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当代史研究中史料的“内外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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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研究中史料的“内外互证”

                                  谢 泳

     中国当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档案届时解密还没有制度化，这个现实，人为加大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困难，这个困境的形成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特殊性相关，因为中国当代史研究必然要与现实发生联系，而这个困境的解除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在这种困境中研究中国当代历史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复杂，有很多问题是学者本人所不能左右的，但学术总要发展，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也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停滞不前。本文拟就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史料互证问题，贡献一点浅见。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总结，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受此启发，我想提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史料的“内外互证问题”。
    这里的“内”系指介于原始档案与公开成型文献间的“内部文献”，典型的如由新华社主编的连续出版物《内部参考》，中宣部秘书处主编的连续出版物《宣传通讯》等；这里的“外”系指一般公开出版的成型文献。
在以往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使用这些“内部文献”虽然已成为学者研究的一般习惯，但充分意识到这些系统的“内部文献”并从而自觉在研究中建立完整使用这些文献的意识还不够自觉，因此目前还没有关于“内部文献”的准备，详细目录索引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原始档案使用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补充研究方法，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由“内部文献”和公开出版的成型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基本史料状态。
    这些“内部文献”的形成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基本保留了一个习惯，就是运动中凡被批判的对象，都有较为完整的“批判言论集”、“罪行录”一类史料保留下来，这些史料在当时都是“供内部批判”的，但当政治运动成为历史后，这些史料有可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处境，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史料来源。当时整理和印刷这些材料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所以对收集的材料通常不可避免地带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史料一般很难作为正面的材料使用。但这不等于这些“捏造”的材料没有史料价值。至少这些史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史料线索，或者提供了一般情况下难以为人所知的属于私生活领域中的一些背景，这些材料对于开阔研究者的思路和让研究者意识到更复杂的历史关系，这使得本来供“批判使用”的材料，在政治运动成为历史后，获得了另外的价值。另外，中共执政行为的一个特点是内外有别，同样的历史事件，在传播时通常均要分为公开和内部，它的基本原则是“先内后外”、“内详外略”，所以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内部文献”保留原初情况相对较公开史料完善，较为接近真实的历史状态。
    这些史料一般包括相关的政策文件（如完整的会议简报）、批判材料（如相关言论汇编）还有系统的行政机关的内部出版物（如《宣传通讯》）等形式。这些“内部文献”通常以内部发行为主，虽然数量有限，发行有相关级别限制，但相对于原始档案的唯一性来说，它有一定的存世量，而且分散在各处，对研究者来说，它的获取相对于原始档案有易得性，具备成为系统史料的前提。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保存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在近年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使用率很高，在公开文献和“内部文献”间就起了重要史料作用，尤其是提供史料线索，丰富历史细节等方面，《内部参考》已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必要史源。在相关原始档案不能自由使用的情况下，注意从这些“内部文献”中获取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线索，可以拓展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因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有稳定连续出版的特点，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高层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所以作为史源，“内部文献”的史料价值，相对高于公开文献的价值。下面我以三个例子来说明“内部文献”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价值。

