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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5 15: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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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二弟" `2 y$ Q! @3 x
一/ @6 b) F# ?: {$ [1 X9 M% S
二弟江涛是我们兄弟姐妹中,肩负生活重担最早,一生吃苦最多,为家庭作出的贡献最大,晚年又最不幸的人。
5 i9 f5 q4 j3 p9 N- B/ l 二弟比我小两岁半,他自幼身体孱弱,两岁时是他的鬼门关。那时,他经常发病,那种病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清楚,发病时四肢抽搐不停,口吐白沫,哭又哭不出来,只是哇哇乱叫。我多次看见他由母亲抱着,阿婆在一旁又是给他掐人中,又是烧麻火,同时又叫大姑快去请医生,一家人忙乱得一塌糊涂。我在一旁又惊又怕,生怕二弟会死去,还想着这病能分一半给我,二弟的痛苦就会减轻了。为治二弟的病,让他吃了不少中药,使用了各种土方。终于在他三岁左右,这种抽风病就再没发过了。
3 n# |7 r) m) Q$ |- c; [+ X 我兄弟俩幼时,最爱到对门的杨宗定叔叔家去玩。杨家开一个旅店,由杨的母亲操持。杨叔那时没工作,差不多成天在他家楼上看书。我兄弟俩一进他家,就叫“杨叔,快下楼来给我们讲故事”。如果叫不下来,我和二弟便爬楼梯上楼。杨家用的是一种没有扶手的竖直楼梯,一次我爬到一半,抬脚时把二弟蹬下了楼梯,我赶忙回头看二弟摔着了没有。二弟从地上爬起来,连身上的灰也不拍,又要往上爬。杨叔出现在楼梯口,说,别爬楼了,我下来给你们讲故事。自此后,杨叔便不让我们爬楼梯了,只要我们在楼下一叫,他便下楼来满足我们要求。
; w. J# z0 `$ F8 Y 杨叔讲过的故事,我已记不得多少了,他有时前面讲过的,隔一段时间又会重讲,这时我们便说,听过的,听过的,讲一个新的。如果他想不出新故事来,便叫我们回家去,说他要上楼看书,从书上看了新故事明天再讲给我们听。在杨叔讲的故事中,如今我只记得有“土行孙”和“金鸭儿银鸭儿”两种。“土行孙”是《封神演义》中一个会土遁的人,忽地会钻到地下去,忽地又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二弟听了这故事后,晚上母亲叫我俩兄弟先去睡觉,二弟便不敢先进屋,怕屋里有土行孙从地板下钻出来,总是要我先进屋,他在门外问,“有土行孙没有”?等我回答说“没有”了,他才肯进屋。“金鸭儿银鸭儿”好像是说谁谁喂的两只鸭子,后来变成了一只金鸭一只银鸭,让鸭主人富起来的事。杨叔讲完这故事,便摸着我兄弟俩的头,说我是金鸭儿,二弟是银鸭儿。一次我和二弟同在家中的一个大洗澡盆里洗澡,杨叔到我家,看到我兄弟俩赤身裸体坐在大脚盆中戏水,杨叔说,“两只鸭儿在洗澡啰”。我说,“我是金鸭儿”;二弟接口说,“我是银鸭儿”。杨叔说,“我看是两只没长毛的鸭儿,我区分不出谁是金的,谁是银的”。洗完澡,我找出一个包香烟的锡箔纸,给二弟贴在额头上,我用一小块黄纸贴在我额头上,再去找杨叔,让他看我俩的额头,说这下金的和银的不就有区分了吗?那时家里如果买了活鸭回来准备宰杀,二弟总会去看鸭子的羽毛,看看那鸭子是不是金的或银的,生怕宰杀错了金鸭或银鸭。, T f4 {/ D: R+ ~1 m
我是4岁开始上小学的,二弟是3岁开始上小学的。他是因我上学后,觉得他一人在家没有我陪伴不好玩,嚷着也要上学才让他提前上学发蒙的。据说二弟刚上学时,还闹个一些笑话。一次尿急了,他竟对上课的女老师喊:“妈,我要撤尿。”一次他在学校操场上看蚂蚁搬东西,看到成群的蚂蚁把一个饭团抬着往前移,他觉得好奇,想看看这饭团下是否有轮子什么的,便拿起饭团看,蚂蚁便沾了他一双手。他丢下饭团赶忙挥落手上的蚂蚁,却挥散不完,手上仍有蚂蚁在爬,感觉脚上也爬上了许多蚂蚁,便哇地哭了起来。老师来问他哭什么,他说:“我害怕蚂蚁要把我搬进蚂蚁窝里去了。”
q: n0 U+ w- V1 u" ?8 E 我们上小学,一开始就用毛笔写字,因为那时铅笔很贵,小乡场也稀罕。同学们写字时,相互之间爱趁对方冷不防,用蘸了墨水的毛笔在对方额头、脸上画杠杠。被画了墨的同学便用手去揩,越揩脸越黑,我常常是一副“花脸王”样子回家,而二弟脸上总是干净的。我问二弟,就没有人给你画花脸吗?二弟说,他把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团”住了。我问他用什么方法“团”住的!他说他常把家中给的花生、瓜果之类的省着不吃完,带到学校请他们吃,那些比他都大的同学便不会欺负他。难怪家中分给我的零食,我很快就吃了,二弟衣包里总要留不少。+ p- t9 ~9 N: _4 X; M% |
由于我兄弟俩上学太早,初小的前几册我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大概是我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不太令家里满意,从我读初七册,二弟读初五册起,家里便把我俩送到离乡场十里左右,地名叫白蜡埂的大姑婆(我曾祖父的长女)家去,张大姑婆一家几弟兄,在家里合办了一个私人专馆,请了一位上过大学的先生专教张家子弟,我兄弟俩便去读专馆,一共读了一年半才回家乡小学继续学历。家里规定我们,除放寒暑假外,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我和二弟每次离家时,都要站在父亲书房门口,背倚着门柱,把头部放正用木炭在门柱上画了道身高的黑横线,下次回来时比量一下,看长高了多少,再画上新的横线。每次从白蜡埂回家来,我向家里报过到,就出去找街上的玩伴玩耍去了,不到吃饭时不回家。二弟回家后总要去看看猪圈里的猪长大没有,肥了多少,或者去后院数数家中喂养的鸡尚有多少只,特别是看看有没有哪只大红公鸡在我们离家后由家中宰杀了。阿婆常说“你兄弟俩大的从小‘体’爸,小的从小‘体’我。”在阿婆心目中,父亲是好玩不大顾家的人,说我从小就染了父亲习性;阿婆是从小就劳作盘家的人,说二弟从小就关心家务。
: y/ d: m- z! @& ] l( E 解放前,每到过年前,有亲戚关系或平日有交情的人家都要相互拜年,拜年的礼物通常是一块腊肉,两把挂面,一盒点心。往往是把这家送的再转送那家,来个礼物周转迁移,有时还会收到自家已送出的东西。送礼物的任务通常由小孩去执行,因为受礼的人要给赏钱,大人去了,这赏钱就不好给也不好要了。我小时在街上先后认的“乾保保”(乾爹)有五六个,二弟只有两个,给“乾保保”送礼自然由乾儿子去送。街上其他一些我家该送礼的人家,也大多由我去送,所以过年送礼的任务由我接受得最多。这是美差,去送礼的机会愈多,所得赏钱也愈多。我无论到哪家去送礼,对方若是收下礼不给赏钱,或是忘了给赏钱,我就装着整理鞋带或看人家家中的摆设,赖着不走,直到对方把钱给了我,我道了谢才走人。二弟去送礼则是呼叫了受礼的人,把礼交给对方,有时是把礼搁在人家桌上,转身就跑,害怕人家给钱似的,往往是对方追上来拉住他强塞给他钱,他还要推辞一番才勉强收下。这样二弟每年得的赏钱自然远远不如我多。二弟领受赏钱回来,总要如数交给母亲,再由母亲从中给他一小部份。我一般是不会主动交出赏钱的,要母亲说,你人小身上揣钱多了不好,放在妈这里给你保管。过年后给你做新衣服,买你需要的东西,一番说服工作后,我才交出大部份赏钱。当时也没多想过,别人家的孩子来我家送礼,母亲、阿婆她们同样要给人家孩子赏钱的,只觉得给我的赏钱就应该全是我的。年前年后,母亲或是为我们兄弟姐妹做好衣或是买什么东西,说这是用的我和二弟交出的赏钱,我总会在心里想,这本该属于我的钱由弟妹们分享了,觉得他们从小就沾了我的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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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我开始同张老五等人挑煤炭挣钱养家,不久二弟也加入了,那时他还不满十岁。我们那里挑煤炭挣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挑卖炭:头天下午去离场约四、五里的小煤矿买上煤运回家中,次日一早出发运到二十里外的蔡金场炭市坝卖掉,赚地区差价,中午12点左右能回到家,下午再去煤矿买煤,这样一天来回要走五十里路。另一种是挑发炭:比蔡金更远约十五里的盐灶老板,在家乡小煤矿买上一大堆煤,分发给脚伕,同时给一张条子,把这分发到的煤运回家,次日要更早出发运到盐灶,按所运重量支付力脚钱,一般午后1、2点钟才能回家,下午再去小煤矿挑第二天要运的煤,这样一天来回要走八十里路,但挣的钱要多些。二弟同我一起挑煤时,我已学会了行进中换肩、跨小快步这些技能,二弟初学挑煤,不会换肩,换肩时要把担子放下地,扁担放到另一个肩头再起步,这样就耽搁时间。加上他个子矮,跨步短,步子不如我和张老五等人跨得快,又不想掉队,只能加快步频,咚咚地在我们后面跟着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听到他在后面沉重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气声,心里很有些怜悯,又有些替他着急,但又不能停下或放慢脚步等他。因为如果挑买炭,要赶市口,去迟了炭市散了,煤就不好卖出了。如果挑发炭,运煤去迟了,就会影响下午去煤矿把煤运到家中的工作。像二弟这样年龄的吃得起饭的人家的孩子,不说挑煤,空手走完这么长的路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但我们没办法,一家人要吃饭,停工就会停口,怎样也得咬牙坚持下去啊。不久二弟也学会行进中换肩了,但他力气小,手劲不够,不能像我们一样换肩时双手握住扁担,往上一托,扁担便从这肩头转换到另一肩头,只能将扁担从后颈部擦着皮肉移过去。前者叫换“抛抛肩”,轻巧而迅速;后者叫换“梭梭肩”,吃力而迟慢。晚上回家,母亲检查我们的肩膀,我只是双肩头有些发红,二弟却是后颈部有一条长长的紫色的扁担压痕,看起来令人心疼。
5 p: u% H# H# @7 A" F i* @ 挑煤这活儿,很容易发热出汗,即使在初春寒意未尽时,挑不多远便会汗湿衣衫。在天气凉时,我们是挑出一二里路脱下上衣,光着上身挑起煤走;如果在夏天,一开始就不穿上衣。那时,在家乡那条运煤的山路上,几乎所有运煤的男性都是赤着上身行进在崎岖山道上的。只有不靠挑而靠背的女性,才是穿着衣服背煤的。男女运煤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身上衣服的多少上,还表现在行进的速度上,妇女背煤总不如男子们挑煤走得快。& b% K7 k! u8 W) c" p
入夏之后,母亲和大姑也加入了运煤的行列。大姑幼时曾缠过足,后来虽放了天脚,但走起路来总不如母亲利索,母亲便要一路陪伴着大姑。二弟有时跟不上我们,便干脆掉在母亲、大姑那一路。他挑出三、五里路,见把母亲、大姑甩在后边了,便停下担等她们(我们是十里、十五里才歇一次担),等她们来到跟前了,又再担起煤挑往前走。往往是我们把煤运到目的地,要等上半小时以上,二弟、母亲、大姑他们才到来。在盛夏的一日,是挑发炭,我把煤运到盐灶,等了近一个小时,汗湿透了的短裤都又干了,母亲、大姑才到达,二弟却没和他们同来。母亲说,你二弟今天像有病,往日一路上是他等我们,今日是我们等他,他早已挑得难走路了,我们便没有再等他,这会儿还在后面路上,你快去接他。我赶忙挑着空挑子往回走,约走了十里才把他找到。他的担子搁在路边,人坐在横在挑子上的扁担上,脸红胀,额上冒着大珠大珠的汗,一摸他额头,热得烫手,他果然病了。我把他挑子里的煤倒进我的筐子里(他的筐绳短些,不换筐我挑起重心太高),让他就在这儿等着,把他那挑煤挑到了盐灶上。他这次的病大概是热伤风,在家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又上路挑煤了。
6 _. ]5 Y* }- t/ z 那时,在我家四个能运煤的人中,我运的煤最重,算是家中最挑重担的人。而在1952年3月我复学后,本该由我和二弟合担的家庭生活重担,由二弟一人独自承担了。母亲除了靠他之外,就是一个六岁的四妹和二岁的六妹,再无男儿为她分担重担,这样才逼得母亲在年底前改嫁王家。- P; o. {1 `, E+ W6 T
