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劲松：中国共产党建政后选拔培养后备干部的第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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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政后选拔培养后备干部的第一次有益尝试

    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当年，中央组织部从全国优秀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了60个人，由中组部直接管理，准备逐级提拔做各级领导干部，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也参照中组部的做法从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1100多人，作为省区市的各级“接班人”。这是我党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的选拔培养后备干部——当时的说法叫“新生力量”或“接班人”。可惜的是，这样一次有益的尝试方兴未艾，就因文革而中断了，这段党的组织工作史的重要片段也几近被湮灭。


    我的父亲孙中范就是当年这六十个人之一。他文革开始后被“轰回”中央组织部，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十八年。他的很多领导和同事或为当年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和知情人，或为六十个人的一份子。年初，父亲不幸过世，带着对我父亲生平的好奇，根据我父亲生前的记述和相关同志的回忆，并通过查找相关资料，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竟然在我的头脑中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以为从我父亲的经历这样一个点切入，认真挖掘、整理这段党建政后的历史片断，可以梳理出党选拔培养后备干部的历史进程，或许有助于总结和丰富党的执政历程和经验，是以为记。


一1964年首次选拔培养“接班人”的时代背景
    1964年，我父亲大学毕业，原本有读研究生、留校和去团省委工作等几个选择，偶然的机遇让他成为“六十个人”之一。对我父亲来说，中央组织部在1964年践行毛主席的指示，使他步入“接班人”之列是历史的偶然，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1964年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部署却是历史的必然。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情况和时代背景看，1964年这次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的提出和实施是“天时、地利、人和”。


    党在建政15年才开始选拔培养后备干部，源于国内的实际情况，可以归结为“内因”或者曰“地利”。首先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战略思维重点因势转移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毛主席曾形象的比喻为“进京赶考”。这实际上是党建政后的集体意识，考题就是：如何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建政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党中央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全党和全国人民也以狂飙突进式的激情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探索。从建国到60年代初期，毛主席的主要兴趣和兴奋点都在经济问题上，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从土地改革到工商业改造，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到经济计划的每一个指标，毛主席都亲自过问，亲自抓，像过去指挥三大战役一样具体。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对包括干部梯队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问题考虑不多。而在60年代初期，毛主席在经历了十余年经济建设的起起落落后，战略思维开始转向，淡出了对经济建设的直接指挥。特别是中央分为一线、二线后，毛主席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问题，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自然而然地进入毛主席的战略视线。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中组部部务会上讲：“主席一直在抓计划、财贸工作，再过半年左右可能倒出手来抓党的工作，现在我们要做准备”。这段话是那个时期毛主席和相当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的战略思维和工作重心转移的真实而且典型的例证。


     从干部队伍的情况看，经过十余年的时间，干部队伍开始自然老化，迫切需要加强后备干部梯队建设。建政初期，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大任务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建立并巩固政权。因此从1949年直到1955年左右，党的干部工作主要是配备干部。当时需要大量的各级各类干部，但并不缺乏干部。从年龄结构上看，当时从中央领导同志到省部级领导同志大多生于20世纪初，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建国初期多在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还有相当数量的“红小鬼”。地、县级干部多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年龄在三四十岁的是主体。虽然当时党内军事干部、工农干部居多，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调配下，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促使很多党的干部从“马上打天下”实现了“下马治天下”的转变。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央领导人从实践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一批将军省长、将军部长、将军大使的涌现，更显干部队伍群星璀璨，人才济济。然而，从建国后陆续配备各级干部，到1955年中央和地方干部（包括军队）基本定格，此后近十年，从中央到地方，干部队伍只有局部微调，整体年龄和资历结构没有大的调整。因此到60年代初期的时候，干部队伍有了年龄老化的迹象和出现断层的征兆。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在60年代初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一问题，陆续报告中央后，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视。


    从“外因”上看，苏联“修正主义路线”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警惕，为了“防修反修”，毛主席提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举措。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新政策，特别是苏共22大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引发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中苏交恶，毛主席和党中央判断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实行“修正主义”路线。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毛主席开始重视接班人的问题，并在1964年6月16日，做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和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毛主席的这一战略部署于7月4日作为“九评”之一评，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可以说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修正主义”路线，促发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考，如果抛却词义本身的褒贬定性，用“天时”来概括这一“外因”也还勉强达意。


