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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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為了紀念母校百年，她們幾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兩年多時間編了一本《遠去的女附中》。上報官方機構審讀，獲准出版。即將開印之際，卻收到出版社總編輯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開始五十周年，我們合作的文集《遠去的女附中》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將出版之際，被上級叫停，無法出版。我們深知這部書凝結了每一位作者對母校的深情厚愛，對此結果給作者們帶來的衝擊我們深表理解，也感到萬分遺憾。感謝每一位作者為此書付出的心血；感謝大家對出版社的信任。作為出版人，雖然最終未能將書付梓，但我們在編輯出版這部書的過程中，從書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獲益良多。為此，我們要向你們，致以衷心的敬意與謝意！

此信寫得很悲情，體現了中國大陸出版人的無奈。其原因，無非是書中有幾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長被學生打死的悲劇。學校百年，這是一頁繞不開的痛史。然而有所反思，卻觸碰了官方的密令：中國大陸體制內所有傳媒今年禁談文革！
對反思文革的嚴厲管控，非自今日始。我四年前在大陸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們曾歷經滄桑》，二十萬字的書稿，被編輯刪了一萬多字，刪節的重點之一，就是有關文革的內容。兩年前北京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報》記者獨家報道，也受到官方的嚴厲斥責。

曾有否定文革的短暫歲月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迄今正好半個世紀。這個節點，本是回顧與清理文革的契機，但又恰恰是當政者的痛點。他們擔心反思一旦形成聲勢，會危及統治的合法性，於是提前發出禁言文革的內部密令，《遠去的女附中》一書就成為這種背景下的犧牲品。
五十年來，大陸官方對文革的態度可分為三段。
毛澤東在世時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標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這種宣傳基調。當時懷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處死刑者，不是一個小數字。
毛澤東去世後開始第二段。先是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主持工作，體制內出現了系統否定文革的聲音。一九八○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鄧小平、陳雲等人聯手，從華國鋒處爭得了最高權力。鄧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華國鋒是文革中起家的。徹底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取代華的歷史依據，同時為清理各級領導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製造了輿論。文革頭緒複雜，鄧小平需要盡快擺平黨內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細，簡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譜。相當多的老幹部在文革不同階段緊跟毛澤東的情況被盡量迴避，老一輩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責盡量歸結到林彪、四人幫、康生和造反派頭上，毛澤東的首要責任卻被開脫。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是言說文革相對寬鬆的時期。文學藝術界湧現了一大批表現文革的小說、詩歌、報告文學、影視、舞台劇和美術作品，新聞界採訪了大批文革的受難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當事人的回憶錄，史學界則開始推出研究論文，中央黨校等機構還招收了幾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碩士生，金春明、席宣、嚴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寫的幾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間問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識界和官方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

迴避與虛化令新一代一無所知

一九九六年是文革三十周年，也是第二階段轉變到第三階段的時間節點。官方對文革的態度由否定和簡化，變為迴避和虛化。當時，廣東的《焦點》月刊因為編輯了一期文革研究專號，被官方斷然停刊。北京的《東方》雙月刊因為編輯了一組文革研究專題，也受到嚴厲整肅。官方態度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改變？一是因為鄧小平已經不能問事，而新領導人的權力基礎與否定文革無關。二是民間對文革的研究出現了獨立思考，開始超越官方決議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細的規定，向更加真實的歷史層面逼近。文革將不再是混進黨內的幾個壞人作亂，而是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的有機一環。反思的觸角已經伸向極權體制本身，這是當政者不能夠容忍的。從此，有關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藝作品，莫不受到嚴格的管控，經過官方嚴格篩選後能夠問世者為數寥寥。相關檔案不得開放，影視領域這十年的歷史幾乎成為空白。文革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如：《王力反思錄》、《吳法憲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十年一夢》等，獨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紅標的《失蹤者的足跡》、李遜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官方看到這一動向，又把從香港往大陸帶書當作嚴密監控的重點。在口岸沒收書籍，引發了不少糾紛。此外還有大量文革回憶錄和研究著作，以民間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現，傳播面很小。
一九九六年到今天又經過了二十年。二十年的迴避與虛化，導致了一兩代人對這一段歷史的無知。這段時間，我在一所大學教書。上課時總有學生要求：「老師，能不能給我們詳細講講文革？」我問道：「關於文革，你們知道多少？」他們說，只是在政治課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學老師要求背下這段文字，應付考試，其他都不要問。我說，能不能問問你們的父母和爺爺奶奶，他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說，他們都不願意講。