1953年秋天的一天,我在乐山城街上碰见一个既是街坊又是亲戚的人,她告诉我,二弟双脚染了粪毒,双脚的脚趾缝都溃烂了,脚背肿得像泡粑,母亲隔几日就要搀扶他上街到乡联诊所治脚。我听后心里发凉:二弟如果治不好脚,成了不能走路的人,后果真不堪设想。我既不能分担他的病痛,又无钱为他治病,那时我是靠助学金才能勉强生活下去的啊。我问起患粪毒的原因,那人说,据我母亲讲,母亲自嫁到王家后,王家两兄弟便只干田里的活,地里的活全扔给了母亲和二弟,而且主要由二弟承担(母亲还要做全部家务)。人畜粪下到地里,不像下到田里那样会稀释,粪毒会在地面上保留一段时间。下雨天,或是有露水的清晨下地干活,赤着的脚踏着湿润的土地,粪毒就容易上脚了。二弟到地里干活,为了省鞋,都是赤着脚的,粪毒就是这样染上的。自听了这个消息后,我一直惦记着二弟的脚。到这年放寒假时,二弟来校要我回那个新的“家”,我才知道他的脚已无大碍,但脚上还有些疱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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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后,继父所在的那个村,办起了全乡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土改时分到的田土,除留一点自留地种蔬菜外,其余全入了社。这下要靠挣工分吃饭了,二弟也下田学习各种农活。很快,插秧、打谷、犁田、耙田,所有的农活他都学会了,还跟继父学会了竹编技艺。但他当时年仅13岁,算附带劳,工分只有全劳的一半(全劳的基本工分是10分,半劳的工分是7分,附带劳只有5分)。办社的第一年,二弟对工分没啥意见,到第二年,二弟的农活技术更成熟,效率也高时,有些技术性、灵巧性强,而不全靠力气的活,例如拔秧、插秧、锄地、割麦等,他也可以干得得心应手,同全劳不相上下了,他还是只能得那点工分,他便觉得有些不平了。不过他也没有公开表怨言,仍然埋头苦干,从不偷奸耍滑。他不喜欢干那种集体性参与的计时工,因为干这种活只能在基本工分上下浮动;他喜欢干那种独立操作的计件工。这年寒假,我就见过他在蒙蒙的冬雨天,一个人在冬水田里犁田,那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田水淹至水牛的肚腹处,也淹至二弟胯部,二弟一手握着牛鞭挥扬,一边发出“驾、驾”的指令,水牛在田中蹒跚前行,这一幅少年冬耕图画,在我脑里便定格下来了。二弟告诉我,干这种个人操作的计件工,他一天可挣15分以上。年底,合作社评选先进,二弟被评为“模范小社员”,奖品是一把镰刀和一件天蓝色的背心。他把这件背心送给我,说太长了不合身,也舍不得穿这么高档的背心下地干活。而我知道,这是他希望我能在学校里穿得体面点的良苦用心。! r& C6 d7 C7 p" m& r9 t8 L
1955年秋季开学,大舅给我寄来了20元钱,过去他一直是每学期开学时寄10元的。我以为他是工资增加了,会全力支持我完成高中学习,以后还会寄钱来,于是我贸然放弃了助学金申请,想为国家省一点开支。当时学校学生伙食费是每月7.5元,我用大舅所寄的20元缴了2个月伙食费后便所剩无几。两月快满时给大舅写信去他既不再寄钱,也不回信,屈时伙食团停了我的伙,而衣包里只有几角钱。学校不远处的王浩儿有卖烤红薯的,六分钱一斤。那一段时间,我不吃早饭,中午和晚上去王浩儿各买半斤烤红薯度日,一天只开支六分钱。后来是向与我同桌,家境较好的女同学分两次借了15元,缴了这学期最后两个月的伙食费才在伙食团复了伙。这笔借款,到1956年我有了稿费后才付还。
+ S6 U. z2 M4 t' p5 I 1956年春季开学,大舅没有上次“慷慨”,寄的仍只10元钱,只有汇款而没有写信给我。缴了一个半月伙食费,届时无钱再缴,又被停了伙。其时早过了申请助学金的时限,我只有补报申请,而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批下。我又只好算计着衣包里的几角钱,每日靠吃6分钱的烤红薯度日。同时我向“家”中求援,希望能想方设法给我寄点钱来。衣包里的几角钱花光了,又不好再向同学开口借钱,我只好挨饿。第一天不吃饭尚能坚持,第二天便支持不住。为节省体力,我借口生病,躺在床上没去上课。中午时分,二弟来到我的寝室,他说家中三爷(掌管家中经济大权的继父之弟)一分钱不给,母亲也没钱。二弟只给我带来了五斤糯米,一斤嫩碗豆。二弟说,家中去年社里分给的口粮,大米已吃完,现在只有不多的红薯、杂粮,加上社里不时分给社员的嫩碗豆、嫩胡豆度春荒。这五斤糯米,是过年时做粑剩下的。我早已饥肠辘辘,二弟也还没吃午饭。有了二弟带来的这点救命粮,我立即下床去找学校伙食团的一位工人师傅,他在附近农村租了一间房安置家属。我求他让我在他家灶上做饭。他知道我已停伙,慨然应允。柴禾是我去学校木工房讨要的碎材,那里正在新制课桌课椅,劈下的碎材堆积如山,木工师傅让我尽管拿。吃了一顿糯米加嫩碗豆的干饭后,二弟便回家了,他还要走七十里山路。剩下的糯米,我继续在伙食团那位师傅家熬稀饭吃。这样过了几天,我补报申请的助学金批下来了,我才又恢复了在学校伙食团就餐。但我只领了一个月助学金便放弃了,因为我有了稿费收入,而且不止一笔,一下子收入了一百多元,也一下子成了班上的“有钱人”。我后来多次想过,在我那身无分文,停伙断食的最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二弟跋山涉水带来的几斤救命糯米,我将怎样延续生命?
% B2 \) I; Z4 x/ q1 A* M# p 1957年我高考落榜后,寄居在同班一个余姓同学家,为以后的日子怎样打发发愁。9月初的一天,二弟又跋山涉水来余家找到我,给我带来了好消息。那时踏水小学需要一个能教高小的代课教师,教导主任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他在赶场天碰见我母亲,要母亲征求我意见,愿不愿意去代课。其时我虽出版了一本小书,但稿费大部份已预支用完,只剩下余额稿费50元。为从长计议,我得有个虽然不高,但尚稳定的收入,当然允诺,便同二弟一起返回家乡。我结束学生时代后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二弟给我送到手的。+ J* A. O7 i5 i.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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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大跃进中,许多农民曾一度脱下“农袍”变为工人,二弟也是在这年七、八月份被调到离家乡约二十里新办的地方国营双星煤矿去“支援工业”建设的。他先是当井下工,一年后劳动积极,忠厚老实 ,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后又让他当了一个车间的统计员。但大跃进的不少工矿企业是一哄而起的,到调整经济时,便又一哄而散了。1962年春,双星煤矿停办,二弟被精简回农村。原来窑埂的家早已不复存在,搞“集中居住”时临时寄居的别人的房屋也不能久占不归,二弟便筹划自建一座茅草屋。其时农村生产已开始恢复正常,摞荒三年的田地已种上了青青的禾苗,空闲已久的鸡舍猪圈里又养起了家禽家畜。农民们一边忙于参加集体劳作,一边忙于耕种扩大了的自留地;二弟除此之外,还要忙于为建房筹料施工(我也出了力)。几个月后,一座土墙木柱竹架茅顶四开间的房屋建成了。在其后的十余年里,二弟起五更睡半夜,忙了田里忙家里,既从事农事生产又搞家庭副业,一步步把家业兴旺起来了。他结了婚,先后有了二女一子。他不仅是生产上的一把好手,还因为人老实善良,能写会算,博得了村民们的好口碑。他先是被选为生产队的记分员,打倒“四人帮”后又被选为生产队队长。1975年,他又拆掉那座茅草房,在原址上新建砖木结构的瓦房。砖是他自烧的,房料一半是买别人拆房的旧房料,一半是买新的,砌墙铺地的石灰也是他自烧的。这座约200平方米的瓦房建成后,在那时的村里也算是“上等建筑”了。
4 r5 V, B* H+ e- z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健全,二弟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二弟媳也十分勤劳能干,夫妻俩同心协力,共创家园,每年产的粮食都吃不完,仓满屯满,每年能饲养出四五头每头300斤以上的大肥猪。一只大母猪一年能下两窝崽。还辟了鱼池,养了数十只鸭鸭。他虽然要供三个子女上学,日子也过得像模像样,火红而甜蜜。
; B7 z, t8 K9 m* E 但在1984年,二弟一家的生活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那年8月,乡卫生院到村里要给村民们分发一种防治血吸虫病的药,村民有顾虑都不愿服,卫生院的人便要作为生产队长的二弟一家带头服。二弟媳便带了这个头,当众先服了这种药。村民们说,要等二弟媳服药三日后没产生不良反映才服。二弟媳服药后次日便出现呕吐,发烧,继后就昏迷不醒。送到乡卫生院输了七天液仍不见苏醒,只好由人抬着(其时乡村仍不通车)送到乐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诊断为散发性脑膜炎。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很难存活,治好也要落个残疾。二弟媳住院后由二弟和他的岳母陪护,但当时正是稻谷收获季节,家中责任田里黄熟的稻谷需要收割,家里三个孩子最大的大女13岁,二女10岁,三儿才7岁,也无人照料。在二弟媳住院的两个月中,二弟在医院陪护几天,又回乡收稻几天,把他劳累得人瘦了一圈,头上出现了白发。两个月后,病人脱离了危险。考虑到家中实在不能长期无大人,多住院也会多花钱,便将病人抬回家中由当地卫生院作后续治疗。以后病人逐渐康复,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了,二弟才放下心来。但从此二弟媳便成了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瘸子。
+ Y2 H) a2 Y+ |; m/ g 此时的二弟不仅花光了积蓄,而且随着三个子女上学年级增高,所需学习费用也增多了。而二弟媳已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仅靠从事农业生产对这个家庭是于事无补的。在家乡街上当居委会主任的二表弟傅大其(大姑之二子)为二弟多方奔走,为二弟争取到了由卫生局给予的补助款600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约相当现在的6000元)。二表弟向二弟建议:用这600元作本,在街上从事商业经营,挂靠在由二表弟作法人代表的乡残疾人企业,这样可获得免税优待。于是二弟便在家乡街上租下一间不大的门市,以二弟媳之名开了一个建材供应小店。这时家乡街上的场期已改为隔日一场,逢场日二弟便经营那爿小店,闲场日便耕作责任田,仍然是忙了这头又忙那头。后来农村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农民盖新房的越来越多,二弟的小建材供应店生意也越来越兴旺,加上二弟的吃苦耐劳,善于经营,日子又逐渐火红起来。正是靠这爿小店和未放弃的农副业生产,二弟把两个女儿盘完了大学,三儿为协助父亲,初中毕业后便辍了学,小小年纪便挑起了为家分忧的重担。二弟一家的日子稳定了,初步宽裕了,他能走到这一步,可谓含辛茹苦,心劳力竭,真不易啊!而他还仍不肯满足于现状,他还要奋斗,想至少要把1975年用自制的砖、旧房料建的瓦舍推倒重来,像那些盖了新式农舍的人一样,也盖一座像模像样的新农村宅子。可是,宏图虽在胸,而新的更大的不可逆转的不幸正偷偷向他袭来。0 T; _* U) k P
五
# ]# |1 |) J& B P 二弟的不幸是从1995年开始降临并被他家人明显察觉的。5 o" X/ ^7 B+ ]
这年9月,二姪女来我处,说她父亲有病了。我问是什么病,二姪女说,像是患了老年痴呆症。其症象是神智时有混乱,如在田里挽稻草把时,稻草把握在手里便楞了般做不出下一步动作,回家时走过了家门还往前走,做生意时别人买了东西也忘了收钱,事后又想不起对方是谁。不久,二弟进城来我处,我问起他的病情,他说在乡卫生院,沙湾区医院都看过病,还照了脑半球图,医生只说是脑神经出了问题,到底什么病也没确诊;说已经服过许多中药和西药了,还吃过土方药,病就是不见好转。他这次来是听说乐山城某处有位老中医,是专治脑神经病的。这时从家乡到城里虽已通车,但他能一个人前来看病,可见病势还不很严重。他这次一共捡了一个疗程的20付中药,装了一大口袋。1996年9月,二弟由他的三儿和我的二表弟陪同又来乐山,这回是准备到市医院检查了。他虽然步履缓慢,手脚也有些僵硬,还能不用人搀扶,拄着木棍去医院,能上下楼。这次照了CT,几个医生会诊后,确定为患帕金森氏病,需住院治疗。他不愿住院,说家里离不了他,让医生先给他开些药回去服用,在家观察一下,视情况再作打算。医生开的药中有一种叫美多巴的,一盒40片,价128元。当晚二弟服药后约两小时,说头晕,躺下后约半小时,即开始说胡话,摸他的头,高烧且大汗淋淋。他迳自起床,说外面有人在喊他,却是向阳台方向走去。把他拉回来,又向墙壁走去。他是出现幻视幻听了。好容易让他安静下来,大家都担心他明日是否又会那样。次日早晨,是把他叫醒的,他起来后没再出现昨晚症状,大家才放了心。问及他昨晚服药的情况,才知他是服药未按说明所致。美多巴的用法说明规定,初服此药者,第一周每日三次,每次服1/2片。第2周每次服1片,第3周每次服1又1/2片,依此递增。服至每次3片后,不可再增,再增也无效。他是当晚就服了3片。
6 R2 X9 W& k# b0 i2 v2 P ? 二弟回家后按医嘱服用此药,开初有一定疗效:服后药力发挥作用,手脚便不太僵硬,行动也不太迟顿。但药力维持期一过,又恢复旧状。到服药量达到每次3片时,药力的维持期也越来越短了。
