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杰：《煎熬与沉浮--走过文化大革命》（节选）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09:49:04

书稿特色  以时间为纵轴，以作者个人的所经所历为横轴，展示“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动乱十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情况。作者立足自己、立足陕西，兼顾全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东北等地），以作者所在的一所军事院校、一个兵种、一个村庄、一个道班、一座县城、一个地区、一所地方院校、一个军工厂、一个家庭之“一管之见”，以“一斑窥全豹”的写作手法，折射社会各个层面、形形色色“左”的表现，叙述“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恶劣影响、人们的悲惨命运，揭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错误。书内既有作者自我灵魂的剖析，也有对社会上各种事件的客观描述，还有发人深省的感评。书稿应用作者掌握的大量确凿史实，珍贵资料，通过“揭短露丑”，解析“文化大革命”是全国人民“心头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书稿内容  正文前面插有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动乱十年期间和亲属、战友、同学、同事的珍贵照片，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全书的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  山雨欲来  这一章分为两部分：一、政治是第一支“枪”；二、参加“四清”运动。从作者1963年8月参军到装甲兵工程学院讲起，通过在军事院校的政治、军事训练，以及参加蓝田农村的“四清”，叙述“文化大革命”前夕“左”的思想表现。内有三年自然灾害，军事院校整风、“四清”工作队内部斗争、《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在长安县黄甫村的不幸遭遇、胡耀邦陕西纠正“四清”偏差、林彪女儿林晓霖和继父徐介藩将军、母亲张梅的不幸遭遇等情况。
第二章  风云乍起  这一章分为两部分：一、参加“红卫兵”运动；二、参加大串联。叙述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军事院校红卫兵组织、造反、串联的情况。内有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运动、李世英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准备自杀时写的遗书，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军事院校赴京人员，批斗陶铸、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廖沫沙、许光达、黄志勇等人情况……冲击解放军报社，八一学校抓“联动”，抗议苏联殴打、驱逐中国留欧学生等场面。
第三章  雪虐风饕  这一章分为两部分：一、参加“斗批改”；二、参加“教育革命”。讲述作者在军事院校、西安地区、复员以后参加农村、厂矿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和进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内有西安武斗、安康武斗、军事院校武斗、陕北武斗，批斗习仲勋、刘澜涛、胡锡奎、赵守一、李启明等人的场面……于新野、刘沛丰、胡萍、林立衡来陕西策划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等情况。以及作者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参加“教育革命”，“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情况。还有“教育革命”中的大学课程设置、“以任务代教学”、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悼周恩来总理、追悼毛泽东主席的亲身经历。内有路遥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准、梅绍静、路遥等人文学创作情况，习近平、周秉和、贾凯毅、孙立哲、高红十、丁爱笛等人在陕北插队，丁爱笛、贾凯毅、李林、刘文霞、朱贵泉“反潮流”，追查周总理遗言，延安抗洪等情况。
第四章  风扫残云  讲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在当地参加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内有刘志丹亲属、王德芳夫妇、作者亲属等人不幸遭遇和老干部平反、“右派” 平反等情况。书稿的最后是后记，告诫人们：历史是不能掩饰的，是不能涂改的，是不能忘却的！特别是阻碍历史前进、导致社会倒退的浩劫，一定要世世代代牢记，一定要警钟常鸣，不要再重蹈覆辙。
书稿主题  作者通过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前夜、十年动乱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不幸遭遇，既有国家高级干部、高级将领、著名知识分子等名人的苦难、熬煎，也有普通百姓的苦难、挣扎。书稿应用大量的、浸透血泪的、令人不堪回首的事实，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严重后果，告戒后人：不要再盲目、再冲动、再疯狂，再去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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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09:50:08

当读者捧起《煎熬与沉浮——走过文化大革命》这本书时，可能有些人以为我在“文革”中是轻松地过来的，不然怎么会是“走过”呢？其实不然，“文革”对于中国来说是全身脱了一层皮，对于我来说是心理上脱了一层皮，这恰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啊。主要沉重在难以忍受的思想上，沉重在无休止的动乱上，沉重在周围群众的苦难遭遇上，沉重在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上，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令我喘不过气来……“文革”虽然过去三十余年了，但是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件、人们悲惨的遭遇仍然在我的脑海中不时泛起、仍然在我的记忆深处铭刻，令我不安。我是侥幸的，我庆幸自己在“文革”中没有遭遇到大灾大难、没有遭遇到大起大落，但是它对于我的心灵冲击是相当巨大的，是我最迷茫、最困惑的一个时期。“文革”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但是它的过程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的阴影仍然存在。“纵使清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我是“文革”的经历者，我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文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混乱、最疯狂、最法西斯、最无望、最贫困的时期，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骇人听闻，令人发指。“文革”是一股凶恶的祸水，冲击一切、涤荡一切，没有任何方舟可以渡人到彼岸。“文革”是一把双刃剑，人人都是受害者，又都加害别人，包括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毛泽东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惊心动魄、最刻骨铭心的事件，就是“文革”，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奈何的深刻体验。“文革”是由毛泽东这一位富于幻想的“神”创造出的疯狂运动，使几亿“盲人”跟着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叶群等“厉鬼”一起前往深渊的“革命”，是一段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劫难，是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血腥记忆、黑色记忆。“文革”是一个小道消息铺天盖地、“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年代，是一个天昏地暗、日遮月蒙的年代，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颠倒、敌我颠倒的年代，是一个忠奸不分、善恶不分、真假不分、美丑不分，真善美受压、假恶丑横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年代，是一个荒诞不经、血雨腥风的年代，是一个蒙蔽人、束缚人、驱使人、奴役人、征服人、残害人的年代，是一个有理无处申、无理行天下的年代，是一个失去理智、野蛮疯狂的年代，是一个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泛滥的年代，是一个将人的自私、愚昧、盲从、拜神、野心、野性、凶残、变态等阴暗心理集中表现的年代，是一个把人捧成神，把鬼扮成人，把人变成野兽的年代，是一个使一些人为所欲为、使一切变得杂乱无序、使大多数人无所适从的年代，是一个历史急剧倒退的年代……“文革”是毛泽东的悲哀，是“造反派”的悲哀，是“保守派”的悲哀，是“逍遥派”的悲哀，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悲哀，是无数“走资派”的悲哀，是无数“臭老九”的悲哀、是无数“黑五类”、“ 黑七类”的悲哀，是全国人民的悲哀，是全国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悲哀，令人不堪回首啊。“文革”是我心头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文革”结束了，全国、全党应该深刻地进行反思反省，应该经常讲、反复讲，告知后人，警示后人……要想世世代代不再重演“文革”的悲剧，就要实事求是地揭短露丑。经历了“阶级斗争”、“文革”的人，都应该深刻反省、深刻忏悔。“文革”打掉了政府官员的神秘光环，也打掉了毛泽东的神秘光环，人们不再盲从，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我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期间，我有些无知、无所适从、兴奋、疑惑、彷徨，也有不理解的痛苦思考。为了寻找答案，我还读了一些马列的著作和马列的传记，进行辨析，以期达到理解。在“文革”那个思想匮乏、法制匮乏、自由匮乏、民主匮乏、文明匮乏、文化匮乏、教育匮乏、经济匮乏的年代，人们不可能产生系统、完整的思想，只有思维的火花偶尔飞溅。在那个专制的时期，是不容许人们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的，也不需要用嘴巴说实事求是的话，需要的是愚蠢、愚昧、盲目、盲从、崇拜、逢迎、疯狂、野蛮、奸猾。那时，思想活跃、勤于思考、做老实人是相当危险的，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时被“以言定罪”的大有人在，许多人因几句怨言、一两句唠噪话或无意中的失言坐了班房、进入牢狱，一些人被杀了头，一些人死亡在监狱。比如，吴晓飞、张坤豪、毛应星、忻元华、官明华、遇罗克、郑小丹、林昭、史云峰、张志新、舒赛、石仁祥……真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有一家新闻网站上说：有人向一些大学生进行过一次“文革”知识的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文革”的起因、过程，以及危害的认识模糊不清，或者知之甚微。对于“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还有些人认识不够，甚至还有个别年轻人说：“可惜未能恭逢其盛”，“如果有必要，不妨再来一次。”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失误”，是一次“民主预演”，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改革的先导”、是“辉煌的一页”。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疗’”，伤害人是难免的、是合理的，为十年动乱开脱。有的人针对目前社会上私有化膨胀、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现象，宣传“文革”时是“夜不闭户”，鼓动再来一次政治上、经济上的“文革”。更有极端者声称：“只缘妖雾又重来”，要实践毛泽东提出的“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主张，希望进行第二、第三次“文化大革命”，再狠狠的闹腾一次、混乱一次，以泄自己的一时之愤、以谋自己的一己之利！这是很可怕的想法！这些言论，有的不负责任，有的信口开河，有的偏激，有的幼稚，有的与事实相左，有的报有偏见，这些都是值得人们警惕的！不能把“文革”中红卫兵破门而入的抄家（仅北京市在“破四旧”中被抄家的就有11．4万多户）、绑架、毒打，说成是“夜不闭户”、是“民主预演”、是“辉煌的一页”吧？整天担惊受怕、挨批挨打舒服吗？不能说真话、小心翼翼舒服吗？缺吃少穿舒服吗？不能忘记昏天黑地的十年、不能忘记煎熬沉浮的十年、不能忘记血雨腥风的十年啊！忘记了，那将是可悲的。“文革”才刚刚过去三十余年，人们就已经忘却了、置之脑后了，人是多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啊！当然，有些人在“文革”中是受惠者，只斗别人、只抄别人，自己没有受苦，还捞上了官，就为“文革”唱赞歌、为“文革”作掩饰。“文革”对于大多数人是灾难，是一场噩梦，永远忘记不了，大多数人不会怀念它，因为那是中国最动荡、最蛮暴、最恐怖、最丑陋、最不文明、最萧条、最贫困、最黑暗的时候。时至今日，“文革”惯性思维的危害，以及遭受伤害的心灵还没有完全愈合和修复呢！
现在，全党、全国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确实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提起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人们就必然会想起“文革”。“文革”是不能掩饰的，历史是不能涂改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列宁），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因为这些，我先后七易其稿，完成了这部二十七万言的《煎熬与沉浮——走过文化大革命》。《煎熬与沉浮——走过文化大革命》是一部书，更是一口警钟！警钟，就应该常鸣，不然人们才会真正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哩，这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因为我患不全截瘫后遗症，行动受限制，手头一些资料欠缺、大多数资料来源于自己的日记、笔记，“文革”已经比较久远，又不可能前往原来事件的发生地去调查、采访，一些文字可能与事实相悖，恳请知情者不啬赐教，以便再版时更正。我的文字比较粗疏，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字里行间浸透着血泪的事实、浸透着血泪的教训，这是一个苦熬过来之人的忠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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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21:15

1963年8月20日，横山县人民武装部把红色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送到手里，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自我感觉生命靓丽了许多，我心潮澎湃，异常激动！“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8月23日，在县人民武装部大院里给我们6个新兵发放了崭新的军装，我终于把理想端端正正地穿在了身上，成为巍巍“长城”上的一块“砖”。我穿的是4号军服，另外发放了被子、背包带、武装带、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白毛巾、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挂包等物品。接新兵的陈励先班长（湖南省人，1959年入伍）组织我们学习了庞国兴的英雄事迹。庞国兴，陕西子洲人，1940年出生，因为家里贫穷只断断续续地读过一年半书，1959年参军，1960年入党，兰州军区陆军某师9连副班长，曾经被部队评为“神枪手”、“投弹能手”和“生产标兵”。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他带领两个战士深入敌人纵深地区消灭印度军队的有生力量，占领重要阵地，战斗结束以后兰州军区给他记一等功，1963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陈励先还教我们如何着装、出操、行礼、行军、打背包……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格军人作着准备。8月24日上午，在“参军光荣”、“保卫祖国”、“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应征入伍是公民的神圣义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所革命大学校”、“热烈欢迎革命青年参军”的横幅中，在震耳的锣鼓、鞭炮声里，在县城夹道欢送的人群中间，我和思希兴（后改名叫思炜）、任国泰、康海英、刘智亮、刘毅胸佩大红花，同定边县、靖边县来的新兵谢安怀、冯治晶、张建民、孙广炎、李有年等人一起乘着大轿车离开横山县城，一路上大家唱着《我是一个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红旗飘飘》、《社会主义好》、《打靶归来》、《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向前进发。打从入伍的第一天起，我就坚持着写笔记或日记。现在写作《煎熬与沉浮——走过文化大革命》，资料大都取材于这些笔记或者日记，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过事情的可靠记录。可以这样说，我的笔记、日记，是记录我的最原始的一部成长史，可以看到我一步一步走出的蹒跚脚印和思想印迹。当天，我在日记里写道：“离开了母校，将走向梦寐向往的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穿上了军装，嘿，多威武！今天，我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我要向董存瑞、庞国兴和雷锋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时，征兵的年龄范围在18岁至23岁之间，我是这批新兵中最小的一个兵，只有17周岁。走在绥德县城的街道上，欢迎的人群中有人指着我发出诧异的声音说：“这么小的一个兵！”那时，我的身体很单薄，身高1．58米，体重45公斤，穿着4号军服都显得有些硕大。到了铜川以后转乘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这批新兵第一次坐火车，大家都很兴奋。但是，我们没有坐上舒适的客运列车，坐的是全封闭的货运列车，我们把它叫作“闷罐车”。大货箱的角上放着大马桶，以供大家排尿使用。一路上，没有看见外面美丽的山川田舍，只能你瞧我，我瞧他，闻着车厢内的那股刺鼻的气味。8月27日，我们总算熬到了西安，吮吸到了新鲜空气，见到了晴天丽日，见到了车水马龙，见到了高楼大厦，见到了熙熙攘攘的行人……
我们将要去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代号为总字212部队，对外称西安市灞桥区219信箱，驻地背依骊山，前临灞河，距离西安市15公里，历史上这里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灞柳风雪”为世人瞩目，是“西安八景”之一。灞桥，初建于秦，当时秦穆公攻灭了20余个诸侯国，为了夸耀他自己有称霸的功力，改滋水为灞水，开始在灞河、浐河两岸栽种垂柳。唐朝时，文人达官辞别，常来灞桥折柳送友。李白在《忆秦娥》中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现在的灞河依然浩浩流淌，两岸千户垂杨，万户烟柳，一片盎然生机。这里的白鹿原上有汉孝文帝、汉孝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和唐玄宗宠姬武惠妃等人的陵墓，所以此地又名灞陵。附近还有秦朝的“坑儒谷”，秦始皇、李斯曾经下令在这里坑死淳于越等儒生、方士460人，诗曰：“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西安啊，华夏的根脉，一块古老的地方，人们稍不留心挪一挪脚步，就会踩在古代帝王、后妃和宠臣名将的头上。来到部队驻地坝桥区邵平店，学院西门口悬挂着：“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大红横幅，学院的老战士们列队两行，在门口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这些“新兵蛋子”的到来。我被分配到了新兵连2排2班，新兵连连长胡成，指导员颜□□，2排排长陶□□。胡成，广东海丰人，大尉军衔，1945年加入东江纵队，参加过淮海战役。颜□□，湖南省人，上尉军衔。陶□□，湖北省人，中尉军衔。2排，驻在靠军人服务社不远的地下窑洞里。窑洞上边是道路，路的两旁白杨耸立、苍翠可人，在风中飒飒作响。
我们正在铺床时，一位身材魁武高大的军人来到跟前，连长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李治洲大校。李副院长和我们热情地聊了起来，才知道他是陕西大荔人。李治洲1935年8月15日在陕西省神木县太和寨率部起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陕北红军独立第3团参谋长、绥德警备区参谋长、13师副师长、西北军区独立1师师长、第3战车师师长。1952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担任志愿军坦克指挥所政委。1953年回国以后担任东北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军委装甲兵技术部政委等职务。李治洲大校喜欢养花和舞剑，他从洛阳带回的牡丹养在军营里，供官兵们欣赏；他每天早晨都要在将军楼前面舞剑，锻炼身体。李副院长还给我们介绍了学院的发展情况：装甲兵工程学院，是军委装甲兵培养技术干部的高等学府。1959年12月，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离出装甲兵工程系，开始扩建装甲兵工程学院。1960年2月成立了以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陕西安定人）为主任，王振祥少将（山东郓城人）、林彬少将（安徽金寨人）、徐介藩大校（安徽固镇人）为副主任的筹建委员会负责筹建事宜。徐介藩和装甲兵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密亚光（河北平山人，上校军衔，后担任装甲兵工程学院院务部部长、甘肃省公安总队总队长、陕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带领“哈军工”的陈用、陈贵耕等干部前往西安选择学校地址，最后相中灞桥区邵平店村的一大块麦地，但是陕西省委不同意，徐介藩等人返回北京搬“救兵”，请贺晋年副司令员出马到西安做工作，问题得到解决。军委装甲兵决定由李治洲、黄礼斌、密亚光组成基建领导班子，负责装甲兵工程学院基建工程的施工（等到秋天麦子收割完之后，才买了地开始修建）。1961年5月15日，以“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即4系，系主任徐介藩，随迁专业两个，教职工、学员１０６８人。其中干部、教师、实验室工作人员２９６人）、广州军区守备某师（师长黄祖华）、装甲兵机关和院校为基础组建装甲兵工程学院，学院、以及政治部、训练部、院务部领导成员有：院长王振祥少将，政委王再兴少将，副政委于丁大校，副院长沙风大校、徐介藩大校、李治洲大校、黄祖华大校，政治部主任于丁大校（兼，后郎冲大校、王焕上校、高增全上校；王焕，山东威海人，1933年参加革命，曾经担任山东军区惠民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训练部部长王兴中大校（后马香岩上校、刘生民上校；王兴中，四川广元人，参加过长征、抗美援朝，担任过志愿军125师参谋长，后担任广西军区副参谋长、顾问等职务），训练部政委张国良上校（河北成安人，曾经担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副政委，后担任第二军医大学训练部政委、兽医大学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政委等职务），院务部部长密亚光上校（后宋全立上校，曾经担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战术教授会主任），院务部政委许逸萍上校（江西瑞金人，曾经担任第四坦克学校副政委，后担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装甲兵后勤部技术部副部长、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政治部副主任高增全上校，院务部副部长黄礼斌上校（江西宜春人，曾经担任第一战车学校校务部部长、第一坦克学校物资保障部副部长等职务），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魏杰中校（安徽舒城人，曾经担任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坦克第一编练基地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建院初期，学院提出“赶军工，创名牌”的口号，一边修建，一边招生，一边开课，条件特别艰苦。1961年招收144名新生，从“哈军工”4系带来5期685名学员，借用北京第一坦克学校、第三坦克学校（原坦克第一编练基地）的校舍、借用邵平店附近的农村小学、临潼中学、临潼钢铁厂（已经停产）的厂房分头上课。为了保证教学工作不中断，教师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在黄土飞扬的土路上奔波数公里，给学员们授课。晚上，人们自觉地赶到基建工地参加劳动，从院长王振祥、政委王再兴到副院长沙风、徐介藩等，都带头下工地。王振祥，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某军副军长、华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第一坦克学校校长等职务。年届花甲的副院长徐介藩和普通战士一样，满脚泥水挑砖送瓦……因为是草创时期，学院将老教师安排在国营804厂（即五机部管辖的庆华电器制造厂）的简易房居住，一部分干部、中青年教师和许多家属安排在附近农民家中居住。学院这时设3个系8个专业：一系为使用、修理系，二系为设计、制造系，三系为无线电、电器系。安守田（安徽霍山人，上校军衔，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经担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副主任等职务）、唐本庆（中校军衔，曾经担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副主任等职务）、张正安、颜道岸、张相麟、王恺华、陈贵耕、黄庆华、孔繁柯、卢贤铭等人担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政委等职务。学院有徐滨士、刘世参、何博泉、周启煌、朱竟夫、王良曦、王精业、马世宁、张克劝、郑顺兴、陈春兰、凌永顺、唐乐民、刘玉林、成道坤、马西波等188名教师，其中唐本庆、张相麟、王恺华、王受符、颜道岸、陈贵耕、赵祖恂、黄庆华、孔繁柯、陈志新、车见道等为教授、副教授。后来，徐滨士、刘世参、黄庆华、孔繁柯、何博泉、王良曦、王精业、马世宁、周启煌、朱竟夫、卢贤铭、张克劝、陈春兰等晋升为学院的教授；徐滨士、颜道岸、车颉、刘世参、黄庆华、孔繁柯、何博泉、陈贵耕等担任了学院的部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务；徐滨士、车颉、刘世参、黄庆华、孔繁柯、何博泉等人晋升少将军衔；徐滨士、凌永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程院院士。陈春兰，是陈贵耕的妻子，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纺纱女工，她是我国1952年在长春培养出的第一批女坦克手。早期的女坦克手有陈春兰、胡淑英、蔡秀娟、姚秀玲、杨英、崔瑞华、赵曰琴、宋竹瑗、揭玉萼等31人，是从北京、长春和上海等地招来的电气工、印刷工、纺织工和中学生等，分别在长春南岭的东北军区装甲兵技术部首届坦克驾驶修理培训班（11名）和北京槐树岭的坦克第一编练基地坦克乘员培训班（20名）进行艰苦卓绝的学习训练（培养目标为坦克三级乘员技术标准），以作为装甲兵的技术骨干。这些女坦克手闯进了女性从未涉足的世界，创造了中国妇女的奇迹。长春的培训班结束以后，陈春兰被分配到“哈军工”工作。她的奋斗精神特别强、目标也很远大，经过刻苦努力的自学，在1962年进入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学习，毕业以后留校担任教师，我在学院时经常能够看到她的风采，很是羡慕这位年轻的女军人。
9月初，我由2排2班调往3排10班，驻在正在新盖、还没有竣工的简易平房里，无门无窗无电无水，睡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同室住着高应举（陕西佳县人）、张洪庆（陕西延安人，后因病退回原地）、高□□（陕西佳县人，是一个孤儿，没有读过书，会做一手好针线活）等战友。我们班的班长是于万库，黑龙江省人；排长是陈启有，江苏省人。在新兵连的两个月里，主要学习了政治、军事方面的基础知识。连队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抓得很紧，9月6日给我们每个人发放了几册毛主席写作的单行本和几个笔记本。我们排学习最认真的战士是高应举，他经常读书或者写学习心得体会。我也是很认真学习的一个人，写作了许多学习笔记和心得。9月14日，其他战友都出去了，留下我看门户，先学习了一会毛主席著作，然后学习雷锋做好事。看到有些战士的衣服、袜子赃了没有洗，我就帮助他们洗干净了，并且全部晾干、整理好。
新兵连的政治训练，主要是学习条例，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首先学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条例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条例要求：“军事要服从政治”，要“党指挥枪”。9月中旬，王再兴政委来到新兵连进行传统教育，讲述了他参加革命的思想过程和陕北红军创建的历程，以及许多血雨腥风的战斗故事。他说：“你们都来自陕北，要发扬延安精神，好好的干革命……”当天我在日记中记道：“要继承革命前辈敢于革命，敢于斗争，不畏死，不怕苦的好作风，把革命进行到底！”王再兴1914年出生于陕西米脂县城。1925年开始接受毕维周等革命先行者的思想，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中共派出大批党员参加抗日同盟军（驻河北张家口），王再兴担任了吉鸿昌将军的副官，1935年2月担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5支队政委，年底担任红28军1团政委，1936年东征时陕甘红军之父刘志丹就牺牲在战斗最激烈的红1团阵地上。1940年11月王再兴担任绥德保安4团政委，经同学常紫钟（米脂县人）介绍，年底和高青蓉女士结婚。1944年8月起担任绥中分区地委书记、绥蒙军区骑兵旅政委、骑兵2师政委、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测绘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王再兴在初建装甲兵工程学院时，一切工作都是从零开始的。他带着人员不辞辛苦地察看地形，选择地点，组织力量，修建校舍和坦克教练场（东门外韩峪村的山坡上）。创业伊始，条件艰苦，王再兴住帐篷，又吃得不好，胃病更加厉害了。但他总是忍着，不要别人照顾，从没影响到工作。听说军委已将技术人员调集到了北京时，他马不停蹄从西安赶往北京，亲自安排教授、专家及他们家属的生活。王再兴就这样在西安、北京之间来回奔波了许多趟。学院的房子一栋栋地建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开始有了眉目了，可是他却一天天地消瘦了下来。他是到北京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开会时，支撑不住了才住进了医院的。医生检查发现，他患得是胃癌，已经到了晚期。王再兴于 $hio ‑(1965年5月20日在北京逝世，年仅51岁。王再兴病故以后，牛明智少将接任学院政委职务。[1]-'oG'`ED"
接着新兵连开始进行军事学习和训练，一边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等，一边进行队列、投弹、刺杀、射击、战术培训。培训中，由班长于万库先做示范，我们跟着学习，提高我们的队列、战术水平，培养我们的军人素养。没有痛苦的磨炼，就不会出好钢。我们的训练要求很严格，有一些新兵不适应，偷偷地流泪，觉得部队的生活太生硬、太枯燥、太紧张、太艰苦，个别人想回家去，不想吃苦当兵了。我们训练中的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把操场当战场！”凡是不认真的战士，就单个进行反复的训练，让大家站成一排，看着不认真的战士做动作，这样做很起作用，部队里流传有一句老话说：“不怕调皮捣蛋，就怕单个教练”。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政治思想上过硬，在杀敌本领上过硬，我对自己严格要求，进行刻苦训练。学习战术的时候，在临潼县韩峪沟村的山上匍匐前进，摸爬滚打，胳膊肘被坚硬的土地磨出了鲜血。第二天，匍匐前进时疼得不敢触地，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自己炼成钢，决不能当狗熊！”，咬牙坚持前进，全身都是汗水、泥土。投掷手榴弹时，开始只能投出几米，练啊练，练得胳臂酸痛，还是摔不远。经过反复不断地投掷，不断地领会技巧，最后我能够投掷到30多米，取得了良好成绩。9月中旬，我们从红旗沟军械库领回崭新的56式半自动步枪，每人发放了一支（班长、副班长发放的是56式木把冲锋枪），大家个个爱不释手。“历史/长枪和我作伴/长城巍巍嵌入肩胛/我已是砌进烽火台的一页砖”（——引自拙诗《长城与我》）。我在日记中说：“枪，是革命的本钱，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我们作为革命的后一代，就应该把革命大旗扛到底，把革命胜利果实保护好……”步枪瞄准训练时，我在枪管上吊着砖头，用以锻炼臂力。有时遇到下雨，也坚持在风雨中瞄准。步枪第一练习的实弹射击，由于心里紧张，加上眼睛近视，我只打了个及格成绩。
军事训练结束，连队组织我们参加了建设学院的劳动，主要是铺筑路面和挖掘下水管道。最重的活是挖掘下水管道，这里的土质是坚硬的胶土，很难挖下去。并且要求把管道挖得很深，挖得深了，堑壕两边的土就堆得特别高。我身矮力薄，要把土甩出去很困难。晚上，我就有针对性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愚公移山》，决心向愚公那样，不怕困难，去完成劳动任务。10月16日至27日，我们新兵连接受学院的命令，前往大荔县新民基地的黄河滩边参加刨花生、打花生的劳动，为部队生产自给做贡献。
由于训练、劳动的强度特别大，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吃、穿、用仍然缺乏。我们连队每人每天4角钱的伙食费，每月的伙食费用是12元（原来标准14元），供应粮食36斤（原来标准45斤）。新兵的津贴费也很少，只有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8元、第四年10元、第五年15元）。虽然1963年9月新华社公布我国已经基本上渡过了困难时期，但是大家仍然感觉肚子吃不饱，老连队还给我们支援了一些粮食和蔬菜。因为粮食不足，所以伙食受到限制，馍馍每人每餐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玉米馍。有一次，我下了岗去食堂吃饭，只剩有一个玉米馍，我看饭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只吃了白面馍，没有吃玉米馍，这件事被炊事班反映给了我们班的班长。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就在团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是自己贪图享受忘了本，是对农民辛苦劳动体会不深的结果。在食堂吃饭，吃面条时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领：行军锅里满满一锅面，吃饭快的人可以吃到3碗，吃饭慢的人只能吃到1碗就没有了。我们连队的南方兵都担任着班长职务，平时吃馒头、玉米馍、面条多，吃大米饭少，他们很不习惯，只有在节日才能好好地享受一顿大米饭。
10月15日，新兵连连部门口打扮得美丽、庄严，旗帜五彩缤纷，标语鲜艳夺目。原来是要给新兵举行授衔仪式，为我们授列兵军衔。授衔仪式上，身材魁梧、和蔼可亲、举止规范、富有素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徐介藩讲了话。徐介藩，1923年就投身革命了，和许继慎、彭干臣等人为安徽学运领袖之一。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航空驾驶专业、苏联红军第二飞行学校飞机驾驶专业（后改学装甲兵工程专业），是我党历史上的首批飞行员。徐介藩1926年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加入共产党的档案丢失），曾经在广州参加过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工作。后来，徐介藩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驻苏联）担任专员，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等职务。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访问苏联时，他担任过俄语口语翻译和资料翻译。徐介藩还参加过抗美援朝，1951年4月担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工作。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和徐介藩两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陈赓了解徐介藩的资历，知道他是留苏专家。1954年初当陈赓创办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时便将徐介藩调入，担任了学院党委常委、空军工程系主任职务。徐介藩生性耿直，侠肝义胆，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器重。1958年9月，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到“哈军工”视察，他认为“哈军工”的教育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当时全军都在响应毛泽东、彭德怀的号令反对刘伯承、陈伯钧、钟期光、肖克、李达等人所谓的“军事教条主义”，无人敢提反对意见，装甲兵工程系主任徐介藩（这时他已经和唐铎对调工作）在会议上和这位总政治部主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争论起来。徐介藩认为“哈军工”的成绩卓著，在全国教育界占有地位，不容否定，就大胆辩论起来。争论到最后，谭政大将和徐介藩大校都拍了桌子。徐介藩1961年8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12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离职休养。他的妻子张梅，原名刘醒民，1920年5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桑洼村（一些报刊、书籍上说张梅是陕西米脂人，这是不准确的），两岁时张梅的母亲去世，后来她和二哥上了两年私塾，12岁时父亲因为领头抗税被关押于榆林，两个哥哥在家乡参加了反对地主、土豪的斗争。1936年张梅参加革命，在区政府、县政府做宣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保安县国民经济部工作。1937年初，张梅在延安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学习时结识了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很快恋爱结婚。中央党校毕业后，分配张梅到红军大学工作。因为林彪的夫权思想很重，性格孤僻且反复无常，不许妻子与外界接触。张梅生性好动，个性较强，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抗日战争爆发，林彪担任了八路军115师师长，1938年3月在山西隰县受伤，5月张梅随着治病的林彪前往苏联，1941年5月生了女儿林晓霖，1942年1月林彪回了延安。苏联和德国的战争结束，张梅和朱敏（朱德和贺稚燔生的女儿，1944年从德国集中营找回来）一起读中学。后来张梅进入一个速成医护班学习两年，准备回国以后照顾多病的林彪。1948年张梅和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张秀山一起返回中国，在东北局驻地哈尔滨得知林彪和叶群结婚的消息，张梅悔恨交加，一方面埋怨林彪薄情，一方面埋怨自己当年没有和林彪一起回国是一个错误。无奈之下，她听取东北局卫生部部长贺诚的建议，前往东北医科大学学习药理、临床，兼做翻译工作。1956年她与结识4年之久的徐介藩结了婚。林晓霖在苏联上的小学、中学，1960年秋考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代号总字411部队），1961年患肝炎休学，住在装甲兵工程学院继父徐介藩和母亲张梅的家里，徐介藩待她如同己出。1962年她的疾病稍有转机便转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学习。当时，林晓霖的俄语极其流利，中国话反而讲不好。叶群不喜欢这个林晓霖，时刻防备她和林彪单独接触。然而，机灵的林晓霖有时也瞒着叶群瞅空悄悄地接近林彪。有一天，她突然拿出一张和母亲张梅的照片送给林彪看，引起了叶群的嫉妒，叶群泼妇般地从林晓霖手中抢过照片撕得粉碎。然而，这位缺少父母之爱、自小独立生活、又久受异国文化教育的孩子性格极其刚烈，她当即与叶群打了起来。从那以后，林晓霖极其憎恨叶群，常常不顾场合地当着林彪的面咒骂这位后妈，甚至骂林彪这位父亲。因而，每到学院放寒暑假，林彪办公厅秘书必来电话，希望学院设法安排林晓霖不回家，以免惹林彪生气。学院不知道这是林彪的指示，还是叶群让秘书假传圣旨，谁也无法核实，只得执行。导弹工程系的几位领导都在心中为林晓霖鸣不平，放假孩子们都有家去，惟独她像一只失群的羔羊。而且，她对中国生活很不不习惯，适应力差了一些，谁也不好留她在校照顾她，惟一的去处是劝她去西安她母亲家里。林晓霖是一个好胜心强的姑娘，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时，她当上了被“中央文革”挂上号的保守派组织“哈军工”的“八·八红旗战斗团”头头，林晓霖主张：“保卫党中央、保卫老同志！”，和“红色造反团”提出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口号针锋相对。作为林彪的女儿，林晓霖的反“文革”讲话传遍全国，影响很大，林彪一度苦劝，但性格倔强的林晓霖仍固执己见。叶群和林彪怕为此而受到牵连，曾向学院发出公开声明，与林晓霖脱离父女关系，并宣布林晓霖的一切言论和行为完全由其本人负责。此声明在哈尔滨等地广为散发，林晓霖领导的“八·八红旗战斗团”随即土崩瓦解。但林晓霖还是不服，她到处演说，宣传保守观点。“中央文革”在操纵黑龙江省的运动时，碍于她是林彪的女儿，就把这一心中之患告诉了叶群。为了免除后患，1966年8月中旬叶群指示国防科工委的一位负责人坐着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出的飞机奔赴哈尔滨。这位负责人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陪同下，找到林晓霖说：“你父亲叫你回北京去，我是来接你的。”林晓霖喜出望外，一个小时后她来到机场，匆匆上了飞机。但是这架飞机升空后，就奔向了西北大沙漠中的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附近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这个基地，就是著名的新疆和硕县乌什塔拉境内的马兰基地（国防科工委第二十一基地，代号8023部队），分配林晓霖到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因为父亲林彪的名声太大，林晓霖只得将名字改为“黎明”，她不愿意留在这里，曾经4天绝食，几次逃跑，要回“哈军工”去。叶群知道情况以后，派国防科工委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马到马兰基地找到林晓霖，胡诌“哈军工”的群众组织说她“一贯反对林副统帅”，要和她“划清界限”，不许她回来。1968年春末，林晓霖骑自行车到基层收集资料，被一辆违章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撞倒，顿时休克过去，人们把她抬到马兰医院治疗。至此，林晓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离开医院，逃往吐鲁番上了火车，极度的虚弱和疲惫使她两眼发花，身体一软滑倒地上，她就势爬到座位下面昏昏睡去。私自离开新疆后，林晓霖先是跑到北京找到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地，但却进不了门、见不到父亲。无奈之下，便一口气跑到广州，投身在林彪的老部下丁盛的门下。丁盛是林彪的爱将，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看到林晓霖跑来投奔他，自然不敢怠慢，就擅自收留了她。不久，又把她送到自己管辖的部队里扛枪吃饭，这事连林彪也不知道。从此，林晓霖成了丁家的编外“家庭成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晓霖并没有逃脱政治上对她的冲击，同样被隔离审查，饱受欺凌和折磨。“文革”结束后，林晓霖被调往北京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后来成为一位团职干部（后转业）。她的丈夫应守贤是浙江义乌人，也是一名军人，1987年在正团级岗位上转业。他们夫妇俩生有两个儿子。“文革”结束以后，林晓霖的母亲张梅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总参谋部某部从事资料整理工作。张梅，我曾经在装甲兵工程学院执勤时接触过几次，给我的印象：个性很强。我们警卫通信排一班的战士何庆玉（陕西子长人），曾经给徐介藩副院长做过勤务兵，挨过张梅的许多“克”。

