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文革五十年哈佛文革专家马若德（麦克法夸尔）谈文革和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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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文革专家马若德谈毛时代与习时代（上）

高雨莘 2016年4月27日

“文化大革命”爆发距今已50年，中国大陆境内却从未有对这段历史不受约束的公开讨论与深度反省。政府对这个话题一直施加了严格的言论管制，“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共产党以及大多数老百姓也希望将这段惨痛的历史留在脑后，拥抱市场经济下的新机遇。然而近些年，有关文革的辩论在中国悄然兴起。不论是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与意识形态整风，其中文革的影子依稀可见。在许多人眼中，这些历史的回音证明了彻底反思文革的必要。与此同时，包括有太子党背景在内的一些前红卫兵也在近些年站出来，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

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常年从事中共高层政治的研究，是文革问题的专家。他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探究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情况与政治环境，以此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他2006年与瑞典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被视为西方学术界关于文革最具权威性的记述之一。4月中旬，85岁的马若德在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中阐述了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影响。采访以英文进行，发表时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上半部分。

问：中共领导人对文革50周年的应对方式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答：他们对文革的应对方式与对天安门大屠杀的应对方式有很大不同。每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总是布满警察，以防群众聚集抗议。领导人大概认识到“六四”和文革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和平抗议，后者是暴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对中共的威胁大于后者：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除了毛泽东之外，没人能够发动文革；而“六四”是由学生自发的群众抗议，基本没有动用武力。我认为中共应该不会为文革50周年的到来太过担惊受怕。如果我是习近平，我大概会告诉我的同僚：“只要确保没人庆祝或纪念这个事件就好。”

问：近年来，有一些人站出来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开道歉。中共对该现象似乎没有太大反应。


答：中共大概观察到大部分的道歉者都拥有太子党背景。如果太子党成员能够主动承认错误，以防被他人随意污蔑指责，这对习近平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迄今为止，太子党是惟一一个在反腐运动中大都未成为攻击目标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习近平或许相信让自己人站出来解释当年的所作所为能够巩固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

问：你认为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对他们如今的执政方式有哪些影响？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习近平显然是一位信心十足而敢冒风险的领导人，但这不一定与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有关。他是太子党出身，或许他的家庭背景与文革前的经历帮助他培养了这种自信。对于其余这一代在文革中长大的领导人，我也不好下结论，因为当前在中国掌权的不是一代人，而是习近平一人。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尽管他有例如王岐山在内的政治盟友，但他仍是国家的领导人。在其他领导人没有明确政治角色的情况下，我难以观察他们的执政方式，来分析背后的影响因素。拿总理举例，由于习近平控制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他（李克强）的角色便被习近平掩盖了。

问：许多人将习近平的整风运动和文革做比较。这两个运动的方式十分不同，但目的都是巩固政权，宣扬党的价值观，培养对党的忠诚性。你是如何比较这两个运动的？

答：习近平深知他如果试图掀起一场如文革一般的社会动乱，他大概会很快下台。全国上下从领导人到绝大部分群众，没人想看到文革重演。习近平的控制欲也极强。他希望事件能够依照他的意愿演变发展。毛泽东则不同。他相信如果他发动群众，群众会以他的思想为指导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便会万事大吉。不过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和文革确实有相似之处。毛泽东发动红卫兵是为了让群众变得具有革命性；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是为了改善群众，净化群众。我认为后者比前者更艰巨。不过归根结底毛泽东与习近平都希望改变中国人民：毛希望让他们革命，习希望让他们听话。

问：但反腐运动针对的并非群众，而是党员。

答：中共有9000万党员。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习近平首先希望通过减少党内腐败重新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然后群众便会依照党员为榜样，变得更为守纪。如果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官员不再接受贿赂，群众也就不会行贿。这与毛泽东的构想近似：毛意识到从一开始便发动全民革命太不现实。重点在于煽动代表中国未来的年轻一代。一旦他们开始革命，社会便会跟进。事实证明了毛的设想。