* }- P% Q1 h# B0 l G 1997年,二弟的帕金森氏病已渐沉重,不得不住院了。我去医院看他时,他的神智是完全清醒的,但说话咬字不清,下地走路要人搀扶,不能迈着步子走,只能一点一点擦着地面蜗行,不能自行转弯,需由人帮他搬动身子才能转向。二弟媳陪护他这次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病势略有减轻便回家。但不到两个月,又不得不再次住院。医生说,这种病用药物治疗只是保守疗法,要想根除病根,可去西安六军医大医院作开颅术。二弟不愿开刀,又想尽量省下钱。他想新建一座新式农宅的愿望尚未实现呢。就在这年过年前,他终于目睹着将旧房拆掉,又目睹了一座更加宽敞更加美观的新式宅院建成了。7 ?9 P! S2 T* O* n4 \( z
二弟虽住进了新房,但心理上的愉悦却不能减轻他的病情。按医嘱所买的药是天天在服的,每月药费数百元。好在大学毕业的两个女儿早都先后有了工作,三儿也学会了开车,领了驾照,贷款买了汽车跑运输,收入也不错,还能承担他的医药费。
' _: ~9 s: B" h$ W 1998年,二弟听说成都军区总医院引进了用细胞刀不开颅治疗帕金森病的新技术,由他的大女婿和三儿陪送,亲自去该医院作考察。根据对已做过此手术的病人的了解,疗效并不如广告所言那么理想,手术后依然要天天服用美多巴。大家商量后,决定回家,仍继续采用保守疗法。
/ {* C) A% b$ z. o9 m 2000年7月,我退休后即返回家乡看望他,他一见我便泪流满面。他躺在床上不能自由翻身,手里也拿不稳东西,说话很艰难。二弟媳说,这是药性已过的样子,若刚服了药,药力一起作用便好得多。可现在每次服药后的药效只能维持二小时左右了,又不敢一天多拿药给他吃。就是在这种病势已沉的情况下,有一天他服药后,药效使他能下地时,他先在院子里慢步转着圈子,转了一会儿又向后院走去,我们以为他去厕所,哪知他竟走到后院的晒谷坝,拿起推耙,翻掀起晒在地坝上的稻谷来。0 I' `# k8 M; ~) g8 S
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春节,我都回去看望二弟。他的病更重了,药物已几乎不起作用,四肢僵硬,大小便时常失禁。吃饭时把他放在椅上,两侧用衣服塞牢,他持碗和筷的手颤抖着,小口小口地吃着饭,饭碗有时会掉下地,身子也有时会扑到饭桌上。我安慰他说,你这种病世界上的伟人,如邓小平、里根,腰缠万贯者如拳王阿里都是不能病愈的,但这种病本身并不致命,就怕发生并发症,你还是保持好的心态,安心养病吧。他说,我真想早点死去,一死大家都解脱了,活着自己受罪,一家人也不得安宁。的确,他的病让一家人既操心又劳顿。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不能经常回来侍奉他,三儿每天要出车,出车回来已经很累了,还得背他上厕所大便,帮他擦洗身子。最劳顿的是她的妻子,一年365天,十年3650天的天天照料,她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啊!何况她自己还是一个半身不遂的准残疾人。我在2005年春节看望二弟临别时对他说,明年春节,我再回来看你。但我心里想,不知二弟的身体,是否还能熬到来年的春节。
" p8 W3 |- o$ k" x* P" p6 e0 Y 2005年12月15日晚,家中电话铃声骤然大响,电话那头,传来了二弟溘然长逝的噩耗,这虽在我意料中,仍使我惊愕不已,悲痛不已。他还是等不到春节来临,等不到我再见他一面,像为了不让家人为他再作无谓的劳顿,让大家都早日彻底解脱,他终于在64岁之际魂归离恨天,永别人寰了。我一夜无眠,想着二弟的一生辛劳,想着他十年疾病的苦状和惨相,想着他未能充分享受的天伦幸福,我久久枯坐灯前,思绪万端,眼泪一串串滴在我面前的稿子上……
6 x" X1 B: h c3 L 我次日即登车回乡吊丧。院子里坐满无数的人,既有他的至亲骨肉、亲朋好友,还有村子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人群挤满一院,花圈也排满了院子的护墙。二弟已入殓在黑漆棺木中。有人为我启开棺盖,他的头已变得格外瘦小,面容惨白,只剩下皮包骨头,身躯的轮廓似乎也短瘦了一些。一个曾经有顽强生命力,超凡忍耐力,坚韧意志力的人,从此就这样躺在冷冰冰的棺材里了。“二弟,我来迟了!”我呼喊着,抚棺大哭。二弟媳、大姪女、二姪女、三姪儿、大表弟、二表弟也陪同我哭。周围一些人也在唏嘘叹息。逝者无言生者哀,悲情皆自肺腑夺眶来。' _& {) N' Z0 z/ X9 p
丧礼是按天主教仪式举行的(二弟于1995年参加了天主教)。唱诗班的女孩绕着灵柩转圈,念诵对死者的赞美诗,向灵柩泼洒圣水。起灵了,二弟媳在灵柩前半跪着向丈夫作最后哭诉告别。100响的鞭炮响起,举花圈的人走在前面,孝男孝女和亲属走在其后,村子里来帮忙的青年合抬着灵柩缓缓前行,灵柩后是唱诗班的女孩,再后是村子里的乡亲们。墓葬地的墓椁是提前修好了的,修的是一墓双椁,砖砌水泥覆面的墓墙,拱形的墓顶,牌楼式墓门。它座落在村里公共墓地的茂林修竹中。灵柩抬至墓前停下,唱诗班的女孩围着棺木唱起安魂诗,再次为棺木洒圣水,在墓穴中点燃圣灯。孝男孝女跪在墓前台阶上,亲友和其他人肃立致哀。棺木缓缓送入墓穴,100响的鞭炮再次响起,然后是合墓,在墓的周围摆放花圈。8 L! @5 a( R$ C- Y8 R
当我含泪肃立在二弟的墓前,目送着他的灵柩入穴时,心里一遍遍默诵着在二弟逝去的当晚深夜写下,在起灵前朗诵过的那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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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6 h& a( r: H2 a9 n5 m 哀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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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6 H0 }. R. P+ t7 w 闻弟噩耗意料中,
0 o8 h9 J! P# U/ D: { 虽视解脱亦捶胸。
& [: c0 V6 ~) p( ], x1 J: m9 c 一生辛劳谁堪比?
2 g( w: ~ ]$ O2 Q0 u% | 十载罹病人罕同。
( d$ N1 b% d6 g# T7 h, t' ~& g4 T 兴家立业形销瘦,! A. F, d0 w2 B3 e
盘女育子心掏空。
: Z" i9 J' w$ ~& a3 m3 w G 天伦始享凄然去,7 d% |) ^: B! B7 a
敢问苍天公不公!: k: m9 E8 X d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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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9 m' Y4 M% _# N5 j) m9 V 祭 四 妹
+ R' K3 X1 O3 b5 N/ |" L$ K 四妹同我永别已有四十六年了,她如果活着,如今已该是60岁的老妇。但她在我的记忆中,始终以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形象定格保留着。
' F$ W2 j, W& R; Y! E1 P 四妹是1946年农历腊月初一出生的,是父母的第一个女孩,从小受到全家人的特别呵护。记得她两、三岁时,冬天里穿一件红缎面小棉袄,头上扎一朵黄蝴蝶,在家里跑来跑去,蹦蹦跳跳,就像一束游动的火焰,又像一朵开放的牡丹花,那头上的黄蝴蝶似乎就是牡丹花蕊。1 s& o5 f+ E0 u- H3 ]
四妹4岁时,按我家的惯例,送她去发蒙上小学。那时已经解放,四妹放学回家,在家里老是蹦跳着背诵“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的一年级课文,脸上总是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篇课文,似乎是特地为她写的。1 W9 {5 ]3 Z) `9 X2 t4 ]
上了一年小学,由于家境的变故,母亲经常要随我和二弟外出运煤,留她在家照看一岁的六妹,她便缀学了。在我家被“扫地出门”,临时寄居在街尾的一间破屋时,我运煤归来,时常看见她捧着读过的小学课本,默看一片,又时不时抬头,望着四处亮着天光的破房顶,或是望着门外的田野发愣,不知在想些什么,那眼中分明流露出些许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忧郁神色。
0 p: g; E3 [/ l% R 母亲被逐下乡之后,如果母亲和二弟都一齐出去运煤,便把她和六妹一齐留在家。母亲出门时,用一个搪瓷缸在里面装些米、红豆,再添上水,撒点盐,缸口用盐渍后变软的菜叶蒙住,煨在做早饭后灶里的热灰里。中午时分,由四妹从灶膛里掏出搪瓷缸,那里面煨熟了的半干不稀的饭,便是小姐妹俩的午饭。可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对她太单调,太寂寞了,她向母亲抱怨,说妈你和二哥都出去了,留我一个人在家看六妹,我一天好累啊!我也要跟你们一齐去运煤。母亲说,你人小,怎么能背得动煤?她说,我背得动。母亲又说,六妹谁来照管?她说她不晓得。这样唠叨了几次,母亲说服不了她,她便有些使犟性,母亲再运煤或下田地干活回来,她便不愿再照看六妹了,说照看了一天她已累了。大概母亲想给她一次锻炼,让她知道运煤的艰苦,答应了她同去运煤的要求。那日,母亲为她准备了一个小背兜,将背绳收短,让她背着。母亲背着两岁多的六妹,娘儿四人出了门。经过乡场,母亲先把六妹寄放在街上的大姑处,请大姑代为照看六妹一天,然后向运煤地进发。他们现在运煤已不是1951年我在家时所走的那条路线了,乡场附近不远的小煤矿已停办,他们要翻山越岭走近二十里山路,到一个名叫白岩沱的小煤矿装上煤,再走十几里山路把煤运到石麟场。那天只让四妹背了一块煤,她开头还能跟上母亲,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了,母亲只好走走停停等她,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次。往日,母亲和二弟运煤,一般是午后一两点钟便能把煤运到目的地,这次竟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到达。交煤时,母亲特意让司称员称量四妹背的重量,那块煤是五斤重。母亲带着二弟和六妹,到石麟街上一个亲戚家讨水喝。这天自早晨在家吃过饭,到现在十二小时没进食了。四妹喝了水,喊脚痛,母亲看她的脚,一双脚的脚背肿得老高,草鞋系脚背的麻绳深深勒进了皮肉。母亲费了番功夫才把系绳解开。再想给她穿草鞋,她死活不肯,麻绳一贴近脚她就喊痛,她宁肯赤足。她是一瘸一拐走出亲戚家的。起先还能一瘸一拐慢慢走,后来再也走不动,坐在地上起不来。是母亲和二弟轮流背着她,直到天黑了很久,母子三人才回到家。那年四妹六岁。* U$ t, W, K* Y) Y7 I
经过这次“锻炼”,四妹似乎懂事多了。她不再说照看六妹累人的话,母亲吩咐她什么她都听话。午后母亲和二弟回到家,做饭的简易炉灶前,总是堆放着一堆松针和松果之类的燃料,她说她是在把六妹诓睡了之后,背着小背兜,拿上竹制草扒,到屋后的小山上拾取的,说山上松针松果遍地都是,一会儿就能拾到一背兜,背着回家倒了再去拾。她说她只敢在近处扒松针,拾松果,不敢走远了,怕林深处有老虎。
! k8 S: d6 U1 n" I1 V/ p8 V 1953年寒假,我回到母亲改嫁后的新“家”,知道四妹已由继父的父亲,那个读过私塾的老人为她改了姓名,将江汶改成王悌华,又去上村里的小学了。早晨,四妹起床后要先去割一背兜猪草,回来后再在饭桌上读课文,将近四岁了才能走路的六妹,便扶着高门坎跟着学读:“国旗,国旗,五星红旗……”。四妹放学后又去割猪草,她能分出什么草猪不能吃,什么草猪最爱吃。我每当看见她早晨割猪草回来那湿漉漉的裤脚,傍晚割猪草回来那小脸上未干的汗珠,我就会想到她稚嫩的肩膀,怎能长期肩负这学习劳动两不误的双重负荷,想象着田野上的野百合花如何在荆棘丛中经受风吹雨打。此后的假期,我总会给她带回我读过的《红领巾》、《少先文艺》之类刊物。我希望她的视野通过阅读,看到除她置身的封闭小山村外还有更为广阔,更为丰富多彩的大世界。8 ~, D9 E0 b* U+ r4 l3 W- T5 T
1957年我高考落榜后,回乡在家乡的中心小学代过几个月的课。四妹已在中心小学上高二年级了,我上她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听说四妹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作文尤其写得好。我批阅她的作文,发现她的作文水平,与我同时期写的作文毫不逊色,字迹也工整清秀,比我小学时所写的歪七竖八的蝌蚪文强多了。中心小学为照顾农村小学生上课方便,是半日制上课,上午九时上第一节课,午后三时放学。四妹从家里来上学,路程有四里左右,从没迟到早退过。十月份的一个赶场天,四妹来上学时对我说,母亲在家里已泡好了黄豆,今天要来赶场,放学后母亲来接我们一齐回家吃豆花饭。这天是周末,下午一点钟结束上课,在学校的操场上开学生运动会。四妹报名参加了二项比赛,母亲和我在旁边看四妹的比赛。她先是在60米跑比赛中拿了第一名,跳远比赛时,她前两跳都没有超过跳得最远的同班一个女生。最后一跳她憋足了劲,奋力一跳,终于又拿了一个第一。但她从沙坑走出时,走路有些拐,是落地时把脚扭了。母亲帮她揉了脚,她站起来试走了几步,蹲下身自己又揉了一下脚,说没事了,我们母子三人便一齐回家。9 Y4 S" b6 F6 D }+ w
