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胡：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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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胡小胡
1970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中国第三冶金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长篇小说：太阳雪。。。


《书评》  筱 非
原不知胡小胡。
看了《我的父亲母亲》，知道胡小胡是胡考的公子也是戈扬的儿子。
知道戈扬这个名字是很多年前。八十年代，有两本刊物我是必看的，一是《文汇》月刊，一是《新观察》。一九八九之春夏，作为主编的戈扬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点东西，说了什么，暂且不好细说，但忧国忧民之情是跃然纸上了。因而，对前辈戈扬充满了崇拜与敬仰。也因而，才认真的读了《我的父亲母亲》。
胡小胡在《我的父亲母亲》中不仅讲述了自己的父亲胡考母亲戈扬，也讲述了一些高层、名人鲜为人知的东西。小胡叙事大多亲历，娓娓道来，不仅有趣而且有味。
胡家是苏北书香门弟，五十年代，小胡的大妹妹出生，起名“小米”，是天天吃的粮食。而小胡的名字居然叫“地瓜”，也是天天吃的。说来奇怪，身为文学艺术家的 父母不正经给孩子起名字。结果，大妹妹一直叫“胡小米”，胡小胡呢，不叫“地瓜”了，送到幼儿园时叫“小胡”，上学时候前面加一个姓，就叫“胡小胡”了。 弟弟叫“胡小林”，也不是父母起的名字，而是胡小胡从作家张天翼先生的童话《大林和小林》那里给弟弟找来的。弟弟的乳名叫“龙东”。“龙东”是从声音得来，因为弟弟出生，小胡的父亲高兴地哼起京剧过门：“龙东里格龙东……”画家丁聪听了说：“好，好，这小孩子就叫‘龙东’吧。”小 妹妹小名“阿布”，也是小丁叔叔起的，她出生不久嘴里发出“阿布阿布”的声音。小妹妹上学时候叫“胡小妹”，“文化大革命”她开始给自己改名字。“工宣 队”来了，改名“胡爱工”；“军宣队”来了，改名“胡爱军”；随母亲到农村“插队”，她又改名“胡爱农”，直到今天。有趣不？
一九五零年，胡考经廖承志先生推荐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不久，小胡一家来到北京。小胡笔下的北京是这样的：“北长街是既漂亮又安静的一条街，五十年代初的北京没有多少汽车，穿过这里的是5路公共汽车，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超过10条线路。我家院子的东边是故宫护城河，从窗口看见故宫的西门楼和故宫西北角的角楼。母亲说角楼是按鲁班的图纸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特别漂亮。北长街长不过500米，有很多大宅 院。”胡家居住的南面居然是陈云的院子，北面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面是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就是班禅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像故宫一样气派。 牛逼不？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住在小胡家前院，只有一间屋子一个人。丁聪笔名小丁，关于“小丁”一名的来历，丁聪曾撰文说：我的父亲是上海漫画家，“五四”运动之前就已成名。较他稍晚的漫画家，如张光宇、叶浅予等都介乎我们父子之间—— 张比我父亲小九岁；叶小我父亲十六岁，大我九岁。故而他们习惯称我父亲“老丁”，称我作“小丁”。以漫画为职业后，签名曾用过真名“丁聪”。但繁写的“ 聪 ”字笔划很多，写小了，版面做出来看不清；写大了，在一幅小画上占了很大一块地位，看上去很不相称，于是，张光宇就建议我署名“小丁”。我以为有理，就采纳了。从此，小丁画上的签名一直是“小丁”二字，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去世。小丁个子不高，四方脸，戴一幅黑框眼镜，总是满脸堆笑的样子，也喜欢和小孩子玩。他和小胡一家从上海一直玩到北京，在胡家吃，衣服由胡家保姆洗，胡家住在北长街的一幢日本式房子，客厅和卧室高低不同，带有推拉门。餐厅在进门地方， 摆一张八仙桌，老胡坐在中间，小丁坐在右手边，俨然就是胡家的成员。说到吃，小丁因怕刺而不吃鱼，但是吃价钱最贵的鲥鱼。小丁理论是：在《新华字典》里， 鲤鱼鲫鱼鳊鱼鳜鱼，所有的鱼，只写“肉可食”，惟有鲥鱼写“味鲜美”，所以只吃鲥鱼。吃鱼看来也有学问。后来老胡也跟着爱起鲥鱼，还向朋友推荐：“小丁怕刺不吃鱼，却吃鲥鱼，可见鲥鱼之美！”老胡和小胡家这种有乐儿的日子一直过到一九五六年小丁结婚。说起小丁的婚姻，从小胡笔下我们知道：丁夫人姓沈名峻，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国务院外文局工作，清秀大方，一口吴侬软语。后来，继母张敏玉曾对小胡说：“你的沈阿姨，就是‘沈崇事件’那个北大女学生。崇山峻岭，把‘沈崇’改成‘沈峻’了！”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发生了一起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是为“沈崇事件”。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曾孙女，林则徐外玄孙女。沈崇事件传出后，激起全国的抗议声浪，北平、上海、南京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关于沈崇的后来，一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 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文革中还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只是不同的人的不同视角。但小胡的说法似乎可信：北京大学;姓沈;清秀大方;吴语;外文局工作;关键的是，因为直到了80年代，他的小丁叔叔和沈阿姨仍是父亲老胡家的常客。
小胡小学进的是育才。育才学校在南城的先农坛，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干部子弟学校。五十年代，育才小学与育英小学、八一小学并列北京三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小学苍松古柏，丁香树林，皇家宫殿飞檐斗拱。八十年代末，我们单位三产的办公室和库房就在这个院子的北端。因工作关系，我得以常去那里。不过，彼时的先农坛，被多家分割，各自为政，凌乱不堪。一晃，二十年过去，不知现在怎样了。
还有这样一件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的儿子张郞郞和小胡是育才学校同学，一起踢足球。张郞郞是胆汁质容易冲动的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在101中学，一次心血来潮跳进冰水玩冬泳，顿时人事不省。有一个高年级学生把他救上岸，背到校医院。郞郞苏醒后发现救命恩人十分面善，便抓住他的双手大声说：“你是我的哥哥！你是我的哥哥！”原来郞郞有一个哥哥。延安时候张仃和太太陈布文闹离婚，把儿子送了人。后来两人重归于好，生了郞郞。郞郞知道自己有一个哥哥，不知今在何方。偏巧101中学救人的孩子出生在延安，他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一天睡在窑洞里，妈妈以为孩子睡着了，对客人说，“这孩子是抱来的”。三岁孩子记住这句话，十几年从来没有对父母说破。他的父母是延安老干部，在哈尔滨工作。于是郞郞把“哥哥”带回家，陈布文阿姨见了说：“没错呀，是我生的！”巧不巧？
说到五十年代，我们知道新闻界有“四大花旦”，年龄最长者为杨刚，其次是蒲熙修，再次是彭子冈，小胡母亲戈杨年龄最小。又说到反右，“四大女编辑”杨刚、彭子冈、戈扬和韦君宜，几乎全军覆没。杨刚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彭子冈是《旅行家》杂志主编，韦君宜是《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戈杨是《新观察》主编。小胡说：“母亲被划为右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周扬的红人，于是有周扬“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后来，‘新闻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编辑’一 共五个人当中，杨刚自杀，蒲熙修、彭子冈、戈扬划为右派，只有韦君宜跑到周扬那儿哭了一场，幸免于难。”是不是耳目一新？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小胡无畏；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小胡无愧。说到彭子冈，想起来这样一件事：三十年前，徐盈和彭子冈的儿子徐城北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大概是登在《文汇》月刊上，说 在文革时期，由于父母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他的舅舅，外交部的一位司长，到他家里见到姐姐姐夫，默默无语，呆坐了几十分钟，拿出几块钱几斤粮票放在桌上离去。可见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位司长他没说名字，我是知道的，在新闻司。而今城北已过古稀，时而在荧屏露面，时而在报刊撰文，说写些文化，虽无乃父母风采， 倒也有些家学。
小胡还讲到了人称“浩子”的电影演员戴浩。戴浩在桑狐的电影《祝福》里演过一个配角，出场不过两分钟。后来，戴浩饱受磨难。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章诒和在《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曾描述过此人一事：
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关于潘汉年案件，老胡这样告诉小胡：“潘汉年被抓是因为去见了汪精卫。他自己敢去见汪精卫吗？是毛主席叫他去的。”一九四三年， 潘汉年通过李士群在南京与汪精卫见面。一九五四年，有人揭发此事，潘颇觉不安。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交给陈毅。率性的陈毅元帅 亲自把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逮捕潘汉年。潘汉年在被捕八年之后，被最高法院判刑十五年，后改判无期徒刑。六十年代，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曾住在北京的大兴团河。我的一个同事当时曾奉命监管过其夫妇俩。八十年代，他和我闲聊中聊起此事，颇为得意：那时咱们还为五处（指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潘汉年住在东小院。我负责烧小茶炉，采买。潘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再汇报。小胡说“潘汉年夫妇是从西郊过来的，他们在一家农场劳动，算是假释，行动有了一些自由。”其实，应该是南郊，他们不劳动，也未假释，只是没有太多自由。小胡吃到潘汉年钓的鱼倒是可能的，因为团河的东小院是在招待所北面，实际上是招待所的“高间”，我曾经有几次在里面开会。只是，现在东小院已经荡然无存，旧址一带变成了某局的会议中心。不过，当时招待所人工河环绕，河里养了很多鱼，潘汉年夫妇在此居住时并未受虐待，时而钓钓鱼应该不是问题。　　
说起作家们，艾青：与妻子离婚，闹得沸沸扬扬。他娶了新妇高瑛，在东单附近买下一个四合院，只花了8000元！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旧作再版的稿费；刘绍棠：最信奉丁玲的“主义”，被打成右派前的稿费收入达到两万元，于是他学艾青买了一个院子；丁玲：除了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牛大了！正是这样的心态害了她，牛起来的丁玲开始发狂。丁玲名气大，在毛泽东那里都有面子。毛泽东有诗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将军！”她大错特错的以为她和周扬拍桌子，毛泽东也会向着她！于是周扬搞出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老胡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因为老胡认为：“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老胡一九三八年同丁玲相识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见如故。延安时期多有往来。老胡有一首《醉花荫》词赠丁玲：延水堤畔三两柳，明月共相守。絮语话秋凉，烛短夜长，蜡堕三分厚。东山那番分离后，零落天涯走。万里故人情，长随君心试按君心口。
小胡感觉，这首情意绵绵的小词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只是斯人已逝，无法考证了。
小胡认为，20世纪对围棋事业最有贡献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是段琪瑞，一个是陈毅。
有个出身没落官宦之家的十一岁小孩吴清源，围棋下得好，段琪瑞当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把他接到公馆，每月给200块大洋。吴清源由此便担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段琪瑞的棋很臭，却自命天下一流，因为高手们同他下棋都让着他，赢两盘输一盘。吴清源小孩子家不懂这一套，一盘不让。段琪瑞不明白，只是更夸奖吴清源。段祺瑞没有多少知识，但却知道看重人才。
小胡还讲了这样一件事：五十年代，戈扬在上海做《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辑是张春桥。一次，戈扬上班期间突然早产，张春桥亲自送到医院。因此，胡考说，张春 桥对下属还是很关心的。不知胡考说上面这话的时候是当时还是在张倒霉之后。若在当时，应是自然而然；若在张成了“四人帮”之后，则是平心而论；而小胡在今天仍然能写出来，却是难能可贵。
小胡的《我的父亲母亲》，有趣事，有巧事，有轶闻，有历史，值得一读。
一　战争年代
　　在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那一年是1948年。
    1948年是国内战争转折的一年，陈毅将军的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活捉王耀武，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依照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的说法，自1840年至2040年的200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200年。在这200年中发生过许多次战争，有中国和列强之间的战争，也有国内战争。40 年代的国内战争无疑是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
　　我1945年10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阴，那里是“淮阴侯”韩信的老家，也是周恩来从小生活的地方。在苏北一带，共产党建立了解放区政权，称为“盐阜区”，包含从苏北到皖北的地区。我出生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谈判，几天以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共产党撤出8个“解放区”，其中包括苏北解放区，于是我也离开淮阴。我的母亲戈扬是苏北人，她的老家海安属泰州地界，名为“海安”，也许在一千多年前是个临海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怎样离开淮阴的，50年代，我的父亲胡考发表长篇小说《行军记事》，描述了当年的撤退：我是被人挑在箩筐里，推在独轮车上，撤退到山东沂蒙山区的。第二年，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沂蒙山区也成了战场，我随父母撤到胶东，到过海阳、蓬莱、烟台，父亲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移驻丘陵带，避兵到海阳。鞋承千里露，帽复百宵霜。汀水沙含土，山村石为墙。欲知今后踪，消息看前方。
　　父亲当时的身份是山东建设大学教授，母亲是新华社华东分社副主任。看父亲的诗， 第一要走路，很辛苦，第二居无定所，一切要由前方的战况决定。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从胶东到济南，我们乘上从战场上缴获来的卡车。乘卡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那一次走了很远的路，路上轧死了一条黄狗。卡车是美国生产的，共产党不断打胜仗，我们有了来自美国的享受：美国奶粉、美国军毯和鸭绒被。
    这一年是1948年，我的大妹妹出生。大妹妹叫“小米”，是天天吃的粮食。我的名字叫“地瓜”，也是天天吃的。我们这个书香门弟，艺术之家，说来奇怪，父母就是不给孩子起名字。大妹妹一直叫“胡小米”，我呢，不能叫“地瓜”，送到幼儿园时叫“小胡”，上学时候前面再加一个姓，就叫“胡小胡”了。弟弟叫“胡 小林”，也不是父母起的名字，而是我起的。50年代张天翼先生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很出名，我从那里找来弟弟的名字。小妹妹小名“阿布”，画家丁聪起的，她出生不久嘴里发出“阿布阿布”的声音。小妹妹上学时候叫“胡小妹”，“文化大革命”她开始给自己改名字。“工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工”；“军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军”；随母亲到农村“插队”，她又改名“胡爱农”。于是弟弟对她说：“你就叫‘胡爱’得了！”她不再改名字，直到今天仍叫“胡爱农”。
