密，参天大树遍山都是。这时就得警惕有豹子、豪猪出没了，所以我们上中山寨每人手中都要拿根木棍，以备紧急时防身。

故乡的深山区有两处最险要的山峰，一叫中山寨，一叫牛王寨。中山寨有我曾祖父的坟，我幼时曾两次为祭坟上过中山寨。我们先是沿着沫溪河的支流魏河往山里走，过了“佛咡岩”再走几里路，又沿着魏河的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沟支流往更深的山里走。这条小溪沟愈往上沟面愈窄，水流也愈细。走到一处巍峨山峰前，大人们说中山寨到了，可路也断了，小溪沟亦是尽头了。这溪沟的尽头是一块布满碎石和细沙的水浸区，水深仅及脚背深，我们要脱下鞋袜涉水才能走近山脚，那山脚处才有上山的路。我涉水过水浸区时，觉得水很凉，水面到处有往上翻涌的白色气泡。大人们告诉我，这气泡是从沙石底下涌上来的水形成的，说山的后面是大渡河，大渡河的河床与这里在一个水平面，大渡河水通过这座以石灰岩为山基的重重岩石溶缝浸到这里，便成为这条小溪沟的水源。我还发现就在这浅狭的水区里，居然还有许多寸许长的小鱼在往来游动。它们时而聚成团队，时而又分散各游。

中山寨的山脚处是n字形的平坦地，地上长满爬地草，也有稀疏的树木，据说当年曾祖父他们攻打中山寨就扎营在这里。我们沿着一条被踩踏成的路走过半坍塌的第一道石寨门，再循着逶迤的山路一步步往山上攀登。路两侧的林子里时有野鸡扑楞楞飞起，山猴在树枝间往来飞越。愈往上攀林木愈茂密，参天大树遍山都是。大人们说，临近第二道寨门的这段山路最易出险情，要提防有豹子、豪猪从路两侧的林子窜出来，所以我们每人手里都握有一根木棍，既当拄路杖，更为了遭遇野兽时当防身武器。过了第二道寨门，山路便平坦了些，在几处路宽的地方能看见林梢上的天光，时不时能看见有老鹰在林梢上空盘旋，猛然间会俯冲下来追杀暴露了目标的林中鸟儿。但鸟儿们似乎对此早学会了应对之策，老鹰刚一俯冲，它们便叽叽喳喳尖叫着低飞进林深叶茂的安全区去了。大人们说，老鹰不敢往林子里俯冲，否则，树枝会折断老鹰翅膀。

在中山寨顶曾祖父的那座大坟前，我看见附近的草旬里有为数不少的野兔往来追逐撒欢。人说兔子胆小，可这里的兔子有的竟然跑出草旬离我们只十来步远，后腿踞坐了地，提起两只前腿，似乎在好奇地观察着我们这群祭坟人的叩头、洒酒动作。我还看见草旬的那头，出现了两只比兔子大得多的野生动物，它们的颈子很长，耳朵很大，皮毛是棕黄色的，一只还长有角，也在远远地窥看我们。大人们说，那是狍子，是一公一母。无伦对于兔子，对于狍子，我们都没去惊扰它们。我们是来客，它们原本是这里的主人，客不能犯主！

在中山寨的农舍前，我还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农人在草房前的坝子里给鸡群撒食时，进食的鸡中有几只同别的鸡显然不大一样，它们的羽毛特别亮丽，腿也长些，坝子边一棵李树上，还站在一只羽毛红亮，尾羽特长的雄鸡。农人告诉我们，这几只长相特殊的鸡不是家鸡而是野鸡，说他们给家鸡撒鸡食时，林子里的野鸡往往会飞来同家鸡一起啄食，说那树上的是雄野鸡，每一次它都不先下来进食，而是站在树上替它的异性伙伴当哨兵。说它若发现人有侵害它伙伴的迹象，会一声打鸣，地上进食的雌野鸡便会立即飞落到树上躲避。农人说，这山上的野鸡同家鸡一同进食的现象，他们习以为常了，从来不采取干涉行动，说家鸡野鸡原本就是同一祖先啊！农人还说，野鸡虽然会飞，但飞的距离不长，只能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息一下再飞到另一棵树上，而它们天敌的本领都比它们强得多，它们在林子里过的是朝不保夕的苦日子，所以人对它们要有善心，不要再去加害它们。

