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历史版：万山不许一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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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不许一溪奔》是一部纪实性、回忆性作品，由若干各自独立互有联系的篇什组成。作品以时代变迁为背景，以个人经历、遭遇为线索，对上溯百年至新时期开始，我国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社会侧影，用另类眼光予以个性化审视。书中许多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不少篇什情感真切，催人泪下。全书致力点，是从人性化角度关注形形色色的人之命运，其中若干非主流意识的解读，让人回味、警醒。
过去的事情，如我等年轻人是无从经历也无从了解。这篇文章是我父亲的真实回忆，借助与它，让我们进入那个错过的年代吧。
我将以跟帖的形式，将相关内容贴出来，为便于大家阅读，请跟帖者将回复内容贴于每个跟帖而非主帖的后面吧。谢谢。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代序）
    不知不觉，离开父母来京创业已经四年多了。有得必有失，为了追求所谓的理想，必然得放弃家乡小城闲适甚至于慵懒的生活方式，投入到所谓充实且具挑战性的事业中。
    稍有闲暇欲寻几位喝酒聊天作伴者，又生担心打扰别人日程之虞时，不由想起家乡呼朋唤友，酒酣轻狂的快乐时光。人生难得几日闲，我看除了要有闲时间外，还一定要有许多闲朋友，当然，也得有些闲钱，方能与人常聚神侃，也才方便找人分享快乐或分担愁苦。   
    人的思绪中，回忆的内容总是远多于预景，我想这是因为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总比虚无缥缈的未来实在些、烙在头脑中更深刻些。就连我那帮闲朋友们一聚，也多是话及曾经的故事，没几个愿意跟你展望不着边际的未来。在没人陪的神游太虚中，除了回忆我那些可爱的“闲朋友”外，也常回忆父母曾对我默默付出的点点滴滴。
    自小就喜欢与外人交往，天马行空，在家的时间和与父母交流的时间很少。父母家似乎是我的免费食堂一般，就餐时间报到，饭后碗筷一丢走人。知道父母疼爱我，所以也似乎心安理得不觉过份。就连现在相隔几千里，我与家乡的朋友电话交流的内容也大大多过于跟父母交流的内容。周末向父母例行的电话请安中，双方对话内容多很简略，常重复：“跟平常一样的，一切还好”、“知道了，晓得照顾自己的”等套话。或许多年含而不宣的亲情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习惯得让人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许更怕“言多必失”，聊得太多，担心对方多了想象的空间又生出无谓的担心来。
    父亲的弟弟（我的二爸）近几年一直受帕金森病折磨。去年国庆节回父母家时，父亲言及二爸病况恶化，可能也不久于人世，又言及身边的几个老同事也是走的走、病的病，感觉自己精神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并向我嘱咐了一些“重要”的安排，还不到70岁的父亲居然在向我交待后事，我惊诧之余，不由得仔细端详父亲，果然在脸上看到了很多老人斑，这才发觉父亲真的很憔悴，而我却一直忽略了父亲也应该算是步入了老人行列的事实。
    去年12月中旬，电话中传来二爸过世的消息。对于二爸的过世，父亲也认为是对逝者与生人的解脱，但因而触动他决定提笔整理一些回忆。他说再不整理，待他也老去，我等后辈子侄可能就再没机会了解家族的过去。我不能常侍亲侧，父亲能沉浸于回忆中，也算是一种很好的时光消遣方式，我当然赞成。于是，随后的周末电话例话中，父亲就有了更多的话题，唠叨着已经写到某某章节了。可惜不孝的我总觉得父亲的回忆内容权当一个老人的絮絮叨叨，不必过于关注和认真。头脑中充斥的多是眼前的工作和事务，对父亲的故事哪顾得上认真听，也就嗯嗯应和着，思维却开着小差。
    两个月后，父亲发来托人录入的电子文稿，由于是雇人录入，父亲还在电话中遥控指挥我修改某些录入错误，并嘱咐我仔细校读。电子文档在我电脑中打开，20多万字的内容摆在我面前，突然浮现出父亲伏案疾书，强睁着高度近视的眼睛吃力地校对打印稿的形象，不禁肃然。赶紧认真阅读父亲的劳动成果以弥补我之前不敬的愧疚。
    父亲是中文系教授写作的老师，也编写过几本写作教材，深谙为文之曲笔艺术。然这次对某些敏感话题却直白表达，叙述内容也较原生化，地方特色浓郁。我的妻子阅读时，我甚至得为她解释其中的某些方言。可以想象，父亲在这两个月中，完全是顺着思绪信笔而走，沉浸于一个给后人讲故事的老人角色中，哪顾得上对文字进行如他写杂文那样精心推敲和组织，难怪这才能以高度近视的视力实现这么快的文字进度。通过父亲近乎残酷却真实的回忆，填补了我对家族过去认知的空白，看到了我辈幸而躲过的时代变迁。更主要的是我那看似平凡如常人般的父亲的非凡经历和曾受的非常苦难，让我心中其实模糊的父亲印象更加清晰。
    历史的发生总会被历史学家说成必然，不必假设另一种过程后的结果。我们可以对过去释怀，但我们有责任记录发生过的故事，即使是些个体的、小范围的故事。父亲独特的经历，对他而言曾是一种苦难，然而又未尝没有折射出某些时代的本质。父亲文题《万山不许一溪奔》，寓指他人生历程的重重障碍，但再有阻碍，毕竟他已走过来了，这就是一种胜利。没有这些经历，父亲也就可能不会遇见那个同病相怜的妻子，当然也就不会有我这个在此故作深沉感叹的儿子了。这么看来，父亲苦难的最大受益人应该是我，唯愿父母有生之年，我这个受益人能给他们回忆中带来更多的幸福以冲淡曾经的苦痛。
    耳边忽然萦绕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旋律，只不过故事的讲述者换成我的父亲，且主题和情调已另成一格。以后，我也将让我的孩子们听听我所讲的故事，包括他们父亲的父亲的故事。



“福泰号”春秋
（此文父亲随后补充了父亲之曾祖父义结山寨匪首故事，由于发帖已有20000字限制，所以将补充内容放在后面新增帖子中。）


    我的曾祖父叫江福泰，“福泰号”是他开设的店铺的字号，当地人也用来称我那个家族。
    我家曾有个家谱，是父亲用蝇头小楷写在20行纸装订成册的帐簿本上的，我大约在11岁时看过，那上面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内容也不全懂。家谱的前半是综述家族历史，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后半是江福泰及其嫡系各分支的婚姻、子嗣情况：娶了几任妻子，每位妻子生育子女多少，姓名、出生年月日，一直记到1950年2月我六妹出生。这本家谱被我在1953年的寒假中烧毁了（事见《忆母》）。我下面的记述，有的是根据我尚能记得的家谱上的只言片语，更多是听上辈人的讲述。所以此文所述福泰号春秋，只能是概括性的，不能凭想象妄加细节，更不敢有丝毫虚构。
    我家祖籍广东，在“湖广填四川”时迁居犍为县踏水场（现为乐山市沙湾区踏水镇），经几代繁衍至江福泰这脉（踏水江家，除这一脉外，另外还有三脉）。家谱正文的重要内容就从江福泰如何创业兴家叙起。江福泰幼时习过武，年轻时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四十多里外的竹根滩（现属五通桥区）“德昌源”酱园铺买货，一只木桶装酱油，一只木桶装豆腐乳，贩到踏水场及附近农村零售，作小贩生意。这样过了几年。家谱上说，“×年×月×日，福泰公一根扁担单身退二贼，得一子”。据上辈人讲，那是江福泰在一次下乡贩卖途中，行至一林莽掩蔽的山道，听见前面有人喊“救命”，他放下担子，提着一根扁担奔过去，见两个盗贼正在抢劫，被抢劫者是一名男子，已倒地，路边蹲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吓痴了。江福泰抡起扁担扑向二盗贼，二盗贼挥刀来迎，被江福泰打掉他们手中的刀，二盗贼撒腿逃窜了。江福泰俯身看那倒在血泊中的男子，已断了气。江福泰问这男孩姓名，家住何处，家中尚有何人？男孩说他姓徐，家住磨刀沟，被强盗杀死的是他父亲，家中还有一个母亲。男孩是因为“打摆子”（疟疾），他父亲背他到踏水场看病，在此遭抢的。江福泰把男孩领回住处，为他治病。赶场天让他坐在自己摆的摊旁，希望有人前来认领。第一场没人来认。第二场来了磨刀沟的一个老者，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老者是徐家长辈，女子是男孩母亲。老者说，女子因丈夫被杀，家境又清贫，便上吊自杀，被发现得早才救活的。老者又说，女子失去依靠，为未来生计，准备回娘家另嫁人，但带着徐家孩子不好嫁，知道江福泰做生意有点积蓄，希望他把这个男孩收下作蛉螟之子。老者以徐家族人名义向江福泰担保，江福泰收下此子徐家绝无异议，日后也不会来找麻烦。江福泰见那女子穿得很褴褛，神情木纳憔悴更显得可怜，又见那孩子也还可爱，踌躇之后便答应了，并找乡场上写文书的立下收养文约，双方画了押，给了那女子点钱，收下了这男孩，取名江××（名字我忘了）。这收养的男孩便是我祖父。
    我的祖父小时也跟着养父习武，长到12岁左右便跟随养父一起到竹根滩德昌源进货。这时江福泰已租了踏水场正街戏台左边黄家（黄鹏远、黄察远兄弟之父，黄家在离场3里高涧槽处另有大四合院住房）的一处房子卖酱油和豆腐乳，由行商小贩而为坐商。闲场天进货，赶场天卖货。江福泰的财运与离踏水场六七里的凤来煤矿的开办有很大关系。那是洋务运动时期，留过洋的萧泽恩家人根据踏水储煤丰富的地质条件，办起了一座半现代化煤矿，所产的煤通过窄轨铁路运至仙人桥，在那里卸下煤，再用船载，沿沫溪河顺流而下直达西坝镇（为运煤开通漕运，乐山县志有记载），再分发到五通、牛华一带盐灶。凤来煤矿规模较大，工人较多，伙房日需日杂商品量也大。江福泰与凤来煤矿达成协议，厂里所需一应日杂用品全由江福泰筹办。又是几年下来，江福泰积累的资本已相当可观。他与房主人黄家商量，将黄家旧房扩建，以50年为期，50年内黄家仍只收原来的房租，50年后扩建的房子退还黄家，黄家不作补偿。“福泰号”退房是1948年的事，因此，将黄家房子扩建应在1898年前一两年。
    扩建后的房子挂上了黑漆板镶金字的“福泰号”牌匾，房子共三进：第一进是楼房，楼上作旅舍，楼下半边摆了几张方桌卖饭，半边作酱园铺；第二进半边是供神龛的堂屋，半边作灶房；第三进有两排四间卧室。房后是带厕所的花园，一半种植花草，一半安着晒豆瓣的酱缸。福泰号此时不再去德昌源进货，自作豆瓣和豆腐乳。第一进门槛前还有一个盖了瓦棚的敞口坝子，赶场天卖茶。福泰号除上述经营项目外，还收购土漆、生丝、皮毛等地方土特产，贩到乐山销售。由是福泰号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成为踏水场最大一家商号。在福泰号创业兴家过程中，我的祖父出力极大，曾祖父江福泰说，福泰号是靠两根扁担起家的，说能够挣到这么大家业，我的祖父有一半功劳。祖父由于积劳成疾，刚三十岁便病故了。
晚清时，曾祖父当过踏水场的团练，祖父作过踏水街上的保正。我小时，曾在阿婆（祖母）卧室发现过一根飞叉，叉头部系有红绸；在卧室柜子里找到过一顶黑绒布做的“官帽”，帽顶有红翎子，帽沿插有许多小红球。我问阿婆这是谁的帽子，阿婆说是阿公的。我问阿公当过什么官，阿婆说是保正。我说，街上那个老秀才张世俊，人们叫他张保正，怎么阿公也是保正？阿婆说，你阿公当保正在前，阿公死后才是张世俊当保正。
    曾祖父先后娶过三位妻子。第一位妻子生下的六个子女都夭亡了，生最后一个时得产后寒死了；第二位妻子生了大姑婆（大排行应算老七），八叔公（又可叫二叔公），九叔公（又可叫三叔公）；这位妻子死后又娶了第三位妻子，比我阿婆还小几岁，生了十叔公（又可叫幺叔公）。
    家谱上载的家族大事我只记得三件。
    第一件是“绑财神”。曾祖父有次亲自押着七、八担生丝到乐山卖，在蔡金至杨家的山路上遭了劫匪。劫匪扣下曾祖父和生丝，叫担生丝的人回去报信，准备银两若干赎人。劫匪绑架成年男子称为“绑财神”，绑架成年女子称为“绑观音”，绑架未成年男子称为“绑金童”，绑架未成年女子称为“绑玉女”。曾祖父被绑财神的消息轰动了四方乡场，也惊动了四乡的袍哥组织。曾祖父是踏水场仁、义、礼三堂袍哥的总舵把子，四乡的袍哥组织便开展了营救行动。后查明是杨家场的义字袍哥组织的兄弟伙所为，踏水场义字袍哥的舵把子胡春和亲自出马，与杨家义字袍哥组织的舵把子会商，加上邻近乡场各袍哥组织施加压力，杨家场袍哥组织的舵把子答应叫兄弟伙无条件放人，那几担生丝也如数发还。家谱载，曾祖父被放回时，“披红戴彩，骑高头大马，沿途有杨家、蔡金、踏水三场袍哥组织的人员护送、交接，至踏水场口时，放鞭炮，奏鼓乐”。曾祖父被放回后，为答谢四方乡亲，在福泰号内和门口大街上摆了三天流水席，不论是谁，都可前来入席就食。
    第二件事是“福泰号遭抢”。家谱载，×年×月×日，“有盗贼乔作客商投宿福泰号，夜半下楼打开酱园铺窗板，致群寇举火把入”。盗贼把福泰号全家人驱至后院，大肆掠财，用预先准备的大麻布口袋装值钱的东西。因声响太大，惊醒了遍街的人。“福泰公平日训练乡勇有素，闻警即起，鸣锣呼喊”。在众乡勇的鸣枪和呐喊声中，群寇持火把劫财奔逃。奔逃中，装钱的麻布口袋多个胀破或摔破。次日晨，“遍街都是散落的铜元、小钱，其厚积处盈尺”。
    第三件事是“争乡运动”。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设乡保甲制，犍为县政府将踏水场及所属全境并入石麟乡，不设踏水乡。踏水场与石麟场过去一直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单位，是连峰码头，所有踏水人自然不服。斯时，踏水各袍哥组织和士绅贤达会商，成立“争乡委员会”，由江福泰任会长，协调各方力量，一方面派士绅代表去向县政府请愿，一方面同石麟场方面作疏通工作。“争乡运动”历时大半年，犍为县政府终于同意设踏水乡建制，辖一街保（一街即踏水场，为第一保）、九村保，共十保。初成立的踏水乡由“仁”字袍哥舵把子黄伯勋任乡长，我的八叔公江朝宗任副乡长。家谱载，“争乡运动中，江黄二家出力尤多，福泰公总摄全局”。此后便有“踏水是江黄二家天下”之说。其后又有“张、   江、黄是踏水三大族”之说。张家，即我大姑老爷张俊壁那族，其说出现在黄伯勋卸任，张俊壁继任乡长时。
    江福泰于何年去逝我也搞不清楚，只记得我大约五、六岁时，在福泰号做过一次“道场”，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纪念他去世周年还是三周年。那道场很盛大，福泰号门前那条正街都搭起棚架，用白布把整条街的上空都罩住，支撑白布的棚架上挂满了纸人、纸花、纸马、纸本等，说这叫做“瞒天过海”。福泰号门口那个有瓦棚的敞口坝子挂着十二阎罗殿的大幅彩色像，端公们又打法器又念道士经。堂屋里蜡烛红亮，香烟缭绕。阿婆告诉我，“你祖祖（即曾祖父）去世时，做的道场比这次还闹热，踏水场的四条街都做起了‘瞒天过海’”。我想，这用白布把街罩起来，大约是表示全街都在为逝者吊孝。
    江福泰去世前主持了家产分割，将一个大家族分为四家。我有记忆时，我家已单独立了门户。据阿婆讲，江福泰分割家产时，对我家给了特别照顾，说他的家业有一半是我祖父挣下的。我家、八叔公家、九叔公家、幺叔公家各分得了可年收租谷60石的田，按地主与佃户田产五五分成原则计算，各家分得的田约60亩。那时幺叔公尚小，与曾祖父、继曾祖母住在一起，另提留可收10石租谷的田，作为曾祖父养老之用；曾祖父过世后，则作为祭祀祖先之用。我家还在乡下分得了一座枷担形的大瓦房，无偿提供给租种我家田最多的佃户李××居住。李××在解放初期任乡农会主席，后据说与我家划不清界线被免职。我家另外还分得了两处山林，其中花坟湾那处山林原有树木不多，是阿婆雇人遍山种上了杉树、松树，到解放时已成林木蓊郁气象。分家后，我家、九叔公家、幺叔公家都用分得的现金在踏水街上另买了房子，八叔公家没在街上买房，他家仍暂住福泰号，1948年福泰号归还黄家时，他家即迁居在离乡场约三里的江曲房山上分得的一座大三合院瓦房。我家将在正街上买的那座房改建后，在门楣上挂出“福利浓”的牌匾，原福泰号经营的酱园铺全由阿婆继承和经营，从继承祖上旧业这点看，我家虽非江福泰嫡亲，却是他嫡传衣钵后人。
    江福泰的田土，是由白手起家，经商致富购买的，这是地主土地来源的一种方式；我家的田土，属遗产继承，这是地主土地来源的另一种方式；有没有强取豪夺，霸占农民土地而成为地主的呢？我想是有的，而且可能多，不然教科书上不会特别宣传后一种。
    福泰号在分家后，特别是江福泰去世后，其声势的显赫就每况愈下了，其四个子嗣中，没有一家能重振福泰号当年雄威。尤其是九叔公家败落得迅速，他嗜吃鸦片，临解放时已将分得的田土几乎卖光。他无子嗣，土改中潜逃失踪，肯定流落他乡致死，他这一支算是绝了后。而其他三家虽经种种磨难，却都有子孙后代繁衍生息，只是各有既相似又有所差异的命运罢了。
    福泰号的真正末日自然是蒋家王朝覆灭之时。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旧世界要打个落花流水，新秩序要建立起来。依附于旧世界的福泰号的命运，正是覆巢之下无完卵的结局。它的百年沧桑史，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段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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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
    中国人在传统上认为，人死之后入土为安。“入土”就是土葬（个别少数民族的风习除外）。土葬需要棺，作装殓死者的容器，一般由木料制成。（也有用石料的，叫石棺；更有用水晶料的，叫水晶棺。后一种棺，世界上大约只有极少几位伟人辞世后享用过。）木棺的制作，选料多用杉木而不用松木或杂木：因衫木料质较轻盈，制成的棺不太笨重，干燥后也不易开裂；而松木含水量重，不易干燥，朽腐速度快；杂木则在干燥后易裂缝，制成的棺不利于尸体的保存。木棺由上下左右前后四长二短共六块完整不拼接的木板合榫而成。成语“三长两短”即源于木棺左右两边和底部的三个长板，以及前后两块短板所构成的入殓容器。其左右两块长板，叫墙板；底部的长板，叫底板；前后两块短板叫回头。人死入棺，封盖棺木的那块板子叫盖板。墙板和盖板常被制作成外拱的弧形，用料越多，棺木外形越显圆润饱满，以此寓示人生圆满。木棺的规格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选料的不同和制作工艺的繁简上。杉木棺是普通棺，柏木棺是较高规格的棺，楠木棺是更高规格的棺，而用檀木制作的棺则可称为超豪华型棺了。选用何等规格的棺自然视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和丧家的经济实力而定。棺的每块木板的厚度也是有讲究的，厚度起码不得少于一寸，二寸，三寸厚的棺叫厚棺。所谓厚葬，除挖坑入土的深度外，也包括了棺木的厚度。除上述合乎标准习俗的棺外，仅用薄薄的长短六块低贱木板简单拼接，如火柴盒式的棺叫“火柴匣子”，家乡人俗称“蜗壳”，是最低贱的一种棺，自然也是最缺经济能力的丧家或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特别低贱者，不得已才选用的。
    棺制成而未上漆前叫“白木”。棺的上漆过程也颇有讲究。上漆是为了保护棺木不易朽坏，最不济的也要抹一道底灰，上一道漆。讲究点的要上二道三道以上漆。上漆道数愈多，棺的保存期自然愈长。记得幼时，我家对门一户人家的老母亲去世后，入殓的棺停放在那家的堂屋整整三年后才出殡，停灵三年中每年都要给该棺上几道漆，据说总计上了二十四道漆。出殡起柩时，随着灵柩的移动，人们能听到棺中逝者腐化出的屍水的波波响声，却嗅不到丝毫屍臭的气息，可见漆对各道棺缝的密封程度。这也显示了丧家后人对逝者尽孝的诚笃，令乡人对此称道不已。
    家乡乡场正街的尽头，有一座高高的戏台，供每年偶尔才有的一两次演戏之用。不演戏的日子里，戏台便空荡荡的，只在黄昏时有成群的蝙蝠在其间上下翩翩飞舞。戏台的左前方经常停放着一排“蜗壳”，那是积善好德的人无偿捐赠的。戏台左前方的大木柱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色水粉笔记载着何人何日捐赠“蜗壳”的字样。乡场上若有鳏寡孤独的穷人死了，或有乞丐瘐斃街头场尾，乡公所便雇人取下“蜗壳”，将死者入殓，抬到场外的“官坟”山上掩埋，埋好后也要放一挂鞭炮以超度亡魂。除了上述两类人死了可享用这捐赠的“蜗壳”外，本乡若有赤贫无靠者家中死了人，也可向乡公所求告施舍一具这种公益性“蜗壳”，求告只需口头申请而不用具文呈报审批。但用这种“蜗壳”装殓入土的人家，被认为是最低贱最可怜的人，稍稍顾点体面的人家也是不齿于开这种口的。乡公所雇人埋“蜗壳”和超度亡魂的鞭炮，所需经费由乡公所掌握的地方公益金列支。这在当时，并不算乡公所的“政德”，只是相沿成习而已。
    一九四六年秋，我的年仅三岁的三弟因患天花去世。三弟生前聪明活泼，很讨人喜爱。为殡葬三弟，家里请木匠赶制一副小棺。最初准备用柏木，但上了年纪的邻居说，三弟小小年纪消受不起，用杉木就行了。制成的棺虽小，但规格样式与成年逝者享用的棺亦大致不差，例如回头所刻的，一般棺是刻福禄寿喜图案，三弟的棺一头刻的是童子嬉戏图，另一头刻的是飞龙驾云图。家人又准备给小棺上漆，也被邻居以三弟消受不起劝阻了。那时我七岁，三弟入殓时，我将他生前玩过的所有玩具和我和二弟玩过的一些玩具，小心翼翼地放入他的棺中。在年幼的我的意识中，阴间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活活泼泼的世界，我希望这些玩具能供三弟在阴间嬉玩，不致寂寞。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我的父亲突然被叫到乡场上的街村农会，未经审判更无容申辩，次日上午便被拉到场口的一处空地枪决了（关于父亲，我另有专文叙及）。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我的八叔公。八叔公一家原也住在乡场街上，是在约二年前迁居到离乡场约三里的一座山头的，那里有大家族当年分家时，分给他名下的一座三合院。父亲和八叔公的屍体由家人（包括一些亲戚）一同抬回我家停放在后院，为如何装殓他俩家人便犯了难。棺材是不敢买亦根本买不起了，但总不能生生地直接将屍体抬出去“软埋”吧。后来是请了两位木工，将父亲书房的楼板启开一大片，作制棺之用。楼板的长度虽足够，但宽度有限，需用三四块楼板以竹钉衔接才可供制盖板底板和墙板之用（这在一般棺的制作中是忌讳的）。当日下午，两副火柴盒式的简易木棺制成。我可以肯定，其简陋粗糙程度比昔日乡场戏台上停放的“蜗壳”也不如，（那种公益性质捐赠“蜗壳”之举，在解放后便无形终止了。其最后一批“蜗壳”，作了在解放军解放家乡的那场战斗中，被击毙的国民党军死亡军人的安装品。）更远不及我那夭亡的三岁三弟入殓的准标准规格杉木小棺。五年前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幼者，是躺在近乎奢侈的襁褓式棺中进的阴曹地府；而五年后被人民政权用子弹送上黄泉路的乃父，则是躺在草草赶制的火柴盒式“蜗壳”中去阎王殿报到 。真是世势天翻地覆剧变，人之命运难测！五月四日（这天是青年节，所以日期我记得牢），由亲戚家中的四位男丁，将父亲和八叔公的棺柩抬到离乡场约三里的八叔公家住房前一个山头下葬。刚掩上土，便有该村农会的人前来干涉，要求把棺另移别处下葬，理由是与八叔公家同一个三合院的卢某人强烈反对挨了枪子儿的人葬在这里，怕沾了晦气。卢某某是八叔公家的佃户，过去不仅佃租了八叔公家的田种，其住房原本也是八叔公家的，只是属这个三合院的侧房，是佃田时无偿提供给他家居住的。八叔公的大儿，我的堂叔分辩说，“下葬处在我家住的这头，与卢某某住的那头还隔得远些呢”。村农会的人冷冷地说，“你们现在住的房子，以后是不是仍归你们住还很难说呢” 。在强势者喝令下，埋好的棺只得重新起出，抬到农会的人指定的远在二里外的一处地势低洼荒坡掩埋。父亲和八叔公的这处坟地，我至今已完全记不起它的方位了。我想，其后几十年间的农村开荒造地，植树造林之类活动，当年葬在那里的两座受人唾骂的替旧时代殉葬者的荒坟，肯定早已被翻挖毁掉，连一点白骨已无可寻觅了。
    一九五一年冬，家乡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有个阶段，是向所有被评为地主的人家，追缴过去剥削人民的“血汗钱”。给我家定的“血汗钱”数目是五百万元（旧幣）。其时我家早在三个月前已被“扫地出门”，全家人临时寄居在一处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别人家的烂房子里。家中的两个大人——阿婆（祖母）和母亲被勒令不许出门。全家九口（阿婆、母亲、我、二弟、四妹、六妹，加上数年来一直寡居娘家的大姑及大姑的两个幼子）的生计，仅靠大姑（大姑被评为小土地出租，允许出门）和我与二弟一起每日运煤挣点脚力钱维系。那时我十二岁，二弟尚不满十岁。大姑虽三十刚出头，但幼时曾缠过脚，身子孱弱，行走不灵动。姑姪三人每日能挣的脚力钱超不出一万元（旧幣）。当时物价虽低，但用这点钱维持全家九口每日的两餐稀粥已属勉强，若遇大雨天不能出工便有断炊之虑，哪有余钱缴纳“血汗钱”。每日晚上，阿婆和母亲便被叫到街村农会，与其他地主一起跪在硬生生的三合土地上，由农会的人依次责问：今天交多少“血汗钱”？回答说没有钱，便要受到鞭打。小脚而身瘦的阿婆在连续挨了三晚鞭打后，终于在那个朔风凛烈的寒夜深更时分，自缢于住处旁的茅草棚茅厕里。处理阿婆的遗体，是掏出家人用来活命的一点钱，乞求邻人家发点慈悲，售出一块弃而不用的破门板，用草席将阿婆的遗体裹着，搁在门板上抬到五里外，过去属于我家的花坟湾山脚下掩埋。抬屍的是街村农会指派的两个男性地主，他俩在被“禁门”多日后，能趁此机会出场到广阔的乡间郊野，看看久违的青山绿水，呼吸一下流通的空气，倒还觉得这趟苦差“值”。如果说，八个月前装殓父亲的“蜗壳”尚具有棺的形态，此番用来殡葬阿婆的门板和草席，是根本不见“棺”的形迹了。
    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全国性三年大饥馑中，全国百姓普遍患了营养不良而得的浮肿病，城市的街道旁，乡村的原野上，时有饿殍横陈。一九六零年的一月和七月，我正上初中二年级十四岁的四妹和年刚四十的母亲，都因患浮肿病相继去世了。其时，母亲所住的村因自一九五八年起办人民公社，搞村民集中居住，开公共食堂，先前许多分散居住的家纷纷被拆掉原住房，房瓦被用去作大炼钢铁的工棚盖瓦，房料中有的用作工棚的支柱和椽子，有的则投入土高炉中付之一炬。自那时起，母亲一家就被安置在一户人家腾出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栖身。其时木料奇缺，亦无能力购置棺。安葬四妹用的是从原来的家中带去的一块小洗衣板，安葬母亲用的是仅剩的另一块大洗衣板。把坑挖好后，将洗衣板搁在坑底，再将她母女俩停止了呼吸的躯体平躺放在洗衣板上，连裹屍的草席也没有（是家中根本没有多余的草席），躯体上铺上一层薄薄的稻草，然后覆土，垒成一个小坟头，便算丧事告终。用这种近乎“软埋”的方式为逝者下葬，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在全国约计六千万的饿死者中，是极为普遍的。其中还有不少死者，入土时身下连一点“木”的垫体也没有，完全是“软埋”。而在那个一年每个人仅发放几寸布票的衣物短缺时期，我估计有不少被“软埋”的屍身，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着不上，其葬服或许是补丁重补丁，或许更是襟襟缕缕，遮不住裸露的屍身。正是出生时赤条条来到人世，死后薄衣破服入土，亦可谓来去无牵挂，没有奢侈地浪费掉人间原本就匮乏且宝贵的物质资源。


