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葆升：一九六零年高考那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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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我们合肥三中的高三班学生，集体住进合肥一中，跟一中的高三学生一同进行高考复习，那是市里特意安排的，希望两所学校考出好成绩给合肥市争光。我从小到大晚上就没在外面睡过觉，跟大家一样，第一天晚上就失了眠。以后每天早上6点起床上早自习，晚上10点熄灯才睡觉，但是还有人偷偷在被子里打手电看书，直到7月7日高考那天都没丢过书，累死人喽。以后周末回家走在街上，我突然觉得行人和车辆变得模糊起来，发现自己眼睛有点近视。那时我们将文科的各门功课复习得滚瓜烂熟，内容都熟记于心，比如说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即使在五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仍旧记得秦朝、唐朝、宋朝等朝代是哪一年建立的，太平天国哪年起义、哪年进入南京的，可见当时我们复习如何紧张、如何认真。

那时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分为理工、医农和文法三个班。我在文法班，这次被指定为班级学习委员。文科的高考，要求考语文、外语、政治、数学和史地5门，真走运，我们那年的考场就在合肥一中，已经是熟悉的地方。

转眼就到7月7日高考那天，上午9时考语文。我们进入考场时，卷子已经放到桌上，我眼睛扫了一下，顿时心中有数。那几年文科语文卷分为两部分：命题作文和文言文翻译。命题作文70分，有议论文跟记叙文两题，任选一题。记叙文的标题是《记大跃进中的一件事》，我就做这一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高考作文题目，往往跟当时的政治形势相结合。1960年的作文题就紧紧扣住两年前的“大跃进”；1962年的高考作文题是《雨后》，据说是郭沫若先生出的题目，大概希望考生写“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大好形势吧？1963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风起云涌，那年高考作文题就是《唱‘国际歌’所想起的》。当然，命题作文题目一般都容易理解，可以发挥，能考出考生的文字功底和思想状况，缺点是容易让人事先猜到题目。五十年后的今天作文题目来个大转弯，倒是很难让人事先猜到；然而现在的作文题目又太碎、太古怪、内容范围太广泛，有人说是“发散性作文”，常常为了理解题意，考生可能费去一二十分钟时间。那年的文言文翻译有两题，两题是两段文言文，都要求翻译成白话文，各题都为15分。记得有一题是《薛谭学讴》，说是薛谭跟老师学唱歌，以为学好了就自动离开。老师在送别他时弹琴唱歌，声振林木，音遏行云。薛谭自愧不如，又回到老师那里继续求学，从此不提离开的事。

考试结束，我心急如焚地挨到那年的8月，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被录取到一所财贸学院工业经济系。用现在的话说，这也许是“三本”大学，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本来爱好汉语和文学专业，考过之后还感觉良好嘛，希望录取到当时中文系力量很棒的合肥师范学院，可为什么会这样呢？开学后虽然去学校上了两周课，我还是卷起铺盖回家去。——直到以后我才听说，这是因为我家的阶级成分比较高的原因，我被“调整”到那所财贸学院的。在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的阶级出身好与坏，完全决定着一个考生能不能上大学、能上什么样大学的命运。

好在后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在经过曲曲弯弯的道路后，到底还是走上充满阳光、充满公正的宽广大道，国家在高考、在“家庭出身”这个问题上面，政策也渐渐有不少松动。三年后，我再次经过六个月的紧张自学和复习，考取到有汉语和文学专业的安徽大学。命运，终于给了我一个充满温情和希望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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