故乡的崇山峻岭中曾有老虎，我幼时多次听说老虎下山咬死农民耕牛的事。就是到了1950年，地名为深山的农民还捉到过一只小老虎，用铁笼装着送到场上的乡农会，据说后来送到成都动物园去了。我亲眼见过这小老虎，它身上的毛色还不很黄，略呈黄褐色，一条条“阳尘吊”式的黑色花纹布满身躯。乡人说，老虎和豹子的区别，老虎的皮毛是“阳尘吊”，像久未清扫的老屋里梁上垂下的“阳尘吊”；豹子的皮毛是“铜钱花”，像无数铜钱镶嵌在上面。最令人不可理喻的，是故乡有过“人熊”（野人）的传言，说这种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的熊抓人时，用熊掌在人的后面拍住人的肩膀就哈哈大笑，说这时你千万别回头，回头就咬住你的颈项。你可以手上套一个没有节的竹筒，反手伸给人熊，人熊抓住竹筒，你的手从竹筒中退出，才可能脱离熊掌。

故乡的山是多么神秘，故乡的野生动物曾多么繁盛不衰啊！

我上中学后便很少回故乡，偶尔回去一回，住的时间也短暂。只有1974年我因养病回故乡住的时间较长，将近一月，住在二表弟傅大其家。那时，踏水场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仍是那四条短短的老街，仍是那些百年老房，仍是不能通班车的狭窄古道。只是老街上一些门面刷了油漆，一些人家在后院盖了些新的平房，通了电，用上了自来水而已。但“三尊佛”没有了，字库没有了，附近所有寺庙，更早在解放后不久就全拆毁了，原址改作了耕地。感觉最大的变化是沫溪河中的鱼少了。一日，二表弟想为我捕点鱼增加营养，提着撒网出去网了两个小时，只网到一个四两重的小甲鱼。他说也网到一些小鱼，个头太小，又放生了。问及鱼少的原因，他说故乡历来产煤，近几年小煤窑增多，煤窑上的雷管、炸药流失严重，不少人用炸药炸鱼，连鱼秧都炸死了；加上一些农民用农药毒鱼，使一段段河里的鱼遭受了灭顶之灾；还有就是有两家较大的煤矿，炼焦煤排出的黑水，几家小纸厂排出的污水，使河里的水受到污染，鱼儿的生态环境恶化了。我又问起丘陵区、深山区野生动物的情况，他说，1958年大炼钢铁砍了许多树，后来农业学大寨开荒造地，植被破坏严重，不仅浅丘区没有野生动物出现，连深山区也难寻其踪了。

自那次回故乡后一别又二十多年，当我退休后再次回到故乡时，我的第一印象就把我惊住了。这次是从乐山乘直达班车返乡的，公共汽车行驶在高等级公路上，几乎没有颠簸之感。我数着沿途经过的乡镇，故乡越来越近了。当汽车停在一个像城市十字路口的小广场时，我问售票员，踏水还有多远？售票员说，已经到了。我走下车来，眼前是一条宽宽的、笔直的三合土路面的街道，两旁是一色崭新的楼房，几乎所有的门面都用于商业经营；十字路口又横出另一条街道，路面也是宽宽的三合土铺就，两旁也是一家连一家的楼房，只是这条横街的那头还闲空着，搭起了一些脚手架。这天是闲场天，不赶场，街上人并不多，但那些商业铺面仍开门营业，也有人进人出。这就是故乡的新场！经人指点，我才从长街的中部找到一处高台阶，踏着这熟悉的石阶，走进了紧挨新场的老场。老场的街并没多少变化，倒是街面经多年踩踏，不少地方已经坑洼不平，有的地方还有裂缝。不过，挂着镇人民政府的原乡政府内，矗立着一幢办公大楼，楼前宽大的院子里停着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