父亲之迷（一）
    我的父亲是个谜。解放前，很多人说他“红”，国民党要抓他；解放后也继续“红”了一年，但突然间就变“黑”了，最后成为“镇反”运动的牺牲品。
    关于父亲的经历和种种轶事，有的是我目睹的，有的是我的上辈人告诉我的，算是耳闻吧。目睹的，应该称为确凿无疑；耳闻的，许多人对我所讲的又几乎众口一词，其真实性也可谓基本可靠。我是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来叙说父亲的，有没有人完全持怀疑态度，那就悉听尊便。
    我家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其鼎盛期是“福泰号”时期，父亲就是在家族鼎盛时期降生的。父亲是1920年出生的，学名江水平，辈份名江裕道，后来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名——江弘博。他三岁时，生父就因积累成疾亡故了。父亲作为“福泰号”的长房长孙，很受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的偏爱，据说父亲从小到读中学，对于父亲的种种要求，曾祖父都一一满足，这些要求，主要是花钱方面。父亲所要的钱，相当部份是花在同学和朋友身上，所以他从小到大，便博得仗义疏财的好名声。但曾祖父对父亲的管教又是十分严格的，特别是在父亲读中学以前的童年时代。曾祖父可以容忍父亲的大手大脚，但绝不容忍父亲有违家规或在外滋惹事端。若有此类事发生，曾祖父惩治的手段有“文武”两手：文，就是让父亲在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神龛下罚跪，要等他表示认错改错态度后才准起来；“武”，就是打板子——家中备有一块一尺多长的楠竹片，挂在神龛下，是专用来打手板心或打屁股的。那是在有严重犯科违规的事发生后才采用的。打手板心时先讲明打几下，挨打时不准把手伸回去躲闪，没有把手板心打响不算；打屁股时也先讲明打几下，伏在板凳上乖乖挨，若中途从板凳上翻下来，重打。后来父亲也用这两套管教方式来治我，说是家传。父亲惩治我用的那块楠竹片油光锃亮的，又沉又结实，据父亲说，这就是曾祖父的遗物。父亲有次不知犯了什么大错，被人告发，曾祖父闻听后又要惩治他。父亲怕挨板子，爬到门前一棵大槐上不下来。曾祖父喝令父亲下树，父亲就是不下来，双方僵持了很久。曾祖父回家休息一阵出门看，父亲还是在那棵树上。后来祖孙开始谈判，最后曾祖父答应这次不打板子，只罚跪，父亲才溜下树，然后乖乖去跪在神龛下。
    父亲上中学时，应该是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时期。他接受了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假期回乡便向人宣讲共产革命的道理，在乡场上亲自刷写过“打倒土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其时曾祖父已不理乡场上的“公”事，在家赋闲过老太爷生活，我猜想父亲所指的土豪是那时的乡长兼哥老会“仁”字袍哥的舵把子黄伯勋等人，但有人说也包括了曾祖父，因为革命者是六亲不认的。父亲还编过一首民谣：“乡长吃猪油，保长啃骨头，甲长撵山狗。”这民谣解放前在家乡广为流传。曾祖父听闻父亲在城里中学成了“赤化分子”，又目睹了父亲的实际“革命行动”，亲自到乐山“押”回父亲，把他绑在家门口附近戏台的台柱上，先乱打了一阵板子，再要父亲当众向围观的人表态认错，表示不再搞“赤色宣传”。父亲开头还咬牙坚持，说你打，打死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后来曾祖父向父亲下跪，哭着说你再这样闹下去，非把江家弄得家破人亡不可，说我一辈子创下的基业都要被你毁掉了，你是三岁丧父，由寡母带大的啊，不为自己也要为寡母着想。曾祖父说得声泪俱下，父亲也服了软，表示自己不再胡闹了，曾祖父这才叫人给父亲松了绑。这场面，在我小时，阿婆（祖母）和许多长辈都向我说过。为了笼住父亲，曾祖父迅速给父亲说了亲，父亲是在他未上完高中，17岁那年结的婚，第二年便有了我。父亲结婚后还干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两次致书蒋介石，谴责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骂蒋介石是“独裁者”。那时乡里通邮不便，信是由我的十叔公，父亲的幺叔江永清带到乐山付邮的，江永清虽是父亲的幺叔，但年龄比父亲小，还在乐山读中学。江永清不仅在解放前，对我说过父亲这一“壮举”，1973年他来乐山办事同我相聚又说过。看过这两封信的还有一些人，如解放后曾当过犍为县一个区区长的杨宗定，1975年来乐山治病，住宿在我处，也对我讲过此事，他说我父亲是在解放前就敢骂蒋介石的人（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杨是经常来我家与我父亲聚谈的人之一，1950年下半年即参加了区政府的工作）

父亲之迷（二）
    父亲有了我后不久，便到湖北战场参加了对日作战。那时我的叔外祖父（外祖父之胞弟）在国民党军队当旅长，父亲要亲自上前线杀敌，叔外祖父便派了一个副官来接父亲。母亲对我说过，她是陪父亲一起先到乐山然后才分手的，说我那时不到半岁，还在吃奶。不久，叔外祖父在抗日战场上阵亡（国民党政府追认为烈士，并颁发了抚恤金），父亲是护送叔外祖父的灵柩返回乐山的，他的一只耳朵在战场上被大炮震聋了，成了“半聋子”，“半聋子”的缺憾，是家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的。父亲回家乡后，组织了“沫溪青年抗日救国社”（简称“沫青社），任社长，领着一帮入社青年，在乡场外沫溪河畔的一块大草坪上操练习武（抗战胜利后，父亲即在乐山的报纸上，声明“沫青社”自动解散），或在街头作抗日宣传。不久，他又担任了踏水小学校长。
    父亲在作沫青社社长期间，曾发生过一起被他过去的学生，其后又是他麾下的沫青社成员万英才打嘴巴子的事。万英才家住沫溪河洗簸泡南岸一座小山头的山麓，父亲作踏水小学校长时，万是该校高小生，比父亲约小四、五岁，他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万这人自幼习得一身好武艺，会轻功，据说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尤檀猴拳，其身高约1.6米，身材瘦削，尖嘴猴腮，一副活猴子相。万在解放后被评为贫农，农闲时帮人建房翻房，做泥瓦工。我读中学时的一个假期，曾亲眼见他在一户农家建新房的工地上展示他的好身手。那是在工休时，人们撺掇他玩耍猴拳让大家开心，他先是在地坝上打了一套猴拳，然后拾起一根竹棍当“金箍棒”飞舞，这套棍舞的精彩处是他把棍子在地上一立，飞身上了棍端，一手扶棍，一手在额前搭起凉棚，向上作窥视状，棍子足有两秒时间不倒。这个动作与我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武术比赛中玩猴术的高手作的“金猴望月”一点不差。但这还不是他这天表演的最高潮，最高潮是他蹭蹭几下就徒手攀着房柱上了新立起的房架，在房梁间来回飞越，时而“倒挂金钩”，时而“空中飞人”。其轻盈稳健恰如山猴在林木间飞腾。
    现在再回头说他打父亲嘴巴子的事。
    那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为补充前线兵源，经常在后方征兵。征兵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抓壮丁”，这是强征入伍，抓到的壮丁被五花大绑，由征兵者押送到县城兵站。另一种是“卖壮丁”，这是自愿入伍，卖壮丁者可得到一笔“壮丁费”，戴上大红花被送到县城兵站。万英才家境贫穷，他一个人就曾三次“卖”过壮丁，得过三笔壮丁费。前两次他到部队混上两三个月，就开小差偷跑回家后，隔一断时间再把自己“卖”出去。家乡乡公所那时为凑够每次下达的征兵名额，有他来凑数，能应付过征兵令就完事了，所以对万英才每次诳称的从部队返回家乡的理由也不予深究，听之任之。在万英才第三次从部队偷跑回家乡不久，犍为县政府发来了公函，要乡公所立即将万英才捉拿，押到县城归队。乡里人都知道万英才会武功，要抓他谈何容易，为此感到犯难。那时是我的大姑老爷张俊璧当乡长，他找到父亲商量，说万英才当初是你们沫青社给他戴大红花送他入伍的，现在要让他归队，这事还得由你们沫青社出面做他的说服工作。父亲应允了，他去万家时，只带了一名沫青社的成员，而且还带了一份准备送给万家的礼物。在接近万家时父亲分明看见万家房里有万英才的身影，但走进万家，万妻却说万英才不在家，不知到哪里去了，其实父亲在快进门前，早已看见万英才的身影出现在房后山坡的树林里，随后消失在林莽中，他是从后门溜了。父亲先是向万妻询问了一下她家的生活情况，然后留下话，要万妻转告万英才，说第二日还要来，找万英才是想同他谈谈心，没有歹意，留下礼物告辞了。
    在父亲第三次去万家时，万英才同父亲见了面。父亲先是同他讲了一番在国难当头时，好男儿要勇赴沙场，为国杀敌，建功立业的道理，万英才哪里听得进去。说到后来，父亲的话语渐渐严厉了，说你万英才不是被抓壮丁入伍的，是你自愿当壮丁入伍的，你卖了三次壮丁，得过三笔壮丁费，却没有真正上前线杀过一次敌，你这是发“国难财”；当此全民为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时候，你这么作不说为家乡人丢脸，自己良心上能安心吗？万英才听父亲说他发“国难财”，有些恼怒了。他说，校长你不要说发“国难财”的话，再说我就不顾你当过校长的份儿，对你不客气了。父亲说，你如何对我不客气？万说，你再这样说我就打你的嘴巴子。父亲说，你这不是发“国难财”，难道是发“爱国财”？父亲连说了几遍发“国难财”，万英才便真的跳过来，在父亲嘴上不轻不重搧了一刮子。跟随父亲的那个沫青社成员挥拳要打万英才，被父亲摆手喝住了。父亲说，万英才你听说发“国难财”便觉这话不好听，说明你还有羞耻心，没有以发“国难财”为荣。你这一出手不仅说明你有种，而且还有救。不管你如何不给我面子，不管你会不会对我更恶狠一些，只要你能听我的话归队重上疆场，你今天打我的事我都不会记在心上，仍视你为我的好兄弟。能帮助你悬岩勒马，回头走上青年应走的正道，我挨多少嘴巴子也无所谓。稍停，父亲又说，万英才你不要自持有武功，别人奈何不了你。我们这是先礼后兵，你如果仍执迷不悟，玩抗上面要你归队的命令，不用上面派来武装，我们沫青社百来号弟兄一动员起来，对付你一个万英才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我们不愿自家弟兄内动干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男儿的力气要用在杀敌报国的地方，你要三思自己的后果。
    万英才终于被父亲说得泪流满面了。他对父亲说，校长，你君子不记小人过，我听你的话，但我担心回部队受罚。父亲说，我亲自把你送到县城兵站，对他们讲，你是家里有要事回来料理一下，是你自动归队的。
    万英才这次由父亲送到县城归队后便再也没开过小差，是抗战胜利后复员回乡的。
    但万英才在解放后的结局却以悲剧而告终。土改时，他家虽评的是贫农成份，但因他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被认为历史不清白，从未把他当过积极分子。合作化后，据说在生产队里劳动表现也不好，派工或评工分时常与队干部发生争执，几任队长、会计都挨过他们打，队里拿他没办法。后来乡里把他全家迁移到家乡深山区的一个生产队去，那里居住和生产条件都比他原住的地方恶劣，以示惩罚。大饥馑年月，他干脆长年不在家，在四乡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多次被区公安机关拘留，却又多次越狱而逃。据说有次他被手铐铐着关在拘留室，依然在夜里挣脱手铐跑掉了，有人说他会“缩骨术”。我最后见他的一次是在1962年初秋，那时我在家乡同二弟生活在一起。一个逢场天我去赶场，中午时分，我见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场上戏台上，那是由法院向群众宣布对他的审理判决。其时的万英才已瘦得皮包骨头，脸色黑得像抹了一层锅烟。他不像一个近四十岁的成年男人，倒像一个发育不良的男孩。法院宣判的罪行是：惯偷、屡教不改。几年间，盗杀耕牛若干，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三面红旗。判处死列，立即执行。宣判后他便在沫溪河畔被枪决了。1952年，家乡镇反中最后被处决的人是一个名叫龚绍清的道士，解放前，此人每次逢场天在家乡场后的一间租用的小房里设坛为求卦者消灾弭难，人称龚端公。解放后他虽评为中农成份，但据说他是一贯道点传师，终难逃劫数。而十年后，出身贫农的万英才也成了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对象，他是解放后在家乡因“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儆效尤”的最后一名反面教员。
    当然，万英才后来的事是在此作顺便交代，已与父亲无关了。

    解放前，经常有外地客人来我家，来客中，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两人，一是著名画家李琼久，一是著名民主人士沙千里。李琼久我之所以记得，是他为家乡乡公所题写的一副对联与我有关。李是离家乡20里蔡金场的人，与我家有点姻亲关系。大约是我父亲当小学校长，八叔公当副乡长时，李琼久住在我家，为小学校和乡公所作画、题字。他为小学校题写了“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八字，每一字写在一个直径近一米的白漆圆木牌上，字是红色的柳体字，这八个字分成两组，分别高挂在小学校礼堂两侧的高处。李琼久为乡公所画了一幅总理（孙中山）遗像，一幅蒋委员长肖像。孙总理是着中山服的半身像，挂在乡公所议事厅的中堂正中央；蒋委员长是身着戎装的大半身像，像屏风似的立在乡公所大门门庭内中央。李琼久为乡公所议事厅题的一副对联是：“沫溪由四方入境，江源至万里朝宗”。沫溪指在家乡门前流过的那条沫溪河，四方指沫溪河流入家乡属境的那个叫“四方碑”的地段。江源是我的姓名，万里指我的堂叔江万里，朝宗指我的八叔公江朝宗。对联对仗工稳，上联是记实，下联含义双关，既包容了我家三代人的名字，又寓含着大江奔泻万里入海的气概。沙千里夫妇是1946年来我家的，就住在父亲书房里，既由我家接待，也接受地方宴请。那几日，父亲每天陪他们下乡作“乡村建设”考察，陪同的还有地方有头面之人。因为沙千里这个姓和名都显得特殊，所以我印象很深。
    抗战胜利后，“沫清社”自动解散，不久，父亲又辞去了小学校长职务，辞职的一个缘由，是有人要拉他加入袍哥组织。家乡的袍哥组织有三个帮：“仁”字、“义”字、“礼”字。仁字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士绅，义字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商人和下层劳动者，礼字袍哥的主要成员大多为从事低贱职业的下层劳动者。它们的势力和影响依次等而下之。那时仁字帮的舵把子是黄伯勋，义字帮的舵把子是胡春和。胡其时已近七十，他的家庭已败落多年，在义字帮的号召力和威望已大大减弱，等于是一只纸老虎徒有其名了，这个帮自然难予与仁字帮抗衡。他便来动员父亲参加义字袍哥，以父亲年轻有为，在青年中有号召力，望能借父亲的参加使义字帮重振雄风的话来打动父亲，还表示愿将“龙首”让与父亲当。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若没有袍哥作后盾，既不好办事更容易受人欺侮，可父亲因辈份关系是不能参加仁字帮的——所谓父子叔侄不同堂是也。这样，父亲便参加了义字袍哥并作了副舵把子，“龙首”仍让胡春和挂名。父亲入帮的礼物是自己出钱献一尊木雕敷金粉的彩绘关公坐像：以黄漆的木板为底座，关公拈长须坐着，左右分别是持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和佩剑的关平。父亲排行老二，在帮口中也是二把手，人称江二哥。一两年后，江二哥的名号在邻近几个乡场都有了名气，说他仗义疏财，急难济困。义字帮的堂口设在原“沫青社”的旧址，更名为“永星宫”；后又作为“仁”、“义”、“礼”三帮的公共堂口。这里平时卖茶，聚议或调解地方纠纷也在这里。提壶卖茶跑堂的是原“沫青社”的一个社员龙金安。龙在解放后参加了政府工作，后来作过犍为县的公安局长。

父亲之迷（三）
    解放前夕，国民党到处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大约是1949年秋天，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大舅（许载书）带着他的一个叫王明远的同学来我家，他们大约住了两天。我听大舅对父亲说，王不回川大了，希望父亲替王找一个合适的安身处。父亲说可以写信托人帮忙。王的去处我当时不知道，解放后才知到福禄镇当了小学教师（福禄接近彝区，是乐山的边远乡镇）。成都解放那年，大舅即从川大提前毕业，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工作，1953年后调中央教育部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大舅他们那次来我家，是川大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王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不能留在成都，而大舅是奉组织之命带王到乡间“避风”的。王解放后在乐山市总工会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曾任乐山市旅游局局长。
    就在大舅他们那次走后不久，国民党的军队到家乡的陈河沟抓走了一个叫江维礼的地下党员，那抓人的队伍我见过，十几名士兵，还扛着机关枪。江维礼被抓后，乡上一时传言纷起，说下一个就要抓我父亲了。一天，外祖父从石麟场来我家，那天夜里，我亲耳听到外祖父和父亲在房里的一番对话：“石麟场的人都在说要抓你。”“为什么要抓我？”“说你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不是。”“抓你怎么办？我很担心。”“我有证明我不是共产党的东西。” “还是到什么地方避避风吧。”这样，在第二日外祖父走后，父亲便带着我到离乡场近20里，地名叫深山的王泽新家“走亲戚”去了。王作过犍为县的县参议员，我该叫他舅公，我母亲的生母就是王家人。深山那地方是名符其实的深山老林区，人烟也较稀少。这次“走亲戚”时间较长，起码有十天。父亲每天差不多是同王家弟兄们玩牌。赶场天，父亲叫王家去赶场的人给母亲捎个字条打听动静。在我们后来回家后，听母亲说，有两个不认识的背盒子枪的人来家里找过父亲，母亲推说父亲到成都去了，不知多久才能回来，把人打发走了。就在我们从深山回来大约半个月，家乡就在经过解放军与中央军的一场激战后解放了。
    刚解放时，乡政府的人员仍继续留用，也没有立即采取什么社会变革行动，在很多人心目中，解放军就是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国民党军队溃败到家乡时到处乱抢乱吃的军纪确实大不一样。
    1950年，家乡先后派来了几个工作组，由工作组提名，经会议表决，父亲先后担任过地方动员委员会主任，剿匪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县里派来驻乡的一个王排长），劝粮队队长。劝粮队是协助政府派来的征粮队工作的。年前，国民党已征收过1949年的粮，现在共产党要再征1949年的粮，老百姓称之为“一年缴二次粮”，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征粮队是政府派来的，每人都配有枪；劝粮队由地方人士组成，不配枪。经常来乡督促检查工作的是犍为县（当时家乡属犍为县辖）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吴迪，人们都称他吴秘书长（吴后来升任乐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大概是这年5月，在沫溪河畔那块大草坪上，召开了庆祝征粮任务胜利结束的群众大会，吴秘书长当场宣读了犍为县人民政府对父亲的嘉奖令，授予“劝粮模范”称号。父亲还上台讲了话，如今我只记得“父老乡亲们”，“为乡梓鞠躬尽瘁服务”这两句短语。后来吴秘书长还说要介绍父亲出去工作，让父亲写了自传。在1950年差不多整整一年里，父亲总是忙于工作组交付的各项工作，多次到区、县接受培训、学习。我考初中时，父亲正到犍为县城学习去了。那是本街两个解放前就上了中学，而该中学解放后已停办（私立学校），要去考插班的人约我去的。当时新生考和插班考都是考后三天放榜。我看了榜回家时，父亲还在县城学习没回来。他回来得知我已被录取，十分高兴。是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学校为我办好入学手续的。
    我上学一个月后回家取伙食费，那晚，父亲把我家的四个佃户请到家中，对他们说，解放了，不允许地主再剥削农民了。政府将来还要实行土改，我先走一步，把你们佃种的田的地契都交给你们，这些田土都属于你们的了。后来听说乡农会还表扬父亲是“开明地主”。

父亲之迷（四）
    11月的一天，父亲来乐山看我，并一起到乐山最著名的明和饭店就餐。同餐的还有家乡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当过保长。从他们边饮酒边谈论中，我得知家乡在不久前已枪毙了一个人，开了杀戒。被枪毙的这个人是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乡长黄熔。黄这人比我父亲小几岁，读过中学，1948年还作过踏水小学的代课教师教过我。他的父亲就是袍哥“仁”字帮的“龙首”黄伯勋。1948年搞乡公所换届选举，许多人根本没想到，竟把这个才二十出头，在地方上毫无威望的人选上了，据说是其父施加影响的结果。我从父亲他们的说话中还得知，在沫溪河畔黄被枪决后，黄的妻子带着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孩子，背着一个两岁多的女儿（后来成了我二弟的妻子），肚中还怀着一个未降生的生命，在刑场抚尸痛哭。一个在旧时代只当了一年多乡长的人，究竟能干出多少罪不容赦的事呢？何况解放初期他在继续留任中还在支前、征粮等工作中，为党和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可这并不能功过相抵，而且是本乡第一个该挨枪子儿的。父亲他们还议论着“下一个该是谁”的问题。尽管父亲他们谈着、笑着，好像在笑谈与他们毫不相干之事，而我心里却有些犯嘀咕：父亲，你难道不想到自己的未来也可能不妙吗？（同餐的那个保长后来也被枪决了）
    不久，我的预感就进一步加强了。12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经过与家相邻的那座房前，看见这间作过旅店的宽敞的前屋坐满了人，而父亲正跪在一条长板凳上。我快步越过这地方回到家中，不久父亲便回来了。父亲对母亲说，这天，本街上凡在解放前有点脸面的人都被叫去了，一个个轮流跪在板凳上向群众赔罪，说自己过去欺压过群众，今后要夹起尾巴重新做人。父亲说，这是举行表态性质的仪式，你一跪，人格尊严便没有了，过去的威风就扫地了。父亲虽然在自嘲自解，但我觉得他的危险期开始了。
    寒假回家的第二天，乡里在那块大草坪上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斗争公审大会，规定与会群众每人要拿一根木棍，棍的一端系上一节红布。二弟说，上次斗争公审黄熔也是这样，说上面讲这是从老解放区传过来的斗地主恶霸阵式，叫“棒棒军”上阵。我和二弟都去会场看热闹，那场面果然壮观，随着“打倒”声的口号呼起，上千根系红布的棒子高高举起，会场上便出现一片如林似海的红头木棒，加上斗争台下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戒，好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这天被斗的共五人，是黄熔的父亲黄伯勋，前任乡长张俊璧（我的大姑老爷），其弟张志和（保长），黄熔的副手前副乡长黄鹏远，其弟黄察远。前四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后一人死缓（两个月后亦被枪决）。四人同在沫溪河畔的一处河滩上受刑，行刑后，不少人去围看那躺在血泊中的四具尸体，一些半大不小的男孩捡起河滩上的石头，朝四颗血淋淋的脑袋乱砸，说是“敲南瓜”，把四颗已被子弹洞穿的头颅砸得稀烂。父亲和街上一些过去有头脸的人没让去开会，他们不是群众。那晚，父亲坐在家中烤火的火塘边默然无语，只是用火钳不时去戳燃烧的树疙兜上的炭块。火光中，他那终年不戴帽的浅发头部在我眼中分外醒目，我感觉不知哪一天，一颗子弹也会穿透他的头颅。
    这年过年，街上的人家都在大门上贴出了春联，都是从小摊上买的印制的现成春联，无非是“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只有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是父亲自撰手写的，那副春联是：“来清匪反霸巩固革命成果，去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
    过年后不久，乡场附近的一个村，在离乡场约一里的一处空地开该村的“斗地主”大会，斗该村的一个地主。乡场街上的七、八个地主也由乡农会通知去陪斗。那地主站在临时搭起的斗争台上，陪斗的地主站在台下，父亲也在陪斗者之列。陪斗者中，除七、八个地主外，还有三个我认为不是地主的地主家的儿子，这三人解放时还在城里上中学。这次斗争会后，那个挨斗的地主便上吊自杀了，那三个叫去陪斗的青年都跑到乐山城里找工作去了，后来都成了国家干部。
    1951年的春季学期又要开始了，前不久，我曾带二弟去应考母校的春季新生招考，二弟也被录取了。为了我兄弟能入学之事，我向父亲要钱。父亲说，现在家里已别无经济来源，只靠家中酱园铺卖头年制作尚未卖完的豆瓣酱勉强维生，哪有钱供你们读书。我说我可以申请助学金，但助学金要将近一个月才能批下来。我只要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作业本的钱，学费申请缓缴，先入了学再说。父亲见我执意要去读书，叹了口气，叫母亲拿了3万元（旧幣）给我，我就去上学了。在申请助学金时，有个班干部说我上学期读书时，还算班上有钱的同学之一，怎么这学期就没钱了，认为我装穷。这样助学金评定张贴的第一榜，就没有我的名字。找班主任反映困难，班主任说他也没办法。于是我在上了半个月课后，将被盖之类寄放到学校保管室，赌气回了家。到家那天，见父亲在后院解放前夕刚修好的酱园作坊里劳作。他系着一张蓝布围腰，衣袖高高挽起，正在木槽旁搅拌麦麸，学做醋，样子很像一个工人，但动作却显得外行。父亲对我的去而复返没多说什么，只是说，到学校读书不成了，就在家里自学吧。看着家中日渐窘迫的经济状态，我哪有心思自学。于是从3月份起，我便同儿时的玩伴之一张老五等人学挑煤炭挣力脚钱。不久二弟也加入了。父亲学做醋宣告失败，4月份，他也跟我们一起去挑过几次煤。我和二弟学挑煤，很快就学会了换肩的技术和小跑步的步伐，父亲挑煤不仅挑的重量不及我，那样子还像苏秦背剑，担子一头高一头低，走路也不快，步伐零乱，那怪样子既令人笑又令人可怜。一次父亲去取称上的煤挑子时，称钩把他的手钩出了血。看着父亲的血，我不禁想到，这血，说不定哪天会从他头上流出来，而且不是一滴两滴，而是一滩。
在3、4月份，家乡又有几个人被枪毙。我计算着，一些过去声望不如父亲的人都命丧刑场了，还没动父亲，难道上头认为父亲同那些人不一样，能幸免大难么？
    5月2日，街村农会主任刘××亲自上门来叫父亲去村农会。这个刘××，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是中士衔。他是外乡人，不知怎么流落到家乡，靠帮人打短工维生，他有力气，脾气也颇好，街上需请人帮做粗活时都乐意雇他，人们都叫他“刘中士”而忘了本名。刘××从前也常到我家帮工，晚餐时我家都要以酒肉待他。他叫父亲走后，还单独留下给母亲说了些什么。以往父亲也被叫到乡农会或街村农会去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这次却一去没回，下午是母亲给他送的饭。
    5月3日，母亲叫我和二弟这天不用去挑煤了，留在家中。早晨，母亲叫我去陈饭铺买了一大碗白肉，一大碗烩嫩葫豆，还买了半斤酒，让我用篮子给父亲送去，要我守着他吃完，把碗和酒瓶带回。我来到街村农会，父亲被叫出来，一同出来的还有八叔公江朝宗。菜、饭、酒都摆在一张八仙桌上，父亲和八叔公一起坐下喝酒，我见八叔公端起杯又放下，眼泪涔涔的。父亲一口喝完一杯酒，再给自己斟满杯，举杯对八叔公说：“八爸，想开些，喝酒！”等他叔侄俩吃完酒饭，我把碗瓶带回家。不多久，母亲叫我再去见父亲，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这才省悟到，难道今天是父亲的大难之日？难道我送去的这餐酒饭，就是他和八叔公的最后一餐？但我又暗存侥幸：以往乡里枪毙人，都要先开斗争公审会，今天并没开斗争会呢。我走到街村农会，见大门口与门槛呈十字交叉竖安着一条长板凳，坐着几个人，像是把门。我对其中的村农会主任刘××说，我要再去见父亲，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刘××说，这个时候了，你还来见他干啥？但他还是把我放了进去。我见到父亲，他说没什么可说的，要说的都写给你母亲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的遗嘱就是交给刘××，由他带给母亲的。我返回家中，一家人都站在堂屋里，谁也不说话，仿佛这静静的等待，能延迟那必不可避的时刻到来。可不久，五岁的二姑表弟便哭着从街上跑回来，哭喊着：“家家（外祖母，即我的阿婆），舅娘（即我母亲），舅舅被绑起来了，还有八家公。”几分钟后，便见几个人推揉着绑着的八叔公，跑步从我家门前经过，后面一个士兵背着长枪，他们是往下场口沫溪河方向去的。不久，便传来“呯”一声枪响。又不久，上场口那儿也传来“呯”一声枪响。据街邻说，父亲被绑着是自己走出农会的大门，跟着他的人没有挟持着推搡他，只指了方向让他自己走，他嘴上还衔着一枝冒着缕缕青烟的叶子烟。还说父亲没让跪着，是站着受刑的，枪响之后一会儿，父亲才扑倒。父亲死时才三十岁。同日，街村农会门外的墙壁上贴出了区人民法院对父亲和八叔公执行死刑的布告，那布告是用毛笔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布告很简短，给父亲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八叔公定的也是此罪名），然布告中却无一件具体的“反革命”事例，仅罗列出了父亲在旧时代担任过的职务。核心的“判词”是说父亲在解放前“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事由是曾于×年×月×日，当众打了寡妇江三娘一记耳光。
    当日，我即听前来帮助理丧的幺叔公讲，那个江三娘是江家另一脉的远房亲戚，她家的地与八叔公家分得的地相邻，地界上有一棵大樟树，她雇人去砍伐，与八叔公家人发生争执。八叔公家人拿出地契，地契上写两家之地以大樟树为界，并未明确树的归属，因而不同意江三娘私自砍伐这棵界树。江三娘硬说这棵树就该归她所有，她要砍伐别人管不着，还说八叔公家欺她寡妇人家，放起刁来。凑巧那日父亲打鱼经过，便去相劝，劝江三娘有话好好说，要讲理，不要撒横。江三娘却骂父亲是“外姓野种”，没资格跟她说话，并啐了父亲一脸口水，父亲才扇了她一耳光。那年父亲只18岁。而布告所称的这位“百姓”江三娘，后来土改中评的也是地方成份。
    料理完父亲丧事后，母亲才把父亲遗嘱给我看。遗嘱很简短，我至今仍可一字不错背诵出来：

    慧（母亲辈份名叫许载慧）：永别了！事已到此，命中注定，别为我过
度悲伤。希望你今后不要嫁人，把几个孩子抚育大。源儿还是要让他去读书，
或许他将来能改善你们的处境。澄波姐（我大姑叫江澄波，她寡居后带着我
大表弟、二表弟一直同我家人住在一起）应该再嫁，她一向体弱，带着两个
幼子难以长期守寡。阿咪（我家祖籍广东，广东人叫母亲为“阿咪”）也要
节哀，她年老体力尚可，又从小习惯了劳动，她跟着你可以对你有所协助。
                              裕道（父亲辈份名）绝笔
                                       1951年5月2日