新浪网友

博文很好，谢谢老兵。只是想对文中李治洲副院长的简历有所更正。【1935年8月15日，打入神木县泰和寨敌军内部的李治洲同志来到部队，他们原有10多人准备哗变，由于叛徒告密，被敌发现，只跑出三人。李治洲是关中人，受甘肃平凉党派遣打入敌军，在康子翔营当警卫连长。当时红三团正缺参谋长，于是就认命李治洲为参谋长。】以上摘自时任红三团政委的杨文模的回忆录。后任绥德军分区参谋长，西北军区独立一师，【也有称13师的，】副师长，师长。50年独立一师改编为装甲兵坦克三师，任首任政委，52年任志愿军坦克指挥所政委，后任装甲兵技工学校校长，第五坦克学校校长。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正军职。文中履历有些是误传，特此更正。谢谢博主。希望早日能看见大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609bb10100pdwb.html#cmt_1614585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26:46

1963年11月7日，新兵连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战士被分往坦克教练营、工程大队、坦克修理连、汽车连等单位。我被分配到了汽车连警卫通信排的2班。汽车连管辖汽车排、警卫通信排、电话站等单位。汽车连连长于宝库，吉林省人；指导员姓颜，名字已经忘却了；警卫通信排排长吴心国，安徽省人；2班班长陈瀚，陕西户县人；副班长陈培荣，江苏省人（后担任班长）。班内的战士，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苏等省（区），以及陕西省户县、延安地区、榆林地区的人员组成。先后在2班的战友有过：陈寿（后担任副班长）、龙万金、张鼎成、张士鄂、张景明、张俊杰、张思前、高锦义、李丰智、杨炳信、刘保明、苏迎春、冯兆祥、高广法、樊□□等人。班上的广东、广西籍老战士来自湛江守备某师师部，1959年入伍。他们在一起时，讲的是客家话，我们北方人一句也听不懂。这些战士即便是讲普通话，我们听起来也很费劲，所以新战士说：“千不怕，万不怕，就怕两广人说普通话。”我们几个陕西兵也曾经偷偷地学习广东、广西话数数，把一至十说成：“一、二、三、四，五楼去扒狗屎”，逗得大家笑得肚子痛。1964年12月下旬，几个广东、广西老兵在外面值勤，一块在洪庆的一家饭馆吃肉喝酒，回来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一件事情被排里知道以后，让战士之间互相谈心，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我们班组织学习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并且几次在党、团小组会议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1965年初，征集的是河北滦城的新兵，滦城县距离北京市不远，但是讲话的声调并不好听。到2班的滦城县新战友有张元生、段枚贵、崔同喜、赵二辰、冯新奎等人。
我们排的值勤地点先后有：西门、东门、坦克场、坦克修理场、水塔、军械库、丁字楼、将军楼等地。我在日记中表示：“我是个警卫战士，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站好每一班岗，不管是门岗、车场、教学棚、首长楼……都要百倍警惕，不放过一个坏人。排里近来有个别同志警惕性不高，注意力不集中，在车场站岗坐下来，吃瓜子、看书、唱歌、打盹、睡觉等不良的现象发生了，这是不应有的事情。有的同志在以前擅离岗位，这些做法都是因为脑子里没有敌情观念，和平麻痹……”刚分配到警卫通信排，领导派我前往将军楼为王振祥、王再兴、徐介藩、沙风、李治洲、黄祖华、于丁等首长站岗，夜里黑越越的，万籁俱寂，令人胆怯，站在原地不敢多走动。还给来学院视察、指导工作的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政委向仲华中将、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副参谋长林彬少将等人站过岗。1965年春季的一天，沙风院长走出将军楼散步，走过来和我聊天，他问：“你是哪里人啊？”我回答说：“陕西横山人”。沙院长说：“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去过横山县，路过了石湾镇”。沙风，原名叫吕济人，浙江新昌人，个头不高，为人和蔼可亲。他于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3月在新四军4师某部时，他曾经率领部队俘虏过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后来，沙风担任过第三野战军战车第一师副师长、坦克第二师师长、军委装甲兵技术部部长、第一坦克学校副校长。1964年4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2月由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原院长王振祥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
1963年11月24日是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去了一趟西安，下午回到学院就赶上吃饭（星期天吃两顿饭）。16时58分，刚走出我们连的饭堂就听到一声巨响，从东方冒起一股浓浓的黑烟，我以为是学院的锅炉爆炸了。不一会，学院的救护车出发了，又过了一会我们警卫通信排的战士紧急集合了，乘车前往现场执勤。原来是兰州铁路局由北京开往兰州的35次特快旅客列车，在通过窑村车站东闸道口时与庆华电器制造厂运载雷管的汽车（装载运送2吨雷管）相撞、爆炸的特大伤亡事故，炸毁汽车、列车机车、列车前部行李车和硬席车两辆。当场汽车司机、助手和押运员以及机车司乘人员等8人死亡，另有25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次火车与汽车相撞事故，其主要原因是铁路道口设施不完善，没有设置道口栏杆，没有专人看管道口，火车通过道口时没有鸣笛示警，道口地形低凹不便了望，导致火车与汽车相撞。我们到达窑村车站时，这里是一片狼藉：列车的车头被炸出去2、3米远，和后边的车厢断开，有3节车厢脱轨。当地的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前往岳父家里，被炸飞的汽车铁皮切断腰部死亡。死人都盖着白布，停放在靠近车站的一边，很是让人恐怖。受伤的人，大多是被炸飞的玻璃割伤的，挥舞着手在哭叫。陕西省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李启明、西安铁路局局长张学轲等领导来火车站视察。我们执勤整整一个晚上，半夜学院还给我们送来了面条吃。次日凌晨，陇海铁路才恢复通车（中断行驶近11个小时），我们撤岗回到部队，睡了一个上午的觉。这次肇事以后，每当寂静的夜晚在坦克场站岗，听到火车“呜—呜—呜”的鸣叫声，就想起了窑村火车站的事故来。1964年冬，一次在坦克场站岗，夜里排长吴心国踏雪查岗，我突然忘了口令，只记得口令的内容与马铃薯一类块茎植物有关。我在车场内一边走一边回忆着，等到排长快到跟前时才想起是“土豆”（我们家乡叫“洋芋”，所以一下想不起来）的口令来，侥幸混过了关。1963年末，我们排的1班（手枪班）丢失了一支54式手枪，后来才知道是被学院医务所（和我们警卫通信排驻的很近）的一个军医在转业时偷走了。1965年10月1日，这人带着手枪去首都北京游玩，被车站的公安人员查出，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后来由装甲兵司令部保卫部送到我们学院警卫通信排，由我们管理了一个多月，经过反复查证他没做过啥坏事，只是喜爱玩枪而已，将他遣返回湖南本地。还有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湖北籍转业军官，在我们排关押了两个月。这人性格暴烈，不服管教，听说他是1964年底的“整校”运动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遭到批判以后遣返回乡的。因为受过刺激，他的精神不太正常，一天大喊大叫，还不时骂骂列列的。由于难以管教，排长还批准捆绑过他，后来不知如何处理了。
1964年8月29日，排里派我和一班战士何庆玉前往临潼县钢铁厂学员4队驻地担任警卫，维护营房、库房和家属的安全。这时，学员4队的学员和新教师响应毛主席的号令，背着背包、扛上钢枪、徒步前往“红色故都”——延安，进行政治野营拉练去了。和学员4队同时去延安的学院首长有副院长黄祖华大校，他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为新学员们授了军衔。黄祖华，湖北大悟人，曾经参加过黄麻起义和长征，担任过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17团政委，鄂豫皖军区第六军分区、豫西军区第六军分区、河南军区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公安军第9师副师长、代师长，公安师师长兼广东军区汕头军分区司令员，守备第9旅旅长，广西军区合浦军分区司令员，守备第24师师长（政委郎冲，河北灵寿人，1936年参加革命，曾经担任144师政治部主任、215师副政委、广西军区合浦军分区政委）等职务。后来，学员4队还组织学员前往渭南地区进行了野营拉练。在临潼县钢铁厂除了值勤以外，我和何庆玉还经常帮助炊事员张师傅（北京市人，听说原来做过刘伯承元帅的炊事员，炊艺高超）和他的儿子小张拉运粮食，收摘茄子、辣椒和黄瓜等蔬菜，还帮助割猪草、喂猪。一次下大雨，一个军官家的房子漏雨快要坍塌了，他的妻子急得乱喊叫，我和何庆玉两人冒着房塌的危险，冲进房内将孩子、家具和粮食搬走。大雨停了以后，我们又帮助她家维修了房子，还拉煤到她家。我们俩于9月26日返回学院，由陈培荣、黄开杰接替了工作。
1964年2月我们学院根据装甲兵党委《关于认真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狠抓了郭兴福（南京军区某部2连副连长）教学法的推广，广泛开展“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涌现出一批技术尖子。警卫通信排虽然受到“突出政治”的影响，对警卫业务、内务卫生、军事训练抓的还是比较紧的。排里邀请学院军务处副处长李文衡等人给我们讲述《如何做好警卫工作》的业务课，使我们对警卫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工作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业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我们的内务搞得很好，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白天床铺上不能躺、不能坐，保持整洁。学习时，只能坐在小凳子上；写心得体会时，可以在床铺边上写作。排里、连里抓紧了各种练兵活动，提高我们的军事素养和战术水平。并且经常进行夜里的紧急集合，有时一个晚上进行两、三次，背包必须在漆黑之中打好，还要带上一双鞋子、一只水壶，在4、5分钟内带着枪、背着背包在操场集合，然后进行急行军。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排里紧急集合两次，我们想再不会进行了，结果进行了第三次，几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有的战士因为紧张，将裤子穿反了，没有办法走路；有的战士因为紧张，背包打的不紧，在行军的路上就散开了，搞得特别狼狈。这时，我们实弹投掷过铁柄手榴弹，进行过步枪的第二练习、夜间射击、手枪第一练习和高射机枪第一练习的实弹射击。因为我的眼睛近视，步枪第二练习实弹打靶，只打了个及格；夜间射击掌握的很好，打了个优秀；高射机枪的实弹射击，也只打了个及格；手枪的射击成绩是良好。
1964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报告团到我们学院作报告，宣传的战斗英雄有：庞国兴、罗光燮、司马义·买买提、王忠殿、张代荣等人，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庞国兴是兰州军区陆军某师9连的副班长，罗光燮是新疆军区陆军某师工兵分队的战士，司马义·买买提是新疆军区骑兵某团机枪连的班长、王忠殿是新疆军区陆军某师9连1排战士，“爱兵模范”张代荣是新疆军区陆军某师7连副政治指导员。我们部队先后学习的英雄人物还有：雷锋（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4班班长）、王杰（济南军区坦克某师工兵营1连5班班长）、麦贤得（海军东海舰队某部611舰的机电兵，后担任南海舰队某基地副司令员）、刘英俊（沈阳军区某军炮兵连战士）、欧阳海（广州军区某军3连7班班长）、谢臣（北京军区某军炮兵连战士）、焦裕录（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尉凤英（辽宁省东北机器制造厂工人）、李素文（辽宁省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王进喜（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等多人。学院还组织指战员听取了宋振苏（陕西省邮电局职工，“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回忆父亲宋绮云（西安文化日报社社长，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母亲徐林侠、弟弟宋振中（小萝卜头）的革命事迹报告。1966年1月，济南军区装甲兵组织部干事来我们学院报告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学院掀起学习王杰事迹和《王杰日记》的热潮。1月31日，我们学院门诊部护士长梁社开（广东中山人，1956年入伍），在渭南县下吉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宋朝宰相寇准、名将张仁愿的故居在这里，当地人称“三贤故里”）附近的卤阳湖带领社员群众抗旱，在破冰取水中不幸冰层破裂落水牺牲，中共中央西北局、军委装甲兵发出关于学习梁社开烈士英雄事迹的通知，在我们连队掀起了学英雄，见行动的新高潮。
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是一个“投机商”、野心家、阴谋家。他深居简出、深藏不露、诡诈阴险，搅尽脑汁去迎合毛泽东，伪装自己最紧跟毛泽东、最忠于毛泽东思想，博取毛泽东对他的青睐，以得到在政治舞台上的稳固地位。1959年秋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万言书”揭短有“罪”，林彪以护短及时有“功”，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任命他接替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出于野心的驱使，只抓所谓的政治，不抓军事训练，不抓军校的正常教育，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危置于脑后，扛起了“个人崇拜”的大旗，把毛泽东奉若神明，致使毛泽东乾坤独断，从此再没有人敢提“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上的错误、再没有人敢追究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责任。他把毛主席的话作为判断正确与错误、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唯一标准……他疯狂地搞现代迷信，把毛泽东偶像化、宗教化、垄断化，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实用化、形式主义化、绝对化、顶峰化，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1959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的观点。林彪打着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要求部队指战员学习好“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1960年2月，林彪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背警句”，割裂、肢解了毛泽东思想，根本不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精髓。1960年9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四个第一”的理论（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9月14日至9月24日又提出毛泽东思想“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新思想的顶峰”，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1961年1月，他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按照：“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方法进行。1964年11月，林彪又提出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原则，批判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的大比武，部队只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说什么政治是第一支“枪”，要用第一支“枪”指挥第二支枪，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部队的战斗能力下降。1965年林彪指示全军应当着重抓政治，首先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300多万人的军队中兴起……林彪对军事院校提出了“少而精，短而少”的教学原则，致使军校教育出现“学制越短越好，内容越少越好”的偏向，把一些不符合教学特点、规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搬进课堂，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1964年，总政治部发放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选读》、《毛泽东选集》等书籍，要求部队认真学习。196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51年至1953年出版一、二、三卷）。1964年1月解放军报社出版征求意见本《毛主席语录》，5月开始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1本，战士每班1本。1965年8月再版，在全国发行（仅1967年出版3·5亿万册，至“文革”结束共发行50亿册）。是年5月，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学习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1965年7月底，我们学院组织广大指战员到西安参观了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织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廖初江，沈阳军区坦克某师机械化团3连副指导员，后担任团政治处副主任，1969年担任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担任副社长。1974年因为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照片《孜孜不倦》（江青于1971年6月9日在钓鱼台17号楼拍摄的，发表于是年8月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的发表问题，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令停职“审查”。王洪文说：“廖初江是坏人，应该揪出来”，1979年被免职。1980年11月3日，廖初江因患直肠癌逝世。丰福生，福州军区空军某部炊事班班长，后担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黄祖示，广州军区某特种兵部队战士，参加过我国原子弹空爆试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1990年担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晋升少将军衔。我们连队反复学习的毛主席著作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第十节）、《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等8篇文章。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产阶级腐蚀，连队将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评为明星的赵丹、孙道临、谢添、崔巍、陈强、张平、于洋、李亚林、庞学勤、王心刚、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秦怡、王丹凤、于蓝、谢芳、张园、金迪、王晓棠、田华、祝希娟等22位演员的照片也收走了，甚至连《大众电影》等一些画报也不让阅读了。电影《英雄虎胆》中独闯虎穴的孤胆侦察英雄曾泰（由著名电影演员于洋扮演）的原型，就是我们学院的前身之一——驻湛江某部的一位副团级军官、他的名字叫林泰。林泰1925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失去父母。1945年8月投身革命，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他参加了解放长春、四平、沈阳和锦西等战斗；在平津战役中，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在衡宝战役中，参加了解放澧县的战斗。1951年初，他参加了广西十万大山剿灭韦秀英等匪帮的战役。在南征北战中，他勇敢机智，多次奉命深入敌穴完成侦察任务，曾被誉为十二纵队某师侦察英雄。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立大功7次、小功2次，获得“勇敢奖章”6枚。1955年8月林泰转业到广西公安部门工作，历任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柳州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柳州市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和柳州市公安局调研员等职务。“文革”中，赵丹、白杨、孙道临、谢添、崔巍、李亚林、金迪、祝希娟、于洋等演员大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残酷斗争，上官云珠、赵丹、庞学勤、王晓棠等人的遭遇很悲惨，上官云珠自杀，赵丹几乎被王洪文整死。我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很认真，经常坐在宿舍的小板凳上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书写学习心得体会。我曾经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能够全部背出来，《毛主席语录》几乎能够背下来，甚至知道那一条语录在那一页上。1964年12月12日，我给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和目标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一篇运用一篇，结合自己的缺点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去学习，结合工作任务、形势、连队的实际问题进行学习，加强道德品质修养，改造思想，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树立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要有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军事训练，严格履行卫兵的职责……”我特别喜欢反复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1964年5月，我被评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5月4日，受到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部的奖励，奖品有《青年思想修养》、《团结、进步的武器》、《困难、斗争、世界观》等书籍。我们连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战士是高应举，记得学习笔记最多，1968年初被提拔为军务处参谋，成为拿53元工资的23级干部。1965年9月6日，装甲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12人，积极分子代表35人（其中有和我一起参军的绥德籍战士贺国建），大会以后方玉麟、史引才、潘德芳等3位先进个人到装甲兵所属单位作巡回报告。10月7日，方玉麟、史引才、潘德芳等先进个人来到我们学院作报告。方玉麟，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在包头国营617厂防护五九式坦克时，任务繁重、研究工作紧张了就睡在车间里。一次，一个人试车，自己按电钮，在整个车间都是浓烟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最后昏迷了过去，结果实验成功了。1964年4月起他和装甲兵的科技人员积极地投入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1965年5月14日和王秀忠、张田祥、张树林、李秉太、李汉旭、杨彦堂、马树仁等人驾驶坦克在新疆黄羊沟附近的罗布泊参加了强辐射下的我国第二次核试验的爆心试验，取得了宝贵资料。首车进入爆心试验的方玉麟、张田祥，分别荣立二等功。潘德芳，6410厂工具保管员，对本职工作精以求精，在熟练中求巧、求快、求准，一千多件工具蒙上眼睛都可以找得到，得到职工的一致好评。史引才，是我们学院一个基层连队的副政治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细致入微，效果显著，深受战士欢迎。虽然学院强调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问题还是在一个一个的出现：一个战士因为奸污幼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个江苏籍学员因为猥亵幼女被除名，一个军医转业时偷走了部队的手枪……
1964年底至1966年5月，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在全军院校进行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和“教育改革”。1964年年底，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带领工作组来我们学院帮助开展整风运动，在学院的大礼堂作了动员报告，我们排也按照上级的安排组织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院校整风的基本方法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露、批判学院存在的问题，整顿领导、整顿机关、整顿教员队伍、统一教学思想、进行教学改革；在学员、战士、职工、家属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两种教育思想、两种教育路线的斗争，彻底进行教学改革，应用大辩论的形式，查课程、查内容、查方法、查质量，摆问题，摆经验教训，大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整风中，收缴了外国军事教材、书籍，军事理论课程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课程一般砍掉一半左右，有的砍掉三分之二。同时缩短了学制，技术院校平均缩短三分之一多。特别严重的是，查出了一些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实际上，这是一次“文革”的预演，搞的人人自危，伤害了许多人，对学院的教学破坏严重。地方上也和部队一样，开展“整风运动”和“教育改革”。我的母校——横山中学就遵照上级的部署进行了所谓的“整校运动”。整校运动以学生的成份定“靶子”，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作为批判斗争对象。学校把高中一年级一个出身工商业兼地主成分、还不满15周岁的女学生胡仲平整成了“小反革命”，给她记大过的处分。把中农家庭出身的学习委员高锡林撤了职，还把富农家庭出身的班长高锡亮也罢了“官”。“整校运动”中，还把1963年初我和屈振刚、王立德、刘天渊同学结为“金兰之友”的事作为问题提了出来，批评了屈振刚等同学。因为当时我在部队服现役，学校就没有追到部队找麻烦，躲过了一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写作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文汇报》上。此文的抛出，是“文革”的初步发动阶段，点起了“大批判”之火。从此以后，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不断升温，大兴文字狱，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他们的著作受到批判。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写作的《三家村杂记》和邓拓写作的《燕山夜话》）。当时，全国没有人不知道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没有人不知道“三家村”、 “四家店”（指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我们学院也组织官兵办黑板报、办批判专栏，开展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杂记》和《燕山夜话》的声讨活动。
1965年3月，我们班的张士鄂、张鼎成、陈寿、陈培荣（以上4人的军衔为上士）、张景明、张俊杰（以上两人的军衔为中士）等老战士复员，陈寿、张士锷、张鼎成等人返回广东、广西、湖南等地，陈培荣、张景明、张俊杰等人被分配到兰州百货公司、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等单位工作，排长吴兴国中尉调往军务处担任参谋，一班班长钟春光上士（湖南省人）接任排长职务，授予少尉军衔。老兵复员不久，上级突然通知取消军衔制（我当时的军衔是上等兵），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取消军衔制度的具体背景是这样的：1964年8月间,毛泽东吩咐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道去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讨论中,贺龙元帅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到北京,罗瑞卿大将请示了林彪元帅以后，开始启动军队干部减薪、取消军衔的工作。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我们对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编了一个顺口溜说：“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的军衔制度正式废止，全军官兵开始着穿“六五式军服”（我们装甲兵部队原来穿的马裤同时取消，全军官兵冬天新增加一套绒衣、绒裤）、佩戴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仅凭军服口袋多少来区分干部、战士,有上下四个口袋的是军官,只有上面两个口袋的则是士兵。仅凭衣领样式区分男、女军服。男军服为中式立领,有风纪扣,女军服为小翻领。全军换装的实际情况是,原先的军衔符号一直佩戴到5月31日,当天是星期日,人们外出除了着便服者外,都还穿着原有服装。到了晚上，才把新旧帽徽、领章加以更换。6月1日星期一,早晨起床后开始按新的规定着装，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从此结束。同时，实行了13年的军官级别也废止了,军官改称干部,并开始按“减薪定级”后实行的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取酬。
1965年年底，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学院政治部颁发证书并寄出喜报给陕北我的家人报喜。“五好战士”运动，开始于1958年5月，当时提出的“五好”条件是：“学习好、劳动好、纪律好、节约好、身体好”。1960年10月作了延伸，改变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是1960年10月开始的，要求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1966年5月20日，装甲兵在北京召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我们学院的电话站、工程大队某连副政治指导员史引才，以及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实习研究员方玉麟、6410厂工具保管员潘德芳等4个单位、6名个人被树为先进典型。但是由于受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思想影响，出现过“一好”（政治思想好）代替其他“三好”的偏差，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接见叶剑英、李先念、陈士榘等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等。随后，部队停止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选活动。
活跃业余文化生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我们学院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比较活跃，周声华（杂文作家）、康凤桂（1933年出生，1951年入伍，版画家、篆刻家，1969年转业到辽宁省直机关工作）、李茂林（战士，陕西子长人，1963年入伍，1968年复员到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等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学艺术作品。因为看他们发表的作品，使文学艺术成为我的业余所爱，使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渐丰富起来。我经常利用时间练笔写作，为连队出板报，把自己写的小诗歌、小通讯、小消息刊登在上面。我写的第一首诗歌是《哨兵》（后改名为《哨兵的眼睛》），反映我在警卫通信排的生活。这首诗歌很短小，是1964年4月写出的，经过几次修改，被学院政治部办的国庆专刊发表出来。《哨兵的眼睛》全文如下：“哨兵的眼睛／似雷达的波束／时刻扫瞄着可能出现的／阴影∥哨兵的眼睛／封锁着边防线／是祖国最敏感的神经。” 在警通排当卫兵，以及后来在学员3队、学员5队当文书，写出诗歌50余首、散文5篇。我在红旗沟、东门值勤时，利用下岗以后的时间写作，先后写出了《老不弱》、《登骊山》、《割麦》、《演出队来了》、《站岗归来》、《雨中瞄靶》、《月夜浇菜》、《河边对刺》、《军衣的秘密》、《王杰，时代又一个雷锋》、《赞祖国》等诗歌，反映我在部队中的训练、值勤、劳动等生活。还写出《陕北的春节》、《战斗在黄河滩边》、《军营晨眺》等散文。有些诗歌，我还投稿给《陕西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因为基本功不够，没有发表出来。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先后购买了王石祥的《兵之歌》、李瑛的《红柳集》、贺敬之的《放歌集》等诗集，刘白羽的《晨光集》、郭风的《灯火集》、碧野的《情满青山》等散文集，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杨植霖、乔明甫的《王若飞在狱中》等回忆录，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任斌武的《沉船礁》、《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邓普的《军队的女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军队的女儿》和《欧阳海之歌》等书籍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曾经反复地品读过，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刘海英和欧阳海是我崇拜和学习的楷模。《欧阳海之歌》在《收获》上发表以后，我就一睹为快。这部长篇小说发表3个月（1965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就出版了单行本，后来作者又4次修改，先后印刷了2000万册。“文革”开始，江青调金敬迈进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担任文化组的组长；1967年6月派他接管了文化部，后来因为得罪了江青，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1年。在部队还培养起了对戏剧、音乐等艺术的爱好，我先后在部队和西安观看过中央乐团、总政话剧团、总政歌舞团、陕西省艺术剧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京剧院、西安易俗社、西安狮吼豫剧团、西安评剧团、宝鸡话剧团等文艺团体演出的《平型关大捷》、《江姐》、《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女飞行员》、《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杰之歌》等剧目。我们学院成立的铜管乐队，在大型活动中曾经多次参加表演，我也多次观看过。铜管乐队先由1960级学员队主办，1965年初交给1964级学员队主办，指挥是王真友。我们汽车连的副连长、副指导员擅长曲艺表演，特别是邢副指导员的山东快书、三句半说的好。晚饭以后，我们排的指战员有的拉二胡、小提琴、手风琴，有的吹笛子、吹唢呐，有拉有唱其乐无穷。我买过《如何识简谱》、《如何拉二胡》、《革命歌曲选》等书籍，和战友学过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等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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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28:41