1958年8月底,我在乐山城街上碰见与四妹同班的一个男孩,他说他考上了二中,是来上中学的,说我四妹也考上了二中,现正在学校办入学手续。我即赶去二中,在报名处找到四妹,她的手续已办完。我眼前的四妹,穿一件已洗得很白的土白布衬衣,下装是蓝色的长裤,脚上穿一双有搭绊的旧布鞋,显得有些“土”气,只有圆圆的发红的脸庞,一双水汪汪大眼,才能显出几分灵秀气。我问她入学所需的钱是怎么凑齐的?她说,是在双星煤矿工作的二哥向别人借了些钱,凑成10元给她的。我这才知二弟已从农村调到煤矿“支援工业”去了。二中当时的学生伙食费是每月收6元,我对四妹说,下月我就要到城区的一所小学代课了,如果工作稳定,我每月给你7元,6元钱用来交伙食费,1元钱作零用;如果你二哥以后能给你点钱,就用来添制些衣服,买学习用品。我随后同四妹一齐到她分配的寝室。四妹所分的床位,床上除铺板外,空无一物。我问四妹没带被盖来吗?四妹说家中没有多余的被子,说她跟李春香一齐睡。李春香是与四妹从初小到高小的同班同学,比四妹大两三岁,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她也考入了二中。李春香在一旁说:“江老师(因我教过她)别担心,是我约她跟我一齐睡的。下半年天气冷,两人睡一床暖和。”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第二天,给四妹送去了我读书时用过的线毯,一床作垫被的我儿时盖过的小被盖。
" D$ I* a1 [7 B* ^6 i 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有天晚上我从代课的小学回到我临时寄居住所,这是与我高中同班的一位余姓同学的家,余姓同学已上了大学。伯母房东告诉我,说我四妹刚才来找过我,给我带来了一个搪瓷缸装的食物。伯母说,“你四妹说吃完东西把缸子交给我,她明天来取,我告诉她不用来了,让我女儿给你带到学校,我女儿也在二中读书,高你一年级”。我揭开蒙缸子的纸,缸里上部装的是回锅肉,下部是米饭。我知道二中的学生伙食是每周一次“牙祭”(吃肉),饭是定量的。是四妹把一周一次能吃到的肉,一餐定量的米饭,至少匀出了一半来让我吃,她是节食待兄啊!0 ?; M. J0 g+ n* g) \
二中每月放一次归宿假,1958年11月的一次归宿假,四妹从学校回家乡,到屋时已近黄昏,家里只有瞎眼的奶奶(继父之母)和七岁多的六妹,一问才知母亲和大爷(继父)、三爷(继父之弟)都去搞“大跃进”走了,母亲和大爷在叫“王坳口”的地方修路,食宿都在那里。四妹一见家中没有母亲,又家徒四壁,只有堆在门后的一堆红薯,她禁不住哭了起来。后来她抹干泪,捉住家里仅剩的一只老母鸡,捏住鸡颈,闭眼一刀割下去,然后把鸡打整好,放在锅里炖,上面用饭甑蒸红薯。四妹和奶奶、六妹吃了这顿晚饭后,已经夜深了。四妹用一个提水的小木桶,装上剩下的一半炖鸡肉,用粑叶包了几个蒸红薯,摸黑走了十里山路来到王坳口,给还在挑灯夜战的母亲和继父,送去这她亲手做的食物。(这是四妹去世后,我回家吊丧,母亲对我讲的。). a: k" g3 X) c1 U9 T, [0 u
1959年国庆节,举行建国十周年国庆大游行。其时我由代课的小学校调到民办中学已一年余。在乐山广场集合队伍时,民中和二中的学生队伍挨得很近,我找到四妹,她穿着一件雪白的府绸衬衫,下着一条天蓝色绸裙,脸上抹着淡淡的胭脂,显得婀娜多姿。原来我的四妹穿上得体的衣服,她的“土相”便全没了,完全像个城里婷婷袅袅的小姑娘了。我问她这身衣服是新买的吗?四妹说,是在师范校读书的七姨(母亲的七妹)送她的。然而就在这次见面后的下一月,她来我任教的学校取伙食费时,脸色便有些蜡黄,且有些浮肿相。她说她身体感到不适,提不起精神来。我多给了她2元钱,叫她快去看中医(当时一付中药只值三、四角钱)。12月,四妹没来取伙食费。我想,是不是她二哥或七姨给了她钱,她想为我省下这笔开支。到1960年的元月中旬,我接到了二弟寄来的一封长信,详细告诉了四妹的情况——& o+ x1 h4 k5 i! ]8 L
四妹吃了几付中药,也服了些西药,仍不见好转。一日她去看中医时,碰上她的大表哥傅大刚(大姑长子,其时在三中读书,高四妹一年级),大刚见她病兮兮的样子,给了她2元钱。数日后学校放归宿假,中午吃完饭她就同家乡的几位女同学结伴回乡。从学校回乡,那时不通车,靠步行。渡过大渡河后,要经杨家、蔡金两个乡场再行20里才能到家乡踏水。往常,走得快些,天黑前是能赶回家的。渡河后,四妹走起路来步履沉重,同伴们先是放慢脚步不让她拉下,后来见这样不行,便叫她一人在后面边歇边走,不能等她了。从渡河下船的杜家场码头到蔡金场共四十里山路,她足足走了约8个小时,于天黑后到达蔡金场。她找到一个旅店投宿,老板大娘见她一副病相,满脸是汗,马上给她倒来热水,帮她洗了脸和脚,让她上床休息。接着老板大娘熬好了冬苋菜稀饭请四妹起来一同吃,四妹只喝了一碗就噎不下了。次日,从蔡金到踏水的二十里山路,她足足走了一整天,天黑时才趔趄来到街上玉如大孃的家。(玉如大孃是大刚表弟的大妈,解放前她寡居后和大姑一起住在我家,1950年改嫁。)次日,四妹已起不了床,玉如大孃请乡卫生院的医生给她看病,同时托人给母亲捎信。医生说,四妹得了浮肿病,开了中药,还批了供应“康复散”的条子。“康复散”是用米糠和红糖及一些中药粉合拌合成的,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实际是一种粮食的代用品,一般人想买也买不到。四妹在玉如大孃家躺了三天,因不好久打扰玉如大孃一家生活,由从双星煤矿赶回来的二弟,把她背回了四里路远的母亲现时暂住的家(原住房已在大跃进时拆除)。从此,四妹就再已没有起过床,虽天天吃中药和西药,但病势不减,反越来越沉,周身浮肿更严重,后来还能用手按出黄水。当时根本买不到肉食之类的营养品,家中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母亲说要宰了炖给她吃,她说不想吃,说把鸡留着下蛋,把蛋积存起来,她病好之后去读书,要给在民中的大哥带去……9 E9 S. M" X3 M( J% l
1960年2月初的一天,二弟来到我处,告诉我四妹已病危。我向学校告了假,又向学校借了40元(后来学校没让还,作了对我的补助),准备回家后若见她尚有治愈可能,雇人用滑竿抬到乐山住院。我和二弟赶回家乡,离家尚有一条小河之隔的距离时,便听到小河那边,河岸的草地上母亲在痛哭呼嚎:“我的乖乖的四女呀,我怎就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苦命的四女呀,你怎么就这样撒手而去了!”我同二弟跨过小河上的石蹬来到母亲身边,母亲依然在掩面痛哭,不满十岁的六妹陪伴在母亲身边也在哭,边哭边劝慰母亲:“妈妈别哭,大哥二哥回来了。”我们询问六妹,才知四妹已于昨日去世,当日就由大爷把她埋葬了。我和二弟搀扶着仍嘤嘤哭啼的母亲,再跨过小河,来到河对岸山岗下四妹的新坟前,那是一座馒头式的小土堆。六妹说,大爷是用一块小洗衣板葬四妹的,裹的是一床破草席。坟头上撒着一层薄薄的青草,六妹此时又去山岗下草丛中,再拔了些青草,过来撒在她四姐的坟上。我伫立坟前,低头默哀,想到四妹才刚满14岁,正该是蓓蕾初绽的豆蔻年华,却遽然夭折,止不住泪如泉涌。而母亲跌坐在坟旁,双手抚坟,又嚎啕大哭起来。" ?: T. J% a, P3 y* Q9 Q2 |
在家呆了一天,我和二弟都得回各自单位了,我给了母亲些钱,向她道别。此时端详母亲,她显然也得了浮肿病,一脸浮泡,面色如土,头上箍着黑色的纱帕,样子越发显苍老(其实她才四十一岁)。我突然想到:如果母亲伤心过度,加上那要命的浮肿病,她会不会在身心交瘁中,跟随她视如心肝,宝贝的四女而去?后来听人说,在我和二弟走后,起码有半月之久,母亲都要天天到小河岸边,遥望着四妹的坟痛哭呼喊。(这年7月,母亲溘然长逝。)* Q$ J1 J3 {: ?8 [8 M, [
我到二中找到四妹的班主任,告知四妹去世的消息,并为她清理遗物。班主任把我领到四妹居住过的寝室并指了铺位,只见上下床的上铺上,床板上铺的只是我给她的那床旧线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那床我垫过的旧而破的小棉被散放在床上,这就是她睡觉时所盖的东西!床头排放着十来本书,上面搁着几件衣裤,这就是她的枕头!看来,她早已同李春香分铺各住了。而这些床上的东西,既是她夜晚栖身的贴身之物,又是她的全部遗物。我觉得用“艰苦朴素”来概括她的生活仍显得“奢华”,我又不忍心用“可怜”、“寒碜”这些字眼来取代。我过去对她的关心实在太不够了。另据李春香讲,四妹最后一次回家的前几日,她从上铺下来时,赤着脚不慎踩到一个同学掉落在地上的皮带,那皮带扣扎了她的脚掌心,立时就流过血。这样一说,也许她还得了破伤风。( s# C5 u: P7 o0 l
晚上回到寝室,仍在为四妹的亡故而唏嘘哀叹。我想为四妹写点文字,想到清人袁枚的《祭妹文》,几度提笔,却又感到笔力不济,更担心写出感伤凄婉的文字,在那时会触犯时讳。欲写不成,欲罢不甘,最后只写了一首小诗:
( i9 C& U5 l! H. B 聪颖婀娜人多夸,# q% }/ `+ x$ J2 i: q7 n( b
吾妹年少意气发。( O% I% j! N a# p, q
可怜菡萏竟夭折, a6 s4 I" n2 H
人间失却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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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F! z0 B3 f: [大跃进——大饥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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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去民中任教时,正是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之际。当时大跃进的主攻目标是全民大炼钢铁,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这所民中是由县工商联出资兴办的,工商联划定在新村那儿建一座土高炉,为建土高炉就需要粘土,于是民中学生便受令去新村后面土坡上挖粘土。这所民中1957年开办时招了四个班,1958年又招了两个班。全校学生实行军事化组织,学校为一个营,校领导任营长,各班为一个连,班长任连长,班主任任指导员。挖粘土的任务由二年级的四个班轮流出工,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我任的是二年级二班班主任,我领着这个班学生头天去挖了粘土,第二天轮到年级三班去继续挖粘土。那天上午不出工的年级正在上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三班学生在挖粘土时,为了既省力又能多取得粘土,他们在挖土时打了个坑洞,而不是先挖掉表土再挖粘土。由于坑洞挖深了,引起塌方,三个学生被活埋在坑里。经过全班学生紧急抢救,从塌方泥土中把三个人救出时,一人已断了气,另外二人受伤。受伤的学生送去医院治疗,死去的学生由工商联买了一具棺木殓葬,全校为这位为钢铁元帅升帐而牺牲的学生开了追悼会。当时对死者家属也不搞什么赔偿和抚恤,送给死者家一幅“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锦旗便算处理完后事。
$ L+ }( O7 g8 o0 a4 Z+ r' J* ^. h 土高炉建成后为了能出铁,便发动学生捐献家中的“废铁”。各班下了指标,并用图表列出每日各班所献“废铁”的数量,看哪个班争了“上游”,哪个班成了“下游”。说是捐献废铁,其实大多是家中的铁制用具。由于那时已经开办居民公共食堂,各家的厨房用具闲置不用,捐来的“废铁”中便有完好的铁锅、铁铲、铁火钳、菜刀等,后来连家中木柜、木箱、门窗上的铁扣件也取来了。这些都被用去填工商联土高炉那硕大的胃口。
P: Q f8 W) M9 I; R 土高炉要升火需要燃料,而县里各煤矿产的煤用于保证正规工厂之用,土高炉是没有原煤供应的。于是由县里一声号令,发动全城各单位出动人马,到城郊山丘上砍伐树木。先是说只砍杂树,不砍幼树和成材树,但土高炉日需燃料量太大,一动手砍伐就顾不得许多了。不几日,城郊几个山丘的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给山丘剃了个光头。新村后面那个大丛林成片的松树,也是那时被砍光的(现在那里已成了街道)。$ Q( ~7 j; t* Q4 y2 U+ O0 `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被打乱,除了规定的劳动时间外,还得随时准备接受上级布置的突击任务;只要有突击任务下达,正上课的班级也得停下课来,由老师带领去完成这任务。记得有天晚上全校正上晚自习,突然接到全校师生去拆房的任务。说是圣水街、半边街、洙泗塘这一条线的街道街面狭窄,且有弯曲,不利于钢铁元帅的车辆畅通无阻,要把街道两侧的房子全部拆除,拓宽路面。那一晚,这一条线千米长的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参加拆房的人马约有数千人。一夜功夫,一条笔直的通道形成了,而两旁却是断壁残垣的废墟,卸下的砖、瓦、房料堆成一座座小山,确实显示了先破坏、后建设的气魄。乐山现在的嘉定大道,其雏形就始了1958年的大拆房。1 V8 k6 F8 \( w+ Z