    父亲死后不到半年，我家就被“扫地出门”了，而那时尚未开展土改运动。那时，由犍为县人民政府颁布了一个“关于没收反革命分子家庭财产”的布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规定，对反革命分子家庭财产，除留给家属必要的生活用品外，其余全部没收。所开列的全县应没收家庭财产的数百名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家乡只有二人，即黄伯勋和江水平。我家就是根据此布告被“扫地出门”的，比家乡在土改中被“扫地出门”的其他地主家庭早了四个月。
    对于父亲，我一直觉得是个谜。他到底参加过共产党没有？或许参加过，后来脱党了；或许想参加，后来犹豫了。他倒是痛快地一死了之了，免却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必不可免的种种折磨和苦难，却长期影响了他的遗孀和后人难予享受一般人的正常待遇。他到底该不该死？如果说他有“罪”，该不该由后人再承担？这些疑问我一直想不通。即使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组织上多次要我写对父亲的认识时，我也不愿意向他多泼污水，骂他活该。我只能这样写：一个新的革命政权诞生了，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恩威并施。恩，就是向人民群众施恩施惠；威，就是要坚决镇压一切危害或可能危害人民政权安定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显示专政的强大威慑力。父亲作为那个被推翻的政权和被打倒的势力在乡间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也必然会作为旧时代的一名殉葬者而被处决，以之用千百万反革命分子的脏血，来抵偿为革命而牺牲的千百万革命者的鲜血。我那时写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当我可能并允许尽可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父亲时，我则要说，父亲早年确实是个向往和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后来他参加袍哥，也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欺压百姓之事，他的仗义疏财，尽管是江湖中的“义”气，但或许也确曾帮助过一些普通人渡过了难关；他在解放后的确表现过拥护共产党政权的诚意，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过一些有益有功之事；然而，在他的利用价值告罄之后，他就被共产党彻底抛弃并消灭了肉体。只能这样作的唯一可正确解释理由，就是他不是旧时代、旧政权的高官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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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母（一）
     2005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原乐山高级中学57届2班的同班同学，在乐山举行了一次老同学聚会，从各地赶来与会的同学共二十七人（高中毕业时班上共四十七人），还邀请了当年的班主任，已八十高龄的魏维正老师参加。会期共两天，第一天上午的主要活动是举行会议式聚谈，要求每位与会者用3—5分钟时间，简要介绍一下分别后四十八年的工作生活经历，现在的家庭情况，今后对余生的设想等。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在我赠送给各位的拙著《杂文面面观》的“后记”里已经写了，大家可以下去后看，无庸再在此饶舌。我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可以说生命中有过红、篮、白、黑、黄多重色彩：红，是我读中学时曾是学校的“红人”；蓝，是我也曾有过短暂蔚蓝的青春浪漫史；白，是我自认为一生清白，离校后一直是个“白丁”；黑，是我多年被视为“黑崽子”；黄，是我自退休以来日子还算安详、平静。二可以说，我的命运有过正剧、悲剧、喜剧，甚至还发生过闹剧。在我发言后，一位从某市计委主任位上退下来的老大姐同学说，1957年你高考落榜，听到这消息我们很多同学都感到震惊，以你读中学时的学习成绩，政治表现，你本该是上北大、人大的料子。另一位男同学说，你的落榜是不是因为1956年，发动我们全班搞过一次“大民 主”？这时，魏老师插话说：江源当年的落榜，是因为写过一篇《忆母》的文章，文中美化过自己的地主母亲。关于当年我高考落榜的原因，我在《杂文面面观》•“后记”中曾作了辨析，但其中并未涉及《忆母》之事。而对称为“大民 主”之类的说法，我根本不以为然，我只觉得，别的什么原因都不是，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才注定影响了我实现读大学的愿望，像我一样在校时品学兼优而家庭有重大问题的学子，不唯在1957年，其后更在若干年中，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是极普遍的，我无法逃过那种“宿命”。而现在魏老师提出的《忆母》一说，我则感到茫然，因为一时间我竟想不起写过什么《忆母》的文章呀。何况魏老师只当我们一年零几个月的班主任，毕业时班主任已另换他人，她的话不太可信。晚上回到家中，我还在想魏老师的话，想着想着，又恍惚记起在1958年和文 革初期，揭发我的大字报中，都似乎说我读高中时，写过《忆母》的文章，说文中还引用过孟郊《游子吟》的诗句，把自己的地主母亲美化为慈母，十足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想着想着，尘封已久的记性忽然甦复了，往事竟如昨日般历历在目清晰起来。是的，我确曾写过一篇《忆母》的文章。

    我是在1954年秋考入初中就读的母校乐山三中高中部的。中考的入学成绩是该班第一名（这是别的同学从魏老师的新生花名册入学成绩栏看到后转告我的）。高一年级，教我们语文课的是刚从西南大学（当时叫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分来的一位名周纯智的老师。周老师年轻潇洒，讲课热情奔放，颇具感染力，很快受到同学们的拥戴。语文课的课程安排是每周有一次两节连排，叫作文课，隔周一次作文，这周用于课堂作文写作，下周用于作文评讲。我高中的第一次作文，周老师便给了90分，并在作文评讲课上全文宣读。此后的作文，我篇篇都在90分以上。在选各课的学生课代表时，我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语文课代表，与周老师的接触联系自然比别的同学多，周老师对我也特别器重和信任。我当时任学校团委少先委员，少先队搞的一些活动，我邀请他参加他都欣然前往。记得一次搞“地质探宝”的大队活动，我请他写一首诗在露天篝火晚会上朗诵，他也如约履行了。我至今记得他这首诗的开头是：“当你在春天的清晨，/踏过珍珠般的草地，/当你在夏天的月夜，/走过乳白色的山岗，/你曾经想过吗？/就在你的脚下，/深埋着无尽的宝藏。//”星期日，班上搞篮球比赛，需要记时的表，我去找周老师借手表，他便把刚买的手表从腕上取下交给我。总之，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周老师既是我的文学引路人之一，也是我的一位亲切的大哥哥，大朋友。

    高一下学期，一次作文课，周老师出的题目是《忆母》。面对这个题目，我很犯难。一般说来，忆母的文章大多要写母爱的慈善、圣洁、伟大。但我的母亲是地主，我能这样写吗？忽地想起读初中时，同年级不同班的一位王姓同学写过的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该文的开头写道：“母亲，你是我的生身之母，但我并不爱你，敬你，而要深深地痛恨你，诅咒你。”接着，是谴责他的母亲如何不劳而获，如何吸食鸦片，如何恶对穷人，以及在土改中如何私下里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对翻身农民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等。文章最后的大意是：“如今，我是不承认有这个母亲的，我要把别人对自己母亲所有的挚爱和崇敬，完完全全地献给养我育我的全国人民共同的母亲——伟大的祖国。”这篇文章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还被学校领导在全校集会上表扬过。这位同学在其后的人民助学金评定中也获取了最高金额的甲等（获甲等者全校仅两个名额），直到初中毕业。理由是该同学最符合评助学金“需要”和“应该”两个条件：“需要”，是他自上中学后就完全断绝了与地主家庭的任何联系，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应该”，是他能彻底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政治思想好。但我能像王姓同学那样痛恨、诅咒我的母亲吗？一则我自认为我的母亲不像王姓同学母亲那种人，二则我在童年时，或者说在解放前的岁月中，我确曾享过天下母亲所给予儿子的相同的母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母亲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份子，在解放后家庭所经历的变故中，自觉和不自觉隐隐流露过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自身处境的哀怨——我不会不知道她身上有着中国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的共性一面。为了完成这篇《忆母》作文，在冥思中，我听闻过，耳濡目染过的有关母亲的点点滴滴往事，纷至沓来浮上心头。这些往事，在脑海中电影镜头闪现般幻化成若干似乎无序又似乎有序的断片……

忆母（二）
    母亲是离我家乡踏水场二十里石麟场的人，学名许兰馨，辈份名许载慧。母亲是外祖父的第一位妻子所生，她八岁时生母就亡故了。其后，外祖父娶了第二位妻子，陆续生下了我的大舅、三姨（二姨夭亡）、四姨、五姨、六舅（比我小一岁）、七姨。母亲的继母对母亲很好，视如已出；母亲对她的继母也十分孝敬，视同生母。大舅、三姨、四姨、五姨都是由母亲协助继外祖母悉心料理带大的，家中的厨事、浣洗之类家务活，基本是由母亲悉数包揽。大舅比母亲小十岁，母亲读高小时，大舅才开始上初小。大舅上初小一二年级，每天都由母亲背着他上学。我幼时常听外祖父家人说，载书（大舅名）是在江大姐（指我母亲）的肩膀上长大的。母亲十九岁出嫁时，外祖父家道也开始败落，嫁妆全是由外祖父家的内亲外戚赠送的。嫁妆很丰富，据说在此前和此后，在家乡那个小地方，没有别的人家能比得上。母亲自嫁到江家后，如她在娘家时一样，家中的一应内务活全由她承担。我和二弟、三弟，均是由她一把屎一泡尿抚大的，没有请过佣人。只在四妹出生后，家中才雇请了一个全家称之为周大姐的女佣。周大姐那时大约三十多岁，人高马大，力气也蛮大，主要任务是负责挑水、扫地、上山捡烧柴，家中炊事基本仍由母亲主持。母亲对烹调很在行，能做许多好菜。家中办“摇会”（一种互助性质的储蓄转转会）宴谢入会者，类似“九大碗”的席面也是由母亲一手操办。母亲每年还要为家中所有人（包括周大姐）每人至少做一双布鞋。如果承认家务劳动也是一种劳动，那么母亲从能懂事起，天天都在劳动，她的生活享用与她的劳动付出，至少可以说，并没有超支多少。我常常在晚上睡醒一觉后，发觉屋里灯还亮着，我眯缝着惺松的眼，看到母亲还在一灯如豆的菜油灯下，飞针走线做鞋，这几乎是她晚上的必修课。这种情况，在刚解放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更不可缺了。那一段时间，我家摊派到的做军鞋的任务似乎特多，除要交军鞋，母亲还要做鞋来挂在门口等人买。来买鞋的多半是一些也有交军鞋任务而又不擅做鞋的人家。正是此时母亲做的鞋主要不是让家人穿，而是卖掉以贴补家用，我才开始感到，家中的经济情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对我在孩提时，母亲是如何把我带大的我不知道，但从我有记忆起，从看见母亲为弟妹勤换尿布或用小布口袋装着精心配制的米糊喂他们（母亲奶水不丰）；从看见母亲背着弟妹们洗衣浆裳，或打整蔬菜和做饭；从看见母亲坐在几个月大的弟妹们乘坐的竹制椅轿旁，一脚踏着椅轿下的横轴，轻轻地摇晃着椅轿，而手上则同时在做着针线活，嘴里哼着摇篮曲……从这些周而复始的举动中，我知道我小时也一定是这么过来的。我还记得，夏天的晚上，我和二弟临睡时（我和二弟同睡一床），母亲先要用竹扇驱赶一阵帐中的蚊子，等我和二弟睡下后，她放下蚊帐，还要举着锡做的灭蚊灯，跪在床上从这头移到那头，捕捉帐里那些赶不走的吸血虫。冬天的晚上，母亲先要用一种密闭的竹火笼，把被子烘热后，才让我和二弟钻进暖暖的被窝里。正是从这些细致入微的举动中，我感到了母爱的细心和温馨。

    我小时候很淘气，用大人们的话说：“天上都是脚板印”。我的调皮和“不安分”，每让二弟跟着学。每当我独自或与二弟一起做了“错”事时，母亲责罚的方式是让我们跪在堂屋的神龛下“悔过”，跪地的时间或长或短，但都要等我们表示认错，承诺以后不再犯了后才准予站起来。有一次，街上的一个孩子在我家门口欺负二弟，我上去帮忙，双方都动了手。那小孩骂了我一句带“妈”的脏话，我以同样带“妈”的脏话骂他，二弟也跟着学骂。恰好被母亲听见了，她哄走了那个小孩，揪着我和二弟的耳朵，气咻咻地数落着，“好啊，学会打人，学起骂脏话了”，又专门针对我说，“你是当大哥的，是给弟弟妹妹做榜样的，你这榜样把弟弟妹妹都要带坏了”。自然又是让我和二弟一起在神龛下跪地思过。母亲进厨房做饭去了，我跪在地上闻到了从厨房溢出来的阵阵鸡肉香。到吃饭时候了，母亲前来问我们知错了吗？二弟说知错了，以后再不敢了。母亲先叫起二弟起来去吃饭，我却不吭声。母亲又问我几遍，我说，“是他先动手打二弟，是他先骂我们”；心里还想的是，他骂我“妈”，是对我母亲的亵渎，我回骂他“妈”，是对我母亲的“保护”，我错在哪里？母亲见我不认错，便进去吃饭了。我听到一家人吃饭的声响，闻到那一阵阵诱人的鸡肉香，嘴下流着涎水，希望有人把我叫起来去吃饭，果然听见阿婆说，“我去叫大娃（指我）进来吃饭，吃了饭再不认错再让他跪” 。又听母亲说，“先别管他，看他的志气有多大”。又过了一会儿，阿婆出来了，对我说：“起来，快去给你妈认个错，进去吃饭。”我心想，你们饭都快吃完，桌上的鸡肉肯定剩下不多了，叫我去吃残汤剩水，我亏了。阿婆要拉我起来，我却不肯起来，阿婆把我抱起，我偏又自己跪下去，就是赖着不起来。忽听母亲似乎在近处说，“你错了还要使犟性，那是害你自己”。原来她正端着饭碗，站在堂屋通厨房的过道口观察。她又说，“阿婆别劝他了，他使犟性，好像还要我们给他认错求饶他” 。我跪在地上听到阿婆和母亲都走开的声音，听到厨房里刷锅洗碗的声音，然后什么声音没有了，一切都静了下来。这时想到一家人已把饭吃完，好吃的东西肯定吃完了，我只能挨饿了，而肚子里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响了。我又想，饿吧，把我饿瘦了你们才晓得心疼呢。忽然想起了“人不吃饭就要死”的话，我想，我会不会因为一顿饭没吃，今晚就死去呢？想到死，我害怕了，眼前的一切，神龛上供奉的祖先牌位，神龛桌上摆放的香炉，四周的墙壁，似乎都在旋转，我扑通一声倒地了。是母亲听到响声跑出来把我抱起，先看了看我身上有没有伤处，又拍打我衣服上的尘土，然后把我领进厨房旁饭桌边，让我坐好，再从锅里揭开锅盖，从热水锅里端出温着的一大碗红烧鸡肉，又给我添来尚冒着热气的饭。我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端着饭碗一边扒饭，一边用手背抹眼泪。这一餐饭，我感到五味杂陈，似乎咸、辣、香、甜、苦都有。

忆母（三）
    母亲对我最沉重最伤心的一次处罚，大约是在我七岁的时候。本街上有个人们呼之为张老五的与我同岁的孩子，约我和他一起玩“十点半”的纸牌赌博游戏。我不会玩，他便教我。这种游戏很简单，一学就会。他当庄家，我当玩家，他赢多负少，换成我当庄家他当玩家，依然如此。很快，我身上的一点零花小钱币就输光了。我回家后心有不甘，想着怎么能把输了的钱赢回来。想翻梢就需要资本，但家里给零花钱是每月才一次，数额也很少。挠着头皮想来想去，想起母亲床后搁马桶的夹道里，有一个倚墙立放的约一米高的楠竹筒，里面有钱币，这是我不久前偶然发现的。我去找到那个楠竹筒，很沉重，我移不动。楠竹筒的上端有一个一寸多长，姆指宽，用来投钱币的口子。我踮着脚，伸出小手往口子里摸。竹筒里的钱币已装满直达口子，我费了一番劲，终于掏出二枚“大二百”的铜钱来。这种“大二百”铜元，黄铜铸制，黄灿灿的发亮，一枚可值二十个小钱币。我将铜元藏在衣兜里，又去找张老五玩“十点半”。结果很快又输光了。我怏怏不乐回到家中，刚进门，母亲便把我喝住了：“大娃，过来！”她先搜了我身上的衣包，一无所获，便厉声问我：“你动过我储钱筒里的钱吗？”“没有。”“你和张老五一起赌过‘十点半’吗？”“没有。”“都没有？撒谎！明明有人看见你掏过储钱筒，看见你和张老五玩‘十点半’，后来你们转移了地方，我才没能当场逮着你。说，拿走了多少钱？是不是都输光了？”我心想这些可能是二弟告发的。我掏钱的时候，二弟曾进房来过，问我在做什么。其时我已掏出钱，对二弟说：“快走，这里有耗子！”抢在二弟之前跑出了房。我玩“十点半”时，二弟又来过，我把二弟支回家，还警告他不许回家告发，接着我和张老五便转移了玩牌的地方。我心虚了，但不吭声。母亲说：“储钱筒里的钱，是准备将来供你和二娃（指二弟）上学用的，储了多少我有数。原先钱已贴近了开口缝子，现在短了一截了。这不是随便拿钱，是偷钱；偷了钱又去赌，幼时小赌，长大大赌，你想不学好，往邪路走呀！”母亲的脸色很难看，她是真正动怒了。我自知理亏，瞒是瞒不住了，却又不愿承认全是自己的错，竟忽地冒出一句话来：“你们平时为什么不多给我点零花钱？你和爸爸过年时不也赌过？”的确，逢过年家中有亲戚来，父母是陪亲戚们玩过纸牌、麻将之类玩艺儿的。母亲立时就气炸了：“你还自以为有理呢。小偷针，大偷金。人没钱，当讨口要饭的叫化子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偷、去抢！你又学偷又学赌，长大了要当败家子呀！”“败家子”是我懂得的一句最羞人鄙贱人的话，我知道街上有一两个破落户的子孙，一身穿得邋邋遢遢的，常干些偷鸡摸狗之事。母亲还对我讲过这些人过去如何家道宽裕，后来如何吃喝嫖赌，卖房卖地，终于生计无着的事，说他们就是败家子。现在，轮到我被母亲指斥为“败家子”了！母亲盛怒不已，说：“指望你从小学好人，做好人，给小弟们做个榜样，你竟成了这样的坏榜样！我不要你了，把你扔到沫溪河里去喂鱼！”说着母亲拿过一张大的米口袋把我罩住，抱起我就往大门口走去。我起初以为这是吓唬我的，先没有哭，然后是呜呜地哭，高声呼叫：“阿婆，快来救我呀！”但是这回阿婆没有行动，我也不知她是不知道这事还是有意躲开了。我感觉母亲抱着我走上大街了，有人在问我母亲：“出了什么事？”听母亲哭着声说：“他不学好，将来长大了也没用，扔到河里算了！”我在口袋里乱蹬乱踢着，哭嚎着：“我不想死，我再也不敢了！”跟着母亲的人在劝母亲，在为我求饶，我听母亲在大声抽泣，边哭仍边抱着我往前走。直到走出街口到了临河的高台阶处，母亲才被一路跟着的大婶大娘们劝住，然后由其中一位抽去罩住我的口袋，从母亲怀里把我抱过去，迳直把我抱回家。我被放下地，抱我回家的人拉过小板凳让我坐下。我仍低声抽泣着，眼泪鼻涕一起揩。母亲也回来了，站在我面前泪眼婆娑的样子，她的衣服上还留着许多被我蹬踏出的泥脚印。母子四目泪眼相望，母亲没有再说什么，突然间喉下发出“嗯”的一声，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记得在当天和继后的一两天，母亲都没同我再谈有关此事的话，直到几天之后的一晚，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四妹喂奶，我在旁逗四妹，母亲让我坐在小板凳上，紧靠在她膝前，她才又同我说起“小偷针，大偷金”的道理，又重述了“败家子”的一些丑事。可能就是通过这次母子双双伤心落泪的刺激，使我初步萌生了做人要清白，为人要正派的人生信条。母亲对我讲过的故事当然不唯只有“败家子”一类，她还讲过“孟母三迁”啦，“三娘断机教子”啦，“孟宗哭竹生笋”啦，“岳母刺字”啦，等等。


忆母（四）
    母亲对我已有心气平和，絮话家常的时候，记得是1948年秋高气爽的一个月圆之夜，在后院门楼下我和弟妹们绕膝围坐在母亲身旁，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五弟（一年多后患天花夭折了），问我们长大了，成得势了想做什么。二弟说他想当侠客，抱打人间不平；我说我想当总统——其时国民党正在搞“总统选举”，我想总统就同古代皇帝一样，可以号令一国。母亲笑了，未置然否。我问母亲，将来我们读了书，成得势了，她希望做什么，我们一定会成全她所想的。母亲指着离后院百来米，田野上一处有碉堡废墟的地方说：“我想在那里修个幼稚园，让街上和附近的小朋友能在那里玩翅翅板、荡秋千、认字学画、唱歌跳舞。我当园长，另外请几个城里幼稚园的老师来管教小朋友们。所需的钱，由你们出。”幼稚园这名字和样子我只在小学课本上见过，而我们乡间是从来没有过的，只朦朦胧胧知道那是孩子的乐园。我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收割了庄稼的水田上白花花一片，月亮像金铸的圆盘在一方水田里洗涤，有碉堡废墟的那处小丘上，竹影婆娑，几棵大树浓荫匝地，只有那碉堡的断壁残垣黑魆魆的有些阴森。是夜月华如水，天穹如海，院墙下蝈蝈儿此起彼伏的鸣声，好像谁在弹奏欢快的小夜曲。

    1950年秋我上初中时，母亲要将她结婚时的嫁妆——一口牛皮箱，一床锦锻被面的被盖，一床纯羊毛毯让我带到学校去用。挑子都装好，阿婆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这些贵重的东西带到学校，我人又小（11岁），弄丢了可惜。结果换成了阿婆用过的一只黑漆木板箱，一床红布做被面的被盖，一床线毯。后来母亲曾多次对我说过，她的那些嫁妆品如果让我带进了学校，就保住了，不致在抄家时都被抄走了。她是在为我惋惜，而我则只有哑然。

    1951年，我因家庭经济窘迫上不起学，休学在家。从3月起，先是我，然后是二弟同我一道，同张老五等一批年龄相近的孩子挑煤挣力脚钱，贴补家用。那时我12岁，二弟尚不足10岁。挑煤这活儿，是每天下午先到离乡场约四、五里的小煤矿把煤担回家，次日天刚蒙蒙亮，便上路把煤挑到离家乡二十里的蔡金场或更远的盐灶。中午返回家后，吃过午饭略事休息，再去小煤矿担煤回家。这年6月——就是父亲被镇压后的次月的一天，上午我担煤外运的活已完成，感觉双脚很疼，真不想下午再去小煤矿担煤。吃过午饭，我便到乡政府门口的墙壁处看看新贴了什么镇压反革命的布告（那时隔几日就有这类布告贴出，是了解全县这方面动向的窗口）。二弟也跟随在我身边。这天不赶场，街上冷清清的，只有乡政府门口一侧，一个炸花生粑、碗豆粑的摊子前有几个人围看。油炸花生粑和碗豆粑是我喜爱的食物，过去我的零花钱，基本上就花在这摊上。但是现在不行了，它们虽然价不贵，一块花生粑卖300元（旧幣），一块碗豆粑卖200元（旧幣）。我兄弟俩每日运煤所赚之钱，都是全部交给母亲买米买菜维持一家人生活之用的，对花生粑和碗豆粑早就不敢问津了。正看布告时，母亲来了：“大娃、二娃，你们怎么还不上厂挑煤，张老五他们都走了。”我说我脚痛，想休息一天。二弟也说他脚痛。母亲说，脚痛就少挑一点。我说挑得再少脚也会痛。母亲说，你兄弟俩不去挑煤，下次赶场哪有钱买米啊。那时我家共九口人：母亲、我、二弟、四妹（五岁）、六妹（一岁）、阿婆（近60岁），以及寡居后就回娘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大姑、大表弟（七岁）、二表弟（五岁），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已经完全靠运煤所得维持了，而我是在一家能运煤的四个人（包括母亲和大姑）中，力气最大，运量最多的，可说是全家的“顶梁柱”。母亲催问我：“你到底去不去？”我不吭声。母亲又问二弟：“你去不去？”二弟说：“大哥去我就去。”母亲说：“那你作大哥的就答应了我吧。”我顶了一句：“你和大姑这两天怎么不同我们一起去？今天你一起去，我也就去。”母亲说：“大姑这两天打摆子（虐疾），为娘的这两天也有病，病好了天天同你俩兄弟一起去。”的确，母亲这两日脸色青灰，饭量锐减，她这会儿来叫我和二弟，头上还箍着用来压头痛的青纱帕。我仍然不表态。母亲突然跪在地上，向我作揖，哭着声说：“大娃，妈现在无依无靠，你是家中长子，你多帮妈一把，把这个家维持下去吧！”我见母亲哭成了泪人儿，心早软了。这时，卖油炸粑的大爷从旁相劝说：“你们两兄弟要听你妈的话，大大小小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你们妈不指望你兄弟俩指望谁？”我突然向母亲走近一步，说：“我想吃碗豆粑。”母亲站起身，说：“妈马上买，吃了碗豆粑就去挑煤——阿？”我点点头，母亲便掏出400元为我们买粑。卖粑的大爷挑了两个粑给我和二弟，还把半个断了的粑不要钱送了我们。

忆母（五）
    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出现瑕斑，地位发生下降，是在父亲被镇压后逐步开始的。这倒不是她在街邻面前有了抬不起头的自卑感，也不是那些过去见了母亲就亲热打招呼，如今母亲见了这些人自己先送上笑脸，说些恭维话，人家还倒理不睬时她的尴尬相之故。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这么一件事情开始引起我对她“另有看法”。这年9月的一天（其时我家尚未“扫地出门”），母亲收拾了一个包袱，里面装的是她结婚后所制，一生仅穿过两三次的白羊皮袄，两件旗袍，放进一个稀眼背兜里，用一些猪草掩藏着，拿上割猪草的草刀，装着出门割猪草的样子出了后门。那时我家尚养有一头猪，准备过年时才宰杀的（一个月之后，我家被“扫地出门”时，这头猪也被充了公）。我听她同阿婆商量过，要把她这些东西暂时寄放到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这个亲戚家土改时也评为地主，母亲寄放的这些东西自然也被没收了）。我因已读过一学期的中学，知道了一些革命道理，且看过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懂得这是地主在转移浮财，口中不说什么，心里却对母亲此举有些不屑。其后不几天，有人来我家借父亲遗留下的撒网（父亲生前喜爱织网捕鱼），借去就没还。母亲几次对我说，将来我们家的东西如果没收，也该公家来没收，他怎么就先来趁火打劫呢？大娃，记住他借网的日子。我当时虽不知有“大厦将倾，何顾片瓦”的说法，觉得那人的作法不地道，但对母亲的唠叨却不以为然，眼下是什么形势了，还心痛那点小损失，我才不记什么日期不日期的呢。土改运动中，有几日母亲每晚要到街村农会去挨训挨打，回来后她总会对我说，谁谁打她时竹片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谁谁打她时心狠手重，痛得人椎心，还撩起衣衫裤子，让我看她手上腿上的紫色伤痕。我虽然也感到心疼，却对她这种对翻身穷人记阶级仇的表现有些反感：这不是在记变天帐吗？

    1952年我复了学，暑假回到家乡，才知家人已被逐下乡。（阿婆早已自尽，大姑因为评的是“小土地出租”，准予留在街上租房居住。）母亲被指定落户的地点是过去我家佃户所在的村，暂住在一户贫农家的偏房里，也分了田（其中也有我一份），但没分给任何农具。母亲让二弟先领我去看我家的分田。田在沫溪河畔，是一些干榜田。二弟说，分田的时候，是先由贫雇农挑选，再由中农挑选，其后由富农挑选，剩下最差的田才由地主挑，其实都是些瘦田、沙田、干榜田，无可挑选了。此时正是水稻分蘖晚期，再过几天就该扬花抽穗了。别人家的田里，葱茏一片，稻禾长势旺盛，而我家的田里，稻禾萎靡不振，许多稗草、杂草包围着稻禾。可说是稻禾与杂草共生，青色与黄色交呈，听二弟说还没薅完二道草。回家后母亲告诉我，下农村来时，家中可说是囊空如洗，已无隔宿之粮。其时正是插秧季节，分了田的农民都忙于犁田插秧，而分给我家的田大多未翻犁过，残留着上年的稻桩，今年的秧苗也是无着。而上头说了，地主所分的田，今年必须全部插上秧，不许撂荒。从没犁田插秧过的母亲和二弟，束手无策。等到别人都犁田插秧完了，母亲才求爹爹告奶奶去请别人来帮犁田，用别人弃而不用的剩余的“老”秧苗来插。说求爹爹告奶奶可一点不假，土改时农会规定，地主对农民，上了年纪的要一律喊老爷奶奶，年轻点的要一律喊爸爸孃孃，即使对只有几岁的农民子女，也要如此。那段时间，母亲和二弟，隔天去运煤，赚取买米钱，隔天在分给的田地里忙活。晚上，母亲还要熬夜做鞋，那是答应作为来帮犁田的人的回报的。我回家后的最初一阵，除同母亲、二弟一齐去运煤外，也同他们一道下田薅秧。我、母亲、二弟、四妹、六妹，一家五口都在田中。母亲是背着二岁了尚不能走路的六妹薅秧，六岁的四妹也跟着学薅秧。到八月底，稻田已结出稻穗，等待成熟。别人家的稻田稻粒硕果累累，丰收在望。我家的稻田里，很多稻禾不出稻，即使出了稻的，稻穗也短而小，稻粒几可历数。母亲说，今年能收回的稻谷，只怕连交公粮都不够。而这时我该去上学了。

    1952年的寒假，我因暑假里受过家乡农会的一次羞辱（事见《酸甜苦辣话乡情》），不想再回家乡了，留在学校过寒假（留校的学生，享受的助学金照发）。一天，我在校门外的月儿塘闲步，碰到家乡的一位亲戚，她告诉我，我母亲已改嫁了一个姓王的农民，在窑埂（地名）。她似乎怕我伤心，补充说，你母亲不改嫁，三个弟妹怎么带得大？分的田怎么种得好？听到这消息，我当时的确吃惊，也有些伤心，但想到母亲的种种苦楚，又觉得应该理解，母亲是无可奈何啊！

    1953年的暑假，我仍留在学校里没有回那个新的“家”。岁末年初，临放寒假的前一天，二弟来乐山了，要我回家去，说母亲很思念我，为我一年半没有回过家，她哭了好多回。我询问到那个新家的情况，二弟简略告诉了一番，说详情我回家后就知道了。次日我和二弟一起回到窑埂的“家”，母亲见了我，先是抹了把眼泪，立刻又堆出笑容，领我一一拜认新家的外姓成员。在母亲未嫁来此家前，该家有四个成员：一个七十多岁读过私塾的孱弱老头，我该叫他老老（爷爷）；一个六十多岁瞎眼的矮瘦老妇，我该叫他奶奶；一个四十多岁，耳聋而此前未结过婚的男人，我该叫他大爷，他就是我的继父；一个二十多岁尚未结婚的男人，我该叫他三爷。大爷和三爷是胞兄弟，是两个老人的儿子。从这个家并非土改所分得，而是祖传的住房看，并不像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人家。新家在一个三合院内，青堂瓦舍，檐下有宽宽的走道，院中是一个大大的三合泥铺的院坝。整个三合院由有堂亲关系的四户王姓人家分住，只有大爷这家是贫农，其余另三家是中农。经过几日观察，我了解了这个新家的生活起居情况。老老和奶奶每日除吃饭时间外，其余时候终日呆在自己卧室里，不参加任何劳动。吃饭时，老老的面前由母亲为他备有一碟专享的好菜，或是肉臊子或是蒸鸡蛋之类，那是谁——包括奶奶也不能动一箸的。大爷本份又口吃，一日难说几句结巴话，田地里的活主要由他干。三爷是村里的积极分子，民兵小队长（合作化后当了生产队长，并入了党），他一多半时间干农活，一小半时间上山打猎，下河网鱼。二弟每天都随大爷、三爷干农活，还要帮母亲分担些家务。四妹上村里的小学了，并由老老给她改成了王姓姓名。六妹快三岁了还走不稳路，只能扶着墙壁或门栏行动。母亲是全家每日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做饭、洗全家人的衣服、侍弄菜园子、喂猪、割猪草等等，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根本不可能有空闲时光。我最宽慰的，是母亲有了这个贫农家庭的荫庇，她虽仍属专政对象，但处境显然好多了，同院那三户王姓家的子女，都叫她“大大”（婶婶），她也不必再叫村里那些几岁的娃娃为“爸爸”、“孃孃”，而是可以直呼其名，末尾可加一个“儿”（入声，类似现在的儿化音），如什么“显存儿”、“四贵儿”之类，此外，是她不用为不会犁田，不会撒种、插秧、打谷这类非大男人莫属的粗笨活发愁了。她现在不仅身体长好了许多，过去焦黄的脸色，塌陷的两颊，如今已变得红润，精神状态也似乎不错。晚上，当我们母子（女）五人围桌而坐，听我讲学校的情况，听二弟谈村里的趣事时，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听我们讲，脸上不时露出微微的笑靥。这也算其乐融融吧。