机会，有时候掌握在自己手上。在警卫通信排时，我喜欢在工余时间写作，很想到学员队去做文书工作，班、排的战友都知道。也许是我的愿望得到了领导的认同，上级决定调我到学员队工作。1965年12月25日，军务处把我从红旗沟哨所抽调回来，要我暂时担任学员5队（学院第10期学员，1至5期为“哈军工”招收的学员）的文书。这时的军务处处长是王耀庭，山东省人；军务处副处长是李文衡。1966年元月，5队学员前往坦克教练营锻炼，我又回到了警卫通信排。 2月9日，军务处正式调我担任学员5队的文书。这时，学员1队的文书孙广炎，2队的文书薛宗仁（原秦开孝），3队的文书冯春祥，4队的文书郭世荣。学员队的文书，工作范围比较庞杂，除抄抄写写的工作以外，还兼有：机要、档案、通信、保管、给养、统计等多项工作。我在日记中写道：“做文书工作，一天小事比较多，比如军装的发放，报纸、杂志、文件的收发，给学员和领导办理一些事情……文书工作一定要有极端负责的态度，对同志极端热忱，多为同志们做一些事情，就是自己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人们要想寻求真正的快乐，只有在为党为人民为同志服务中才能找到，只有在为整个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服务中才能找到，否则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的。”军务处让我先兼任学员3队的文书（学院第8期学员），3队的学员有赵腾云、李广生、刘孝文、韩春福、董良□、王澍等人。董良□，湖北黄安人，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侄儿。王澍，东北人，“文革”中成为活跃分子，1966年10月起来造反，后来成为我们学院红色造反团团长、红色造反总团团长和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月，我又回到学员5队担任文书。学员5队队长于平显，少校军衔，山东菏泽人。指导员程鹏飞，东北人，少校军衔，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副队长粘朝钦，东北人，和我处的相当融恰，我有啥思想喜欢和他交流。副指导员王家信，河南洛阳人。区队长有：王英杰、陆玉贞、陈玉如、冯鳌、孙长久。5队学员大都来自四川、东北、江苏、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和我熟悉的学员有：梅崇远、王广有、李洪元、张广熊、王景生、秦丰、高晓堤、何纪伟、张家富、翁舵、董江田、宋良浩、杨振华、柳忠毅、李春耕、施福明、全新华、张信、杨梁栋、李芒、冯亮等人，还有军委工程兵学院副院长王兆相少将和刘静的儿子王□生。王兆相和刘静是陕西神木人，王兆相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陕北红军。王兆相为神木、府谷、佳县、榆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作战奋不顾身，被人们称为勇猛无畏的“黑狸虎”。冯亮，湖南沅江人，1968年12月毕业分配到沈阳军区装甲兵某师工作；1980年1月被选送到后勤学院指挥培训队学习，后担任军需大学校长、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部长等职务，少将军衔。我们学员队的学员，多为大学本科生（也办短训班），学制5年（实际在“文革”中没有达到学制规定）。截止1966年5月，学院共培养出王精业、马世宁、陈春兰、邓昌杰、解厚铨、王学明、王占山等技术干部1226人，其中王精业、马世宁、邓昌杰等后来成为全军的知名教授、专家；解厚铨晋升为少将，担任过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等职务，邓昌杰担任过北京军区52891部队技术部部长等职务。

当时在我保管的文件中，频频通报中国援助越南高射炮兵击落、击伤美军飞机、俘虏美军飞行员的战果。在1965年8月至1969年4月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国飞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人。但是当时文件上没有指明是在越南作战，我分析不是在越南就是福建前线。那时我国高射炮兵等部队支援越南没有公开报道，是秘密进入越南的。美国的飞机轰炸得很凶，战斗打得很残酷，我军指战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从敌人飞机轰炸下的废墟中爬出来继续战斗，牺牲了许多人。中国援助越南的高射炮兵先后分9批、16个支队轮换进入越南，担负北越铁路线、钢铁基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助越南工程兵部队的施工。那时，我们学院的广播经常播放支援越南的战斗歌曲：“战鼓咚咚，军号震天响／革命战士怒火满胸膛／支援越南磨战刀／愤怒的子弹上了膛／时刻准备上战场／消灭美国野心狼！”1968年11月美国军队停止轰炸越南，1969年4月底起我军高射炮兵、工程兵、铁道兵、后勤保障等部队陆续回国，1970年7月中国部队全部撤回，我国先后出兵32万余人。离我们学院驻地不远的国营804厂生产的炮弹也曾经运输到越南，途中还出现过广西“造反派”哄枪军列炮弹的恶性事件。“文革”中，军工厂的工人只顾造反“抓革命”，不管“促生产”，军代表也起不了作用。即使生产，质量也差，在越南前线多次出现炮弹打不响的情况，延误了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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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学员三队学员董良浩、王树，河北邯郸某县人，文革前我学院和全装甲兵系统学毛著标兵，72年落实政策到邯郸附近的马头电厂，75年平反后到邯郸市劳动局管劳资、孙喜斌，任石家庄拖拉机厂厂长石家庄市经委主任石家庄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李振邦原三电教员，后在邯郸市技术监督局。学员四队也出了几位杰出人才：解厚全，四区队学员，江苏人，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时授海军少将，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监察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委常委；张汉杰，三区队学员，河北任丘人，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少将；王真有，一区队学员，辽宁大连人，任装甲兵杂志社总编；郑连成，二区队学员，黑龙江人，任装甲兵总工程师；陈治，三区队学员，辽宁人，任坦克七师代师长，38集团军技术部部长，大校、邢振华，哈尔滨人，四区队学员，任济南军区装甲兵部主任、54集团军技术部部长，大校；王留宝，江苏人，二区队学员，任南京军区装甲兵部主任、九江军分区司令员，大校；孙兆伟，一区队学员，辽宁沈阳人，任38集团军112师副师，保定军分区副司令员，大校；窦世鹏，一区队学员，江苏人，曾任沙风秘书，南京军代表主任，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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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30:32

“四清”运动，是“文革”的一次预演。“四清”，来源于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成为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他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湖南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的做法、经验，由此开始了“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1964年5月，中央颁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作为“四清”的指导思想。文件把城乡在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看成是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向中国共产党的进攻，认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的形势。还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央还制定了《后十条》，文件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还要查“四不清”在上面的根子。1965年1月14日，颁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文件提出更为严重的问题，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着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清”运动，干预地方工作，1963年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参加“四清”。毛泽东指示：“全军排以上干部（除年老病重者外）一律分期在两年内都到地方参加一次‘社教’工作”。之后，军委装甲兵抽调2883名干部参加了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学院接受命令，派出干部、教师和学员前往陕西省渭南地区、西安市郊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医务室护士长梁社开（在渭南县农村抗旱凿冰中落河身亡）、4队学员吴兴邦（在西安郊区农村触电身亡）等人在“四清”一线牺牲。在“四清”前，学院组织干部、学员前往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样板——长安县参观学习（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曾经在细柳公社姜仁村蹲点）。参观了长安县王曲公社马场村郭守约地主庄园和贫民窟，这个庄园共有11个院落。当地俗语说：“下了王曲坡，土地都姓郭”，土地改革以前郭家有土地2350亩。郭守约的先辈郭华，曾被清朝宣统皇帝赠予“资诗大夫”，郭华夫人被赠予“资诗夫人”。
陕西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单位有：西乡县、延安县、子长县和西安市阿房区。省、专区、市、县党、政、军、事业单位抽调百分之三十的在职干部进行“四清”，分为4个工作团，到城市和农村搞运动。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错误地认为：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陕西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陕西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肯定比三分之一还要多”。1964年 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布置下一段的工作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因此，陕西省的“社教”就很“左”：仅在1964年一年中就批准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0多人，开除公职处分的脱产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在长安县、延安县、西乡县等三个“试点县”里，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使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仅长安县一个县就补划“地富反坏分子”152人，各级干部中的“漏划地富反坏分子”493人，其中“钻进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460人，补戴各类‘帽子’的2306人。”长安县皇甫公社胜利大队，是著名作家柳青写作《创业史》的生活基地，也是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的柳青一手培养出来的先进典型，王家斌是逃荒来到皇甫村的，他是梁生宝的创作原型，担任着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清”中，王家斌遭到残酷地批判，使胜利大队受到严重挫折和破坏：两个生产队的正副队长4人，有3人被扣上“贪污分子”、“四不清干部”的罪名开除了党籍。王家斌所在一队的干部大换班，生产每况愈下，粮食亩产由“四清”前的700斤至800斤下降到400斤至500斤。“文革”开始以后，又把王家斌与柳青联系在一起，扣上“黑作家”培养起来的“黑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搞得满身疾病，穷困潦倒。洛川县在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四清”中，处理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800余人，占大队、小队干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8个公社书记撤换了16个；补划了300多户地主、富农成份。从1957年以来，20年中搞了11次大的政治运动，从县到生产队四级干部，一共整了一万多人。1964年11月，胡耀邦到陕西省委担任第一书记，他说：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并且开始纠正“社教”运动中的偏差，抓工农业生产，搞活经济。从1965年2月下旬起，遭到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某些领导人的连续批判，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等领导人先后作了检查，仅胡耀邦一个人就作了6次检查，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在医生说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才被抢救住进医院。6月上旬，叶剑英元帅、张宗逊上将、张爱萍上将来到西安，6月20日将胡耀邦接回北京治病，10月中共中央调原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霍士廉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9月对陕西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委员会进行了调整，“社教”工作委员会由李启明、章泽、肖纯、傅子和、朱平、刘宪曾、袁克服等人组成，主任李启明(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副主任肖纯(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领导全省的“社教”运动。
我们学员5队的“社教”任务，分在了渭南地区所辖的蓝田县。3月30日，大家到达西安市和平门外咸宁路南的西安交通大学参加集训，学习中央颁布的《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文件，灌输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认识。我原来是作为部队的联络员去西安交通大学的，后来社教工作团把我也作为工作队员分配了，我可能是全军唯一的一名战士工作队员了。西安交通大学，1956年由上海迁来西安，是我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是彭康。彭康，江西萍乡人,曾经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左联”12个发起人之一，曾经担任华中局宣传部长等职务，1949年担任交通大学（原南洋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的妻子王琏，曾经担任过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领导人，她本来姓陈，是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的妹妹。集训时，我们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聆听了陕西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的工作报告，还和日本青年访华团一起联欢过。4月初，我们观看了即将赴蓝田县泄湖公社“四清”的中央乐团的演出。出场的演员有：郭兰英（山西平遥人）、胡松华（北京市人）等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了《南泥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歌曲，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还有其他艺术家精彩的二胡、提琴、琵琶等独奏演出。
4月22日，我们到达蓝田县。蓝田县，地处秦岭北麓，位于关中平原东南部，由山、川、岭、塬组成，比较贫瘠；灞河谷地为主要的粮食产区，如泄湖、大寨、辋川等公社。蓝田县，距离西安市35公里，因境内出产美玉而得名，传说秦始皇使用的玉玺就是用蓝田玉石凿制而成的。举世闻名、距今115万年左右的“蓝田猿人”，就出土于这里。周安王三十三年（前379）开始在此地设县，历史悠久。唐朝著名诗人、画家、音乐家王维，在李林甫擅权、张九龄罢相以后退隐终南山中，在山翠水秀的辋川孟城口（原来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墅）修禅，有《辋川集》（诗歌）和《辋川画》等著作传世。蓝田县是革命老区，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起义余部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1931年，李先念、徐海东、汪锋、程子华等革命先驱在此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我们学员5队的干部、学员，一部分被社教工作团分配到大寨公社，一部分被分配到李后公社。我写作的诗歌《前往新的战场》，表达了当时自己的心境：“告别火热的军校营房／奔赴农村广阔的疆场／心儿长出凌空的羽翼／早已飞往需要战斗的地方／／湛蓝的天空宛若美玉／春风荡起油绿的麦浪／车上载满激昂的歌声／惊动了悠然吃草的牛羊／／工厂冒起钻天的长烟／工人健步走进厂房／学校上空红旗猎猎／教室里面书声朗朗……／／但是谁也不要忘记／明的弓弩暗的刀枪／花园里的盗贼／锦林里的虎狼／／今日肩扛背包／前往“四清”的战场／虽然这是第一次啊／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方向／／迎着巍峨的秦岭前进／面对红彤彤的太阳／不管前面有什么样的顽敌／都将是我们手下的败将！”
李后公社驻地在柳家村，管辖着桂张、罗李、涝池、柳家等几个生产大队。桂张生产大队旁边有白马河，流经蓝田县城，注入灞河。我们学院的王家信、白驹（教官）、何纪伟、高晓堤和我被分配驻在桂张生产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福记）。地方上分来的工作队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员张克熊；陕西省耀县、长安县来的郭志修、宋坤义、张桂芳、郑承兴、李绪绳、朱云贵、冯桂贤、余治金、李树来、李广文等人。分配李绪绳、李广文（5月份调往五小队）和我驻三小队，由李绪绳（长安县樊村公社西樊村的农村积极分子）负责。工作团进入蓝田县以来，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人人自危，气氛骤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引下，将地主、富农分子视为阶级敌人，对地主、富农子女怀有戒心，对农村干部所谓的“四不清”问题看得过重。在这种氛围下，即使是社员群众，也惶恐不安起来。工作团要求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为坏人所收买，不为坏人所利用。我们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和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出纳、保管等人有所隔阂、关系紧张，因为他们是这次运动要整的重点人。我在4月25日的日记上记道：“……这次来蓝田社教，一定要服从上级的领导，党叫干啥就干啥，勇敢挑重担子，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越要把工作做好。要和地方的同志搞好团结，坚决执行各项规定，不违法乱纪，园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做个有道德的人，纯粹的人，‘多给予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的人。要记住：‘吃不得苦，革不得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时时、处处、事事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一切，像梁社开那样去搞‘四清’。”桂张大队社教工作队的队长是郭志修（耀县某公社党委书记），指导员是王家信，秘书是宋坤义（耀县公安局干部）。“四清”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组织社员学习中共中央发布的《二十三条》等文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蓝田县，大部分地区是山区，农民生活贫困，春天无粮时国家就拨粮救济。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种植树木、蔬菜，养猪、养羊、养鸡的人很少。有一个生产大队有400户人家，只养了25头猪。
社教工作团规定，工作队员不能搞特殊化，要和群众同甘共苦。我们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尽可能地为他们分忧解难。贫下中农家中给我们工作队员早饭、晚饭吃的是锅块（发面饼）、喝玉米糊糊；中午饭吃面条，佐以盐面、辣面，很难见到蔬菜。我们部队的工作队员一天付给社员伙食费5角钱，1．5斤粮票，贫下中农高兴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饭。进队以后，我送给生产队文化室20册图书；给9户贫农社员家挑水、扫院；把揭发批判大队支部书记眩晕过去的78岁的王彩定老大娘背回家里，并且托人请来医生治了病；帮助赵华兰大娘收割过麦子。我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如打切棉花、担水、灭虫、收割小麦、豌豆。收割小麦时，手上打起了水泡，割破了手指，仍然坚持到收工。5月末开始夏收，老百姓叫：“龙口夺食”。我在5月30日的日记中记道：“昨天开始割麦子了，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过去也收割过，但是方法有所不同。在割麦子时，有些人笑自己，就感到心里不好受，有爱面子思想。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勇敢的割，虚心的向别人学习。在割麦子的战场上，我决不后退。昨天，在割麦子中手上打了泡，我一直坚持着，贫下中农社员要我回去休息。我觉得，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这是考验和锻炼意志的良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手上打起泡，说明自己干的少，还需要锻炼。在困难的时候是溜走，还是坚持？溜走可耻，坚持理所应当。”我和李绪绳几次在大雨中和社员们一起抢运粮食，晚上参加搂豌豆的夜战……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雷声隆隆，大雨即将来临，社员们都来场上抢运碗豆和麦子啦，贫下中农社员干劲特别大，你追我赶，争着把粮食运往庵子里。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豌豆已经运完，但是麦子还没有运完，这时狂风大作，尘土四起，麦草加着雨点打在人的脸上。此时，我想起的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粮食，虽然自己只穿着一件衬衣，贫下中农社员劝我回去戴草帽，又说我身体不好，回去穿衣服去。社员们对我的关怀，使我很受感动，一直坚持着干，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那里活重就到那里去……雨越下越大，把衣服全淋湿了，但豌豆和麦子收拾妥了，真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仅前两个月，我就参加了40亩地的劳动。因为我腰腿疼，手脚麻木，而且胃病较重，吃饭很少，社员们就将这些情况反映给了工作队的领导，工作队领导要我回部队医治，我去坝桥区田王镇的一家诊所治疗两次，在双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间各做了一个小手术，就返回了桂张村。6月23日，工作团在柳家村召开会议，号召学习梁社开在渭南“四清”中英勇牺牲的先进事迹。来到蓝田“四清”的军委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中将（原政委向仲华中将调往军事科学院担任副政委）也参加了报告会。黄志勇，江西崇义人，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跟随康生的指挥棒办事，是搞逼、供、信的能手。在徐向前担任校长的抗大总校（驻陕西绥德）就抓出所谓的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学校排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文革”中，黄志勇投靠林彪反党集团，1969年10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李兆炳（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少将军衔）、李炳令（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等人支持造反派夺权，1971年9月被免除职务、隔离审查。
6月下旬、9月上旬，我们前往柳家村社教工作团参加集训。在第二次集训时，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斗争很激烈，揪出一些工作队员做靶子，进行批斗。我在9月4日的日记中写着：“工作队开始第二次集训，这次主要学习‘十六条’，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工作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揪出来，纯洁革命队伍……初步揭发、批判了任□□、姚□□、王□□……我一定要扫除一切杂念，站到革命左派一边，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部队的一名姓李的教官在主持会议时，先读了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忽然记起没有说“最高指示”，赶忙补充说“最高指示”，因为一时的不慎酿成错误受到了严肃的批判，后来将他的工作队队长职务也撤掉了。我在9月9日的日记中记道：“……前天吃早饭，一个贫农社员对我说：‘你们工作团还有坏人吗？你们这几天斗争谁哩？’我当时想，这个社员的说法说明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还不足。通过几天的揭发，的确揭发出许多反动和有严重错误的言论。如：有的人说：‘苏联只所以出现修正主义，是由于斯大林在世时打击面太宽了。’‘如果说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是由于前西北局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那么全国的民主革命不彻底，那是谁造成的？’他的这两段话，是想把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责任推给斯大林的打击面太宽；是想把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责任推在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身上，这真是谬论……有人说：‘地主有地主的苦，还有个红嘴乌鸦呢。’这是为地主阶级说话，为地主阶级辩护，做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人说：‘我们队，一是队小，二是人少，三无地主，四无富农，五没有四类分子，连五类分子也找不到，阶级斗争在我们这里是抽象的。这里的矛盾是干群工分的矛盾。’……这完全说明他对地主阶级认识的模糊，搞阶级调和和阶级熄灭论。事实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所住的那个队经过‘四清’搞出贪污现金1500余元，粮食6000多斤，漏划地富两户……”我们桂张大队工作队也组织了生活会，批评了一些人的骄傲自满、闹不团结、犯自由主义的问题。7月10日，“四清”进入第二阶段，进行全面“四清”，清查账目、清查财物、清查库房、清查多吃多占、清查贪污腐化、清查坏人坏事……凡是大队、小队的队长、会计、出纳、保管都是怀疑对象，“有枣没枣打三竿，有鱼没鱼掏干看”，打击了一大片。我和村上的一个积极分子连续4天，头顶炎阳，徒步前往普化公社的苏王坡大队、磨李大队等地外调，虽然往返走60余里山路，也不觉得苦累。7月20日，开始组织“四不清”干部“下楼”交代问题，“洗手洗澡”，放“包袱”。期间，我为贫农社员张生莲整理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材料。张生莲，是一个有4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劳动之余一边识字扫盲，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和“四清运动”，受到贫下中农和工作队的好评。
“文革”是以文化搭台、以政治唱戏开始的。从6月初到8月份，社教工作团组织我们工作队员前往蓝田县城观看《舞台姐妹》、《抓壮丁》、《红日》、《兵临城下》、《桃花扇》、《逆风千里》、《球迷》（后来在部队观看了《林家铺子》、《不夜城》、《两家人》、《武训传》、《怒潮》、《燎原》、《清宫秘史》）等影片，供大家批判。这些影片，我原来只看过《红日》、《抓壮丁》、《桃花扇》、《逆风千里》、《怒潮》5部，其它的影片没有看过，这次一下子看了许多片子，实实地过了一把电影的瘾。特别是《舞台姐妹》，我原来没有看过，觉得画面很美，演员的表演技艺吸引人，很有人情味。影片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艺人的悲苦生活，我没有发现有啥大的问题。“文革”中，江青几乎把所有的中国电影都否定了，把许多电影编剧、导演、演员、摄影打倒，一些电影工作者被批斗而死，如：蔡楚生、田汉、郑君里、袁牧之、章泯、魏鹤龄、顾而已、孟超、上官云珠、舒绣文、王莹、丁洪、海默、赵慧深、郑洪、孙维世、田方、蓝马、应云卫、孟君谋、吕班、杨小仲、陆洁、夏云湖、白辛、齐衡、关宏达、张莹、王春泉……仅上海电影制片厂非正常死亡的有16人、北京电影制片厂非正常死亡的有7人。我在后来才知道：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京剧《芦荡火种》、《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以及《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剧目上演。在总结大会上江青说：“在戏剧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江青还授意康生点了电影、戏剧中的所谓“毒草”，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昆剧《李慧娘》。1966年5月，江青出席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68部与军队有关的影片。看过以后，她说只有《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上甘岭》、《地道战》、《战斗里成长》、《海鹰》、《分水岭》7部影片是好的，或有小缺点。而将《燎原》、《怒潮》、《红河激浪》、《洪湖赤卫队》、《兵临城下》、《红日》、《哥俩好》、《冰山上的来客》、《革命家庭》、《英雄虎胆》、《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黑山阻击战》、《独立大队》、《林海雪原》、《长空比翼》、《碧海丹心》、《战火中的青春》等61部影片说得一团漆黑。
9月12日，在柳家村集训时我们接到总政治部发出的通知：参加“四清”的军事院校师生返回部队，准备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9月14日，我们离开蓝田县，回到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员和教师前往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花组字，参加了庆祝建国17周年活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0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了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出席会议，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主持会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和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等先后讲话。其中，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最使人震动，他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根据地，毛主席一定能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我们的根据是主席的健康，他的寿命至少可以超过齐白石，毛主席七十三岁了，还可以下长江，在长江里渡过了一个多钟头，齐白石七十三岁的时候能行吗？退一步说就算跟齐白石一样吧！齐白石活了九十八岁，那主席的寿命还有二十五年，以井冈山为根据地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国，以强大的中国为根据地再经过二十五年，一定可以解放全世界，这是全世界人民、全国人民值得庆幸的大事。还有一件大事，在全国、全党、全军毛主席一九二八年到现在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考验，最后决定林彪同志作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健康，林彪同志今年只有五十九岁，身体经过医生多年的检查，从大脑到内脏无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在战争中受了一点伤，局部神经受了些损失，但对他的生命、对于思考问题没有影响。所以他最年轻、最健康、最优秀、最有能力领导我们。”会议上，还宣布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紧急指示：在全军军以上机关和院校开展“四大”活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因为我是战士没有去成北京，觉得特别地遗憾。这时，到北京的学生特别多，可以说是学生的海洋：仅在7月29日到8月28日之间就达到了212．4万人。
10月11日，学员们从北京回来，我们又返回了“四清”一线，结束在蓝田县的工作。这时，“四清”已进入第三阶段：对敌斗争阶段，进行阶级成份补定，土改补课。晚上，在三小队社员胡桂兰家里参加批判、斗争地主分子薛□□大会。工作队认为原来是富农成分的李□□，在解放前三年除剥削量大以外，参加劳动也少，准备把她补划为地主成分。10月12日，在胡桂兰家里召开了青年积极分子会议，征求他们对我前一段工作的意见，他们说：老张经常帮助我们，很信任我们，对工作极端负责。工作中，联系群众，不怕苦不怕累。他们要求我再教唱一首歌曲，再上一次民兵训练课。10月13日晚上，召开了三小队社员大会。会前，我让社员们将前一段学习过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复习一遍，然后征求大家对我的意见。社员们说：分离，感到很难受。老张能吃苦，勤勤恳恳，能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青年吕锁娃、范素兰、王芳芳、吕聪过等人先后发言说：老张给我们赠了书。工作扎实。夏收中把手割破了，说不要紧，吃苦耐劳，很负责任。社员吕正财说：“老张有三好：一、毛主席的好战士；二、社教的好干部；三、贫下中农的好老师”。会议结束之后，我又给生产队的文化室赠送了书籍，社员们也给我送了《王杰》、《焦裕录》等书籍以及笔记本，作为留念。10月14日早晨，我和社员们一起前往后沟参加搬玉米劳动。饭后，我到贫下中农社员家一一进行告别。吕锁娃、范素兰等青年社员，以及地方上的社教工作队队员，把我们部队的人员送到柳家村社教工作团驻地，后来又把我们送到公路上。许多社员流着热泪，坐在公路中间不让我们离开，我们也都热泪盈眶，依依不舍。我们学院的社教工作队员算是幸运的，没有参加第三阶段所谓的对敌斗争，没有再去伤害更多的无辜之人。后来听说：地方的工作队员在结束蓝田县的“四清”时，被当地群众和受害人拦住走不了，有的要求平反，有的要求赔礼道歉，一些工作队员甚至遭到了连续批斗。回到部队以后，很是思念桂张村的社员们，我就和学员高晓堤两次（当年12月4日、翌年4月16日）骑上自行车前往桂张大队探望社员们。我登门看望了单身汉、老贫农吕宗其老汉，和村民们一起参加了修地劳动。还给青年社员赠送了《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卡片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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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39:28

