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在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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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14两日，魏京生基金会在华盛顿D.C.召开了“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会上我作了两个发言，合并起来，稍加整理，权作我纪念文革50周年的一点意见。在会上，我环顾左右，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会议上年岁最大者，真是感慨不已。“回顾某事50周年”这句话不那么容易说——人的寿数有限。能清醒地回顾50年前发生的文革更不容易：岁数太小的当年不明世事，太大的现在已经老去，而当年被束缚在“单位”里，对全局不甚了然。而我，当年刚刚高中毕业，文革中历见丰富，又恰是19、20、21岁。（有人插话：到底是多少岁？众哄堂大笑。我解释道：我所谓的文革，即与中共历次运动有明显差别的文革，仅仅是两年多，跨三个年头。）我还能回顾文革60周年吗？最好不作此想，把现在想明白的话赶紧说了，尽到一个亲历者的责任。

两天的会议，最大心得是：许多围绕文革的争议，一是缺乏对历史的描述性了解，论者多囿于个人境遇；二是同一词彙，各有所指，其实是名实之辩。我下面整理的发言，尽可能列举事实，少作阐发。

独立工会运动的先驱——“全红总”

八九民运失败后，我挑着木匠工具箱、背着破被卷走向民间，流浪并秘密写作。这对我不算太难，本来就是从乡村、矿山走出来的。于当年底完成一部自传《历史的一部分》。写的都是真话，是可以作为遗言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迟至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了一个工人组织︰“全红总”。它的全称记不清了，大约是“全国红色造反总团”。这个依托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现出一种独立意识。虽然这些要求多为经济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政治要求的先声。当这个组织刚刚开始展开全国性活动，共产党最高当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逮捕了它的领袖，取缔了它的组织。这大约是文革之中钦定的第一个“反动组织”。（目前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查阅，在核实之前，“大约”二字暂时保留。）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视“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这是由于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的独立自主倾向。

逃亡到美国后，了解到“全红总”历史，证实了我当年的观察和估计。需要纠正的是，“全红总”占领、取代了全国总工会，而不是“依托于全国总工会”，全称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魏京生插话：我知道，是全国总工会里的造反派搞的。我答话：发起者不是总工会的。“全红总”46名常委，绝大多数是外省工人。）

“全红总”成立于1966年11月初，不到一个月发展到18个省级分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全国性的自发的工人组织。其宗旨是改革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成立后一个多月，召集北京分团5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包围、进驻劳动部。其浩大声势惊动了中共上层，第二天（12月26日）晚，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紧急接见，想了解并加以控制。在这个接见会上，“全红总”的代表们愤怒控诉：现行临时合同工制度，把几千万工人的政治权利完全剥夺了。他们所列举的十七年来工人们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大量事例，使这些中共大员受到震动，有些人大会堂的招待员被感动得痛哭。

再一日，12月27日进驻全国总工会，完全取代了官办工会，直到被镇压。

这个迅速崛起的工人组织有何进一步设想呢？——预定在运动后期（当时一般估计为1967年底）将“全红总”的办为独立于官方工会的常设工会，暂定名为“全国劳动者联合会”。最乐观的计划是1967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坏的设想是，如一旦遭到公开镇压即转入地下，在云、贵、川三省择地建立基地。

中共高层迅速警觉。元月19日，周恩来办公室电话通知，称周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并声色俱厉地下达指示：“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文件，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

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工人们拒不服从，三天后，“全红总”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主要口号有：“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

游行示威之后，“全红总”的总部委员召开紧急会议，看清楚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主动撤掉组织，逃回家乡寻求安全，但难保当局不会秋后算账。二是硬顶下去，就要作好坐牢杀头的准备。这样干一下，就是失败了，也可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何去何从，无记名投票，表决结果：56比1.出席会议的56名总部委员中55名选择坚持下去，选择撤销解散的仅有1人。

最后的结局：

全国各地各级“全红总”负责人大都被捕。总部工人领袖分别被判刑20年（灵魂人物贵州青年工人方圆）、两人15年、10年、两人7年、一人5年。

半个世纪过去，再来谈全红总，我们很难指斥他们是“奉旨造反”、“跪着造反”，不是纯粹的民主运动。我们也很难说他们不是独立工会运动的先驱：“全红总”被镇压13年之后，1980年，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自由工会——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再经过为时不短的9年斗争，推动实现半自由的选举，结束了波兰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个选举日恰好是中国新一轮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的日子：1989年6月4日。