二
# Q6 n0 w x) j L: G/ L, Z 我刚到民中时,口粮还是定量的,学生每月定量口粮32斤,老师每月定量口粮25斤,学生吃的“盆盆饭”,老师吃的“罐罐饭”。到了10月份,上头说全国粮食大丰收,国家粮食仓库里的粮食堆不下了,三年不种田粮食都吃不完,叫取消定量供应,敞天肚皮让大家吃。敞开吃了几天,搞总务的老师一计算,学生伙食费仍每人每月收6元,平均每人每月要吃40余斤粮,买米的钱开支多了,买副食的钱就少了,伙食质量自然会下降。但总务老师的担忧一个月后就消除了,因为上头又说,先前的估产过高了,粮食敞开供应支持不了多久,又叫恢复定量供应。想当初粮食敞开供应时,人们以为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这下又才知离共产主义还很远。+ _4 U: ?# s/ d$ q6 s
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浪到10月下旬便渐渐平息下来,原因是土高炉炼出的铁质量好点的只是一个铁疙瘩,质量差的便成了蜂窝铁,毫无用处;二是群众再无“废铁”可捐献了,缺乏原料的土高炉纷纷熄火,久久未拆除的以后便成了人们凭吊那段峥嵘岁月的遗址。这时又忙三秋了,一天晚上,我们学校师生接到了去为地委准备搞的小麦试验田深挖土的任务。地委选中的这块试验田在通江场外,面积大概有一个篮球场大。我们到达那里时,那里已安装上了数十盏汽油白炽灯,把现场照耀得如同白昼。来自各单位上千人马麋集在那里,在试验田里划分给各单位的区域,或挥锄或挥锹忙活。负责现场指挥的人告诉我们,这块试验田要深挖1丈2尺,挖出的不同土层的泥土分别堆放,土里不能夹有石头瓦块。深度挖足后将来要一层层回填挖出的土,每填一层土施一道底肥。我们是在白天小学校老师已开挖过的区段内继续挖,这时坑深已有五、六尺,是硬土层了,锄头根本挖不动,只能用铁镐挖。坑里安着两条斜置的跳板,一行人站在跳板上,用接力传递方式接运坑里挖出的土。在我们旁的另一个区段,已挖至卵石层,但丈量结果不足1丈2尺,还得深挖。这场挑灯夜战直至清晨2时才叫息工,次日再由别人继续挖。听说这块试验田预计来年小麦产量要达每亩数万斤,但次年麦收季节,本地报纸上并未有地委试验田小麦丰收的报道,想是计划落空了。
6 p- R- r; V0 ^ 不久,我校全体师生又接到了到牟子乡参加三秋支农劳动的通知,其主要工作是抢播小麦。翻耕过的地里不是采用传统的窝播或行播,而是把平整的地土用锄头再造成一段段波浪形,说是土地有隆起的弧度,一亩地可顶一亩二分面积。播种麦粒也不是一把把撒种,而是像绣花一样把一粒粒浸泡过的麦种均匀地插进土里。几十个人干一天也播不完一亩地,到我们原定的半月支农劳动结束,听说该乡的小麦播种任务一半也未完成。" q4 y" @6 F- `8 Y& c9 L. h( ]
1959年的秋季,新谷登场的时候,说又是一个丰收年,那年的国庆十周年大庆,也确实喜气洋洋欢庆了一番。参加完国庆大游行后,我即返回家乡,听乡亲们说,这年庄稼欠收严重,新收的稻谷除交公粮和统购粮外,到年关时恐怕就无粮可吃了。村里办的公共食堂也由每日开三餐改为开两餐,农民都在嚷说肚子吃不饱。正是这次回乡,我开始感觉到饥馑的威胁正悄悄向人们逼近。. W3 r5 r8 I. G& F3 G; n
三
7 t9 s$ i5 u' m6 U p# j 1960年春夏之交的农村双抢季节,我校师生又奉令到棉竹乡支农。这时学校让我当一个班的代理班主任,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到棉竹乡的一个生产队。据先去联系的老师讲,当地已停办了公共食堂,我们得自己开伙弄饭吃。我们的口粮供应已减了,学生是每月27斤,教师是每月22斤(下半年又减至19斤)。与我接头的生产队长把我们带至他家,说我们的食宿就安排在他家。他家是一座L型的大瓦房,短的一横是厨房和厕所,长的一竖是两头两间卧室,中间一个堂屋,卧室上面有楼。队长安排男生住楼,女生住堂屋,都睡地铺,谷草已铺好。队长说他厨房里有一口原来煮猪食的大锅,由于早没有养猪了,那口大锅虽然生了锈,磨去锈斑可作我们全班煮饭之用。我问队长可否派两个农村妇女帮我们煮饭,队长说要不得,说派队里的人来煮饭会偷我们的粮食。我说有这么严重吗?队长说,现在队里春荒严重,没有哪家有米吃,连种下地的黄豆、苞谷都有人去偷取出来吃,哪还见得你们带来的大米。队长又说他靠厨房的那间卧室也腾出来让给我住,我说不必腾,我跟男生一起住楼,卧室还是你们家里人住吧。队长说,那间卧室有门可通厨房,万一他家里的人晚上去偷我们存放在厨房里的来咋办?我说我们信得过队长,队长说他为了避嫌,靠厨房的那间房他一定要腾出来,这样我便安排两个负责煮饭的女生住那间房。
; X; h# l0 D, D7 ~ 队长家的旁边不远处有一座草房,队长呼唤了一个人的名字,草房里便出来一个大约三十岁的汉子,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两人都面带菜色。队长叫这汉子去山上砍树,运到队长家的院坝里劈成柴供我们煮饭用。我说,“谢谢这位大哥帮我们的忙”。那汉子走后,队长对我讲,以后你别叫他大哥,叫他名字就行了,他是地主。我说是地主家出身吧?队长说汉子本人成份就是地主。我问那汉子多大年纪,队长说28岁。我一算,解放时还不足18岁呀。队长说,1951年土改评成份时已满18岁,所以评成了地主;还说他现在住的这座瓦房解放前就是那地主家的,那汉子现住的草房则是他从前住过的,是土改使两家互换了住房。
0 S; D- a+ A" r y" ]% _ 安排好食宿问题我便带着学生跟随队长到田间劳动。男生的任务是插秧,女生的任务是到坡地采摘豌豆。乡里派下的农技员给我们讲插秧的要求,说省里规定,全省的插秧要做到“一个样”,窝距行距按3×2寸高度密植,说这样一亩田可插数万窝秧苗,以每窝秧年产稻谷半斤计,一亩田可收获稿谷超万斤。与我们一起插秧的农民说,历来插秧是“一尺两头甩”,即每窝秧苗间隔在一尺左右,将来才有分蘖的空间,按这种3×2寸的密植法,将来只能收草不能收谷。农技员说,乡里随时有人要来检查,凡插稀了的秧要拔掉重插,经教育仍不按密植插秧的,要遭批斗。
! ^5 J* n1 c4 l" }1 V% ~0 p+ @) ]; F; S! M 我跟男生插了一会儿秧,便去看女生们的劳动。女生们已同队里的一些弱劳力把豆荚采回队办公处,在那里剥豌豆。豌豆其实还未黄熟,豆粒还是褐青色的。据社员讲,现在各家各户都缺粮,这剥出的青碗豆马上要分给社员当口粮。
6 K2 Q% u8 q1 E4 p0 ? 我回到队长家,煮饭的女生已把午饭弄好。根据我们每人每天只有9两粮的计划,我们安排早晨吃2两稀饭,中午吃4两干饭,晚上吃3两干饭。蔬菜很稀缺,是队长到几家去给我们买回的一些醃青菜。4 _$ E7 L9 h( |' c3 {" y2 J& {
我们吃饭时,队长提着一篮子青豌豆回来了。有同学说,队长,把你的青豌豆卖点给我们。队长说,他还要靠这点青豌豆当饭吃呢。有同学又说,那我们用大米跟你换豌豆。队长说,怎么换法?同学说,一斤大米换两斤豌豆。队长说,那他就亏了,如果一斤大米换1.5斤碗豆,他愿意。几个班委跟我商量,换他几斤碗豆吧,用豌豆煮醃青菜汤,比光吃醃青菜强多了。于是我们把队长那一篮子豌豆全换给了大米。
& J% h4 U3 m5 G+ R1 J- @- B 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地主汉子的七、八岁男孩一直在旁看着我们,涎水滴得老长老长。) U. O2 Z* }/ a3 w, b; c& o W" n3 y
四$ b6 [2 Q N5 t1 j) _% r9 ^- V1 H" S
女生们采摘了两天豌豆荚后,第三天到麦地里帮收麦子。那麦地里的麦穗稀稀落落的,也没有黄熟,只能在麦苗丛中寻找麦穗,用手把麦粒撸下来,装在每人手提的篮子里。中午时,各家可分这收回的麦粒。我看见队长家里人,把这麦粒渗着水在石磨上磨成浆,在锅里做成糊糊当饭吃。想着农民吃的是啥,而我们仍然顿顿有白米饭吃,虽说只能吃个半饱,倒觉得我们比农民是在奢侈享受。
2 X( w! N L3 I- }$ \; H& o N 有一天清晨我起来后,做饭的女生告诉我,昨夜,放在厨房大口袋中的米被人偷过。我进厨房去,大口袋附近的地上果然有抛撒的米粒,而厨房的门窗均完好无异常。窃贼是从哪里进厨房的呢?队长问讯也过来了,他顺着米粒遗落的路径,找到了窃贼入室的所在:厨房灶后有个倒污水的漏阴口,窃贼是从厨房外钻过漏阴口进入厨房的。队长说,这个案子他定能破,叫我们对外不必声张。
- K/ q, ~8 V) ?4 { 中午我们收工回队长家吃饭时,看见那个地主汉子被绑在队长家院坝边的一棵树上,队长正用树枝条抽打那汉子,一边抽打一边问:“你为什么支使你家孩子去偷学生的大米?偷了多少?老实交代!”那汉子挨一次抽打便哆嗦一下,分辩说:“我没有支使过孩子,偷米的事我一点不知道,我一早就出去犁田去了。”他的一双裤腿高挽,腿上、脚上还有泥。那七、八岁的男孩则抱着队长的腿,哭嚎着说:“爸爸没有支使过我,是我瞒着爸爸悄悄去偷的米。我娘病倒床上半个多月了,她说把临死前想喝口米汤。我只偷了两个裤口袋的米,一个裤口袋有破洞,回家时只剩半口袋米了。( Z' y. C" Y9 w+ u
队长告诉我,他顺着地上的米粒找到了地主的草房,心中已断定偷米的必是这家人所为。他没有惊动这家人,中午等这家人升起炊烟时,他闯进灶房揭开饭锅盖一看,锅里熬的是稀饭。队长说,如今全队没有哪家还有米吃,这熬稀粥的米不是偷的是怎么来的,他才去把犁田的地主汉子叫回来拷问。队长又把我带到那间草屋,先看已熄了火的灶上的锅,锅里小半锅清水,水中的米不过2、3两,还是米的形状,连水都未熬成米白色。隔壁房里传出呻吟声。我推开房门,房里光线昏暗,稍过一会才能依稀看到一间没挂蚊帐的简易木床上,分不清颜色的被子下露出一个头发逢乱的女人的头。这一定是那男孩的母亲。我没有进入房内,把队长拉出室外,对他说:“既然是孩子干的,原谅他家又有病人,这事就到此为止不再追究吧?”队长说,既然你当老师的能宽恕他,那我就去把他放绑。你们来帮我们双抢,我们队里却出了这等事,真不好意思。) j8 Q: H+ Y0 Z4 I4 S' ^: N
我们回到队长家,那男孩还依偎在绑着的乃父身边,一边抹眼泪,一边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偷米不是为你,是为了我快死的娘。”队长去一边给地主汉字松绑,一边教训他说:“看在老师、同学们原谅你们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们父子俩。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交社员大会批斗!”当队长把地主汉子的绑完全松下后,在院坝上吃饭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响起一片鼓掌声。地主汉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喃喃说:“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队长!”那男孩也跟着跪地,也是叩头如捣蒜。* I$ ~( q7 ?6 H! `9 k& H) @
看着这场面,我想起了我的地主家庭。我又想:我对这个地主家庭的同情,难道是一种“阶级的同情心理”吗?不,这一家如果不是地主,而是贫下中农,或者别的什么人,当知道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孩子,为了病重的母亲想喝一口米汤,不惜冒风险,钻漏阴口去偷几把米时,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宽恕的,这是善良的人共有的天性。怜悯和同情处于弱势地位的不幸者,这种人性是可以超越阶级性之上的。
% @7 s; c2 f+ z 经过这次棉竹支农对农村生活的了解,我感到大饥馑的灾难已在农村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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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A, q& F7 X二 小“四清”
4 A4 e: O4 R4 z) G k3 @: k/ ? 从1964年起,在全国城乡分期分批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计划三年完成。社教运动有四个方面内容: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又称“四清”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正式开展“四清”运动前,各地各单位要开展一次小规模的“四清”,称为“小四清”,作为“大四清”的练兵和预演。本来自1962年开始复苏的国民经济,到1964年已取得明显成效,在不少方面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大跃进前的水平,“四清”运动的开展,又把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打乱了。9 e! h0 M }/ s! k1 K