　　还是说战争年代。进济南以后，母亲的警卫员带我，他是个毛头小子，十五六岁，胶东农村的。父亲的警卫员大一些，二十出头，他领到一把驳壳枪，高兴得很。母亲也有一把手枪，我见过，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张爱萍将军送的，作为母亲的结婚礼物。一天，父亲的警卫员在我面前耍驳壳枪，被母亲骂了。母亲又叫又跳，声音尖得刺耳。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出现的母亲，而从小到大，母亲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发过脾气。其实母亲的警卫员比父亲的警卫员更淘气，他领我到济南郊外的山上，叫我趴在一个大坑里，他站在一边丢手榴弹，几声巨响，山川大地在我小小的身子下震动。这记忆太深刻了！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如今从地图上看，济南周边没有什么山，有一个匡山，再就是千佛山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苏北认识的。那时，陈毅将军在新四军第三师建了一个“文化村”， 储备文化干部，以备未来之用。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这支部队是皖南事变后从八路军调来的，过去的中央红军。“文化村”建在一个名叫“停翅港”的小村庄，阿英、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都在“文化村”里。大约“文化人”过去飞来飞去，此时要停下歇息吧。说起来，父亲和母亲都是早年成名的“文化人”，父亲是画家，20岁即在上海滩成名，他的漫画集《西厢记》曾有鲁迅先生作序。母亲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写出《台儿庄记实》，在大报上发出三大版，范长江称赞母亲的文章说，“一时洛阳纸贵”。母亲成名之时也仅22岁。
　　母亲有一张骑马的照片，年轻而英气勃勃。有一次她从马上摔下来，马蹄踏在小臂上，留下苹果大小的伤疤。
上学时的母亲
战争年代
二　进上海
　　丢手榴弹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儿园。父亲的警卫员送我去华东局幼儿园，不在济南在威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胶东一带始终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没有进去。父亲叫警卫员在威海陪我一个星期再回来。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习惯，天天找警卫员叔叔，记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里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们飞到天上。一个星期后，叔叔突然不见了。于是我无比痛苦，大哭了好几天。
　　华东局幼儿园是最好的幼儿园，陈毅、饶漱石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大军南下，幼儿园上了火车，开进大上海。孩子们坐的是闷罐车，晚上到上海，车门一开蜂拥而下。忽然我看见妈妈等在站台上！妈妈还有一部小汽车开到站台上，这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
　　华东局幼儿园到上海就阔了，搬进一幢花园洋房。从大门到洋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洋房带半地下室，在墙根的地方开着窗，孩子们认为里面有鬼怪，很吓人。大约每个星期一早上，母亲送我到幼儿园大门口，叫我自己走进去。我总要母亲陪我站一会儿，才肯进去。母亲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余姚，而父亲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也算是回到老家。没有多久我们都说上海话，再也不说山东话了。我家住在霞飞路的一幢房子里，霞飞路后来改名淮海路，从窗口向下看，是当当响的有轨电车。那时候有国民党飞机空袭，窗玻璃贴上米字型的白纸条。空袭来了拉警报，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响，一群群的人跑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我看见马路中间炸出几个大坑。
　　我随父亲去看过祖父。祖父60岁了，穿青布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幼年时故世，父亲的继母生了我的五个姑姑一个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是祖父学生的房子，在战乱中，作为大资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国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岁时候到上海，祖父的父亲是从浙江迁徙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开了两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好的职业，在一所教会学校做了一辈子英文教员。
　　至于母亲娘家的人，我一个也不曾见过。母亲的父亲也是教员，母亲也是年幼丧母，由舅舅养大。因此母亲从舅舅姓，取名树佩华，参加革命后才改为本来的姓氏。解放后母亲一直给她的舅母寄生活费，她的舅母没有名字，汇款时写的是“江苏海安某某巷某某号树老太太”收。
　　在上海，母亲做《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张春桥。父亲说，张春桥对下属还是很关心的，一次母亲上班期间突然早产，张春桥亲自送到医院，可惜孩子夭折了。
　　这一年的秋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母亲后来回忆，她被调到北京，做开国大典的新闻检察官。1949年共产党还没有做到“舆论一律”，各种小报，各种民间平面媒体尚在，于是新政权要实行新闻检察。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前架起一座临时小屋，是一座“空中阁楼”。母亲和另一位新闻检察官坐在其中，记者们写好新闻稿，爬梯子递上去接受检察。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原来我做了一首诗，是嘴里说出来的：
　　　　月亮睡觉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岗，
　　　　不让太阳来。
　　所有的母亲都爱夸奖自己的孩子，作为新闻记者的母亲，她的夸奖传播很广，许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聪明，会做诗，他们的赞叹经常在我耳边。我不知道诗中有没有母亲的加工，但是有一种观念母亲最清楚，这就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多少年以后我成了作家，时常会想起儿时的这段故事。
　　父亲也是从小对画画感兴趣。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三岁的时候画了一只猫，祖父说：怎么只有两只脚呢？父亲回答：还有两只脚在后头呢。父亲因为画了一只猫而成为画家，我则因为做了一首诗而成为作家。
　　1950年，父亲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的这项任命是廖承志先生推荐的。父亲愿意做的事是搞创作，可是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的油画作品被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大大地打击了他的创作情绪。在朱丹的劝说下，父亲接受了这一项工作。父亲向朱丹推荐上海漫画家丁聪，这样，我随父亲和丁叔叔来到北京。这一回乘的是软席卧铺，不是闷罐车了。
　　不久，母亲带妹妹来到北京。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我和胡小米
三　进北京
    我家刚到北京的时候，临时住在西长安街的石碑胡同，对面即为中南海新华门。我们住的房子是招待所，后来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摄影家石少华，父亲叫他“石麻子”，当然是背后叫的。
    当年的北京城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是看父亲的诗：
黄瓦天安门，红墙迎几层。微云衔落日，飞絮暖春城。深衢千棵树，长街十里灯。京师承百代，此代唯清明。
    不久，我们搬到北长街，有了正式的家。
    北长街78号是老式的四合院，有三个大院子，很气派。进门有很大的影碑，有花坛和假山，正房有宽大的前廊，镂空的垂花，是某位清朝官宦的大宅院。这房子即是后来的《人民画报》编辑部，《人民画报》迁到西郊后是《新观察》编辑部。刚去的时候，我家住西院正房，住厢房的是画家古元。古元的女儿和我一样大，有一次，她给我家送糖果，在台阶上跌倒，眉骨处磕了一个大口子，缝了好多针，留下永久的疤痕。《人民画报》编辑部开张后，我家搬到北院，从1950年到1958年，在这里住了八年。
    北长街的南面是南长街，那里有中山公园，从我家到中山公园大约500米。中山公园是冬天的好去处，到唐花坞赏花，到故宫护城河滑冰。从我家往北走500米是北海公园，有高耸的白塔和宽阔的北海，那里是夏天划船的地方。
    母亲曾为孩子们编了一首儿歌：
北长街，真漂亮;
两边树，排成行;
路西有个新北洋，
买根冰棍尝一尝。
    “新北洋”是街上唯一的冷食店，在女子第一中学的门口，卖冰棍和酸梅汤，50年代的冷食只有这些，到东安市场的西餐店才能吃到冰激凌。
    我家院子的东边也是护城河，有一年，学校里很多学生得流行性感冒，我也得了。学校停课三个月，我就在家里钓鱼，从护城河里钓了很多鱼，大水缸里养着十几条一两斤重的鱼，吃不过来。后来不让钓了，说那里是市园林局的养鱼池。
    北长街是既漂亮又安静的一条街，50年代初的北京没有多少汽车，穿过这里的是5路公共汽车，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超过10条线路。我家院子的东边是故宫护城河，从窗口看见故宫的西门楼和故宫西北角的角楼。母亲说角楼是按鲁班的图纸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特别漂亮。北长街长不过500米，有很多大宅院。我家的南面是陈云的院子，北面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面是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就是班禅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像故宫一样气派。 北长街有的院子门口挂牌匾和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有一家的对联很特别，上联记不得了，下联是“平生喜读浙人书”。父亲对我说：
    “你看，浙江是出文豪的地方，古代的不说，当代文豪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夏衍都是我们浙江人。”
    父亲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余姚。父亲的乡土教育极大提高了我日后写文章的自信心。
    1951年，母亲开始办《新观察》杂志，这件事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她从历史学家黎澍手中接过主编的工作，此后，母亲的命运就是《新观察》杂志的命运。
    最早的《新观察》编辑部在沙滩，著名的“北大红楼”的北侧，就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院子。黎澍前任主编是储安平，1957年的“党天下”论使他名扬天下。30年代储先生办了一个《观察》杂志，名气很大，《新观察》就是这么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选定母亲做主编，并且把刊物的性质从政论性改变为文艺综合性。为了办《人民画报》，父亲到上海从著名文化人邵洵美手中买了一套印刷机，又请来几个全国最著名的摄影师，有敖恩洪等人。《人民画报》也由胡乔木管，胡先生为画报制定了方针，就是要办得像“老大哥”的《苏联》画报一样。
父亲母亲和妹妹
四　育才小学和天桥游乐场
    1951年的国庆节，早上，我听说母亲要去天安门，死活要跟去，追到大门口，在街上打滚哭闹。母亲没办法只好带上我，从北长街走到南长街走到长安街走到三座门，过了几道岗，在观礼台下面停下了，带小孩是不能上观礼台的。于是我拉着母亲的手站在长安街边，站了几个小时，看完阅兵式和游行。那时候骑兵很多，一 排排的马队，一排排闪亮的刺刀，开心极了。
    到北京后我进了新华社托儿所，在西单的劈柴胡同。托儿所也是在四合院里，没有上海的华东局幼儿园那样气派，托儿所的所长是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的太太。母亲送我，她不再把我放在大门口，而是领我进去和所长说说话。
    虽然朝鲜还在打仗，北京已是一派和平气息。物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干部也从供给制变成工资制。母亲行政11级，月薪196元；父亲文艺三级，月薪230 元。那时物价低，最贵的香烟是中华牌，每包四角二分（我给父亲买香烟），三角钱买一斤大对虾。保姆做好饭，父亲上了餐桌，就会说：“又是对虾！”雇辆三轮车到王府井是两角五分钱，在东安市场大地西餐厅吃一份西餐九角二分，有猪排、奶油蘑菇汤、沙拉、黄油、面包。
    1952年我上小学，进的是育才小学，在南城的先农坛。北京的南城有两个很大的坛，左边的坛叫天坛，右边的坛叫先农坛，是皇上祭天祭先农的地方。育才小学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干部子弟学校。在50年代，北京有三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小学，育英小学，八一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老校长写过一本书，《马背上的摇篮》，在80年代拍过电影。育才小学占地很大，一个先农坛嘛。后来东边的一块地建了先农坛体育场，南边建了陶然亭游泳池，又建了几家工厂。划出很多地，育才小学还是很大，母亲送我上学的那天，从校门口走到学生宿舍，比从我家走到天安门还要远。学校里有苍松古柏，有丁香树林，有飞檐斗拱的皇家宫殿。 先农坛的北大殿就是学校的大礼堂，南大殿是学生食堂，两边的厢房是学生宿舍。大操场的周围是几十株千年古栢。从大殿向南穿过两座大门到祭坛，有东西两个汉白玉大祭坛，祭坛周围是半人高的荒草。用李白的名句，就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绍兴的百草园是鲁迅先生幼年玩耍的地方，我们先农坛比百草园大一百倍，里面的鸟雀昆虫不计其数，有着无穷的乐趣。新建的学生宿舍在东坛南侧，U型的两层楼，1952年建成，那时没有人想到在先农坛动土是一种罪孽。
    母亲告诉父亲：
    “育才小学是比一所大学还要大的小学。”
    育才小学是寄宿学校，学生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饭前要回到学校。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父亲雇一辆三轮车，星期六下午到学校接我，星期天下午把我送回学校。三年级我自己上学了，乘5路公共汽车，每周得到一元钱。汽车票七分钱，往返一角四分，剩下的是零花钱，都花到天桥去了。离学校不远是天桥，天桥是全北京最繁华的大众游乐场，二百米见方的场地上，挤了数十家小型游场，有拉洋片的，有变戏法的，有西洋马戏团，有东北二人转，有说大鼓书的，有放电影的，有室内的，有露天的，有布篷围上的，有四面敞开的，有收门票的，有随便扔钱的。耍大刀的刘羽林，摔跤的宝三，说单口相声的刘宝瑞，都是远近知名的角儿。当年侯宝林也是天桥把式，到了50年代，侯宝林火了，不在天桥练了。天桥有各式各样京味小吃，豆汁呀，炒肝呀，爆肚呀，变着法儿让你掏钱。到天桥看玩意儿得有耐心，有话说“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艺人们在使出真本事之前总是耍嘴皮子，没完没了。每个星期天，我在家吃完午饭就走了，在天桥玩一个下午，晚上才回到学 校。
    我到天桥玩，前后大约两年时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天桥日渐冷落，再说，那些低俗的玩意儿，看多也腻了。
五　安徒生童话

    母亲1953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是蔡畅，另一个名人是陆璀，她是饶潄石的夫人。陆璀是“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北大学生，以美貌闻名。在出国访问的照片中，陆阿姨还是那么高雅漂亮，可是她们回国不久，“高饶事件”爆发了，高岗自杀，饶潄石几年后病死。在代表团里，和母亲最要好的是作曲家瞿希贤，在最严酷60年代她写出温情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至今还在传唱。她也写过“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样大气磅礴的歌。母亲曾带我去瞿阿姨家，在大佛寺街的一座大杂院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架钢琴和一张床，什么也没有。瞿阿姨黑而瘦弱，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寡言少语。她一辈子没有嫁人。
    母亲的出国时间很长，先到苏联，乘火车横跨西伯利亚。在哥本哈根开会，母亲和瞿希贤没有随代表团归国，她们想去英国，大使馆答应为她们办签证。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朝鲜还在打仗，她们等了一周，没有等到签证，天天陪着海边的美人鱼，看北欧的白夜。
