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译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海外四学者对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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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编者按】时值文革发动50周年，美国的《洛杉矶书评》杂志刊登了海外四位文革研究者的对谈。在访谈的上篇中，三位讲者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讨论了文革的起源、文革对海内外的影响以及一些对文革的“盖棺定论”。在本次发布的访谈下篇中，三位讲者继续围绕文革中的文化问题、文革的失败以及文革的遗产等主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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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书评》原编者注：我们邀请了亚历山大·库克对四位专家学者进行圆桌访谈，访谈分为两部分，这是下半部分。关于文革五十周年，我们还会再推出至少一项纪念活动，例如推荐一份与这两部分访谈相关的书单。

库克：在上一部分的结尾，我们说过要谈谈文革中的文化问题。当然，我们了解处于毛泽东个人崇拜核心的红宝书，以及代表新的革命文化的老三篇。但是吴一庆提到，这一时期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更加多元和成功。

DENISE Y. HO: 在以前，文革中的文化并没有受到重视。虽然西方着迷于我们称之为“毛式媚俗”（Mao kitsch）的物品——徽章，塑像和海报等，虽然中国人对文革电影和戏剧不无怀旧之情，但我们通常会将这些文化产品简单斥为“政治宣传”，完全不具有文化性。最近的研究试图转变这种观念。有位历史学家提出，共产党创造出了自身的政治文化，而这正是其合法性的来源。有些学者考察文革时期的艺术与音乐，旨在证明文革文化既是对中国也是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是更为长久的筹划的组成部分。还有学者聚焦观众对这些作品的接受，因为这些作品可以生产出超越宣传口径的意义。

库克：对文化更深入的认识会如何增进我们对文革的理解？

DENISE Y. HO：我自己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点说明。我考察了文革前，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后对作为政治运动组成部分的展览的使用。我揭示出，展览是教育人们起来干革命的政治与文化实践。例如，在文革前几年的一场运动中，官员们用公告栏来公布个人的私有财产，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属于政治敌人。后来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也是将家庭财物展示出来，然后用大字报来判定敌人。因此当时的政治文化为普通人提供了运动的资源库，让他们知道如何行动，以及如何来描述自己的行动。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的起源，以及这些政治宣传为何如此强有力——有时甚至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吴一庆：普通人被赋予政治运动的资源库，这一事实可以用来解释文革所表现出的分散性与爆发性的特征。虽然造反派将毛主义的领导视为政治向导，但毛泽东本人与那些响应其号召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和脆弱不堪的。伴随着政党等级制的崩溃，自上而下传来的政治信息，因为不同的行动主体，而得到不一样的解释。人们都是根据自己自身的直接情境做出回应的，这就会让各种各样的社会不满与对抗表现出来。毛所释放的力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

库克：这些力量后来怎样了？

吴一庆：自下而上的群众造反，以及上层毁灭性的权力斗争所导致的混乱造成了危机。国家处于无政府的边缘。例如，有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援引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宣称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必须全部摧毁，如此才能确立一个人民自治的社会。毛认为必须解决这个危机。不安分的造反派遭到镇压，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并且耗尽了一度是爆炸性的能量。六十年代末对无法无天的群众政治的遏制起到了恢复党国权威的作用，但这也成为一系列处理危机的策略的起点，并最终导致十年之后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巨变。

库克：文革之后，党-国如何维持自己对权力的垄断？

DANIEL LEESE: 当下的解释通常是非常草率的。除了武力的威胁以及对历史事宜的审查，经济发展通常被视为确保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然而，文革的遗产迫使共产党以比通常所知的更为详尽的方式去处理过去的不公。虽然对“四人帮”的审判以及党的历史决议已成为共识，但平静的表面之下，共产党依然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案件，这些案件无法以简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谁是受害者或行凶者？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受害者的苦难如何补偿？那些被窃的财产和冻结的工资呢？那些在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党员或群体应该和普通公民区别对待吗？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并且构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过渡性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1]的核心问题。虽然中国并没有经历独裁政权的垮台，因此似乎不适用于这个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有意识地采纳了与过渡性正义相关的要素和修辞，虽然在其他语境中处心积虑地强调中国现实与侵犯人权之间的区别。