1965年6月,我们饮食合作商店也来了“小四清”工作组,一女三男共四人。工作组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此来的主要任务是清经济,其他“三清”也附带涉及一下,但重大问题留待“大四清”解决。工作组说,所谓清政治,合作商店不是一级政权机构,经理没有党、政、财、文大权,不是当权派,政治问题不作为重点;清经济,是清理1962年以来商店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如帐目不清、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等问题;清思想,是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对商店工作人员的侵蚀和影响,克服阶级意识淡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问题,并说,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没有硝烟,没有枪声,往往是在说说笑笑中进行;清组织,就是清理组织不纯问题,商店里没有党员,更没有党组织,不存在把混进党组织的坏人清除出去的问题,但各门市的负责人合适不合适,需不需要调整则可纳入清组织问题,这在最后阶级解决。工作组讲话最后提到一个问题,说合作商店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小商小贩,小商小贩虽然也是劳动人民一部份,但投了资,拿了股息就有资本主义尾巴,因而也是接受监督改造的对象;商店后来补充进的职工没有一分钱投资入股,不拿股息,是工人阶级,是监督、改造小商小贩的依靠对象。可是在商店,职工与小商小贩的地位颠倒了,职工在商店反而没有多大发言权,小商小贩们说了算。要纠正职工主人翁地位不强的偏差,要批判小商小贩们认为自己入了股,才养活了职工的错误观点。工作组讲的这类话,会后,使小商小贩们垂头丧气,觉得自己当年投资入股错了。不久,7月份发放上半年股息时,不少小商小贩对职工自解自嘲说:我们拿的是资本主义尾巴,随时准备你们拿刀子来割我们的尾巴。+ k/ [! x1 P* k4 A* J9 Q. y7 B9 T6 B( x
工作组接着单独召开职工会议,也通知我参加。他们说,你们对商店小商小贩的称呼不恰当,叫什么某大爷、某奶奶、某孃孃,搞家族式一团和气,这就是阶级意识不强的表现。对有技术的可以称某师傅,其余一律直呼其名。工作组说要把称谓的问题在大会上讲。以后,年轻的职工对五、六十岁的人就直呼其名了,叫者别扭,听者也不舒服。但工作组没有提出商店里人普遍称我“江老师”的问题,别人当着工作组的面这样叫我,工作组也没提出过异议。工作组后来召开骨干会也叫我参加,因为我是商店仅有的四名团员之一。8 ~1 Z0 @: l7 i
为了把“小四清”造出声势,工作组下店不久,在工商联礼堂召开了一个由全公司人员参加的批斗大会,批斗对象是我们商店一个年逾六十的李××。 `+ Z2 r9 F( x x4 [
李××解放前当过保长,1951年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管制二年。李××在闹市区有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他和他妻子开了一家面饭店。1956年全行业改造,他的饭店不大,以楼下房屋和饭店设备入股,纳入了合作商店。1962年,上级部门为了活跃多种经济,提倡小商小贩们退股搞单干,许多入了合作商店的人便退了股。李××的妻子为了退股,与李××办了离婚手续,将产权分割到她名下(同时将几个子女的抚养责任判给了李妻)。公司准许李妻退出商店却不退入股资产,理由是他们是假离婚,李××仍在商店,资产应属李××。李妻以合作商店章程“入股自由,退股自由”为理由,以法院判决股产归属给了她为依据,向上级部门多次申诉。闹得公司不宁。这次批斗李××,指控的罪名是:李××和妻子假离婚;李××指使妻子1962年闹单干,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李××指使妻子要求返还股产,破坏合作化的伟大成果,向社会主义反攻倒算;李××指使妻子倒处告状,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次批斗大会有法院的人到场,最后由法院宣布:给李××重新戴上反革命帽子(李××于1962年已脱帽),管制三年。李××的帽子和管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解决。9 O2 M* u: z' j
乘这次批斗大会的余威,工作组在商店清经济问题时便顺利多了。查了1962年以来商店的全部帐目,查出了许多白条子。1962年以来,商店的进货相当部份是从自由市场购回的,自然没有正式发票。对这些白条子,不是根据当时的购进价,而是按1965年的市场价算(这时物价大幅度下降了),算出的差额便是落了个人腰包。此外又算商店经理、副经理们的多吃多占。这样计算的结果,不少人便要退赔。没钱退赔,便让拿东西来抵。结果便收缴了不少实物,单是毛毯就有五、六床。这些毛毯在文革中批斗我时都派上了用场。此是后话。* M* ?4 p) L, l1 f& H4 k
经济问题初步清理完,就转入清思想。工作组最热心的是追查男女关系问题,说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具体表现。通过大会逼,小会追,结果查出了三对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记得一次大会上让女方讲“细节”过程,那女的在三番五次猛追下,果然道出了细节,许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工作组也不加阻止,让那个戴了“绿帽”的人无地自容,只好自己走开。
/ H/ ^7 C& {; N0 x 最后清组织,调整了部分门市经理人选。
o1 d. p# a/ G" |4 j 这次“小四清”对我秋毫无犯。不过工作组说了,重大问题留待“大四清”解决,对我能否过“大四清”的关,我心里没有谱。
( Z& F6 v) Y& K, }: q! ^ “小四清”结束后,商店转入了“突出政治”的学习,由驻店干部主持。驻店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说话表达也不行。他后来干脆把学习材料给我,或者让我自己找报上材料,叫我所在店订了一份四川日报,便于我查报,让我在学习会上读材料、读报,并作辅导讲解。那段时间商店人员去开会学习,常说,去听江老师讲课。
+ ^1 P) o& }& {- n 对我来说,这几个月时间是平静的,但这只是台风到来前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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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运动”交叉
$ G, B2 q1 ^8 E3 m 乐山县的“四清”运动是全国开展得最晚的。1966年5月初,县里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总团”,财贸系统成立了分团,饮食服务公司成立了工作队,合作商店(包括旅茶、日杂、蔬菜等合作商店)成立了工作组,饮食合作商店来了工作组的四个人,领头的称为“片长”,他叫杨××。: G- Y, ^: C8 o5 }1 F: e4 A! x4 }: e
杨××在饮食合作商店的群众大会上说,“我们是来搞‘大四清’运动的,‘大四清’是第二次土改,要像土改运动一样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首先是把最基本的群众发动起来,重新划分阶级,重新站队,重新组建商店领导班子。要清理经济问题,让有贪污的,有多吃多占的作经济退赔,不惜搞得他们倾家荡产。将来运动结束时,清出来的经济,群众也可以像当年农民分浮财一样分胜利果实”。他又说,“前次你们商店来的‘小四清’工作组,说什么商店没有当权派,因为没有掌握党、政、财、文大权。不对,商店是没有一个党员,当然说不上党权。但各门市经理是基层行政领导,就有政权;他们掌握了经济实权,就有财权;你们商店还有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就有文权。各门市经理、副经理就是当权派。所有当权派都要在这次运动中过关。怎么过关?‘小四清’工作组说是洗‘温水澡’,右了,这次要洗‘热水澡’,热水澡才能把身上的污垢洗干净。洗干净了的当权派可以继续当经理、副经理。洗不干净的就要拉下来,但在未宣布撤消职务之前要继续管好生产业务,不许消极怠工,否则就是对抗运动,要加重处理”。他还说,“上一次的工作组不抓思想问题,热衷于抓男女作风问题,这是刹偏风。男女作风问题可以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政治思想问题要重点抓,前次有些人就在这方面没受到触动,这次蒙混过不了关。商店是经商的,不知怎么还有老师,商店只有师傅没有老师”。杨××这些讲话,给人以杀气腾腾之感,有些话分明是冲我来的,我感觉他来者不善。他的许多话,我认为不符合政策和文件精神,但又搞不清是他信口开河,还是他的上头也是这样讲的。我后来知道,他只有高小文化,农民出身,土改中表现积极而被安排到了邻县一个税务所工作。
) _7 O5 X# `! m 工作组的另一组员,也是分管我所在饭店的人叫冯××。此人是从粮食公司抽调来的。我觉得这人懂政策,讲话也有水平,他在会上的讲话注意分寸,也有逻辑性,不像杨××一样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后来听人说,有一次他们四个工作组组员开会,杨××指责冯××在群众会上抢他的风头,说的话比他还多,问冯××,“你是片长还是我是片长”?此后,冯××就不大在会上讲话了。
4 Y0 _: e) t; x4 @8 P 工作组的第三位成员叫覃×,从日杂公司抽调来的。此人不善言辞,讲话时候不多,偶尔在会上讲几句,也不着边际,还往往被杨××打断,由杨××接着讲,他也就不再开腔。) a5 f1 @$ L3 Q. w. c; S
工作组的第四位成员叫汪××,当时仅二十二岁,中专毕业生,是从供销社抽调来的,大家都不称她“汪同志”而称她“小汪”。她只在每次开会前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我没听她在会上发过一次言。' N# y- y: F3 H# n( Z+ G9 T
杨××有次由他一个人召开积极分子会时,公开对与会者说,“冯××油嘴滑舌,覃×立场不稳,小汪屁事不懂”。他自己是什么他没直接说,只说自己是经过土改、三五反、反右考验过来的。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必然是党员。后来才知不是。/ }& c7 K4 C# E Q5 L, ~# D9 K
“文革”开始后,杨××不大说是来搞“四清”运动的了,而是说,“我们是以文化大革命带动‘四清’以‘四清’促‘文化大革命’,是两个运动交叉进行”。“文革”势头越来越猛,他干脆不提“四清”二字,转而说,“我们是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是文革工作组”。! E! a$ ?% t8 u# D2 r
在发动群众阶段,工作组要大家写“小字报”,但写出的“小字报”寥寥无几,当时也只有一张是针对我的,内容我记不得了,好像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当“文革”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街头出现许多大字报时,杨××发动群众写大字报了,而且要求人人必写,不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要追查其政治态度问题。0 | G$ V r8 @/ M$ Y: u. d( d) o
四 大字报8 q. m, ]. @+ z! F7 N9 `2 q