    母亲的丹麦之行带给孩子们两样礼物：好吃的巧克力和好听的安徒生童话。巧克力是在苏联买的，在我们大吃一顿之后，父亲把巧克力藏起来，每天拿出几颗。他是这样说的：巧克力被小耗子偷去，我用小木棍从耗子洞里掏出的。父亲每天都能掏出几颗巧克力，直到我发现了“耗子洞”。
    在我很小时候，母亲开始在床上讲故事。最早是“羊群过桥”的故事，说的是一群羊走过一座小桥，先过来一头留胡子的羊，又过来一头拄拐棍的羊，等等，等等，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专注于场景的描写，每次的版本不同，可以讲很长很长。这故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大人开个头，孩子接着讲。“羊群过桥”之后是格林童话和王尔德童话。
    母亲从丹麦归来，不讲格林童话了，也不讲王尔德童话了，而是讲安徒生童话。因为安徒生童话不但让孩子们着迷，也让母亲着迷。叶君健先生翻译的两大本书，每一篇都讲，包括篇幅最长的《海的女儿》。母亲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当过一年小学教员，知道如何送给孩子们最美妙的享受。《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讲的是做人的道理，《皇帝的新衣》讲的是为尊者的可笑，《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是普通人的爱情，爱情中的痴迷和美妙，《豌豆公主》是瑰丽的梦和想象力的飞翔。在那几年，母亲是最忙的人，可是她用很多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
    母亲接连写出《向新的高潮迈进》、《王进忠的故事》、《新闻与特写》等五本书，她到全国各地采访，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领导成员，忙得很。有人是这样说的：戈扬一会儿生一个孩子，一会儿写一本书！《王进忠的故事》是写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劳动模范王进忠，当时，鞍钢建设是媒体热点，所谓 “三大工程”，那里的苏联专家有好几百人！母亲三次去鞍山，那里有热气腾腾的场面，那里的关东大汉一口气吃掉20根冰棍，真是匪夷所思！母亲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速度很快，记录别人的谈话毫不费力。她的笔记本大大小小几十个，字像小米粒大小，整整齐齐。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母亲就是一个聪明干练的职业女性。
    没有想到20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鞍钢建设公司，也就是王进忠所在的单位，见到当年的英雄。
    尽管忙，母亲还是要带孩子们出去玩，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故宫、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北京玩的地方很多。有一次，孩子们要坐火车，母亲带三个孩子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坐到丰台，再从丰台回到前门。1955年的新年，母亲带我参加全国文联的新年晚会，在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齐白石老人92岁了，长髯垂胸，被人搀扶着，颤巍巍的，步履维艰。谁知他拿起毛笔当场挥毫，与众多画家共绘牡丹图。晚会有演出，有游艺活动，有小吃，有礼品。我得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日记本，很高兴，母亲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胡儿，用你美好的理想来丰富这个本子。妈妈”。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本子开始的。
    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母亲叫黄沙叔叔带我到北戴河玩了十天。黄沙是《新观察》杂志的记者，印尼华侨，瘦瘦的，短小精干，在海里可以游很远，我站在岸边，看他优美的泳姿，十分羡慕。我们住北戴河作家协会休养所，那时候北戴河人很少，安静舒适，从北戴河到秦皇岛骑毛驴，要走三个小时。黄沙叔叔领我去看望诗人萧三和画家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阿姨。萧三先生也住作协招待所，他的太太是苏联人，两个儿子叫阿廖沙什么的，样子也和苏联人一般无二。他俩是我在沙滩上嬉戏打闹的伙伴。在延安时代，父亲曾同萧三有一次历时三个月的骑马远行，他们到了王震的359旅和贺龙的120师。廖静文阿姨住一幢阔气的别墅，年少新寡，冷艳逼人，叫我倒抽一口凉气。廖阿姨给我一只大苹果。我虽是11岁的孩子，已能看出女人的美丽。我觉得廖阿姨比新凤霞阿姨更漂亮，更有气质，更高贵。我觉得她可以和秦怡阿姨相比，她们两人是我年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1957年，黄沙叔叔因写《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一文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和《新观察》同时受到牵连。
六　小丁叔叔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住在我家前院，他家只有一间屋子，只有他一个人。丁聪人称“小丁”，他的爸爸也是上海漫画家，人称“老丁”。小丁叔叔画上的签名是“小丁”二字，直到九十高龄。小丁叔叔个子不高，四方脸，戴一幅黑框眼镜，总是满脸堆笑的样子，也喜欢和小孩子玩。他和我们一起从上海到北京，在我家吃饭，衣服由我家保姆洗，他就是我家的成员。在北长街，我们住编辑部后院一幢日本式房子，客厅和卧室高低不同，带有推拉门。餐厅在进门地方，摆一张八仙桌，父亲的座位在中间，他右手边的座位是小丁叔叔的。小丁叔叔因为怕刺而不吃鱼，但是他吃鲥鱼，价钱最贵的鲥鱼。父亲说，小丁，鲥鱼刺最多，你偏要吃。小 丁叔叔说，在《新华字典》里，鲤鱼鲫鱼鳊鱼鳜鱼，所有的鱼，只写“肉可食”，惟有鲥鱼写“味鲜美”，所以我只吃鲥鱼。看来小丁叔叔的讲究有学问。父亲最爱 鲥鱼，春秋两季，菜市上买得到长江鲥鱼。当时最好吃的谭家菜，应季的时候总有鲥鱼。父亲向朋友推荐鲥鱼，总会说：
　　“小丁怕刺不吃鱼，却吃鲥鱼，可见鲥鱼之美！”
　 　我的小妹妹出生后，家里雇两个保姆，才能管这么多人，做这么多事情。我的弟弟妹妹，乳名都是小丁叔叔起的，前面说了小妹妹的乳名叫“阿布”，而弟弟的乳名叫“龙东”。“龙东”也是从声音得来，因为弟弟出生，父亲高兴地哼起京剧过门：“龙东里格龙东……”小丁叔叔听了说：
　　“好，好，这小孩子就叫‘龙东’吧。”
　　小丁叔叔在我家过日子，直到1956年结婚，那一年他40岁。
　 　我经常去小丁叔叔家，就在前院嘛，看他画画，听他拉胡琴。他的漫画先用铅笔起个稿子，再用毛笔勾勒。有时我坐在一边，看他从头到尾画完一幅画，签上“小丁”两字。他家的一间屋子隔成内外两间，堆满书，比我家的书多得多。小丁叔叔喜欢买书，离开北长街的时候，他的书装了满满一辆卡车。画报社的人啧啧称奇。 我在一边看了，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
　　“小丁的书是摆在书架上的，我的书是摆在肚子里的。”
　　父亲读的书肯定比小丁叔叔多。小丁人称“交际大王”，认识的人多，许多时间用在交际上，而不是用在读书上。父亲的意思，无非是要我多读书吧。
　 　小丁为人随和，在艺术家圈子里广有人缘。但是他到哪儿都是个单身汉，他的婚姻问题是众人说不完的话题。他是党外人士，著名画家，《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在那个年代，也算个“钻石王老五”。终于有一天，我见到小丁叔叔的女朋友。父亲带我去西单长安大戏院看京戏，李少春的《野猪林》。小丁叔叔带来女朋友，比他个子高，穿一件薄呢短大衣，清秀大方，见了父亲一口吴侬软语。这位上海小姐姓沈名峻，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国务院外文局工作。一年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东四大同酒家，北京最著名的广东馆子，摆了四桌酒席。坐首席的是夏衍先生，大家称“夏公”，算是证婚人了。那一天小丁叔叔什么样子，沈阿姨什么样子，一点记不得，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夏衍伯伯身上。此前小丁叔叔对我说：小胡，你不是在集邮吗？夏衍是中国最大的集邮家，你去他那里要几张邮票！婚礼这天，我只惦着这件事情，挤到夏衍伯伯身边问了一通集邮的事情，并开口要邮票。夏衍伯伯也答应了，叫我心花怒放。
　　一直到了80年代，小丁叔叔和沈阿姨仍是父亲家的常客。那时候我有了继母张敏玉，我们叫她张姨。张姨对我说：
　　“你的沈阿姨，就是‘沈崇事件’那个北大女学生。崇山峻岭，把‘沈崇’改成‘沈峻’了！”
　　1948年发生在北平的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激起全国的抗议声浪，也成为共产党用来反蒋的重大题材。
　 　小丁叔叔交际广也很有用。那几年父亲迷程砚秋迷的不得了，经常在家里跟着留声机哼程派唱腔。那时候是手摇留声机，赛璐璐唱片，吱吱呀呀的。父亲总结出 “中华四绝”，即李后主的词，八大山人的画，曹雪芹的小说，程砚秋的京戏。小丁叔叔和程砚秋是朋友，他把父亲的话学给程先生，程先生大为感动。一天晚上， 程先生在小丁陪同下来到我家。程先生一身西装，进门即双手抱拳对父亲说道：
“夜访知音！”
七　王府井和琉璃厂

父亲不喜欢逛公园，看风景，除了看戏看电影，他只喜欢去两个地方：王府井和琉璃厂。
逛王府井主要是东安市场，后来有了百货大楼。街上还有一些有名的店铺，如“盛锡福”是卖帽子的，“雷蒙”是卖男装的，“造寸”是卖女装的，“中央普兰德”是洗衣服的。当年的东安市场是木结构的房子，中间的通道有天窗，两边是店铺。周末总是从北长街叫三轮车到王府井，吃一餐晚饭，逛一逛。东安市场有两家西餐厅，一家叫大地，另一家叫吉士林，是我们经常去的。市场的北门有两家中餐厅，一家叫森隆，淮扬菜，另一家是东来顺。父亲不喜欢吃涮羊肉，去那里是叫孩子们自己动手，开心热闹。旧书摊和古董店总有货真价实的玩意儿，父亲在那里买过德国印刷的《世界美术全集》和伦勃朗、弗美尔的画集，买过大明宣德年的铜香炉和镀金佛像。父亲抽烟很凶，客厅里用铜香炉作烟灰缸，又有汉代铜镜，铜镜凹凸不平的一面可以摆放点燃的香烟和揿灭烟头。当年这些古董的价钱是很低的，记得父亲在东安市场买过两个做工精美的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像木雕，每个只有150元。
东安市场周围有很多上海迁京的店铺，“雷蒙”就是一家，在八面槽，是上海滩做男装的名店，父亲在那里做了两套西装。“雷蒙”的西装用的是英国所谓“套头料子”，即出厂的一个包装几百块料子，每块料子的原料、颜色、织法各不相同，每个城市只能得到一个包装，因此用这种料子做的西装，在一个城市里没有相同的料子，称为“套头料子”。“雷蒙”的西装全部手工制作，极考究，雇客须三次试穿方可完工。“造寸”也是上海迁京的服装店，父亲在那里为母亲买过一件浅绿色英国烤花呢大衣。
父亲这样解释他的逛街爱好：
“世界上有两类人爱逛街：艺术家和女人。”
逛东安市场会碰到朋友和熟人，碰到那些同样喜爱逛街的艺术家。有一回碰到廖承志先生，父亲叫他“廖胖子”，“他是学过画的，也算艺术家。”父亲这样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先生最爱去的地方是理发店，东安市场北门外的四联理发店是北京最好的理发店，上海迁京，全是扬州师傅。矮小而气宇轩昂的周扬先生每三天理一次发，特别注意自己的颜面。
　　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父亲另一个爱去的地方。1955年后，父亲接连出版了《行军纪事》和《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两部长篇小说，母亲出了五本书，当年的稿费是很可观的。手里有了钱，父亲更爱逛琉璃厂了，这就开始了书画收藏。
父亲买的第一张画并不是在琉璃厂买的，而是在谭家菜的餐厅里。那是一张石涛的山水画，一本册页的最后一张，石涛为册页题款，“命童子用印藏之”。那一天到菜市口的谭家菜吃饭，父亲看见餐厅里用镜框挂着这张画。父亲叫来谭老板（应是谭宗浚的重孙），30元成交。50年代初一张齐白石只卖10块钱。
这以后买了一轴八大山人的荷花长卷，画轴的后面附一封画家的亲笔信。父亲是艺术家，不是收藏家，买画全凭兴趣，石涛、八大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画家。八大的长卷花了300元，可是张之先生说是假的。张之是故宫博物院首席书画鉴赏家，在琉璃厂总能碰到他，讲书画时一副权威的派头，父亲只有点头称是。他说墨荷是假的，八大的信是真的。果然，父亲找到一本台湾出版的八大山人画册，画册里面有这张墨荷长卷，一比，父亲的一轴的确是赝品。
玩古董字画是要付学费的。后来买的一本石涛的彩墨花鸟画册页12张，很漂亮，只是墨色有些淡。原来画是“揭过”的，即画商将宣纸从中间分开，一张画变成两张画，墨色自然淡了。石涛的画以山水为多，难得找到花鸟。父亲叹一口气说道：
“李一氓的一本才是珍品。”
李一氓先生也有一本石涛的花鸟册页，也是在琉璃厂买的，花了600元。
50年代琉璃厂的格局同现在的样子仿佛，只是房子破旧些，几家老店是在后堂设客厅，有茶水招待，碰到熟人可以饮茶聊天。李一氓和邓拓是琉璃厂的常客。李一氓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过郭沫若的创造社，翻译过《哲学底贫困》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央苏区是保卫局执行部长。抗战时期他是新四军秘书长，对“皖南事变”负有责任的“项袁周李”，即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父亲在苏北与李一氓相识，一个是苏皖解放区政府主席，一个是画家，两人一见如故。抗战时期没有画画的条件，没有纸张，更没有颜料。李一氓一拍桌子说道：
“我来给你买！”
李一氓派交通员到上海为父亲买油画颜料和画布，叫父亲画油画，画什么都可以，不是派政治任务那一套。买来那么多颜料画布，叫父亲大吃一惊，父亲画了几十张油画，一直用到50年代。解放后李一氓在日内瓦住了几年，做外交工作，职位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父亲说他这个人有艺术家脾气，所以官位越做越小。父亲有一次到李一氓家，他拿出一本1848年伦敦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巴黎地摊上买的。李一氓是古籍专家，他和邓拓都有很多书画，真玩意儿，在他们逝世之前，全部捐给国家。
父亲还买过金农、任伯年、吴昌硕的画，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人物画《钟馗醉酒图》一直挂在客厅里。我们家1962年搬到沈阳张学良的老宅“少帅府”后，钟馗仍然挂在客厅里，却是不能镇宅，也不能驱邪。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画被小妹妹“破四旧”一把火烧掉了。
李一氓像（胡考作）
八　《新观察》火了

    50年代《新观察》搬了两次家，从沙滩搬到东四北大街，从东四北大街搬到北长街。东四的房子是一幢建于20世纪初的白色小洋楼，马路对面有一家湖南馆子，那里的银丝卷很好吃。
    搬到东四以后，《新观察》火起来了，发行量上升很快，超过20万份，在期刊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韦君宜的《中国青年》。最老的编辑名叫陆浮，广东人，同黄沙一样是归国华侨。还有上海老报人龚之芳，还有一个女编辑叫敖乃梅，她是《人民画报》摄影记者敖恩洪的女儿，肯定是父亲荐来的。编辑还有夏景凡、张凤珠，摄影记者老的叫张祖道，年轻的叫潘德润，个子高高的。我打乒乓球是和潘叔叔学的，他横握球拍，俗称“耍大刀”。总共十几个人吧。这些期刊要寄给领导人，有时候我在编辑部帮大人干活，把刚出版的期刊装进大信封里，大信封贴上收件人的名签，写着“毛泽东主席收”，“刘少奇委员长收”，“周恩来总理收”，等等。毛主席经常看《新观察》，这话是胡乔木说的，他不无得意。
    母亲的主要精力放在《新观察》，除了编务工作，她要亲自组稿，到主要撰稿人家中拜访。有一年春节，母亲带我去各家拜年，一天跑了十几家。漫画家华君武是上海人，很热情，有点油腔滑调，他比母亲年龄大，却一口一个“戈扬大姐”。他为《新观察》画了不少漫画。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住在北海公园的东侧，离开我家不远。她穿一身黑衣服，就像一个寡居在家从不出门的女人。阿英家在宽街棉花胡同，他和父亲母亲同在新四军文化村。阿英是大藏书家，因此他的女儿钱小云的屋子里堆满小人书。陈沂少将是总政文化部部长，他家里摆了坦克大炮的模型，叫小孩子感兴趣。奇怪的是这么道貌岸然的人，57年被划为右派，是唯一被划为右派的将军。
    组稿之外还要撰稿，母亲跑了许多地方。有一年去云南几次，不知写的什么，带回来的宣威火腿很好吃。有一年去舟山群岛，是张爱萍将军特别邀请的战地采访：解放一江山岛。张将军是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乘卡车路过一个村庄，他从车窗探出头，挤在民居的墙上受了重伤，整个解放战争没有打仗。这一回有仗打了，他是总司令，指挥陆海空三军“踏平东海万倾浪”，杀向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他请母亲坐在指挥所里，并同他一道乘军舰登上刚刚攻克的海岛。张将军是业余摄影家，《新观察》发表了他的战地摄影作品。
    编辑部搬到北长街后，刊物改为半月刊，人多了。《新观察》的彩页中缝给画家们提供了舞台，他们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一次编辑部请画家当场挥毫，有赵望云、 石鲁、吴冠中，母亲在前面张罗，我则挤在大人中间看希奇。赵望云刚刚访问埃及归来，画的是非洲风光和头顶水罐的阿拉伯女人。石鲁画黄土高原，吴冠中画江南水乡。黄永玉先生是编辑部的常客，他的著名木刻“阿诗玛”就是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他还在《新观察》上写令人捧腹的散文，从幽默感上评判，没有一个当代作家赶得上黄永玉。