我走进老场上二表弟的家，他的家前边没多大变化，但后面新扩了一排平房，修了一圈围墙。二表弟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又是一家社办企业的法人代表，对踏水这些年来的变化他如数家珍。据他告诉，新场那条长街长500米，南尽头直达沫溪河畔，北尽头以后还可再延伸。横街长300米，直抵大沫水电站。大沫水电站是引大渡河水经涵洞入沫溪河，利用两河的巨大落差发电的，解放前就有水利专家提出过这一构想而未能付诸行动。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国家投资和地方集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成了。

为了怀旧，我想踏着我儿时熟悉的老路，绕踏水场走一圈。我从猪市坝街出场口下两段石阶来到沫溪河畔，原来那座石板铺的桥已不复存在，架起了一座高高悬起的铁索桥。我站在高悬的铁索桥上俯看河水，河水汹涌奔流，水量之丰相当于从前沫溪河发大水，过去我熟悉的河滩，河边的一些大石均不见了。这是大沫水电站日夜排放的大流量水汇入沫溪河的结果。望着这有些发黄，水面浮着白沫的河水，我的两个念头产生了：有了铁索桥，踏水过桥的危险没有了；在沫溪河里捕鱼恐怕真的不容易了，场上人吃鱼只能靠塘养的家鱼了。我问一个过桥人，这铁索桥怎能通汽车？到石麟的汽车怎么过河？过路人指着上面不远处的大沫水电站说，那里有一座钢筋水泥的大桥，到石麟的汽车从那里过河；再上面还有一座周坝大桥，是通往管山煤矿的。我返回场这岸，想从这里沿沫溪河畔去油房拐街，从前这儿有一条小道，但一看，由于河水增高，那条小道已被淹在水里，无法通行。我返回踏水老街，从油房拐街出去想去河边，从前这儿也有一条便道。但没走几步，就被一座垃圾大山挡住去路，无法计数的各种颜色的废塑料袋在高高的垃圾山上显得分外刺眼，也使我的心一凉。是的，踏水的镇容扩大了几倍，常住人口也增加了几倍，现代文明的进步，乡村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改善，可这样处理垃圾，与故乡新场的新气象、新气派是多么不协调啊！

我脐带相连，魂牵梦绕的故乡，这么多年来，你获得了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但似乎也失去了一些令人怀念的东西。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6-15 16:10:20

民俗四题
大脚菩萨与草鞋

旧时，在川南乡间的一些通衢路口，常可见到由一连三间石龛组成的一座佛龛群。因三间石龛中各供奉着一尊佛，该地也往往被呼之为“三尊佛”。三尊佛中，靠右的一尊是观音菩萨，居中的一尊是大脚菩萨，靠左的一尊是“泰山石敢当”。观音菩萨为送子观音坐像，求子嗣的人来敬献香火毕，往往把额外多带来的香烛搁在石龛内，把灯油倾在莲花座下的一个油罐里。“石敢当”菩萨其实不是佛像，是矗立的一长方形石柱，正面刻“泰山石敢当”五字，背面刻“南无阿弥陀”五字。据说那是护路驱邪之神，有它镇守处，诸鬼不敢趋近作祟。
居中的大脚菩萨很有地方特色，为他处所少见。其为盘膝坐佛，一双赤脚特大，据说是专祐人们走路稳健平安的佛神。有趣的是，他的肩头、耳畔、颈部，总挂满一串串草鞋，男女大小各式鞋均有。他不受香火，专受善男信女敬献的草鞋祀礼。草鞋价廉，一般信奉他的人都孝敬得起，可见他胃口不大。更有意思的是，赶路人——尤其是那些作苦力的挑夫背妇们经过他这里时，若自己穿的草鞋坏了，行路不便，便可以径自去他身上取下一双换上。据说这不但不会开罪大脚菩萨，反倒正合他的佛意，也遂了献草鞋者对社会行善积德的初衷。不过，取用者若下次经过这里时，要回敬他一双或多双草鞋，以弘扬善善循环相报之佛旨。

“乾保保”与“露天保保”