河南大造反派党言川

“全红总”主要领袖、贵州临时工方圆扯旗造反时年仅18岁。河南大造反派党言川二十出头，比方圆稍大，但扯旗造反要比“全红总”早3个月，在《红旗》杂志10月社论之前。早这3个月，就更与“跪着造反”少了干系。1966年8月是什么日子？那是“红色恐怖万岁”的“红八月”！正当北京在权贵红卫兵制造的大屠杀大恐怖中颤栗时，河南省却冒出一个震动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它的灵魂人物，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党言川。同“全红总”一样，这个学生组织，也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崛起。刚成立13天，1966年9月3日，便发出一份《火急呼吁书》，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心有灵犀一点通。河南人无须猜测，就明晰所谓“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即“信阳事件”等惨绝人寰的大规模饿死人惨案。第二天，9 月4日，便成立“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捉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大饥荒制造者吴芝圃。再一日，9月5日，“郑大联委”策划组织了“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参加者有来自全省各大城市的5万多人。在这个大规模自由集会上，党言川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毫不含糊地开始追究饿死三分之一百姓的“信阳事件”。党言川、“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大饥谨罪行，大获人心。也正因此，河南造反派迅速壮大，从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并奠定了河南文革的主轴。有人说，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整个是疯的，“造反”二字之前，就必须加上一个限制词，叫“奉旨”造反。什么造反派，不就是毛泽东的一群狗吗！真是这样吗？请看一看河南。在1966年8月那种红色恐怖的时刻，河南人民借着“造反有理”的圣旨，趁机造反了！他们清算吴芝圃们，而吴芝圃们背后站的是毛泽东。他们当然就不会有好下场了。几个月后，军队介入，扶植保共派，摧垮造反派，党言川锒铛入狱。军方铁腕镇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简而言之，当时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约占半数以上。

发言时间有限，党言川的故事不能多谈了。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比较详细，题目是《大造反派党言川——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信阳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1960年底，李先念和陶铸率工作组到信阳调查，五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河南全省饿死人的情况也来不及细谈了。简略地说，比如1959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吴芝圃们竟上报为702亿斤。这颗“卫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狱！两个数字往那儿一摆，饿死几百万黎民百姓的惨剧已势难挽回。作家白桦是河南人氏，后来回老家息县一带作了些初步调查：息县639个村庄死绝。邻近的固始县，400个村庄死绝。

什么是文革？什么是文革前17年？这基本上是由掌握话语权的人们所塑型的。首先是控制一切思想言论的“党”，以及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中共官吏），还有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在他们眼中，文革确实应该“彻底否定”。此乃经历所造成，可以理解。我的经历复杂一些，除了遭受凌辱、毒打，还鼓起勇气反了一反。除北京，我还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四川、贵州、广西文革，比蹲监狱、住牛棚的人多了一点见识。上帝让我当年经见如许，就是要让我将来作证，特别是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那些死去的和卑微的人作证。青年时代，我曾有10年岁月是同农民、工人、流浪汉每日廝混在一起的。这奠定了我终身的感情倾向。我不是民粹主义者，不喜欢农民起义，只是想为他们也说几句话。据我观察与思考，文革的核心问题、起因或枢纽，泰半在于“大跃进”时期的人为大饥馑。共产党上层的分裂、毛刘之间的权争、民众对共产党的仇恨，就是活活饿死了这几千万人。在我所到省份，在激烈的文革争斗后面，都可以看到大饥荒的悲惨背景，几乎无一例外。

要讲的话很多，今天的时间不够了，谢谢黄慈平主席给我宽限！

（魏京生插话：今儿下午时间宽裕，你接着说。黄慈平出去接电话去了。）

全国公安大跃进

于是我多讲了几句——

1958年1月1日，毛公开提出“大跃进”。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跃进”，但相信太多的人不知道“公安大跃进”。同样在1958年初，公安部闻风而动，立即制定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这一迅速实现“人间天国”的宏伟计划，毛亲自审阅后下发。实际上，这是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大跃进”顺利实行。已经是“夜不闭户”“海内昇平”了，地方公安部门还觉得不够，甚至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口号：要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一尘不染、晶莹透明。有老公安说，这么搞，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

为实现共产主义天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再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高。抓了多少人？大跃进期间（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建政以来（1949年到1957年）八年之总和。

以安徽省为例：全省1957年逮捕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不料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人。大跃进三年间，共逮捕17.3万人。被捕者大多是发发牢骚、偷青吃青、瞒产私分、挨饿逃荒。这17.3万被捕者中，有5万多人死在关押场所，达总数的将近1/3.