    编辑部的新年晚会十分有趣，大家带来家眷，老少齐上阵，热闹非常。猜灯谜，做游戏，表演节目，交换礼物。不吃饭，只有茶点水果之类。灯谜是组织者自编的，有一个灯谜是：举矛而起（打编辑部一人名）。原来谜底是“戈扬”。交换礼物最有意思。每个人带一份礼物，写一句祝福的话，交到组织者那里。一个花瓶，一张桌布，一个日记本，一个布娃娃。当然，编辑部的头头要送像样一点的礼物。组织者把大家的礼物编上号码，林林总总摆了一架子，大家抽签领取礼物。母亲送了一 个从王府井新建的工艺美术商店买的刻花泡菜坛子，被人欢天喜地地抱回家了。
    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在50年代初期，就有“新闻界四大花旦”一说，四人中年龄最长者为杨刚，其次是蒲熙修，再次是彭子冈，母亲年龄最小。这种说法也是京剧捧角儿的方法，什么“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要来四个。50年代又有“四大女编辑”的说法，即杨刚、彭子冈、戈扬和韦君宜。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彭子冈是《旅行家》杂志主编，韦君宜是《中国青年》杂志主编。
九　唐瑜

    住在北新华街的唐瑜叔叔家，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人家。唐瑜祖籍广东，是缅甸华侨，别称“阿郎”，同父亲认识很早，30年代，唐瑜就在上海滩的文化人圈子里混了。
    北新华街是很短的一条街，因为直对中南海新华门而得名。唐叔叔家是一幢两层小楼，楼前有小院，房间很大，装饰摆设都很讲究。橱柜上有一个德国产的陶瓷啤酒杯，上面是18世纪跳舞的农民，拿起酒杯就会奏乐——原来是个八音盒。唐叔叔戴深度眼镜，慈眉善目，下巴有点长。他的太太李德秀是娇小玲珑的上海女人。唐叔叔官儿不大，他是解放军总政电影局幻灯处处长，但是他比较有钱。他喜欢在家里请客，他家有漂亮的瓷器，银光闪闪的刀叉，李阿姨做菜也有一手。
    但是父亲说：
    “阿郞请客是不会让你吃饱的。”
    唐瑜的饭菜就是那么一点点，他的说法是，不要吃饱，吃饱就没有味道了。其实唐叔叔是坚持中国人节俭的传统，不肯浪费。
    唐瑜不是小器人，应该说，他是世上少见的大方人。40年代他送给父亲一块劳力士手表，父亲用了一辈子。这块表是唐瑜托演员刘琼从香港买的。父亲和唐瑜在上海相识的时候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唐瑜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个胡考，一副潇洒从容的姿态，一身白色沙士坚西装，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我心中高度崇拜的画家，竟是一个洋场少爷！”
    唐瑜笔下的父亲样子怪怪的。任何时代追逐时尚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模怪样。
    过了七八年，也就是1940年，唐瑜在仰光见到父亲：
    “一个艳阳天，忽然来了三个住客——胡考、丁聪、张光宇，胡考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从上海的花花公子，变成延安大兵！我目瞪口呆大笑一阵，把他们安排住下，先请他们吃一顿印度咖哩饭。下午，一位豪客买了6辆卡车，我哥哥认为胡考等的到来是个好兆头，他马上叫裁缝来为胡考制一套西装。胡考东挑西拣还是选了白色沙士坚，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
    父亲从上海滩出发，到南京参加抗战漫画宣传队，到武汉参加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父亲有了一番革命经历。
    父亲是从重庆到仰光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剑拔弩张，胡考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说，左翼人士要疏散，以防不测。周恩来交给胡考500元，“你去香港，找潘汉年。”
    去香港只能走缅甸，绕一个大圈子。在重庆的时候，父亲住在唐瑜那里，即所谓的“二流堂”。唐瑜的哥哥是缅甸的华侨资本家，唐瑜自己也开了个公司，做汽车生意，发了一笔财。他是好事之徙，在重庆弄个大房子，容留流亡到重庆的艺术家。唐瑜开大锅饭，免费招待。先后到过这里的有画家张光宇、丁聪、张仃，剧作家宋之的、吴祖光，诗人艾青，导演史东山、陈鲤庭，演员金焰、舒绣文、秦怡等人。有一天郭沫若来，说，这里有这么多“二流子”，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 是唐瑜开的，他却不是堂主。夏衍人称“老堂主”，吴祖光人称“小堂主”。这里都是一流的艺术家，没有二流的。
    再说缅甸时候，唐瑜听说胡考等人要去香港，就和潘汉年取得联系，把他们送上船。原来唐瑜开办公司，也是在潘汉年的指使下做的，潘汉年负责沦陷区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父亲到香港，没有找到潘汉年。夏衍说，你就找廖胖子吧。这样，他在香港参加了党的文化工作。他的生活来源是在邵逸夫的电影厂当美术顾问，待遇优厚。可是电影没拍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经过一次大逃亡，父亲辗转来到上海，这才找到潘汉年。
    在北长街，有一天唐叔叔来了，父亲不在家，母亲留他吃饭，吃的是外面买来的酱排骨。唐叔叔将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母亲对孩子们说：
    “以后吃东西要像唐叔叔这样。”
黄苖子像
十　北京“二流堂”
　　一个夏衍，一个吴祖光，一个唐瑜，有了这三个人，重庆“二流堂”在50年代的北京延续了。
　　北京有一所大房子，叫“栖凤楼”，在东单路口西北角。“小堂主”吴祖光的新家安在这里，他有了新凤霞阿姨。父亲说，他从来不看评剧，祖光却叫他和小丁看评剧。剧中休息，祖光领他们到后台见女友新凤霞，听听朋友的意见。父亲觉得，祖光娶一个唱评剧的，终有点不可思议。
　　我多次跟父亲到栖凤楼。有一次晚上去吴祖光家，他家住栖凤楼一层，灯光特别亮。 新凤霞阿姨一身锦缎，满面春风，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刘巧儿》风靡一时，全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在放她的电影，平剧压倒京剧等大剧种，新凤霞成了全国第一号红伶。另一次去二楼盛家伦那里。盛家伦是歌唱家，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演唱最为著名。他的家像丁聪的家，一边堆满了书，一边杯盘狼藉。他也是个光棍儿，整天研究古籍，收藏善本书，最有名的是宋版《册府元龟》。盛家伦不大弄他的本行，父亲说几十年没有听他唱过一次歌。盛家伦另有“美食家”的名声，吃的东西只要盛家伦说好，必会身价倍增。电影演员戴浩也住栖凤楼，人称“浩子”，我只见他在桑狐的电影《祝福》里演过一个配角，出场不过两分钟。“浩子”叔叔是极风趣的人，大家最爱开他的玩笑。他的女儿叫“小毛头”，和我同在育才小学。
　　住栖凤楼的还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我在后文会提及，作家兼编辑龚之芳等人。这些人加上不住栖凤楼的剧作家宋之的，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画家叶浅予和舞蹈家戴爱莲夫妇，再加上唐瑜、胡考、丁聪，组成北京“二流堂”，一批气味相投的自由派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聚会。夏衍参加聚会不多，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形象上不能太自由化。另有一个人叫孙鹤龄，他不是艺术家，而是北大医院的皮肤科专家，几乎每次聚会都参加。除了孙大夫，就是我了。父亲喜欢带我参加聚会，奇怪的是，其它的人都不带孩子。
　　聚会第一是吃饭，周末的聚餐。谭家菜是我去过多次的地方，菜市口一处四合院，明式厅堂，红木家具，非常雅致。“二流堂”吃饭是AA制，谭家菜每人10块钱，一桌100元，是北京最贵的宴席。
　　说到谭家菜的起源，是在同治年间，广东南海人谭宗浚中榜眼，在京为官。谭宗浚创“谭家菜”在官场颇有名，时称“榜眼菜”。民国初年，谭宗浚的孙子谭瑑青在北京菜市口自家小院内开谭家菜馆，以此为生。谭家菜馆每周只有周六周日经营两天，经营日只开一桌，食客须提前预定。厨工花几天时间做一桌菜，其精细程度可见一斑。谭家菜取广东菜、苏扬菜、山东菜之精华，创造出华贵典雅的风格，自成一家。50年代，谭家菜由彭长海主厨。他原是烧火工，因其聪明伶俐，得到真传。1958年，周恩来总理将彭长海接到北京饭店，于是谭家菜的招牌挂在北京饭店，直至文化大革命。
　　至于谭家菜吃什么，小孩子家记不住。我只知道燕窝鱼翅这些东西在外面是吃不到的。与谭家菜同等价钱的一家西餐，在东单的一个胡同里，也是每人10元，也是私房菜，也是周末开一桌。做菜的是一位俄国老太太，革命后流亡到东方的白俄，真正的贵族。这家俄国大菜的餐具极讲究，来自沙皇时代的宫廷。
　　其它餐馆便宜多了，常去的有全聚德烤鸭，那时只前门外一家，一桌10元就够了； 淮扬菜玉华台，开在西交民巷；灯市西口的翠华楼是山东馆子，开在四合院里。建国初北京的饭馆大约一千家，百分之九十是山东人开的，“二流堂”南方人多，不大喜欢山东菜。后来大同酒家在东四开张，是北京第一家像样的粤菜馆，变成“二流堂”爱去的地方。
　　吃饭之外的聚会就数看戏了。第一是看京戏，那是京戏最后的辉煌，程砚秋、梅兰芳 先后故世，标志着京戏的衰败。第二是看优秀的地方戏，如昆曲《十五贯》，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陈伯华的汉剧，常香玉的豫剧，都在北京舞台上走红过。国外的演出就是乌兰诺娃领衔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我在新建的天桥剧场看他们的演出。
　　第三是家中聚会，我去过的有唐瑜家、叶浅予家、张光宇家。在我家的聚会，有一次来了20多人，简直坐不下。这一天从上海来了一拨子电影界的客人，有特伟、陈鲤庭、张乐平、桑狐、金焰、秦怡等人，北京“二流堂”也到齐了。金焰和秦怡刚从朝鲜访问归来，他用朝鲜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
　　“长白古长古比古比，起悠林扎舞……”
　　秦怡阿姨真漂亮，新凤霞阿姨在一旁，一比就比下去了。
　　有一次几个艺术家在客厅里议论电影，我在一边听——听大人聊天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苏联电影《第六纵队》被认为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当时没有美国电影，也没有西欧国家的电影，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象样的片子。他们谈剧本，谈导演，谈演员，我听得津津有味。
　　“二流堂”只是一个艺术家的朋友圈子，艺术沙龙，充满了智慧和幽默。这里与政治无涉，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更没有相似之处。
　　对于我来说，北京“二流堂”是艺术启蒙的课堂，这里有一流的老师，有自由的思想，有无时不在的讲堂，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艺术家园。
十一　京戏
    “二流堂”的艺术家都爱看京戏。父亲生在上海，十几岁迷上京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的大本营在北平，主要剧团和戏曲学校在北平，上海的“海派”艺人只是少数。但是北平的名角儿每年要到上海演出一到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比如梅兰芳，他在北平或十天或半个月演一场，北平戏园子小，票价低，全年演出收入只是他收入的一小部分。梅兰芳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每年一次的上海之行。在赴上海之前，要通过媒体如报纸和电台作广告，到了上海，又有别出心裁的宣传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梅兰芳和“票友”黄金荣、杜月笙同台演出）。上海的戏园子如黄金大戏院规模大设施好票价高（梅兰芳当时在上海的票价是三块大洋，而在北平的票价只有几毛钱），演出密度大，一个月的包银便有数万银元。还要灌两张唱片，又有数万收入。其它的名角儿也是相似的方式。所以说30年代的京剧热在上海而不是在北平。
　　京戏的辉煌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角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在梅兰芳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是生角，而梅兰芳红透天下之时，就连谭鑫培也无可奈何，而另一个名老生余叔岩表示“愿为畹弟跨刀”（梅兰芳字畹华），就是宁可挂二牌。
　　“四大名旦”，即梅、程、尚、荀，程砚秋年龄最小，原来排在末位，后来一个个追上来，排至第二。这就产生了梅程之争，抑梅扬程还是抑程扬梅。3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知识界中，“程党”占据上风。父亲年轻时就是“程党”，曾经花两块大洋买站票看程砚秋。在北京，经丁聪介绍与程砚秋相识后，他多次去片场看程砚秋拍电影。
　　程砚秋在拍电影《荒山泪》，导演是吴祖光。我也去过片场。北影厂的片场在新街口北小西天，后来这里变成新闻电影制片厂。程砚秋一身缟素，轻扬水袖。吴祖光走到他身边显得那样矮小。可是强烈的灯光照在他涂满油彩的脸上，沁出了汗珠。
　　《荒山泪》是程砚秋留下的唯一完整的电影。
　　父亲常说，京戏是大剧种，芭蕾舞是小剧种。
　　京戏的表现力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这是大剧种的气象。有名气的剧种不一定是大 剧种，比如芭蕾舞剧，它的题材很狭窄，多是爱情故事，表现力有限。芭蕾舞剧是从“哑剧”演变来的，单靠肢体语言，尽量简单的情节，不能表现人物性格。中国江南的昆曲和越剧也是小剧种，只有小戏，没有大戏。新凤霞的评剧也是小剧种，它由冀东和东北的“二人转”演变而来。大多数地方戏都是小剧种。而京剧的气势就大了，它可以描写爱情，描写风俗，也可以描写政治、历史、战争，像《赤壁大战》那样的戏，宏大的战争场面。
　　50年代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赤壁大战》，是父亲经常提起的，所以我记得那些名角儿，即马连良的孔明，叶盛兰的周瑜，谭富英的鲁肃，肖长华的蒋干，裘盛荣的黄盖，袁世海的曹操，张君秋的孙尚香，等等。在解放前，这么多名角共聚一堂是不可能的。
　　父亲也带我看其它程派演员的戏，比如以票友下海的李世济，还有赵荣琛。到了60年代，在江青的“样板戏”出台之前，北京京剧团展现出京戏最后的辉煌，即由马连良、裘盛荣、谭富英、张君秋等出演的《秦香莲》和《赵氏孤儿》。这两个戏是我和父亲在宽街的圆恩寺影剧院看的。
　　在京剧最走红的时代，一些具有社会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京戏大张挞伐，如胡适、 钱玄同、鲁迅、欧阳予倩诸人。不能忽视这些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在思想立场上同京戏站在完全对立的方面，而他们在知识阶层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周扬，他在解放前是反对京戏，从来不看。解放后他成了文艺界的掌门人，居然迷上了京戏。如今京戏风光不再，而且是永远不再了。有人认为京戏的衰落，是失去了当年的剧场效应。这也是一个方面，形式方面。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就是对京戏的冲击，这个冲击不仅仅在争取观众。今天的电视上也播放京戏， 可是给人的感觉很不对头。京戏的化妆和服饰是夸张的，程式化的，它是为舞台设计的，在电视的特写镜头里放出来，怎么能对头呢？它的迟缓的节奏也和今天的生 活节奏脱节。
　　除了形式方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前搞“京剧革命”，批判旧京剧被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此言不虚。后来搞了所谓“革命现代京剧”，靠政治和强权占领舞台，终不能持久。上个世纪90年代纪念四大徽班进京200年，相传乾隆下江南看了戏发生兴趣，所以京戏的发展和皇家不可分。那时候的京戏同今天差别很大，京戏的主要唱腔“皮黄”道光末年才有，是程长庚创造的。咸丰皇帝经常把徽班叫到圆明园去唱，赏程长庚五品官衔，命名“精忠庙首”。
　　京戏受到皇家的扶持脱颖而出，居于一尊，成为皇家艺术。咸丰以后，京戏的第一号观众便是慈禧了，她一边处置不听话的光绪帝，一边欣赏谭鑫培悠扬的唱腔。慈禧太后还要亲自修改剧本，参与创作。她的态度倒不像江青那么霸道，但是她的影响 力不容置疑。父亲说，京剧里有许多坏皇帝，而京剧里的太后无一例外都是好人。父亲说出了一条有趣的“规则”。光绪皇帝也是个京戏迷，他看那些骂皇帝的戏也 无可奈何。慈禧给了谭鑫培、杨小楼、陈德霖“内廷供奉”的待遇。陈德霖唱老旦，他的《四郎探母》和《雁门关》中的萧太后很有气度，就是从慈禧那儿感染来的，或者冲着慈禧拍马屁而去的。
　　京戏的价值观无疑是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它的保守、陈腐、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京戏中充满了儒家思想（主要是宋明理学思想，忠孝仁义，三从四德）和道德说教，它的所谓“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揉作一 团，扯不开，撕不断，理不清。京剧由诸多才华横益的艺术家呕心沥血经营，成为封建文化集大成的一门艺术。京戏是封建王朝灭亡前后的一片焰火，是中国灿烂的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是《芙蓉诔》，是《葬花词》，是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挽歌。
十二　潘杨事件
    1955年4月和5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潘汉年、杨帆事件”，二是“胡风事件”。这是两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又是与文化艺术界紧密相关的事件。
    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告诉父亲：汉年被抓了！