库克：能否详细说说毛之后中国的过渡性正义？

DANIEL LEESE：过去的不公一般解释为正义的暂时流产，有待于在一个可靠的政治体制中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解决。共产党试图排除集体诉求的形成或者过多的地方预算。从空间和时间来看，不可避免的是，案件的拨乱反正在不同地方会有所差别。吴一庆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向地方时，我们在弗莱堡的研究小组也分析了共产党如何在不同的地区来处理毛时代的遗产——从平反过去的资产阶级到清洗党内的迫害者。且不论“平反运动”的政治属性和中国司法中明显存在的连续性，推翻原有判决无疑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这项研究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革真实事件的众多方面。

库克：文革所具有的长期意义或者全球遗产是什么？

FABIO LANZA：很难从全球角度进行概括，因为文革是一个在不同境况下得到不同阐释和利用的事件。但是回到我之前强调过的某些主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暂时性的评估：我这么说也许太过夸张，但我要说的是，文革（包括文革在全球60、70年代所产生的影响）标志着共产主义筹划的终结，起码是党-国式共产主义筹划的终结。

库克：一庆，在你看来，这种概括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吗？

吴一庆：我完全同意Fabio的看法，即文革及其全球影响标志着共产主义筹划的终结。同时也要注意——正如Daniel所指出的，中国的党-国体制存活了下来，而且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党国甚至作为“改革开放”的守护人而欣欣向荣——不管这种繁荣有多么脆弱。五十年以前，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退化，以及可能将中国带向阶级分化社会的新的统治精英的出现。然而，文革过后，这些都发生了。若要理解这个深刻的历史讽刺，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彻底地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这种分期认为中国后毛时代的转变与毛时代形成了彻底的断裂。我在拙著中指出，理解中国后毛时代转变的关键在于毛时代的后期。虽然有斗争，但文革更多的是攻击个体的官僚而非官僚权力体制本身。虽然文革所释放的群众运动挑战了政党，但文革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取代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制度。文革结束时，国家极端混乱，数以千万的人们遭到迫害并心灰意冷，后期毛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为中国的统治阶级重组其统治奠定了基础。他们诉诸于市场导向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在政治上进行安抚和调整的手段。后毛时代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持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动员的进程，意在弱化、稀释和置换文革所导致的普遍的对抗，而毛所激发的群众运动威胁到了党-国的基础。与一般看法——这种看法将后毛时代的转变与毛泽东乌托邦式的“最后的革命”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这些转变始于70年代后期——不同，我认为，这些变化可以追溯至文革的高潮时期即1968-69年，那时大众运动遭到遏制，党和国家的机构全面复辟。

FABIO LANZA：我们通常认为1989年是标志性的一年，而柏林墙的倒塌是共产主义崩溃的标志性事件。到那时为止，共产主义框架中政治创新的承诺彻底落空了。正如一庆所提到的，文革上演了针对共产党本身的进攻，这个党在本应是无阶级的中国社会中成为再生产不平等的关键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对党的进攻产生了回响，如挑战既有的结构和政治机构的激进运动——尤其是那些本应成为无权者的代表的那些机构（如美国的工会，左派政党和黑人领袖）。从这个意义来说，文革最终的失败标志着从内部进行改变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标志着基于这种模式的数十年试验的终结。就这个视角来说，毫不奇怪的是，截止到70年代末期，我们见证了政治视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福山将其称为“历史的终结”。其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歌猛进，其中也包括中国。

库克：Denise, Fabio, Daniel, 还有一庆，非常感谢你们接受采访。

注释：

[1] 这个概念一般指在那些从非民主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国家中，纠正过去破坏人权行为的方式。在冷战之后，这个概念指在大规模的战争、动乱和冲突后，公正处理过去暴行的方式。——译者注

原文链接：http://blog.lareviewofbooks.org/ ... ecialists-part-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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