陕西省的“文革”开始于5月底至6月初，首先是从西安交通大学闹腾起来的。6月1日，西北局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将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陕西省反革命黑线的根子”进行批判。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担任组长的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于6月3日进驻学校。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校党委，对批判“三家村”不积极，工作组极力去引导，但是学生们不满意。工作组接受学生们的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先搞校党委，省委批准了这个决定。6月5日上午，工作组根据西北局的指示，通过广播向全校师生讲话，主要内容有：运动的矛头针对校党委；校党委是黑线还是红线可以讨论；试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学生们对这个讲话不满意，对工作组成员不放心，纷纷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派工作组来交通大学。工作组通过电报局查电报内容，学生的不满情绪更为强烈。6月6日，学生们要赶走工作组，并贴出“省委有黑帮”的大字报。几十个学生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分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的问题，并到电报大楼贴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学生“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追根子，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西北局、陕西省委宣布西安交通大学学生6月6日到西北局、陕西省委和新闻机关等地的活动是“反革命事件”。这一消息传到蓝田“四清”一线，使许多人莫名其妙，对我的震动很大。6月7日、8日、9日三天，驻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将闹事的“尖子”李世英（河南鄢陵人，第一个在西安交通大学贴出大字报的学生）、杨克剑、刘维娜、赵瑛、王永婷等8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召开会议进行批斗，要他们“查上当，放包袱”，并将李世英、王永婷、杨克剑、刘维娜、沈丙辰、赵瑛、白天勇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沈丙辰于7月5日服毒自杀，王永婷于7月9日跳楼自杀）。
6月9日中午，李世英对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想不通，对未来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决定自尽，了结一生。在准备自杀以前，他写下了三封遗书，后来以传单的形式流传于社会，我把它摘抄了下来。第一封遗书是《最后几句话》：“……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若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永远，永远，永远怀念你们！！！话像一眼泉，涌涌流不断。现在必须要断了！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祝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战斗中成长，成为党所需要的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老实讲，后台老板，我的确是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没收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这给我打击很大”。第二封遗书是《终前碎语》：“我感到太离奇了，这些天事情发生得生硬而又自然，痛苦而又有趣。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倒是别人都受了我的骗了，是我‘拉别人下水’，我成了现行反革命……现在，他们（指工作组）都是对的，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而我倒是从另一个反动的、反革命的目的出发了！事情是这样的离奇！……最奇怪的是，怎么我过去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成了坏的……不过倒好笑，这几天使我增加了不少生活经验，增加了忍耐能力——可谓涵养者。也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不作贼，则心不虚。无论他们大会斗争，小会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加上挨拳头，口号的高呼，震耳欲聋，一个个紧握的拳头，直指眼前，可谓群众力量大矣。我丝毫不怕，因为我并没有反革命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戴高帽子的过程中，我也暗暗地说：‘同志们，你们斗错了！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心情十分平静，这时，我的头脑也相当地清醒……谈这些还有何用呢？现在还是考虑考虑我现在的心情吧。恋恋不舍呀！祖国壮丽的河山；恋恋不舍呀！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恋恋不舍呀！共产主义伟大远景；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妹妹；恋恋不舍呀！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呀！熟悉的校园；恋恋不舍呀！今后我要做的事情；恋恋不舍呀！……然而留恋无益，我也考虑过：活下去今后为革命事业还能尽力，但却还要人家监视我，这样，消耗别人的力量比自己贡献出的还大。所以留下来无益，还是去的好！马上就要发生一个质变了，这是生死的质变。迎接它吧，不过心中不舒，因生为革命人，死后却成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鬼了！呜呼，呜呼，此冤何时伸也！去了，去了，远了，远了，永别了……冤枉啊！问题算不清，死难暝目！”第三封遗书是《给父母亲》：“……我一向不关心家里事，父亲、母亲操劳、教育二十余年，然未得粒米之报，盖不会感到吃亏吧，不要紧，我自己已将自己二十余年大部分贡献给党的事业。孩儿作得如此不好，父母亲该责孩儿不力！望父母亲多辛苦，自立更生。望……勤教三个小妹，使她们更好地成长。望……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可再舍不得自私的想法。望……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千言万语，忍心截止。”后来李世英自杀未遂。毛泽东主席、陶铸副总理知道李世英的情况后，毛泽东在“四·二三”批示中称李世英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陶铸说从李世英写的遗书上看他不像是“反革命”，从此李世英咸鱼翻身。
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要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赵瑛考虑自己的前途与下场，赵瑛写出一首诗歌《前途与下场》作了回应：“前途！前途！谁要这个前途！／为了个人前途，可耻！可耻！／个人主义是毒辣的怪物／它使人说话与事实不符／它使人费尽心思达到可耻的目的／它使人忘掉国家的前途！／／受到打击我心中痛苦／但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光明大路／看到了敬爱的毛主席像／我痛苦就完全消除！／／我／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信仰／伟大的思想给了我巨大力量／在一片喊打声中／我不能倒下／倒下了／我要爬起来！／起来！／一定要起来！／／不顾个人利益／不管名声多臭／计较名声不是共产主义者／计较这些不是革命者／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有什么可计较的呢？！／／下场！下场！／管他个下场不下场／革命者不应该管自己的下场／若要考虑这些／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呸！个人下场，呸！个人前途／虽然我只有二十岁／但我要它们滚蛋！／／过去的胆小鬼／今日却一切都不顾／什么缘故？什么缘故？／因为我信仰毛泽东思想／心中有了共产主义，有了革命／一切不顾走革命的路！”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白天写检查，晚上睡不着觉，就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
6月17日，陕西省委发文撤消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彭康的职务，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把林星、凌雨轩等领导人也打倒了。7月，西安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揪斗了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郭琦，西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云，陕西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宗阳，还到陕西省委、西北局闹事，揪斗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等负责人。由于毛泽东“四·二三”批示的支持，李世英声名鹊起，后来当上了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于1967年3月28日在惨无人道的游斗中死亡）。8月3日，西北局、陕西省委宣布：以严克伦为首的驻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撤消赵守一、李启明、丁济仓（陕西日报总编辑）、郭琦、李宗阳、王云等人的职务，进行批判斗争。从8月4日起，西安市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开始冲击学校的党委、教师和党政机关，攻击学校党委和陕西省委的大字报到处都是。后来，学校、机关、工厂等单位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派别林立。
同时，掀起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活动，首先从改街道、商店、学校、公社、工厂、农村的名字开始。我们“四清”所在的“桂张大队”被改为“前进大队”、“李后公社”被改为“永丰公社”。有些人给孩子起的名字也和“文革”拉上了关系，如：文革、造反、卫东、卫红、卫党、红卫、为民、永红、红心、红旗、朝阳、前进、向阳、向党、要武、反修、反帝……，名字烙上了阶级斗争的印记。破“四旧”，还被延伸为：剪长头发、剪长辫子、剪烫发、砍高根鞋底、烧戏装、砸庙宇、砸神像、赶走和尚、尼姑、道士，烧文物、烧古旧书画、抄金银手饰，发展到私设公堂，到处是通告、通牒、驱逐令……7月的一天，一股造反派冲向陕西扶风的法门寺，他们散发传单，高喊口号，将寺内十八罗汉、塔门门洞、大雄宝殿一一推倒砸烂，大量的佛经被堆积起来，两名高僧被揪到经书前批判。良卿大师，曾经主持过洛阳的白马寺，是备受佛教界尊崇的法门寺当家人。贞环大和尚，通晓唯识大义。7月12日，良卿大师在大雄宝殿南平台上燃起干柴，打坐于上，在烈火之中涅磐。后来，寺院进驻了水利兵团，还筹建过水泥厂。陕西周至境内存有2500年的道教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宗李渊修建的宗圣宫。红卫兵冲进道观大肆破坏，还将道士们剃头刮须还俗回家……“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混世魔王”被放出来了，红卫兵被“宙斯”妖魔化了，人们都长出了统一的脑袋，都成了疯子，都鹦鹉学舌，都人云亦云，说一样的造反话，做一样的造反事，写一样的“套话”文章、写一样的“套话”文件，穿一样的绿军装，戴一样的红色袖章，好象世界都是雷同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只要有这些形式就是“革命的”……当一些人疯狂起来、随心所欲起来、挥舞着棍棒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做着一件件被迫做的事情——挨批判、挨斗争，好像畅游的鱼儿突然被抛在了沙滩上：他们在皮开肉绽、他们在做苦工,他们在无奈地作检查、在无盼地苦熬、在生死的边缘上挣扎……我在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桂张生产大队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青年向牛鬼蛇神开火，搜出地主和漏划地主的银元、圆宝、绸缎、黄色书籍、枪弹、“变天账”……是青年们自己组织的，敲锣打鼓地带着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处游乡，声势浩大。他们把村名改成革命化的村名，如‘前进’、‘红卫’、‘东方红’、‘卫东’、‘向阳’……平坟，推倒牌楼，打碎香炉、牌位、狮娃、五雷碗，把旧世界砸得落花流水！”
后来，又把人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是所谓“根红苗正”的人，是专政别人的人，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黑五类”是所谓根子不正的“黑人”，是被“红五类”专政的对象，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再后来，又把被专政的对象发展到“黑七类”，指：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旧职员、旧官僚、旧军人……“红五类”对“黑五类”、“黑七类”可以为所欲为、棍棒相加。“黑五类”、“黑七类”对“红五类”随心所欲的行动必须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喊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错误口号，流传于全国。由西北局、陕西省委和驻军领导子弟组织的“西安红色恐怖队”成立了。“红恐队”以西安中学、西安市第10中学、陕师大一附中、陕师大二附中、西安市第20中学、西安市第3中学等高干子弟学校的学生为主要力量。他们效仿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西纠”、“联动”的做法，并与这些组织的关系密切。1966年9月20日“红恐队”成立时，还请北京“西纠”的学生来指导，后来与“联动”的关系也很密切，“联动”冲击公安部时，“红恐队”也多次派人参加。北京的“红八月”之后，“红恐队”和其他造反组织在西安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的血腥事件。西安地区“文革”早期比较轰动的打死中学教师王冷、袁玄昭，退休教师王伯恭，小学教师白素莲，打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人士党晴梵的主要人物，后来大都参加了“红恐队”。他们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打、砸、抢、抄、抓”样样都做，无辜的老百姓在红色恐怖中索索颤栗！原西安市第37中学教师王冷平时对学生要求严格，“文革”开始被造反派污蔑为“资产阶级分子”，被活活整死。王冷在西安市第37中学教书多年，1966年初被调到西安市第8中学担任语文教师。1966年8月25日早上，第37中学的两个红卫兵到第8中学把王冷押走。到了第37中学，王冷在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被关押到“人间地狱”里。当天下午，王冷被押去“陪斗”一位姓张的教师，让王冷双手执铁哑铃，深度弯腰，一个小时后昏倒在地。前往第8中学押送王冷的两名学生中的一名学生用木棒从后面抽打王冷。8月28日夜里十点，王冷和20多名所谓的“牛鬼蛇神”被赶入“专政室”。红卫兵把课桌排成圆圈，把玻璃瓶打碎撒在桌子下面，逼迫这些“牛鬼蛇神”排成队，在桌子底下的玻璃碴上爬行，将他们折磨拷打到天亮，王冷的头发被拔、被撕又被剪光。8月29日，王冷被“强迫劳改”10多个小时。8月30日继续拷打审讯，上午毒打两个多小时，下午又被毒打一个小时，王冷的眼睛受重伤。王冷以前在履历表上填写的“家庭出身”一栏是“职员”，红卫兵强迫她承认是“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出身。8月31日在连续两天两夜的拷打和“强迫劳改”以后，专门组织了“斗争”王冷的大会。那天下午，王冷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被反剪双手押进斗争会场，台子上放了两张桌子，桌子上架了长条凳子，红卫兵命令王冷站在长条凳子上，低头弯腰。他们用扫帚打她，扫帚被打飞了好几把。斗争会上，红卫兵在王冷脖子上挂了一副铁哑铃，以后又加了一副。他们还在王冷站的凳子上再加一个凳子，命令她爬上去。王冷站在高凳子上，他们把凳子踹翻，又叫她把凳子架起来再爬上去，又把她打翻跌下来。几次反复，直到王冷昏死过去。王冷昏迷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4个红卫兵把她扔起来往下摔。接着，他们把王冷拉到食堂的厨房后面，在那里用铁棍打，用砖头砸，还在她身上踩。他们一边打，一边骂：“狗日的，到现在还不老实。”王冷腰脊骨破裂，头颅右部破碎，鲜血从眼睛、耳朵和口中流出。这几个红卫兵又倒拎王冷的脚，把她头着地拖到400米外的教学楼，王冷的鲜血跟着洒了一路。在教学楼里，他们又用冷水浸泡王冷，致使她于9月2日死亡，死的时候她的头部肿得像个冬瓜一样，尸体很快就被红卫兵焚烧掉了。和王冷一起在8月31日被斗争、毒打的还有王伯恭,他在一天以后死亡。红卫兵的疯狂、野蛮、残忍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广西“联指”在武斗中将俘虏的“四·二二派”人员打死后，竟然没人性地吃他们的肉，真是令人谈虎色变、毛骨悚然啊！
《十六条》发表以后，陕西省的“文革”发展到汹涌澎湃的程度，“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成为红卫兵的一致口号：8月14日，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主的5万多红卫兵开始在陕西省委机关附近静坐、示威；8月16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静坐、示威的红卫兵才收了场。8月25日，西安发生造反派冲击《陕西日报》事件，后来将《陕西日报》查封，总编辑李一松（原陕西省军区副政委）被撤职。9月6日，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学校学生造反派六、七千人开始到陕西省委静坐、绝食，经过省委派出工作人员劝说于9月7日结束。9月9日，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接24名绝食代表到北京，西安交通大学等10多个大学的造反派组成“炮打司令部战斗队”闯入陕西省委机关长驻“办公”。9月10日，西北局决定部分改组中共陕西省委，霍士廉担任第一书记，李瑞山担任第二书记，肖纯、胡炳云、章泽、舒同担任书记处书记，肖潮、彭天琦担任候补书记。9月13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学校的造反派在西安召开“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会议，从此开始对刘澜涛、霍士廉等领导人的批判斗争。9月17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作检查中说：“……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仓、宣传部副部长吴刚、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0月12日，全市性的造反组织“西安市工矿企业文革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次年2月18日，全市性造反组织“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工总司”）。“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传播得相当的快，这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当我听到红卫兵的这些过火行为时，很是诧异，很是茫然，一点也不能理解。1957年给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右派分子”或“右派言论”。现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炮轰军区”又是“革命行动”、又属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时糊涂了、找不到北了。
“文革”是一股凶猛的狂飚，大多数老百姓是沙粒，被狂风裹夹着、推搡着随波逐流，出没于风波之中。8月25日，军委装甲兵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志勇担任组长，林彬（安徽金寨人，中共装甲兵党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后担任装甲兵副司令员）、郭萍（山东寿光人，中共装甲兵党委监察委员会常委，后担任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夏云超（四川平昌人，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后担任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担任副主任。装甲兵工程学院也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牛明智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三电教研室教师陈振辉担任，工作人员有赵腾云、李广生、刘孝文、毕世厚、解厚铨、刘乃栋、周俊通等人。从9月开始，装甲兵机关和所属院校的“文革”全面展开。10月1日，总后勤部所属的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和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10月15日，根据林彪的意见，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串连的规定和其他所谓“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10月31日，我们学院机关的战士被批准参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任务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院领导和学员实行“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沙风院长和学员4队3区队的学员毕世厚等人住在同一个宿舍。运动刚开始时，学院的人员在刚刚建成的东方红广场和学院机关楼门前进行辩论，阐明各自的观点。随着红卫兵组织的不断出现，派别如林，有几十人一个山头的，也有一个人一个山头的，后来逐渐发展成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对立组织。
10月底，我们学院已经和地方上完全一样，先后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有：红色造反团、东方红战团、四野造反团、红卫东战团等等，各个组织都发放了红色的臂标。以后，逐渐演变为以红色造反团为首的造反派，以东方红战团为首的保守派，两派发展到剑发弩张、势不两立的地步。为了表示自己的观点正确，两派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武器，用毛主席语录来打派仗，攻击对方。时间不长，我们学院的“大字报”就指名道姓地揭发批判一些领导干部和教师，抓住一句话或者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一些事无限上纲，恶毒攻击。大字报，据说是一种“实行民主”的武器，产生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中。其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只是一根一根的政治棍棒，打人不见血的棍子；是一把一把的杀人刀子，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大字报，是“文革”初期的主要形式，它的功能是揭露和批判，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大字报，没有多少真实的东西，都是片面性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批判人的申辩和反驳，大量的冤假错案由此产生。大字报，抓住被批判人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任意口诛笔伐，欲致被批判人于死地而后快。我们学院的宣传干部周声华因为经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杂文，被造反派指责为“反动透顶”，遭到连篇累牍的大字报围攻、连续不断的批判会批斗，后来被定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转业地方，真是“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啊。周声华，湖北武汉人，著名杂文作家，1935年出生，16岁参军，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驻广东某师后勤财务部做后勤工作，装甲兵工程学院成立以后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转业后有《我本楚狂人》、《走进智慧的海洋》、《在天堂的门口——抗癌日记》等多部著作出版。康生、林彪、叶群通过装甲兵政委黄志勇，给原学院副院长徐介藩和他的妻子张梅扣上了“苏修特务嫌疑”、“反对林副主席”的大帽子，1968年4月将徐介藩关押于北京通县，先后长达4年之久。由于不断地批判斗争和摧残，致使他弯腰驼背、患上了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将张梅和两个孩子送往装甲兵襄樊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的叛逃事件，中央将张梅接到北京西山，要她揭发林彪的反党问题，张梅说：我和林彪已经离婚多年，他反党的事情我不知道。由于连续不断地折磨，张梅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多年不愈。陈贵耕和陈春兰是学院知名的教员，并且是一对夫妇，“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和批斗。陈贵耕在“哈军工”时就是副教授，陈春兰是我国第一批女坦克手，1957年春节时经组织介绍、安排在哈尔滨市结婚。陈贵耕，上海市人，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专业，1949年参军、并且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1953年参加了“哈军工”的筹建工作。陈贵耕是一个典型的“学究”，将全身心投放到了工作中。即使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也不例外。即将生产的妻子陈春兰在医院打电话给工作中的丈夫，让他赶紧买奶瓶和红糖来，孩子就要出生了，但工作中的陈贵耕直到下班后才赶来，孩子已经出生3个小时了。陈春兰当时是一名护士，虽然很多人告诫她说开坦克是非常辛苦的事，你一个女孩子肯定承受不了。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了名，而且被录取了。当时能当上一名女坦克手，是非常幸福的事。开坦克比开汽车难多了，噪音、颠簸、眩晕、呕吐、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有很多的年轻男子都不一定开得动，更何况是一个柔弱的上海女兵呢？那时候，中国的坦克是非常金贵的东西，每次训练完后都要保养、换坦克电瓶，那东西有好几十公斤重，这些都必须由坦克手自己亲自完成。那阶段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终于被誓不低头的陈春兰征服了，并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由于高超的驾驶技能，陈春兰被破格选为“哈军工”的教员。与陈贵耕结婚后，只有小学文化的陈春兰为丈夫高深的学识和敬业精神所折服，但好强地她不甘心只当一个相夫教子的女人，让丈夫为她从初中课程开始补习，每天学习到半夜两、三点钟。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春兰考上了大学。陈贵耕，是竺可桢当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的学生会主席，在竺可桢的教育下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作风，他正直，不为恶势力所屈服。“文革”期间，他看不惯造反派为无辜的同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奋不顾身地为他们鸣不平，结果被造反派给戴上了“包庇坏人”和“臭老九”的帽子被揪斗。这时，造反派还强迫陈春兰与陈贵耕离婚，但是陈春兰坚决不同意，还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丈夫，搭救丈夫，柔弱的身躯又一次经受了风霜雨雪的磨炼、考验。危难之中见真情，在经历了残酷的“文革”后，他们两人的感情从组织安排的婚姻中走入了真正的爱情中。学院的教授赵祖恂（坦克理论专家）、教师郝□、学员檀忠诚等人在残酷斗争以后自杀身亡；安守田（一系主任）、唐本庆（机械专家）、颜道岸（数学、力学专家）、徐滨士（维修工程、表面工程和再制造工程专家）等系、室领导、教授、副教授受到多次冲击、批判，红色造反团还将安守田等人的所谓问题闹到军委装甲兵、总政治部、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颜道岸、周声华等一批干部、教员被错误处理，很多人被迫复员、转业。沙风、李治洲、黄祖华、唐本庆、车见道、马世宁、凌永顺等学院领导、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许多机关干部被送到装甲兵襄樊“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或者改作其他事情。花费国家大量资财购置的实验仪器、设备，散失或被损坏。20余万册图书、资料损失殆尽。我觉得红色造反团太狂太野，就参加了四野造反团（次年12月，我退出四野造反团，加入了红卫东战团）。东方红战团，1967年1月在军事博物馆遭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批评；5月13日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他们参加了“首都三司”和军队“反演出派”冲击“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的演出，被打成“三军冲派”，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批评，被迫解体。
1966年秋天，我们学院的教学楼、实验室、坦克教练场、实习工厂、图书馆、办公楼、员工宿舍、食堂和其它服务设施基本建成，西门外厚实的坦克跑道基本铺筑完毕，但是等待它的不是安静的教学活动，而是瞎折腾的运动和学院即将被撤消编制的命运。新建的东方红广场，于1967年8月塑起了一尊高耸的毛泽东挥手致意、金碧辉煌的镀金像，工程大队一连班长贺国建写了一首诗歌《红太阳塑在我们心坎上》：“……金色的毛主席巨像／塑在宽阔的东方红广场／不！／是塑在我们的心坎上／塑在革命战士的心坎上／塑在七亿中国人民的心坎上／塑在亚非拉人民的心坎上／塑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坎上……／这根基永恒不动／凝聚着世界的命运、人民的希望／这金光喷薄四射照四方／照得帝、修、反现原型／照得革命人民心里亮！……”是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题词时，同时批评了各地塑造他自己塑像的事：“让我白天黑夜站在那里，日晒雨淋，受饥挨冻，替他们看大门。”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四大”开始后，我们学院很快停课“闹革命”了，给教学造成了严重影响，学院第5期至第10期学员（包括原“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没有毕业的几期学员）的学习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
我和学员1队的文书孙广炎（陕西靖边人）对造反派的行为不理解，甚至有一些反感和抵触，在学院的造反活动中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揭发过一个人，没有批斗过一个人，也没有打骂过一个人。我俩只是一个文书（相当于班长职别），虽然参加了派组织，但和学员们的共同语言不多，渐渐游离了“运动”，成为当时称呼的“逍遥派”，后来选择了“串联”的这条路。一段时间，我无所事事，就到炊事班帮厨，揉面、拣菜，到周至县拉酒糟，帮助饲养员喂猪，和炊事班的高锡武、冯治晶等战友关系处得相当融洽。学院的学员生活待遇比较高：书籍、纸张、笔墨等文教用品，衣服、鞋帽、被褥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都是按照军官标准发放的，每月还有津贴费：一年级每月7元，二年级8元，三年级12元，四年级16元，五年级20元。食堂伙食是供给制，享受陆军二等灶——坦克灶，即每人每月伙食费18元，每顿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主食敞开供应。在我们学院留学的越南学员和我们学员队在一个食堂吃饭，他们的学习在“文革”开始以后也被迫中断，于1967年11月5日无奈地回国了。那时，我们曾经几次在学院的大礼堂观看过越南语电影，大都是反映越南南方军民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故事片和新闻记录片。我还和警卫通信排那些不参加“四大”的战士们一起支援过附近农村的农业生产。如：1967年3月初帮助驻地刘家坻生产队春耕运肥，6月初帮助韩峪公社半坡生产队收割小麦……后来，西安市一些中学的造反派批斗我的二表兄雷音（西安市55中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将表嫂林桂贞（福建省人，转业军人，西安市60中学秘书）打伤，雷笑天、雷迅、雷速、雷地等4个孩子因家门被红卫兵用封条封死，有家难回，曾经几次来到我这里暂住，就在我们学员队的食堂吃饭。在最困难的时间，表兄化名姬颖躲避于北京、武汉、延安等地，我曾经借给表兄180斤全国粮票和几十元钱，让他们全家度过难关。雷音，1924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雷窑子村，1928年在陕北大旱灾中被父亲雷正海、母亲张二改以1石7斗粮食卖于甘泉县南义沟村（位于甘泉县城和道镇之间）的陈存有（原籍陕西佳县）为儿子。1940年雷音和哥哥雷刚二人前往延安边区师范学习，1944年2月又进入延安炮兵学校学习。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25日炮兵学校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向东北开进，经过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于11月到达沈阳市马三甲子村，12月随同东北民主联军坦克大队移防吉林通化。期间，他担任连指导员。有一次，和连长张锦山（陕西榆林人）率领部队行军，乘坐的火车突然失控狂奔不止，车轮溅火，有的爆裂飞出，最后冲到终点站栽入山谷才止行。火车上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担任日本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野坂参三。野坂参三，1892年3月出生于日本国山口县，庆应义塾大学毕业，1920年在英国加入共产党，1922年回国担任日本劳动总同盟组织书记，7月和片山潜等人创建日本共产党。1931年至1940年，代表日本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40年4月随同周恩来由苏联到达延安，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反法西斯的活动，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9月前往东北，1946年1月12日从延安返回日本，1955年当选日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46年春夏之际，雷音在参加消灭通化日伪军暴乱和牡丹江、绥阳地区剿灭谢文东、马希山等匪帮的战斗负重伤，一臂残废（二等甲级），后担任营部科长。1953年，雷音转业到西北局地质局担任青年科科长，1954年11月西北局撤销时被调往教育战线工作。雷音和林桂贞有4个儿子：长子雷笑天，初中毕业以后没有上山下乡，适逢陕南修建“三线”铁路急需工人，就和两万五千八百多名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等地区的1969年、1970年两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8月为第一批，1971年3月为第二批）一起组成141个学生民兵连，前往紫阳、安康、旬阳修筑襄渝铁路（全长860公里，1968年4月开始修建，由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和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分别负责组织、指挥；参加修建的铁道兵有第二师、第十师、第十一师等六个师的官兵；襄渝铁路于1978年6月全线通车），每月付给民兵工资28元。在陕西段修建阳安铁路（阳平关至安康，全长356公里）的有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七万多名职工，以及五十一万民工（民兵和民工先后由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于忠彦、邢荣杰、密亚光等负责指挥）。在修筑阳安铁路中，先后有119名学生长眠在巴山汉水边。雷笑天，1973年被招工到西安市管亭树脂厂工作。雷迅初中毕业后于1973年报名参军，到宝鸡金河某军5251部队服现役，复员以后被安排到西安教具厂工作。雷速在西安市26中学读书（后安置到西安市一个派出所工作）。雷地在小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自谋职业）。

高原老兵0068
你的记忆太好了，看了你的博文也让我想起在那个年月的许多事，西北局门前（建国路）的静坐，当时有一个农民叫田杏云，在大喇叭上高喊自己编的顺口溜，什么什么工总司，农总司，后面跟着个鸭总司.....。当年搞社教运动我是驻大白杨公社的工作队，跟我一起的有仨人也是部队院校的，

老兵lcd212

您所说的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四野造反团、东方红战团、红卫东战团、冲5月13日演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据我所知，
1 东方红战团，全名“东方红造反纵队”，1967年1月在军事博物馆遭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批评，随即垮台；1967年10月下旬复辟，重新取名“红卫东”，参加“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序列，1968年三月下旬推翻原学院政委牛明智为院革委主任，“红色造反总团”头头王树李振邦为副主任掌权的第一届院革委后，1968年4月重新成立第二届院革委，黄祖华和“红卫东”掌权。
2，“四野战斗队”，观点介于“红色造反团”“东方红造反纵队”之间的第三大派，总头有学员四队唐某，五队某浩，三队吴某，1967年3月与“红色造反团”大联合为“红色造反总团”，同时成立院革委，五队某浩进入总团勤务组和院革委，之后到1967年10月学院只“红色造反总团”一派，10月之后“红色造反总团”和“红卫东”两派，1968年5月后只“红卫东”一派。
3，为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当时还不得势的吴法宪等支持的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等一派67年5月13日在北京展览馆演出，而总政主任肖华、总参代总长杨成武支持的一派，不让其演出，冲击了北京展览馆的演出会场，没过几天，他们重新组织演出，林彪、吴法宪、邱会作等去观看了演出，至此，军内文革两大阵营公开化，演出派打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旗号，另一派则冠予“三军冲派”，不管你参没参加演出和冲击，如“装甲兵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东”，67年5月还没有诞生，67年6月下旬林彪死党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才在装司大院扶植成立“装甲兵无产阶级革命派”，1967年10月下旬黄志勇扶植下“东方红造反纵队”复辟重新取名“红卫东”，才参加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序列。而“红色造反总团”远在西安，当时正欢庆院革委正式成立，没有去冲击在北京的演出，因为是对立派，也归为“三军冲派”。三军领导中吴法宪、邱会作、黄志勇等节节胜利高升，而肖华、杨成武等开始走下坡路，67年8月肖华靠边作检查，68年3月杨成武被抓，“三军冲派”彻底垮台，“三军无革派”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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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44:31