    1937年，父亲和叶浅予等人组织抗日漫画宣传队到南京，潘梓年也在南京，他找到父亲，说他要办《新华日报》，请父亲做美术编辑。潘家兄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父亲当时没有答应，继续漫画宣传。撤退到武汉后，父亲对国民党那一套越来越不满意，恰好《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父亲就去了，从此参加革命。解放后潘梓年没有当官而是做学问，他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所长。
    关于潘汉年的被捕，潘梓年是这样告诉父亲的：
    “汉年从上海来，住北京饭店。我到他的房间，衣服在沙发上，人不见了。后来知道是罗瑞卿亲自带人抓的。”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可见案情的重大。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捕了。潘汉年是中共做统战工作和敌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的被捕使许多人深感不安。
    事情过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找父亲谈话，要他停止工作，坐在家里写检查。检查什么呢？来人不告诉他。每天下班时候有人到家里来收材料，写多少交多少。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除了家里人，不许和外人见面。
    父亲知道这事情同潘汉年有关，也同杨帆有关。1940年从仰光到香港，父亲找的联系人是潘汉年，从上海到新四军，也由潘汉年安排。在新四军三师，文化村的 村长就是杨帆，父亲在那里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杨帆。1943年日伪军扫荡期间，组织上安排父亲回上海打埋伏，联系人还是潘汉年。但是父亲到上海后没有找到潘汉年。父亲住在爷爷那里，在剧作家柯灵的怂恿下写了一个剧本《妻》，并在卡尔登剧院演出。父亲虽然用的是化名，还是被潘汉年猜中了。潘汉年顺着这条线索找到父亲，告诉他不能再写戏，危险。一年后从上海回新四军，潘汉年亲自安排护送父亲的交通员。父亲认为这些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潘汉年早年在上海做文化工 作，外号叫“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二流堂”的人物大多同他相识。“左翼文化联盟”成立之初，正是潘汉年找鲁迅先生谈，使他接受了“左翼”的牌子。
    父亲的检查写了几十万字，父亲说，“比一部长篇小说还要长。”半年之后，“软禁”解除了。
    唐瑜与“小开”关系最密切，他在共产党内职位低，“潘杨事件”并没有牵连他。
    1963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念高中。经过“反右运动”，全家都已离开北京，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生活费是由唐叔叔提供的，我每个月到他家取30元。开始是40元，唐叔叔对父亲说，小孩子不能给太多，改作30元。本来唐叔叔打算送给父亲一笔钱，以解我家经济的拮据。但是他转念一想，送钱给“右派分子”不妥当，于是他叫父亲为幻灯片写说明词，幻灯片来自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来自稿费。
    唐叔叔的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又从府右街搬到八面槽。这一年春天，我到唐叔叔家。唐叔叔的太太李德秀阿姨说：
    “小胡，你在这里吃饭吧，还有潘叔叔，董阿姨。”
    是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潘汉年夫妇是从西郊过来的，他们在一家农场劳动，算是假释，行动有了一些自由。这一天潘汉年在农场钓了几条鱼，拿到唐瑜家。潘汉年听 说我是胡考的儿子，问了几句话。他显得瘦弱，衣衫破旧。唐瑜家进门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夏天，餐桌摆在廊子下面。我们吃面条和小菜，没有吃潘汉年钓的鱼。潘汉年夫妇一个月进城一两次，只到唐瑜这里，这里是唯一带给他们快乐的家园。唐瑜的侠肝义胆由此可见。
    父亲早对我提起过潘汉年，我虽小，知道许多大人的事情。我们父子间无话不谈，就像朋友那样。父亲是这样说到潘汉年的：
    “潘汉年被抓是因为去见了汪精卫。他自己敢去见汪精卫吗？是毛主席叫他去的。”
    1943年，潘汉年通过李士群在南京与汪精卫见面。1954年，狱中有人揭发此事，使潘汉年颇觉不安。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交给陈毅。率性的陈毅元帅亲自把报告交给毛泽东，以为可以了结此事。谁知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逮捕潘汉年。潘汉年在被捕8年之后，于1963年被最高法院判刑15年，罪名是叛变投敌。董慧是香港富豪家的千金，难为他跟了潘汉年，半辈子受苦。文化大革命两夫妇被投入秦城监狱，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1977 年潘汉年死于湖南茶陵农场。死前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四人帮”已垮台，他曾上书要求平反，没有回音。他的骨灰葬在长沙火葬场的墓地，写了他在敌后工作时的化名：“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两年后董慧去世，他们没有孩子，来去空空。
十三　画家变成作家
    父亲的倒霉不是从潘杨事件开始的。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父亲的油画就受到批判。那一次他带几十张油画到北京，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油画是解放战争中画的，因李一氓的帮助，买来一批油画工具。花了几年时间，在撤退和“跑反”中画了这些画，皆为小幅画作，最大的不到一米，题材是山东农村的静物：一只水罐和和几只水碗、一件老羊皮袄、蓝印花布围裙和绣花鞋，等等，皆为农家日常用品。在农舍幽暗的光线下，这些画画得很辛苦，父亲累得患了肺炎，两个月高烧不退。在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父亲的油画太不合时宜了！美术界头号批评家王朝闻写了文章，给父亲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显然，王朝闻的看法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表现形式也只有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切东西必须摈弃！在那个时代，许多极端的观念，荒谬的思想，被当作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东西不容置疑。胡考显得另类，他是有个性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家，他始终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符 合创作规律。父亲羡慕西方画家，比如在巴黎，画家想画什么题材都可以，如果画人物，什么样的模特儿都能雇得到，只要你花钱。父亲的想法很平常，而在当年，这是大逆不道。
    从北京回到济南，中共山东分局认为胡考给他们丢了脸，不分配工作。到了上海还是不分配工作，直到廖承志点名用他。《人民画报》的创办，胡考是主要人物，但是他的名份只能是副总编辑，朱丹任总编辑，不管事。
    1952年，胡考在《人民画报》的中缝发表了一张漫画，题目是“纸老虎”，画中三个人物骑在一只烧着的纸老虎身上，麦克阿瑟、杜鲁门、杜勒斯，这是一张彩色水粉漫画，其中有法国画家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这张漫画是演绎毛泽东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值朝鲜战争，这张画是为政治服务了。
    一次在中宣部开会，胡乔木打开这张漫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父亲说话：
    “漫画也有这样的画法吗？”
    胡乔木并没有批评的意思，他是在思考。
    不久，美国最大的发行数百万份的《生活》画报转载了父亲的漫画。这一回王朝闻又来劲了：帝国主义的画报欣赏你胡考呀！老虎身上烧糊的纸画得如此逼真，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王朝闻是胡考在延安鲁艺的同事，他们的窑洞相邻，每天见面。王朝闻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自命的。
    父亲虽然没有搞过抽象艺术，但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是有所了解的，是欣赏的。张仃访问德国，带回来一些弗美尔和毕加索的画送给父亲，德国的铜版印刷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些画的确精美。张仃知道父亲最喜欢的古典画家是弗美尔，最喜欢的现代画家是毕加索。父亲说，毕加索在美术史的地位超过意大利三杰。但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现代主义被隔绝和封杀，中国人除了看到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那只“和平鸽”，看不到任何西方现代派作品。五朝闻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点现代表现形式的尝试，他所鼓励的就是王式廓《血衣》那样的作品。
    王朝闻的批判文章大大打击了父亲的创作情绪，父亲的话，“情绪坏透了”！
    潘杨事件以后，中宣部给画报社派来一个主编，叫李千峰。父亲不大愿意管事，李千峰也算通情达理，胡考此时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上不上班都可以。父亲画画不成，改写小说。他从小对文学有兴趣，延安时代没有条件画画，父亲搞了个名堂，叫“演讲文学”，即文学的口语化，他的作品《陈二石头》一时闻名于延安。几年后在上海写过话剧《妻》并公演。父亲在延安另有一个名声，即他是“延安八怪”之一，与萧军、李又然等为伍。
    父亲用半年时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行军纪事》。小说写的是1945年双十协定后撤出八个解放区，一家印刷厂如何撤退的故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随后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连队里那些出身贫苦目不识丁的普通战士，在作者笔下呼之欲出。
父亲的小说很快受到好评。老朋友丁玲最为激动，陈明告诉父亲：
    “丁玲看完《行军纪事》大哭一场。”
    桑狐想把小说搬上银幕，于是天马电影制片厂请胡考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父亲情绪上来了，上午写小说，下午画水墨画，每天可得四五千字。这样，第三部长篇小说脱稿了，书名《机关生活》，写北京一个政府机关。这个机关的原型是唐克的石油工业管理局。唐克在苏北是县委书记，同父亲母亲是朋友。解放后他搞石油工业，是北长街的常客，他所讲述的故事成为父亲小说的题材。
    父亲为什么画水墨画呢？画水墨画不如画油画累，得胃溃疡后，吃饭的问题变麻烦了，又怕冷，冬天把炉子烧得通红，屋子里只能穿单衣。再说水墨画是闲情逸志，不会受到政治批判。还有，回归传统是中国文人的规律，很多写新诗的到了晚年回到旧体诗，搞西洋建筑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古建筑，画西画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画。这是灿烂的中国文化本身蕴有的强大向心力。
十四　丁玲
    丁玲的家在东四附近，记不得哪条胡同了，也是一个四合院。她是一个胖胖的女人，满面红光，威风八面。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对父亲说：
　　“刚从黄山下来，正在涂鸦，啊，啊，老师来了！”
　　丁玲在画水墨画，美丽的黄山变成乌黑的一个大墨团。父亲哼哈了一气，似乎不愿意收这个学生。瘦小的陈明在一边像个BOY，任他的太太颐指气使。陈明写的电影《六号门》在全国上映，正走红呢。
　　第二次是春节，到丁玲家吃饭，在院子里放礼花。礼花是一尺高的泥娃娃，引信儿在泥娃娃头顶上，窜出的礼花只有一人高。丁玲阿姨给我十块钱，算是压岁钱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
　　那是丁玲最风光的年月，阔气得很。丁玲小声对父亲说：
　　“我一个月要一千块开销。”
　　真不得了！这样的花销普通人难以想象。诗人艾青与妻子离婚，闹得沸沸扬扬。他娶了新妇高瑛，在东单附近买下一个四合院，只花了8000元！艾青的儿子艾端午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方面大耳，同他爸爸一般无二，不得不承受家庭破裂之苦。 在作家当中，只有两个人不领工资，巴金和丁玲，这是天底下少有的豪迈。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旧作再版的稿费；丁玲除了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说“一本书主义”名利双收，绝不为过。青年作家刘绍棠最信奉丁玲的“主义”，他在打成右派前的稿费收入达到两万元，于是他学艾青买了一个院子。刘绍棠牛逼大了！
　　父亲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他们很投机。父亲对我说：
　　“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
　　想来丁玲在父亲面前是聪明的作家，见多识广的大姐，平起平坐的朋友。
　　在其它场合丁玲就太狂了，收不住了。丁玲这样的心态害了她。她以为她和周扬拍桌子，毛泽东也会向着她！她是大大地错了。周扬搞出一个“丁陈反党集团”，抓住丁玲曾经被捕的经历大做文章，必欲置丁玲于死地而后快。“反右运动”前有“高 饶反党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亲自搞的，别人谁也不敢这样搞。可是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敢。搞掉丁玲后最牛逼的是周扬了。
　　丁玲和陈企霞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用上海话说，“不搭界（读 ga)”，就像“章罗联盟”，莫须有。陈企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和丁玲从不来往。陈企霞到北长街来过，沙发不坐，非要坐在板凳上，缩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丁玲的豪爽洒脱与陈企霞的阴冷委琐恰成鲜明的对比。
　　父亲同丁玲相识于1938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工作一段后，想去延安，和潘梓年谈了，潘梓年表示支持。离开武汉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丁玲。丁玲在西安搞“战地服务团”，他们一见如故。
　　延安时期他们多有往来。丁玲是“文协”的负责人，而父亲在“鲁艺”美术系任教。 丁玲名气大，她在毛泽东那里有面子。毛泽东有诗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将军！”一天晚上，丁玲约胡考到毛泽东那里坐坐，他们没有预约径直前往枣园， 向门外的卫兵通报一下。进去后只有毛泽东和陈伯达两位，毛很客气，用香烟招待胡考。坐下来聊天，毛泽东滔滔不绝。胡考没有多说话，只问了一个问题：语言有没有阶级性？毛想了想，说有。聊了一个多钟头，他们起身告辞，毛泽东手持蜡烛送至门外。
　　父亲有一首词赠丁玲：
　　　　延水堤畔三两柳，明月共相守。絮语话秋凉，烛短夜长，蜡堕三分厚。　　
东山那番分离后，零落天涯走。万里故人情，长随君心试按君心口。（《醉花荫》）
　　这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词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今天是无法考证了。
　　父亲在延安呆了两年，离开了，躲过延安整风运动。丁玲赶上了，她的《三八节有感》成了批判的靶子。萧军和李又然被抓起来整了很长时间。还有王实味，他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有感》并列为最大的靶子，王实味最后把命送掉了。李锐在 《王实味冤案》一文的序言中说：“当时有个说法，‘特务如麻’。延安吃公粮的五万人中，竟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
　　《三八节有感》是真实的丁玲，同《莎菲女士日记》一样真实。当周扬说服毛泽东必须搞掉丁玲的时候，他拿出《有感》，说明丁玲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一箭中的。
　　在她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真实的丁玲和异化的丁玲交替出现。50年代的“狂”是异化，80年代的“左”也是异化。在丁玲晚年，她认为自己吃过的苦证明她一贯正确，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作家。
　　1978年，父亲从唐山回到北京，住在和平里一处临时房子里。一天下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外站一个老太婆，白发苍苍，衣衫褴褛，双目无光，头上緾一条沾满灰土的棉线头巾，完全是农村老太婆的样子。我用两秒钟认出丁玲阿姨和她身后的陈明叔叔。
　　父亲和丁玲在离别20年后重逢，百感交集。