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存在

文革四十周年時，徐友漁、郝建等學者在北京發起了一次小型學術討論會，十幾個文革研究者怕官方干擾，不敢打電話，也不敢發電子郵件，只好口口相約，一起到郊區密雲赴會。
退休高官于幼軍，應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開設反思文革的歷史講座，原計劃講七次，受到壓力，講了兩次便匆匆結束。
所幸的是人類在這段時間進入了國際互聯網時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視、廣播、書刊、報紙免談文革，卻不能完全控制網路空間，有關文革的文字、聲音和影像，開始通過網站、微博、微信交流和傳播。學者吳迪主編的《記憶》、學者何蜀主編的《昨天》，都是學術品質很高的專門研究文革的電子月刊。一些體制內的學術機構，預見到今年舉辦有關文革的學術討論會受到限制，趕在文革五十周年之前，先行舉辦學術活動。二○一五年一月，復旦大學歷史學院以訪問學者工作坊的方式，召開了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同年十月，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又以「一九六○年代的中國」為名，舉辦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兩次會議的內容，都是文革研究。大家都清楚，直接以研究文革的名義開會，會受到官方的警告和追究，一些體制內的學者已經為此付出代價。
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存在，鴕鳥政策是不能長久的。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唱紅打黑，許多做法頗似文革。今年初對任志強的圍攻，也被稱為「十日文革」。文革的基因在這片土地上，隨時可能滋長，發作。大陸社會已經出現了另一種景象，就是毛派的高調回潮。他們不但有網站、社團，舉辦群體活動，還有人集體為江青掃墓祭拜，召開張春橋思想研討會。部分地區的底層草根中瀰漫着一種文革想像，以為文革年代是工農大眾的節日，文革運動是反抗權貴資本主義，爭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門。毛澤東的粉絲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迅速增多，與之相聯繫的是對鄧小平的負面評價迅速蔓延，官方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後果已經顯現。
經歷過文革的人已經漸漸老去。民間有識之士意識到，清理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刻不容緩。而當政者的狹隘和短視之症，人為製造了「雪擁藍關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們這個民族不能擺脫杜牧預言的宿命：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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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去的女附中》说起
2017-05-15 邢小群 小众群言 小众群言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为了纪念母校百年，她们几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两年多时间编了一本《远去的女附中》。上报官方机构审读，获准出版。即将开印之际，却收到出版社总编辑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开始五十周年。我们合作的文集《远去的女附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将出版之际，被上级叫停。无法出版。我们深知这部书凝结了每一位作者对母校的深情厚爱，对此结果给作者们带来的冲击我们深表理解，也感到万分遗憾。感谢每一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心血。感谢大家对出版社的信任。作为出版人，虽然最终未能将书付梓，但我们在编辑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从书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获益良多。为此，我们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意与谢意！
此信写得很悲情，体现了中国大陆出版人的无奈。其原因，无非是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悲剧。学校百年，这是一页绕不开的痛史。然而有所涉及，却触碰了权力的禁令！
对相关题材的严厉管控，非自今日始。几年前我曾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们曾历经沧桑》，20万字的书稿，被编辑删了一万多字，删节的重点之一，就是有关文革的内容。三年前北京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报》记者独家报道，也受到严厉斥责。
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已经51年。有人担心研究一旦形成声势，会危及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发出禁令，《远去的女附中》一书就成为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
51年来，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可分为三段。
毛泽东在世时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这种宣传基调。当时怀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处死刑者，不是一个小数字。
毛泽东去世后开始第二段。先是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体制内出现了系统否定文革的声音。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邓小平、陈云等人联手，从华国锋处争得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 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取代华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制造了舆论。文革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细，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老干部在文革不同阶段紧跟毛泽东的情况被尽量回避，老一辈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毛泽东的首要责任却被开脱。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是言说文革相对宽松的时期。文学艺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表现文革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舞台剧和美术作品，新闻界采访了大批文革的受难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史学界则开始推出研究论文，中央党校等机构还招收了几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硕士生，金春明、席宣、严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写的几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识界和官方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
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也是第二阶段转变到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一是因为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思考的触角已经伸向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从此，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艺作品，莫不受到严格的管控，经过官方严格筛选后能够问世者为数了了。相关档案不得开放，影视领域这十年的历史几乎成为空白。文革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十年一梦》等，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此外还有大量文革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以民间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现，传播面很小。
1996年到今天又经过了21年。21年的回避与虚化，已经导致了一两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这段时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上课时总有学生要求：“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文革？”我问道：“关于文革，你们知道多少？”他们说，我们只是在政治课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学老师要求背下这段文字，应付考试，其他都不要问。我说，能不能问问你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说，他们都不愿意讲。
所幸的是人类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国际互联网时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视、广播、书刊、报纸免谈文革，却不能完全控制网络空间，有关文革的文字、声音和影像，开始通过网站、微博、微信交流和传播。
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存在。驼鸟政策是不能长久的。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许多做法颇似文革。文革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随时可能滋长，发作。 大陆社会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就是文革的高调回潮。他们不但有网站、社团，举办群体活动，还有人集体为江青扫墓祭拜，召开张春桥思想研讨会。部分地区的底层草根中弥漫开一种文革想象，以为文革年代是工农大众的节日，文革运动是反抗权贵资本主义，争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门。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
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渐渐老去。民间有识之士意识到，清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刻不容缓。权力的狭隘和短视，人为制造了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摆脱杜牧预言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师大女附中郝新平校友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