              一、“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李锐提出来的。李锐的依据是：1980年10月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简报。李锐指出：“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第五组第32号，1980年11月17日)。”
应该说，李锐提出的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它对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极有启发。后来郭道晖在《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中，首次公开了这个史料。很快张素华依据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否定了李锐和郭道晖的判断。[2]
因为张素华依据的是原始档案，一般可以判断为定论。但在这个定论之外，如果我们还能引入相关“内部文献”来互证张素华的判断，就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对于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并非没有帮助。
这个“内部文献”即是《宣传通讯》。这本1950年5月创办的内部期刊，先由中宣部研究室主编，后由中宣部秘书处负责编辑，是一本32开的旬刊，当时的发行范围定为“党内刊物、绝对秘密，发至地委及军级止”。我本人所见到的是由创刊至1955年的完刊物，何时停止我还不清楚。它的特点是除了保留相关重要的文件外，刊登了大量当时的宣传要点和工作计划，同时经常刊发意识形态部部门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指导计划和要求，比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以及清除托派的完整计划等。
1950年5月10日出版的《宣传通讯》，曾刊出1950年4月23日制定的《中央关于纪念“五一”的方法和内容的指示》，其中提到“在宣传中除依照中央所发口号及关于发展生产的一般宣传外”，按张素华提示，毛泽东4月21日即修改了《五一口号》，但奇怪的是《宣传通讯》却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刊出这个口号，按李锐文章中说法，这个文件起草过程中可能存在复杂性，《宣传通讯》没有刊出“五一口号”，可以互证李锐的说法，因为凡节日口号，当时《宣传通讯》都要原文刊出。比如《宣传通讯》第2期发表了一个《八一口号》，口号恰好也是35条。其中第31至35条顺序排列是：毛主席万岁；朱德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3]
《八一口号》是附在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与军委关于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指示》后，另外单独发出的，距离《五一口号》，时间只有两个月。如果按张素华提到的档案中刘少奇亲笔改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成了后来发表的正式《五一口号》，那么两个月后制定的《八一口号》中，为何没有延续刘少奇的提法，而还用了“毛主席万岁”？如果这些文件都是胡乔木负责起草的，说明胡乔木在行文习惯中有他固定遵守的规则，而刘少奇的改动并没有影响胡乔木的习惯，这说明胡乔木更了解毛泽东，这个事例，也可以互证李锐说的毛泽东更喜欢“毛主席万岁”这个说法。从《宣传通讯》后来的习惯判断，称“毛主席万岁”是常例，刘少奇改动后的说法，可能是特例。
1957年7月7日出版的《宣传通讯》第9期刊载了《中央关于“七一”刊像、挂像、唱歌办法的规定》，这个规定注明制定时间是1951年6月。其中第一条规定：“一般报纸在一版右侧刊毛、刘、周、朱照片，左侧刊马、恩、列、斯照片，均由上而下。”第二条规定：“纪念会场悬挂马、恩、列、斯、毛、刘、周、朱八人照片，排为一列，由左向右（自台下看）。
到了1951年9月，《宣传通讯》刊出《中央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的通知》，其中第三条却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如下：第一排面向自左自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即朝鲜金日成、越南胡志明、波兰贝鲁特……”。[4]这条“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的规定，可与李锐“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判断互证。

           二、陈寅恪在批判胡适运动中的态度问题

    众所周知，1954年发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其深义不在俞平伯和他的研究，而在清除胡适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影响，用当时的话说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为什么要批判胡适分析得相当清楚，简单说，就是胡适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太大，这个报告同时还提到，除了胡适外还要注意批判三个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张东荪，还有一个是张君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收有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示：“刘阅后照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释中，对中宣部的报告有一个简略的概述，但没有原文附出。可以判断为编者认为报告中有不适于当时公开的内容。[5]
    1955年6月，中央同意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批示中说：“中央同意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加研究，并据以指导本地的运动。”《宣传通讯》恰好原文刊出了中宣部的这个报告。[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不公开这个原始文件的原因之一，我判断是当时中央对陈寅恪的定性。
    这个报告中特别提到，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个别的人，如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则在去年12月的讨论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的‘学术成绩’辩护，并要求中大校刊发表他的发言稿（该刊发表了他的发言稿，并发表了批评文章）。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中宣部报告来源于《内部参考》，因为引述原文相同，可以判断为同出一个信息源。当时新华社记者在《内部参考》中曾提到，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其中特别提到了：“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7]陆键东指出：“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解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是共产党的应声虫’”。[8]可见陈寅恪当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9]
    中宣部报告比新华社材料对陈寅恪的判断更严厉，用了一个全称的肯定判断：“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毫无疑问，这个判断是中宣部起草报告时加上去的，新华社的材料中没有这个提法。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惯例，如果是毛泽东修改的，编辑会特别注明，现在没有注明，至少说明对陈寅恪说法的定性不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但毛泽东默认了报告中对陈寅恪的定性，如果不认可，毛泽东会删除。
这个事例提醒人们，高层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判断，其实主要依赖下层提供的基本信息，因为对日理万机的政治家来说，他们不可能关心到很多事物的细部。如果中宣部在报告中不用“更恶毒地污蔑”，作为一般工作报告，也无不可，但如果用了，高层有可能不留意，有可能就自然认可，以后事情就会向坏的方面发生极大变化，有些小事就变大了。
    现在的问题是，中宣部起草报告的公务员何以会对陈寅恪这样仇视？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推测，就是起草报告的公务员这样写了，他们要先报给胡绳秘书长，胡绳要报给周扬副部长，周扬要报给陆定一部长，而事实是在这个环节中，无人不是以“宁左勿右”的方式行事，在这三个环节，本来其中任何一人都可按工作惯例（这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且不要承担太多政治上的风险，因形容词的使用在例行公文中并不是必须的）自然删除“更恶毒地污蔑”这几个形容词，但事实是没有，而处在这个环节中的胡绳、周扬、陆定一对陈寅恪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