　　金河告诉我，80年代他代表辽宁作家协会在大连棒垂岛招待丁玲，席间有人说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嘘感叹。丁玲却圆睁双眼，陡然变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猪吗？”
　　一座皆惊。
今人物志（胡考作于30年代）
十五　足球与围棋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踢足球，受到父亲的鼓励。
    父亲小时候踢里弄足球，也在教会学校里踢足球。父亲的一个表弟叫张荣浩，是父亲舅舅的孩子，踢过上海队和空军队，喜欢带我一起踢球。张荣浩的哥哥张水浩和李惠堂踢过球，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守门员，第一次访问欧洲的国脚。张荣浩表叔豹头环眼，长相颇似海派武生盖叫天，在球场上威风八面。他是天津机场的机械师，有一次，他到北京西郊机场接飞机，把我接到天津玩。第一次坐飞机，苏联的伊尔16型，飞半个小时到天津。我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开飞机的姓潘，表叔说他曾打开拉萨航线。
    父亲喜欢讲球王李惠堂的故事。李惠堂是广东人，当年在上海滩的名气就像今天的姚明。姚明靠的是身高，李惠堂靠的是技艺。李惠堂在球场上不跑，走着踢，队友把球传到他脚下，不管何种来球，是高是低，他都可以射进门，有百步穿杨之神功。李惠堂又有“卧射”的独门绝技，球来之前李惠堂突然倒地，躺在地上射门，叫 人无法防守。想象不出这样的绝技是何种姿态，观者是何种享受。
    我小学三年级进先农坛体校，体校和育才小学一墙之隔。我的启蒙教练叫孙洪年，50多岁，国家级裁判。在孙老师的足球班里，我是最出色的。体校在先农坛外场训练，国家队在内场训练。我们训练完就到内场看国家队。国家队的教练是陈成达，是和张水浩一批的上海球员。国家队的队员有史万春、张俊秀、张宏根、方纫秋、丛者余、年维泗等。有一次，年维泗受伤坐在场边，看见我和一个同伴，招手叫我们过去。我们用足球摆了两个小门，二对一，踢了二十几分钟，结果二比二。
    父亲和我一起在先农坛看过两场球，是国内比赛。父亲看过匈牙利国家队，没有带我。父亲的支持再就是买球鞋，踢球穿的胶鞋一个多月就破了，很费。有一个暑假，我们育才小学和福长街小学比赛，在先农坛外场的小型场地进行宣武区少年比赛，场地铺了绿油油的草坪。这一场比赛太美了，我是中锋，打了个七比一，七个球是我一个人打进的！
    到了小学高年级，学校怕影响学习，把通向先农坛体育场的大门锁上，上体校只能从学校正门出去，绕一个大圈子，绕到天桥商场那头，有四五里路。我们只好爬墙头，多次被老师捉住。后来在我们的抗争下，通向体育场的大门重新打开。
    我上初中也在育才，学校增设至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校名改为育才学校。初一那年，孙老师想叫我去北京少年队，也就是北京三队，等于停止学业进专业队。孙老师要到我家去找母亲商量。那时母亲打成右派下乡了，不在北京。
    我没有去专业队，还是愿意上学，但是足球始终跟随着我。上大学后，我是清华足球队队员，也是北京高校代表队队员。1966年我们准备暑期到西安参加全国十城市高校足球赛。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唐山，他在信中说，要去西安看我的比赛，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父亲喜欢听我讲球场上的事情，他从小叫我两只脚踢球，所以我的左脚和右脚一样好。父亲对足球有独特的看法，比如他说：
    “足球是难度最高的运动。几乎所有球类运动都用手，只有足球用脚。”
　　这说法很有意思。马拉多纳出来后，父亲说：
　　“球王必是年少成名。马拉多纳十五六岁成名，他总是面对世界一流的防守球员，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终成大器。”
　　再说围棋，这就要说到祖父。
　　1950年我们全家从上海迁至北京，第二年，祖父在上海逝世，年仅60岁。父亲为此跌足叹息，他说如果没有离开上海，祖父不会去世。祖父患肺结核，当时已有特效药雷米锋，父亲会让祖父使用它。
　　祖父胡允昌是中学教员，又是沪上围棋高手。像祖父的围棋水平，上海滩只有三五个人，是准国手的水平。民国后围棋第一高手是顾水如，祖父和顾水如一起在霞飞路开了一个围棋馆。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一楼是棋室，二楼是顾水如家，三楼是祖父家。祖父在教会学校教授英文，月薪120块大洋。一块大洋买五斤猪肉，三块大洋买一袋白面，120块大洋是相当可观的收入。祖父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养活三四个余姚乡下来的穷亲戚，什么小厨子、小裁缝。所以说祖父开围棋馆不是为了生计，而是出于兴趣。
　　祖父的围棋颇有德名，从来不下“彩盘”。有一天，棋馆来了两个日本人，点名胡先生下棋，拿出30块大洋摆在桌上。祖父连胜两局，把钱向前一推说，请先生们把钱拿回去吧。
　　段琪瑞当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祖父曾到北平教了一年书。为什么来北平？还是因为围棋。段琪瑞是天字第一号围棋迷，他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段公馆总是高朋满座，天下的围棋高手都聚集到北平。
　　祖父也来了，有朋友介绍，可以一边教书一边下棋。段执政一下台，棋手们也就风流云散了。
　　祖父回到上海，对父亲说：
　　“有个小孩11岁，是个天才，我已经下不过他了。”
　　这个小孩叫吴清源，福建人，出身没落官宦之家。段琪瑞把他接到公馆，每月给他 200块大洋。吴清源孩提时代便担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段琪瑞的棋很臭，却自命天下一流，因为高手们同他下棋都让份儿，赢两盘输一盘，顾水如也是如此。吴 清源小孩子家不懂这一套，一盘不让。段琪瑞想不明白，只是更夸奖吴清源。段琪瑞下野后寓居上海，祖父仍同他下棋，仍是他的棋友。
　　20世纪对围棋事业最有贡献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是段琪瑞，一个是陈毅。
　　陈毅也是个棋迷，知道胡允昌的名字。1942年父亲从香港到苏北，到新四军军部报到。陈毅将军见到父亲说：
　　“你是胡允昌的儿子吗？我们下盘棋吧。”
　　陈将军急于下棋的样子实在可爱。父亲棋术不高，陈将军棋术也不高，半斤对八两。陈将军穿一件黑皮夹克，父亲注意到两个肘部磨白了，想必是下棋下的。
　　前面说到唐克，他也是苏北的干部。80年代我曾随母亲到唐克在什刹海的家，那时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他家的客厅里有一个专用围棋桌，唐克说是日本棋院送的，日本人同时送他一个名誉段位。母亲告诉我，唐克下围棋是在新四军学的，陈毅元帅培养了一批围棋迷。
　　父亲没有教我下围棋，我上大学后才学会。到了60年代，家里还有两副祖父留下的棋子，手工磨制的“云子”，红木盒子。现在所谓“云子”是把石头熔化后滴出来的，比当年的“云子”差多了。后来两副棋子被我的小叔拿去卖了，那时候卖不上几个钱。
十六　反右运动

    丁聪和沈峻在大同酒家的结婚酒席，是“二流堂”人马最齐全的一次，“夏公”升帐，“众将”听令，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所谓“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从这以后，“二流堂”走下坡路了。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是宋之的、盛家伦几个月内先后去世。宋之的是剧作家，抗战时他的《雾重庆》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名噪一时。他目光炯炯，面如冠玉，谈笑风生。他的太太王苹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第一个女导演。父亲曾这样说到宋之的：
    “同样是北方人，有的人学得会享受，有的人学不会。宋之的什么好东西都会吃，张仃呢，只会吃猪肉炖粉条。他还有个习惯，晚上九点就要上床！”
    张仃因为这样两个原因，不大参加“二流堂”的活动。张仃是辽宁黑山人，宋之的是河北丰南人，因癌症死在盛年之时。盛家伦也是癌症，独身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害了他。他们死后第二年，“反右运动”来了。父亲说：
    “这两个人不死，一定会打成右派的。”
    艺术家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是要表现的，他们在商量一件事：办一个同仁刊物，刊名“万象”。刊物的宗旨我不知道，在形式上，丁聪提出装订后的刊物不要用刀切，留下毛边，独具一格。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中国党完全支持赫鲁晓夫的军事介入，周恩来总理也乘苏军坦克进了布达佩斯。中央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而再论，自由化的思潮受到遏制，同仁刊物办不成了。
　　作家协会和文联开始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父亲称病请假,不参加批判大会，最后几场不得已参加了。为此，父亲和母亲发生争吵。母亲在周扬那里很得宠，她站在党的化身周扬一边，而不是站在丁玲一边。晚上我睡在自己房间，听见客厅里激烈的争吵，一直吵到半夜。我听不懂他们吵什么，知道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家庭琐事。
　　不管怎么说，建国初期直到1957年，是我家幸福安康的日子，对于其它艺术家来说，也是“白银时代”。我家的存款超过两万元，《行军纪事》的电影虽然没有开机，因为是预约，天马电影厂支付了稿费。《机关生活》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打出清样，同样预支了稿费。有一次父亲在北京饭店请三位朋友吃饭，其中有好事者打了许多电话，“胡考在北京饭店请客”，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父亲哈哈大笑， 任这帮饕餮之徒狂撮一顿。父亲说，请客吃饭是朋友交往，是玩，他从来没有为了办某件事情请人吃饭。
　　但是，反右运动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有很多专家做过分析和描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学 同学丁抒先生著有《阳谋》一书，深刻揭示了这段历史。这一年真是春光明媚，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天空中弥漫着自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最和谐的政治空气，从民主党派到全国的知识界，到处是灿烂的阳光。到了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
　　《新观察》的问题，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前面提到的黄沙的采访文章：《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为北大的右派学生洗刷；另一篇是关于费孝通、钱伟长等的所谓“六教授会议”的文章。母亲被划为右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周扬的红人，于是有周扬“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在“新闻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编辑”一共五个人当中，杨刚自杀，蒲熙修、彭子冈、戈扬划为右派，只有韦君宜跑到周 扬那儿哭了一场，幸免于难。
　　父亲没有参加鸣放，他不上班，对政治运动没有兴趣。根据胡考一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打成右派是理所当然的。戈扬都是右派，胡考跑得了吗？文艺界像丁玲、艾青、陈企霞、江丰、胡考、戈扬这些人，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划定的。最后的结论中，父亲有一句言论，不是在鸣放会上说的，而是私下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也会上街的。”
　　1958年春天，我家从北长街迁出，迁至和平里的作家协会宿舍。50年代的和平里没有多少房子，在菜地上修建了一些两三层的普通公寓。母亲领我去看的，在一层给了三间，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我们搬了家，她就下乡去了，化名“高南”，父亲给她写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母亲降了三级，从行政11级降至14级；父亲降了四级，从文艺三级降至七级，当然还有开除出党。父亲的小说《机关生活》不能出版了，电影《行军纪事》也不能拍了。父亲没有下乡，他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劳动。阿英的大儿子钱小惠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他为父亲联系了这家工 厂，并得到外文局的同意。《人民画报》的上级单位是国务院外文局，它的任务主要是对外宣传。在文艺界的右派中，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江丰待遇最好，他下放在东郊农场，在十间房附近，每个周末可以回到城里的家。作家协会右派的下放地点是河北省的逐鹿县，远古时代黄帝与嗤尤大战于逐鹿，这里又有丁玲写过的桑乾河流过。丁玲没有回到桑乾河，她和艾青两个人被王震将军接走了，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去了新疆。
　　“二流堂”的人物纷纷落马，吴祖光、黄苗子、胡考、丁聪、戴浩、龚志芳划为右派。反右运动并没有把“二流堂”拿来批判，但是这些艺术家的自由化思想和作风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父亲在长辛店劳动了一年，心情还不错。他做钳工，有一回做了一只小卡尺拿回家， 老钳工说达到5级工水平。工厂里还有几个工人画家跟他学画，画的都是小人书。父亲每个星期六下午从长辛店回到城里，我从育才学校到前门公共汽车站等他，到前门外吃饭，到大栅栏逛一逛，每个星期都是如此。1959年夏初的一天，我在前门车站等了三个小时，没有等到父亲。回到和平里，晚上很晚父亲才回来，他对我说：
　　“我要去北大荒了。”
十七　聋叔叔
    党和国家机关的右派，劳动改造的地点就是北大荒。丁聪、吴祖光、黄苗子早就去了北大荒，外文局考虑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同意他留在北京，可是被上面追查下来，只好遣送他。
    父亲为此颇伤脑筋，除了胃病，他非常怕冷，北大荒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怎么过冬呢？他找来一个跟他学过油画的学生，名叫郑威，黑龙江人，问他北大荒的风土人情，要准备哪些东西。父亲出于恐惧感花六七千元买来一堆毛皮衣服，这些衣服到了北大荒全成了废物。画报社的几个人送他到火车站，一个朋友悄悄对他说：
    “这不是流放吗？”
    父亲恍然大悟。
　　父亲走了，家里剩下四个孩子和一个保姆。保姆叫王伏珍，湖南湘潭人，三十几岁，到我家四年多，是来带小妹妹的。我上初一，住在学校，每周六回来。账由我管，其它事阿姨管。
　　父亲母亲走了以后，亲戚和父母的朋友就来关心我们。我有五个姑姑和一个叔叔，祖父去世以后，奶奶带六个孩子到北京找父亲。奶奶是父亲的继母，只比父亲大六岁，带来六个孩子，最大的大姑18岁，最小的小叔7岁，只比我大一岁。父亲于是着手安排，先把奶奶送进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画得一手工笔花鸟画，却从来没有上过班，现在只好上班。父亲又给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写了一封信，把大姑送进人大哲学系上学。二姑呢，当兵到朝鲜。过了两年，三姑在宣武区当了干部，四姑到义利食品公司当工人，父亲每月补贴奶奶几十块钱，问题解决了。
　　父亲去北大荒的这一年，北京只有奶奶和大姑、三姑。二姑嫁了个志愿军战友是黑龙江人，到佳木斯定居了。四姑嫁给义利食品厂的工友，也是一个转业兵，是湖北的农民，他们一同到湖北乡下去了。五姑到安徽上中国科技大学，小叔叔呢，上初中时候偷东西，送到北大荒的少年教养所。他是奶奶惯坏的，就一个儿子呀！
　　除了大姑三姑来看我们，亲戚中就是表叔张荣浩了。表叔有时从天津过来，带些吃的用的。有一次他来踢球，民航局内部比赛，把我领到球场上看。表叔40多岁，踢上球就有了精气神。他看过李惠堂的球，也喜欢讲球王的故事。表叔住在另一个城市，为什么总是赶过来？后来我知道，父亲去北大荒之前，给表叔寄了一些钱，这样安排的。
　　父亲的朋友中，经常来看我们的是聋叔叔。
　　聋叔叔叫陆志庠，他比父亲大两岁，我们叫叔叔不叫伯伯，反正叫什么他也听不见。 他和父亲从小认识，他11岁时候因为吃药不当聋了，可是他凭借天分和意志力自学成为画家。他这个聋人聋而不哑，会说上海土话，几十年过去，他说的上海土话 上海人也听不懂。丁聪听懂一半，只有父亲一个人能完全听懂陆志庠的话，父亲凭口型同他说话，他也能听懂父亲的哑语，他们两个人可以说说笑笑十几分钟。父亲是这样评价他的：
　　“聋叔叔素描有功夫，他的画比张乐平、小丁都要好。”
　　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得到陆志庠40年代的作品《苏州河码头》、《踏车夫》，确实很棒。
　　解放后聋叔叔从上海到北京找父亲，40多岁，孤身一人，生活无着。父亲安排他在 《人民画报》社上班。母亲通过《新观察》的某位编辑给聋叔叔介绍了一个对象，西四医院的大夫，三十多岁，相貌平常，文质彬彬，是一个健全人。聋叔叔结婚，在我家院子的东南角开一个房间，张灯结彩。可是他们结婚以后经常吵架，聋叔叔酗酒闹事，大声喊叫，他的太太就到我家来哭。聋叔叔膀大腰圆，蓄唇须，瞪起眼珠很吓人。后来他们搬到白塔寺的一个大杂院，母亲领我去过。聋叔叔的太太见到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和聋人一起生活，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聋叔叔在画报社总是发脾气，他这个残疾人与同事难相处，没办法，母亲将他调到《新观察》做美术编辑，算安定下来。聋叔叔和太太没有孩子。