    就在我这次回家后不久，一日母亲正做早饭时，四妹不知怎的从卧室的一只黑漆大木箱底翻出两样不寻常的东西来。这木箱是当年抄家时，街村农会的人“开恩”留给我们的，用来装放全家人的衣服。四妹翻出的东西是一本线装的帐薄式的本子，里面夹着父亲的几张相片。四妹先拿相片让我看，说，“这是爸爸的”；又举着本子问我，“这是什么”？我翻开本子一看，那是我家的家谱。我立时感到惊惧，从四妹手里拿过这两样东西问母亲，“这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母亲说，是她把它们藏在六妹背层衣服里（那时六妹成天由母亲用背带背着）才留下的。我说，“快烧了，让别人知道就不得了”。根据我在校学过的革命道理，保留剥削家庭的家谱之类，就是保留“变天帐”，幻想“复辟”失去的天堂。母亲望着我，想说什么嗫嚅着又说不出声。当我把家谱和父亲的相片投入烧得正旺的炉膛时，我看见四妹张着吃惊的一双大眼，而母亲站在灶后处楞楞地望着我，仿佛一时丢了魂似的。我后来想起真后悔，父亲的肉体是不存在了，他可作为遗像保留的摄影，也被他“思想觉悟高”的长子焚毁了。而不仅可作家族历史文献，亦可作为社会文物的家谱，也被我的轻率之举化为了灰烬。家族的兴衰史，不正是时代变迁的一点佐证吗？后人不知前人走过的道路，不知付出的艰辛与取得的业绩，那不是会忘根本吗？

    其后的每个假期，我都回了这个新家。我尽可能地想在家里多干些粗活：磨面啦、翻挖菜地啦、给菜地下种施肥啦，这些属于母亲份内的活由我干了，我想可以为母亲减劳；打米啦、挑水啦，这些由二弟包揽的活我也干了，我想为二弟减负。假期满上学前，母亲没有什么东西送我，因为她虽是这个家的家庭主妇，可没有一点经济实权（由三爷一人垄断）。她能给我的送行之物，不过是她亲手  臼出的一包辣椒粉，一包家醃咸菜而已。

忆母（六）
    往事如烟，逝光如流。在1955年那个仲夏之季，面对语文老师所出的作文题《忆母》，我思索良久，觉得有关母亲的许多事我是不能写也不敢写的。我只能从中撷取一些来写。我给自己确定的主题是，既要写她作为天下母亲所共有的一面，更要写她作为一个地主分子有着这个阶级共通本性的另一面。当然，这些都不能概念化叙说，要作具体化反映。例如文中我写了在1954年的隆冬季节，我突然收到母亲托人给我捎来的一双棉鞋，其时我脚上正生了冻疮。捧着这双鞋，我首先想到的这是母亲对儿子应尽的责任，她尚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呢。既而才想到千针万线的辛苦，她不知熬了多少夜才做出这双鞋。想到孟郊的《游子吟》，但这不是“游子身上衣”，而是“游子脚下鞋”了。这篇作文的最后，我写的大概意思是：母亲，你作为我的生身之母，在血缘上我是不能视你为陌路人的，在情感上我也不可能完全和你割断丝丝缕缕的相连；但在理智上，我要在政治上和你划清界线，在思想上尽力克服你对我的消极影响。至于在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后，我也会供养你，这不只是儿子对母亲应尽的“孝”，也是为社会减轻负担。希望你现在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脱帽”（当时宣传地富分子经过三、五年改造可脱帽），早日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那时，我才会堂堂正正地称呼你——母亲。写完这篇作文自我感觉尚不错，自认为是独树一帜的。我盼望作文评讲时能得到周老师的好评。然而在作文评讲课上，周老师对拙作只字未提。作文发下后，我一看得分：60分。再看评语，大意是：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充分揭露地主母亲的罪恶与可鄙可憎一面，相反，倒有点美化地主母亲。望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觉悟云云。（顺便交代一下：周老师在1955年下半年的“肃反”中，被揭发在读书时参加过“圣母军”，一度被关押，后释放，调到彭山任教去了。对他，我至今仍充满感激、思念之情。）周老师对这篇作文的评价，我虽不服气，但也觉得无所谓。我把这篇作文撕毁了，此后也没有再想它，后来竟全然忘却了。当2005年春节高中同学聚会，原班主任老师魏维正提到此文后，我分析得出了几点结论：一，此事既然魏老师知道，说明这篇文章当时魏老师看过，或许还有别的老师传阅过。二，在我毕业离校后曾工作过的两个单位，民办中学和饮食商店，搞政治运动时都有人在大字报中揭发此事，说明这件事已装入我的档案袋中。三，此文在我的中学阶段对我并未造成多大负面影响，校方从未在什么场合提到过此事，我依然受到学校器重，1956年我发表作品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发来政审函，魏老师告诉我校方是开了绿灯的，其后县委宣传部选派我出席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学校还为我买了车票。所以《忆母》一文虽对我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根本性和致命性的。对我的升学、就业，人生道路产生根本性、致命性影响的，是当时的大气候，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的方针政策的失误和偏颇。

    关于母亲生命最后几年的情况，下面作点简单交代：
    1958年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母亲所住窑埂的家被拆毁，全家搬到魏山“集中居住”点。1959年大饥馑开始出现后，二表弟（大姑的二儿子）因在一个地方国营煤矿矿部当通信员，到乐山办事时几次来我任教的民中，说舅娘（我母亲）得了浮肿病，体质很差，我托表弟给母亲带回过一些营养品。（果子露、糖饼之类，是“走内线”才能买到的。）1960年元月四妹去世后，我回家看过母亲，其时她脸色蜡黄，一身浮肿，脸上、手上、腿上，一按就是一处深深的窝。同年7月初的一天，二弟来告诉我，母亲已病危，我向单位告了假，随同二弟赶回家，母亲已溘然长逝，归天之年仅四十一岁，我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机会也没赶上。母亲是仅垫着一块洗衣板入的土，站在母亲馒头状的新坟前，我簌然泪下，泪落如雨，又无物可资凭吊，只能对着坟头深深三鞠躬。正是坟内凄凉抔土掩，坟外悲戚断人肠，我与母亲从此就是分属两个世界的人了。

    文 革结束，我的工作、生活逐渐安定后，我常想到一个问题：母亲是死得晚还是死得早好？假如她能活到现在，以我现在的处境和经济能力，我可以让她享享清福，弥补我对她欠下的太多的孝道；然而假如她活到今天，大四清、文 革中她必然在“清查”、“横扫”之列，她不知又会受多少皮肉之苦，精神折磨。她的早逝幸耶、非幸耶？命数真是难测啊。如今，我已近“耳顺”之年，老了，来日有限，对一切名与利，荣与辱，都渐渐看淡了，看穿了。我想，如果果真有阴曹地府，到我也永远闭上双眼后，能在地下世界里同母亲相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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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婆

    从我能记事起，阿婆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沧桑老妇，而掐指算来，她那时尚不满五十岁。她常年头上包着青纱帕，纱帕的两端在头顶挽成结，帕尖上翅着，像帽子的顶。上身穿灰色或蓝色的偏三扣长襟短衫，下沿至膝。脸上绉纹密布，小眼睛、尖下巴。脚穿三寸金莲小鞋，上山或下地干活时，外套一双麻耳草鞋。每晚当她打开裹脚布洗脚时，我便闻到一股臭豆豉的气味，“小脚老太婆”这一词语便会在我脑中闪过。

    阿婆叫敖正银，家乡敖家湾人。她的娘家家境不太好，她的兄弟——我该叫舅公的，每年总有很多次要来我家，走时阿婆总要给他一小口袋大米。她还有个兄弟，从小过继给街上一户宋姓人家，这个宋舅公土改时评的成份是贫民。敖舅公的九女比我小一岁，解放前两三年，还因家里养不起送到我家，当使女般使唤，跟我家雇请的帮工周大姐住在一起。阿婆带我去过她娘家一次，是我八九岁时。那是一座四合院，有朝门。进朝门我就看见横樑上挂着犁头、犁耙、锄头之类农具，四壁挂满晾晒的黄豆把子，天井不是三合土而是泥土地面，上面长着稀疏参差的杂草。我由此判断，阿婆娘家或许从来就是自耕农民，或许曾是收租吃饭者后来败落了。

    阿婆一生勤劳。除生病外，我没见她闲过一天，闲过一刻。我家那个酱园铺，所卖的甜豆瓣酱、辣豆瓣酱，腌制的各种泡菜、酱菜全由她一手制作；逢场天堂屋里还卖茶，烧炉、沏茶、续水也由她一手操持；周大姐没来我家前，我家的烧柴，从柴市上买一些，阿婆也尖着小脚上山捡拾一些。我家在花坟湾那里的田土没有全部租出去，阿婆还提留了一块二亩多的向阳好地，一年四季种黄豆、玉米、红薯之类，除耕地、挑粪上山请短工外，其余下种、锄草、收割也主要由阿婆亲手劳作。她还有一门手艺是会编草鞋。每天做早饭时，母亲在灶上煮饭、做菜，阿婆在灶前一边烧火，一边把一节节慈竹用柴火烧青，撕成竹麻，一早一晚往往是她坐在马凳上编草鞋的时间。她能编“水巴龙”草鞋、麻耳草鞋、线耳草鞋。编出的草鞋除自家穿用外，还挂在大门外让别人来买。此外如宰猪草、煮猪食、喂猪这类活，也由她和母亲分作，而以她为主。

    阿婆一生节俭。我家一年总有一多半时候不是吃全白米饭，而是吃碗豆搀白米饭，或是吃玉米搀白米饭，或是吃长豆搀白米饭，吃得最多的是红薯搀白米饭，因为自家种的红薯每年要收上千斤，小块的喂猪，大块的就宰碎了搀在半生的米饭里合蒸。阿婆用油灯从不用两根灯芯，从茶炉钩下的炭灰她总要把未烧透的二炭捡出；衣服穿破了她自己缝上补丁继续穿。父亲爱打鱼，家里吃鱼的时候多，吃鱼费油，她老是唠叨，说吃鱼多了没啥好处，费油太多了。

    阿婆一生行善。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在神龛前燃香蜡、烧纸钱，念阿弥陀佛。每年暑天，她要在家乡沫溪河畔的那棵老黄葛树下摆一口小缸，缸里放上茶果子，早晨烧一担开水让人挑去倒在缸里，缸口搁一块薄木板，木板上放上茶碗，舀茶水的竹提子挂在缸沿，让从这里过往的挑煤的、挑石灰的、其他过路人有茶水解渴，这叫施茶。有一年天大旱，闹饥荒，一连三天，阿婆在家门口支上锅灶，从早到晚熬粥无偿提供给饿饭的人吃，这叫施粥。施粥的事我只记得一次，施茶则是年年要做的。阿婆还许过一次愿，给文昌宫里的观音菩萨重敷了金身。

    阿婆对解放后新政权的态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那时小学校的老师经常在学校操场上教街上的人跳秧歌舞，我也爱去学跳。跳完舞满头大汗回来，阿婆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跳秧歌去了。她嘴一撅，说：“人家穷人跳，是庆翻身；你去跳，庆什么？总有叫你不跳的一天！”有一次，一队去剿匪的解放军从家乡街上经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自言自语说：“说得好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共人家的产，共人家的田，比‘一针一线’拿去的多得很呢。”我于是觉得，解放后的阿婆，不像解放前的阿婆那样值得我喜欢、尊敬了，甚至觉得她会成为父亲想当“开明地主”的累赘。

    大概是为“减租退押”的事，父亲和阿婆发生过一次争吵。说减租，其实解放后地主就没有收过租，应该叫“免租”；“退押”，我不知道我家是否收过佃户的押金——总之那次是父亲要阿婆把积攒的钱拿出来。阿婆说她没钱，父亲说她肯定有，是舍不得。我听父亲说，“你要把我逼到绝路上”，阿婆说，“你要把我逼到死路上”。后来不知父亲怎样说通了阿婆，阿婆说：“我就依你说的办。”叫来了两个工人，把小天井的石板撬开，下面又有一个青石板，搬开这个青石板，露出一个大罈子，罈口蒙着油布，罈子周围用砖砌成了一个长立方形的窖井。用绳子套住罈颈口，把罈子抬上来，揭去封口几层油布，是满满一罈黄灿灿的“大二百”铜元。又在阿婆卧室的地下，挖开表土，用同样方法取出另一罈青幽幽的“小二百”铜元。“大二百”铜元是黄铜铸的，“小二百”铜元是青铜铸的。我当时有些失望，我本以为罈子里装的是银元呢。这两罈铜元是由工商联称了重量，让两个人挑走的。我曾问母亲，为什么是工商联的人来挑走。母亲说，是卖给工商联，他们付人民幣。我问怎么折算人民幣？母亲说，是当废铜烂铁收购。我知道在解放前，十个“小二百”或八个“大二百”可换一枚“袁大头”银元，这两罈铜元起码有数千枚吧，那可能是阿婆一辈子积攒下的啊！

    土改中，阿婆自缢的那晚，母亲、大姑、我，一点预感也没有，更别说比我小的弟妹们了。那晚，阿婆和母亲在街村农会挨打回来，母亲又向我诉说谁打了她。阿婆在一旁没说话，坐到马凳上编未完工的草鞋。我问阿婆挨打没有？母亲说只挨了两下，比其他地主老太婆轻，有一个地主老太婆当场被打得流了屎尿，臭气熏了一屋。阿婆仍没说话，继续编织草鞋。后来我们睡了，阿婆编完草鞋也来睡了，她是同我和二弟一床睡的。“扫地出门”时，只留给我们两张没有靠背的旧木床，另一床是母亲、四妹、六妹睡在一起。快天亮时，听见隔壁那个公用的茅草棚茅厕里，有一个女人在说话：“闯了鬼！别处不寻死这儿来寻死。”母亲叫我：“大娃，快蹬一下你脚那头，阿婆在不在？”我用脚搜索后说：“阿婆没有人。”母亲忙叫我快起来。母亲和我跑到毛厕，阿婆正高悬在一根横柱上，脚下有一只踢翻了的凳子。母亲扶正小凳，站在凳上一手搂住阿婆，一手去探她的鼻息，说声“没气了”，立刻嚎哭起来：“阿咪，你怎么就这样丢下我们走了啊！”母亲的哭声唤来了周围一些人家的人，大姑也赶来了，她也搂着阿婆痛哭。我赶忙回屋拿来菜刀，有人说，吊死的人的绳子割不得，要慢慢解开。我还心存侥幸，希望早点割断绳子看能不能救活阿婆。割断绳子后，阿婆被母亲、大姑双双搂着。有人探探阿婆身子，说“人都僵硬了，没救了。”我看割断的绳子，正是阿婆编草鞋用的粗麻绳。

    料理完阿婆的丧事后，母亲在我们寄住的那间破堂屋的神龛上，发现了一双新编的草鞋，草鞋下压着一万多元（旧幣）。这就是阿婆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遗产。

    阿婆的自缢并不是街上地主的头一个。此前，家乡唯一的文秀才，前清时当过保正的张世俊，“义”字袍哥舵把子胡春和，黄伯勋的遗孀刘氏等六、七人，已先后在镇反、土改中自缢而死。
　　
　　张世俊死的那天，先是被叫去开他的斗争会，这个年逾七十的老人跪在板凳上挺不住，栽下来就躺地不起。斗争会开不下去，主持会议者喝一声“拖下去”，便由几个积极分子拖着他的双腿，头耷拉在地，倒拖了一条街，扔在他家门口。当晚他就上吊自尽了。
　　
　　年过花甲的胡春和长期卧病不起，一日，农会来了几个人通知他去开会，并说他赖病逃避斗争不行。他拗不过，从床上挣起来，对来人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在马桶里解过便就跟你们去”。人们退出后，他便关上房门。候在门外的人们久不见其开门，询问也无回应，待破门而入时，发现他已吊死在雕花床的横木枋上。能在伸手够及的横木枋上吊，且没有发出多少让屋外警觉的垂死挣扎声，胡春和寻死的决心可谓毅然了。
　　
　　黄伯勋的遗孀刘氏在催地方交“血汗钱”最紧的一日，对农会的人说，她要去石麟场向年前嫁到那里的七女（其夫是裁缝）借钱来交，农会便给她开了路条。她带着黄家最小的一个只五、六岁的儿子（排行第十一）去了趟石麟场，见到七女却并未提借钱一事，只是托咐七女照看弟弟一段时间，并独自连夜返回踏水。待巡夜的民兵发现她时，她已是一个用裤腰带自缢在踏水场外河边老黄桷树杈上的僵尸了。原来，她见七女，仅是为了替黄家保存那个独根（黄家其余的后代均系女性）。
　　
　　土改中自缢而死的地主，在家乡街上，阿婆是最后一个。自阿婆死后，母亲没有再被叫到街村农会去挨打，街上其他地主似乎也没再挨过农会的人的打。阿婆用她的死，既解脱了自己，也把别的地主从皮鞭、棍棒的笞挞中“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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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风范
    杜道生老师是我一九五○年秋考入乐山县立中学（解放前叫县男中）初中部时的该校校长，也是解放后该校的首任校长。他的堂兄杜峻生是郭沫若读嘉定高级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杜道生本人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杜老师身材适中，肩较宽，与他方正的脸配起来，显得有几分福相。戴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常年穿一套黑色或蓝色的中山装。当时的中学老师的衣着分三派：一是常年穿长衫的国粹派，一是常年穿西装的西洋派，再就是杜老师这派——非中非西，亦土亦洋的中庸派。杜老师平时不大爱讲话，讲话是地道的乐山腔却不夹带方言，且时有文雅之词冒出。他走路脚步沉稳，两眼端视前方而不作顾盼状，这又显出他的学者斯文风度。他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全校老师中也还没有党员，所以在1952年学校改名为乐山三中，上级派来一位党员干部作校长后，他改任了副校长。他仅在我读初二时，上过我班一学期的语文课，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课时文白夹杂，亦雅亦俗；朗读课文时声调高亢，十分投入，似乎要用他对课文的倾倒来倾倒学生。我是高度近视眼，坐第一排，看黑板上的板书，字体小些的便觉得不清晰，尤其是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考试试题吃力。当时各科每学期要举行两次月考，一次期中考，一次期终考。一次语文月考时，我为了看清楚黑板上的试题，几次离开座位到讲台上的黑板前看试题，杜老师问我为什么不配副眼镜？我说没钱配镜。第二日杜老师上课时，便给了我一副断了一只腿的眼镜，说这是他用过的，搁在抽屉里早就不用了，要我试试是否适合我用，若行，便送给我。我用手举着那条没断的镜腿，将镜架在鼻梁上一试，视物果然明亮清晰多了。但在以后的考试中，我虽有这副独腿眼镜帮忙，可以不再离开座位，可这要时而手举眼镜，瞄看黑板一阵又放下眼镜，举举停停，毕竟不太方便且误时。杜老师似乎看出了他送的东西对我的问题仅有小补而无大益，又一次考试，他在黑板上写完试题后，便把试题纸交给我，让我不用再劳驾那只可举而不可戴的眼镜了。其后，各科老师在我班考试，亦如杜老师那样，在黑板上写完考题后便把试题纸给我。后听说这都是杜校长一一交待过的。班上的近视眼学生不止我一个，唯我独享有这种特别关照，知恩图报，我要以好成绩来回报老师们对我的“特殊照顾”。

    1953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学校举行首届学生代表大会，我是我班的代表之一。为祝贺学代会召开，我写了一首诗投给校学生会主办的黑板报。诗登出后我看到对该诗略有文字改动，如诗的开头叙说对学代会召开难以表达的喜悦心情，说这种心情洋溢在同学们的笑脸上，弥漫在同学们的交谈中，“难以用丹青描绘，也无需用诗文诵唱”，后一句改成了“也无需翰墨芬芳”。我觉得改得真好，真雅，问正在书写黑板报的同学，才知此诗经杜老师修改润色过。我接过改稿一看，改动处果然是我熟悉的杜老师那蝇头小楷手迹。

    同年12月，学校举办庆祝“一二•九”大会，杜老师在会上作报告，讲到他亲历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时，慷慨激昂，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我当时坐在台下臆想：像杜老师这样很早就投身进步学生运动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是他没有申请，还是他尚不够入党条件？心中疑惋兼有，真搞不明白。
1956年，上级要抽调一批中学里的资深教师充实高教师资队伍，杜老师上调到川师大（当时叫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听说给他的职称只是讲师，我们都觉得委屈他了。

    1959年，我在乐山民办一中任教时，秋季开学不久，杜老师来此校，为他在此校读初二的儿子办理转学川师附中的手续。他一进办公室的门，我便迎上去招呼他。他问，你在这里工作吗？我说，是，教语文，弟子不才，有负老师昔年厚望。他说，哪里？我们是同行了。感谢您和其他所有老师对竖子的教诲。办完手续他来向我道别时，称呼我的既不是敝本名，也不是江老师，而是“江同志”。我一时感到不自在，以后也猜不准他为什么这样称呼我。

    1979年7月，我调到乐山教育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前身）任教，报到后，校方即派我随同另一教中文的老师去川师大中文系取经。去后安顿好住宿，我即去他住处寻访看望。他的住所在一幢旧楼底层，是两间面积不大，墙壁粉刷已有不少剥落痕迹的连通小房。外房作就餐和会客用，内房是卧室兼书房。里房里最惹眼的是书和报刊：简陋的竹架上，写字台上，椅子和板凳上，到处都堆放着书刊，连床上也有一些书——其实书刊的总量并不太多，只是房间小，摆放也较零乱，故显得惹眼。在其后的交谈中，才知道他老伴已去世，儿子已参加工作不在身边，他孤身独处于斯。数年后我才听人说，他老伴去世后，在文 革后期他经友人撮合也曾有过一次新的婚姻，续弦的是一位原国民党战犯的妻子。而在1978年该战犯被特赦释放后，他即动员续弦同他分手，回到了先前的丈夫身边。在这次交谈中，我向他讨教了一些治学的问题后，话题转到对他这么多年，特别是文 革中的境况的询问时，他说，大家都差不多，彼此彼此，无需说那些了。我还是变换招数，想诱他说出些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终于他来了兴趣，讲了他受批斗、住牛棚、进“五七”干校中的一些怪事、趣事，说他暗地写过不少打油诗，并向我背诵了不下十首。又一再解释，这些诗都是自嘲自慰性的，贻笑大方。我至今只记得他写在干校学打铁的一首：“鼻上额下两只眼，/架副眼镜四只眼。/系上围腰学打铁，/火星溅衣烧出眼，/——千孔百疮周身眼。//”临别时，他送我一套刚出版不久，他参与的几所院校合作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回乐山两个多月后，杜老师突然托人给我一封信和一册石板印刷的书册。信中装有二函，一函是给我的（称呼是“江源学兄”，真感自愧），说乐山有位名王若谷的青年，对他年初发表在《乐山教育学院院刊》上一篇《〈尔雅台记〉释训》的文章置疑，认为文中有些引文有讹误。（此前，川师大在乐山教育学院内办过一期“社来社去”的大专班，杜老师曾来该班授课，《尔雅台记》曾作为他授课的乡土教材，故杜文发表于该刊。）尔雅台是与名震寰宇的凌云山大佛寺毗邻的乌尤山古刹乌尤寺中的一处景点。荣县籍的国学大师赵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几度来乌尤寺客驻治学，驻学地方就是尔雅台。尔雅台经翻修后，赵熙写了《尔雅台记》，庙主用石碑刻下该文，碑石竖立在尔雅台下，旷怡亭前。杜老师要我设法把答复王若谷的另一函和那册书转给王看，那册书是《乌尤山诗文集》，内收有《尔雅台记》一文。杜信中的另一函是答王若谷的，大意是说，《乌尤山诗文集》是在尔雅台翻修及碑记石刻落成数年后的1935年刊印的。刊印书册时，赵熙对原记作了修定。碑记文在前，册印文在后，杜对《尔雅台记》的释训及附录的原文，就是以册印文为依据的。王所看到的是立在尔雅台下石碑上的文，而杜所据是修定后的册印文，所以才略有差异。应视碑记文为原始稿，册纪文才是定稿。王的置疑固有来由，而杜的释训也并非为讹误。杜老师还另纸书写了几首答和王若谷的旧体诗，因为王在给杜的去信中寄有自己写的几首旧体诗，请杜老师指教。杜的答和诗大有奖勉后学之意。（后来我听杜老师讲，王已故的父亲在解放前曾与杜在同一中学共事，杜祝王为故交子。）恰好王若谷是我的一位熟人，那段时间几乎每晚都来我处，切磋文学问题，共话民情国事。（后来王若谷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文章，以杂文为主，成为省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杂文家。）就在我接杜老师书和信的当日，王若谷来了。我把信和书给王看了，他看时不停点头。看后，他要求把诗文集带回去仔细欣赏。我说，杜老师一再对托书人交代过，给王的信和答和诗王可留存，书只能在我这里看。因为此书如今已很稀罕珍贵，是杜为答王专门向川大的陶道怒教授借来的，限期仅三天，明天便要由托书人带回成都，壁还陶教授。王只好歉然作罢。

    在其后的十余年中，杜老师因参加在乐山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我与他在会中还晤过几次面。无论在分组讨论中，还是在饭桌上，杜老师总爱侃侃而谈，时有风趣横生之妙语，显得精神很健旺。我感觉他如今话多了，全然有别于我读中学时所见之沉稳寡语昔日的他。而从他说话的苍凉声调中，我又分明察觉到了他的老意。在一次学术会议的大会发言中，他从几何学的角度大谈方块汉字的外在美和内蕴丰，说汉字如改用拉丁文拼写，这些“美”和“丰”都给毁掉了，说所谓“汉字改革应走世界文字拉丁化的共同趋势”是短见谬论。他的基本观点是：汉字用拉丁文来注音的识读法可取，已行之有效；汉字采用拉丁化的书写法则是痴人说梦的臆想，根本行不通！他讲得很激昂，甚至有点悲愤，全然不顾是否犯忌，大有一副为捍卫真理，舍生取义的壮士气概。

    杜道生老师现已95岁，仍健在，愿他创造出生命高龄的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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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庄亦谐的授业者
    郭宗缙老师是郭沫若的堂姪，艺专毕业生，擅音乐、长书画。我读初中二、三年级时，他教我的语文课。他的面庞和郭沫若有些挂像，但不戴眼镜，说话声调细而尖，有些女腔味道。他常年穿一套西服，系领带，步履也有点类似女人的碎步姿态。他会表演，参加学生们组织的文艺活动，同学们总爱齐声吆喝：“欢迎郭老师跳卡冬舞。”我起初不知“卡冬舞”是什么，见他是用脚尖跳，后来才知就是跳巴蕾舞。有时他也改换节目，清唱京剧，什么《苏三起解》、《打鱼杀家》之类，他能一人用男女二声兼唱。他以艺专毕业资格而不授业本行，改而教语文，可能是视专业为业余爱好，不藉以糊口；他能胜任语文教学，又可见他自信有相当的国文根底。他在讲课中时而一本正经地照本宣科，重复课本上的内容，时而又节外生枝，讲些似乎与课文无关，细究起来又似乎不无联系的话题。例如他讲鲁迅的《故乡》，讲到对杨二嫂的肖像描写，课文中写的是：“（杨二嫂）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郭老师先是在讲台上，按课文描写学演了这个姿式，接着说，这是与人默然对峙的姿式，然后问，假若对峙转为有声的争吵，该换成什么姿式？师生默然相望一会后，郭老师换成八字脚，一手叉腰，一手向前斜指，斜指的手指大拇指与中指圈成一个圆，食指伸直。他说，这是指斥骂人的姿式。既然说杨二嫂的那个姿式是“圆规式”，那么我现在的这个姿式可叫“茶壶式”：身躯——壶身，叉腰的手——壶把，斜前伸的手——壶嘴。同学们哄堂大笑。他说，大家不要笑，再仔细看我伸出的一只手，注意手指五指的卷伸样子，这叫兰花指，戏曲舞台上饰演女性角色的程式化动作。“圆规式”和“茶壶式”原本均来自生活，经加工提炼移植到舞台上，就成为艺术了。接着他又说，兰花指的运用是有各种变化的：如果兰花指的手伸直不动，便可表现横眉怒目状；如果作上下舞动，便可表现妩媚羞涩状。指斥骂人的兰花指代表丑，妩媚羞涩的兰花指代表美，而艺术中的丑也能产生美感，那是经艺术美化了的丑。

    课本中有些纯是抽象议论的政论文，郭老师讲起来似乎自己也兴味不浓，同学们听起来更觉索然无味。每到这种课堂气氛沉闷的时候，他常会转移话题，添加些幽默诙谐的内容，逗引同学们发笑，活跃课堂气氛。无论同学们怎样笑，他都能忍俊。这种忍俊有时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样子，有时分明是一种极力在自我控制的忍——不管怎么样，他总能忍。成语中的“忍俊不禁”，用在他身上应改为“忍俊可禁”。一次教某篇政论文，文中用了“无赖嘴脸和腔调”的语，他说，什么叫“无赖”？听我讲个笑话：两个无赖者撞见在一起，发生了争吵，这个问，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那个回答，我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总统府后门口侧边卖汤元的老板的伙计。这个说，原来是个下四滥。那个说，你才是下四烂。这个说，我不是下四烂，我比你高一等。那个说，你比我高等在哪里？这个说，我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总统府后门口侧边卖汤圆的老板的伙计他爹——下三烂。郭老说，这就是“无赖嘴脸和腔调”。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久久静不下来。郭老师马着脸，嘟着嘴问：你们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见大家仍笑个不止，郭老师挠挠头皮说，啊，我想起了——听人说，遇到这种人和事，一般人都会笑，一般人就是正常人；无赖遇到这种人和事，大家彼此彼此，见怪不惊，才不会笑。我现在不笑，很危险，看来我也该笑一笑，不然我恐怕要变成半个无赖了。他佯笑了一下，立刻又沉下脸来说，闲话少讲，书归正传，我们还是继续来学习本篇课文。