自工作组进驻商店后,除星期日外,全商店人员每天都必须参加一次学习。有一天却叫我暂时不去,等第二天再去。次日晚上我去参加学习,走进那个设在另一家饭店楼上的大房间,看见整个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还用一根绳子牵了一排大字报。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写我的大字报。这一看我大吃一惊,不仅为数不少,而且写得最多的是我的芳邻宋××,她是工作组进驻商店之后一周左右才从西藏回来的。她一张写一个内容:江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啦,没有考上大学就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啦,与同学通信散布反动言论啦,在中学时搞“大民主”啦。这些都是1958年我的“旧帐”,可能是工作组查了我的档案向“积极分子”们透露的。但有两张大字报属“新帐”。1964年初,我曾写过一篇中篇小说《亲与仇》,主要情节是:土改中,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面对农民群众对其父的清算,思想斗争激烈,一方面,她同情地主父亲,另一方面又对带头清算父亲的家中老长工的举动迷惑,因为这个老长工过去对她十分关心,其疼爱程度有时超过父亲。后来她才知道,她的生身之母原是地主家的丫环,也是老长工的情人,但被地主霸占了。当地主发现二人的隐秘后,活活把丫环害死了。由于地主没有生育能力,就把丫环生的女儿诳称是自己的亲生女,事实上老长工才是这个女孩的生身之父。女孩在明白自己身世后,面对亲与仇的矛盾,她才有了果断抉择。这篇小说写完后我给宋××看过,她说很吸引人,到情节紧张处令人透不过气来。这篇小说我寄给《收获》,退稿信中说:“这篇小说写得还是不错的,文学语言也比较生动。但反映的内容有些不太真实。”《收获》的评价我是认同的,的确是自己的胡编臆造。宋××在大字报中,说我把地主当亲人,把农民当仇人,站在地主立场上说话。同年底,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餐桌旁》,是写一个饭店女服务员由后进向先进的转变过程。此文也给宋××看过。她说我写的主人公很像我们店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的确,我是以那服务员为原型再创造的。此文寄给当时全国工商界的行业报纸《大公报》,半年后才退稿,退稿已用红笔作了删节和修改,退稿信说:“很有生活气息,并试作了修改看能不能用。现因稿挤,割爱奉还。”宋××在大字报中,说我丑化我们的女服务员。我看了她这些大字报,当时既有些伤心又有些气愤:几个月前还对我情意绵绵的人,怎么回来参加运动没几天,就对我如此无情绝义?稍感庆幸的是,她没有揭发我“调戏”过她,对彼此曾有过的良好关系也只字不提。更有意思的是,也有几个人写她的大字报,说她明知我是什么人,却和我打得火热,与我划不清界线;说她过去和我关系暧昧,全店的人都看得出来,要她交代到底关系暧昧到什么程度。这明显在“臊”她,可她似乎成竹在胸,此后也没有用大字报作解释回答。/ o* w, U+ |" |- i' l! ]
那次被贴大字报的人,我不是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八位门市经理中的两位——工作组片长杨××所谓的“当权派”身上。这二人也是后来在运动中首先挨大会批斗的。2 h# b1 s' T' M1 G* G
大字报不仅涉及了八个门市经理,所有“四类分子”,也涉及了广大群众。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被大字报点了名的,几乎占了全商店人员的一半,不下四十人(全商店共108人)。而这正是片长杨××所希望的,他说过,文革就是要人人过关,不要怕大字报涉及的人多,要把水搅混,水澄清之后,阶级阵线就分明了。
7 b! o' |( `3 `$ c* B2 ?) j; Y 大字报揭发告一段落后,杨××的阶级阵线果然明确了。他宣布免去商店全部八个经理的职,另委任了新的经理,基本上都是不持商店股金的职工,他说不能让小商小贩掌商店的权。此后他又宣布了商店文革小组的成员名单。女杨××为组长,宋××、小王为副组长。宋××当副组长大家不奇怪,因为她是工人家庭出身,又旗帜鲜明地与我划清了界线;小王当副组长大家有点意外,因为他是刚来商店不久的学徒工,干的是洗碗工作,过去在店里是毫不起眼,甚至有点被歧视的人,但他也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令大家意外和大惑不解的是女杨××当组长。她30岁左右,没有丈夫,带着一个约10岁的儿子过话,儿子的父亲是谁谁也说不清,用的是母亲的姓。据说她在三年大饥馑时期从事过卖淫活动,进过派出所。不过我只是听说而已,当时我还没来商店,确切与否我不敢断定。她在商店有个尽人皆知的浑号:杨△△(我不愿把这两字写出来,以免有污视听)。让此女当文革组长,领导我们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体大革命,岂不是欺商店无人乎?" i* A& B0 x: x$ Y& r9 s
片长杨××似乎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他在会上对大家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选出的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不恰当,是不是选错了人?土改时,选择的依靠对象是在旧社会最受穷、最受苦、最受歧视的人,这样的人革命性才最高涨、最坚定。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商店里就是要把这样的人选出来作领导。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工作组,就是反文化大革命”。, `3 M) ]: J" d0 b' P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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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交锋( q q* N F6 ]
我被贴大字报后没几日,工作组冯××找我谈话,他要我正确对待大字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己争取主动,把问题说清楚。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说我的问题一是家庭出身问题,那是我不能选择的。二是1958年与同学的通信问题,那问题已作了结论。此外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新问题。他说,有人检举你写有日记、诗歌。我说我从无写日记的习惯,不存在日记本问题;我倒有个笔记本,上面抄有我历年写的几十首诗。他要我写一个自我认识,并把那本笔记本交出来。
) G- f, O- T4 J4 h( B) X7 x2 C) W% m) o 这时商店的“文革”运动已由揭发阶段转入斗、批阶段。工作组明确宣布:先斗批“当权派”,后斗批其他有严重问题的人。斗、批“当权派”分两步走:先是“小交锋”,后是“大批判”。所谓“小交锋”,是由工作组和一些积极分子与交锋对象举行座谈式的谈话,先让交锋对象作自我检查,然后与会者质询、批判。有的“当权派”,“小交锋”之后就过了关,有的“当权派”经过“小交锋”过不了关,就交大会批斗。我计算着,工作组认为问题严重的两个“当权派“挨过“大批判”后,下一步可能轮到我了。果然有一天,我被叫到开大会那个房间旁的小办公室里,片长杨××宣布,今日对我进行“小交锋”。+ {/ C1 @9 ]* ~8 E) n
我的自我认识和检查,该说的说了,该上纲的自我上纲了,一时间,参加会议者也无话可说。这时,杨××拿出我上交的那个笔记本,要我自我检查、批判我写的那些诗。我这下似乎来了精神,也有些委屈。我说,那本子上的诗,除了几首爱情诗可能被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外,其余的诗,都是积极向上的,甚至可说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我敢肯定查不出一首有问题的诗。4 d8 C) k5 y% F" b6 M7 j" `
杨××说,好,我来批判你这些诗,第一首就有问题。这诗题为《人生》:“人生是一张白纸,/等待着自己去画写。/生活让我们握笔,/要在这纸上画图、写字。//是画镰刀、斧头与手雷,/还是画酒瓶、香水与钞票?/是写庄严神洁的诗歌,/还是像巫士一样胡写乱描?//有时候,画好了一笔,/终生都感到骄傲,/有时候,写错了一笔,/终生都感到懊恼。/面对人生这张白纸,/我们每下一笔,/一定要慎重思考。//”杨××说,镰刀、斧头、手雷这是些什么?杀人武器,你这不是想搞暴动吗?我说那是代表工农兵,镰刀、爷头不是绣在党旗上的吗?他又翻开一首诗,此诗题为《黄昏小景》,仅摘诗的后半如下:“叔叔荷锄归,/锄头挂晚霞;/爷爷溪边去饮牛,/水中牛影象大。//村前涌白浪,/归来一队鸭;/嫂嫂走出菜园门,/采回满篮豆荚。//牵羊进羊圈,/吆鸡上鸡架;/一盆热水净手脚,/再把庭院扫洒。//西天晚霞灭,/屋脊露月牙,/家家燃灯开晚餐,/豆荚稀饭煎粑。//不是桃花源,/不是蜃楼画,/发奋图强建家园,/人寿年半家发。//山村黄昏景,/一幅水墨画。/人民公社一张纸,/谁是神笔画家?//”这首诗,是1962年上半年我在农村生活,有感于农村元气正在开始复苏而写的。现在看来,倒有些理想化,有些粉饰现实。杨××说,这首诗问题就更多了:你说人民公社是桃花源,是乌托邦;你说人民公社是海市蜃楼,是虚幻假象;你说人民公社是一张纸,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是东方地平线升起的一轮太阳;你鼓吹发家致富,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杨××此后还“批判”了几首诗,恕不再引。) }9 Y! d. V p4 ?' s2 i/ ?* ^
对于杨××的颠倒是非,强词夺理,自以为是,我开初还同他争辩,后来干脆闭口,任他一派胡言。其他在座者无人插话,装出洗耳恭听样子。我真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懂不懂诗?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愿浪费唇舌。同白痴辩理,自己比白痴还白痴。; a. l! t4 R$ f' \# X3 F2 E
六 造 反
3 c3 C- ?, x! ^& } 在一些自以为代表了主流意识的评论中,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就是一部造反的历史,是造反派秉承林彪、江青集团意图,从头至尾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和“反动权威”的历史,是造反派自始至终得势、得意的历史。一些记述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在文革中遭受劫难的文章,都几乎众口一词把造反派作为施难的主体,罪恶的代名词。其实,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和后来的造反派是不同的,尽管他们都打的是“造反”旗号。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基本上由“根正苗红”的“红五类”组成,一般人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们是自觉起来造反,造反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牛鬼蛇神”,所谓的封、资、修黑五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他们的旗帜和口号,是一股极“左”势力。他们中的相当一部份人后来成为保守派,表面是保单位党委,保革命领导干部,实际是想保自己17年来的既得利益。后来的造反派大多是自己或家庭在17年或文革初期受过压,甚至抬不起头,在“造反有理”的诱惑、鼓舞下被迫起来造反的。把那条压抑他们的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不如称为极左路线更准确,他们要造的就是这条路线的反。目的是:自己解放自己。这后一种造反派比前一种造反派人数广众得多,其群众基础也比前一种牢固。前一种造反派自以为有恃无恐,干起坏事来胆之大,破坏性之烈毫不逊于后来造反派中干坏事的坏头头。如在乐山,他们就捣毁了乌尤寺五百罗汉堂,还准备炸掉乐山大佛。即使在他们被后来的造反派斥之为保守派暂时受压时,也有天生的优越感。他们的受压时间并不长,文革中的大部份时间他们是“安全”的,后来又成了香饽饽,有的还受重用。后来的造反派,确实有专搞打、砸、抢的凶残之徒,但就这一群体而言,多数人由于“底气不足”,其“造反”的行为也是谨慎的,有克制的,而且这一派真正得势、得意的时间也很短暂,在文革中、后期,基本是受压的,所以即使在文革中,也有“造反派不香,保守派不臭”之说,更不必说在否定文革时所受的压力了,他们被称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残渣余孽。. v& J( F4 E! K- e* ]( d