　　父亲母亲离开北京，聋叔叔到和平里看我们。我用写字的办法和他交流，他在孩子们面前是不会发脾气的，他是那样地慈祥，充满了爱意。他领我到前门外吃“老正兴”，又领我到西四吃“沙锅居”。每次吃饭他要喝点老酒——上海人白酒黄酒统统称老酒。父亲滴酒不沾，我们家没有酒，聋叔叔看见一瓶存放多年的医用酒精，就倒出来喝，伸出大拇指说“好，好”，总算找到“陈年老酒”。一次他在纸上写 “十三陵”，于是我们爷儿俩到德胜门乘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去十三陵。穿过石人石马的通道，我看见景区冷冷清清，我们在永乐皇帝的长陵转来转去，竟然没有碰到一个游人。
　　《新观察》停刊了，《新观察》的人由作家协会安排，聋叔叔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美术编辑。一次他在和平里看到父亲从北大荒寄回的家书，流下了眼泪。
十八　董家坊
　　1959年夏天，母亲来信叫我带弟弟妹妹去乡下，即母亲下放劳动的地方，河北省诼鹿县董家坊公社。我14岁，妹妹11岁，弟弟8岁，我们三个按母亲信上的指示，早上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乘京张铁路的火车到下花园。第一次带弟弟妹妹远行，兴奋和好奇的心情陪伴着我们的旅程。这条古老的铁路是詹天佑设计的，火车穿过居庸关峡谷，绕过官厅水库，中午时分到下花园站。下车后我看见桑乾河和洋河，河水奔腾澎湃，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为永定河。可是开往董家坊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开走了，我们只好步行30里路。翻过两座山，弟弟走不动了，我把弟弟放在农民的马车上，我和妹妹跟在马车后面。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快天黑时候到董家坊，母亲等在村子口。
　　母亲劳动的地方是董家坊水沟村，劳动一年，调回公社做宣传工作。为了迎接孩子们，她搬进两间大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院子里种了许多花，是恬静的农家小院。诗人吕剑住邻居，他是在《诗刊》社划右派的。他用宣纸写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庆贺母亲乔迁之喜，落款“老吕录老杜”，挂在墙上。吕诗人个子不高，没有几根头发，十分风趣。母亲写了一首诗：
　　　　玉米亭亭立，
　　　　翠叶舞东风。
　　　　山药丛丛起，
　　　　遍地绿芙蓉。
　　多么美好的农村！多么美好的田野，一派丰收景象！母亲的心情好极了，她认为自己只是犯了一点点错误，很快会摘掉右派帽子，甚至可以重新入党，回到工作岗位上。公社干部送来鸡、肉和蔬菜，他们带来乡情，也带来对于丰收的渴望。如果不是 “大跃进”，如果不是这年秋天的“大炼钢铁”，老百姓的日子该有多好！
　　母亲带我们去水沟村，那是个美丽的山村，果园建在山沟里，泉水叮咚，果子挂满枝头。我们在母亲的房东家吃农家饭。在新四军时代，母亲学会同老百姓打交道，她是热心肠的人，非常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受委屈，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穷。在水沟村，她三天两头买些日用品送到贫困户家中。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她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称赞。
　　这里是太行山的北端，冀东北的贫困山区，主要经济作物是板栗。粮食作物是小米、玉米、莜麦。我和弟弟妹妹种菜、磨豆腐、养兔子、骑毛驴、赶集，在乡下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母亲在董家坊一年，调到涿鹿县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这时候丰台到沙城的铁路开通了，不用走居庸关，时间缩短了一半。再去逐鹿，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感受到“反右运动”带给家庭的压力。一次县委书记王纯当着我的面训斥母亲，我很生气，心想：你一个小小的县官，算什么东西！其实王纯对母亲很照顾，文化大革命他有“招降纳叛”的罪名，那时候母亲已离开逐鹿。母亲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一天夜里突发胃痉挛，痛得不得了，熬到天蒙蒙亮，叫我去找刘大海。刘大海是宣传部的，他是河北的年轻诗人也是年轻右派，他住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我找到刘叔叔， 他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原来河北人是光着屁股睡觉的。刘大海找来大夫给母亲打针，这才好了。
　　县委宣传部有一个30多岁的女人特别喜欢我，她看了我写给母亲的信，感动极了，哭了一晚上。我的信无非是写安慰母亲的话，为几个孩子报平安，那女人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懂事呀？信写得多么好呀！读了多少古今名著，也没这样哭过！
　　在学校里我也感受到家庭变故的压力。一次，班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闹着玩，比比划划要打架的样子。我在一边起哄，说：“强奸她！强奸她！”这下闯了大祸，女生哭着去找老师。“强奸”这个词是从书上看来的，我不能完全弄清它的含义，但是我知道这是极恶毒的话。我犯了大错，后悔不迭。
　　班主任老师是40多岁的女人，说话轻声慢语。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胡，你是 班上最好的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前三名，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今天的事情太不应该啦！你的父母划成右派，这事情将来对你影响很大，你要更加懂事才对。老师的话使我好几天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毕竟才上初一，我能像大人一样懂事，也能像孩子一样不懂事。
　　回到家我要管束弟弟妹妹。弟弟不听话，阿姨向我告状。我很生气，我是一家之主嘛！我对弟弟说：你犯了大错，我要把你送到少年管教所！我于是“押送”弟弟去少管所，少管所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从家向西走，走过和平里小街，走到地坛东门。那时候地坛有残破的城墙，我突然跑到城墙上，拣起一根木棍对着弟弟大喊：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我装大人装够了，和弟弟玩起游戏。
十九　大饥荒
    从1958年到1959年，育才学校搞了三项活动：“除四害”、“创高产”、“大炼钢铁”，搞得热火朝天。
　　58年的春天，全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消灭麻雀大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育才学校也不例外。将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即为愚蠢之事，全市大战麻雀更为愚蠢之举。消灭麻雀的办法除了诱捕、毒杀之外，就是全民动员驱赶麻雀，使麻雀无落脚之地，疲惫而亡。可是育才学校太大，学生们很难把守如此大的地盘，只好把福长街街道的居民动员来。高年级的学生和青壮居民爬到屋顶上，挥舞小旗，其它人分布在操场、道路和树林中，老师则击鼓敲锣，麻雀飞来，大人孩子齐声呐喊。又在祭坛的草丛中扎了许多草人，以张声势。大闹了三天之后，北京城里确实没有麻雀了。
　　58年的夏天，媒体最多的新闻便是夏粮不断刷新的高产纪录，小麦亩产从数千斤攀升至数万斤十数万斤，报上登出河北徐水县小女孩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全国人民豪气冲天。秋天，学校停课种麦子，在大祭坛的南边划出两亩地，掘地三米，浇一层大粪，回填一层土，再浇大粪再填土，如此将大坑填平，然后播下几百斤种子。不久长出麦苗，密不透风，于是弄来几十台吹风机昼夜吹风。结果呢？颗粒无收。这里是先农坛呀，我们的先农在天有灵，不知是哭还是笑啊！
　　到了59年，“三面红旗”正式出台，“十五年超英赶美”，“气死约翰牛”，这一年的经济狂热相当于1966年的政治狂热。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有句：“撕片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这个农民形象就是“大跃进”的写照，中国人已无所不能。秋天，学校在大殿北侧开始了炼钢，在丁香树林里挖出一个个小炉子，把废铁投入，以期烧熔后变成钢。
　　有一个星期，我们守在丁香树林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星期六回家，我在有轨电车上呕吐不止。一对中年夫妇扶我下车，把我领到他们家里，给我吃药喝水。我在陌生人家睡到晚上才回家。那时候的民风有许多友爱和温情。
　　这一年的国庆节是“十年大庆”，报纸上并列登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的照片，天安门广场狂欢三天，放焰火和跳集体舞。这三天我都去了，闹腾得不得了。
　　一年之后，一切偃旗息鼓，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说白了就是“大饥荒”来了。
　　第一件事是发粮票。发多少呢？班上有两种标准：老育才生32斤，新育才生30 斤。育才学校从58年开始招收天桥一带普通市民的子弟，打破干部子弟学校的框框。老育才生是从小学升上初中的，都是干部子弟，新育才生是市民子弟，这就造成了不平等。第二件事是吃“代食品”，如野菜、榆钱、树叶和人造食品。孩子们正在生长发育，没有肉没有油没有菜，只靠32斤粮是不够的。第三件事是停止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在宣武区少年队参加北京市少年足球比赛后，不再踢球，先农坛体校也停课了。
　　母亲从涿鹿县调到邻近的怀来县，怀来县的县城叫沙城，在官厅水库边上。沙城的“沙营葡萄”最有名，形状如同新疆的马奶子葡萄。80年代初，沙城建立长城葡萄酒厂，生产出中国第一瓶乾红葡萄酒。但是在大饥荒的年代那里没有葡萄酒，虽然离北京不远，却是穷乡僻壤。母亲回来的次数多了，给我们买“高价饼干”，领我们吃“高级饭馆”。“高价饼干”十块钱一斤，母亲的工资从196元降到 138元，就是不降工资，也买不了几斤饼干。一年前聋叔叔领我到前门外“老正兴”，两菜一汤加一小瓶老酒只花一块五毛钱，一年后的“高级饭馆”，一个普通炒菜15到20元。这样的通货膨胀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发生，可是它发生了。我们到东安市场的一家湖南馆子吃红烧肉，到大同酒家吃古老肉，反正越肥腻越好吃。 大同酒家从东四搬到华侨大厦，华丽的餐具，做工精细的菜肴，统统不见了，人们为买一个菜一块点心排起长队。
　　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许多专家都有研究，饿死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母亲病了，先是腿上浮肿，按下去一个坑，后来是黄胆性肝炎。不管怎么说，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好的，瘦死骆驼比马大。三年大饥荒，全家买吃的买粮票，父亲买毛皮上北大荒，再多的积蓄也经不住花呀。母亲是劳累过度才得了病，她是工作狂， 即使戴着右派帽子，即使做微不足道的工作。母亲得到的回报，就是在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
　　1961年我从育才学校初中毕业。北京市教育局实行“金银质奖章”办法，即初中三年每一门功课的成绩均为5分的学生获得“金质奖章”，每年仅有一门功课成绩为4分其余功课均为5分的学生获得“银质奖章”。获得“金银质奖”的学生保送高中。九年三班有三个孩子具备获得“金质奖章”的条件，两个女生和我。两个女生中有一个叫司马小萌，她爸爸司马文森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写过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司马小萌是我暗恋的女孩，广东人模样，聪明而俏皮。班主任老师宣布我为“金质奖章”获奖者，可是校长颁奖的时候，只给我“银质奖章”，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的101中学是干部子弟高中，也是育才学生向往的学校，我们无一例外报名101中学。可是101中学不要我这个右派子女，我被分配到人民大学附中。他们都去了101中，包括司马小萌。
　　别了，先农坛，我生活了九年的校园！别了，先农坛体校，美丽的绿茵场！
二十　烧了一把火
　　我读小说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读的是贯华堂本《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五年级读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本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接下来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等。当时国内的长篇小说一年只有三五本，所以每一本都读。到了六年级，父亲说：
　　“你该读《红楼梦》了。我九岁的时候，你爷爷叫我读《红楼梦》，他七岁就读了。”
　　家里有很多版本的《红楼梦》，最好的一套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宣纸本，“脂评”的文字套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只印了200套。藏书家阿英没有弄到这部书，打电话向母亲要，母亲只好送给他了。
　　在育才学校，规定有一小时午睡。每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老师来查房，就把书掖在枕头下，装睡。这是一个坏毛病，好在没有近视，却读了不少书。中国现代小说读完了，就读古典小说、外国小说，有什么读什么。我的同学洪平是最好的朋友，也是读书的伙伴。他的父亲是著名导演吴天，拍过《国庆十点钟》等几部电影。我和洪平总是抢书读，他不爱运动，有点像小书呆子，读书比我多。
　　父亲母亲早知道我的兴趣。我给父亲写信，向他述说我想当作家的理想。信寄到“黑龙江省虎林县850农场4分场”，那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的三江平原，又有完达山和原始森林。聂甘弩先生《北荒草》有句：“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他的诗情画意的描写，掩盖了严酷的生活。父亲的信寥寥数语，只是报平安的话，没有谈到我的理想。他自顾不暇。
　　1962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一。人大附中在海淀区黄庄，人民大学北侧。学校的前身叫“工农速成中学”，是人民大学预科，学生大多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登山英雄屈银华是我的校友，他登上珠峰，十个脚趾全部冻掉，用脚后跟走路。那时的人大附中是海淀区的二流学校，如今，我的母校在全北京排名第一。
　　我有一辆自行车，从和平里到黄庄走北三环路，半个多小时。那时候这条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路边都是农田，唯一的建筑物是大钟寺。
　　一部苏联小说完成了我对文学理想的自我设计，这部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写的是二战末期在远东库页岛修建输油管道的故事。作者阿扎耶夫，写完小说只25岁。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对大工业项目有更多了解，更内行，更深入，表现得更自如，阿扎耶夫是我的榜样！我想，我的文理科成绩都不错，将来可以报考文科，也可以报考理工科。我这样想，非常兴奋，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回信说：
　　“只要你努力，总会成功的！”
　　在我逐渐对政治有所了解之后，美好的理想蒙上阴影。57年有许多人因文字而获罪，60年代初又有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家里有一本内部资料，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总之作家难过政治关，对他们只有批判批判再批判。
1962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因为我闯的祸，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我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也许，不是这一把火，母亲不会到东北，我也不会大半辈子生活在东北：也许，不是这一把火，父亲和母亲不会离婚。
　　王伏珍阿姨因为儿子的事回湖南老家，我要安排弟弟妹妹的生活，每天往家跑，洗衣 做饭。大妹妹上北新桥的女二中，弟弟在和平里小学，小妹妹还没上学。这一天我从学校赶回家，小妹妹发烧，我给她吃药，叫她睡下。晚上，我用电熨斗熨裤子，小妹妹哭了。我到床上拍她睡觉，我也睡着了。睡梦中有人砸门，并高声叫喊。我打开里屋门，浓烟扑面而来。我打开外屋门，一股火苗窜起来！我急忙抱起小妹妹向外跑，知道是电熨斗惹了祸。楼上是作家古立高，古立高的母亲80多岁，被浓烟呛了，发现楼下出事。
　　经邻居扑救，避免了一场火灾，只有我家烧得一塌糊涂。我赶紧给母亲写信，信刚刚发出，母亲就回来了。原来周扬得知戈扬的儿子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怀来县委，把母亲叫回北京。
戈扬、丁玲、艾青（摄于1985年）
二十一　最后的Party