    同学们都知道郭老师是郭沫若的堂姪，很希望能在课堂上听他讲讲有关郭沫若的事。然而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的郭沫若的作品极少，也就很难有这种机会。现在我仅记得课本中郭沫若的一篇作品是《炉中煤》。郭老师讲解完该诗后，还不到下课时间，便请同学们提问或发表感想。有位同学问：郭沫若为什么把对祖国的爱比作对热恋中的年青女郎的爱，而不比作儿子对母亲的爱？难道恋人之爱能超过母子、母女之爱吗？令人觉得这有点亵渎祖国。不知郭老师是一时让这一问问住了，还是有意要执行诱导式而非灌输式的教法，他先不作正面回答，而是请同学们就这个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同学们七嘴八舌之后，郭老师说，母子、母女之爱，与恋人之爱，只要确是诚挚、热切的，都同样值得讴歌，诗歌都可同样用来作比喻，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必主张只可这样比，不可那样比，否则难免千篇一律。不过，两种爱的确又有所不同：母亲只有一个，而爱人却可以有一次或多次选择。郭沫若诗中所爱的是“五四”之后充满进取气象的中国，而不是清末时期腐败专制的中国，更不是奴隶时代愚昧黑暗的中国。诗中隐喻的祖国有专指而非泛指。这时的祖国可爱我就爱，那样的祖国不可爱我就不爱，这正像对恋人有选择权一样，只要理由充分，可以移情别恋。又有一次，郭老师讲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说到李公朴受到国民党的仇恨、迫害，便追溯到李公朴陪同郭沫若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挨国民党特务的打，详细讲述了较场口事件的过程及影响。这堂课，半小时内，郭沫若倒成了他讲课的重点，喧宾夺了主。

    有一天晚自习，郭老师下班巡视辅导，我正在看郭沫若的《少年时代》，郭老师翻看了书名后，问我的读后感。我说，郭沫若少年时期就读的小学，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的校址。我听高中部的同学讲，解放前，县男中（我所读中学过去的校名）的一些学生，就以学郭沫若的一些“不良”行为为能。我不知道书中的这些内容，对现在的青少年中学生有什么教育意义。郭老师说，自传性作品不是政治教科书，不能只看它是否有教育意义。《红楼梦》里写了那么多男女之事，难道也是要后人学吗？然而《红楼梦》永远是不朽的伟大作品。你所说的郭沫若的“不良”行为，有的作者在书中已作了自我批判，有的则表现的是对旧时代的叛逆精神，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正如郭沫若书中所说：是这样的时代造就了这样的郭沫若，或者说，是这样的郭沫若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的青少年不能盲目去学那时的郭沫若。郭老师的话还有许多，我现在能回忆起的就是以上一些。他先是小声给我讲，讲着讲着声音大了，似乎不仅要说给我听，还要说给其他同学听，其实同学们都在洗耳恭听了。

    郭老师批改作文，不是逐句逐段详改，对错别字，他画上个圈，在页旁画个□，让学生自己把正确的字写进□里。对病句或用词不当，他在文下画道横线，让学生自己去琢磨。对精彩的文字他在下面画一串串圈。有时也有旁批。有次我在作文中把“明日黄花”写成“昨日黄花”，他的旁批是：昨日黄花未开，今日黄花正艳，明日黄花已残。从此，我知道了对过时的东西，不能想当然用“昨日黄花”比，只能用“明日黄花”的道理。他的文末总批简短而精要，既概括又不乏形象含义。我记得他对我的作文有过这样批语：“文如秋水，一清到底。”“文势如水银泻地，势不能遏；文末如奇峰突起，别呈异样风光。”他的批语有时也有专门针对性。一次写《故乡》的作文，我只写了故乡的地理方位，山川形胜，古迹遗存，以及它现在的变化。郭老师的批语大意是：写故乡固然要写景，但不是主要的，更不能通篇都是景。鲁迅的《故乡》写景占了多少？而且是分散写景。景是陪衬，主要是写人和事。那才是有人气的活生生故乡，而不是全然物化的凝固的故乡。那次的作文评讲，作为表扬性的推荐范文，他念给全班同学听的是一位姓易的同学写他的故乡苏稽场的作文：主要是写春节回到苏稽老家，接触过的人际交往，体味到的人情世故。我也见过他给别的同学的作文批语，如：“行文如行路，思路通才文路通。读你这篇作文，我感觉脚下老是磕磕绊绊的，可见你没有把‘路’疏通、修通。”“文似看山不喜平。这篇作文，倒是开门见山，可惜一览无‘余’。”

    1954年秋我上高中后，郭老师就没有教我们的语文了，仍在初中部任教。1955年秋，乐山三中的高中部撤消，我们被转到新设立的乐山高级中学，听说郭老师也随即被调到乐山卫校，仍教语文。我曾想过，语文在普通中学是“正科”，在卫校可能被当作“副科”。那里的学生可能只对有关医药卫生的知识感兴趣，对语文怕只是应付了事了。郭老师在那里恐怕会难尽其才，难施其力了。

    1978年春，我为了考研，极需找到一些相关书籍，想到郭老师，便去卫校拜访他。走进他所住院子，见他坐在大门洞口的厅堂里，我叫一声“郭老师”，迳直走到他跟前。他扶着一根手杖，欠了欠身而没有起来，说：“是你？我腿脚不好。请坐。”指了指茶几旁的另一张椅。我问他腿脚怎么样了？他说前一阵摔了一跤，一只腿摔断了。我问严重吗？上过医院吗？他说断骨在医院接上了，现还在愈合期，还不知预后效果如何。然后我说明来意，他回答说，你知道我一直在中学教语文，我这里没有你需要的那些书。其后又寒暄了一番，祝他早日康复，告辞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乐山召开过几次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前几次会议，他作为郭沫若的亲属代表之一到了会，虽然能走路了，但仍拄着手杖，步履蹒跚。他未在会上发过言，倒是写过回忆郭沫若的两篇文章，有一篇还经我审校过，二文均发表在郭沫若学会的刊物上。后来的几次会议，没见他来参加，说是走路不行了。2002年的郭沫若学术研讨暨庆祝郭沫若诞辰110周年会议，规模较盛大，会议开幕那天，郭沫若在乐山的许多亲属都来了，我仍没见到郭老师。问及郭沫若五哥的孙女郭远惠女士（是我在民中时教过的学生），才知郭老师已于数年前病逝，活过了八十岁，算是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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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与掌声”
    江炘老师是在1952年春，开学大约一个月后才调到乐山三中任地理课教师的。他的到任是来填补已调到乐山师范校的陈永康老师留下的空缺的。听说他原在银行工作，“三反”中出了点“问题”才有这番调动。他扁平脸，梳的分头，油光可鉴，通常的衣着既非西装革履的西洋派，也非长衫罩体的国粹派，他的上装领口常是下V式开口，隐露出内衣的高级质地，下装着线条笔挺的长裤，有时换成有背带的西裤。衣装面料的颜色基本是米黄色或银灰色，十分醒目，做工显然十分考究。总之，他的衣着打扮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一位整饬严谨，但又不墨守陈规的人。他教包括我班在内的几个班的地理。对于地理老师，同学们的评价标准，一是看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的各种地图像不像样，二是听他能否把枯燥的地理知识内容讲得生动活泼。此前教我们地理的陈永康老师，就兼具这两种特长。陈老师能用各种颜色的粉笔，轻而易举地画出他讲课所需的各种地图：地形啦，地貌啦，山川河流的分布啦，城市和交通的位置与走向啦，等等，而不用印制的挂图（或许是受教学设备条件的限制）。陈老师讲课的姿态也特别，除了在讲台上从这头移动到那头的流动宣讲外，有时会双手托腮，手肘衬在讲桌上，头前倾着讲，还有时讲到兴浓时，一屁股坐到前排同学的课桌上，半侧着身子讲。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话语诙谐，生动形象，时有妙语惊人，常引得满堂笑声和喝采声。例如他给我们讲中国版图概况时，先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中国地图，说，中国的版图，过去人们常说像一张秋海棠的叶子。又指着台湾和海南岛两处说，别忘了这东南方和南方还有两块宝地，海南岛再往南的海洋中，还有四大群岛。只说像秋海棠叶子，难道不要台湾、海南岛和那些群岛啦？这不是存心要把这些国土拱手赠与他人吗？当然，也不能说像秋海棠叶子完全不对，说“大致像”仍然不算错。接着，他把蒙古的区位标出来，说，过去这一块，叫外蒙古，有“外”自然有“内”，又把内蒙的区位标出来，说，外蒙内蒙过去都在中国版图内。1924年，外蒙闹独立，分裂出去了，不属于中国管辖啦，秋海棠的叶子好像被蚕啃出了一个缺口。过去说列强蚕食中国领土，真正被蚕食掉的只有这一块，然而不是英美列强蚕食的，是那些外蒙人得到苏联支持自己脱离中国的。过去国民党政府一直不承认，想把它拉回来。但是人家独立出去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比我们新中国建立的革命政权还早，人家自然不愿回来。现在我们承认了它的独立，因为都是革命政权，都属于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大家庭中的成员不能闹矛盾，对外蒙的独立，我们也就不必耿耿于怀了。陈老师把蒙古那一块从地图上抹去后说，再看这张图大致像什么？他自问自答接着说，有人说像雄鸡。的确有点像；但雄鸡的冠子在哪里？说像母鸡不可以吗？他又指着台湾、海南岛两处，说这不像母鸡下的两个蛋吗？不过领袖说过，“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了的中国正像一只昂首向着东方啼鸣报晓的大红公鸡，所以我对“像雄鸡”一说也投赞成票。听高年级的同学讲过，陈老师在课堂上，比这更让人发笑，有噱头的例子更多。据说有次上课，一位年纪较大的靠窗坐的学生老是把头向着窗外痴痴发呆，班上同学被陈老师的某段讲话逗笑了，那个学生仍然无动于衷漠视着窗外。后来，那个学生转过头来，从上装胸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放在没有翻开的课本封面上端视良久，竟发出吃吃笑声来。陈老师走到那个学生跟前说，刚才大家笑你不笑，现在大家不笑了你却笑。说着拿起那张纸片，原来是一张女生照片。陈老师举着这照片让大家看，说，这位县女中的同学（陈老师在女中兼课），怎么到我们县男中的班上来上课呢？该同学与县女中学生谈恋爱的事，许多同学早有耳闻，于是大家又哄然笑起来。陈老师把照片还给那个同学，说，君子不夺人之所好。不过请注意，人约黄昏后的时间还早呢。弄得那个同学面红耳赤。陈老师又对大家说，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子，好也。此言一出，竟有几个同学鼓掌喝起采来。不过，诸如此类的这些笑料都是解放前的事。在我听过的陈老师的课上，我没有听到陈老师讲过什么题外之话的噱头。对陈老师讲课的评价，有的同学以“引人入胜”来形容，有的同学以“天花乱坠”来总结。褒也好，微词也罢，有一点是大家一致肯定的：听陈老师的课绝不会打瞌睡。

    还要补充说两点：一是陈老师讲课对时间的把握不准确，不是拖堂就是欠堂。拖堂了，他会说，这次挤占了大家的休息时间，下一次上课扣除，早点下课；欠堂了，他找不到更多的话来打发时间，便会说，今天提早下课，归还前次多占用了的时间。二是指导大家复习应考的方法明确化。他说他的考题分两大类：一是概念掌握型，二是知识运用型。前者是填充、解释、答问题，后者是填图题。他宣布凡课本上没有而他讲过的都不考。他要大家一定要记好他板书的东西，说那是课本上的重点内容，考题大多出自那里。他说地理应考的诀窍一是会记，二是会看。记是记录好记忆好他的板书，看是会看图识图。遵照他这番指点，地理考试得高分不难，他从没给学生打过不及格分数。

    江炘老师给我们第一次上课时，我们都在嘀咕：这位新老师的水平是否能比得上陈老师？他讲课能否像陈老师那样引起我们的兴趣？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脾气怎样？等等。所有这些疑虑，在他上完第一次课后就基本上被消除了。首先，他在黑板上边讲边画出的地图，其速度和准确度一点不比陈老师逊色。他让我们看清手画简图后，再展开带来的彩色挂图作对照。挂图是他每课必带的，后来还带过一些模型图，这是陈老以前没使用过的。其次，他讲课的话语，干净利落，更不用说有题外之话了（陈老师偶有此毛病）。譬如他讲“地形雨”（这是后来讲到的，这里作为例子录引），“山的向风面多雨，背风面少雨，这种雨叫地形雨。”这是事隔几十年后我仍记得的。一堂课从始至终的话，似乎都是备课时字斟句酌一一写好了，背熟了，然后才到上课时不看备课本，一字不漏，如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广播般说出。后来我曾想，不必要他的备课本，只需把他讲课的话录音下来，按录音还原成文字，无需再作加工洞改，就可作为全国中学地理教师的通用讲稿。他讲课并不诙谐风趣，但绝不乏生动形象性，甚至还有一些文采。譬如他讲到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时，说，“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好像伸向祖国内海——渤海的两只钢铁手臂，拱卫着祖国首都北京的安宁”。讲到东南沿海岛屿时，说，“这些岛屿，好像从祖国大陆撒向祖国外海东海、南海的宝石和珍珠。其中，台湾岛和海南岛是两颗最璀璨夺目的宝石，而南海诸岛则是琳琅满目的珍珠” 。这样的授课语言，自有另一种吸引人的力量。再次，他的教态严谨而自然，一投足一举手表现出的从容不迫，进退有方气度，令人不敢相信他是刚从金融系统调到教育部门的新手，倒像是执教多年久经沙场的教育战线上的老兵。最后，是他对上课时间在进度上的准确把握令人惊讶，他讲完最后一句结束语，铃声便响起，仿佛不是铃声提醒他该下课了，倒像是他以结束语拉动了电铃的开关，堂堂课如此。他上第一堂课的整个时间，全班鸦雀无声，只有他一人的声音。可他的结束话刚落，班里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久久不息。

    他在我班举行的第一次月考，我得了100分。他把试卷发给我时，端详了我足有2秒。以后的几次考试，我得的都是100分。期终考试，有一道填图题，要求把成都、乐山、宜宾、合川、重庆、万县这几个城市，用○标在四川河流分布空白地图上，并在○旁写上城市名称。我把合川的○，标画到嘉陵江东岸去了，此题被扣了2分，全卷得98分。期末发给的学期成绩单上，地理这门课，我得了99分。

    这学期下来，对江炘老师的授课，授课各班级均一致赞好。很快，他成了在学生中最受欢迎，最为敬重的师长之一。但渐渐地，我们又隐约觉得，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与他在同事中、在校方那里并不对等。记得就在他上我们第一期课的元旦前夕，班上要开新年庆祝晚会，拟邀请所有授课老师参加。教我们政治课兼班主任的老师（此人只当了我班这一学期班主任，后改任学校少先队辅导员）说，“江炘老师就不要去邀请了”，也不说明理由。在其后的二年中，在学校举行的各种全校性集会中，他从没以教师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过言，也从没让他当过哪个班的班主任。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有奥秘。他每天除上课外，很少在校园里露面，不是在集体大办公室埋头备课，批改作业，就是把自己关在寝室里。

    说校方对他全然不重视，不尊重也不尽然。我上初二下学期时，上级要在我校举行一次江炘老师的公开教学观摩课，乐山县城（当时乐山尚未设市）各中学的地理老师来听课，邻县的一些中学地理老师也来了。举行江炘老师观摩课的前一天，先在乐山师范校听陈永康老师同样规模的观摩课。江炘老师的观摩课没有选在我班上，选的是同年级的另一班。陈、江二老师两堂观摩课下来，在我校举行交流、评议会，除两校领导莅会主持外，听课班级也被指派学生代表参加。地区教育局的人也到了会。

    据参加了交流、评议会的同学讲，会议开得很热烈，大家对陈、江二位老师的教学水平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乃至饮佩，但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分歧，为此争辩激烈，这就是教学态度的浮华与严谨，教学艺术的表演性与科学性，教学效果的笑声与掌声问题。据说最后领导讲话，意见是不同的教学风格可以百花齐放，取长补短，相互交融；既要有笑声，也要听掌声。观摩教学后，我们感觉江炘老师的精神似乎焕发了许多，他的身影在校园出现的次数多了，时不时还能看见他同一些老师在他住处的一块空地上打羽毛球。

    1955年秋，我们合并到乐山高级中学后，江炘老师调到了该校，教我们的《中国经济地理》。他的教学态度、教学风格、教学效果仍一如既往。但高中地理毕竟不同于初中地理，课程名称加了“经济”二字，不仅表明了它的专门性，也标示了它的适用性。通过他的授业，我们不仅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更获得了许多新的理念，其中不少理念还体现出他的哲学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眼光，例如他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是要以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来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些，使我们觉得他在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新的地理世界，同时觉得他的教学思想、教学水平也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1956年夏天，大概鉴于全国人代会通过了一个治理黄河，开发利用黄河水力资源的方案，校方请他向全校师生作一次专题报告。报告会在学校大食堂举行。台上安放着两张由木架搁置的黑板。一张黑板上用粉笔大大地写着这个报告会的名称，另一张黑板上挂着由江老师绘制的彩色黄河流域挂图，上面有许多表示大坝、电站、丛林、山岗、沙地、荒坡的图记，由于密密麻麻、五颜六色，我一时看不过来，也看不懂。校长把江老师向大家作了介绍，致了欢迎词后，江老师便开始了报告。记得他讲了黄河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的贡献，黄河水患的根源，治理和开发的依据及步骤，对未来的展望等。重点是“分段治理，阶梯开发”。在讲这个重点时，他擦去了黑板上报告会名称的粉笔字，在其上用粉笔开始作简图勾绘，先建哪个站，再建哪个站，每讲完一处，便指引大家看彩色挂图上相对应的地方。他的报告深入浅出，逻辑严密，不仅使大家听得懂，看得明，还不时援引一些古典诗文、民谚、民谣，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九曲十八弯，铜头铁尾豆腐腰”，“圣人出，黄河清”……这又使报告具有形象生动性，富于感染力。报告过程中，全场雅雀无声，报告一结束，全场掌声一片。这个报告会，使我感佩他对国家大政方略的了解，还使我惊讶于他原来有着不浅的文学素养。

    就在这年秋，他同乐山各中学的几位学识功底厚，业务能力强的老师一道，上调到高校了。听说他去的是新设立的内江师专。

    1957年暑假，乐山各中学的老师们集中起来，开展鸣放和反右斗争。其时我已高中毕业，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不久，听说陈永康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主要罪行有二：一是说他讲课时经常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攻击现实；二是说他教风极不严肃，经常传播低级庸俗的言论。关于江炘老师，也有传闻，却相互矛盾。有的说他也被打成了右派，有的却说他在反右斗争中表现积极，已“火线入党”。对前一说，我觉得不可能又有可能，不可能是觉得他在人生经验上是成熟的，在政治嗅觉上是敏锐的，他不会在这一“特殊”时期“乱说乱动”，自己去“抢”帽子戴；有可能是觉得他在“三反”中“有点问题”的旧帐，在那划右派需完成“指标”的情况下，若那里的“指标”完不成，右派帽子他不“抢”，也有人会强送给他。至于“表现积极”说和“火线入党”说，我则根本不信。要他在教学业务上“表现积极”，他完全能办到；要他在整人上“表现积极”，他不会出卖良心。“入党”，对有的人说来也许不难，对他来说则肯定“难于上青天”。即使他在“反右”中“毫发未损”，他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发展前途。党可以重视他的业务，而不会在政治上栽培他。而那重视，说白了其实只是利用 。

苦海无边 回头无岸
    刘世椿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他授业过的学生中，是最受到普遍尊敬，普遍关注，也就被普遍同情的人。1950年秋，我考入乐山县中（后改名为三中）初中部，他教我们的政治。他戴眼镜，在秋季常穿灰色长衫，冬天穿一件咖啡色的薄呢长袍，脖子上围一条灰色毛线织的长围巾，戴一顶帽沿向上翻折的绒帽，脸色青灰，颧骨外略现红晕，显得一副老成持重的斯文样子。初时我估计他三十多岁了，其实他还不满三十。许多新名词、新观点，我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并初知其革命性内涵的。我想，这位在解放初就能教政治，用共产党的一套学说来武装学生头脑的人，解放前一定就很进步。1951年我休学一年后于次年春复学，他不教政治课了，上我们几个班的英语课。既能教政治又能教英语的人，不简单，起码不是只能吃政治饭而肚子里没有点真才实学的人。他上的课我能听得懂也学得会，但他教英语不到一年，教育部下文暂停初中英语教学，他就得换课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英语教学并不很规范，例如有些单词的读音我们老是读不准，他就干脆在黑板上用汉字注音，让我们照汉字的读音学读。可能他是边学边教任这门课的。

    我读初中的最后一年半，他教了我三个学期的代数课，当了我这三个学期的班主任。他上代数课似乎才显出了特长，讲起来得心应手，推理、演示井然有序，很容易让学生消化吸收。尤其是他批改作业认真，有错必改，有的同学演算全错了的，他会用红笔在旁边把正确的式子列出来。他上几个班的代数课，作业批改量大，每次交作业，是由课代表收齐后送到他寝室兼办公处去的。发还作业本时，他用来提携作业本的，是那种家庭妇女惯常使用的蓝底白花包袱布。每天夜深了，他的房里还亮着灯。据有心的同学观察结果，每晚他房里的灯是全校老师中关得最迟的。他作班主任工作，也十分尽责，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体贴关怀，善解人意，对犯了纪律或表现差的学生，从不虎脸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加以开导。班上每周一次的劳动活动，他也次次参加。劳动主要是清除校园杂草，疏通阳沟之类。他把长衫撩起扎在腰间，袖子高高挽起，同大家一样出力流汗。同学们每劝他只需在旁“督阵”或多休息点时，他总是说自己体力还行，不累。他当值周导师时，每晚都要到学生各寝室查房，次日早操晨练时，又要到各寝室查看有无睡懒觉的。不当值周老师时，也时不时下到我班同学的寝室与同学们聊话，问长问短。在我就读的初中三年，我没听到有哪个同学背后损过他，更不必说骂。

    1952年暑假中，所有中学老师都被集中到川南行署所在地泸州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大概是这年的十月，一天上晚自习时，我听到班上有些骚动，大家在议论什么，又有不少同学向教室旁的办公大楼跑去。我也跟着跑上楼，向人群聚集的大办公室窗前挤去。只见大办公室里四周坐满了教职工，中央空着的地方站着陈任侠老师，又听有教职工在喊：把态度放端正，老实交待！这时有高中部的几个大同学来驱赶我们，把我们驱赶到离大办公室远一点的楼梯口，然后由这几个大同学把岗，不许再往大办公室靠近。原来这是在进行教师的思想改造“补课”。那几位大同学，暑假里是作为“协助”思想改造去过泸州的。第二天晚上，听说刘世椿老师也接受了同样的“补课”方式。

    关于陈任侠老师，我要顺便在此作点叙述。他是陕西人，我读初一上学期时，他上班级的植物课。其时大约近四十岁，常年穿深灰色的中山服。植物课每周只两节，他总是匆匆地来上课，课完急匆匆离开，我同他并没有一次个人之间的私下接触。大概是植物课的考试，我的答卷上能把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几乎一字不差的写上，一次他发放已评分试卷时，对我说了一句，“你的背功不错”。1952年春我去复学时，教导处的人要我去找陈任侠老师批我的复学申请，告诉我陈老师现正在上课的班级是初四十四班丙组。我这才知道他已当学校教导主任了。我来到该班教室门口站了一会，陈老师看见了，停下讲课走到我面前，问有事吗？我说我要求复学，将复学申请递给他，他看后随即批了“准予复学”字样。见我不走，又问还有什么事。我说我家庭经济困难，还要申请缓缴学费，将另一张早写好的申请缓缴学费书呈上。他看后略作思考，批上了“同意缓缴”字样。下午办完一切复学手续后，我到大办公室向他致谢，他问我编入哪个班？我说是四十四班丙组。他说，这就是上午你去过的班，班主任正在那里上课，我领你去见她。这位班主任是女的，很年轻，后来作了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陈老师把女老师从讲台上叫到教室门口说，给你送来一位复学学生，编到你这班。他叫江源，成绩不错，但是近视眼，座位给他安在第一排。我的复学就这样一帆风顺解决了。

    学校里教师们的思想改造“补课”大概没搞多长时间，以后也没听说大办公室里还开过那样叫站到会场中央作“交待”的会。而在不久后的一次全校集会上，校方还特意对全校同学讲过一番话，大意是：老师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身上难免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污点。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改造人的思想，而不是要把有缺点污点的人整垮整死。教师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需要，作学生的好师长，好领路人。学生来校学习是接受教育的，也要作思想改造，人人都要思想改造。学生接受教育，首先是接受党的教育；而党把教育学生的责任，具体落实到教师身上，教师是受了党的委托担负起了教育学生责任的。作为学生，对所有教师都要尊敬，都要信任。即使对过去有缺点和污点的教师，只要党仍把他们留在教师岗位上，也要如此。这也是学生在协助党，更好地完成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使他们能早日成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真正人民教师。校方的这些宣讲，学生们是能完全接受的。然而我们同时也知道，陈任侠的教导主任职务被撤了，改派他作了一个班的班主任，继续上他的植物课。对刘世椿老师并没作什么变动，他继续当班主任和上代数课。
1953年夏季的一天晚自习后，我同几位同学一起到学校大伙房前的一口水井取水冲凉，路过必经的新派来不久的党员校长的寝室时，听见校长在里面大声呵责训斥什么人，还听到拍桌子的声音。校长寝室的门大开着，我们走近时看到的，那个穿着长衫毕恭毕敬站着，头低垂，双手紧贴腰际，听坐在椅子上的校长训话的人，竟是从这学期开始当我们班主任的刘世椿老师。刘老师体弱，夏天也不敢脱长衫，这我们明白；我们不明白的是，这位从不训学生的师长，怎么此刻在挨显然比他年轻的校长的训？我们不敢多留在这里一会，更不忍心看这一幕，匆匆离开了。第二天刘老师依然来上课，课后同大家照常说话，似乎昨夜的事没发生过一样。但我心里明白，昨夜我们经过那里时，他是微微转动过头，瞟了我们一眼的。自此后，每当刘老师来上课，我便会留心观察他，他的衣着，他的神态，他的面部表情，都在我审视的眼光中挥之不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懒得刮胡子，懒得剪短遮住双鬓耳际的毛发了。他的妻子是家庭主妇，他家孩子多，家中经济不宽裕，为了节省开支，他不进理发店，买了理发剪子在家中由妻子为他和孩子们剪发。这些我们早知道，我却不知道他这种不修边幅的习惯是从哪天开始的。尤其使我不安的发现，是觉得他的颜面似乎更青灰了，颧下部份有了明显的凹陷，颊上的红晕也扩大，而双唇却呈暗红色。这些，也绝不是从最近开始的，只是此前我没有留心罢了。据一位几次去过他家的同学说，每次去都见刘老师在家里熬药服药，刘老师对这位同学说，他现在是天天要服药，成药罐子了。再后来我发现他的衣衫很褪色了，好多处已经起毛，于是搜寻记忆却记不起他什么时候穿过一件新衣衫。冬天，他穿的咖啡色薄呢长袍上已有了补丁，颈上围的也不是真正的围巾，是从前用来提过作业本的包袱布了，那蓝底白花图案是我眼熟的。年末，班里欢度除夕迎接元旦的班会结束后，我们把未吃完的糖果花生包成一大包，连同买来准备送他的两盒洒琪玛，一听牛奶条饼干和以全班名义制作的新年贺卡送他，他连连摆手，坚决不收那些食物，只肯接受贺卡。次日元旦，我们派同学几次去他住处“侦察”，趁他不在家将昨晚他拒收的东西交给了刘师母。元旦后他来上课，首先说了一番感谢全班同学送他贺卡和食物的话，说着说着声音哽噎了，摘下眼镜掏出手巾反复擦眼。他还想说什么，几度开口又几度泣不成声。是的，是同学们对他的美意使他深深感动了。然而我心里却想：也许，他是感到他在党和单位领导那里得不到的温暖关怀，在他的学生这里获得了，是这些无权无势的青少年纯真的小小举动，稍稍驱除了在这隆冬季节里袭击着他的凝重冬寒吧。

    在刘老师担任我班主任的一年半里，他并没有对我有什么超乎于其他同学的格外关照，我所能记得并以为是“宠爱”的只有三点：一是我作为少先队中队长，其后又当大队长，每次他召开班务会，按理只由班委们参加，他却让我破例参加了。二是我每学期申请免缴学费，需先经班主任签署意见，他都签了“同意免缴”的字（班里不仅我一人获此优待）。三是一次学校举办墙报比赛，由我和几位同学合编的这份墙报获了奖，他在班上特别表扬了我们几位同学。至于思想上，精神上的关心，就是他曾勉励我要争取入团，希望我能在当少先队员超龄后早日成为共青团员。他说，入队、入团、入党，这应该是你们这代人人生政治上进步的三个阶梯。

    我是1954年7月初中毕业的，在初中的最后一学期，愈临近毕业，刘老师在班上讲话时，流露出的惜别之意愈浓愈强烈。每每他讲到动情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仔细观察他。他的脸色更青灰了，几乎可说是苍白色，双颊更陷塌了，颧骨更突露了，额前耳际似乎过早有了些灰白头发。想起他近来讲课时，讲着讲着便要咳一声，一边咳一边掏出手巾揩嘴，那揩嘴的手巾上分明有咯血，加上他常年就挂着的一幅苦脸相，我想到了“憔悴”一词。是的，受教育者在一天天成长，而言传身教者却在不经意间“老”去，刘老师还正是而立之年啊！快毕业的学生们一个个心高气傲，在想着下一阶段的继续深造或找一份好工作。想深造的，想金榜题名，鹏程万里；想参加工作的，想好单位好薪酬（那年头的初中毕业生也算是“缺货”），成家立业；而刘老师对自己的前途想过没有？也许他想过，但肯定不会有我们的那些“奢想”。

    1955年放暑假前，已宣布了三中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全部转到新成立的乐山高级中学的决定。放暑假了，全校同学突然间几乎就走光，我和初中时就同班的两个同学在校多耽了几天。那时我们住的是校外宿舍，宿舍的院子里有一处园子，在烧开水的炉灶旁。那地方原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是我们在规定参加的劳动活动中把它辟成菜地，种上了苞谷、茄子、黄瓜之类的农作物。到这个园子要上一个石梯，进一道小门，那里还另有一座与学生宿舍隔开的独立的大开间房子。刘世椿老师一家就迁住在此（他已不教我们了）。放暑假的次日下午，我同这两位同学一起到这园子旁的石桌上下棋，那里有浓荫可遮蔽日光。下了会儿棋，肚子有些饿了，有同学提议掰几个嫩苞谷到烧开水的炉上煮来充饥，大家附和。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亲手种的，不算不劳而食。何况我们就要离开这学校了，不怕犯纪律，再说下面宿舍里也没人。说干就行动，于是掰了些嫩苞谷，借用烧开水老头的锅，煮吃起来。正吃时，看见刘老师的一个孩子到我们下棋的地方看棋子，一个同学喝了声“不许动棋子”，他就跑回家去了。一个同学提议，干脆再去掰几个苞谷来，煮好给刘老师送去，让他尝尝鲜。当我们给刘老师送去煮苞谷时，他坚决不要，连说“使不得”。我们说这是给孩子的，不管他收不收，留下煮苞谷又去下棋。六点钟时，刘老师来到我们下棋的地方，请我们去他家吃绿豆稀饭。我们婉谢。他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算是请你们吃一顿菲薄的“送行饭”吧。稀饭已煮好了，你们不去吃，我一家怎么吃得完？变馊了倒掉也是浪费。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吃饭时，刘师母先后上了满满一桌菜，有酥花生米，煮鸭蛋、豆腐干、豆腐乳，还有几盘时令小鲜。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刘老师家吃过的饭，记忆仍历历在目前。