问：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在以哪些方式纪念文革，并将其政治化？

答：在中国当下没有太多人谈论文革。比起50年前发生的事情，人们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思考，例如如何找更好的工作，挣更多的钱，如何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学校。他们忙着吸收改革开放为社会带来的影响，没时间追忆文革。我知道四川有一家文革博物馆，上海有一处文革宣传画展览（注：所指的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红色年代系列与上海杨培明宣传画收藏艺术馆；它们并不是专门的文革博物馆）。或许人们没有完全遗忘文革，但文革也绝不是他们脑海中的头等大事。

问：与此同时，文革的历史似乎在中共对薄熙来案件的处理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温家宝曾在批判薄熙来的重庆政策时提及文革。

答：温家宝利用文革批判薄熙来，其实就像特朗普(Donald J. Trump)嘲笑所有华盛顿政客都是失败者。他们随手拈来最有攻击性的称号。对温家宝来说，这个称号是指责薄熙来通过唱红歌和社会政策改革等手段重演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薄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

问：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自由派与左派的辩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文革。有些人认为文革期间的社会政策并非一无是处。人民公社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您怎么看？

答：如果你是一位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左派，你当然会尽力保留文革中的社会主义元素。诸如（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之类的左派大概相信不管薄熙来的动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与左派的立场大相吻合。于是自薄熙来倒台后他们便一直试图重整旗鼓。毛泽东的政策持续了25年，必定有它的支持者。左派们当然深知文革令人发指的一面，但在他们眼中，文革仍是一场左派势力的崛起，只是其正确性不幸在暴力中变得浑浊。他们认为中国应当采纳纯粹简单的左翼思想，实施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类的社会政策。就算中国真正公开讨论文革，最忠诚的左派们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会说文革的重点不在于暴力与屠杀。对他们而言，文革的发动与运作方式存在着许多不明智之处，文革的众多可取之处在运动中变得支离破碎。

问：如此说来，文革是否是当今中国政治对话的一部分？

答：我不这样认为文革是当今中国政治对话的一部分。当今中国的政治对话不在统治者与左派之间进行。尽管左派从当权者那里收到些许鼓舞，他们并不十分了解习近平的意图。他们或许支持反腐运动，但他们也看到了运动在广大党员中造成的影响。他们深信薄熙来所做得是好事情，但我认为他们无法对习近平树立同样的信心。当今的政治对话不在习近平与左派之间，而在习近平与害怕成为反腐斗争牺牲者的官员之间。我听到传言说朱镕基和温家宝对当前的局势深感不满。这才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对话，尽管人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听到它。习近平的反对者们不像左派那样声势浩大。习近平仅仅在现在给予左派们一定舆论空间，而他们并不是政局的重心所在。如果习近平愿意，他会在一定时候处理这些左派势力。

问：以您所见，习近平如何看待左派势力提及文革？

答：习近平曾说中国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但他并没有说明毛年代的哪些成分不应被否定。我们知道习近平不喜欢文革的自发性：文革的性质归根结底是让群众自发闹革命。在习近平年代，如果有人指控另一人贪污腐败（而另一人并非反腐运动的打击对象），那么指控者有可能被捕，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反腐运动出格，以免招致混乱。他大概从华国锋的经历里吸收了教训。毛泽东认为他凭借自己的思想就可以控制一切，群众会听从他的指示。当然他们没听。毛在以他的思想作为总纲领的前提下让群众各行其道，他相信群众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毛以后的领导人希望避免这种动乱。毛泽东憎恶官僚机构，习近平则相信党的绝对领导。但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他无法通过革命领导群众，他只能将新的意识形态提供给群众：中国梦，一带一路，（南海）九段线。换句话说，他利用的手段是民族主义。

高雨莘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专业在读硕士生。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427/cc27macfarquh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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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文革专家评当年毛主席与今日习主席（下）
高雨莘 2016年4月28日

问：中国当今对文革最大的误解都有哪些？

答：中国国内极少有人谈论文革，所以不易判断。我试图用我的著作(《毛最后的革命》)告诉读者文革并非一场纯粹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早在1967年2月就会结束文革，因为那时刘少奇已经倒台。但事实是文革在1967年才真正开始，因为那时它才开始波及北京之外的省市。毛泽东首先除去了位居中央的领导人，因为这是红卫兵无法完成的任务。毛借文革之机除去了领导层中在他看来欠缺革命性的领导人。但是这些人倒台后文革仍旧继续，这说明了毛泽东是真心希望实现让全国上下闹革命这个疯狂的想法。