我自己也是被迫起来“造反”的。1966年11月,乐山城里批判“资反路线”已渐成气候,街上贴满了批判工作组,批判本单位文革领导小组的大字报,后一种造反派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的旗帜闪亮登场,许多单位都陆续成立了造反队,喊出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口号。而在我们饮食合作商店,依然是工作组君临天下,文革小组趾高气扬。一天,与我不在同一门市的青年职工刘××找到我,问我知不知道工作组下一步要批斗我?我说我有预感和心理准备。他说他也要挨批判,说工作组把我划为“四类”,把他划为“三类”,“四类”要斗,“三类”要批。我问,“为什么把你划为‘三类’”?他说他虽然家庭出身是医生,但他父亲解放前是“红”医生,过去的“红”就是现在的“黑”。更主要的是认为他作风不严肃,思想消极落后。他说与其被动挨批斗,不如主动向工作组的权威挑战。商量的结果,是我到他住处一起写大字报,我拟稿,他抄成大字报,他那儿“保密”条件好些。
- N' ?+ ?$ I/ E( A 刘××住的是商店的一幢木结构楼,他住楼上,他的妻子在四十里外的五通桥(地名)工作,周末才回来,刘××叫我晚上就和他一起住。那楼上共住三户人,另一户是房子的原主人,那家人不在我们商店;再一户是与我同店的职工小梁夫妇。小梁也写过我一张大字报,但他次日下午就约我去茶馆喝茶,说工作组指定他要写的,他只读过初小三册,不会写,是请人代笔写的,写的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久他就借调到峨眉的一个三线工厂做白案去了,他的妻子小杨是我们商店另一门市的职工。
; e% f( I. z9 M5 @ 花了两个下午,两个晚上时间,大字报快写完时,刘××说,隔壁的小杨想同我们一起造工作组的反。我听了有些诧异:小杨是工作组划定的“革命群众”呀,怎么也要反工作组?况且此前我对她并不了解,唯一的一次接触是1965年4月的一次。- Y) a1 X1 Q( Q# q s
那次,小杨生孩子刚满月,刘××约我去看她。刘××与小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梁与我同店,我便同意了。探视产妇得备些礼物,我们买了20个鸡蛋,2斤猪肉,钱是我付的。我说刘××你有小孩,我是单身汉,这点钱由我一人出就是了。当时小梁小杨夫妇租住的是一间民房,不是现在刘××的隔壁。他们要留我们吃午饭,小梁在灶上煮饭,小杨头上包着一张围巾在灶下烧火。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小梁当着我和刘××的面,将手中的刷把向小杨脸上掷去,小杨没还手也没还口,眼泪就从她那双滴溜溜的大眼中扑簌簌掉下来,那忧郁伤感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8 h9 A& p% ?+ ?; y 小杨是高小毕业生,14岁参加商店工作,当她由豆蔻少女长成蓓蕾初放的大姑娘后,出落得人见人爱,尤其是一对大眼睛水灵灵的似乎会说话。小梁为了追她,下班后就去她家挑水、劈柴、做笨重活。在小杨刚满18岁能领结婚证时,他俩就草草成婚了。
+ F& F) p4 H+ _" A8 R8 m* B 我要刘××把小杨叫过来,问她为什么愿和我们一起“造反”。小杨说,她早就对工作组那一套看不惯了,也敬重我的文才和为人,愿与我们“战斗在一起”。她还说商店里有她这想法的人多,她可以再约一些人来。我为了“考验”她,说:“明天我们去‘首都红卫兵驻乐联络站’联系,争取得到红卫兵支持;后天到街上贴大字报——这两件事你敢不敢同我们一起参加?”她说,当然参加。
8 M! W3 A; g0 r 就这样,我们的大字报贴上了街。通栏标题是:“万炮齐轰工作组,烈火猛烧杨××”。末尾署的是:星火燎原战斗队。& J* L* A l9 P6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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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逆转一幕: B9 k9 w' y" n
文革中乐山的群众组织,在1966年11月份以前只有一派,那就是以各中学“红五类”学生为主组成的红卫兵派和以各单位文革领导小组为核心的“文革”派。1966年11月10日,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乐山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也是在这一次上京接受检阅的,能上京的红卫兵是官方挑选、官方出资送上京的,所以他们被称为“官办红卫兵”。他们回乐山后,联合各单位的“文革”派,所组织的群众组织都冠以“11、10”字样,被称为“1110”派。11月中上旬以前,是他们势力的顶峰时期。而各中学未得到“官派”,采用“大串联”形式上京的以非“红五类”学生为主,回乐山后组织的红卫兵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与此同时,在批“资反”路线口号下,由各单位在运动初期受压的人为主相继成立的群众组织统称为造反派,即前面说过的后一种造反派。在我们上街贴大字报时,“1110”派已处于下滑趋势,造反派正方兴未艾。而各单位的工作组,则处于“权威”受动摇,被批判的时候。5 u# D9 h; x' J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商店群众反映不一,多数人拍手称快,女杨××、宋××这些被工作组重用的人和“积极分子”则视为大逆不道,还有的人处于观望中。工作组的反应是立即组织力量回击,他们连夜组织人赶写反击大字报,在第二天用他们所写的大字报覆盖了我们写的大字报,其通栏标题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江源揪出来示众”。落款是“商店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我们当即写了“严正声明”,抗议他们这种覆盖大字报,剥夺我们“四大”权利的行为。我们在“声明”中宣布,从即日起,不再参加工作组组织领导的学习和会议。我还通过我在文艺界的一个朋友辜××,利用文艺界造反组织安装在街头的大喇叭宣读了这份声明。工作组组织的揪我“示众”的大字报次日又被其他单位造反派的大字报覆盖了。这样,我们和工作组及商店文革小组处于对峙状态。: l7 B, n. a4 a4 ^$ e5 G& n: k
一天晚上,我拖着因熬夜患了感冒的身子去刘××住处,刘不在。小杨见我身体不适,先是上街为我买来治感冒的药,后又说帮我刮刮背。她向同楼的那户人家要了点菜油,叫我伏在她床上,撩起我的后背衣服,用汤匙蘸着清油为我刮背。这时商店一个人们呼之为“王歪嘴”的人来了。此人嘴巴歪得厉害,故名。他原是商店一个门市经理,文革初期被工作组免职的八个经理之一,免职后调至我所在商店工作。他说,他是奉文革领导小组之命来的,说我们批判工作组,文革小组和商店群众也要批判工作组,今晚就开批判工作组的大会,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大会。我们问,工作组到场吗?他说,为打消群众顾虑,不让工作组参加,由群众揭发工作组。于是我和小杨便同王歪嘴一起来到会场——我们平时学习、开会的饭店楼上。
. J* n0 k* D7 e4 @( w9 Z h2 h 一进门,果然不见工作组一个人(事后得知,实际是藏在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并掩了门),却见会场上挂着一幅横标:“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一进门,女杨××便指着我说:“批‘资反’路线,你没这个资格。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说,我不是右派,是群众。再说你们打出的这幅标语,在北京早已受到造反派批驳。女杨××等人说,“你反动,敢说这句革命口号是错的”。我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某个人自己说了算。有些人自封为左派,把反对他们的人打成“右派”。这句口号貌似革命,而在当前批“资反”路线的斗争中,往往被伪装的“左派”,用来打击革命群众的一个口实。我这时回望小杨在哪里,却不见她身影。双方辩论了一阵,女杨××说,不跟他辩了,斗争会开始,今晚就要斗争你。王歪嘴便拿出一顶高帽要给我戴。我夺过高帽,扔了。他们捡起来,缚住我双手又给我戴上。又抬出一只长板凳,要把我推上凳,我一脚把凳子踢翻了。他们便呼口号:“江源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江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也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他们呼:“打倒江源!”我就呼:“毛主席万岁!”女杨××说:“把他拉到街上斗。”王歪嘴和商店一个身材最高,力气最大,解放前当过宪兵的陈×便一人挟住我一只手。又有人端来一盆浆糊,往我胸前棉衣上刷,贴上事先已写好的“打倒右派江源”的大幅白纸。然后,把我朝楼下推,后面跟着来开会的群众。他们把我推上大街,从饭店抬出一张方桌,把我推上方桌。宋××也站到桌上,向围观群众宣布:“乐山城区饮食合作商店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江源群众大会开始。”接着她领呼口号:“打倒江源,再踏上一只脚!”台下传来商店里的几个人有气无力的回呼声。接着宋××就掏出稿子,念我的“罪状”。这个斗争会在饭店门外,是一个十字路口,街面宽阔,我看街面上已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头,人头下一张张泛着黄光的人脸,像露天演出时台下看戏的观众一样,好奇地望着站在方桌上的我和宋××。围观观众人数还在增加,估计有一两千人,街面交通已完全阻塞。宋××正唸着,只见一个戴红卫兵袖套的男青年拨开人群跳到方桌上,撕下我胸前白纸,扯下我头上高帽。宋××问:“你是谁?要干什么?”红卫兵转身面对观众说:“我是首都红卫兵驻乐联络站的红卫兵,我们要造这个斗争会的反!”宋××问:“你们凭什么造反?”红卫兵问宋××: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宣布江源是右派的?宋哑然。又问:江源是不是共青团员,运动前是不是和你在一个团小组的?宋仍哑然?再问:江源是不是当权派?宋又哑然。又再问:江源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宋仍无以回答。红卫兵便用手在嘴边做成喇叭状,高声对台下群众说:“现在问题清楚了,江源只是一个普通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商店的工作组和‘臭文革’,一不斗走资派,二不斗地富反坏,却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这个反造得不?”台下群众高喊:“造得。”红卫兵又问:“转移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工作组和‘臭文革’,批得不?”“批得。”台下一片应声。红卫兵说:“现在,由他们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上来揭露工作组和‘臭文革’的罪行。”他叫我下桌去,叫宋××不许走,就站在桌上。红卫兵跳下桌,只见小杨站到桌上,向群众一一列数工作组如何把商店约一半的人打成“不革命群众”,如何逼死了一个群众,如何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如何压制群众起来批判“资反”路线等,并指着宋××说,她就是“臭文革”的副组长,工作组的得力干将。台下有人喊:“把高帽子给这个‘臭文革’副组长戴上。”桌下便有人捡起我戴过的那高帽,上桌来给宋××戴上。小杨又说:“商店的‘臭文革’组长杨××(女)更坏,是商店里尽人皆知的杨△△,工作组就是重用的这号人。”四周又有人喊:“把那杨△△拉上桌亮相。”商店的人说:“杨××(女)已经跑了。”又有人问:“工作组的人呢?”有人回答:“躲在饭店楼上小办公室里。” “把工作组的人拉下来。”有人喊。便有商店的几个人跑向饭店楼上,他们回来说:“工作组也跑了。”
6 s3 q2 \* D3 ~5 i2 H1 e 站在方桌上的小杨和宋××,在互相辩理,小杨的口才我这是第一次亲聆,她原来能言善辩,说得句句在理;而前一段时间在商店开会时尚说话滔滔的宋××却理屈词穷,难予招架。我突然有一种这两个年青女人,一个很美一个很丑的感觉。6 Y9 B# h4 s' t" @; D8 [5 k" F9 Y
事后我才知,来造这个斗争会反的首都红卫兵,是小杨在楼上看到我被骗回被围攻时,立即转身去搬来的救兵。这个街头斗争会大逆转的一幕,持续到深夜才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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