    自那餐饭后，我就再已没见我刘老师了，不知他以后有什么新情况。何况师生分处两校，平时也没心思专门去想他。1956年春天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县文化馆看本地“肃清反革命分子伟大成果展”，在“前言”那块展板上的文字介绍中，提到的从中学清查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名单中，赫然就有陈任侠和刘世椿的名字。展出的图片中，有一幅是陈任侠站在母校大门旁的近期全身像，图片下文字介绍说，解放前陈任侠参加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区分部挂过一个什么职，解放后虽向我公安部门作了自首登记，但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经“肃反”运动挽救教育，彻底坦白了自己参加过的反革命活动，认罪态度好，予以从宽处理，留在原单位任教云云。展出的刘世椿的图片有二幅，一幅是学生时代穿白衬衣，衬衣下半截掖进吊带西裤里的照片。照片中的他一脸英俊气，脚下皮鞋锃亮，一脚立地，另一脚曲着踏着一个花坛的坛沿，背景有葱茏的几棵大树（这幅照片显然是刘本人提供的）。图片下方的文字介绍说，刘世椿解放前读中学时，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任区分部小分队长，专门从事监视、盯梢进步青年学生×××等（×××就是母校的那位党员校长）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的勾当。此图片的题目是：历史罪行。另一幅是刘世椿的近期照片，着灰暗的长衫，戴眼镜，免冠，面容憔悴，正从挂着乐山地区公安处牌子的大门口走出不远。图片下方文字介绍说，刘世椿于解放后虽向我公安部门作了自首登记，但长期隐瞒其干过的具体反革命活动情况。经肃反运动挽救教育，能彻底坦白其所干过的反革命勾当，认罪态度好，予以宽大处理，留在原单位任教。此图片的题目是：自新之路。

    1957年反右斗争后，我曾打听过陈、刘二位的情况，打成右派没有？据说他俩都是“死老虎”，又无“现行”，没有怎样“动”他俩。

    1964年“小四清”运动末期，传来一个关于刘世椿的坏消息，说他的妻子在土改时评的是地主成份，刘妻被取消城市户口，逐下农村劳动改造。刘世椿举家便从学校搬出，在刘妻新的户籍所在地——城郊的蔬菜大队租了一处房子安身。

    “文革”开始，我本能地感到刘世椿这回又要当“运动员”了，肯定在劫难逃。果然不久，街上贴出了“把反革命分子陈任侠揪出来示众”， “把反革命分子刘世椿揪出来示众”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又不久，传来了陈任侠已自杀的消息。陈死后不久，某日我在街上，看到了“反革命分子刘世椿畏罪自杀，罪责难逃”的大幅标语，心中虽不免咯登了一下，但并非在意料之外，暗自叹息了一下也就心情平复了。“文革”开展以来，已发生了多少死人的事，连许多老共产党员、老干部也迈不过那“横扫一切”的坎儿，成为冤魂厉鬼，何况刘世椿这种长期阴影罩身，心灵迭遭重创，皮肉累受煎熬的“天然的革命对象”。他以这种方式永别这个也曾拥护过，也曾献力过，也曾留恋过的社会，固令人叹惋；而他能以此尽早结束无尽的苦难，获得一个彻底的自我解脱，又不能不说是万般无奈中的“最佳选择”。他是苦海无边，回头无岸啊！

    尔后当传来刘世椿自杀的详情时，我的心中再次咯登个不停，这次不仅是震惊，简直是惊呆了，惊得身子怵然颤抖了。在人们发现刘世椿自缢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个陪葬者——他的一个不满十八周岁的儿子。而更早些时候，刘妻已因受不了“革命群众”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对待，自尽先去。这样刘家就遭到了几乎是“全家覆没”的“灭门”之灾。关于刘氏父子同时死去的来龙去脉，事实真相，有的有确证，有的只能作推理，于是有各种大同小异传言版本。我在这里将这些版本作筛选，作甄别，作推断，以求复原其事实真相。我自信我在下面的复原是最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刘的这位儿子由于“家庭问题”上不了中学，参加不了工作，埋怨迁恨父母已久，他自己的精神世界早已空空如也，又可说是浑浑噩噩，近乎分裂。文革中他为表现同乃父“彻底划清界线”，“坚决背叛反动家庭”，在过去时时事事顶撞、数落乃父乃母的基础上，来了个“革命性跨越”，开始在家里家外，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世椿”的口号。父亲挨批斗回来，他不仅毫无抚慰之言，抚慰之举，还说“活该”。父亲被惹怒了，挣扎着要打他耳光，他反过来打乃父耳光，朝父亲身上乱踢，然后又跑出家门喊“反革命分子刘世椿打人”，“刘世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如是场面多次发生。在这种父子反目成仇已无可逆转的家庭气氛中，刘世椿本就脆弱的精神彻底垮了，最后一点理智也丧失了，终于在一个深夜，他趁“疯”儿子熟睡之际，用一根棕绳勒死了儿子，给儿子盖好被盖，然后用同一根棕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对刘世椿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心理状况，思维过程，人们可以作不同的揣测和判断，而我想，刘世椿或许是要用这种玉石俱焚的方式，对“大义灭亲”的不孝子作极端的惩处；或许他的良苦用心是，让儿子的灵与肉进入炼狱后能祈求神灵拯救，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再转世后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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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四妹
    四妹同我永别已有四十六年了，她如果活着，如今已该是60岁的老妇。但她在我的记忆中，始终以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形象定格保留着。

    四妹是1945年农历腊月初一出生的，是父母的第一个女孩，从小受到全家人的特别呵护。记得她两、三岁时，冬天里穿一件红缎面小棉袄，头上扎一朵黄蝴蝶，在家里跑来跑去，蹦蹦跳跳，就像一束游动的火焰，又像一朵开放的牡丹花，那头上的黄蝴蝶似乎就是牡丹花蕊。

    1948年优夏，天大旱，家乡人民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祈雨活动，街上的殷实人家，各出一乘平台彩轿，由出平台家的三岁以下男女小孩扮作金童玉女坐在平台上。是日，祈雨队伍从文昌宫出发，旗锣鼓伞开道，后面是一乘乘平台，再后面是披戴蓑衣斗笠，举着香烛随行的众乡亲。队伍先在街上绕场一周，再沿着沫溪河畔的小路，行进到一个叫“屋檐腔”的深沱边，由和尚、道士们作法事，祈求龙王赐福降雨。那次祈雨活动，我家扎的平台最好看，四妹扮的玉女最漂亮。她穿一件藕色连衣裙，小脸蛋搽着红胭脂，头上扎着红蝴蝶，活像天上的小仙女下凡，又像一朵蓓蕾初绽的出水新荷。乡亲们在那个沱边投入水里的“金童玉女”只是一个个纸扎的假人，四妹等一群扮金童玉女的小孩后来仍平安抬回各自家中。

    那场祈雨活动的最高潮是“捉拿旱魃”，事先找一个会游泳的无赖汉（一般由乞丐充当，且先要付钱），让他只穿一条短裤衩，全身抹上锅烟，藏身在河边某处草丛中。法师发出“捉拿旱魃”指令后，祈雨的人便四处搜寻，待把这“旱魃”找到，由法师在他身上划出一道道符咒符号，再由人们将他高高举起，投入深沱中。四妹后来对我说，那天的祈雨活动，最初她觉得很好玩，但见到那个“旱魃”后，她便很害怕，接连做了几夜恶梦。

    四妹4岁时，按我家的惯例，送她去发蒙上小学。那时已经解放，四妹放学回家，在家里老是蹦跳着背诵“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的一年级课文，脸上总是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篇课文，似乎是特地为她写的。

    上了一年小学，由于家境的变故，母亲经常要随我和二弟外出运煤，留她在家照看一岁的六妹，她便缀学了。在我家被“扫地出门”，临时寄居在街尾的一间破屋时，我运煤归来，时常看见她捧着读过的小学课本，默看一片，又时不时抬头，望着四处亮着天光的破房顶，或是望着门外的田野发愣，不知在想些什么，那眼中分明流露出些许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忧郁神色。

    母亲被逐下乡之后，如果母亲和二弟都一齐出去运煤，便把她和六妹一齐留在家。母亲出门时，用一个搪瓷缸在里面装些米、红豆，再添上水，撒点盐，缸口用盐渍后变软的菜叶蒙住，煨在做早饭后灶里的热灰里。中午时分，由四妹从灶膛里掏出搪瓷缸，那里面煨熟了的半干不稀的饭，便是小姐妹俩的午饭。可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对她太单调，太寂寞了，她向母亲抱怨，说妈你和二哥都出去了，留我一个人在家看六妹，我一天好累啊！我也要跟你们一齐去运煤。母亲说，你人小，怎么能背得动煤？她说，我背得动。母亲又说，六妹谁来照管？她说她不晓得。这样唠叨了几次，母亲说服不了她，她便有些使犟性，母亲再运煤或下田地干活回来，她便不愿再照看六妹了，说照看了一天她已累了。大概母亲想给她一次锻炼，让她知道运煤的艰苦，答应了她同去运煤的要求。那日，母亲为她准备了一个小背兜，将背绳收短，让她背着。母亲背着两岁多的六妹，娘儿四人出了门。经过乡场，母亲先把六妹寄放在街上的大姑处，请大姑代为照看六妹一天，然后向运煤地进发。他们现在运煤已不是1951年我在家时所走的那条路线了，乡场附近不远的小煤矿已停办，他们要翻山越岭走近二十里山路，到一个名叫白岩沱的小煤矿装上煤，再走十几里山路把煤运到石麟场。那天只让四妹背了一块煤，她开头还能跟上母亲，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了，母亲只好走走停停等她，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次。往日，母亲和二弟运煤，一般是午后一两点钟便能把煤运到目的地，这次竟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到达。交煤时，母亲特意让司称员称量四妹背的重量，那块煤是五斤重。母亲带着二弟和六妹，到石麟街上一个亲戚家讨水喝。这天自早晨在家吃过饭，到现在十二小时没进食了。四妹喝了水，喊脚痛，母亲看她的脚，一双脚的脚背肿得老高，草鞋系脚背的麻绳深深勒进了皮肉。母亲费了番功夫才把系绳解开。再想给她穿草鞋，她死活不肯，麻绳一贴近脚她就喊痛，她宁肯赤足。她是一瘸一拐走出亲戚家的。起先还能一瘸一拐慢慢走，后来再也走不动，坐在地上起不来。是母亲和二弟轮流背着她，直到天黑了很久，母子三人才回到家。那年四妹六岁。

    经过这次“锻炼”，四妹似乎懂事多了。她不再说照看六妹累人的话，母亲吩咐她什么她都听话。午后母亲和二弟回到家，做饭的简易炉灶前，总是堆放着一堆松针和松果之类的燃料，她说她是在把六妹诓睡了之后，背着小背兜，拿上竹制草扒，到屋后的小山上拾取的，说山上松针松果遍地都是，一会儿就能拾到一背兜，背着回家倒了再去拾。她说她只敢在近处扒松针，拾松果，不敢走远了，怕林深处有老虎。

    1953年寒假，我回到母亲改嫁后的新“家”，知道四妹已由继父的父亲，那个读过私塾的老人为她改了姓名，将江汶改成王悌华，又去上村里的小学了。早晨，四妹起床后要先去割一背兜猪草，回来后再在饭桌上读课文，将近四岁了才能走路的六妹，便扶着高门坎跟着学读：“国旗，国旗，五星红旗……”。四妹放学后又去割猪草，她能分出什么草猪不能吃，什么草猪最爱吃。我每当看见她早晨割猪草回来那湿漉漉的裤脚，傍晚割猪草回来那小脸上未干的汗珠，我就会想到她稚嫩的肩膀，怎能长期肩负这学习劳动两不误的双重负荷，想象着田野上的野百合花如何在荆棘丛中经受风吹雨打。此后的假期，我总会给她带回我读过的《红领巾》、《少先文艺》之类刊物。我希望她的视野通过阅读，看到除她置身的封闭小山村外还有更为广阔，更为丰富多彩的大世界。

    1957年我高考落榜后，回乡在家乡的中心小学代过几个月的课。四妹已在中心小学上高二年级了，我上她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听说四妹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作文尤其写得好。我批阅她的作文，发现她的作文水平，与我同时期写的作文毫不逊色，字迹也工整清秀，比我小学时所写的歪七竖八的蝌蚪文强多了。中心小学为照顾农村小学生上课方便，是半日制上课，上午九时上第一节课，午后三时放学。四妹从家里来上学，路程有四里左右，从没迟到早退过。十月份的一个赶场天，四妹来上学时对我说，母亲在家里已泡好了黄豆，今天要来赶场，放学后母亲来接我们一齐回家吃豆花饭。这天是周末，下午一点钟结束上课，在学校的操场上开学生运动会。四妹报名参加了二项比赛，母亲和我在旁边看四妹的比赛。她先是在60米跑比赛中拿了第一名，跳远比赛时，她前两跳都没有超过跳得最远的同班一个女生。最后一跳她憋足了劲，奋力一跳，终于又拿了一个第一。但她从沙坑走出时，走路有些拐，是落地时把脚扭了。母亲帮她揉了脚，她站起来试走了几步，蹲下身自己又揉了一下脚，说没事了，我们母子三人便一齐回家。

    1958年8月底，我在乐山城街上碰见与四妹同班的一个男孩，他说他考上了二中，是来上中学的，说我四妹也考上了二中，现正在学校办入学手续。我即赶去二中，在报名处找到四妹，她的手续已办完。我眼前的四妹，穿一件已洗得很白的土白布衬衣，下装是蓝色的长裤，脚上穿一双有搭绊的旧布鞋，显得有些“土”气，只有圆圆的发红的脸庞，一双水汪汪大眼，才能显出几分灵秀气。我问她入学所需的钱是怎么凑齐的？她说，是在双星煤矿工作的二哥向别人借了些钱，凑成10元给她的。我这才知二弟已从农村调到煤矿“支援工业”去了。二中当时的学生伙食费是每月收6元，我对四妹说，下月我就要到城区的一所小学代课了，如果工作稳定，我每月给你7元，6元钱用来交伙食费，1元钱作零用；如果你二哥以后能给你点钱，就用来添制些衣服，买学习用品。我随后同四妹一齐到她分配的寝室。四妹所分的床位，床上除铺板外，空无一物。我问四妹没带被盖来吗？四妹说家中没有多余的被子，说她跟李春香一齐睡。李春香是与四妹从初小到高小的同班同学，比四妹大两三岁，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她也考入了二中。李春香在一旁说：“江老师（因我教过她）别担心，是我约她跟我一齐睡的。下半年天气冷，两人睡一床暖和。”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第二天，给四妹送去了我读书时用过的线毯，一床作垫被的我儿时盖过的小被盖。

    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有天晚上我从代课的小学回到我临时寄居住所，这是与我高中同班的一位余姓同学的家，余姓同学已上了大学。伯母房东告诉我，说我四妹刚才来找过我，给我带来了一个搪瓷缸装的食物。伯母说，“你四妹说吃完东西把缸子交给我，她明天来取，我告诉她不用来了，让我女儿给你带到学校，我女儿也在二中读书，高你一年级”。我揭开蒙缸子的纸，缸里上部装的是回锅肉，下部是米饭。我知道二中的学生伙食是每周一次“牙祭”（吃肉），饭是定量的。是四妹把一周一次能吃到的肉，一餐定量的米饭，至少匀出了一半来让我吃，她是节食待兄啊！

    二中每月放一次归宿假，1958年11月的一次归宿假，四妹从学校回家乡，到屋时已近黄昏，家里只有瞎眼的奶奶（继父之母）和七岁多的六妹，一问才知母亲和大爷（继父）、三爷（继父之弟）都去搞“大跃进”走了，母亲和大爷在叫“王坳口”的地方修路，食宿都在那里。四妹一见家中没有母亲，又家徒四壁，只有堆在门后的一堆红薯，她禁不住哭了起来。后来她抹干泪，捉住家里仅剩的一只老母鸡，捏住鸡颈，闭眼一刀割下去，然后把鸡打整好，放在锅里炖，上面用饭甑蒸红薯。四妹和奶奶、六妹吃了这顿晚饭后，已经夜深了。四妹用一个提水的小木桶，装上剩下的一半炖鸡肉，用粑叶包了几个蒸红薯，摸黑走了十里山路来到王坳口，给还在挑灯夜战的母亲和继父，送去这她亲手做的食物。（这是四妹去世后，我回家吊丧，母亲对我讲的。）

    1959年国庆节，举行建国十周年国庆大游行。其时我由代课的小学校调到民办中学已一年余。在乐山广场集合队伍时，民中和二中的学生队伍挨得很近，我找到四妹，她穿着一件雪白的府绸衬衫，下着一条天蓝色绸裙，脸上抹着淡淡的胭脂，显得婀娜多姿。原来我的四妹穿上得体的衣服，她的“土相”便全没了，完全像个城里婷婷袅袅的小姑娘了。我问她这身衣服是新买的吗？四妹说，是在师范校读书的七姨（母亲的七妹）送她的。然而就在这次见面后的下一月，她来我任教的学校取伙食费时，脸色便有些蜡黄，且有些浮肿相。她说她身体感到不适，提不起精神来。我多给了她2元钱，叫她快去看中医（当时一付中药只值三、四角钱）。12月，四妹没来取伙食费。我想，是不是她二哥或七姨给了她钱，她想为我省下这笔开支。到1960年的元月中旬，我接到了二弟寄来的一封长信，详细告诉了四妹的情况——
四妹吃了几付中药，也服了些西药，仍不见好转。一日她去看中医时，碰上她的大表哥傅大刚（大姑长子，其时在三中读书，高四妹一年级），大刚见她病兮兮的样子，给了她2元钱。数日后学校放归宿假，中午吃完饭她就同家乡的几位女同学结伴回乡。从学校回乡，那时不通车，靠步行。渡过大渡河后，要经杨家、蔡金两个乡场再行20里才能到家乡踏水。往常，走得快些，天黑前是能赶回家的。渡河后，四妹走起路来步履沉重，同伴们先是放慢脚步不让她拉下，后来见这样不行，便叫她一人在后面边歇边走，不能等她了。从渡河下船的杜家场码头到蔡金场共四十里山路，她足足走了约8个小时，于天黑后到达蔡金场。她找到一个旅店投宿，老板大娘见她一副病相，满脸是汗，马上给她倒来热水，帮她洗了脸和脚，让她上床休息。接着老板大娘熬好了冬苋菜稀饭请四妹起来一同吃，四妹只喝了一碗就噎不下了。次日，从蔡金到踏水的二十里山路，她足足走了一整天，天黑时才趔趄来到街上玉如大孃的家。（玉如大孃是大刚表弟的大妈，解放前她寡居后和大姑一起住在我家，1950年改嫁。）次日，四妹已起不了床，玉如大孃请乡卫生院的医生给她看病，同时托人给母亲捎信。医生说，四妹得了浮肿病，开了中药，还批了供应“康复散”的条子。“康复散”是用米糠和红糖及一些中药粉合拌合成的，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实际是一种粮食的代用品，一般人想买也买不到。四妹在玉如大孃家躺了三天，因不好久打扰玉如大孃一家生活，由从双星煤矿赶回来的二弟，把她背回了四里路远的母亲现时暂住的家（原住房已在大跃进时拆除）。从此，四妹就再已没有起过床，虽天天吃中药和西药，但病势不减，反越来越沉，周身浮肿更严重，后来还能用手按出黄水。当时根本买不到肉食之类的营养品，家中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母亲说要宰了炖给她吃，她说不想吃，说把鸡留着下蛋，把蛋积存起来，她病好之后去读书，要给在民中的大哥带去……

    1960年2月初的一天，二弟来到我处，告诉我四妹已病危。我向学校告了假，又向学校借了40元（后来学校没让还，作了对我的补助），准备回家后若见她尚有治愈可能，雇人用滑竿抬到乐山住院。我和二弟赶回家乡，离家尚有一条小河之隔的距离时，便听到小河那边，河岸的草地上母亲在痛哭呼嚎：“我的乖乖的四女呀，我怎就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苦命的四女呀，你怎么就这样撒手而去了！”我同二弟跨过小河上的石蹬来到母亲身边，母亲依然在掩面痛哭，不满十岁的六妹陪伴在母亲身边也在哭，边哭边劝慰母亲：“妈妈别哭，大哥二哥回来了。”我们询问六妹，才知四妹已于昨日去世，当日就由大爷把她埋葬了。我和二弟搀扶着仍嘤嘤哭啼的母亲，再跨过小河，来到河对岸山岗下四妹的新坟前，那是一座馒头式的小土堆。六妹说，大爷是用一块小洗衣板葬四妹的，裹的是一床破草席。坟头上撒着一层薄薄的青草，六妹此时又去山岗下草丛中，再拔了些青草，过来撒在她四姐的坟上。我伫立坟前，低头默哀，想到四妹才刚满14岁，正该是蓓蕾初绽的豆蔻年华，却遽然夭折，止不住泪如泉涌。而母亲跌坐在坟旁，双手抚坟，又嚎啕大哭起来。

    在家呆了一天，我和二弟都得回各自单位了，我给了母亲些钱，向她道别。此时端详母亲，她显然也得了浮肿病，一脸浮泡，面色如土，头上箍着黑色的纱帕，样子越发显苍老（其实她才四十一岁）。我突然想到：如果母亲伤心过度，加上那要命的浮肿病，她会不会在身心交瘁中，跟随她视如心肝，宝贝的四女而去？后来听人说，在我和二弟走后，起码有半月之久，母亲都要天天到小河岸边，遥望着四妹的坟痛哭呼喊。（这年7月，母亲溘然长逝。）

    我到二中找到四妹的班主任，告知四妹去世的消息，并为她清理遗物。班主任把我领到四妹居住过的寝室并指了铺位，只见上下床的上铺上，床板上铺的只是我给她的那床旧线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那床我垫过的旧而破的小棉被散放在床上，这就是她睡觉时所盖的东西！床头排放着十来本书，上面搁着几件衣裤，这就是她的枕头！看来，她早已同李春香分铺各住了。而这些床上的东西，既是她夜晚栖身的贴身之物，又是她的全部遗物。我觉得用“艰苦朴素”来概括她的生活仍显得“奢华”，我又不忍心用“可怜”、“寒碜”这些字眼来取代。我过去对她的关心实在太不够了，看来她的病是肇源于饥，复加重于寒喔。

    晚上回到寝室，仍在为四妹的亡故而唏嘘哀叹。我想为四妹写点文字，想到清人袁枚的《祭妹文》，几度提笔，却又感到笔力不济，更担心写出感伤凄婉的文字，在那时会触犯时讳。欲写不成，欲罢不甘，最后只写了一首小诗：
    聪颖婀娜人多夸，
    吾妹年少意气发。
    可怜菡萏竟夭折，
    人间失却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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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二弟（一）
    二弟江涛是我们兄弟姐妹中，肩负生活重担最早，一生吃苦最多，为家庭作出的贡献最大，晚年又最不幸的人。
二弟比我小两岁半，他自幼身体孱弱，两岁时是他的鬼门关。那时，他经常发病，那种病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清楚，发病时四肢抽搐不停，口吐白沫，哭又哭不出来，只是哇哇乱叫。我多次看见他由母亲抱着，阿婆在一旁又是给他掐人中，又是烧麻火，同时又叫大姑快去请医生，一家人忙乱得一塌糊涂。我在一旁又惊又怕，生怕二弟会死去，还想着这病能分一半给我，二弟的痛苦就会减轻了。为治二弟的病，让他吃了不少中药，使用了各种土方。终于在他三岁左右，这种抽风病就再没发过了。

    我兄弟俩幼时，最爱到对门的杨宗定叔叔家去玩。杨家开一个旅店，由杨的母亲操持。杨叔那时没工作，差不多成天在他家楼上看书。我兄弟俩一进他家，就叫“杨叔，快下楼来给我们讲故事”。如果叫不下来，我和二弟便爬楼梯上楼。杨家用的是一种没有扶手的竖直楼梯，一次我爬到一半，抬脚时把二弟蹬下了楼梯，我赶忙回头看二弟摔着了没有。二弟从地上爬起来，连身上的灰也不拍，又要往上爬。杨叔出现在楼梯口，说，别爬楼了，我下来给你们讲故事。自此后，杨叔便不让我们爬楼梯了，只要我们在楼下一叫，他便下楼来满足我们要求。

    杨叔讲过的故事，我已记不得多少了，他有时前面讲过的，隔一段时间又会重讲，这时我们便说，听过的，听过的，讲一个新的。如果他想不出新故事来，便叫我们回家去，说他要上楼看书，从书上看了新故事明天再讲给我们听。在杨叔讲的故事中，如今我只记得有“土行孙”和“金鸭儿银鸭儿”两种。“土行孙”是《封神演义》中一个会土遁的人，忽地会钻到地下去，忽地又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二弟听了这故事后，晚上母亲叫我俩兄弟先去睡觉，二弟便不敢先进屋，怕屋里有土行孙从地板下钻出来，总是要我先进屋，他在门外问，“有土行孙没有”？等我回答说“没有”了，他才肯进屋。“金鸭儿银鸭儿”好像是说谁谁喂的两只鸭子，后来变成了一只金鸭一只银鸭，让鸭主人富起来的事。杨叔讲完这故事，便摸着我兄弟俩的头，说我是金鸭儿，二弟是银鸭儿。一次我和二弟同在家中的一个大洗澡盆里洗澡，杨叔到我家，看到我兄弟俩赤身裸体坐在大脚盆中戏水，杨叔说，“两只鸭儿在洗澡啰”。我说，“我是金鸭儿”；二弟接口说，“我是银鸭儿”。杨叔说，“我看是两只没长毛的鸭儿，我区分不出谁是金的，谁是银的”。洗完澡，我找出一个包香烟的锡箔纸，给二弟贴在额头上，我用一小块黄纸贴在我额头上，再去找杨叔，让他看我俩的额头，说这下金的和银的不就有区分了吗？那时家里如果买了活鸭回来准备宰杀，二弟总会去看鸭子的羽毛，看看那鸭子是不是金的或银的，生怕宰杀错了金鸭或银鸭。

    我是4岁开始上小学的，二弟是3岁开始上小学的。他是因我上学后，觉得他一人在家没有我陪伴不好玩，嚷着也要上学才让他提前上学发蒙的。据说二弟刚上学时，还闹个一些笑话。一次尿急了，他竟对上课的女老师喊：“妈，我要撤尿。”一次他在学校操场上看蚂蚁搬东西，看到成群的蚂蚁把一个饭团抬着往前移，他觉得好奇，想看看这饭团下是否有轮子什么的，便拿起饭团看，蚂蚁便沾了他一双手。他丢下饭团赶忙挥落手上的蚂蚁，却挥散不完，手上仍有蚂蚁在爬，感觉脚上也爬上了许多蚂蚁，便哇地哭了起来。老师来问他哭什么，他说：“我害怕蚂蚁要把我搬进蚂蚁窝里去了。”
我们上小学，一开始就用毛笔写字，因为那时铅笔很贵，小乡场也稀罕。同学们写字时，相互之间爱趁对方冷不防，用蘸了墨水的毛笔在对方额头、脸上画杠杠。被画了墨的同学便用手去揩，越揩脸越黑，我常常是一副“花脸王”样子回家，而二弟脸上总是干净的。我问二弟，就没有人给你画花脸吗？二弟说，他把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团”住了。我问他用什么方法“团”住的！他说他常把家中给的花生、瓜果之类的省着不吃完，带到学校请他们吃，那些比他都大的同学便不会欺负他。难怪家中分给我的零食，我很快就吃了，二弟衣包里总要留不少。

    由于我兄弟俩上学太早，初小的前几册我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大概是我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不太令家里满意，从我读初七册，二弟读初五册起，家里便把我俩送到离乡场十里左右，地名叫白蜡埂的大姑婆（我曾祖父的长女）家去，张大姑婆一家几弟兄，在家里合办了一个私人专馆，请了一位上过大学的先生专教张家子弟，我兄弟俩便去读专馆，一共读了一年半才回家乡小学继续学历。家里规定我们，除放寒暑假外，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我和二弟每次离家时，都要站在父亲书房门口，背倚着门柱，把头部放正用木炭在门柱上画了道身高的黑横线，下次回来时比量一下，看长高了多少，再画上新的横线。每次从白蜡埂回家来，我向家里报过到，就出去找街上的玩伴玩耍去了，不到吃饭时不回家。二弟回家后总要去看看猪圈里的猪长大没有，肥了多少，或者去后院数数家中喂养的鸡尚有多少只，特别是看看有没有哪只大红公鸡在我们离家后由家中宰杀了。阿婆常说“你兄弟俩大的从小‘体’爸，小的从小‘体’我。”在阿婆心目中，父亲是好玩不大顾家的人，说我从小就染了父亲习性；阿婆是从小就劳作盘家的人，说二弟从小就关心家务。

    解放前，每到过年前，有亲戚关系或平日有交情的人家都要相互拜年，拜年的礼物通常是一块腊肉，两把挂面，一盒点心。往往是把这家送的再转送那家，来个礼物周转迁移，有时还会收到自家已送出的东西。送礼物的任务通常由小孩去执行，因为受礼的人要给赏钱，大人去了，这赏钱就不好给也不好要了。我小时在街上先后认的“乾保保”（乾爹）有五六个，二弟只有两个，给“乾保保”送礼自然由乾儿子去送。街上其他一些我家该送礼的人家，也大多由我去送，所以过年送礼的任务由我接受得最多。这是美差，去送礼的机会愈多，所得赏钱也愈多。我无论到哪家去送礼，对方若是收下礼不给赏钱，或是忘了给赏钱，我就装着整理鞋带或看人家家中的摆设，赖着不走，直到对方把钱给了我，我道了谢才走人。二弟去送礼则是呼叫了受礼的人，把礼交给对方，有时是把礼搁在人家桌上，转身就跑，害怕人家给钱似的，往往是对方追上来拉住他强塞给他钱，他还要推辞一番才勉强收下。这样二弟每年得的赏钱自然远远不如我多。二弟领受赏钱回来，总要如数交给母亲，再由母亲从中给他一小部份。我一般是不会主动交出赏钱的，要母亲说，你人小身上揣钱多了不好，放在妈这里给你保管。过年后给你做新衣服，买你需要的东西，一番说服工作后，我才交出大部份赏钱。当时也没多想过，别人家的孩子来我家送礼，母亲、阿婆她们同样要给人家孩子赏钱的，只觉得给我的赏钱就应该全是我的。年前年后，母亲或是为我们兄弟姐妹做好衣或是买什么东西，说这是用的我和二弟交出的赏钱，我总会在心里想，这本该属于我的钱由弟妹们分享了，觉得他们从小就沾了我的光似的。