“串联”，是毛泽东心潮所至的一个奇想和发明。1966年8月下旬，当一些地方的学生开始串联时，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大串联这个形式很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他对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康生等人说：“可以让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分期分批地来北京进行大串联嘛。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学生坐火车不要钱，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开始了，北京等地人满为患，学校、机关、工厂等纷纷腾出房间开设接待站，迎接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每天补助学生4角钱。10月开始串联时，我们学院的许多学员和教师去了北京，和装甲兵其它院校来京的人员在军委装甲兵大院造了反，批判了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副司令员程世才中将、贺晋年少将、张文舟少将，参谋长邓家泰少将，政治部主任邱相田少将（原主任程世清少将调任福州军区所辖的陆军某军担任政委，后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副主任诸敏大校，后勤部副部长孙三少将等人。因为我是一个战士，批准出去串联的时间比学员和教师们晚一些。11月2日，我和孙广炎等人前往三原空军技术学院，即空字030部队串联。空军技术学院，在原第11航空学校（1953年成立于阎良）飞机场旧址上建立的，它座落在渭河之畔、嵯峨山麓。1958年9月保定空军第8预科学校和空军长春技术学校合并，移驻陕西三原县城，组建第15航空学校，为空军培养地空导弹工程技术干部，第一任校长王定烈少将（1983年担任空军副司令员）。1959年7月中央军委将这所学校一分为三，一部分分往西安炮兵学校，一部分分往烟台海军炮兵学校，留下来的人员组成空军高级专科学校，1963年改名为空军第四高等专科学校，1965年易名为空军技术学院（院长宋映大校，政委魏志明大校）。11月3日，我们又前往白鹿原下、灞河之滨的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空字002部队）串联。空军工程学院，是一所培养空军初级维修技术人员的学校，1961年1月组建，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中将兼任院长、政委（后韦祖珍少将担任政委职务），副院长刘明鉴大校。这时的院长是薛少卿少将，政委是韦祖珍少将。
11月4日傍晚，我和孙广炎从窑村火车站乘车前往外省（区、市）串联。我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和红卫兵在一起，和他们一同学习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一路上好人好事也很多。在前往郑州途中，一位从乌鲁木齐复员的战士给旅客打水，同志们称他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上车以后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农业工人坐在一起，他是河南洛阳人，对人很热情，拿出葡萄干给我们吃，这是我第一次品尝葡萄干，味道香甜可口。那时，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就像伊斯兰教徒朝拜圣地麦加一样虔诚。最荣幸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能够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接见，第二是能够去湖南省湘潭地区瞻仰毛泽东的故居。1966年前往韶山冲串联的人络绎不绝，达到了290万人次。我俩计划先前往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冲串联，到达郑州市遇上由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临时决定改变路线前往京华。第一次前往首都北京，心里充满着兴奋、神秘和遐想。11月6日抵达首都，随即前往复兴路26号装甲兵司令部大院。总部大楼是一座4层长楼，高高的台阶，大门檐。军委装甲兵，1950年9月1日成立，当时驻在东四4条32号等处，1952年搬驻西翠路沙沟。司令部接待室，安排我们俩在鼓楼西大街西魏胡同12号装甲兵招待所落脚。我们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等待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的接见，这在当时是最神圣、最荣耀的事情。因为毛主席刚刚第六次接见过红卫兵，我和孙广炎商量着还是先前往东北三省，等从东北回来以后再等待毛主席的下一次接见。是日，我们利用时间游览了天安门广场，这是当时人们到北京首先最急切地去做的一件事情，天安门是首都的形象代表，都要在这里和天安门留一个影。我俩还去了故宫、北海公园、天坛等地。
11月6日晚上，我们乘列车离开首都，经山海关、沈阳、四平、长春，于11月7日晚上到达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我们俩被黑龙江省军区军人接待站安排在南岗区奋斗路军区招待所居住。进入东北，一路上白雪皑皑，偶尔才能看到黑土地。这里寒风凛冽，相当冷峻，平房半截埋在地下，窗户都是双层的，当地人大多戴着皮帽、穿着皮衣。11月8日，我俩经过一曼路来到南通大街的总字943部队（初期称总字103部队），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特种军指挥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摇篮。因为“哈军工”是我们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前身，在学院时常听到老同志们谈及，所以到了哈尔滨市后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这里。学院地处文庙街，过去是个乱坟岗子，原来是哈尔滨医学院传染病医院旧址，后建成60万平方公里的校舍，一道岗为生活区，二道岗为教学区，教学楼、科研楼占了36幢。记得机关楼是一栋五层高的灰色长楼，楼房前面白杨参天。干部楼、教授楼是红色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这在其它高等学府是没有的。“哈军工”，1952年在南京西南军区第二步校基础上组建的，第一任院长兼政委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庚大将，1961年7月刘居英少将接任院长，谢有法中将继续担任政委。学院初建时，设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工程系，后来又新设置了导弹、防化、通讯工程等系，这是中国的“西点军校”。1954年统计：学员中，军队将军以上、地方省委书记、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高干子女（包括一些非直系亲属）共232人。学院13年中培养了18000名学员，后来涌现出150多位将军，39名院士。学院的“红色造反团”（1966年8月3日成立，团长周涛，后来因为和一些红卫兵给江青提出了27条意见被关押）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草创情况，当时学院主要有“红色造反团”、“八、八红旗战斗团”和“东方红”三个大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团”的人员还让我们观看了他们的大字报。此时，毛泽东的侄儿李实（即毛远新）按照中共中央“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亦可回校参加运动”的指示精神，回到“哈军工”参加“文革”。毛远新参加了“红色造反团”以后，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学校党委，将刘居英等领导人打倒。由于毛远新的特殊政治背景，“红色造反团”的势力迅速扩大，组织起了规模更大的造反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委员会，并且担任头目，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该省省长李范五等领导人。同时乘“串联”之机，将手伸向全国20个省市区的25个城市，在那里成立“红色造反者联络站”，煽动造反，批斗领导干部，挑动“武斗”。1967年元月，毛远新向更高的领导机构挑战，他率领“红色造反团”的一些狂热分子到新疆罗布泊的核武器试验基地“交流经验”，聂荣臻元帅果断地命令新疆军区司令部按照一贯的安全保密规定，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基地安全。当红卫兵潮水般地涌向试验基地时，基地警卫部队扣押了这些来自哈尔滨的不速之客。是年5月，毛远新将学校和黑龙江等地的“文革”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瞩咐毛远新多留意辽宁省的“文化大革命”进展。事后，造反派将这次谈话整理印刷成传单，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还把这个谈话记在了笔记本上。毛远新，1941年2月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出生不久和母亲朱丹华被关押于军阀盛世才统治下的监狱里，经过周恩来的斡旋于1945年7月出狱回到延安。1960年毛远新由北京101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次年转入“哈军工”导弹无线电控制系学习。1965年毕业时，他要求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但是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分配给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担任了秘书。毛泽东不支持毛远新在机关工作，后来将毛远新和粟裕的儿子粟戎生分配到空军高射炮兵某师当兵。而林彪和张梅两人生的女儿林晓霖参加的是所谓的保守组织“八·八红旗战斗团”，并且被红卫兵推选为该团的头目。11月8日下午，我和孙广炎在马路上行走，不时有红卫兵游斗“黑帮”的汽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我们去了最有趣的松花江畔，游览了少年宫、兆麟公园、抗洪纪念塔等地。松花江上，一座铁桥飞架，时有火车隆隆驰过。江中有个太阳岛，听说是高级干部疗养的地方。晚上我和孙广炎住在招待所，黑龙江省军区的一名副司令员来看望，询问了我们的吃住情况。哈尔滨，在中国的城市中是很有特色的，在建筑上是最欧化的城市，被人们称为“东方的莫斯科”，或者“东方的巴黎”，又有“建筑博览城市”的美称，仅各国的教堂就有将近30座。哈尔滨，是1898年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时开始大规模建设的。首先从南岗起建，最高的建筑是南岗教堂。中心街道是中央大道（原名叫中国大道），由此辐射出6条大街道来。1903年，中东铁路宣告建成，俄、英、法、日等国开始建设商行等建筑，欧式建筑群逐渐形成，仅在中央大道就有外国建筑71幢之多。同时，有20多个国家在哈尔滨建立了使馆。当时，有20多万外国人居住在这里。俄国革命后，哈尔滨是白俄罗斯难民（苏联十月革命时逃亡出来的俄国贵族，逃亡前一些人是公爵、侯爵、将军、公主）、纳粹德国犹太难民的聚居地，在1920年达到1000余人，大部分人住在道里区。“文革”时，外国侨民大多离开了。不过，我们俩在街道上还是看到了白俄罗斯妇女，她们大冬天穿着裙子行走在马路上，悠闲地窃切私语，令我俩惊诧不已！而1860年前后从山东来到哈尔滨“闯关东”的移民，大多居住在太平区。11月8日下午，我俩到达三棵树站等车，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串联，使许多列车不能正点到达，晚点已是常有的事。“四人帮”说：宁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当时的列车晚点已经成为革命的行动了。后来，许多车站被红卫兵夺权，致使列车发放的随意性增大，还发生过多次列车相撞事故。为了离开哈尔滨，我和孙广炎一直在苦熬。夜里的哈尔滨特别地冻人，名副其实的“冰城”啊。我们俩人虽然穿着绒衣、大衣，但是解放鞋并不保暖，我们在不停地跺脚，苦盼着列车的到来。
11月9日上午，列车才到三棵树站，我俩总算离开了哈尔滨，晚上到达吉林省省会——长春市，下了火车已是华灯灿灿了。长春市，也是一座欧化了的城市，建筑有别于关内的其它城市，街上还行驶着有轨电车，不时传来击打的铃铛声。我俩在火车站的吉林省军区军人接待站介绍下，乘坐有轨电车到达市内，在斯大林大街（原名大同大街）转悠了一会，然后前往东郊拉拉屯（距闹市区九华里），那里是我们装甲兵系统的第五坦克学校（总字235部队，1951年12月成立第三坦克编练基地，1956年1月改称装甲兵技工学校，由李治洲担任校长，李玉堂担任政委，1959年4月易名第五坦克学校）驻地。我俩一直向郊区走去，黑灯瞎火，人烟稀少，再加上路生，步走了一段路后又折了回来，经军人接待站介绍前往康平路的防化兵学院。防化兵学院的旧址，原来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房子。我们住在招待所的二楼上，因为是木地板，走上去咚咚作响。我俩还到餐厅吃了一顿白高粱米饭，米太硬，很难嚼烂，吃了很长时间。日本投降以后，我军在此地组建第二政治学校。1961年7月，以“哈军工”防化兵工程系、广州军区守备某师、长春第二政治学校组建防化兵工程学院（总字642部队）。1962年6月，将南京军事学院防化指挥系并入，易名为防化兵学院，院长欧阳家祥少将，副院长刘君杰大校、邹新民大校，副政委张星灿大校。翌日上午，我俩先去了斯大林大街，然后去寻找在中国科学院东北物理研究所工作的雷刚表兄，因为人生地不熟，未能谋面。雷刚，1921年7月8日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雷窑子村，1928年遭遇大旱灾时随同父亲雷正海、母亲张二改、弟弟雷音等人从塔湾乡安高庄村逃荒到甘泉县南义沟村。雷刚于193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八路军，和雷音先后到延安边区师范学校、延安分区教导队学习，1944年初进入南泥湾陶宝峪炮兵学校学习，1945年9月25日奉命前往东北，步行3000公里，于11月22日抵达辽宁省沈阳市，12月1日在马家湾子参加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坦克大队（这是我军建立的第一支坦克部队），担任一队区队长，年底移驻吉林省通化县。1946年2月初通化残余日伪人员叛乱，事件平叛以后移防黑龙江省宁安县。6月初，雷刚和高克、杜庆三、贾怀彦、靳志、张锦山等坦克手参加了在林海雪原中剿灭谢文东、马希山等匪帮的战斗，这是坦克大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参加战斗。1948年起，随同胡鉴率领的战车五团解放锦州、天津、兰州、玉门、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是年9月，在由张掖八百里奔袭抢占玉门油矿敌人37高炮阵地的战斗中，胡鉴、雷刚等率领部队完整无损地保护了油矿，这是我军坦克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战绩，雷刚荣立大功一次。时担任三营教导员的他还参加了剿灭新疆乌斯满、贾尼木汗匪帮的战斗，后担任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三大队大队长。1950年9月起先后担任北京坦克第一编练基地二大队大队长、46师坦克团参谋长、华北军区装备司令部技术处处长、182师坦克团副团长、坦克369团团长、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部作战侦察科科长、科研处研究员、坦克独立1团团长、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技术部副部长等职务。雷刚于1964年初转业到东北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职务，1979年调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和著名光学专家、光机所所长王大珩、著名光学专家蒋筑英等一起工作。“文革”中，所内“八·一五”等造反派胡诌说光机所是“特务窝子”，闹腾得特别厉害，不能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166名新、老科技工作者被扣上“特务”帽子，有10位科学家被批斗而冤死，陆军某军派出部队驻所保卫安全。但是，雷刚仍然多次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将他关在地下室里进行残酷的折磨，还将他长途押往沈阳市连续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雷刚于1981年患脑血栓瘫痪，后成为植物人长期卧床，于1993年3月6日辞世。
11月11日，我俩离别长春，和一群朝鲜族姑娘乘车前往北京市。火车开出沈阳站不久，突然在新民站停了下来，服务员说毛主席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200余万人，不准火车进京。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1100余万人，我都无缘参加，真后悔没有呆在北京等待接见。过了几个小时，火车才被放行，我和孙广炎决定在天津市下车，反正又赶不上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了。到达天津市以后，由天津警备区安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235部队（总后勤部医学科学院某研究所）住宿。11月12日下午，我和孙广炎乘坐后字235部队的汽车前往北京。在120公里的路上，到处看见背着背包步行串联的红卫兵一队一队地在行进，有的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歌曲。步行串联的先河首开于大连海运学院船电61级的红卫兵，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后字235部队的人员不断地向行走的红卫兵散发毛主席语录卡片，并且和他们打着招呼。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路上，到处是红卫兵，他们步行去北京，有‘长征远征队’，有‘长征队’……有的从山东出发，有的从山西出发，他们已走了很长时间了，但他们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向前进。向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学习！”我们还看到：一名串联的女中学生被汽车撞死了，地上流淌下许多鲜血，身上盖着一件棉上衣，过往的学生瞅一瞅就走过去了，这使我的心里泛起一股难以言明的滋味，久久地在心中作痛。
华灯初上，公路亮如明镜，车辆行如穿梭，我们进入了流光溢彩、琼楼玉宇的童话世界——北京。汽车开往“军委城”的总后勤部大院停了下来。军委城的营房，大都由总后勤部营房处修建，是朱德总司令在建国初起的名字。总后勤部1950年搬至复兴路。1952年春，一些机关陆续搬进新营区办公：海军机关迁至公主坟东南侧；总政治部迁至三座门；空军机关迁至公主坟西南侧；再后来，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等机关也分批搬进军委城。在总后勤部大院下车以后，我和孙广炎一起步行前往装甲兵机关大院。
11月13日中午，我和孙广炎在鼓楼招待所休息，忽然接到招待所工作人员的通知：16点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会，有重要首长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高兴极了。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发出之后，军事院校的学生纷纷来京，最多时达到20余万人。一些人到首都就是造反，要揪人，揪出的人职务越高，揪人的造反派名声就越大，在京的军事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北京城大乱了，总后勤部的邱会作（部长）、李聚奎（政委）、饶正锡（副部长），海军的苏振华（政委）、李作鹏（常务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张秀川（政治部主任），空军的吴法宪（司令员）、余立金（政委）、刘震（副司令）、成钧（副司令），装甲兵的许光达（司令员）、黄志勇（政委），炮兵的吴克华（司令员）、陈仁麒（政委），铁道兵的崔田民（政委）等首当其冲。装甲兵的造反派还把许光达大将揪到景山前街国防部门前批斗。10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的学生来到国防部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杨少将，因他在“哈军工”当过工作组组长。学生们还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支持下，冲进了国防科委大楼。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以后，两次接见“八·八红旗战斗团”代表，对于他们冲击国防科委和国防部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11月7日，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等造反组织的600余名学生，反对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上将、王新亭上将等人在该院的讲话，来到国防部、总参谋部驻地静坐。全军文革小组派出领导成员谢镗忠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曼村少将（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治少将等人去劝说，做了一个晚上的工作，仍然拒不撤出。次日，500多人冲破两个警卫营的防线，打玻璃，砸窗户，强行进入国防部大楼，对军委领导机关造成威胁。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几次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林彪不理不睬。最后，这个事件不是由军方处理解决的，而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等人插手说了话，学生们才退出了国防部大楼。这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份又发生多起。来京的军事院校、文体单位人员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接见就坚决不走。肖华上将提出建议，经叶剑英元帅同意，在毛泽东、林彪批准之后，决定接见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来京人员。11月13日下午3时许，分散居住在北京各地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海军、空军、炮兵、第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等军种、兵种和北京军区的10万余人，在细雨如丝中乘车来到体育场内，以军种、兵种按方块落座，密密麻麻的一片人海。体育场上，铺满了约30条大幅标语，有：“我们要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彻底批判通讯兵部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总参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总参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总后邱会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向海军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海军党委心中有鬼！”、“向空军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最强烈抗议工程兵派反动分子当标兵，保卫毛主席！”、“二医大的□□挑动学生斗学生，坚决要求□□回二医大去检查！”、“全军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在会议没有正式开始前，我们捧着《毛主席语录》时而念着，时而唱歌，时而呼口号。
16时许，面带笑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率先行走，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紧随其后，其他军队领导人在后面鱼贯而行，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面走着，一面向与会者招手致意。顿时，全场爆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我坐在装甲兵方阵前面的第三排，仔细地看着走过来的周恩来、陶铸等首长，因为距离很近，看的非常清晰。我特别地注视着周恩来总理，他英俊、高雅、风度翩翩。此时，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笑着、叫着，向自己爱戴的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致敬！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是我们的光荣，当时我们已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因为工程兵方阵后面顶部一些人站了起来，周恩来总理看见以后有些不高兴，为了大家的安全，他做着双手升起来又压下去的姿势，生气地劝他们说：“快坐下，坐下！”周恩来总理是中央机关中最忙碌的人，他国事繁忙，宵衣旰食，休息很少；他力挽危局，呕心沥血，忍辱负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接见以后，周恩来总理、陶铸副总理走上主席台与三军领导人见了面，然后提前离场，去参加另外一个重要会议。能够见到周恩来总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特别敬重他的高尚人格和超人睿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心地纯洁的人，一个忍辱负重的人，一个不为自己索取、专为别人和国家着想的人！在肖华上将的陪同下，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4位元帅落坐主席台上。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上将，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中将，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将，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中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将，炮兵司令员吴克华中将，炮兵政委陈仁麒中将，铁道兵司令员李寿轩中将，铁道兵政委崔田民中将、防化学兵部主任张乃更少将，防化学兵部政委李真少将，通信兵部主任江文少将，通信兵部政委陈鹤桥少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等人。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人也出席了会议。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主持了这次大会，乐队奏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全场人员同声高唱。然后，大家一起念了四段《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的第一段、第三页的第三段、第七页的第二段，以及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接待站会见群众时所说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开始了，肖华主任首先说道：“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军委、总政、代表各总部、各军种、兵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北京，接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这是同志们最大的光荣。今天，总理、陶铸同志、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杨成武代总长及各总部、军种的首长和大家见了面。军委的几位副主席还要和大家讲话，这是对同志们莫大的关怀和鼓舞……”接着他请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4位元帅先后讲话，我拿起了笔和笔记本快速地记着元帅们的讲话内容。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在掌声中第一个英姿飒爽地走上讲台。这次讲话，是陈毅元帅在“文革”之中最著名的讲话之一。他以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豪气、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我不要来讲。我来讲，讲的不好了，惹起麻烦，马上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出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要勇敢地讲。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我们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里头，随时要记得解放军的这个模范作用，我们做这个模范，恐怕不要跟他们那样子的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话讲起来不大好听，可是我还是要讲。大家不是要作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作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如果没有学会，这个损失很大。啊，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就是给我们泼冷水，嗳，泼冷水是不好，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热过头了，给他一条蘸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人听着不痛心的。我是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局，要识大体，要讲道理，要大道理管小道理，不要小道理管大道理……不要冲国防部，占大楼，剪断电话线……“现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哪一个人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不放，而把根本目的忘记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真正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在斗争中，我不赞成搞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的越高越好，口号提的越左越好，请大家考虑这个是不是妥当？……搞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的错误，作多大估计，不要一味地扩大，也不要缩小。一味夸大，就是要犯错误……”陈毅元帅的讲话，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台上刘志坚等老首长不断以掌声感谢陈毅元帅的讲话、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的真话。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浑厚、持重的湘音在体育场回荡，这是他在“文革”中唯一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他讲：“军队师生在革命大串联中要作好样子……”贺老总向大家推荐了空军第17航空学校（驻吉林市，地勤士兵学校）的10点倡议。他说：“在外出进行串联活动时，应该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人态度热情，有礼貌。“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抄家等活动。“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进高级饭馆，不大吃，不喝酒，不游山玩水，不买土特产，到接待单位不提出额外要求。“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的作风”……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患偏头疼，操着细弱的山西口音，讲话时间虽然不长，但也直言不讳。他说：“我们各总部，各兵种，军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他们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担负着甚重的责任，他们一方面要把自己所属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另一方面还要掌握部队，密切注意敌人的行动，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否则敌人袭击我们是不得了的。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意见，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你们是不是也要照顾他们一下。照顾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年纪都大了，都有五、六十岁嘛，有的还有病，你们还要照顾他们的年龄和身体，这并不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嘛！“我们希望同志们不要做有损于解放军荣誉的行为，我们没有很好引导，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应该向你们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专政主要是军队，当然还有别的，我们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周围有强大的敌人……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可疏忽大意，一旦松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要保持高度的战斗姿态。”在掌声中，徐帅向与会人员行了一个军礼。因为患偏头痛，他提前离开了会场。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性格豪爽、话语凛利，他用广东口音激动地说：“毛主席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我们全军院校同志现在要好好理解这二句话，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主席教导全中国、全世界的话很多，首先要关心国家大事。什么叫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就是符合国家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事情……“下面不是贴了不少大标语吗？……从中可以看出你们要见毛主席，我们支持。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在运动中有些机关、有些院校没有搞好，同志们要掌握好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要成为谬误。列宁说的好，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错误不但对于我们军队，而且对你们个人受教育也是不好的。领导运动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温度。凡是过了量，就要变质，这是一个领导艺术、水平、觉悟问题，二医大有些同志做得过火了。”叶帅显然是指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些人将邱会作毒打得死去活来一事，他十分地气愤。他继续说道：“今天我不在同志们面前点某些人的名字。我们闭着一个眼睛开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是放，放手发动。还开着一个眼睛呢，开着一个眼睛是亮的，运动走到哪里我们是看得清的！是掌握大方向的。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毛主席讲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同志们要见毛主席这是很自然的……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比见毛主席更重要……“我奉劝同志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当作〈圣经〉念。现在，许多同志能把〈毛主席语录〉从头至尾的背下来，就跟我们过去念孔子的书一样。我们过去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大家不要再犯这个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犯了心脏病倒下了，还要抓人家去斗争，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一件事很痛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正当叶帅讲话时，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后字247部队）红色造反团的李□□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了肖华主任，他在条子上说：“肖华主任，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今天的大会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帅当众读了这一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的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帅又讲道：“今天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讲不但是我个人的态度，而且是军委讨论过的……”他又接着说道：“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育爷爷。但是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叶帅叫李□□站起来，让大家认识。叶帅讲话以后，会场气氛异常，为了防止情况发生变化，肖华主任果断地宣布会议结束。
11月2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一次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副主席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接见了与会人员，陈毅、叶剑英两个元帅先后讲话(徐向前元帅因患偏头痛中途退场)，对于造反派搞乱军队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师生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注意政策，防止过火行为，进一步稳定了军队。萧华、刘志坚主持会议，并且讲了话。会议上，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些人要求叶剑英副主席接见，并且为李□□恢复名誉。叶剑英元帅、刘志坚中将等人于12月2日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代表李□□等人，叶剑英和李□□交换了《毛主席语录》，还在李□□、董□□和孙□□的《毛主席语录》本上题字留念。李□□等人表示：我们绝对不会辜负首长的期望，一定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时，我已在广州串联返回西安途中，没有参加这次接见大会。
四位元帅的讲话，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也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人和追随者的猖狂反攻，说讲话是“镇压群众”，是“以战备压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批判陈毅、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出现在北京街头。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接见了上访的李□□等造反派。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第四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等在北京成立了“批资筹备处”，要批斗几位元帅。12月31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召开会议，叶剑英元帅被迫作了对军事院校“文革”支持不够的检讨。后来，陈毅元帅也在一个会议上作了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小爬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散布言论说：“……这次不打倒四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
11月15日，我和孙广炎起程前往中国南方，和北京大学一位女大学生搭伴同行，傍晚时分到达江苏省的浦口。因为南京的火车出不来，我们只得在浦口站等待摆渡（驳船拖火车，当时江上没有铁路大桥）。1959年开始修建南京长江大桥，1967年修通大桥的公路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命令100辆坦克从桥面上通过，检验桥梁的承受能力，结果很理想。1968年10月修通长江大桥的铁路桥，12月通车。由于火车上没有饭菜，每节车厢选出一人负责收集、调剂大家的食物，我被车厢内的乘客推选为负责人。成都市的一个15岁左右的中学生，记得名字叫□招弟（大概是家里的女儿多，父母想生男孩子，所以给她选择了“招弟”的名字），拿出7、8盒饼干，让大家解决用餐困难，这个女孩心地纯正很慷慨，令我感动。次日早晨，我们乘坐的列车上船，开始摆渡过江，我把饼干等食物交回原来的主人，特别感谢了那位叫“招弟”的女学生。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世界的第三大河，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第一次过长江，我真惊慕它的博大。这里的江水雄阔，水天一色，云蒸霞蔚，从上游望去，真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啊！
南京，亦名金陵、建康、石头城，虎踞龙盘，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三国时的吴国，以及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曾经建都于此。经过江苏省军区军人接待站的介绍，我和孙广炎来到紫金山南麓、中山门北侧的半山园海军学院。半山园，是宋代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以后隐居的地方，园内有半山厅和王安石的墓碑（王安石死后埋葬于这里，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看上了这个地区的风水要修建孝陵，将王安石坟墓迁走了）。海军学院驻地在一个山崖之下，原来是国民党盐务总局旧址，它是海军的最高学府，培养海军的中级指挥官。这时，海军学院的院长是谢立全少将、政委康志强中将，学院的前身为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南京军事学院建于1951年，学校建在黄埔路1号、2号原国民党国防部、空军司令部、中央军校等旧址上。南京军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兼政委是刘伯承元帅。1957年10月，在海军系的基础上组建了海军学院，第一任院长、政委由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兼任。初建时，名叫海军军事学院，1959年1月改名海军学院，院长由海军副政委刘道生中将兼任，政委由雷永通少将担任（1969年4月被迫害致死）。下午，我和孙广炎前往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烈士。雨花台，原名梅岗，传说梁代有一个和尚讲经感动了苍天，落雨纷纷而获名。蒋介石统治时期，把雨花台作为屠杀革命志士的刑场，杀害了邓中夏、恽代英等10余万人。
11月17日，在海军学院获悉：中共中央、国务院已于10月29日发出通知，从11月21日起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外出串联的消息，我和孙广炎于当晚乘火车前往上海市。11月18日，抵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世界八大城市之一的上海市。上海，是在十八世纪末由一个小渔村逐渐发展起来的，过去的“十里洋场”是外国人的世界，黄浦公园挂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这是中学历史课上老师常常提到的屈辱。我们由上海警备区军人接待站介绍，前往市东北郊的江湾区翔殷路东海舰队海军护士学校落住。1967年2月20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深入到海军护士学校处理“文革”中的有关事情，第三天就被人暗害于东海舰队的招待所里。11月19日上午，我们俩前往上海最热闹繁华的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人民公园、大世界游乐场等地。下午去了西郊动物园，主要观看了大象、老虎等动物。西郊动物园，解放前为外国人的高尔夫球场。就在这天晚上8点发生了由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造反派卧轨拦截火车、北上告状的“安亭事件”。11月20日，我和孙广炎来到虹口公园，在这里参观了近代中国最有骨气、最有才华的文人鲁迅纪念馆。上海街头到处贴有关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有一张转抄有刘少奇和王前生育的女儿刘涛（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头目）写的大字报（受到江青的蛊惑和威胁而写出的），揭发批判父亲刘少奇的问题。大字报批判了刘少奇所谓“挪用党费”的问题、“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和“剥削有功”论。有一张大字报上写着毛主席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大字报还批判了邓小平只认“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言论，说邓小平是刘少奇的军师，是给刘少奇摇鹅毛扇子的。还有给著名艺术家贺绿汀、周信芳贴出的大字报。周信芳，艺名麒麟童（七龄童），浙江慈溪人，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在舞台上生活了六十多年，演出了《四进士》、《徐策跑城》、《海瑞上疏》等精彩剧目。因为编演《海瑞上疏》，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斗争，后被逮捕入狱，1974年初秋被张春桥一伙下令开除党籍，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1975年被迫害致死。贺绿汀，湖南邵阳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是电影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的创作者。贺绿汀，1943年到延安鲁迅文学院担任教师，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63年，贺绿汀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对音乐不懂装懂的姚文元。张春桥后来说：贺绿汀敢于冒犯姚文元，那是“文革”之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文革”一开始，贺绿汀就成为上海市第一个被报刊点名批判的所谓“叛徒”、“反革命”、“资产阶级音乐家的代表”。他的家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衣服等物品被作为“战利品”拉走，大冬天没有一条被子盖。9月16日晚上，贺绿汀夫妇被红卫兵打得伤痕累累。在批斗会上，贺绿汀对发言人无端的污蔑进行了不屈地反驳，被红卫兵打倒在地，“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贺绿汀铮铮硬骨，不媚不降，说：“我是不会屈服的”，这下可惹怒了张春桥、姚文元，多年被关在狱中折磨。1972年10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几次过问之下，于次年将贺绿汀释放。和贺绿汀一起被批斗的还有于会泳等人，于会泳1950年从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结业、留校做音乐教学工作。1962年由贺绿汀推荐担任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1963年被借调到上海京剧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由此和江青、张春桥拉上了关系。“文革”开始他被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揪回学院关了“牛棚”，批判他1947年在山东烟台的“变节投降倾向”。1966年10月《智取威虎山》、《海港》赴京演出，张春桥、江青突然记起了于会泳，要他负责上海革命样板戏的工作，从此声名鹊起。1967年春于会泳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春张春桥将贺绿汀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在第一次“批贺电视大会”失败以后，张春桥要于会泳亲自主持批判，贺绿汀在会上仍然顽强抗争，现场一片混乱，张春桥只得命令电视台停止转播。后来，于会泳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的理论，主持了《龙江颂》、《杜鹃山》等“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于会泳由此得到“第一夫人”的器重，担任了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职务。
11月21日，我们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沿途千里沃野、阡陌纵横，使人心旷神怡。火车在红土地上驰骋两日后，进入广东省的韶关、北江。北江两岸青山苍翠，百卉争艳，娟美秀丽。石家庄市的一名工人唱起了《我给祖国献石油》的歌：“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迎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听着美歌，望着美景，其乐融融，如坐春风。我们终于来到中国的南大门九羊城——广州市。广州的市民，身着短衣，脚拖凉鞋，悠闲地走在闹市上，和我们刚刚去过东北三省冰天雪地的景象形成巨大反差。广东，是我国古代开发较晚的地区之一。唐朝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唐玄宗之诏开凿了梅关驿。宋、元时期，广州人、潮州人的先民逐渐从江西、浙江、福建、河南的开封等地通过大庾岭，到达南雄的珠玑巷与土著人生活在一起。宋末、元初的战争，又有许多人从珠玑巷向珠江三角洲迁徙，使广州一带的人口越来越多。宋仁宗时，对广州加以扩建，形成中、东、西三城，面积已经是唐朝广州城的四倍了。经广东省军区军人接待站的介绍，我们住在市北的禺东西路38号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馆内。体育学院，原为黄埔军校的分校。广州解放后，在这里组建了第25步兵学校，1953年7月改办为军事体育学校，校长郑大林少将（1968年6月被迫害致死），政委方国南少将。1961年1月易名解放军体育学院。著名的神箭手李淑兰，是该校体工队的队员，她一人曾经17次打破世界纪录。在体育学院时，我们遇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小学员，他们大多10岁刚出头，身着军干服，令我惊诧！广州，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著名的鸦片战争、黄花岗72烈士之役、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都是在这里发动的。11月24日，我和孙广炎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珠江。珠江江波清澈，荡漾多姿，广州大厦、华侨大厦伫立在岸边。街上的水果店众多，热带、亚热带的水果飘溢着诱人的清香。我们先参观了第22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陈列馆，陈列馆1957年4月举办第一届，主要目的是换取外汇，每年两届（春、秋各一届，每一届约一个月），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1967年春，红卫兵冲击广州交易会，要在这里搞所谓的“红海洋”，周恩来总理对此事特别重视亲自前往处理。午时，我们游览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1927年，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11月25日，我们俩参观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广州起义博物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11月26日，经中山路到荔枝湖公园，后前往三元里人民抗英指挥部旧址、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黄花岗72烈士公园和文化公园等地游览。
这时我俩的玩心仍然没有收敛，准备经昆明、成都返回西安，一路上好再多看一些地方。接待站不同意我们的想法，因为这一条铁路还没有完全修通，我们只好由京广线、陇海线回去。11月27日离穗，经过长沙、武汉、郑州，于12月1日抵达西安。途中，我们在火车上和越南人交换过领袖像章，观看过新疆大学维吾尔族学生表演的歌舞。
串联，是毛泽东首创的，他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敢于标新立异，敢于驾驭未来。他首创的串联，免费乘车船，免费食宿。上火车以后见不到列车员，门也不开，车下的人拼命往上爬，车上的人在想法阻挡。火车上人满为患，上车时大多是从列车的窗户钻进去的。列车的茶几上、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内和车厢连接处都住着人。车厢内难以通行，吃喝无法解决，厕所也不能使用。有的行李架被人压塌，砸伤了下面的人。同时，也给小偷开了方便之门，到处流窜作案。火车不能正点开停，随意拦阻。我们在上海时听到：上海造反派成立了“工总司”之后，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领导的认可，就决定进京告状揭发上海市委的“阴谋”。11月19日8时，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陈阿大、叶昌明等率领两千人强行拦截北上郑州的14次特快列车，行至安亭站被铁道部下令阻留，王洪文随后率领人员卧轨拦车，使沪宁线中断31个半小时，造成影响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吉林长春人，1951年参军，抗美援朝时担任某部一个排的保密员，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文革”前担任厂保卫科副科长。1966年6月12日，在厂内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因此而闻名上海。10月底，王洪文从北京回来，11月6日和谢鹏飞、叶昌明、陈阿大、潘国平、黄金海、岑麒麟等人串联，在11月9日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当上了司令。1967年1月6日，“工总司”、“机联站”（头目徐景贤）等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权。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一个个以帮代政、以军代政的所谓革命委员会很快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红卫兵串联时铁路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运输的学生达1100万人次。“文革”中，铁路运输事故不断，1967年比1966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五，1968年比1967年上升百分之二十。1966年8月到12月，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时达到250万人，大寨20万人，韶山20余万人，井冈山茨坪20万人……外国友人也随乡入俗，到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地访问、串联。仅1966年下半年的5个月，就有50多个国家700多名外国朋友到延安访问。串联，是一次全国性的免费“旅游”，是中国的一次人口大挪移、人口大流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浪费、损失，周恩来总理持“家”，知道日子很难过，果断地决定在12月20日停止串联，为国家减少了损失。返回学院以后，我在12月2日的日记里记道：“今天下午，和粘朝钦副队长谈心，汇报了串联时的情况，他谈了如下意见：‘一、这次串联学到了好经验、好东西，但也可能受到了不好的影响，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要通过学习毛著去解决。二、你是老兵了，要学会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解决问题，大胆地去干。三、要学习蔡永祥（浙江省军区3支队3连战士）的革命精神，总政治部已经在最近下达了通知……’”
回到装甲兵工程学院，得知西安也是极不平静的。12月16日，西安市两派造反组织在东郊马兴公社发生枪械斗殴事件，这是陕西两派武斗的发端。12月26日，西安的军事院校在炮兵技术学院（院长刘始明大校，政委王文介少将）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73周年大会，我和战友们步行前往参加了会议。炮兵技术学院（总字152部队）的沿革情况是这样的：1951年3月组建第一炮兵学校，1956年2月改名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1959年9月改名炮兵特种技术学校，1963年1月易名炮兵技术学院，它和装甲兵工程学院相毗邻。炮兵技术学院和武威炮兵学校（第一任校长刘始明大校），是第二炮兵创办最早的两所学校，为地面导弹部队培养技术干部。学校早期的学员，有一些来自北京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余所学校的大二和大三高才生，为我军高科技培养尖端人才，后担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的黄次胜中将就是这一批学员中的一名。1960年3月，在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成立第二导弹营（11月5日，中国仿制的地地近程导弹发射成功，次年1月在一些军区组建导弹营，开始装备部队）。是年6月，向守志少将担任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校长，王文介少将担任政委，丛蓉滋少将、刘宗金大校、魏震大校担任副校长，龚兴贵少将担任副政委。