让小孩认乾爸乾妈，这一民俗在全国皆通行，但在四川一些地方，乾爸乾妈的称谓却叫“乾保保”，简称“保保”。认保保的目的，总是希冀“保保”保孩子命大福大，其命意昭彰，且省略了“爸妈”这种性别区分。
认“乾保保”的仪式较正规隆重，相认后若两家能认真对待，关系便日进。这里要说的，是乐山一带有种与认“乾保保”既相似又有区别的认“露天保保”，也很有意思。何谓“露天保保”？且以笔者幼时的一次亲历来说明。
我幼时多病，乾保保认过不少仍难奏效。一次大病将愈未愈之际，听邻人向家人建议，“该让孩子去‘闯拜’认个‘露天保保’了。”于是在一日拂晓时分，被家人带至场头路口，家人还随带了些香烛鞭炮之物。驻足伫望多时，晨光熹微中远处出现了个人影，便听家人说：“来人了，准备好！”不久又听家人说：“不行，人太小了。”原来走近来的是个牧童。又等了一会儿，一个运煤的挑夫扁担悠悠，脚步翻飞，由远而近行至跟前。在骤然响起的鞭炮声中，家人把我推至路口，令我向来人纳头跪拜，并口称“拜谢‘露天保保’”。来人先是一怔，接着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便放下挑担，在点燃的香烛前，按家人要求为我取名、祝福，又摸出一枚小钱赏我；家人则回敬他一封红包。仪式简单完结，双方便分道扬镳，此后再也未曾谋面。
我认“露天保保”大约是我七八岁时的事，没想到到我十一岁时，由于遭遇一场变故，家庭经济顿时陷入窘迫。为了生计，年少的我竟然也在家乡的那条山道上整整挑了一年的煤炭。“子承父业”，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应验，我也说不清。

“百家衣”与“百家饭”

儿时有次在野外同小伙伴追逐玩耍，不慎跌进了农家沤青肥的露天茅坑。这被视为是撞了大霉运，不吉利得很。听大人们议论说，得让我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方可渡过这场劫难。
于是奶奶便手持一个小簸箕，一只小米升，到左邻右舍去乞讨布头和粮食。布头大小颜色不论，但须是新布的边角余料；粮食每家只要一小撮，品种也不限，一般是大米。用这些讨回的各色布头拼接做成的一件小布衫就叫“百家衣”，用这些凑集起来的粮食做出的饭就叫“百家饭”。“百家”只是一个约数，但据说施舍的人家愈多愈灵验。
不知是我家那次讨回的布头不足，还是因做布衫费工费时，总之那次给我做的不是布衫而只是一个小肚兜（据说可以这样变通），让我贴身戴了七天。而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顿“百家饭”。它的做法是：取一节新竹，一头留节，将讨回的大米掺进一点红豆之类杂粮，淘净了，再拌上一些腊肉丁，加上适量的水，灌进竹筒里。无竹节的一头，用经盐渍过的青菜叶封口。然后整节竹筒均匀地糊上一层田泥，埋进刚刚熄火的灶膛热灰中，煨上一个时辰左右，掏出竹筒，剥掉已烘烤干裂的泥块，再剖开竹筒。这散发着浓郁竹香、粮香、肉香的“百家饭”便做成了，吃起来的确爽口开胃，精气神都来了。
推究起来，这“百家衣”、“百家饭”的用意大概有二：一、是“化缘”而来的，表示孩子已许作佛家俗弟子了，自有佛法护身，诸邪众鬼便不敢作祟；二、表示孩子是“百家”呵护的心肝宝贝，妖魔鬼怪若想来夺命，会惹怒众人群起而攻之，其阴谋自然难以得逞。这虽带有迷信色彩，但也蕴含了效法先民生活方式和接纳外来文化的人文象征意义在内，含义不浅。