    中央在1964年实施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部署，主要因为前述原因，所谓“人和”其实是历史的巧合，并不是当时决策考虑的因素之一。之所以用“人和”这个稍有些牵强的概念来概括，是因为当年的六十个人具有一代人的典型特征：这代人出生于抗日战争后期，童年在战乱中度过；从小学开始均是在党执政后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中接受的完整教育；在他们人生观形成的时期新中国的建设高潮迭起，党的威信空前高涨；和前一代人相比，他们有条件接受完整的教育；和后一代人（他们虽未生在红旗下，但长在红旗下，理论上说他们和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五十年代初期生人是一代人）相比，他们对党的信仰更纯粹坚定。因此1964年选拔培养的这批人几乎属于应运而生，历史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遇，让他们成为党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幸运儿和亲历者。


二1964年选拔培养后备干部战略的酝酿、决策和实施
    1964年选拔培养后备干部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一个从发现、提出问题到酝酿、研究解决办法，直到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因掌握的资料有限，只能粗略梳理，肯定有错漏之处，且当引玉之砖。


    如前文所述，六十年代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开始关注和研究后备干部培养问题。1963年，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赵汉同志到福建调查，发现干部队伍中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地、县领导干部中，一是年龄较大，二是本地干部所占比例很小，这反映了对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培养不够。据此赵汉同志提出了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中组部在做了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经毛主席批示，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当时干部有一个更新的问题，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的执行办法和意见。1964年初，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也曾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份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回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报告，介绍了辽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支部书记李铭新主义培养接班人的经验。毛主席对这份报告很欣赏，要求发给县、社、队。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中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这一系列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为毛主席做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部署提供了“炮弹”。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6月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在会上，周总理和彭真同志谈了社教运动中发现的问题，毛主席总结讲话时再次提出了如果中国出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并从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他发表了关于“接班人”的著名讲话。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那么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必须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毛主席提出了五项条件。毛主席重要讲话的发表为中央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的决策一锤定音。

    为落实中央的指示，安子文同志在1964年初组织中组部相关同志研究具体工作措施。时任中组部干部二处处长（当时中组部建制为部下面直接设处，二处相当为后来的地方干部局）赵振清同志提出建议：中央组织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干部，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考核使用，逐级提拔做各级领导干部。建议被安子文部长采纳，并归纳总结为“实行特殊的选拔人才，进行特殊的培养，用于特殊的用途”的“三特殊政策”。


    1964年3月上旬，中组部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座谈会，讨论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3月3日，安子文在会上做了关于提拔新生力量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提拔新生力量已经成为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大问题，不把革命接班人培养出来，革命事业就会中断，革命成果就会丧失。当前最大的障碍是保守思想，习惯势力，主要表现为论资格、排辈数、比级别、套框框。”安子文提出：要用革命精神打破这些旧思想，大胆地、积极地、破格地提拔各方面新生力量。他还端出了中组部集体智慧结晶的8条具体措施。主要是：把年轻、有前途，但缺少经验的，下放到县社锻炼；有前途，但理论低的，下决心抽到党校学习；有前途，但文化低的，先学文化；今后几年，要提拔40岁左右的人参加省部级领导等等，也包括“三特殊”政策。经会议讨论后，中央组织部对安子文同志的讲话进行修改完善，并以此为基础，向中央书记处做了《关于提拔新生力量的报告》，很快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一报告。


    于是安子文部长责成赵振清同志组织干部二处拟定了“三特殊”的具体方案。方案确定先由各省委组织部派人直接考查挑选，提出本省优秀大学毕业生的名单，考查材料上报中组部，由干部二处逐一审核。全国选定60名优秀大学毕业生，由中组部直接管理，作为新生力量培养——后因毛主席发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新生力量一词被改成了接班人。方案还提出，经审查选定的这批大学毕业生，先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半年马列主义理论和党建知识，之后派到农村、工矿企业进行基层工作锻炼，从基层做起，由中组部直接考查，逐级提拔作各级领导干部。这个方案经中组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上报刘少奇同志和中央书记处批准后于1964年6月实施。


    实施之时恰逢毛主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著名讲话发表，于是这六十个人被戴上了“接班人”的光环。后来在具体实施中，因中央党校发生了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事件，安子文部长认为这批大学生再到中央党校学习不合适，可直接派下去进行基层工作锻炼或参加农村“四清”。干部二处根据安子文部长的意见，将60名大学生分成三个组，确定分别到山西、湖南、江苏三个省参加“四清”，并请山西、湖南、江苏省委组织部分别选一名年轻优秀的县委书记带队，负责培养和管理这批大学生。1965年7月，中组部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起草了《关于培训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等三个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发各地执行。各地参照中组部的做法，根据中央批准的报告精神，选拔了1100名大学生做各级“接班人”，开始了系统组建后备干部梯队的工作，遗憾的是不久，文革动乱开始了。这一重要战略部署被动乱打断。