HeJian

1960年毛远新由北京101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次年转入“哈军工”导弹无线电控制系学习。1965年毕业时，他要求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但是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分配给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担任了秘书.

他没给成钧当过秘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609bb10100pnin.html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47:32

1967年元月1日，我们前往西安市长乐路第四军医大学（后字244部队）参加由“红色造反纵队”召开的“西安地区军事院校春节联欢会”。出席会议的有：装甲兵工程学院、炮兵技术学院、第四军医大学等军事院校的造反组织。第四军医大学的前身是西北人民医学院，1954年和南京第五军医大学合并组建的，1964年至1975年由我国著名神经外科学开拓者——涂通今少将担任校长，李其华大校担任政委。我在第四军医大学的墙报上看到了一段典型的“造反语言”，就抄到了我的笔记本上，具体内容是：“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为了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树立起毛泽东思想在一切工作中的绝对权威，我们红色造反者天不怕、地不怕……敢革命，敢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那些畏缩在屋檐下的麻雀，整天不停地咒骂那敢于搏击长空的雄鹰飞的太快了，简直就冲破了他们头上的黑云，麻雀们无可奈何，只好等秋高气爽再算账，只留得几声可怜的抽泣；怕死鬼，可怜虫们，算账去吧！”那时，我还记下了一些所谓的“造反火花”，如：“和真理在一起，就是和幸福在一起；“坚持革命的人，信仰至死不变；“失败和挫折是攀登险峰的台阶；“滴水能穿石，不仅因为持之以恒，而且还因为它目标始终如一；“纤夫的步子坚定，因为他要使船在激流中逆水而行；“怕火花的决不是好铁匠；“月亮为什么那么‘苍白’，是因为它心里缺少一团火；“历史的舞台是没有观众席的，不扮演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就扮演阻挡历史车轮的小丑；“观潮，虽然没有巨浪灭顶的危险和浪花浸湿的痛苦，但他永远也享受不到战胜惊涛骇浪的幸福；“讥笑我们犯错误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妄图趁火打劫的人，只会被我们前进的脚步打倒；“摸鱼的人喜欢水越浑越好；“稻谷和秕子杂生，蜜蜂和苍蝇形似，但劳动者决不会将它们混同起来；“小偷喊捉贼的声音比谁都响亮。“乌云遮不住太阳，鱼网挡不住阳光。”元月7日，我们又在第四军医大学参加了批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大会。刘澜涛，陕西米脂人，1925年在绥德师范学校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陕西、河北、天津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担任过华北局副书记等职务。建国以后，他曾经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务，1960年9月重新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时担任第一书记。1975年5月因为所谓的“六十一个叛徒案”被流放到安徽安庆软禁达四年多，先后被批斗达一千多次。会议结束，我们就乘着火车急匆匆地赶往北京。
1967年是“最不平静的一年”（周恩来）。在最不平静一年的年初，我是在北京度过的。元月8日早晨，我们到达首都。由于受到工程兵学院造反派的串联和鼓动，晚上军委装甲兵的造反派在司令部大礼堂召开了“批判装甲兵内以黄志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黄志勇的“三反”言行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装甲兵所属单位的造反派，即：装甲兵学院、第一坦克学校、第二坦克学校、第四坦克学校（浙江江山第三坦克学校、洛阳第六坦克学校已于1962年撤消编制）、第五坦克学校、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及装甲兵司令部直属机关等单位。出席会议的装甲兵领导人有：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政委黄志勇中将，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程世才中将、顿星云中将、钟人仿少将、张文舟少将，参谋长邓家泰少将，副参谋长林彬少将、胡鉴大校、严振衡大校，政治部主任邱相田少将，副主任李毅少将、诸敏大校、杨昆山大校，后勤部部长宋庆生少将，副部长孙三少将、李海清大校、夏云超大校、李春林大校、张健民大校等。参加会议的还有陆、海、空军院校的造反派代表。造反派的代表刚发完言，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拿出钢丝编制的高帽子给黄志勇戴上，痛得黄志勇“嗷—嗷—”地叫喊。许光达当即上前制止。红卫兵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他。许光达生气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批斗会折腾了一个通宵，许多人因为困累提前离开了会场，我也回到10号楼旁的招待所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装甲兵司令部大楼周围都是人，还停放了一些小轿车，听说有全军文革小组的人、中央组织部的人，他们在和装甲兵的造反派头目说话，大概是为了前一天晚上批斗装甲兵领导的事情而来的……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造反派并没有就此放过许光达，他们带来一副对联，要贴在许光达病房的门上，遭到护士的拒绝，他们就把对联贴在了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老将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元月9日上午，我和孙广炎前往西四南大街中共中央组织部大院观看大字报，这里的楼房比较陈旧，墙上贴了许多大字报，揭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其他部门领导人的问题。这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安子文，陕西省子洲县双湖峪村人。安子文，毕业于绥德师范学校，1924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国家人事部部长等职务。中午，我们前往西安门国务院群众接待站，在这里反映“文革”中各种问题的人很多，把房子挤的满满当当。下午，我们在装甲兵政治部和杨昆山副主任交谈。黄副主任，陕西宜君人，1935年参加红军，曾经担任过陕甘宁抗日支队政治处主任、绥德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3师副政委、战车3师政治部主任、装甲兵技术部政委、后勤部政委，1965年8月担任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我和孙广炎还去了张文舟副司令员住的将军楼。张副司令员，山西沁县人，在陕北参加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历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自愿军代理参谋长、装甲兵学院院长、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装甲兵参谋长、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务。
元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揭发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新代表陶铸誓师大会”。陶铸，湖南祁阳人，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1940年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1966年5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文办主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宣传工作，名列周恩来之后。因为保护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王任重、周扬、谭启龙、何伟、刘仰桥、荣高棠等老干部，陶铸和江青顶了嘴（或者没有听她的话），被第一夫人记恨在心。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联络站”的红卫兵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以“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刘、邓的代理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罪名将陶铸打倒。陶铸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经过党中央的任何会议讨论，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就被江青一伙赶出了政治舞台，身陷囹圄，1969年11月30日悲惨地死于安徽省合肥市。他的妻子曾志被押往广东农村，女儿陶斯亮被流放在西北高原。在批判陶铸的会议上，首先发言的人是“文革”中赫赫有名的首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河南滑县人）。她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了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等北京市委、北京大学的领导人。聂元梓，在康生、江青的怂恿下，造反有功，后担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山大学代表、广州专揪王任重（河北景县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长征队的代表、北京医科大学“八·一八战团”代表和“首都第三司令部”（头目先后由朱成昭、蒯大富担任）的代表。会后，我们在王府井看到红卫兵游斗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李葆华，河北安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等职务。
元月11日，我们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参加了“北京市农村四清革命派，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赵（凡）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被批斗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过的“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原领导人，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赵凡，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等人。彭真，山西曲沃人，1975年从监狱释放出来，又被放逐到陕西商县，先后被关押12年之久，1979年春天重新工作，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仁，四川酉阳人，1973年10月26日被迫害致死。万里，山东东平人，“文革”结束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郑天翔，内蒙古凉城人，“文革”后期起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赵凡，河南鄢陵人，“文革”后期起担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等职务。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和邓拓、吴晗合著《三家村札记》，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人物，“文革”结束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会议把这些所谓的“黑帮”挂上很重的“黑牌子”，强迫他们坐“喷气式飞机”，弯着90度的腰接受批判。我看见彭真不一会就伸一次腰，每一次都被旁边的人更深的压了下去，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他的脸上往下流淌……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赵凡，是江青、戚本禹等人策动造反组织在1966年11月底关押的。在此前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领导人和文化名人还有：彭德怀、陆定一、黄克诚、谭政、孔原、马明方、王尚荣、班禅·额尔德尼、荣高棠、孟用潜、陈克寒、冯基平、罗瑞卿、杨奇清、邓洁、李井泉、赵健民、贺龙、林枫、陈再道、范明、师哲、李六如、李锐、王光美、丁玲、金敬迈、李英儒等人。返回途中，我们在朝阳门遇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游斗北京市崇文区清洁工人时传祥。时传祥，15岁由山东省的农村逃荒到北京，给“粪霸”掏粪20年。由于家庭贫困，和崔秀庭结婚时借别人的被子、衣服和公鸡办的婚礼。“粪霸”不给时传祥婚假，崔秀庭只得和一只公鸡拜了堂，半年以后时传祥才见到了妻子。全国解放以后，时传祥仍然做着清洁工人，工作中不怕脏不怕累、勤勤恳恳，受到北京市民的好评。在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了他。1966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周恩来总理给他敬了酒。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了他。12月27日，江青等人在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胡诌说：“时传祥是个工贼”；陈伯达立刻说：“完全被资产阶级收买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立即指使红卫兵揪斗时传祥。一次会议以后，他们强行从崇文区清洁队后门把时传祥推上汽车，一关就是10多天，进行多次游街、批斗、毒打……游斗时，反剪双手、背插“工贼”的牌子、胸前挂着“粪霸”的大牌子。由于连续批斗，时传祥的高血压病日益恶化为弥漫性脑软化症。江青、陈伯达等人仍然不放过他，1971年秋冬之际将时传祥遣送回山东省齐河县赵官公社大胡生产大队。1973年8月21日，周恩来从万里等人汇报工作时得知时传祥的遭遇，非常气愤的说：“难道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当即指示：“把时传祥请回北京，给他平反，向他道歉，给他治病，落实政策。”8月底时传祥返回北京，1975年5月19日医治无效死亡。和时传祥一起被游斗的还有北京市建筑公司党委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百发。张百发，河北宝坻人，“文革”结束后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
元月12日夜色蒙笼之中，我们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几个人前往北海前街三座门1号的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机关，在办公楼外遇到沈阳部队的造反组织在请愿，要求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给他们解决问题。这里的办公楼，即大高玄殿，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是一栋老式的2层楼房，雕梁画栋，红墙绿瓦，原来是中央军委的招待所。
元月13日，我们途经卢沟桥前往长辛店崔村的第二坦克学校。卢沟桥，建于1189年，是一座连锁桥，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称卢沟桥为“世界上最好、独一无二的桥”。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在此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到第二坦克学校是参加“批判范培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范培之，山西晋城人，第二坦克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第二坦克学校（总字219部队），1952年5月由某步兵师机关、直属队和某坦克师一部等组建，校长林彬，政委牛明智。这时学校的校长是马骥大校，政委是刘国辅少将，副校长刘元奎大校、马香岩上校，副政委王广德大校，训练部长姜守仁上校，政治部主任朱子渔大校。
元月15日，装甲兵司令部机关的几个造反派要到海军司令部去，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孙广炎商量跟他们一起前往（关于调查、核实贺龙、许光达、苏振华等人所谓“二月兵变”大字报之事当时我俩并不知情，只想前去看看海军司令部）。经过复兴路的空军司令部，到达万寿路的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机关大楼为米黄色的5层丁字楼。他们前往海军政治部调查许光达、苏振华的所谓问题时，没有让我和孙广炎前去，我们俩只好转了司令部机关大院内的海军话剧团、歌舞团等地。在海军大院遇到“海军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揪斗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的场面：他们把军大衣的白色里子翻过来，穿在苏振华的身上，然后围成一个大圈，将苏振华置于中间，挥舞拳头、喊着口号要他交代问题，这是海军副政委李作鹏奉林彪的指令，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等人挑唆造反派干的。李作鹏，1959年担任总参谋部训练部部长，1962年由林彪将他安插在海军担任常务副司令员，后担任海军副政委。在我们走后的第三天，李作鹏被任命为海军党委第二书记，后担任海军第一政委。来到海军后，李作鹏与张秀川、王宏坤等人勾结在一起，分裂以肖劲光、苏振华为首的海军党委。1965年，这一伙人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全盘否定了海军十几年来的工作，海军副政委刘道生、杜义德，海军副司令员陶勇（兼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参谋长张学思（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等与李作鹏一伙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支持了肖劲光、陶勇、张学思等人，惹怒了林彪，致使贺龙、陶勇、张学思等人在“文革”中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1967年，除罢免了苏振华的海军政委职务、张学思的海军参谋长职务以外，还罢免了郭炳坤、胡鹏飞的海军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康志强的海军学院院长职务、卢仁灿的北海舰队政委职务，南海舰队政委方正平也成为受害者。还清洗了一些原来在海军工作过的将领：罢免了彭德清的交通部部长职务、袁也烈的水产局副局长职务、方强的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
“青蝇一相点／白碧遂成冤”。“文革”刚开始，康生、林彪、江青等人就别有用心地、无中生有地诬陷贺龙、许光达、成钧、王尚荣、廖汉生等人搞“二月兵变”。许光达司令员的两个部属卖身投靠了林彪，他们拼命地陷害他，最先在装甲兵大院贴出了反对许光达的大字报。元月16日，装甲兵机关一个造反派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内贴出了一张从海军司令部“红联总”那里传抄来的大字报（海军副政委李作鹏根据副统帅林彪的旨意安排写出的），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诬陷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看到这张大字报，装甲兵机关的“东风”、“革造”和“烈火兵团”等群众组织对贺龙、许光达等人搞“二月兵变”的事持怀疑态度。这天晚上，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晚饭过后，他正准备回解放军总医院继续治疗心脏病，突然跑来一些机关干部和院校的红卫兵叫他到办公室问话。许光达跟着一群人刚走，又来了一伙人闯进他的家里，为首的竟然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一进门，陈志文就直奔许光达的书房，打开保险柜，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他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又乱翻许光达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他又冲进其它房间，仍然没有搜出什么来，就把许光达夫人邹靖华卧室里的一尊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之后，陈志文直接找到邹靖华说:“把‘二月兵变’的黑名单交出来！”邹靖华这才明白了他们想要找什么。原来在当天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这些人听见风声以后，便行动起来了。“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邹靖华顶了回去。陈志文没办法，命令其他人继续寻找。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什么名单，却抄出了一面日本旗，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许光达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前与日寇浴血奋战，亲自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今天竟然成了投敌叛国的罪证……被带到装甲兵俱乐部后，许光达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坐在那里，有装甲兵所属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有解放军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装甲兵机关大院里的人也来了不少。俱乐部的气氛相当严肃，谁也不敢高声说话。一排红卫兵坐在主席台上，他们手里都拿着“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一个红卫兵冲着他大声说道:“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主要有三个：一、你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职权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许光达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全场，义正词严地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许光达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较，回击了他们的提问。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觉得不满，大声地说着什么。会场吵吵闹闹，主持会议的人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让许光达问得张口结舌。至于说许光达有三个老婆，那更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散会以后，造反派将许光达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批斗、审讯。批斗许司令员时，装甲兵司令部机关的造反组织安排我们装甲兵工程学院来京人员轮流给许光达站岗。元月26日，轮到我给许光达司令员站岗。我去俱乐部二楼的一间房子，给他站了两个小时的岗，许司令员只顾写检查材料，我们互相没有讲话。许光达司令员，湖南长沙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给我的印象人很面善。他于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学习，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历任红6军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军委参谋部长、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1950年5月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到年底就组建了两个战车师、一个战车团，使官兵达到1.25万人，坦克达到543辆。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1959年任命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他一直强调：“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的地位”、“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被林彪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文革”爆发时大难就降临在他的身上。2月1日，装甲兵司令部保许光达一派“烈火兵团”的王宝湖、屈景富到海军司令部调查、核实海军“红联总”大字报的来源和可靠性，专门到海军家属院造访了海军副政委李作鹏。问道：“徐（向前）副主席在点苏振华时是否点了许光达的名？”答：“没有。”问：“什么时候点的？在什么会议上点的？”答：（问到这里时）李作鹏笑了笑说：“具体情况不好给你们讲了。”问：“传单上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吧？”答：“有那么回事情，总参谋长是事实。”问：“这是不是中央点的？”答：“当然是中央点的，但不是徐副主席点的。”问：“是谁点的？”答：“我不能告诉你们。”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把一军改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因为林彪、康生、江青、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程世清等一伙人的陷害，诬陷许光达、成钧、廖汉生、王尚荣、彭真、刘仁、荣高棠、郭影秋、顿星云、饶正锡、杨勇、李井泉、黄新廷、秦基伟、郭林祥、谭友林、金如柏、李贞、陈鹤桥、樊哲祥、张仲翰、杨秀山、苏振华、何廷一、向黑缨、柴夫等是贺龙线上的人，把“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强加给了许光达，成为贺龙专案（贺龙专案组属于中央专案二组负责，组长先后由杨成武、黄永胜担任）的第二号人物。5月11日，装甲兵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报送全军文革。6月25日，黄志勇提出对许光达、张文舟二人派岗哨加以控制。7月5日，由黄志勇主持正式成立“许光达、张文舟专案组”，组长徐皓（第一坦克学校副政委，后担任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原组长薛振先是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57年10月起担任中共装甲兵监察委员会常委，1970年12月担任装甲兵后勤部副政委），副组长姜永兴。8月14日将许光达、张文舟正式关押，造反派撕去了他们的领章、帽徽，把许光达关押在装甲兵招待所10号楼房的一个房间内。后来，林彪、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对批斗许光达都亲自作过详细批示。造反派和专案组将许光达关押以后，贺龙专案组组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后张秀川继任组长，第一副组长朱铁铮，常务副组长芦凤歧）让黄志勇在装甲兵机关抽来都曼令、党志璧（保卫部摩托队的工作人员）、耿□□（保卫部摩托队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装甲兵医院的男护士充当打手，专门对付许司令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许光达的伙食标准下降为监狱犯人的标准，一个月只有8元。有几次，许光达因为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造反派就把他弄醒了接着打。有一次，被连续批斗了53个小时。一天早上，许光达胸闷头疼得厉害，专案组人员说他施展阴谋诡计，打报告给装甲兵的一个副司令员（曾经和许光达在晋绥军区一起战斗生活多年的战友），他竟然泯灭良知地下令说：“分两组给他来个连续作战，绝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从这天起，专案组开始对许光达进行车轮滚动式的审讯。有一次，竟然连续三天三夜地刑讯拷打。1968年2月22日，贺龙专案组派朱铁铮（空军司令部秘书，后担任空军司令部二处处长，林彪的死党）等5人来“许光达专案组”参加迫害，专案人员都曼令（因为批斗许光达等人有“功”，1969年10月担任兰州军区某坦克师师长，后提拔为某军副军长）、党志壁将许光达打得流血。专案组对他先后进行了411次的残酷审讯批斗，逼着他写出128份交代材料。许光达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作了一首遗诗《壮志》：“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许司令员于1969年6月3日晚上非正常死亡（负责看守许光达的警卫连连长罗治芬随后畏罪在家中自杀），共和国装甲兵的创始人、一颗夺目的将星，没有在炮火连天的战斗岁月殒落，却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殒落了，终年仅61岁。
装甲兵系统的专案组和造反派还关押、隔离审查了顿星云（装甲兵副司令员，湖北石首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是装甲兵奠基人之一）、胡鉴（装甲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四川宣汉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经担任迪化军区副参谋长、装甲兵第一编练基地司令员、军委装甲兵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务）、徐介藩（原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谢锐（装甲兵学院副院长，江西弋阳人，后担任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王林（装甲兵学院政治部主任，山东广饶人，曾经担任装甲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五坦克学校政委等职务，1975年9月担任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汪志华（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政委，曾经担任过战车某师政治部主任、第五坦克学校政委等职务，后担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务）、罗云章（装甲兵技术部财务处处长，因为参加长征受冻伤双腿残废）等288人，许光达、胡鉴等33人被迫害非正常死亡，许光达、顿星云、张文舟、丁铁石等人被长期关押，贺晋年、程世才、邓家泰、林彬、邱相田等遭到不公正的批判、迫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许光达、贺晋年、赵杰、邱相田、林彬、严振衡、徐介藩、黄祖华、丁铁石等人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丁铁石，辽宁本溪人，回族，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担任回民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1950年担任装甲兵党委委员兼技术部副部长，是装甲兵奠基人之一，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1959年以后因为所谓的“伊玛尼党案”受到迫害，“文革”中被逮捕入狱，遭到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处处长田永兴（后担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苏州南部坦克试验站政治指导员王子耕等人的残酷批斗，受尽凌辱，耳朵被打聋。1973年，由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工作，装甲兵才勉强将丁铁石释放，1975年担任装甲兵顾问，1980年担任基建工程兵后勤部政委。1977年揭批、清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出装甲兵内与两案有牵连的87人，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9人，犯有错误的9人，说错话做错事的69人。
元月17日，我们乘火车经宣化、张家口到达山西省大同市，后乘汽车前往大同市西郊4公里雷公山下的马军营装甲兵学院（总字211部队）、第一坦克学校（总字210部队）。装甲兵学院，成立于1958年6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基础上组建的装甲兵最高学府。原来准备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划归装甲兵学院管辖，一边办指挥系，一边办工程系，后来研究决定工程学院在陕西西安东郊建设。装甲兵学院第一任院长由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兼任。这时的院长是黄鹄显少将，他曾经担任过装甲兵副参谋长等职务。政委王焕如少将，陕西长安人，曾经担任第一坦克学校政委、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学院副院长谢锐少将、王胜少将，训练部长傅蠢僧大校，政治部主任王林大校，院务部部长马良盛大校。在装甲兵学院时，我们支持少数派夺取了学院广播室，王焕如政委知道后来到现场讲了话。元月18日，在装甲兵学院参加了“庆祝大同地区军事院校红色造反者联络总站成立大会”，总后大同汽车学校、装甲兵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第一坦克学校的师生参加了会议。装甲兵学院，于1969年2月撤消，成为装甲兵襄樊五、七干校第三队。“文革”结束，在河北省元氏县成立装甲兵军政干校，1978年改名装甲兵指挥学院，后和石家庄陆军参谋学院合并。第一坦克学校，成立于1950年9月，第一任校长由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兼任。1966年初学校由北京长辛店迁往山西省大同市，校长赵杰少将、政委钱志超大校，副校长何风大校、贾林野上校，副政委徐皓大校，训练部长赵绪清上校，政治部主任郝建刚大校。“文革”以后，以第一坦克学校为基础组建了蚌埠坦克学院。在大同时，我们还观看了内蒙古乌兰牧骑红色造反者演出的文艺节目。
在装甲兵学院时，听到我们学院红色造反团头目王澍等人在元月20日串联其他军事院校的 7个造反组织，于是日下午一时冲击了解放军报社，报社总编辑是毛泽东与江青生的女儿肖力（化名，真名李纳）。“公主”受了冲击，那可不得了，惊天动地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5时许两次来电话制止，并派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等人在三座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驻地接见冲击报社的人员。是夜，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中将，率领武装战士将王澍等闹事头目逮捕。王澍，后来被释放了。4月2日，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的造反组织成立“揪叶联络站”。6月21日，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王澍等人根据1934年香港《工商日报》的两则报道，整理成《叶剑英投敌经过》的材料，报送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转呈毛泽东。6月29日，毛泽东对这份材料批示：“所举港报消息两则，纯是造谣。”毛泽东保叶剑英的态度，使得批斗叶帅的造反组织只好偃旗息鼓。冲击解放军报社的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大发雷霆，陈伯达等人还在三座门接见了群众代表，林彪也发了话。李纳，1940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8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6年8月在解放军报社领头夺取了总编辑赵易亚少将的权。1967年1月，她在报社贴出大字报，将代总编辑胡痴等人打成“反革命阴谋小集团”。是年冬天，李纳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专门为毛泽东搜集“文革”中各方面的情况。
元月21日，我们乘坐装甲兵学院的汽车前往大同市的云岗石窟。远远望去，云岗壁立千仞，佛像巍峨。此石窟和敦煌石窟、洛阳石窟齐名，并称我国“三大石窟”，它建于北魏，由著名的和尚昙曜奉文成皇帝之命开凿的。早期，建了5个窟，现存53个窟，最大的雕像高17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文化艺术的杰作。1937年日本关东军进入山西省以后，对云岗石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参观以后，我们乘车前往大同市区。大同，是雁北高原的一座古城，也是古代抵御外侵的前哨。市区东街的九龙壁很有名，我们慕名前去观看。此壁，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3个儿子朱桂代王府的前照壁。壁上有九条龙翻腾于云海之上的画面，造型古朴、生动。大同市郊有驰名华夏的金沙滩，宋朝名将杨业曾经率领他的几个儿子大战辽兵于此地。
元月22日，我们前往大同煤矿参观。旧社会，煤矿工人生活很苦，俗话说道：“有女莫嫁煤黑子，流不尽的眼泪，受不尽的苦，初一做新娘，十五成寡妇。”在煤峪口南沟，参观了侵华日军屠杀中国矿工的“万人坑”。煤峪口煤矿指派全国劳动模范、老职工王师傅给我们介绍了“万人坑”的悲惨情况。王师傅是1928年由石家庄来到大同煤矿的，那时候煤矿归山西军阀阎锡山管理。1929年在这里开了立井，人用“四条腿”（包括两只手）从井下往井外背煤，一次背100—200斤，汗水像洗澡一样的流淌，受尽了苦累和欺压。矿工背出100斤煤，监工说是80斤，从中进行盘剥。1937年9月13日，日本军队占领山西省。第二年8月中旬，占领大同煤矿，他们开来200余辆坦克，用机枪打死2000余人。日本军队从河北、山东、江苏、湖南、安徽、天津、北京、内蒙、甘肃、云南、贵州和东北三省等地运来农民做矿工。工人住在大房子里，外边用铁丝做的电网拦着，出入要出示《出入证》。工人的日子很难熬，穿的麻袋片，没有被子盖，吃的是黑豆、高粱、野菜、麦肤子和臭水。柳条帽子又当帽子又当碗，很不干净。因为吃得差、穿不上衣服、卫生条件差，许多人生了病，不能动的就被鬼子抛进臭水沟。等凑够40人，就扔进“万人坑”里。这里养着100多条狼狗，吃人肉把狗眼睛都吃红了。有拉肚子或其他传染病的矿工，矿上派军队用汽车拉出去，洒上汽油，用火烧死。日本人喝醉酒时，想干啥就干啥，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一条狗一样。他们还放开煤窑的水，淹死过100多个工人。矿工大小便，都在矿井里，每7天放风一次，晒晒太阳。1942年，从河北保定、云南、贵州拉来了800多人，他们勇敢地剪断铁丝网，跑出去当了八路军。但是，有一个人被抓了回来，被日军抹上碘酒，让狼狗活活的咬死了。8年中，日本在大同煤矿运走煤炭1400余万吨。日本人在大同煤矿共设有“万人坑”20余个，至少有6万多人死在这里。王师傅是从这里的“万人坑”中跑出来以后活下来的一个人。“万人坑”，从1963年起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场所供人参观。1966年12月30日，总后勤部某工程连战士年四旺见义勇为、保护列车的英雄壮举，就发生在大同煤矿附近的铁路上。