哀二弟（二）
    1951年3月我开始同张老五等人挑煤炭挣钱养家，不久二弟也加入了，那时他还不满十岁。我们那里挑煤炭挣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挑卖炭：头天下午去离场约四、五里的小煤矿买上煤运回家中，次日一早出发运到二十里外的蔡金场炭市坝卖掉，赚地区差价，中午12点左右能回到家，下午再去煤矿买煤，这样一天来回要走五十里路。另一种是挑发炭：比蔡金更远约十五里的盐灶老板，在家乡小煤矿买上一大堆煤，分发给脚伕，同时给一张条子，把这分发到的煤运回家，次日要更早出发运到盐灶，按所运重量支付力脚钱，一般午后1、2点钟才能回家，下午再去小煤矿挑第二天要运的煤，这样一天来回要走八十里路，但挣的钱要多些。二弟同我一起挑煤时，我已学会了行进中换肩、跨小快步这些技能，二弟初学挑煤，不会换肩，换肩时要把担子放下地，扁担放到另一个肩头再起步，这样就耽搁时间。加上他个子矮，跨步短，步子不如我和张老五等人跨得快，又不想掉队，只能加快步频，咚咚地在我们后面跟着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听到他在后面沉重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气声，心里很有些怜悯，又有些替他着急，但又不能停下或放慢脚步等他。因为如果挑买炭，要赶市口，去迟了炭市散了，煤就不好卖出了。如果挑发炭，运煤去迟了，就会影响下午去煤矿把煤运到家中的工作。像二弟这样年龄的吃得起饭的人家的孩子，不说挑煤，空手走完这么长的路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但我们没办法，一家人要吃饭，停工就会停口，怎样也得咬牙坚持下去啊。不久二弟也学会行进中换肩了，但他力气小，手劲不够，不能像我们一样换肩时双手握住扁担，往上一托，扁担便从这肩头转换到另一肩头，只能将扁担从后颈部擦着皮肉移过去。前者叫换“抛抛肩”，轻巧而迅速；后者叫换“梭梭肩”，吃力而迟慢。晚上回家，母亲检查我们的肩膀，我只是双肩头有些发红，二弟却是后颈部有一条长长的紫色的扁担压痕，看起来令人心疼。

    挑煤这活儿，很容易发热出汗，即使在初春寒意未尽时，挑不多远便会汗湿衣衫。在天气凉时，我们是挑出一二里路脱下上衣，光着上身挑起煤走；如果在夏天，一开始就不穿上衣。那时，在家乡那条运煤的山路上，几乎所有运煤的男性都是赤着上身行进在崎岖山道上的。只有不靠挑而靠背的女性，才是穿着衣服背煤的。男女运煤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身上衣服的多少上，还表现在行进的速度上，妇女背煤总不如男子们挑煤走得快。

    入夏之后，母亲和大姑也加入了运煤的行列。大姑幼时曾缠过足，后来虽放了天脚，但走起路来总不如母亲利索，母亲便要一路陪伴着大姑。二弟有时跟不上我们，便干脆掉在母亲、大姑那一路。他挑出三、五里路，见把母亲、大姑甩在后边了，便停下担等她们（我们是十里、十五里才歇一次担），等她们来到跟前了，又再担起煤挑往前走。往往是我们把煤运到目的地，要等上半小时以上，二弟、母亲、大姑他们才到来。在盛夏的一日，是挑发炭，我把煤运到盐灶，等了近一个小时，汗湿透了的短裤都又干了，母亲、大姑才到达，二弟却没和他们同来。母亲说，你二弟今天像有病，往日一路上是他等我们，今日是我们等他，他早已挑得难走路了，我们便没有再等他，这会儿还在后面路上，你快去接他。我赶忙挑着空挑子往回走，约走了十里才把他找到。他的担子搁在路边，人坐在横在挑子上的扁担上，脸红胀，额上冒着大珠大珠的汗，一摸他额头，热得烫手，他果然病了。我把他挑子里的煤倒进我的筐子里（他的筐绳短些，不换筐我挑起重心太高），让他就在这儿等着，把他那挑煤挑到了盐灶上。他这次的病大概是热伤风，在家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又上路挑煤了。

    那时，在我家四个能运煤的人中，我运的煤最重，算是家中最挑重担的人。而在1952年3月我复学后，本该由我和二弟合担的家庭生活重担，由二弟一人独自承担了。母亲除了靠他之外，就是一个六岁的四妹和二岁的六妹，再无男儿为她分担重担，这样才逼得母亲在年底前改嫁王家。

    1953年秋天的一天，我在乐山城街上碰见一个既是街坊又是亲戚的人，她告诉我，二弟双脚染了粪毒，双脚的脚趾缝都溃烂了，脚背肿得像泡粑，母亲隔几日就要搀扶他上街到乡联诊所治脚。我听后心里发凉：二弟如果治不好脚，成了不能走路的人，后果真不堪设想。我既不能分担他的病痛，又无钱为他治病，那时我是靠助学金才能勉强生活下去的啊。我问起患粪毒的原因，那人说，据我母亲讲，母亲自嫁到王家后，王家两兄弟便只干田里的活，地里的活全扔给了母亲和二弟，而且主要由二弟承担（母亲还要做全部家务）。人畜粪下到地里，不像下到田里那样会稀释，粪毒会在地面上保留一段时间。下雨天，或是有露水的清晨下地干活，赤着的脚踏着湿润的土地，粪毒就容易上脚了。二弟到地里干活，为了省鞋，都是赤着脚的，粪毒就是这样染上的。自听了这个消息后，我一直惦记着二弟的脚。到这年放寒假时，二弟来校要我回那个新的“家”，我才知道他的脚已无大碍，但脚上还有些疱痕。

哀二弟（三）
    1954年秋后，继父所在的那个村，办起了全乡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土改时分到的田土，除留一点自留地种蔬菜外，其余全入了社。这下要靠挣工分吃饭了，二弟也下田学习各种农活。很快，插秧、打谷、犁田、耙田，所有的农活他都学会了，还跟继父学会了竹编技艺。但他当时年仅13岁，算附带劳，工分只有全劳的一半（全劳的基本工分是10分，半劳的工分是7分，附带劳只有5分）。办社的第一年，二弟对工分没啥意见，到第二年，二弟的农活技术更成熟，效率也高时，有些技术性、灵巧性强，而不全靠力气的活，例如拔秧、插秧、锄地、割麦等，他也可以干得得心应手，同全劳不相上下了，他还是只能得那点工分，他便觉得有些不平了。不过他也没有公开表怨言，仍然埋头苦干，从不偷奸耍滑。他不喜欢干那种集体性参与的计时工，因为干这种活只能在基本工分上下浮动；他喜欢干那种独立操作的计件工。这年寒假，我就见过他在蒙蒙的冬雨天，一个人在冬水田里犁田，那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田水淹至水牛的肚腹处，也淹至二弟胯部，二弟一手握着牛鞭挥扬，一边发出“驾、驾”的指令，水牛在田中蹒跚前行，这一幅少年冬耕图画，在我脑里便定格下来了。二弟告诉我，干这种个人操作的计件工，他一天可挣15分以上。年底，合作社评选先进，二弟被评为“模范小社员”，奖品是一把镰刀和一件天蓝色的背心。他把这件背心送给我，说太长了不合身，也舍不得穿这么高档的背心下地干活。而我知道，这是他希望我能在学校里穿得体面点的良苦用心。

    1955年秋季开学，大舅给我寄来了20元钱，过去他一直是每学期开学时寄10元的。我以为他是工资增加了，会全力支持我完成高中学习，以后还会寄钱来，于是我贸然放弃了助学金申请，想为国家省一点开支。当时学校学生伙食费是每月7.5元，我用大舅所寄的20元缴了2个月伙食费后便所剩无几。两月快满时给大舅写信去他既不再寄钱，也不回信，屈时伙食团停了我的伙，而衣包里只有几角钱。学校不远处的王浩儿有卖烤红薯的，六分钱一斤。那一段时间，我不吃早饭，中午和晚上去王浩儿各买半斤烤红薯度日，一天只开支六分钱。后来是向与我同桌，家境较好的女同学分两次借了15元，缴了这学期最后两个月的伙食费才在伙食团复了伙。这笔借款，到1956年我有了稿费后才付还。

    1956年春季开学，大舅没有上次“慷慨”，寄的仍只10元钱，只有汇款而没有写信给我。缴了一个半月伙食费，届时无钱再缴，又被停了伙。其时早过了申请助学金的时限，我只有补报申请，而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批下。我又只好算计着衣包里的几角钱，每日靠吃6分钱的烤红薯度日。同时我向“家”中求援，希望能想方设法给我寄点钱来。衣包里的几角钱花光了，又不好再向同学开口借钱，我只好挨饿。第一天不吃饭尚能坚持，第二天便支持不住。为节省体力，我借口生病，躺在床上没去上课。中午时分，二弟来到我的寝室，他说家中三爷（掌管家中经济大权的继父之弟）一分钱不给，母亲也没钱。二弟只给我带来了五斤糯米，一斤嫩碗豆。二弟说，家中去年社里分给的口粮，大米已吃完，现在只有不多的红薯、杂粮，加上社里不时分给社员的嫩碗豆、嫩胡豆度春荒。这五斤糯米，是过年时做粑剩下的。我早已饥肠辘辘，二弟也还没吃午饭。有了二弟带来的这点救命粮，我立即下床去找学校伙食团的一位工人师傅，他在附近农村租了一间房安置家属。我求他让我在他家灶上做饭。他知道我已停伙，慨然应允。柴禾是我去学校木工房讨要的碎材，那里正在新制课桌课椅，劈下的碎材堆积如山，木工师傅让我尽管拿。吃了一顿糯米加嫩碗豆的干饭后，二弟便回家了，他还要走七十里山路。剩下的糯米，我继续在伙食团那位师傅家熬稀饭吃。这样过了几天，我补报申请的助学金批下来了，我才又恢复了在学校伙食团就餐。但我只领了一个月助学金便放弃了，因为我有了稿费收入，而且不止一笔，一下子收入了一百多元，也一下子成了班上的“有钱人”。我后来多次想过，在我那身无分文，停伙断食的最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二弟跋山涉水带来的几斤救命糯米，我将怎样延续生命？

    1957年我高考落榜后，寄居在同班一个余姓同学家，为以后的日子怎样打发发愁。9月初的一天，二弟又跋山涉水来余家找到我，给我带来了好消息。那时踏水小学需要一个能教高小的代课教师，教导主任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他在赶场天碰见我母亲，要母亲征求我意见，愿不愿意去代课。其时我虽出版了一本小书，但稿费大部份已预支用完，只剩下余额稿费50元。为从长计议，我得有个虽然不高，但尚稳定的收入，当然允诺，便同二弟一起返回家乡。我结束学生时代后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二弟给我送到手的。

祭二弟（四）
    在1958年大跃进中，许多农民曾一度脱下“农袍”变为工人，二弟也是在这年七、八月份被调到离家乡约二十里新办的地方国营双星煤矿去“支援工业”建设的。他先是当井下工，一年后劳动积极，忠厚老实 ，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后又让他当了一个车间的统计员。但大跃进的不少工矿企业是一哄而起的，到调整经济时，便又一哄而散了。1962年春，双星煤矿停办，二弟被精简回农村。原来窑埂的家早已不复存在，搞“集中居住”时临时寄居的别人的房屋也不能久占不归，二弟便筹划自建一座茅草屋。其时农村生产已开始恢复正常，摞荒三年的田地已种上了青青的禾苗，空闲已久的鸡舍猪圈里又养起了家禽家畜。农民们一边忙于参加集体劳作，一边忙于耕种扩大了的自留地；二弟除此之外，还要忙于为建房筹料施工（我也出了力）。几个月后，一座土墙木柱竹架茅顶四开间的房屋建成了。在其后的十余年里，二弟起五更睡半夜，忙了田里忙家里，既从事农事生产又搞家庭副业，一步步把家业兴旺起来了。他结了婚，先后有了二女一子。他不仅是生产上的一把好手，还因为人老实善良，能写会算，博得了村民们的好口碑。他先是被选为生产队的记分员，打倒“四人帮”后又被选为生产队队长。1975年，他又拆掉那座茅草房，在原址上新建砖木结构的瓦房。砖是他自烧的，房料一半是买别人拆房的旧房料，一半是买新的，砌墙铺地的石灰也是他自烧的。这座约200平方米的瓦房建成后，在那时的村里也算是“上等建筑”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健全，二弟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二弟媳也十分勤劳能干，夫妻俩同心协力，共创家园，每年产的粮食都吃不完，仓满屯满，每年能饲养出四五头每头300斤以上的大肥猪。一只大母猪一年能下两窝崽。还辟了鱼池，养了数十只鸭鸭。他虽然要供三个子女上学，日子也过得像模像样，火红而甜蜜。

    但在1984年，二弟一家的生活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那年8月，乡卫生院到村里要给村民们分发一种防治血吸虫病的药，村民有顾虑都不愿服，卫生院的人便要作为生产队长的二弟一家带头服。二弟媳便带了这个头，当众先服了这种药。村民们说，要等二弟媳服药三日后没产生不良反映才服。二弟媳服药后次日便出现呕吐，发烧，继后就昏迷不醒。送到乡卫生院输了七天液仍不见苏醒，只好由人抬着（其时乡村仍不通车）送到乐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诊断为散发性脑膜炎。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很难存活，治好也要落个残疾。二弟媳住院后由二弟和他的岳母陪护，但当时正是稻谷收获季节，家中责任田里黄熟的稻谷需要收割，家里三个孩子最大的大女13岁，二女10岁，三儿才7岁，也无人照料。在二弟媳住院的两个月中，二弟在医院陪护几天，又回乡收稻几天，把他劳累得人瘦了一圈，头上出现了白发。两个月后，病人脱离了危险。考虑到家中实在不能长期无大人，多住院也会多花钱，便将病人抬回家中由当地卫生院作后续治疗。以后病人逐渐康复，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了，二弟才放下心来。但从此二弟媳便成了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瘸子。

    此时的二弟不仅花光了积蓄，而且随着三个子女上学年级增高，所需学习费用也增多了。而二弟媳已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仅靠从事农业生产对这个家庭是于事无补的。在家乡街上当居委会主任的二表弟傅大其（大姑之二子）为二弟多方奔走，为二弟争取到了由卫生局给予的补助款600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约相当现在的6000元）。二表弟向二弟建议：用这600元作本，在街上从事商业经营，挂靠在由二表弟作法人代表的乡残疾人企业，这样可获得免税优待。于是二弟便在家乡街上租下一间不大的门市，以二弟媳之名开了一个建材供应小店。这时家乡街上的场期已改为隔日一场，逢场日二弟便经营那爿小店，闲场日便耕作责任田，仍然是忙了这头又忙那头。后来农村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农民盖新房的越来越多，二弟的小建材供应店生意也越来越兴旺，加上二弟的吃苦耐劳，善于经营，日子又逐渐火红起来。正是靠这爿小店和未放弃的农副业生产，二弟把两个女儿盘完了大学，三儿为协助父亲，初中毕业后便辍了学，小小年纪便挑起了为家分忧的重担。二弟一家的日子稳定了，初步宽裕了，他能走到这一步，可谓含辛茹苦，心劳力竭，真不易啊！而他还仍不肯满足于现状，他还要奋斗，想至少要把1975年用自制的砖、旧房料建的瓦舍推倒重来，像那些盖了新式农舍的人一样，也盖一座像模像样的新农村宅子。可是，宏图虽在胸，而新的更大的不可逆转的不幸正偷偷向他袭来。

哀二弟（五）
     二弟的不幸是从1995年开始降临并被他家人明显察觉的。

    这年9月，二姪女来我处，说她父亲有病了。我问是什么病，二姪女说，像是患了老年痴呆症。其症象是神智时有混乱，如在田里挽稻草把时，稻草把握在手里便楞了般做不出下一步动作，回家时走过了家门还往前走，做生意时别人买了东西也忘了收钱，事后又想不起对方是谁。不久，二弟进城来我处，我问起他的病情，他说在乡卫生院，沙湾区医院都看过病，还照了脑半球图，医生只说是脑神经出了问题，到底什么病也没确诊；说已经服过许多中药和西药了，还吃过土方药，病就是不见好转。他这次来是听说乐山城某处有位老中医，是专治脑神经病的。这时从家乡到城里虽已通车，但他能一个人前来看病，可见病势还不很严重。他这次一共捡了一个疗程的20付中药，装了一大口袋。1996年9月，二弟由他的三儿和我的二表弟陪同又来乐山，这回是准备到市医院检查了。他虽然步履缓慢，手脚也有些僵硬，还能不用人搀扶，拄着木棍去医院，能上下楼。这次照了CT，几个医生会诊后，确定为患帕金森氏病，需住院治疗。他不愿住院，说家里离不了他，让医生先给他开些药回去服用，在家观察一下，视情况再作打算。医生开的药中有一种叫美多巴的，一盒40片，价128元。当晚二弟服药后约两小时，说头晕，躺下后约半小时，即开始说胡话，摸他的头，高烧且大汗淋淋。他迳自起床，说外面有人在喊他，却是向阳台方向走去。把他拉回来，又向墙壁走去。他是出现幻视幻听了。好容易让他安静下来，大家都担心他明日是否又会那样。次日早晨，是把他叫醒的，他起来后没再出现昨晚症状，大家才放了心。问及他昨晚服药的情况，才知他是服药未按说明所致。美多巴的用法说明规定，初服此药者，第一周每日三次，每次服1/2片。第2周每次服1片，第3周每次服1又1/2片，依此递增。服至每次3片后，不可再增，再增也无效。他是当晚就服了3片。

    二弟回家后按医嘱服用此药，开初有一定疗效：服后药力发挥作用，手脚便不太僵硬，行动也不太迟顿。但药力维持期一过，又恢复旧状。到服药量达到每次3片时，药力的维持期也越来越短了。

    1997年，二弟的帕金森氏病已渐沉重，不得不住院了。我去医院看他时，他的神智是完全清醒的，但说话咬字不清，下地走路要人搀扶，不能迈着步子走，只能一点一点擦着地面蜗行，不能自行转弯，需由人帮他搬动身子才能转向。二弟媳陪护他这次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病势略有减轻便回家。但不到两个月，又不得不再次住院。医生说，这种病用药物治疗只是保守疗法，要想根除病根，可去西安六军医大医院作开颅术。二弟不愿开刀，又想尽量省下钱。他想新建一座新式农宅的愿望尚未实现呢。就在这年过年前，他终于目睹着将旧房拆掉，又目睹了一座更加宽敞更加美观的新式宅院建成了。
二弟虽住进了新房，但心理上的愉悦却不能减轻他的病情。按医嘱所买的药是天天在服的，每月药费数百元。好在大学毕业的两个女儿早都先后有了工作，三儿也学会了开车，领了驾照，贷款买了汽车跑运输，收入也不错，还能承担他的医药费。

    1998年，二弟听说成都军区总医院引进了用细胞刀不开颅治疗帕金森病的新技术，由他的大女婿和三儿陪送，亲自去该医院作考察。根据对已做过此手术的病人的了解，疗效并不如广告所言那么理想，手术后依然要天天服用美多巴。大家商量后，决定回家，仍继续采用保守疗法。

    2000年7月，我退休后即返回家乡看望他，他一见我便泪流满面。他躺在床上不能自由翻身，手里也拿不稳东西，说话很艰难。二弟媳说，这是药性已过的样子，若刚服了药，药力一起作用便好得多。可现在每次服药后的药效只能维持二小时左右了，又不敢一天多拿药给他吃。就是在这种病势已沉的情况下，有一天他服药后，药效使他能下地时，他先在院子里慢步转着圈子，转了一会儿又向后院走去，我们以为他去厕所，哪知他竟走到后院的晒谷坝，拿起推耙，翻掀起晒在地坝上的稻谷来。

    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春节，我都回去看望二弟。他的病更重了，药物已几乎不起作用，四肢僵硬，大小便时常失禁。吃饭时把他放在椅上，两侧用衣服塞牢，他持碗和筷的手颤抖着，小口小口地吃着饭，饭碗有时会掉下地，身子也有时会扑到饭桌上。我安慰他说，你这种病世界上的伟人，如邓小平、里根，腰缠万贯者如拳王阿里都是不能病愈的，但这种病本身并不致命，就怕发生并发症，你还是保持好的心态，安心养病吧。他说，我真想早点死去，一死大家都解脱了，活着自己受罪，一家人也不得安宁。的确，他的病让一家人既操心又劳顿。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不能经常回来侍奉他，三儿每天要出车，出车回来已经很累了，还得背他上厕所大便，帮他擦洗身子。最劳顿的是她的妻子，一年365天，十年3650天的天天照料，她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啊！何况她自己还是一个半身不遂的准残疾人。我在2005年春节看望二弟临别时对他说，明年春节，我再回来看你。但我心里想，不知二弟的身体，是否还能熬到来年的春节。

    2005年12月15日晚，家中电话铃声骤然大响，电话那头，传来了二弟溘然长逝的噩耗，这虽在我意料中，仍使我惊愕不已，悲痛不已。他还是等不到春节来临，等不到我再见他一面，像为了不让家人为他再作无谓的劳顿，让大家都早日彻底解脱，他终于在64岁之际魂归离恨天，永别人寰了。我一夜无眠，想着二弟的一生辛劳，想着他十年疾病的苦状和惨相，想着他未能充分享受的天伦幸福，我久久枯坐灯前，思绪万端，眼泪一串串滴在我面前的稿子上……

    我次日即登车回乡吊丧。院子里坐满无数的人，既有他的至亲骨肉、亲朋好友，还有村子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人群挤满一院，花圈也排满了院子的护墙。二弟已入殓在黑漆棺木中。有人为我启开棺盖，他的头已变得格外瘦小，面容惨白，只剩下皮包骨头，身躯的轮廓似乎也短瘦了一些。一个曾经有顽强生命力，超凡忍耐力，坚韧意志力的人，从此就这样躺在冷冰冰的棺材里了。“二弟，我来迟了！”我呼喊着，抚棺大哭。二弟媳、大姪女、二姪女、三姪儿、大表弟、二表弟也陪同我哭。周围一些人也在唏嘘叹息。逝者无言生者哀，悲情皆自肺腑夺眶来。

    丧礼是按天主教仪式举行的（二弟于1995年参加了天主教）。唱诗班的女孩绕着灵柩转圈，念诵对死者的赞美诗，向灵柩泼洒圣水。起灵了，二弟媳在灵柩前半跪着向丈夫作最后哭诉告别。100响的鞭炮响起，举花圈的人走在前面，孝男孝女和亲属走在其后，村子里来帮忙的青年合抬着灵柩缓缓前行，灵柩后是唱诗班的女孩，再后是村子里的乡亲们。墓葬地的墓椁是提前修好了的，修的是一墓双椁，砖砌水泥覆面的墓墙，拱形的墓顶，牌楼式墓门。它座落在村里公共墓地的茂林修竹中。灵柩抬至墓前停下，唱诗班的女孩围着棺木唱起安魂诗，再次为棺木洒圣水，在墓穴中点燃圣灯。孝男孝女跪在墓前台阶上，亲友和其他人肃立致哀。棺木缓缓送入墓穴，100响的鞭炮再次响起，然后是合墓，在墓的周围摆放花圈。
当我含泪肃立在二弟的墓前，目送着他的灵柩入穴时，心里一遍遍默诵着在二弟逝去的当晚深夜写下，在起灵前朗诵过的那首诗：

哀二弟

闻弟噩耗意料中，
虽视解脱亦捶胸。
一生辛劳谁堪比？
十载罹病人罕同。
兴家立业形销瘦，
盘女育子心掏空。
天伦始享凄然去，
敢问苍天公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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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道福（一）
    家乡的乡政府（现为镇政府）解放前叫乡公所，乡公所以前是一座叫“文昌宫”的庙宇，那是乡场上最大的建筑。不知哪一年，庙宇的主要建筑被乡公所征用了，大殿改为议事厅，议事厅两旁及天井两旁的房间成了乡公所用作办公室或卧室，只留下大殿后的一间房和东北角的几间房供僧人使用。我在幼时，便见乡公所大门外的右墙上挂着“踏水乡乡公所”的挂牌，而大门上方的荷叶状檐壁正中，仍竖刻着“文昌宫”三个金色大字。进大门门庭后，仍可见两侧通道旁高砌的神台上，供奉着燃灯古佛等四尊泥像，议事大厅后的佛堂内，还有一尊千手观音塑像。

    文昌宫的庙主叫李全武，我幼时，他已是一位蓄着花白长须的瘦削老僧。他有一个本名冯萍，佛名炎云的三十岁左右的弟子，整个庙宇的僧人那时只剩下这师徒二人。炎云慈眉善目的一副弥勒佛相，他魁梧的身材与李全武僧人形成强烈反差。那时，靠施主来敬献香火的收入已微乎其微，僧人师徒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在附近乡下的少许庙宇土地收的租子，或许乡公所也要给点征用补贴。

    乡公所的大天井内，正中有一个圆形水池，中有假山，池中养有若干红色鲤鱼，我常去那里伏身在鱼池壁看池中忽而游来游去，忽而钻入假山底座穴洞的鱼。大约是我八岁时的一天，我又去乡公所内鱼池看鱼，走到池边，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也在那里看鱼。他当时的头发样式我至今记得：头部四周头发剃得很光，头部中间留着形如筲箕的发式，我们把这种发式叫“筲箕头”。我觉他很面生，问他哪里来的？他说是从成都来的，炎云是他的舅舅。我问他成都有多大？他说成都的一条街都比这儿大。我问他成都有几条街？他说成都是个大城市，街有很多很多，他也没走完过成都的街。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成都？他说不回成都了，以后就住在这儿，还要在这儿读书。这时炎云出来了，见我俩谈得很热乎，便把他向我作介绍，说他叫宋道福，又说了我的名字，叫我俩以后就在一起玩。我觉得这宋道福来自大城市，对他有些肃然起敬，又知他要在我们这儿读书，便领他到小学校去看。就这样我和他认识了，他上学也编到了我所在的班，并成了同桌。

    后来我听大人们说，宋道福还有个哥哥仍在成都读书，他到这儿来，是父亲死了，一家人生活无着，母亲带他来投靠炎云的。宋道福的母亲我也认识了，面庞很像炎云，人们都叫她宋二孃，本名叫冯志君。宋道福在小学读书时没有砚，因与我同桌，就合用我的，磨墨的任务总由他完成。他最初不懂磨墨的规矩，顺时针磨几圈，再反时针磨几圈。我告诉他，磨墨要始终向一个方向磨，这样磨出的墨汁才均匀，且不损砚石。那时我家有一套锣鼓小响器，我只要在家门口把锣鼓一敲，玩伴们听见这召唤声便会聚在我家门前一齐玩。这套响器有小鼓、小锣、小钹、小铛。玩这套响器需四个人。常一起玩响器的除宋道福外，还有一个陈文弟。宋道福擂鼓擂得好，陈文弟敲锣敲得好，我是常打钹的，二弟只会敲小铛。
临解放前夕，宋道福的哥哥也到我们家乡来了，赶场天在乡公所大门侧摆一个卖叶子烟的摊。那时李全武已死，乡公所东北角和后佛堂的一间房，就成了宋道福一家的专用地盘。

    解放初期，家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征粮。来了征粮队，又让地方成立了劝粮队，让我父亲当劝粮队队长，配合征粮队工作，炎云也作了劝粮队队员。征粮队又叫街上的孩子们组织儿童队，让我当队长，宋道福和陈文弟一个当副队长，一个当秘书。征粮队给儿童队的任务是，到乡下欠粮户家催粮，倘若欠粮户拖粮不交，便在他家住下来，让那家人供吃供睡，闹得他家寝食难安，鸡犬不宁。我虽当队长，但我已看过一些描写老解放区儿童团的书，总觉得我这个地主家的儿子当儿童队队长肯定当不长，又不愿得罪人，所以我们儿童队下乡催粮，出头露面多，干得最积极的当数宋道福。每到欠粮户人家，逼问人家为什么不交粮的是他；揭人家的饭甑，看看人家甑子里是否是白米饭，翻坛倒柜查找人家是否把粮食藏起来了的也数他积极；叫人家供饭给儿童队吃，指令人家要煮腊肉香肠之类好吃的也由他开口。他事实上成了儿童队的队长。
1950年秋我去乐山读初中，放寒假回来，知道儿童队的队长也换成了宋道福，陈文弟是副队长。这两人的哥哥都参了军，两家都是军属户，因此，宋二孃和陈文弟的母亲都受人尊敬，宋、陈二人在孩子们中的身份自然要优越些，宋正陈副，我想可能是陈家是小商贩，宋道福外向些，肯出头之故。宋道福要我参加儿童队的活动，我想参加又有些自卑，因为我知道解放初期父亲曾任过的地方职务都没有了，灰不溜秋在家不大出门，我怕去儿童队参加活动，有人会说我不识时务，忘了自己是何出身。我对宋道福说，我家是地主，恐怕没资格参加儿童队了。宋道福说，地主有开明地主和恶霸地主之分嘛，你家又不是恶霸地主。但我还是识趣没参加儿童队的活动。晚上我上街闲走，看到过去的玩伴聚在一起，我想跟他们一起聊天，便先问他们，你们这是不是儿童队开会，听说不是，我才加入进去，反之则掉头走开。我从1951年3月开始挑煤炭挣钱贴补家用后，与宋道福他们接触的时间少了，又听说宋道福带领的儿童队配合农会的工作很起劲，在街上走上走下都是风风火火的，心理上便同他有了距离，有时对面走过也不愿主动招呼他。但在我家被“扫地出门”前，我记得他至少还主动来过我家两次。一次是他奉他母亲之命，来向我母亲讨鞋样，因他母亲不便来。一次是我家正吃饭时，他自个儿闯了进来（那时各家各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对外人不设防），母亲便招呼他：“道福，来吃饭。”我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红薯合大米干饭，菜是红豆萝卜汤，是用火锅煮着吃的。他看了看火锅里的菜便坐在我旁边，接过母亲盛给他的饭吃起来。吃饭中，我没有同他说一句话，他忽然对我们说：“明天又要宰肥猪了。”这是指乡里明天又要枪毙人了（我父亲先前已被枪决）。母亲问他是谁，他说了。果然次日那人就被枪毙了。

    土改运动展开后，母亲每次被叫到街村农会挨骂、挨打，回来总要说起打人的事，说宋道福也在打人者之列。我问母亲，“宋道福打过你吗？”母亲说，“没有，连吼都没吼过我一声”。

    土改时农会对地主们有个规定：遇上劳动人民，年岁大的要叫老老、奶奶，年岁轻的要叫爸爸、孃孃。一次我出街，看见宋道福在训一个罚扫街的地主，那地主连呼“宋道福爸爸”，宋说“不行，要叫老老”，那地主便叫他“宋道福老老”。又一次宋道福带着儿童队巡查，经过我们暂时栖身处的屋边，母亲招呼他：“宋道福爸爸，进不进来坐一下？”他摆摆手说“我们有事”，走了。想起以前母亲叫他“道福”，解放前叫他“道福儿”，我感到这称呼的变化正说明了世势的变化。宋道福没让母亲改口叫“宋道福老老”，还算是够给面子的了。