这种政治性突击抓捕，完全无视任何法律程式。很多被捕、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有的连档案都没有，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这800个人全部死绝了，我在《历史的一部分》中写过。）

被关押的人，遭受刑讯逼供和长期饥饿，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以青海省民和县为例，3年中死于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来视察，亲眼目睹从看守所往外抬死人，一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死人，忽然良心发现，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谢富治已经够左的了，他也受不了了。谢又嘱咐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某：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谢富治去新疆视察返回来，路过兰州，又把杨某叫去，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某立即向省委书记高某汇报，高某主持省委常委会，认为“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决定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打上去，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是中央5000人指标的3倍多。

几个匪夷所思的小故事

讲完公安大跃进，众皆沉默不语。我趁机又讲了几个小故事——

故事一：湄潭县关死饥民事件

贵州湄潭县我去过，出美女，地灵人杰。1959年9月17 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届时地委书记、专员要来，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面子上好看，将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但不够彻底，到9 月16日（开会前一天）傍晚还抓到48人。绥阳公社党委某书记，让将这48人暂时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半夜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挤出来逃掉了，还剩下47人。现场会开了两天，自然是很成功。半个月后，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这才想起被关押的人，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了遵义地委，但消息被严密封锁了。

文革中我到过贵州，有过一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清华井冈山（激进造反派）驻贵州联络站有几个人在遵义，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当地造反派要造的反就是饿死人，同学们为他们出谋划策，一起调查整理材料。造反派被镇压时，派一辆大卡车装上大桶汽油，把同学们和秘密整理的大饥荒材料一直送出省界。大跃进期间，遵义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当年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写道：我亲自计算死亡人数时“大吃一惊，因为一九五七年末人数是三百七十九万人。两年人口不增反减七十万！”如此算来，遵义地区饿死人当超过百万。

故事二：两个救命生产队长

1960年4月，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公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马某就任生产队长。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当时全队村150多人已经饿死40多人。马队长冒着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0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把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远远不够，遂带领社员上山挖野菜，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这些“不法”行为很快被上级发现，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某，见全队117人饿死51人，怕全村饿死，带领尚能走动的7个社员，趁夜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来不及磨成粉，连夜煮熟，挨家挨户送到各户。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了公安局。警察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村民为他送行．求告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队长带到县城集训队。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最后，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故事三：偷割驴耳朵的少年犯

青海省湟中县被誉为“青海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1960年春，湟中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每人每天口粮只有2两（16两1斤），比四川宜宾农民向我控诉的每日3两7钱5还要少。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饿死7口，就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两只小羊羔，回家维持了五天。怕全家死绝，又拿上镰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又搜出两张羊羔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在他耳朵上穿个洞，挂了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公安局长表扬了这位大队干部，以“杀害牲畜罪”将李某逮捕，判处10年徒刑。后来，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问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时的省委书记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监狱倒是救他一命。于是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文革前十七年，可谓暗无天日！

有了机会，为什么不趁机造反？

几句结语

有人对文革时期的“四大”甚为不屑，认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是假民主假自由。完全正确。对这种高论，我是竭诚拥护的。但是，无论在1966还是2016的中国，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高压社会，能说一句话，总比勒住喉咙要好。当年的老百姓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总比“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要好。当然，假如历史给予我们可能，一开始就举起“结束中共一党暴政”的旗帜，那就更好。我所谓“两个文革”、“人民文革”的提法，不过是提请注意文革中人民反抗暴政之因素，不可跟在人家屁股后鹦鹉学舌式地“彻底否定”。控诉“造反派”暴行我也竭诚拥护，但请不要虚指，最好附上那个“造反派”的组织名称。这样一来，人们一查，多半会发现那原是“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可作会心一笑。说白了，用最极端的话来讲，各地大杀“地富反坏右”的，不都是“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吗？时至今日，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等一切“阶级敌人”早都“一风吹”了，唯独“造反派”、“三种人”还在另册上从未“平反”，绝不“平反”。那是因为，五十年前，在短短数十天、几个月、至多一两年时间里，他们戳到了中共统治集团要害，把他们戳痛了。

统治者的报复已然足够，我们为何还要把他们踩在脚下继续践踏！

2016年5月16日整理于维吉尼亚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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