元月25日，我们从雁北返回北京，仍住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10号楼旁的招待所内。下午，前往莲花池旁边的总后勤部大礼堂观看上海市大专院校红革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晚上，乘车经中国人民大学去海淀区黄庄八一学校抓“联动”。“联动”，是北京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1949年5月，由晋察冀荣臻子弟学校和延安保育学校合并成立八一学校。学校的名字，由刘伯承元帅改的。原址，最早为清朝一个王公的大观园，后来成为资本家乐松生（乐松生曾经担任同仁堂药店经理、北京市副市长等职务，由于红卫兵的残酷批斗于1968年4月27日自杀身亡）的私人花园。学校设备齐全，为军队高干子女、烈士子女学习的学校，后来主要招收师职以上军队干部子女入校学习。高干子女学校，还有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景山中学、101中学、男4中、男8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贺龙等人的子女都曾经在这些学校读过书。其中，在八一学校上学的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羽，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楠，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等。“联动”是在1966年12月5日发布成立宣言的，他们坚决拥护中央军委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接见军事院校人员的讲话，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打倒一切”的错误做法。12月16日，江青在“北京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誓师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联动”，并且严厉指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西纠”、“东纠”、“海纠”（这些组织大部分归属了“联动”）的总后台。晚上，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将两名据称是企图偷窃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随即“联动”红卫兵先后六次冲击驻在正义路的公安部机关，他们喊出：“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火烧谢富治！”、“刘少奇万岁！”等口号。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第一次大会，会上提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1967年1月1日，“联动”在一份通告中称：“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抓捕“联动”骨干人员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他说：“对于一些胆敢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的分子实行镇压，对于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实行逮捕”。在强大的压力下，周恩来总理于1月22日也不得不表态：对首恶分子必须实行法律制裁。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指名说：北京的“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我们刚到北京不久就听到装甲兵大院的人谈论“联动”红卫兵冲击公安部的事件，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突然通知我们去抓“联动”，大家也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地就上车出发了。这次抓“联动”，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的直接旨意，会同“首都三司”红卫兵组织及军事院校造反组织，由蒯大富、聂元梓指挥进行的。蒯大富，清华大学的学生，1966年6月起来造反。刘少奇在6月21日认定：蒯大富是右派学生要夺权，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分子批斗。在毛泽东的过问之下，7月2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为蒯大富平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就派工作组进学校作了检查。赶走了工作组以后，以滔滔雄辩而闻名的蒯大富当上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目。蒯大富、翁□□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坤、贺龙等领导人搞了一个“百丑图”，流传全国。元月25日下午4时许，“首都三司”红卫兵组织和公安干警等率先包围八一学校，我们部队的人员因为观看文艺演出去的比较晚。我们到达学校后，“联动”骨干已被警察抓捕。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元月21日北京召开批判“联动”大会后进行的，设在101中学、北京工业学校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民大学附中等地“联动”的10个据点被先后摧毁，八一学校是最后一个据点。我们到了八一学校以后，在一座房子里看护几个“联动”成员，他们身披军大衣，一派傲慢的神态。记得，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海军院校的学员，“联动”成员骂他们是“灰老鼠”。第二天上午，我们从八一学校撤离。公安部先后抓获“联动”骨干牛皖平、卜大华、孔丹、任志明、董良翮、贺紺生、郭大勋、马晓军、赵战平、邹平等139人（在八一学校抓了32人），被关押于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这些“联动”骨干毕竟是一些中学生，是一些涉世不深的孩子，不可能会反革命，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只得指示将逮捕的“联动”骨干人员予以释放。
元月26日晚上，我们前往西城区北海西岸旃坛寺（1900年8月，旃坛寺被八国联军烧毁）1号军委总政治部礼堂观看南昌航空学校演出的泥塑剧《收租院》。泥塑剧《收租院》，反映了发生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地主庄园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以及人民反抗斗争的情景。刘文彩地主庄园，解放以后辟为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1958年春，刘文彩的坟墓被当地钢铁厂的几十个工人挖掘，1959年11月8日在刘文彩旧宅的原址上开设“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名由陈毅元帅题写，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撤出），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基地，供人们参观。
元月27日晚上，我们前往毗邻外交部街的雅宝路（靠近建国门）苏联驻我国大使馆游行示威。苏联驻华大使馆，原来住在东交民巷（原名叫东江米巷），吴三桂降清前家住在此地。1694年，俄国率先在此地建立使馆，1840年后成为外国驻华使馆区。东江米巷，后来为中共北方区委住地，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逮捕于此，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建国初期建设的苏联驻我国大使馆，是一组灰色的建筑群。我们到达时，大使馆门户紧闭，大楼高昂。为了防止发生外交纠纷，出发前游行组织者要求我们摘掉领章、帽徽。到了苏联驻我国大使馆以后，这里已经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了。高音喇叭叫喊着，人们呼喊着口号，抗议苏联当局殴打、驱逐中国留欧学生的罪行。在我们的抗议声中，苏联大使馆楼内灯光稀疏，一片暗淡。我们没有进行打、砸、抢，只是不断地呼喊：“声讨苏修法西斯暴行！”、“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帝、修、反！”、“反帝必反修！”、“打倒勃烈日涅夫！”、“打倒柯西金！”、“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留学生不可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进行抗议。元月上旬，有几名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学习上海造反派的“一月夺权”，冲进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夺了留学生管理司的大印，发出加急电报通知驻各国的大使馆：留学生不要再做修正主义的苗子了，不要在国外住避风港了，应立即全部撤回，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于是，先后有500多名留学生向所在国请假6个月，然后登上国际列车返回。1月18日，驻法国大使黄镇专程到留学生住处，传达中央关于同意所有出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的文件。途经苏联时，留学法国、芬兰的64名学生、4名辅导员在所谓修正主义产生的地方输出“革命”。1月25日，留学生来到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斯大林墓前献上花圈、朗诵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与苏联警方发生严重冲突，被苏军包围打伤30多人，9人受重伤。事件发生以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次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向受害留学生发出慰问电，我国外交部发表了严正声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国内派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代表到苏联，于1月26日乘火车接回留学生。从1月26日至31日，首都数百万群众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在此期间，北京还发生多起砸毁苏联驻华大使馆汽车和围攻外交官员的事件。1月29日，第二批留学东欧、西欧的学生经过莫斯科，准备血洗红场，并且约定在2月1日到红场祭奠列宁。苏联以“列宁墓因为修理暂停对外开放”作借口，拒绝中国留学生的祭奠，苏联部队和中国留欧学生形成矛盾，发生“红场流血事件”，将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安致远等许多工作人员打伤。2月4日到10日，中国、苏联双方先后在对方的大使馆前组织了示威游行。第二批留欧学生，于2月8日乘飞机返回祖国。2月11日，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抗议苏联的暴行，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云：“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在到达北京的这段时间前后，正是全国造反派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学习上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夺取政权、揪斗领导干部、武斗开始蔓延的混乱时期。红卫兵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挟雷霆万钧之力”进入人们的视野，造反派的青春疯狂、青春荒诞、青春残酷出现在人们的面前：1966年12月13日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安徽省人，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头目，后来因为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1967年8月被逮捕，1980年6月平反）、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派人到成都永兴巷7号，于12月27日将三线第三副总指挥彭德怀元帅揪回北京批斗（1974年11月29日被折磨而死，终年76岁）。12月24日，林彪、叶群唆使红卫兵在工人体育馆批斗罗瑞卿大将、郝治平（罗瑞卿的妻子，原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肖向荣中将（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梁必业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罗瑞卿因不堪忍受“莫须有”的罪名，于1966年3月18日从自己家的楼房跳下摔断左腿。12月25日，蒯大富等人在张春桥的怂恿下，率领5000人游行示威，第一个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把“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蒯大富、聂元梓等人还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第一次贴在北京街头。有些地区的红卫兵竟然疯狂地吼道：“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12月31日，沈阳军区警卫战士被数千名造反派殴打，并将军区副司令员唐子安打成重伤。南京军区也遭到冲击，万余名造反派抄了8名军区领导的住宅，一名副政委、两名部长被抓走。同时，总参、总政、总后也遭到冲击，刘志坚、邱会作被造反派抓走。1967年元月初，空军造反派揪斗吴法宪，吴法宪只好东躲西藏。叶群为解救吴法宪，给江青打了电话，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接见军队造反派代表大会。江青亲自出面支持吴法宪，打倒了刘震、成钧、张廷发三位副司令员和何廷一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揪斗李作鹏，李作鹏躲藏到医院输起了氧气。李作鹏在林彪、叶群的支持下，将斗争矛头对准了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陶勇、张学思等海军领导人，李作鹏、张秀川等人彻底投靠了林彪。总后勤部邱会作遭到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和后勤学院等造反派的揪斗，他们把邱会作剃了阴阳头，打掉两颗门牙，打断一根肋骨，罚他下跪、坐“喷气式飞机”，要他交代：糟蹋、奸污了多少女孩子。我们在装甲兵司令部亦听到了邱会作的丑行和被批斗的情况。林彪得知邱会作被揪斗的消息，派叶群前往解救，邱会作感激涕淋，称呼林彪、叶群是他的再生父母，要永远忠于他们，海枯石烂不变心。邱会作东山再起后，与张池明（总后勤部政委）、陈庞、王希克、戴金川结伙，打击迫害李聚奎、饶正锡、贺诚、傅连璋、汤平、周长庚等人。元月3日，林彪、江青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头目，向叶剑英、陈毅发起进攻，策划在元月5日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叶剑英、陈毅两位元帅。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的操纵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些学生掀起炮轰聂荣臻元帅的恶浪。大街上出现攻击徐向前元帅的标语、传单。元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军队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开会。康生说：“刘志坚是刘邓资产阶级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刘志坚被打倒。同日，陶铸亦被打倒。元月8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被打倒、过十几日司令员杨勇上将被打倒。从元月8日起，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碰头会、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污蔑贺龙元帅说：“是个到处搞夺权的‘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江青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煽动造反派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元月10日，关锋、王力、唐平铸、胡痴等人起草，经过江青报林彪批准的军队报纸宣传要点，提出要彻底揭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批判朱德元帅，贴出了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的大标语。街上，还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元月11日，全军文革小组改组，任命徐向前元帅担任组长，肖华、杨成武、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为副组长，江青为顾问。元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纳等人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代总编胡痴，以及宋琼、和谷岩、杨子才等领导人被打倒。元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元月19日，总政治部召集各大军区主管干部会议，江青、陈伯达发难，给肖华扣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大帽子。晚上，红卫兵到景山东街抄了肖华的家。同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批判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雷音夫等军队将领，我们学院的一部分学员、教师参加了会议。元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强调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元月2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海军政委苏振华大会。元月28日，军委发布“八条命令”稳定军队，明确规定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允许任意抄家，要求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一切外出的院校师生应迅速返回本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当即离开北京返回西安，进行“复课闹革命”、军事训练和“斗、批、改”。就在这时，全国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做法。
2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革”中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毛泽东不容许任何人非难“文革”，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给这些开国元勋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大帽子，造成了特大冤案。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由中央文革予以取代。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交待：“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7月20日，武汉爆发了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等人的“7．20事件”，为林彪、江青一伙搞“揪军内一小撮”提供了口实。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提出要“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刊登在《文汇报》上。毛泽东提出要“武装左派”。“7．20事件”以后，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撤职，将军区所属独立师打成“叛军”解散，将“百万雄师”诬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另外一派“工人总部”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陈再道的文章连篇累牍，把矛头引向了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等军队领导人，37名中将以上高级将领被点名批判，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1169人被迫害致死。8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看到《红旗》杂志的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斥之为“大毒草”，批示：“还我长城”。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为了自保，将王力、关锋抛出，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将戚本禹判处有期徒刑18年。期间，主抓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制造、发射的聂荣臻、张爱萍、赵尔陆、刘杰、刘伟、钱三强、吴际霖、赵九章、王淦昌、宋健、张震寰等人也受到冲击和批判，还将张爱萍上将关押了5年之久、一条腿致残，赵尔陆、赵九章、姚桐斌等人被迫害致死，钱三强长期在首都钢铁公司做炉前工，监督劳动。钱学森曾经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悉心保护，我肯定死了。“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出于篡军夺权的目的，极力排除异己，将许多开国将帅打倒，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许光达、黄克诚、谭政、曾涤、黄火青、张经武、郭天民、李聚奎、贺诚、傅连璋、韩振纪、李志民、周玉成、张昕、肖华、刘志坚、袁子钦、颜金生、梁必业、肖向荣、钟赤兵、洪学智、邓华、杨成武、李达、张宗逊、李天佑、伍修权、余立金、刘震、成钧、张廷发、常乾坤、刘道生、张学思、李呈瑞、聂鹤亭、孙超群、崔田民、万毅、吴克华、刘何、向守志、毕庆堂、陈伯钧、钟期光、杨至诚、王平、王建安、张南生、谭希林、谷景生、李成芳、甘渭汉、贺振新、韦杰、熊伯涛、吴泳湘、张广才、陈仿仁、张仲翰……
“文革”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搞乱了全国各级组织，搞乱了全国各个行业，搞乱了社会治安，搞乱了社会生活，乱了党，乱了政，乱了军，乱了民。1967年元月中旬至2月，由于受黑龙江、山东、上海、山西、贵州等地疯狂夺权的影响，全国武斗猖獗。毛泽东曾经忧虑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800个诸侯的战国时期。我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和革命造反派地位的改变，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开始滋长，并影响到他们当前的斗争。对于这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如不及时警惕起来，坚决加以纠正，将会严重妨碍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这样将妨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入贯彻，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大型武斗开始于1966年12月，重庆“工人纠察队”、“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大专院校“八一五派”、“工人造反军”等群众组织在体育场发生的“一二·四武斗”首开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先河。随后，是上海“工总司”、“机联站”与“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在康平路的“一二·三零武斗”事件。后来大规模的武斗不断出现，红卫兵开始用皮带抽人，用带钉子的木棍打人，到后来发展到用菜刀砍、刮刀砍、烟头烫、劈双腿、剁八块、浇开水……最严重时发展到抢劫部队武器的程度，用上了枪炮、坦克等各种常规武器……全国发生了无数的武斗事件，新疆的石河子首先开始动用枪械进行武斗，后来又发生了：“青海赵永夫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四川宜宾事件”、“重庆朝天门武斗事件”、“广西武斗事件”、“河北农大武斗事件”、“上海青浦武斗事件”、“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武汉武斗事件”、“河南开封武斗事件”、“福州武斗事件”、“山东郯城武斗事件”、“西藏武斗事件”、“长春武斗事件”…… 夺权、夺权，夺中央部、委的权，夺省委、省政府的权，夺地委、专署的权，夺县委、县政府的权，夺公社党委、公社管委会的权，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权，只要有一点权的都统统夺取……
夺权、凌辱、迫害，世事变得混浊不清，“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使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夺权、打死、或自杀，如：元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艳上将自杀；元月21日，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被杀害；元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毛泽东亲自点名的第一个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元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2月2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被打死……据统计1966年下半年“红色恐怖”期间到1967年初，仅北京市就打死1700多人，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其中陕西省有2000多名党政干部自杀）。草木枯荣，自然之法；生老兴衰，予夺在天。但是红卫兵执掌“生死簿”的逆天行为，随心所欲地夺取人的宝贵生命，是名副其实的草菅人命！同时，军队也愈来愈乱，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军分区以上军事领导机关遭冲击，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领导人被揪斗。有的地方造反派抢武器库、冲机要室、占领司令部、砸电台、剪电话线……解放军三总部、各军种、兵种机关亦遭到冲击，总后瘫痪，总政几近瘫痪，总参谋部部分瘫痪，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也瘫痪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人扬言：“军队最危险”、“军队最难办”，说军队是“老家伙治军”、“要整一整军队”。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揪叛徒、抓特务活动，以康生等人抓的“六十一个叛徒案”为先河，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先后抓出所谓内蒙古的“新内人党案”、“新疆监狱集体叛变案”、“东北叛徒集团案”、“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伍豪启事案》、“广东地下党叛徒案”、“上海地下党案”等等，把斗争矛头指向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陶铸、叶剑英、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胡锡奎、赵林、刘锡五、周仲英、徐子荣、张友清、高仰云、韩钧、刘子久、侯振亚、李楚离、安志敏、胡志华、秦化龙、吉合、朱火华、吕黎平、方子翼、陈熙、廖鲁言、马明方、张子意、王鹤寿、赵健民等许多高级干部。仅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军区司令员滕海清少将在内蒙古搞“内人党”就有34．6万人被斗争，16222人死亡。“内人党”的始作踊者是乌兰巴干，一个变节分子，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草原锋火》，后担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滕海清到内蒙以后，乌兰巴干送上“内人党”的所谓材料，伤害了许多无故的人。在被周恩来从新疆盛世才监狱营救出来的所谓“新疆监狱集体叛变案”中，仅南开大学宣称：此案迫害12级以上领导干部1200余人，马明方、胡志华、安志敏、朱火华、胡鉴等23人含冤而死。“云南赵健民特务案”，导致138万多人被揪斗，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余人致残。黄永胜明知叶剑英在土地革命时期一直在红军中工作，敌伪报纸刊登有关叶剑英被俘的消息纯属造谣，他还批准广州市“叛徒调查联络站”调查叶剑英、方方等人的所谓“被俘问题”，致使方方、文年生、饶彰风、林锵云、彭湃的母亲和弟弟等人被迫害致死。在此案中，被非法关押批斗者达7100余人，其中军级领导12人，师团级干部数以百计，遭到株连者近万人。“发一回山水冲一层泥,撂一个朋友脱一层皮”，陕北信天游唱得多么中的啊！据统计，在“文革”中使一亿人受到伤害和牵连，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全国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群众有729511人，迫害致死两千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人占到百分之七十五，仅中央专案组先后关押和监护的干部达1124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20人受到诬陷迫害。“文革”前全国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8人，“文革”中受冲击的1011人，其中被立案审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458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大批冤案，80000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总参谋部受害者839人，死亡51人；总政治部受害者767人，482人被关押，17人死亡……陕西省是“文革”的重灾区，仅武斗就死了数千人；林彪、“四人帮”说陕西省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黑窝子”，因此干部被打死、逼死的有上千人，老干部被打倒的很多，有刘澜涛、胡锡奎、王甫、赵伯平、赵守一、李启明、冯基平、严克伦、章泽、张策、舒同、李合邦、陈元方、刘文蔚、孙蔚如、刘庚、刘子义、韩望尘、党晴梵、彭康、刘索菲、白瑞生、李子健、林牧、丁济仓、吴刚、陈吾愚、徐步、王云……发生冤假错案19万多起。干部不幸，老百姓也不幸。户县玉蝉公社格家庄村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生产大队专案组和纠察队将吴秀珍、许云芳两个妇女定为所谓的“现行反革命”（“老三篇”上毛主席像的一只眼睛被人戳了一个孔，被认定是她们两个人做的）抓来揪斗，进行罚跪、皮鞭毒打、压胡基、戴抹粪便的口罩、铁锹把戳裤裆、木橛楔阴户等惨无人道的体罚逼供，把人整得死去活来。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家里贫穷，房子狭小阴暗，无法张贴毛主席的标准像；他的孩子呼喊：“毛主席万岁！”，易道均说：“哪里能活一万岁？”，就因为这句随便说出的话，引来杀身之祸，有人将此事报告到上面，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县军管会草草地将易道均判处死刑，于1970年6月执行枪决。政治运动来了，可以把没有事变成有事，可以把小事变成天大的事；政治运动来了，可以代替宪法和法律，可以叫“公、检、法”靠边站，可以让群众随便“专政”，可以私设公堂，可以乱用刑具，可以草菅人命，可以无法无天。死人的罪名，不断以运动的深入变换新方式、新面孔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防不甚防、胆颤心怵。死人最多的是：1966年下半年的“破‘四旧’”、“红色恐怖”，1967年至1968年的群众组织武斗，1968年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几个时期。
全国被迫害致死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有：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贺龙、李立三、邓子恢、陈昌浩、林枫、徐冰、徐海东、何伟、姚溱、邹鲁风、邹大鹏、张际春、白坚、张秀岩、李哲人、李应吉、王新元、杨涤生、王维舟、陈家康、张庆春、谢雪红、袁也烈、张经武、赵汉、章汉夫、潘自力、南汉宸、曹荻秋、金钟华、朱德海、林汉达、李合邦、王昭、钱瑛、高崇民、柳湜、廖鲁言、徐子荣、刘锡五、周小舟、田家英、刘芝明、张琴秋、孙志远、许明、曹梦君、刘长胜、张永清、程照轩、阎宝航、吴芝围、曾希圣、侯振亚、黄绍竑、李六如、李人凤、邓拓、吴晗、张昕、肖向荣、钟赤兵、郭天民、符确坚、吴伟、吕炳安、唐金龙、杨文安、王其梅、袁子钦、齐勇、刘善本、刘培善、蔡铁根、买买提·依敏诺夫、桑颇·才旺仁增、顾大川、陈一帆、于江震、郑位三、曹祥仁、古大存、宋乃德、曾一凡、车向忱、刘晏春、冯白驹、何英才、袁福清、冯仲云、李子光、于天放、曾镜冰、刘少白、高健君、刘慎之、王亚南、王亢之、吉雅泰、张韶方、范长江、李达、曾昭伦、陈垣、翦伯赞、常溪萍、高仰云、孙泱、李广田、邵凯、何思敬、张孤梅、程今吾、王造时、刘绶松、潘梓年、陈同度、谢家荣、李嘉言、陈寅恪、熊十力、李平心、傅雷、吕荧、叶以群、潘天寿、丰子恺、盖叫天、李少春、尚小云、马连良、裘盛戎、荀慧生、沈知白、马可、言慧珠、严凤英、焦菊隐、老舍、赵树理、陈翔鹤、周瘦娟、陈梦家、肖也牧、司马文森、刘澍德、韩北屏、杨朔、魏金枝、冯志、邵荃麟、巴人、侯金镜、罗广斌、闻捷、孔厥、容国团、姜永宁、傅其芳、刘盼遂、刘允斌、张宗燧、郭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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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主要因素没错，但装甲兵当权者好人不多，包括徐介藩。他当时整别人的时候，没有想到被人整吧。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的创始人就这几个人：高克、孙三、丁铁石。高克是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在东北为东野找到了几辆日本关东军遗留下来的坦克车，为东野的战车部队建立打下了基础；孙三是在苏联学习过坦克技术和战术；而丁铁石是东野大连坦克学校的副校长，为四野战车师的成立培养了大批的坦克兵人才。所以后来丁铁石被彻底平反后没有回到装甲兵而是到基建工程兵，就是因为装甲兵是他的伤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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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华--原24师师长，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文革初期并未受到批判冲击，是林彪死党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所扶植的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代理人。1967年10月黄志勇手下的装甲兵大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侯心帜叫到装司，谋划成立“红卫东”，侯心帜回到西安学院后立即宣布“红卫东”成立，黄祖华也立即公开声明支持“红卫东”，“红卫东”的前身为“东方红造反纵队”，“东方红造反纵队”文革初期与“红色造反团”对立的文革群众组织，1967年1月垮台。1967年2月“红色造反团”夺了学院的权，1967年3月“红色造反团”与另一大派“四野战斗队”大联合为“红色造反总团”，同时成立学院革命委员会，五月装甲兵党委和装甲兵文革小组正式批复批准，67年5月13日开正式成立庆祝大会，原学院政委牛明智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学院副院长李治洲为副主任，“红色造反总团”头头王树李振邦为副主任掌权（即第一届院革委，牛氏院革委），但这个“红色造反总团”和这个学院革命委员会一直反对黄志勇，所以为黄志勇不容。黄志勇扶植对立派，重新复辟“东方红造反纵队”，重新取名“红卫东”，为北京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叶群的“军委办事组”所直接操纵指令，（叶群是林彪的老婆，“军委办事组”是林彪仿制“中央文革”在军内的最高权力机构）。学院在这之后的文革，黄祖华和“红卫东”的历史任务是批判推翻“红色造反总团”和牛明智为主任的学院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下旬，北京抓了“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红色造反总团”也宣布解散。1968年4月装甲兵工程学院重新成立学院革命委员会，黄祖华和“红卫东”掌权，黄祖华为主任（即第二届革命委员会，黄氏院革委），于丁副主任，“红卫东”头头罗传炎、侯心帜等群众代表进入，罗传炎副主任。这以后就是清理、批斗、严厉处理“红色造反总团”头头骨干和牛明智李治洲等干部.。黄祖华、罗传炎、侯心帜等也因此得到黄志勇的提拔和重用，黄祖华装甲兵副司令、于丁装甲兵副政委、罗传炎学院副政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609bb10100pnj5.html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6-5-9 11:50:19