宋道福（二）
    我在《酸甜苦辣话乡情》中说过，1952年暑假期间，宋道福为了考初中，要我帮他补习功课，晚上住在他家。那时，他们仍住的是乡政府东北角的房子，他的舅舅冯萍已去森工局当了工人，宋二孃闲场天当搬运工，这是她来家乡后就干过的，她评的成份也就是工人。此外，她还有一份特殊工作，是赶场天带着个米升子和小簸箕到米市上为买卖双方量成交的米。那时还没实行统购统销，米市上的米可自由买卖，当时的交易也不是用称称，还是像解放前一样用米升子量。宋二孃的那个米升是公平升，一切交易都由她主持计量，收取点手续费。我想，这份差事可能是乡政府照顾军属的特殊安排。有一个赶场天，我正帮宋道福补习，有人来报，说一个卖米的同宋二孃吵起来了。宋道福立即到事发地，原来那个卖米的农民说宋二孃把升子量偏厚了，维护了买米的街上人，还骂了宋二孃的脏话。宋道福闻后大怒，一边回骂一边给了那农民当胸一拳。农民说，你凶什么，还耍你当儿童队长的威风？我又不是地主，你敢打我！宋道福说，你虽不是地主，也只是个农二哥；我是工人老大哥，打了你你敢怎样？好在有人相劝，这事才没闹大。

    有天晚上，宋二孃背完东西后回来，说她的背心痛，说让人看过，有红块，怕是背毒，要宋道福用手掌蘸水拍打红块周围，取毒。宋二孃捞起背后的衣服，露出背心，果然有红块。宋道福用一个大碗盛上凉水，双手手掌蘸了水，便在她母亲背上拍打起来。拍打一阵后，他好像手掌拍痛了，叫我接着拍，他进房里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带把的木拍子来，那是戒木，过去挂在乡公所议事厅的墙壁上，用来惩戒人的，不知何时被宋道福收藏了。他对宋二孃说，“用这个来拍背，效果一定更好”。宋二孃一见此戒木说，“你做点好事，要把我当犯人打？我不拍了”。于是她放下衣服，拍打取毒之事告结。

    宋道福考入我就读的中学，比我低一年级，在学校中我们接触机会不多。在这个有几百学生的学校里，他显得微不足道，而我则是有机会抛头露面的人。在全校集会上，我上台领过学习成绩优秀奖，在元旦联欢会上，代表少先队向老师致过祝辞。我那时已由少先队中队长当至大队长，而宋道福还久久没入上少先队。申请入队先要由中队同意再报大队批。宋道福仍未入队，估计是中队没通过。终于，在我俩都要超龄前，我看到了他们班中队送来的新队员待批名单中有了宋道福的名字。在他入队宣誓仪式上，看到他第一次系上红领巾，想着他此前曾是家乡儿童队队长，而那时我是地主家的儿子，不敢也不可能当上儿童队队员，真有点世事轮回交错之感。

    宋道福在全校集会上露脸的机会终于来了。在我快要初中毕业离校前的一次全校文艺表演中，他和他们班的几位同学表演了一次打击乐，他擂鼓。这个节目节奏感鲜明，时而如泉水叮咚，时而如大河奔涌，时而如莺啼燕语，时而如虎吼雷鸣，鼓声、锣声、钹声、铛声，在鼓点的指挥下配合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而鼓声是整个打击乐的灵魂，其他声音都是配合和衬托鼓声的。据说这个节目是音乐老师培训了他们一个多月才登台献演的。此节目被评为一等奖，代表节目组领奖的就是宋道福。

    1954年暑假，我是同宋道福结伴回乡的，并在宋家先住了两日。他家已不在乡政府内的那几间房，而是迁住在街上原来一个杨姓地主的宅院。那宅院过去的门楣上有一块“四知和”的匾。“四知”，出自隋代杨震“天知、地知、神知、我知”拒贿的典，中国的杨姓人家，往往以“四知堂”给家宅命名。我想这宅院可能是土改结束后宋二孃分得的“胜利果实”。宋宅里另外还住了两户人，据说其中一户要给宋二孃交房租。这天我和宋道福正在屋里闲聊，街上的陈文弟几个人来找我，向我询问城里中学暑期招考初中生之事，他们想去考初中。商量的结果是，我先给他们补习几天功课，然后带他们去报考。住宿问题由我在母校找个地方给大家住，我的被盖、线毯都留在学校，夏天夜里不冷，只要有能躺下安身之地板即可；伙食问题由大家凑钱，我找个学校炊事员的家，我们自己买米、买菜自己弄饭吃。后来就是按我这个方案解决了食宿的，开支很少。陈文弟在读高小时与我二弟同班，我二弟在1950年寒假中本是考上了初中的，因家庭变故才没去入学。陈文弟提出让我二弟也一同再去考初中，我也希望二弟能有个改变处境的出路，很赞成陈的建言。考中学需由原籍出具证明，我虽然也要在这时考高中，由于我是应届初中毕业生，放假前就由母亲给我们集体报了名，不需要原籍证明，我二弟报名则需要具备这个手续。我便回家给二弟说了让他去考中学的事，母亲也同意。我写好二弟考中学的证明，由二弟去找村支书签字盖章。二弟回来说，村支书不同意签字盖章。我便让二弟领我去找村支书，他仍不同意。我讲了党的政策，村支书也说了他的理由，意思是我下面还有两个小妹，二弟已成了家中的一个劳力，二弟一走，家中劳力就缺了，会影响家庭生活安排。争辩到后来，这村支书说，反正他不签字盖章，说这事他不管，让我们去找乡政府。我又拿着这个证明去找乡长，那个姓王的乡长是我继父的本家，他也以和村支书同样的理由拒绝签字盖章，还说了“地主的子女都去读书了，难道把田全丢给农民种”之类的话。我下来把王乡长拒绝为二弟出具证明的事向宋道福和陈文弟说了，宋、陈均表示义愤，他两人当年作儿童队正副队长时，那个王乡长还只是个村农会主任，宋、陈并不把王乡长放在眼里。他二人当即约了几个人一齐去找王乡长辩理。王乡长辩理不过，把我写的那个证明收了，说他要另写一张，叫下午去拿。宋、陈下午从王乡长那里拿回一个封了口的信，王乡长写的证明就在信中。他俩想看看这份证明是怎样写的，宋道福便用茶壶烧开水，待壶嘴冒出腾腾蒸汽后，将信封封口对着蒸汽冲，封口的浆糊便稀松了。折开封口，取出里面的证明纸，纸上写的是：“江涛（二弟名）系地主家庭子女，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家中现有一母和两个小妹，他是家中主要劳力，读书会影响家庭生活安排，不同意录取该人读初中”云云。大家虽说很失望，也别无他法。二弟就是带着这样的证明去报考初中的。结果他自然未被录取。陈文弟等另三人都在这年考上了初中，后来都参加了工作。陈文弟后来还当过凉山州一个县的县委组织部长，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回家乡所在的沙湾区（县级区），本世纪初于区纪委书记任上退休。

    就在这个暑假中，有一次我去宋道福家，见他正和几个人在一齐商量要举报这座宅子原主人，杨家的大儿子的事。他们说，杨家的这个大儿子解放前当过成都市属下某个区的区长，解放后隐匿了，逃过了“镇反”、“土改”关。如今他们获知，杨××现在化名在成都某搬运公司当工人，要求政府追查此人。杨××在解放前曾回过家乡，我父亲还陪他一起在街上茶馆里喝过茶，我只在那次见过他一面， 他穿着颇讲究，显得气宇不凡。杨的二儿子其时也正在我就读的母校刚读了一年级，假期里也同我和宋道福结伴回的家乡。我对宋道福等要举报杨××的事不介入，心里却想，宋不念与杨的二儿子同乡同学之情，似乎太“铁面无私”了。这次举报后来有了结果，听说杨××果然从成都某搬运公司查获，还被判了几年刑。文革时期，又被遣送回家乡，在乡里挨过斗。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杨××被安排到乐山市志办公室工作，还当过沙湾区政协委员，现已过世。宋道福在1954年举报杨××，他未曾想到，几年后，家乡也有人举报他的家庭，此是后话。

宋道福（三）
    从1954年到1957年，每个假期，我和宋道福都是放假时结伴回乡，开学时结伴返校。我在农村的“家”中，没有报纸看，耳目闭塞，甚觉无趣，隔上十天半月，我便到街上工商联的办公处看报纸。我去街上看报，总要在宋道福家住上一、两日，宋二孃很善待我。白天在宋家吃饭，晚上同宋道福同床抵足而眠。我也邀宋道福到我乡下的“家”去过几次。我的三爷（继父之弟）有鱼网，宋是捕鱼的能手，我俩便用网到沫溪河或沫溪河的支流魏河捕鱼。他到我家，母亲又叫他“道福”了，他也叫我母亲“大大”（婶婶）。在那几年中，我俩简直情同手足，感情真挚。宋道福下乡来，村里的那些干部似乎人人都同他相熟，见面都会热情招呼他，开开玩笑，有时玩笑开得很粗俗。一次我和宋道福正在河里用网捕鱼，岸上一个年轻村干部喊他：“道福儿，假期闲着没事干，下乡来捕鱼，是不是在城里读书还没找到对象？”宋道福说：“我还在读书，哪谈得上找对象的事啊。”那人说：“找得啰，我想早点抱孙孙。”“我不着急，先把你的婆娘借给我用用。”“这好商量。你找到对象后，我俩交换使用。”“我的对象还在幼儿园，你去随便挑一个嘛。”

    我住宋道福家时，夜晚，我俩常交谈到深夜，谈乡土民情，谈学校趣事，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话题漫元边际。记得1957年7月我参加高考后回乡，一日晚上同宋道福交谈中谈到“反右”问题，那正是“反右”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我们谈到《四川日报》上发过的一条消息，说成都郊区的农民警告右派分子，你们胆敢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我们农民要进城“以扁担对付你们”，话题便扯到了家乡土改时农会“斗地主”时的一些刑罚。宋说，那时惩罚地主的方法有跪、打、吊及其他酷刑。跪，分跪地下，跪炭渣，跪荨麻（一种有刺且能麻木人皮肤的绿叶草本植物，乡下人称之为“活麻”）。打，用黄荆条打，用竹片打，用荨麻打。吊，用绳缚住人的双手，将绳套在房樑上把人吊升在空中，谓之“吊墨”，（“吊墨”，泥工砌墙时取直的方法，下坠一重物）；将人四肢缚在一起，胸在上，背在下悬空吊起，谓之“吊称砣”；将人四肢缚在一起，背在上，胸在下，悬空反吊起来，谓之“吊鸭儿凫水”。其他酷刑如：用细绳拴牢男性阴茎根部，拉直，用手弹拨那细绳，谓之弹“独弦琴”；用两根细绳拴牢女性的两只乳头，拉直，用手弹拨双绳，谓之弹“二弦琴”……我听得毛骨耸然，阵阵心凉。宋道福是以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讲的，既没兴奋表情，亦无谴责之词，似乎在很超然地讲述客观历史。我没有问他是否参与过其中一种刑惩，但我知道，“斗地主”时，一些不便成人出面干的事，是让儿童队去干的。彼此沉默了一会儿后，宋道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写土改运动的经典作品，而100年后如有人再写中国的土改运动，肯定同《暴风骤雨》所写截然不同。

宋道福（四）
    我在1957年高考落榜后，回乡到乡中心小学作代课老师，宋道福仍在母校就读高三，明年才毕业。我和宋道福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常常是我收到他的信，即给他回信，他收信后又给我来信。通信中，他作起了对我“初恋情人”的义务监督员。

    我在高三结束了毕业考试后，转入温课迎接高考的复习阶段。我报考的是文科，当时文科只考语文、外语、政治、历史、地理五门课，对这些课程我有十拿九稳把握，复习功课完全提不上劲，闲得无聊，便与同样报考文科的一位刘姓同学聊起儿女之情来。刘姓同学说，他看得起高一年级一位很有气质风度的姓左的女同学。我说我看得起高一年级另一班的一位姓胡的女同学，我认为这位胡×是全校女生中容貌最好，身材最佳的“白雪公主”。当时我是学校“名人”，刘姓同学是校男子篮球队队员，也不是无名之辈。怎样才能让这两位被我俩“相中”的佳丽知道我俩“好毬”之意呢？商量的办法是各写一封示爱的信，我将刘的信当面交给刘的“那位”，刘将我的信当面交给我的“这位”。我俩就是这样互作牵线搭桥人。我的示爱信中，还附了这样一首诗：“为什么，我一见着你，/脸儿就烫得像火烧，/心中就像有只小鹿在跳？/听着你的声音看着你的笑，/我的感觉总是特别好。/你的倩影像轻盈的鸟儿，/我想敞开心扉让你来筑巢。/同你不期而遇我不敢正眼看你，/你飘然而去我又到处把你寻找。/伊人，伊人，/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全都为了你，/也许，你又全都不知道。//信送达后不两日，学校教导主任就把刘姓同学和我俩同时叫去，拿出刘的那封信和另外一纸给刘。那另一纸写的意思是，“我正在求学阶段，要完成祖国交给的学习任务，一位刘××竟然给我写来一封这样的信，真是荒唐；还让学校有‘名’的江×当牵线人，真是无聊！请学校领导好好教育他二人。”我以为教导主任要狠狠批评我们，让我们难堪，哪知这位主任竟无一句责备之语，他只让刘收回信和纸，笑了笑说：“你们知道她的回答就行了，下去好好复习功课迎接高考。”我不仅当时，就是现在，仍然感激这位教导主任的理解和宽容，在我读初中时，他曾经教过我两年历史课。

    我给胡×的信，我以为也会有像刘姓同学那样的遭遇，忐忑不安了几日。但却是风平浪静，一时既无“寒流”袭来，亦无“春风”拂面。直到高考前两日，我才收到了胡×通过邮交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我是知道你，也认得你的。但我现在正上高一，年纪还小，你也正要参加高考。我们现在都不必考虑个人问题的事，如你不反对，我们可以交个朋友，互相联系，互相帮助。望你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云云。信末还写上了她的假期联系地址。信的落款是学校放假那日。谢天谢地，既没让我失望，也没让我绝望，这算不错的好开头呢。学校旧生放假后几日，高考才在母校进行。高考结束后我返回家乡，给胡×去信，告知她我对高考“自我感觉良好”，并感谢她对我精神上的支持。半月后接到胡×来信，告诉我她的假期生活情况，又说在高考结束那天，她曾到母校，把一封没贴邮票，信封下落款“内详”的信搁在“学生信件领取处”，问我收到没有。这封落款具名“内详”的信我没收到，后来听班上一位同学说，是同班的一位×××见此信“不寻常”，想窥探我的“隐私”偷偷拿去拆看了，毁掉了。

    我高考落榜后（8月23日收到“不录取通知书”），同班一位姓余的同学也没考上，他让我把户口落在他家，住在他家，一起复习功课次年再考。我便给胡×去信，告诉我遭到了“晴天霹雳”，说我不配给她写信了。如果明年我能考上再说，问她能否等待我一年。也告诉了我现住余家的地址，意在试她的态度。一日，我和余姓同学，还有一位也落榜的吴姓同学一起，相约去城郊一处风景地散心。下午回来，余姓同学的母亲告诉我，说我们走后，有两位女同学来余家找过我，余伯母说我们出去玩去了，那两位女同学说改日再来，走了。我想来的两位女同学中，必有一位是胡×。又过了两日，二弟从家乡来到余家，给我带来了让我回家乡作代课教师的信息，我便离开余家返回家乡。

    在家乡小学代课后，我又给已开学入学的胡×去信，借口是我希望她把她高一时用过的语文、外语、历史、地理、政治书籍给我寄来，因为我的这些书籍，在我参加完高考后，以为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留着没用丢弃到学校废纸篓去了。不久，胡×便回信说，她知道我高考失败后，曾约一位同学去余家找过我，想安抚我一下，因事不凑巧未能见面，过了两日就开学了，所以没有再去余家找我。她希望我代好课，同时做到复习、创作三不误。随信果然寄来了我要的那些书籍。就这样我和胡×书信来往不断，大约半个月一次。

    我在家乡小学代课期间，虽然学校提供了宿舍，但许多天晚上我却是住在陈文弟处。陈是这年初中毕业，也没考上高中。他白日上午在家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再考，又练习书法；下午参加街上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乡间不搞“反右”，开展的是“社教”运动，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个运动中被“整”出来的。街村领导指定陈当开会记录员，成了这场乡村“社教”运动的“依靠对象”。陈文弟在家住一个阁楼，我晚上同他一起，像过去我住在宋道福家时一样，两人常交谈闲话到深夜，然后抵足而眠。一次我给胡×去信中，夹带了一封给宋道福的信，要她把这封没封口的信封好搁在学校“学生信件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由陈文弟以蝇头小楷抄录。我这样作一是想省一张邮票，二是想向胡×炫耀一下我的古文根底。记得信中有这样一段：“乡庐已入秋，每日课毕之余，沿街信步。观铁匠炉火光之熊熊，闻赶鸭棚群禽之嘈嘈，茶房酒肆，高朋满座者，乘秋兴之舍人也。而余独乐，步于溪畔，憩于丘上，水中碧波染霞，天际彩云敷金，乃故园蔷薇色之夕照也。”宋道福接此信后，在随后给我的信中，总要告诉我一些新近观察到的胡×的“新动向”：某日胡×参加学校的艺术体操表演队，某男生托着她的腰训练后仰弯腰动作；某日胡×与某男生在双杠架下交谈，看甚融洽；某日胡×与某男生结伴去食堂吃饭，走在路上二人身体距离几乎为零……从宋道福为我愤愤不平的言词中，我感受到了他对朋友的古道热肠。11月份的一个周日，我到乐山城办事，宋道福约我去看省人艺来乐山上演的歌剧《草原之歌》，在剧场外的坝子等候开演时，宋道福扯了扯我的衣角低声说：“看，胡×来了。”我侧身一看，果见胡×同一位女同学相伴，朝剧院走去，还望了我一眼。我不好意思招呼她——因为此前我们之间只有通信联系，没有一次晤面交谈过。我是近视眼，看不清胡×的面部表情。宋道福说，“她的脸红了” 。

    12月，胡×给我的来信中，附了一篇铅字印刷的活页文章——《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她说这是她们这学期的语文补充教材，说她从文章中看到刘绍棠从神童作家堕落为右派分子的过程，她就联想到我的家庭出身、创作经历、思想状况和刘绍棠相似，因此必须对我敲警钟。希望我能在这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斗争中认清方向，站稳立场，认真自我改造，以免重蹈“神童作家”的覆辙，云云。我看了这封没有多少温情，几乎是冷冰冰说教的信，我感到我们的“两地书”快到终结的时候了。

    1958年5月，我给胡×去信，说我将参加今年高考，看看今年对考生的“政治审查”是否有所放宽，也许这是我希望通过高考实现理想抱负的最后一试。如果我今年仍不能考上大学，我就不再给她写信，以免打扰她的安宁。我希望她能给我一张她的照片，作为留念；如不愿意，也不强求。不久，她来了信，信中只有一张白纸，白纸包着她一张半身相片：一双长辩在脑后，一张玉容二目含情，一对酒窝漾着笑意。这照片我一直保存到今。

    这就是我和胡×的“初恋”，一段纯属“柏拉图”式的精神浪漫曲。后来宋道福叫我把那相片烧了。何必小家子气呢，人家并没有对我有多大伤害，她的选择和处理是既理智又现实的。

宋道福（五）
    1957年11月，我给宋道福一信，信中附了一篇用散文笔调写的《死的宣言》，记得开头是这样的：“有人说，自杀是懦弱者的行为；我要说，自杀有时是勇敢者的毅然抉择。不错，蝼蚁尚且惜命，残菊宁死也要抱香枝头——但那是低级生命的一种本能反映；作为最高级生命的人，当他对世界、对人生感到彻底绝望，他不愿逆来顺受，也不肯苟且偷生，这时，他选择死，并付之行动，这不需要视死如归的毅力和决心吗？”以下，说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在“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桎梏下，纵有一身才华，纵有满腔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热血，在现实社会中总是四处碰壁，四面楚歌，风霜刀剑严相逼，云散天开未有时，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此文最后是：“我选择死，既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彻底解脱，也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在去信的末尾我特别注明：“《死》文纯属戏作，请兄不必当真。”

    去信大约十日左右，我在乡中心小学读高二年级的四妹给我带回一封厚厚的信，信没封口。四妹说，她放学回家，在街上碰见宋二孃，交给她此信。宋二孃说，这信是宋道福托在母校读高一年级的同乡曾××带回的，曾××交信给宋二孃时特别叮咛，此信万不可让他人知道。四妹说宋二孃给她信时的神秘样子，好像在作地下工作一样。信有六、七页之多，大概内容有：整风为何变成了“反右”？分明是“阴谋”而不是“阳谋”；学校被打成“右派”的老师谁谁自杀了，谁谁送去劳教了，谁谁留校扫地喂猪了；某日看见街上有个拉黄包车的，一个擦皮鞋的，把今年应届高中毕业证书贴在车箱上、擦皮鞋的鞋箱上；从揪胡风到批“章罗联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到无以复加高度，要同学们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人人过关，人人自危，政治老师成了学校最得意、最让人畏惧的人；等等。这是宋道福第一次向我坦露他的真实思想，我明白他写这封长信的用意，是向我作开诚布公的“知己”示意。我感到惊异的是，他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比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在对“敏感”问题的偏激看法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我想说而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竟然不加掩饰说了。

    不久，宋道福就回到家乡。他说他是请了病假回来的，要在家养病多呆一段时间。的确，他回来后，我见他请乡联诊所（后来的卫生院）的医生给他做了丸药。在几次交谈后，我明白了他在学校的处境不妙。他说政治老师找他谈过几次话，施加了高压，说他这期的操行等级，据政治老师兼班主任暗示，可能是丙等；说班上已开过两个同学的批判会，下一个可能是他。他在家中起码“养”了二十天的“病”。后听说，他回校后，班上真的开过他一次批判会。

    1958年春季开学后，我和宋道福又通过几次信。他在4月份来信中，附来两首诗，其中一首是：“春光酷似浓酒，信足公园漫游。极目绿航，倍觉少伴沈沉（我的笔名）。则是，则是，醉心说与何人？”6月底，我去乐山领取准考证，与宋会面后，他说他现在没在学校宿舍住。他的姪女婿在城内有一间空房，他一个人住在那里。他要我不回家乡了，就与他住在一起复习功课，说他姪女婿那房里有锅灶，可以自己开伙弄饭吃，吃的问题叫我别担心，费用全由他承担。我问他有此能力吗？他说他舅舅每月给他寄15元（学校每月伙食费是7.5元），说他和他哥哥已联系上了，哥哥也要支持他完成高中学历。据他讲，他哥哥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双腿，现在武汉某大工厂党委部门工作。

    1958年高考结束后，宋道福立即去成都老家寻亲。他说他老家还有姑姑，失散多年最近联系上了，姑姑家住成都小天竺街，那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一次高考，我依然名落深山。此乃意料中，我已没有去年高考落榜时的晴天霹雳之感。这时，大跃进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在扩工招人，我的一些落榜的同学都纷纷找到了工作。我到一些要人的单位作自我推荐，人家不是一听我名字就给了闭门羹，就是先答应了，临去报到时又借故谢绝了。8月31日，我正为寻找工作之事在街头奔波，劈头遇见了宋二孃，她是刚从家乡来的，说正要找我。她给我看省招办给宋道福的信。这封信很特殊，内有一张省招办的“不录取通知书”，另有一份重庆重工业厅干部学校录取宋道福的入学通知，报名截止日期是9月3日。宋二孃要我同她一齐到邮局给成都的宋道福发电报（宋二孃不识字），催他马上回乐山来，然后立即赴重庆报到，宋二孃已带来了宋道福的被盖、衣物等行李。第二日，我和宋二孃在车站接到了从成都匆匆赶回的宋道福，然后又渡过岷江，到篦子街车站买好次日宋道福去重庆的车票（那时乐山到重庆不在城内发车）。当晚，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我和宋道福吃了饯别酒。他的酒量比我大，他吃得酪酊大醉，我也吃得昏昏飘飘。第二日一早，把宋道福送上车，我俩就从此分别了，此后没再见过面。我回到城内，当日找到一个到城区一所小学代课的工作。数日后，我给重庆的宋道福去了一信，询问他入学的情况，信中附了一首记述我俩在小酒馆喝酒时心境的诗，题为《酒后抒怀》。记得开头四句是：“一杯酒，浇不去我们心中惆怅，/二杯酒，洗不掉我们身上秽尘。/枯坐店隅，我们把一杯杯浓酒喝饮，/情感波涛，在胸中汹涌沸腾。//”诗是写在十行纸上的。宋道福没有回信来。这也是我给宋道福的最后一封信。


宋道福（六）
    我在城区小学代课不到一个月，城关区把我调到城区一所民办中学任教，并作二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任教不到一个月，学校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教育革命”，目的是肃清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学校的影响，坚决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领导作了动员报告后，先是学习文件、报纸，接着转入揭发阶段，一夜之间，校园里便贴出了学生对老师们的大字报，办公室的外墙上，教学区的墙壁上，凡可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小操场上还牵出一个挂大字报的绳子。这些大字报，一半以上是针对我的：写过美化地主母亲的文章《忆母》，十足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啦；为流沙河鸣冤叫屈，是流沙河的崇拜者、吹鼓手啦；在高中时搞“大民主”啦；再就是说我在教学中散布错误言论，在作文批改中乱批乱改，把学生引向歧途啦；等等。关于《忆母》一文，我的确把作文《忆母》之事忘了，我想我未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忆母》文章。关于为流沙河鸣冤叫屈之事，是1957年4月，在乐山地区文艺界的“鸣放”座谈会上，我曾发言说，批判流的《草木篇》应该就诗论诗，不应同作者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那样不能服人。关于读高中时搞“大民主”问题，是在1956年5月，班上同学对学生伙食不满，怀疑伙食团长有贪污，大家公推我执笔，写一封反映伙食团种种弊端的信给上级部门。我只负责起草信稿，抄誊信文，发动同学签名，最后将信投给县监委设在大街上的检举箱，这些都是由别的同学干的。反映信写好后，全班四十七人，除一位同学请假回家不在校，一位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的同学未签名外，其余都签了名，外班也有同学闻讯来签名。就在签名完毕的当晚，班上那位作团委组织委员的同学，以团委名义找我谈话（我是团员），劝阻上交此信，说交给学校领导就行了，不要越级反映。我以向上反映情况是公民的权利，拒绝了他的劝阻。关于教学中的问题更使我哭笑不得。如我讲“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道理时，引用过鲁迅“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苦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意在要学生正确认识“破”与“立”的关系，大字报却指责我怀疑“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毛主席论断，更上纲到是攻击“大炼钢铁”，是动摇“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如作文批改中，我把一个学生作文中写的许多“共产党”字样，保留最先一个后，后面的就删了“共产”二字，只保留“党”，大字报责问我为什么对“共产”二字看不惯？所保留的那“党”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学生的大字报自然水平不高，几乎全是不讲道理，只扣帽子，我认为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所以我并没方寸大乱。我最大的疑问和担心是：我在读中学时的那些问题，这些大都才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怎么知道的？莫非我的档案材料转到这里来了？

    大约三天后，上面派了一个我陌生的人找我谈话，他自称姓吴，说是县委宣传部派来的（数年后我才知他是县公安局的）。他说1956年，县委宣传部曾选派我出席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说“党是培养过你的”，然而你“对党离心离德，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现在是来帮助你，挽救你的”。他问我看过学生写的大字报没有，有什么想法？我说每一张都看了，并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大字报所写，只是你的一些很轻的问题，还有许多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没让学生知道。你要向党老实交代，自己还有哪些严重问题。开初我还想为自己辩白，他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纸来，把最上面的一张让我看，那正是我给宋道福最后一次去信中，写在十行纸上的《酒后抒怀》。姓吴的扬着那沓纸说，“你写给宋道福的信，现在都在我们手里，你在信中写了些什么自己清楚。除了写的，你还有哪些没写出，而是藏在心里的”？他又追问宋道福给我的信在哪里？我说宋给我的信我看后烧了，没留一封。他说那就凭记性，把宋信中写过哪些一一写出来。

    吴××次日把我写的交代拿去后，不两日再次来要我交代，说交代不彻底。这样追了几次，为了让他满意，只好把信中根本没写过，也没说过的，挖空心思瞎编了一通写。在与吴××的一次谈话中，他追问我想过推翻共产党政权没有？我说，这个问题我曾向宋道福表示过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能推翻国民党政权，解放后又建立了强大的解放军队伍和强大的专政机构，不要说国民党打不回大陆，就是美英等外国武装联合起来也推翻不了这个政权。共产党发生变化，只有内部先变化才有可能。中国发生新的“革命”，只有自上而下才有希望，自下而上的任何暴力行动都注定要失败，要被镇压掉的。吴××要我把这也写出来。到了自我批判、反省根源时，我从阶级根源，社会根源上检查自己犯错误的客观原因，从极端个人主义膨涨上检查主观原因，尽量给自己扣“屎盆子”，知道不这样不能过关。

    大约半个月后，民中教师团支部对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我在会上公开作了自我批判后，与会者也相继发了言，整个批判会的气氛是较温和的，发言批判我的人态度也是与人为善的，使我并不感到特别难堪。最后学校领导代表上面作了对我的处理结论：敌我予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班主任，保留团籍，此外不给其他处分。

    我这一关算过了，宋道福的“关”过得怎样我不得而知。此后，从我的同学、同乡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宋道福的传言：有的说他被定为右派，送去劳教了；有的说他没受什么处分；有的说，宋道福那次托同乡曾××带给我的信，曾××先拿给学校老师看了，是曾××出卖了他。1962年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后，还有一个同乡对我说，有人检举宋道福家原来在成都有土地，说宋二孃不应该是工人，是逃亡地主。对于前三说，我半信半疑；对后一说我是不信的，宋二孃一家是解放前两年来家乡的，那时她“逃亡”什么呢？

    1959年国庆节我回家乡，到家乡街上后我即去找宋二孃，别人告诉我，宋二孃已没住原来“四知和”那处宅子了。经人指点，我在乡场上一处偏僻而且很破旧的房里找到她。她一见我就向我打听宋道福的情况。我说自去年送宋道福上车去重庆后，我俩就没联系过，情况一无所知，我还想从你这里了解他的情况呢。宋二孃说，她也是自那次送走宋道福后，没有收到过宋道福给她的一封信。

    1962年秋的一天，我在家乡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了宋道福的舅舅冯萍。冯说，宋二孃因被人“检举”，气愤加生病已去世了，说他在此地已别无亲人，这次他是随在森工局一起工作的李××（李是家乡街上的人）回这里来的，就住在李家，想最后看一次这里，以后就不会再来了。他说宋道福现在在宜宾一个石油钻井队工作。

    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时，据我二表弟（任家乡街上的居委会主任）告诉，宋道福给家乡乡政府来过信，提出他家土改后所住原“四知和”的房子是土改时分的“胜利果实”，产权应由他继承，请求落实政策。经乡政府查档案，那房子属公房，当初无偿提供给宋家住，是照顾性质，现在不存在落实产权问题，并据此回复了一信。宋的来信发信地址是富顺县。
宋道福，你现在在哪里？你的情况怎样？几十年来我一直挂念着你，很想有生之年能再见到你。如重逢不可能，祈祷你晚年幸福、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