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graph] 近年来,国内学界兴起了一股口述历史出版热。口述史研究有助于珍贵历史资料的积累,减少文献记录的遗漏与讹谬。左图为“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一辑书影。(上海书店出版社供图)
当个体命运被事无巨细地记录在册,一段段波澜壮阔而又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也跃然纸上。上海书店出版社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合作推出“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一辑五本 《杨小佛口述历史》 《沈寂口述历史》 《童祥苓口述历史》 《姜义华口述历史》 《邓伟志口述历史》 日前出版,第二辑 《汪观清口述历史》《林丙义口述历史》 《丰一吟口述历史》 《刘耋龄口述历史》 《陈绛口述历史》 也即将面世。
近年来,国内学界兴起了一股口述历史出版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教授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方式,由历史学家、学者访问曾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留下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生动再现当事人的心路历程,益于详史之略、补史之缺、纠史之偏。这种“带有个体体温和情绪的讲述,有种珍贵的在场感。口述史研究有助于珍贵历史资料的积累,减少文献记录之遗漏与讹谬”。他说,口述史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对话,是二者的创造性劳动结果。“一般口述史都会在讲述人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进行,尽最大可能保证当事人的记忆清楚可靠;有模糊的地方,撰稿人也需查阅史料、询问他人进行多方查核比对,最大限度接近具体的历史真实。”
这套口述历史丛书的讲述者,大多已届高龄,是各个领域有影响的人物。此番口述史整理更带有抢救式梳理的性质。当这些老人们娓娓道来坎坷人生路时,也以原汁原味的亲身经历和记忆,掀起时代一角。
童祥苓:黄油面包不容易吃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一生与中国现代京剧的兴衰紧密相连。观众多对他在 《智取威虎山》 中饰演的英姿飒爽的杨子荣印象深刻,却鲜少知道幕后的童祥苓在学艺路上的艰辛与伤痛。
童祥苓8岁投身梨园,专工老生,经多位名师传授,打下了深厚基础,并很快唱出名气,小小年纪便有“铁嗓钢喉”美誉。1955年,20岁的童祥苓正式拜马连良为师,戏路越来越宽。后经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邀请,以童祥苓为主干的童家班南下,在上海成立了以童家班为班底的上海京剧二团。童祥苓与其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一起使“童家班”扬名京剧界,这其中浸透了无数汗水。
童祥苓刚到上海时,演的是 《四郎探母》 等传统戏。“四姐有她的想法,要创造童家的风格。”童祥苓在书中回忆说,童家班以新编历史剧为主,推出了 《红楼二尤》 《金玉奴》 《武则天》等戏。到了1963年,童祥苓争取到了去国外演出 《白蛇传》 的机会。“脑袋里总绷着一根弦,当时每晚演出3个武戏,有时加上白天就等于6个武戏,翻跟头的演员经常累得下场就蹲着吐。”童祥苓作为武戏主力,有时疲劳得连眼都睁不开,就只能不停冲浓咖啡提神,睡眠少得可怜,有时上一个戏下场了,马上洗脸再化妆,赶着下一个戏,他感叹,这黄油面包也不容易吃啊!
沈寂:写寓言小说讽刺蒋介石
著名作家、编剧沈寂如今年过九旬,他曾促成《红色娘子军》《珊瑚岛上的死光》 的拍摄,订婚夜被日本宪兵队拘押,出钱办最后一期《万象》,见证了新中国创建后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
在惊险交织、五味杂陈的人生传奇中,沈寂多次亲历重要的历史潮汐。上世纪40年代,沈寂写小说,编刊物,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多位作家。应朋友罗斌之邀,沈寂开始编辑新创办的 《幸福》 刊物。内战爆发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沈寂开始写作反映现实的寓言,用笔名“吐吐”写了一则寓言 《粢饭汤包》。
这个篇名正是讽刺蒋介石讲话时的开头语———“诸位同胞”。用蒋介石的宁波官话讲出来,“诸位同胞”听上去特别像“粢饭汤包”,引申出的意思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当点心吃掉。紧接着,沈寂又写了一篇 《你这人真苦》,讽刺李宗仁、孙科竞选副总统的闹剧,同样,这俩人名字用蒋介石的宁波官话口音读出来,就特别像“你这人真苦”。
据沈寂回忆,这两篇寓言发表后,国民党政府上海市社会局派人去调查他,沈寂推说是别人投的稿,没留地址,对方也只好不了了之。
杨小佛:在青岛与蔡元培同住小楼
杨小佛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社会活动家杨杏佛的儿子,同宋庆龄、鲁迅、蔡元培、胡适、黄炎培等都打过交道,一生跌宕起伏,曾目睹“江亚轮”失事惨痛海难,也亲历解放嵊泗列岛。如今98岁高龄的杨小佛,此前以个人经历为主线,对家世、亲友、交游和阅历进行了综合性回顾。
当杨小佛还是小学生时,第一次在杭州西湖博览会期间,看到了蔡元培先生,并称呼他为孑民老伯。蔡元培和颜悦色地接待来访青年,循循善诱,颇有长者风度,令杨小佛记忆犹新。1930年夏天,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年会,蔡杨两家同乘“长春丸”北上,舱房邻接,朝夕相聚。抵达青岛后两家又同住文登路一小楼,十余天共同生活中,杨小佛听着孑民老伯的绍兴官话,“从无疾言厉色”。
“父亲离婚后便迁居位于上海亚尔培路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楼上东边的房间便是父亲和孑民老伯的办公室。”因此,杨小佛每周去看父亲杨杏佛时,也能常见到蔡元培在办公、会客或写信,“他有时还会亲切地问我学校中的情况。”当时年幼的杨小佛喜欢同父亲所在研究院的工友、司机一起玩,听到他们聊天提起蔡元培时,“都对他评价很高,说他胸怀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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