叫化子.叫化营.叫化舵爷

乞丐俗称叫化子。流动行乞的称走方叫化，相对固定在一个范围内行乞的称坐地叫化。坐地叫化的集中栖身处称叫化营，那是叫化们的世袭领地。
坐地叫化也并非老呆守在一处不挪窝——面孔被当地人认得太熟了，谁还肯一再施舍？所以坐地叫化群体之间，不定期也会实行异地交换。而统筹这种交换的关键角色，便是各地叫化营的头儿——学名丐帮帮主，俗称叫化营营长，圈内尊为叫化舵爷。
在笔者童年的记忆中，家乡的叫化舵爷姓徐，一般老百姓背后称他徐叫化，当面却要称他徐大爷。其人其时约五十来岁，夏天常着一身白布褂衫，秋冬常袭长衫长袍，戴瓜皮小帽，隆冬时节则外罩羊皮背心，一根尺多长的旱烟管不是衔在嘴上就是别在裤腰部。从衣着打扮上，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叫化子的表征。他平日自己不行乞，其行踪人们也不得其详。逢场天他则举着个草把子的行头——上面插满拨郎鼓、纸风车、叫蝍蝍之类的小玩艺儿沿街兜售，散场前总要坐一两个时辰的茶馆，且总有些乡下人同桌相陪——据说多半是他的乾亲家，因其中不少人的子女曾拜认他作“乾保保”。他的生活来源，自然还离不开他管辖下的叫化们的孝敬：不仅坐地叫化要按期向他纳贡，走方叫化来此地“发财”，也要先去拜他的“码头”。最让我们不解的是：方圆一带无论谁家操办红白喜事，他都是不请自来的座上客。通常是在开宴前，他带上几名丐帮兄弟适时出现在事主家门前，点燃一挂鞭炮，献上一副贺联或挽联，对头面大些的事主，则额外增加点小献礼，再由他高声唱说几句合辙押韵的祝词或吊词。他这套仪式结束后，事主家就要把这拨人请到一厢去，提前让他们享用一桌宴席，临去时还要赠送一个红包。后来我听大人们解释，事主家若不如此以礼相待，得罪了他们，这场操办的大事定会被他们搅得稀烂，比如他们会迅速招来许多又脏又臭的叫化子，从早到晚缠着来事主家的宾客死乞百赖乞讨；而在开宴时，他们会各桌都派一人去抢先占一个席位，弄得众宾客碍难不愿入席，场面十分尴尬。
笔者家乡的叫化营在离场口约三里，一个名为洞子湾的山坳处，那是一个宽近十丈，深约数丈，平均高约丈许的大岩洞，洞前有一条小溪沟。一次，我同几个小伙伴相约冒着胆去实地窥探过。远远就闻到一股呛鼻的气味，看到山坡上、树枝上到处晾晒着破衣烂衫。走近了，见有的叫化在溪沟里浣洗，有的在洞口用瓦罐在石头搭的灶上煮食物。走进洞中，见一条麦秸编的帘子把岩洞一分为二，一边是男营，一边是女营，徐叫化的铺位在男营正中，居然是一张木床，还挂了一笼已不辨本色的蚊帐。他正躺在床席上就着有罩的油灯吸大烟，一个女叫化躺在他对面为他裹烟泡子，另一个女叫化蹲在地上为他捶腿。我们都看傻了眼。
解放后不久，徐叫化和其他叫化不知何时都突然消失了。这时我们才听说徐叫化原来是有家的，他家就在邻场的乡下，家有薄田、有儿有媳。他已由乞还农。

最近，父亲讲述的故事修订增补后已正式出版，感兴趣的朋友可查看此处电子文档。如需要印刷本，请与我联系。
　　
基本信息
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页码：302 pages
ISBN：9787802401334
条码：9787802401334
版次：2007年12月第1版
定价：25.00元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作品以时代变迁为背景，以不加粉饰的个人经历、遭遇为线索，上溯百年至新时期开始，对我国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社会侧影，用另类的眼光予以个性化审视。书中许多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不少篇什情感真切，催人泪下。笔者对亲历的政治运动描述及判读，只有在当前日渐宽容的政策与言论环境中才能公之于众。唯因如此，更值购买、阅读和收藏。
　　
　　阅读对象
　　1、亲历过相关特殊时期的过来人。
　　2、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真相的年轻人。
　　
　　作者简介
　　江源，男，四川乐山市人，1939年出生。少年时代，即在国家级和省市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1957年出版过一本儿童文学读物。1957年高中毕业，因受“反右”斗争株连，被剥夺了上大学资格，此后沦落社会最底层二十二年。1979年以自觉成才资格被破格录用为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2000年退休，退休前为副教授。参与主编过两部高校写作教材，出版过杂文学术专著《杂文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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