三1964年选拔培养接班人战略的历史命运
    突如其来的“文革”扰动了历史的正常发展轨迹，相关人等从此命运多蹵。1964年选拔培养的六十个接班人，刚刚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实践锻炼，就被作为“刘少奇的黑苗子”打得一落千丈，有的就此泯然众人。


    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文革初期就被当做“刘邓”的黑干将打倒，选拔培养接班人成了安子文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调研提出培养新生力量的中组部副部长赵汉同志，因为对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提出了建议：“如果再加上一条业务标准就好了”，在文革中被揭发并带上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受到批判，含恨自杀而亡。作为中组部领会毛主席意图，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战略部署的亮点举措，其“始作俑者”的赵振清同志，原本在文革前拟提为中组部副部长，“文革”风暴中，却因此被带上“积极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罪名”打倒——我父亲也正是在文革“大批判”过程中通过大字报才知道了选调他们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来龙去脉。赵振清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因为文革前地厅级干部的情况他都了解，被称为“干部的活字典”遂被很多老同志推荐给胡耀邦同志。赵振清同志被耀邦同志留在中组部任副部长，成为耀邦同志主政中组部时期的得力助手，作为“不是常务的常务”他协助耀邦同志完成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干部调配工作。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中组部制定的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案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夭折了，但中央即使在文革中也还是注意培养年轻干部和接班力量的，只不过圄于时代背景和选拔标准，所选之人难以为继。我父亲曾经讲过：在文革期间中组部曾执行过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对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没有年轻干部的不予呈报中央批准，这一原则是周总理确定的，总理曾三次因为没有年轻干部退回了中组部报批的省级班子任命名单，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粉碎四人帮后，曾有不明真相的同志就此批判中组部执行了四人帮的组织路线。不可否认，在那种历史条件下，这条“规定”让不少造反派乘机摇身一变混入党的高级干部之列，但这条“规定”绝不是秉承四人帮之意为他们安插爪牙提供的方便路径。还以中组部为例，1975年中组部组建党的核心小组的时候，也必须有年轻干部。有人提议两名造反派，被部内大多数同志反对掉了。四人帮准备调上海的造反派万桂红，周总理和纪登奎同志商量：坚决不能在中组部安插“上海人”，于是找个理由给推掉了。为了使中组部的班子能够实现“老中青”三结合，顺利获得中央批准，周总理和纪登奎同志提名我父亲为“青”的代表，做中组部核心组成员——父亲曾作为中央组织人事小组值班室负责人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深受总理信任。在纪登奎同志找我父亲谈话时，父亲曾表示：自己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不具有代表性，想推辞掉这一任命。纪登奎等同志劝告他：这是总理的意见，目的就是不要让造反派进入这个要害部门。于是34岁的父亲成了中组部核心组成员。像我父亲这样被总理、纪登奎、李先念等同志提拔的年轻干部还有一些，由此可见，文革中注意提拔年轻干部和培养接班人是中央的决策，所提拔的人有造反派，但不是所有文革中提拔和任用的年轻干部都是四人帮的人。在干部的选拔任用问题上，主导权还是牢牢掌握在毛主席、周总理手中的，四人帮千方百计想插手组织工作，但没有得逞。


    所幸的是，六十个人经受了“文革”的考验并未倒下，成为各自所在部门的中坚和骨干。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文革一开始就被赶回中央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的中间力量。他们之中职务最高的曾任省部级，半数曾任局级职务。如果不是历史的捉弄，他们也许会高步庙堂，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作为党建政后第一次系统的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1964年的这一战略部署的提出和实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第一次提出了省部级干部要有40岁左右的同志，比如“三特殊”政策首次提出把大学生放到基层去实践锻炼的培养模式，再比如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特别是与2009年中央部署的后备干部集中调整工作相关政策和措施相比较，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相比照，应该说1964年的那次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是我们党在干部队伍建设的一次创举和有益的尝试，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党在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上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选拔培养后备干部的思路和举措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完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事之鉴，后事之师，1964年那次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的历史不应被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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