与此同时，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僚在内的文革幸存者将文革称为“十年动乱”。在我看来，毛泽东应该认为文革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时就已结束。因为那时原先的中共已被摧毁，摧毁者已经下乡，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形成，一切正如他所愿：摧毁，之后重建。当然，他没有料想到的是林彪事件。除此之外，1969年往后的一切事务围绕着党的重建工作进行。

问：在您研究中国的时间内，西方学术界对红卫兵冲突以及各派之间的区别和动机是怎样理解的？这些理解经历了哪些变化？

答：这些理解没有太大变化。最先开始阅读红卫兵大字报的是日本记者，由他们那里我们获取了许多信息，开始明白毛泽东的行为和意图。而在中国国内，直到1966年年底人们才开始对毛泽东的意图看出些眉目。在那之前，许多中共官员以为这次仍是旧戏重演。他们回忆上次运动时的批判对象都有哪些，然后试图将他们揪出来重新批判。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次共产党本身才是批判对象。

关键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在毛泽东的鼓舞下拿下了他们所在的城市，摧毁了各城市的政治体系之后，红卫兵各派系之间便为争夺掌权资格而开始内斗——只有上海是个例外：在那里工人夺下了城市。红卫兵阵营的形成方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徳教授(Andrew Walder)曾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他的著作(《破碎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2009])告诉我们乱世之中人在命悬于一线时，并不总以意识形态定位自己，而是以敌友划分界限。他们会与他们的朋友采取一样的立场，而不跟从那些听似和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因此红卫兵派系的形成取决于政治信仰以外的许多复杂因素。

问：魏昂徳教授的研究也证实了红卫兵派系的形成不完全和家庭背景挂钩。

答：家庭背景还是相当重要的。最早的红卫兵大都是太子党成员。直到1966年底红色家庭才转而成为攻击目标：你的父亲是红的并不代表你也是红的。而黑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因为最初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而感到愤慨，于是轮到他们闹革命时他们便来势汹汹。在这个过程中工作组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中央领导人派遣工作组到各大学校园本是为了平息动乱。结果一些工作组镇压了学生，一些手段更为温和，另一些则让学生为所欲为。各地方发生的事情各不相同，有很大偶然性。

问：近期学术界关于文革突破性的研究都有哪些？它们的价值在哪里？您能否推荐一些和文革相关的电影或图书？

答：我首推魏昂徳教授的书。另外我还推荐一本由冯克(Frank Dikötter)撰写即将出版的新书《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 — 1976)。如果我的书是以宏观的视角俯瞰文革，他的书便从底层入手仰视文革。有一些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革的著作也很有意思，但文革的实质最终不是“八个样板戏”之类的文化作品，而是政治与暴力。如果学术研究不涉及这些话题，实在有些舍本逐末。

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由王年一撰写的《大动乱的年代》那样的著作，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作品。该书作者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他采取传统中国历史学者的方式记录文革，因为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在书中指名道姓，于是他采用别的方式，例如引用他人的语句。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语句来推测他试图传达的信息，例如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我相信有不少人是真心希望了解文革的。他们明白这不光在中国当代历史，而在中国通史中都是一起大事件。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领袖会尝试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举动，毁灭他亲手创建起来的体系？这太疯狂了。

问：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文革欠缺了解。这样下去，您认为20年以后中共是否还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压力，要求他们放开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答：如果20年以后中共还在任，我相信他们会放开关于文革的讨论。这取决于习近平在未来几年的成绩怎么样。我认为到那时文革对中国人仍然关系重大。原因很简单：归根结底，文革并不仅仅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而制造的混乱。文革的本质是中国人在无人直接指示的情况下对同胞如此残忍。他们相互杀戮，相互打斗，相互折磨。毛泽东并没有走上大街告诉群众：“你们有权利折磨他人，动手吧。”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认为从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早年执政时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追打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所凭借的暴力手段已经渗入中国的政治躯体，年轻一代将这些暴力吸入了他们的皮肉。毛泽东所做的只是给了发令枪，让他们闹革命，允许他们为所欲为。

高雨莘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专业在读硕士生。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428/cc28macfarquha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