          三、反右运动的起源问题

中国反右运动的起源，目前学术界还说不清楚，因为看不到相关档案，推测总要先设立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与学者个人掌握的材料相关。反右运动开始前的整风，现在看来确实是要让人讲话的，至于让人讲话是预设的“阳谋”还是中途受到阻碍而突然转向的，研究者可以见仁见智，最后结论，要看将来档案的解密，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反右是政党的组织行为，而所有组织行为都有档案。我个人的判断，毛泽东号召“鸣放”，一开始应该是真的，不然我们不好解释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原初讲话与后来的发表文章，意思是相反的，至于为何相反，学者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毛泽东原初讲话的风采，不可能是先预设要“引蛇出洞”才那样讲的，因为这不符合常识。至于说毛泽东是感觉到有些人讲话过头，有引火烧身的危险才出尔反尔，似乎也不合毛泽东的性格。整风转向的深层原因，在档案没有解密前都是一种推测，何种推测更接近事实，我们只好期待未来。我倾向于认为，整风突然转向，其实是受到了当时苏联的压力，而中国方面刘少奇、彭真对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有不同看法，有可能利用苏联的压力来逼毛泽东，而毛泽东最后做出了让步，朱正认为反右是文革的预演就是这个意思，当时香港也出版过一些类似的文章这样解释，我以为在逻辑上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后来发生了文革。[10]
关于毛泽东的这个原初讲话，现在我们没有能够用录音来与文章对比，但这个录音是有的，因为有人听过这个录音。从逻辑上说，拿出来放一遍，一切问题即可解决，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放这个录音。毛泽东原初讲话与后来文章的意思截然相反，这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傅雷写给傅聪的信中对毛泽东的讲话风采有详细描述，舒芜也有过相关方面的回忆，章诒和文章中还引述过章伯钧在民盟传达这个讲话的少量内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听原初讲话的录音，但可以根据“内部文献”来互证毛泽东讲话的大体情况，这个“内部文献”是民盟中央秘书处主编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
据《民盟中央工作简报》记载，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常委会议上传达毛讲话时，有很多细节。章伯钧在传达中提到，毛泽东讲到矛盾是永远有的，我们就是生活在矛盾之中时说：“如在座的沈雁冰部长的笔名就叫茅盾。”讲到如何管理大学，章伯钧传达到：“毛主席说，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11]
当时民盟的沈志远、曾昭抡还听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的录音，并同样在民盟作了传达。《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号）中有详细记载，沈志远在传达中用了一个标题：“放——大胆放手，全面开放”，曾昭抡传达了当时康生、陆定一的讲话，也是这个精神。[12]如所周知，后来这三个传达中共中央讲话精神的人都成了右派。1957年6月18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在全盟开展整风的决定，这个决定中批判的对象，就是当时发表过言论的三个民盟领导人，即后来著名的章罗储。
1957年6月24日，民盟中央常委以盟中央747号文件形式，突然给各地市民盟发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撤消《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4、15、16号）中章伯钧、沈志远、曾昭抡的传达。通知中特别强调，其中关于学校党委制部分，传达内容有严重错误。当时《民盟中央工作简报》16号上发表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上的讲话，可能是周扬一生中最开放的讲话。从民盟中央的突然变化中，可判断一定是中共中央对整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民盟才选择了立刻转向。有意味的是，当时身为这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居然也不明白中央的意图。

                      四、简短结论

“内部文献”和公开出版文献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具体边界在何处，但“内部文献”中的史料相对丰富这个判断大体可以成立。当然此类文献的存量有多大？如何获取？等等，都是我们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此类史料有相遇方知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从观念上可以意识到此类史料的大量存在，但具体文献状态，我们只有看到实物才能判断它的价值，所以希望学者能够把自己研究中遇到的此类文献及时公开出来，以便尽快完成学术史料的积累工作。另外，此类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公开使用，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如何将此类文献与《档案法》《保密法》的相关规定协调起来，做到即合规则又有利于繁荣学术，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不然当学者遇到危险时候，学术共同体的援助就无法实现。

                                                               2010年10月30日于厦门

（本文曾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题目略有不同。）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海。
[2]张素华《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李锐《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3] 《宣传通讯》第2期第6—8页，中宣部秘书处编辑，内部出版，1950年8月1日，北京。
[4] 《宣传通讯》第19期第7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141—1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北京。
[6] 《宣传通讯》1955年第19期第38页。
[7]  潘国维：《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内部参考》第282期第141页，1954年，北京。
[8]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34页，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
[9] 《陈寅恪诗集》第9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
[10] 谢泳《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搜集与评价》，章诒和主编《五十年无祭而祭》，星克出版社，1987年，香港。
[11]《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4号，民盟中央秘书处编，1957年5月，北京。
[12] 《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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