中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斗、批、改”的任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在1967年初又说“斗、批、改”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减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虽然是工厂，实际上同样的做法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我从北京返回西安以后，装甲兵工程学院还是比较平静的，许多出去步行串联的师生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地，还没有回校。因为，学院红色造反团头目王澍在北京被捕，学院造反派的造反行动有所收敛。但是，这时西安地区的“文革”比军事院校闹得还凶，是夺权、武斗愈演愈烈的时期。
西安地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庆安公司（三机部管辖的国营114厂）、昆仑机械厂（五机部管辖的国营847厂）、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简称“工交捍卫军”）等造反派为主体的“工联”，头目是张培信、安文保、姚连蔚等人；一派是以西安铁路局、西安煤矿机械厂等造反派为主体的“工总司”，头目是马希圣、吴文杰等人。北京、上海“发烧”，西安就“感冒”。1967年的“一月风暴”，很快由上海刮到了陕西，西安地区的大专院校等造反组织开始疯狂地夺取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权。1月23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统一指挥部”召开夺权会议，以“走资派刮经济主义妖风、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理由，确定由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组织和“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夺取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权；由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夺取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权；由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工业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的权；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夺取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的权。以后又吸收“西安地区工人造反联合会”、“西安地区农民造反总会”（简称“农总会”）等造反组织参加，组成各级接管小组，接管了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权。1月1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被宣布夺权，17日陕西省委宣传部被宣布夺权。19日陕西省委组织部被宣布夺权，25日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队”、“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105游击队”组成夺权小组，并宣布夺取了陕西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造反派夺权后，责令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处书记章泽、肖纯等彻底交代问题,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问题。同时，残酷地批斗西安市委、市人委的领导，致使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徐步，副市长张少康、海涛等人自杀。1月26日夺权小组正式对外办公，30日向各地、市、县委、直属各党委、党组发出通知，宣布“今后陕西省委的一切权利归夺权小组行施”。由于派性的恶性膨胀，西安地区的造反组织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东派”、“西派”。“东派”以西安交通大学的“交大文革总会”和“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为主体，包括“文总司”、“财总司”、“机关总司”、“公安总司”“农总司”和“中革会”等群众组织，主要头目有马希圣、李世英等人；“西派”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文革委员会”、“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和“工联”等造反组织为主体，包括“农总会”、“机关总指”、“农民造反总部”、“文总指”和“财总指”等群众组织，主要头目有张培信、安文保、孙福林等人。
我们学院的造反组织，支持的是“西派”。 2月15日，“工联”在西安市召开大会，批斗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领导人，批判陕西“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旧势力”、“地下党黑线”、“国民党38军”的所谓“三条黑线”。会议批判的领导人有：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米脂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陕西富平人）、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湖北孝感人，1970年10月23日被批斗折磨死亡）、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甫（山东阜平人）、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河北唐山人）、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白治民（陕西清涧人）、原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刘刚（河北南皮人）、原西北局秘书长韩劲草（河北唐县人）、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辽宁法库人）、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陕西永寿人）、原陕西省省长赵伯平（陕西蓝田人）、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江西东江人）、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河北深县人）、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辽宁海城人）、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张策（陕西高陵人）等多人。那时召开批判大会，都是把所谓的“走资派”或者“黑帮”一长排站在会场主席台的前面，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腔前面挂着名字被打上“×”的大木牌子，强行按着他们坐“喷气式飞机”、向台下的群众弯腰认罪（有的会议让被批判的人站在长条凳子上或者桌子上长时间地折磨）。会议上发言的是各个造反派选出的人，他们声嘶力竭地抓住某个领导人的一句话、一次发言、一次讲话“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批判时，这些人经常会挨打受骂，甚至被涂黑脸、揪头发、揪耳朵、剃头发……批判结束，还要“游街”，然后把这些被斗争的人送回“牛棚”继续写检查，交代问题，没完没了地进行批判斗争，谁也不知道啥时是个尽头。2月18日，在西安市召开“新西安革命造反委员会总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1300多个，约40万人。大会以后，我们乘车参加了在市内声势浩大的游行。4月9日，我们在雷雨中参加“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大会”，田杏云（女，西安市郊区农民，“农总会”负责人）当选为大会主席。由于大雨瓢泼，参加会议的人员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坚持把会议开完。4月17日，又在西安市参加了“西安地区军事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刘、邓反革命罪行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第四军医大学（后字244部队）、炮兵技术学院（总字152部队）、工程兵工程学院（总字342部队）、装甲兵工程学院（总字212部队）、空军工程学院（空字002部队）、空军西安通讯学校（空字773部队）的造反派组织，以及西安地区的“工联”、“统指”、“红造司”等地方造反派组织。会议提出：“打倒军内的刘、邓代表人物！”、“斩断刘、邓在军内的黑手！”、“打倒拿枪的刘、邓！”等口号。大会以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我们站在绿色的军车上，在西安市内兜了一大圈，几十辆汽车鱼贯而行，很是威风。4月28日，在西安参加“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刘、邓，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被批斗的领导人有：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原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陕西渭南人）、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山西神池人）等人。由于外线广播不通，会议一直拖到晚上9点多钟才开始，会议之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1967年3月起造反派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原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先后关押了赵守一、严克伦、章泽、李启明、白瑞生等西北局部长以上、陕西省委书记、副省长以上干部28人，省级副厅长以上、西安市委书记、副市长以上干部24人（包括1968年5月起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关押的）。至1975年4月，先后“监护”55人。
2月24日，装甲兵工程学院造反组织召开了“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派誓师大会”，学院、以及政治部、训练部、院务部的领导牛明智、沙风、李治洲、黄祖华、于丁、高增全、刘生民、宋全立、黄礼斌、黄绍奎等人出席会议。牛明智，装甲兵工程学院政委，山西芮城人，1937年参加山西抗敌决死队，建国以后担任第二坦克学校政委、装甲兵学院副政委等职务，少将军衔。于丁，装甲兵工程学院副政委，江苏镇江人，历任八路军120师团政治处主任、第七分区政治部主任、装甲兵政委办公室主任、自愿军坦克指挥所副政委、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大校军衔。高增全，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河北安平人，1939年2月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某军130师390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政委，中共广东省中山县委书记、公安10师参谋长、第四坦克学校副政委等职务，上校军衔。刘生民，装甲兵工程学院训练部部长，上校军衔，曾经担任中原军区陈（先瑞）韩（东山）野战纵队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华南公安团政委等职务。黄绍奎，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湖南平阳人，曾经担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就是由许光达司令员指示、黄绍奎负责组织宣传报道的）、军委装甲兵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干部处处长等职务，后担任总参谋部装甲兵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务。3月18日，召开了装甲兵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红色造反总团（团长王澍）成立大会暨全院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向反动路线、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誓师大会。会议还给毛主席发出了致敬电，表示了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装甲兵司令部批准装甲兵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成员为：主任委员牛明智（干部代表），副主任委员王澍（群众组织代表）、李振邦（群众组织代表）。在院革委会成立前后，西安“工联”、西安“工交捍卫军”、河南“二·七公社”六一战团、兰州军区8150部队、新西藏民族学院农奴戟红卫兵、西安市小教革联、北京红代会、陕西省大联合协商会、西安市红卫兵文工团革命造反派、西安“工联”92号信箱（即四机部管辖的二十研究所）、文艺兵团陕西京剧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公社、西安音乐学院（临）、西安美术学院（筹）、红冶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来我们学院慰问演出。演出的节目大都是声嘶力竭的歌曲，诸如《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马列主义，在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胜利的凯歌冲云霄／革命人民，跟着毛主席／红色江山，牢又牢／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红卫兵之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文化大革命之歌》：“枪对枪，刀对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阵势摆开了／工农兵奋勇当先打头阵／牛鬼蛇神想跑也跑不了／阵地必须先占领／黑线要彻底消灭掉！”还有《造反有理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颂歌献给毛主席》、《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北京的金山上》、《望北斗》、《远飞的大雁》、《逛新城》、《洗衣歌》等歌舞，以及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选段之类。
3月2日，“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成立，胡炜（陆军某军军长）、黄经耀（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任指挥，成员有：袁克服（陕西省军区政委）、孙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建功（陆军某军副政委）、方升普（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人；3月9日新增成员：王明坤（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徐立树（陕西省军区副政委）、苏锦章（陆军某军副军长）、刘江亭（陆军某军副军长）、白辛夫（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等人。我们学院派出指战员到安康地区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我也写了决心书，报了名，原来准备让我做“支左”部队和学院之间的联络工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批准去。
安康地区的“红三司”（头目黄必智）和“六总司”（头目焦建国）是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1967年8月19日，“六总司”围攻地委、行署机关，拉开了安康地区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后来，“六总司”控制了安康县的新城和老城，“红三司”控制着城外和农村，形成了“红三司”包围“六总司”的武装割据态势，“红三司”不停地向安康城倾泻各种炮弹和枪弹。因为安康城外的造反派用炮火攻城，晚上睡在地坑中的我们学院的“支左”指战员被炮火炸起的尘土瓦砾搞得蓬头垢面、一些人员四肢受伤。至1968年5月底，安康两次大规模武斗，炸毁城墙8352立方米、街道11条、学校53所、机关单位57个、炸毁烧毁的房屋3431间，18000余人无家可归，死于武斗的有922人（其中直接死于双方武斗的477人，被乱打乱杀死亡的425人）。他们杀人的手段很残忍，矛戳、刀砍、石砸、枪杀、绞死，甚至把对立派的人捆绑在一起用炸药包、手榴弹炸死，或者用铁丝把许多人串起来绑上石头扔进汉江淹死，还搞集体活埋（有一次竟然活埋了13人）……在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下，1968年6月2日又从兰州军区派出8163部队到安康制止武斗。1969年7月在中共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强大震慑下，才收缴了双方的武器，解散了武斗组织，形成了所谓的“联合”，组织起了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全军先后派出280余万人“三支两军”，某军从吉林通化调防河北保定，某军从河北保定调防山西太原，某军从山西太原调防陕西西安，某军从江苏淮阴调防安徽合肥，某军从湖南衡阳调防湖南长沙，某军从辽宁丹东调防四川成都。其中，装甲兵派出1922人到55个单位进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
西安市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军工企业多，各种武器都生产。由于西安“东派”和“西派”两大派别“滚雪球式”地不断膨胀扩大，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出于武斗的需要，驻军的军火库普遍被抢，加速了武斗的恶性进展。1967年元月28日，庆华电器制造厂（即五机部管辖的国营804厂）两派发生武斗。2月10日，西安造纸厂和西北光学仪器厂（即四机部管辖的国营248厂）两派造反组织发生武斗事件；“工联东郊指挥部”派韩森寨附近工厂1000余人参加西北光学仪器厂的武斗，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罗有、王法法被逮捕（后释放）。2月20日，“工总司”头目马希圣伙同李世英等人，策划打砸陕西日报社。7月27日至28日，“工联”所属的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并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混蛋”等大字标语。8月5日至9月17日，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以对支左委员会的支左工作不满为由，煽动组织以“东派”群众为主的799个单位、9．8万人在建国路造反、静坐，致使这个地区人山人海、交通阻断、喧嚣嘈杂、垃圾遍地、一片狼藉，历时42天之久。静坐期间，他们发表造反声明，并成立了“八·五造反指挥部”，以“工总司”头目马希圣为司令、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头目、“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为政委，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某军军部，时称“八·五静坐”。造反派高喊：“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绞死刘澜涛！”、“油炸霍士廉！”等口号，所有为建国立过功勋的西北局、陕西省委的老干部都被揪斗了。8月30日凌晨1时，自湖南来陕西串联的5名红卫兵和西安“工总司”工人乘西安交通大学汽车，携带武器去西安秦川机械厂（即五机部管辖的国营843厂）预谋抢枪，行至韩森寨地区时被对方发现并引发冲突，车上的人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打死2人、伤9人，造成西安地区第一次开枪武斗死人的事件。8月31日关中供电局和胡家庙地区发生武斗后，“东派”头头马希圣等人经过策划，由刘安全率领大批武斗人员乘40辆卡车开往西安印钞厂（国营544厂），为同派解围。“西派”头头张培信等人经过策划，调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武斗人员实行包围，9月1日至9月2日，以“工总司”为主的“东派”和以“工联”为主的“西派”两大造反组织先后在西安胡家庙地区、未央路地区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及步枪、机枪等作战武器和电台。这场武斗导致56人死亡、290余人受伤，并造成这一地区交通中断，机关厂矿停工停产。西安筑路机械厂、机械化公司、西北金属结构厂、西安印钞厂、陕西制药厂、庆安公司等单位的厂房、设备及一些技术要害部门遭到严重破坏。9月3日，西安市两派造反组织分别抢了8073部队4个连队、郊区武装部和郊区公安分局军管会的枪支弹药。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新西机”（西安昆仑机械厂，即五机部管辖的国营847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加武斗时的口供。期间，有一个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见以后未加制止，致使这个人死亡。因为武斗严重，我们学院的坦克开始昼夜巡逻，红色造反团将教学大楼作为武斗的堡垒，里面贮存可以吃两、三个月的食品，以及各种武器。学院的造反组织派出7辆59式坦克、两辆汽车的武装人员到西安体育学院，支持“工联”的武斗行动。行进途中，在韩森寨地区被“工联”某厂巡逻人员鸣枪误伤死亡教官一人。空军西安通讯学校将4卡车手榴弹运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大批指”抢劫了解放军102库和西安工程兵学院的武器。在西安的武斗中，西电公司的造反派头目张□□被打死。9月5日，西安武斗进一步升级，9月13日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孙光（湖北大悟人）在批斗中自杀于某部队的农场内。大专院校内部的武斗也很盛行，仅在陕西师范大学无休止的批斗中，自杀身亡的教职工、学生达几十人。其中有知名教授高斌、黄国璋、孙达人、余子文等人。对于各地造反派派性恶性膨涨，武斗连连，中央又无法制止的情况下，毛泽东发出告诫：“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在这种状况下，我决定回陕北探亲。到铜川以后，也是一片混乱，两大派斗争激烈。铜川的造反派组织主要分为“212派”（头目郭传铭，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技术员）和“219派”（头目姚荣斌，铜川矿务局工人）。铜川的街道上到处是横冲直闯、手持梭标、棍棒，头戴安全帽的红卫兵，到处飞驰着贴着红色标语的造反派汽车，人们疯狂地呼喊着造反口号，一派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造反派手持长矛在火车站内外执勤，我去问讯，几乎被伸出的长矛戳到身上。我走后的一个多月，即10月14日铜川地区两派造反组织在前原村附近发生严重武斗事件，死亡25人，伤60多人。
到延安以后，我没有停留，步行经过枣园、裴庄、阎店子、上砭沟、温家沟、宋庄、高桥、孙家沟等地，于9月10日到达安塞县砖窑湾公社砖中大队杨家沟村张国兰大姑家里。在这里，和大姑了解了民国十七年（1928）我家背井离乡的悲惨逃荒史，和大姑的外甥、保健员赵士选学习中医学的汤头、针灸等知识，我还试着在自己的身上扎银针。9月中旬，经高桥、滴哨屯村前往安塞县五星大队石码科村大姨家里、甘泉县下寺湾公社雨岔大队碱滩窑子村贺培英大姐家里。贺培英，是1929年逃荒到延安地区的，后来落户甘泉县。我是和张宏洲表兄的四伯父一起经过崖窑坪、王老庄、苗家河、孙岔、瓦子庄等村和属于崂山山脉的二郎山百里梢林，前往下寺湾公社雨岔大队（后雨岔大队从下寺湾公社独立出来成立雨岔公社）硷滩窑子村的。陕北谚语说：“黄河越过越胆大，梢林越过越害怕”，这句谚语有一定的道理。那天，我俩艰难地行进在原始森林里，张四叔许久没有走这条无路的路了，一直摸索着前进。傍晚时分，树林黑越越的，又有怪鸟的鸣叫声，着实让人胆怯，天黑时才走出桦树沟、甘家沟等村庄到达洛河川，我俩总算松了一口气。1969年初，北京知识青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学生）栗建国，来到下寺湾插队，由于在劳动中表现突出，后担任了下寺湾公社党委书记、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等职务。1976年前后，我曾经在延安地区的一个会议上见过她，高挑靓丽，还听了她的先进事迹报告。下寺湾，是一个有名声的地方。1927年至1931年，陕甘红军的唐澍、刘志丹、谢子长、朱理凯、阎揆要、霍力坚、王子宜、曹力如、杨仲远、拓克宽、黄子文、胡廷俊、白锡林、马云泽、强龙光、赵连壁、杨丕胜、马佩勋、雷恩钧、焦维炽、吴岱峰、刘景范、杨森、杨琪、杨鼎、阎红艳、张秀山、高岗、高鹏飞、高锦纯、杨文模、王兆相等人率领红军在瓦子川、平定川、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与东华池一带的梢林、沟壑之间进行过艰苦的革命活动。信天游唱道；“瓦子川，大梢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人欢马啸惊天地／／穷人跟上刘志丹／要把世事颠倒颠。”1935年10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长征红军从吴旗镇来到这里，叫停了极左的边区“肃反”运动。将朱理治、郭洪涛、李景林、程子华、戴季英、聂鸿钧等人下令关押在下寺湾、瓦窑堡的陕甘宁边区、红26军的负责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刘景范、杨森、杨琪、张仲良、朱子休、秦武山、惠子俊、黄罗斌、任浪花、孔令甫、张策、高锦纯、郭宝珊、高朗亭、蔡子伟、黄子文、张文舟、赵启民、王聚德、李启明、刘汉武、汪锋等百余人（已杀害240余人）予以释放，挽救了边区和红军。我在安塞县、甘泉县住了1个多月，于10月15日前往延安，参观了位于李家洼村的延安革命烈士陵园（有叶挺、关向应、王若飞、秦邦宪、张洁、邓发、张思德等的陵墓），以及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麓等革命旧址。
10月16日，我由延安返回装甲兵工程学院，西安的武斗仍然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1969年7月中旬。1968年1月，马希圣支持刘安全等人抢劫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地304仓库的武器。5月，某地502军火库又被抢劫。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派出张培信前往处理，他支持一些人把机关枪等武器拉到外地，大搞武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除过西安地区的武斗以外，陕西省内还有渭南地区的富平县，安康地区的安康县，宝鸡地区的宝鸡市、宝鸡县，咸阳地区的兴平县、三原县、高陵县，汉中地区的汉中市发生抢夺烧毁“公、检、法”档案、抢夺百货公司的货物、银行的现金、粮站的粮食、部队仓库的武器等打、砸、抢事件，以及陇海铁路、宝成铁路沿线的大规模武斗致使交通大动脉中断，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1969年7月19日，西安两派造反组织在西郊白家口又发生一次大规模武斗，死亡21人。在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强大威慑下，西安的“工联”、“工总司”、“工交捍卫军”、“工总革联”、“陕红联”等造反派组织不得已在8月8日宣布解散，开始上缴武器弹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一批一批地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人才、输送人才。我参军有5个年头了，终于要不情愿地摘下领章、帽徽，退伍离开部队了。退伍前，学院组织老兵到航空兵某师（师长刘忠惠）窑村机场参观苏联在1942年制造的杜2——轻型轰炸机。有人说：“当兵三年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我当兵5年，一点也不后悔，而且到了快要复员时仍然依依不舍。我对部队感情深厚，实在是不愿意离开。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颁布的《兵役法》规定：陆军、公安军的士兵服役年限为3年，守备、空军士兵为4年，海军舰艇部队士兵为5年。1965年1月19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规定：陆军步兵服役年限为4年，陆军各特种兵、公安部队和空军士兵为5年，海军舰艇部队士兵为6年，岸上部队士兵为5年。1967年12月将士兵服役年限改为：陆军（含陆军特种兵）2年，空军、海军陆勤部队3年，海军舰艇部队4年。在我当兵的5年之中，装甲兵的服役年限连续改变三次：3年、5年、2年。我在1968年元月15日写出《坚决要求超期服役书》，递交学员队的领导。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再加上我的身体不够好，未能得到学院的批准。临别时，战友之间互相留言以作纪念，我给因失恋而不能自拔的冯□□写了一首诗歌《临别赋友》，权作劝勉：“忆往昔／同室畅谈并肩行／看今朝／立于岭上眺友影／／灞水流／滔滔卷得落花走／骊山秀／苍翠欲滴映军营／／谈人生／美色不恋是精英／论死事／当重泰峰傲苍鹰／／盯脚尖／苦泪自吞沦粪土／望前景／岁月灿烂天晶莹！”
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不情愿做的事情，也得一定去做，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它。要离开部队了，我们在学院机关楼前面的马路边上了汽车，频频招手向送别的战友告别，向熟悉的军营告别。离别，虽然有些遗憾，但是5年的部队生活，锤炼了意志，培养了作风，开阔了眼界，成了一条知难而不畏缩的汉子，值！我们于3月16日一步一回头地与火热的军营依依惜别，与八百里秦川依依惜别，和宜川、黄陵、黄龙、洛川、子长、米脂、榆林、定边、靖边、横山、佳县等地的退伍兵一起向延安进发。因为延安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严重、烽火连天、交通中断，学院军务处护送我们回陕北的魏宣德参谋、王助理员为了我们的安全，决定在洛川中学停留一个星期。此时，我们对延安的武斗有些担心，大家都忐忑不安，恐怕路过时节外生枝、困在那里走不了。延安市“联总”与“联指”两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开始于1967年夏天。是年7月1日上午12时，“联总”所属各造反组织一万四千人，在十字街开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46周年纪念大会后,按照原定路线进行游行，先由十字路口经南大街到南门丁字街花园，经过二道街到东关，再转回十字口去北关。当“联总”的游行队伍进入北街时，前面的队伍“八·二八野战军”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遭到对立派“炮打刘邓兵团”人员的冲击。“炮打刘邓兵团”的大队人马，由九辆摩托车开道，不顾延安军分区人员的劝阻，蜂涌而至，双方在十字路口发生了冲突。“炮打刘邓兵团”的摩托队一马当先，撞入“联总”的游行队伍，当场压伤一名12岁的“红小兵”战士，“联总”的游行队伍一片大乱。随即，“联总”的头目指挥队伍进行反击，双方开始了一场严重的武斗。在武斗中，被打伤、踩伤、撞伤的人不计其数。武斗人员用铁钳、钢钳、匕首等凶器乱夹乱刺，许多人受了伤。“七·一”武斗，是当时延安市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武斗事件。随后，两派组织开始厉兵秣马，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武斗。延安市两派的武斗一直闹腾到1968年夏天，后来惊动了北京，中央专门给延安市的两派下达了一道“大联合”的通告，两派才勉强停止了武斗，于8月8日“联合”成立延安专区革命委员会。3月23日机会终于来临，我们随着前往延安“支左”的兰州军区某军8118部队前往延安城。当我们的车队经过甘泉县到达延安市的十里铺时，大批的群众在欢迎我们进入市区，他们敲着锣，打着鼓，扭着秧歌，广播里响着《看见你们格外亲》、《解放军来到咱们村》等歌曲。我们到达延安以后，被安排到原专署交际处住宿。跟随我们进入延安城的这支部队是1967年2月由山西调防陕西的，那年冬天我曾经和几个战友到过该军的军部（代号8133部队，军长胡炜，政委刘建功）。这时，刘亚洲刚参军到部队，在某师（师副政委刘建德是刘亚洲的父亲，后担任某军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务）8连当战士，1972年被推荐进入武汉大学英语专业学习，和李先念副总理的女儿李玲是同学（后恋爱结婚）。1988年调刘亚洲到军委办公厅政治部工作，后成为著名军旅作家、军事战略家，2004年担任空军副政委，2010年担任国防大学政委职务，中将军衔。我们离开延安市一月之后，又在甘泉县发生了“联总”、“联指”两派的大型武斗，8118部队随即前往制止，这次武斗两派死亡了20余人。3月25日我们到达米脂县城，次日到达横山县武装部。1967年8月14日，米脂县武装部被中共中央转发的文件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 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文章，肯定了米脂县人民武装部支持米脂中学“101造反派”的革命行动，1968年2月13日成立米脂县革命委员会，由此米脂县武装部政委崔孝堂逐渐红起来，被提拔为榆林军分区政委。
按照国务院当时对入伍前家住城市的退伍军人安排工作的规定，我决定复学深造，横山县革委会同意我到1963年8月考取的陕西省农业机械制造学校联系复学事宜。我于5月7日起程，10日到达西安市。这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几天（5月1日），革命委员会主任由李瑞山担任，副主任由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担任，常委由李瑞山、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李斌、刘国声、鱼得江、谷凤鸣、刘建功、方升普、白辛夫、安文保、吴文杰、王法政、郭传铭、姚荣斌、田杏云、马金台、李守林、李洪明担任。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组长袁立荣）、政工组（组长周茂芹）、生产组（组长苏锦章）、政法组（组长黄传龙）等机构。在西安期间，我先后住过北关劳动西路勇进街雷音表兄家、灞桥区的装甲兵工程学院。
这时，装甲兵工程学院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刚刚由装甲兵司令部下达，学院革委会第二届领导成员是：主任委员黄祖华，副主任委员罗传炎、沙风、于丁（代）。8月份，学院1964年以前入学的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到装甲兵所属坦克师、独立坦克团和坦克制造厂、修理厂等基层单位。当时，学院有教师400余人，正副教授13人，讲师43人，从事实验工作的实验员、技术员100人。但是，等待他们的不是学院教育的复兴，而是学院的撤编，人员的调离和转业。未来永远是个猜不透迷啊！由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负责起草的文件《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毛泽东、林彪批准，装甲兵工程学院在1969年2月19日被撤消。学院撤消以后，原院长沙风提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家农林部部长），原副院长李治洲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原政治部主任高增全担任兰州部队某师政委（后担任西安陆军学校政委等职务）、原军务处处长王耀庭提任坦克技术学校副校长。全军同时撤消82所院校，仅留43所。装甲兵的6所院校撤消5所，只保留1所。装甲兵工程学院与长春第五坦克学校一起并入北京第二坦克学校，组建坦克技术学校，校长黄祖华（1970年4月担任军委装甲兵副参谋长，12月担任装甲兵副司令员），政委于丁（1970年12月起担任装甲兵副政委职务）。1976年6月，坦克技术学校改名装甲兵技术学校。1978年1月，易名装甲兵技术学院。1986年6月，定名装甲兵工程学院。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撤消后，原址移交西安朝阳光学仪器厂（即四机部管辖的国营5228厂）。全军剩下的43所院校，也遭到或合并或搬迁等磨难，比如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第七军医大学来了一个推磨式的大搬家，二医大从上海迁往西安、四医大从西安迁往重庆、七医大从重庆迁往上海。5月15日，我从西安市北关来到装甲兵工程学院，在警卫通信排见到了钟春光、高应举、李志有、李丰智、张元生、崔同喜、段枚贵、冯新奎、赵二辰等战友。排里的战士以河北滦城的老兵为主，新征集的四川兵也已经到达部队（1967年没有征兵，这是共和国唯一一年没有补充兵员的年份；1968年国际形势紧张征集了大量新兵，使部队官兵达到500万人，成为世界现役军人最多的国家）。我还看望了学员5队的领导和部分干部、学员。学院撤消后，将学员5队的干部和学员进行了分配。原学员5队队长于平显提任坦克技术学校军务处副处长，原学员5队政治指导员程鹏飞提任西安警备区郊区武装部副政委，原学员5队3区队区队长陈玉如于1968年8月提任兰州军区某坦克独立营（353部队，驻宁夏）营长（1969年初提任坦克独立12团团长，是年10月部队改编为坦克某师45团）。
5月30日、6月6日，我曾经两次前往兴平县境内的陕西省农业机械制造学校，由一位叫宫相印的电工老师接待的，他讲：“因当时学校录取你以后没有到校学习，参军不是从该校前往的，不予受理复学的要求”。6月5日，在前往茂林途中在咸阳市大众浴池住宿。当夜，该地的红卫兵查夜，把我和许多人集中在一个大院内进行非法审查，因我带有复员军人证书，在次日早晨将我放回。咸阳是我向往的一个历史名城，我不想错过机会，就慕名前往：秦孝公十二年（前350）自栎阳（今临潼北，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建都于此）迁都于此地，并设置咸阳县，秦前后在此建立都城达140余年。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等6个诸侯国以后，迁天下12万户豪富于咸阳，并大造宫殿、城池，创建了华夏第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天不作美，我仅仅来此住了一宿，留下的竟然是令人挥之不去、深受侮辱的印象。期间，我还前往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军区咨询了复员安置工作事宜。(全文完)

老兵lcd212

刚一浏览你一张带枪的照片，一种似成相识的感觉，原来是1964年秋，在临潼在一个锅里吃过几个月的饭的战友。
你写的：6月21日，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王澍等人根据1934年香港《工商日报》的两则报道，整理成《叶剑英投敌经过》的材料，报送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转呈毛泽东。6月29日，毛泽东对这份材料批示：“所举港报消息两则，纯是造谣。”这么准确，不知来源何处，我也听说有个调查叶的专案组，四队有个人参与了，后来停了。

风化雨- 回复老兵lcd212：出于2001年第二期《中华儿女》杂志，作者范硕，文章《叶剑英“文革”风云录》。2001年1月中华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2011-10-31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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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杰：《煎熬与沉浮--走过文化大革命》（节选）

《煎熬与沉浮》后记

在新兵连

在警卫通信排

在学员队

在蓝田参加“四清”

参加红卫兵运动

参加大串联（上）

参加大串联（下）

参加“斗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