    周扬和母亲谈话后，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安波，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是学音乐的，延安时代与王大化合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很有名，他也写诗，刚刚发表了长诗《雷锋颂》。他是那种热情洋溢的人，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打成右派之后，没有一个官员如此对待母亲。
　　周扬找母亲谈话，他说，安波来要干部，你去了辽宁吧，好好工作。母亲说，我可以重新入党吗？周扬说，只要努力，可以。
　　右派重新入党，当时没有先例。但是母亲相信周扬的话，她充满希望。父亲也相信周扬的话，两年后他对我说：
　　“周扬威风大，他可以制定政策，没有先例创造一个先例！”
　　母亲回沙城办调动手续，这时候，父亲从北大荒回来了。父亲老了，人很廋，精神还不错。经过三年“劳改”，居然不再怕冷，胃溃疡也好了。父亲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卖掉一些红木家具，还有些东西分给两个姑姑。我留在北京上高中，弟弟妹妹要等本学期结束转学到沈阳。
　　在准备搬家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唐瑜家聚会，这是57年以后“二流堂”的第一次聚会，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聚会，一代艺术家文化沙龙的终结。
　　唐瑜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因为大饥荒，采用新的AA制，即每家带一个菜。从北大荒回来的人不必带菜。瞿希贤带来“八宝饭”，有几年没有吃到的红豆沙和各种果仁，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八宝饭”。唐瑜拿出精美的法国磁器，大家惊叹这些磁器用了许多年，竟然一个也没有打破。叶浅予蓄着小胡子，穿着背带裤，一副洋派头。他和戴爱莲离婚了，这次带来的是王人美。黄永玉和太太张梅溪也来了，他们的年龄比老“二流堂”小十来岁。当然还有黄苗子和郁风。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童心未泯，像小孩子一样“人来疯”，十分活跃。小丁把刚出生的儿子丢给沈峻，去了北大荒，一去就是四年，这个京戏迷叫太太扮演一回“王宝钏”。事实证明，吴祖光与新凤霞是最完美的结合，在吴祖光打成右派后，新凤霞找到领导说：
　　“既然祖光是右派，我也划个右派吧！”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天唐瑜家灯光暗淡，好像开烛光晚宴似的，空气中有一种凄清和愁怅。
　　从唐瑜家回来，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全套的《三国》、《水浒》、 《西游》、《封神》，原来，唐瑜要父亲为他出版的幻灯片写说明词，用这种办法在经济上帮助父亲。父亲在北大荒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家里的储蓄花光了。实际上父亲写的说明词根本没有用上，但是幻灯处长支付了几千块钱稿费。这以后我每个月到唐叔叔家领取生活费。
　　在北大荒，父亲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大诗人聂甘弩，一个是大法官王淮安。
　　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回家，说：
　　“我到聂甘弩家，他请我吃熊掌。”
　　哪儿来的熊掌？难道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诗人的雅兴和放浪形骸非比寻常，“潭深千 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经历北大荒的磨难之后，聂甘弩70岁了。他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 晚年打成右派，文革关进牢房，真是命运多舛呀！
　　聂甘弩有诗赠胡考：
　　　　霜雪能教胃病松，操劳似把敌巢攻。
　　　　几经春夏秋冬日，一笑东南西北风。
　　　　狼洞难留青面兽，虎林微访白头翁。
　　　　不知新四军连队，与此生涯果异同。
　　诗写得平常，但是写出父亲在艰苦的环境中的从容。诗中写到小说《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当年的父亲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生涯。
　　大法官王淮安打成右派，是在司法部部长助理的职位上。他的儿子叫王小淮，比他要出名。王小淮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花，照片登在所有报纸杂志上，全国人民都认识这孩子。王小淮另有一张照片，他和一个女孩手捧鸽子，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招贴画，贴满大街小巷。
　　王淮安到和平里来看望父亲，他说在北大荒，父亲救了他一命。这件事放到后面再说。说他是大法官，是他在右派改正之后当了最高法院副院长。
　　风止烟息，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胡考自画像（作于1977年）
二十二　张仃的儿子
　　1962年春天，父亲母亲和小妹妹准备先去沈阳，我和胡小米、胡小林要等到放暑假。
　　临行前父亲叫我到张仃叔叔家。他怕张仃不认识我，写了一张字条，“命小犬往拜”，叫我去拿几条香烟。张仃没有划右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享受“特供”待遇。在“大饥荒”时期，“特供”是按级别严格划分的。父亲与张仃相识于延安，1940年他们结伴从延安到重庆，一起住进唐瑜的“二流堂”。
　　其实张仃的儿子张郞郞是我育才学校同学，一起踢足球，他对我的球技很折服。后来他上101中学，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张郞郞长得白里透红，是胆汁质容易冲动的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一次他心血来潮跳进冰水玩冬泳，顿时人事不省。有一个高年级学生把他救上岸，背到校医院。郞郞苏醒后发现救命恩人十分面善，便抓住他的双手大声说：
　　“你是我的哥哥！你是我的哥哥！”
　　原来郞郞有一个哥哥。延安时候张仃和太太陈布文闹离婚，把儿子送了人。后来两人重归于好，生了郞郞。郞郞知道自己有一个哥哥，不知今在何方。偏巧101中学救人的孩子出生在延安，他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一天睡在窑洞里，妈妈以为孩子睡着了，对客人说，“这孩子是抱来的”。三岁孩子记住这句话，十几年从来没有对父母说破。他的父母是延安老干部，在哈尔滨工作。于是郞郞把“哥哥”带回家，陈布文阿姨见了说：
　　“没错呀，是我生的！”
　　“哥哥”同哈尔滨的父母通了消息，确认了亲生父母。这孩子同郞郞相反，十分内向，因为三岁听到一句话，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养成沉默寡言的性格。
　　张郞郞到底是个惹事生非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二流堂”的事被关进秦城监 狱。当时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系，搞一个“战斗队”批判“二流堂”，出版了几期油印小报。你说这个郞郞，批判哪门子“二流堂”呀！“二流堂”的艺术家大多来自30年代的上海，大多与当年的二流电影明星蓝萍有来往。郞郞把蓝萍的照片和桃色新闻发在小报上，自然犯了大忌，被一锅端了。
　　父亲也是30年代在上海认识江青的。在延安，父亲奉周扬之命搞了一个文化俱乐部，在鲁艺找一个大的窖洞，作为文艺工作者聚会的场所。父亲用泥揑了一些茶壶茶碗，送到老乡的窑里烧成陶器。一天，江青来了，她来要几张纸。延安的纸紧张，画画也没有纸，父亲只给她两张纸。江青拿出二流演员的腔调说：
　　“胡考呀，你这个小气鬼！”
　　江青正在同毛泽东恋爱，她不小气，把主席的留声机和唱片拿到文化俱乐部让大家玩，有很多程砚秋的唱片，因为主席也是“程迷”。
　　几十年后，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正如郁风在《章泯与蓝萍》一文中写道：“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无事。”
　　章泯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30年代他导演的话剧《娜拉》由蓝萍出任主角，他们因之同居，造成唐纳自杀的闹剧。
　　在父亲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和父亲谈文学，谈当作家的理想。父亲当然是鼓励我的，他说，作家的基本训练就是读书，好的书要精读。我说，母亲叫我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父亲说，那不是好小说，空想社会主义嘛，是表述一种政治观念。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服楼拜，他们是伟大的作家。读书就是拜师，要向一流的老师请教。梅里美的短篇小说是一流的，高尔基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是一流的。读梅里美一定要读傅雷翻译的《嘉尔曼》、《高龙巴》，那是最好的翻译文章。
　　后来我最喜欢的外国小说家是托尔斯泰，他的几部书我读了好几遍，特别有震撼力，正如托马斯．曼所说：“托尔斯泰是大象，我们都是老鼠。”
　　有一天，我正在看一部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太有名了，我一直没有读，有的书，你没有读过就好像缺少点什么，就好像身上某一个地方发痒。父亲走过来，拿起书，看我打开的一页。这一页写的是保尔．柯察金修铁路，他以前的女友冬尼亚与他不期而遇。
　　现在看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充满政治激情，以“阶级斗争论”抹杀人性和爱，是对充满人道主义的“俄罗斯精神”的反叛，是对由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建立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反叛。保尔．柯察金是一个现代的“英雄——魔鬼”式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冷酷面貌，他对于美好爱情的埋葬方式，他的清教徒式的忏悔和狂热（正如主人公的自 白——“不因碌碌无为而痛苦，不因虚度年华悔恨”），恰好反衬出产生他的那个历史时期——“大清洗”时期。
　　但是在当年，我读这本书还是很入迷的。我看到冬尼亚身穿裘皮大衣，而保尔身穿褴褛的军装，站在冰水里干活。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反差。
　　父亲说道：
　　“这个环境和北大荒根本不能比！”
人物漫画：高占非与王人美（胡考作于30年代）
二十三　住进少帅府
　　1962年和1963年发生了许多重要事情。在国内，大饥荒接近尾声，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经济问题作自我批评，随后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击刘少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好斗性格导致几年后一场惊天大内乱。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古巴导弹危机使冷战达于极点；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我十分关心局势，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在父母走后一个月，我和弟弟妹妹放暑假了。除了路费，父亲特别留下200元，叫我带弟弟妹妹吃一顿。于是我们到北京饭店，在大厅落座。墙上有一个大招牌：“谭家菜迁入北京饭店”，那是吃不起的。据说是周恩来的指示，谭家菜从菜市口迁来，主厨是谭家的烧火工彭长海——谭家三姨太从河北乡下招来孩子，成了谭家的传人。我们三个孩子在北京饭店大吃一顿，这一年物价回落不少，手里的钱吃得不错了。这可是1962年啊，大饥荒还没有过去。
　　到了沈阳，我们的新家在沈阳老城大南门，即张作霖的帅府园。帅府园是一个大院子，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占据办公区，作家协会和文联占据生活区。生活区有三幢楼，文联在大帅府，作协在少帅府，还有一幢前小楼，过去是下人的房子。赵四小姐楼在帅府园的大门外，归沈阳市文联，后来是《芒种》杂志编辑部。大帅府和少帅府都是西洋式建筑，四层楼，院子里有假山、鱼池、花圃。大帅府贴白色面砖，配绿色琉璃，就像土财主的大宅，很难看。少帅府好看，用红砖砌筑，是严谨的西洋建筑。少帅府有两个大门，两个门厅，每个门厅摆一张台球桌。这里的几十个房间，彼此通连，每个房间均有两三个门。张学良有许多卧室，每天住哪一间卧室，外人不得而知，以防刺客。
　　这是一个安静而舒适的小院，罗烽伯伯每天在楼下打弹子，是四个球的“开伦”。几年前，聋叔叔带我到东安市场打过“开伦”。罗烽打得有模有样，他穿西装背带裤，黑色丝绸马甲，头发打了蜡，一副绅士派头。
　　沈阳很大，又脏又乱。从大帅府出来，走200米即是努尔哈赤的皇宫。同北京故宫相比，这里就像农家小院。再走几百米是第二大商业区中街，有两家大商场是日本人建的老房子。南门外有小河沿公园，两只老虎，几只猴子。第一大商业区太原街，小孩子的粪便就在联营百货公司的大门口。沈阳比较像样的公园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北陵和东陵，不比北京明十三陵差。
　　辽宁作家协会是老干部成堆的地方，作协主席马加行政九级，在作家中很高了。马加为人厚道，不善言辞，有点木讷。他高举《讲话》的大旗，各次政治运动碰不到他，在作协主席的位子上坐了40年，正像他小说名字，《开不败的花朵》。马伯伯喜欢下围棋，我只同他下过一次，他的满盘棋子没有一块是活的。他最喜欢钓鱼，可是钓鱼把他害苦了。一次钓鱼水流湍急，大儿子不小心掉进水里，被漩涡卷走，马加的弟弟跳下去救人，两个人都死了。作协还有比马加级别高的，八级，他是罗烽，可惜打成右派。罗烽在延安整风期间有一句名言：“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这句话作为反面教材写进毛泽东的《讲话》。辽宁作协1957年打右派的有“罗舒白”外加萧，罗烽、舒群、白朗、萧军，名气都不小。罗烽和白朗是夫妇，女作家白朗凭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得到“文艺一级”，是全国唯一的“文艺一级”女作家！丁玲应该评一级，可是她不要；冰心呢，她的编制在大学里，评的不是文艺级。白朗这可就遭人忌妒啦！她又是漂亮女人，上大学时候就发表小说，是“美女作家”。白朗的“文艺一级”是她打成右派的重要原因。舒群行政九级，他和罗烽“九一八事变”前后入党，如果不搞文学，官位肯定大得多。搞文艺是做不了大官的，可怜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拔擢，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萧军不用说了，延安时代就是另类，和王实味差不多，1957年当右派后又打成“反革命”。罗烽打弹子的时候气宇轩昂，派头十足，俨然一个将军，借用一句东北土话，“倒驴不倒架”。这些东北文化人呀！
　　我家在少帅府的二楼，对面是编辑部的范程、赵玉秀，和韶华家一门相隔。门是封死了，但是不隔音，听见韶华家里说话。前面说了，少帅的各个卧室是相互联通的。白朗经常来找母亲聊天，她的心情比较低落，母亲要开导她。
　　母亲调到任刊物的编辑部主任，主编是思基。的文学刊物叫《文艺红旗》，大跃进色彩的名字。
　　父亲在沈阳住了一个月，他要回北京，到外文局报到，分配工作。周扬把母亲调到沈阳，却不调父亲。他认为胡考冥顽不化，他需要的是“齿轮和螺丝钉”，不需要自由化的人。父亲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他和母亲吵架的时候说：
　　“摘不摘帽子无所谓！”
　　母亲十分恼火，这样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大是大非，居然无所谓！
王人美像（胡考作于1977年。王人美时年63岁，每天到胡考的小屋坐一个多小时，去了一 个星期，画毕。王人美对自己的画像很不满意。她的先生叶浅予说：“画得太好了，把她的精神病画出来了。”50年代有人诬陷王人美与戴笠有关系，致使王人美 精神失常住进疯人院。胡考认为这是他最好的素描作品之一。）
二十四　唐山麻糖和棋子烧饼
　　父亲是不能留在北京的，他被分配到唐山市文化局。
　　1963年暑假到了，父亲写信叫我到唐山。唐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准确地说，它是一座煤矿之城。沈阳也是一座工业城市，铁西区和南火车站一带总是迷漫着烟尘。唐山呢，开滦煤矿的竖井就在市中心，立起高高的卷扬机，旁边是一座高高的矸子山。矸子山是石渣堆起的山，山上冒黄烟，是石渣中的硫磺在燃烧。这座城市就是因煤矿而起的，每天，矿井发出撕心裂肺的汽笛声，老百姓叫“响汽”。开滦煤矿是中国最老的煤矿，建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是“对外开放”、“中外合资”的创始人，他命“滦州府”与英国人的“开平矿务”合资，因名“开滦”，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和上市公司。
　　父亲住“小山”，地处闹市区，在评剧团的小楼里。评剧团是一幢木结构的环形二层小楼，小楼中间是院子，面向院子的是跑马廊。演员们在小院和跑马廊练功和吊嗓子。小楼的南侧就是穿过城市的京沈铁路，中国北方交通大动脉，火车日夜奔腾。 父亲的房间在一楼阴暗的角落里，见不到阳光。每当火车开过，房子要随之震动，如同地震一般。
　　我在人大附中读高中二年级，同父亲书信联系。父亲除了写信，每个月给我发两个邮件：一是寄10斤粮票，二是寄文学期刊和书籍。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10斤粮票极重要，而文学期刊和书籍是精神食粮。寄的最多的期刊是《世界文学》，父亲认为国内的文学期刊没有阅读价值，翻译作品还有些值得看的东西。当然，当时的政治气候，《世界文学》偏重所谓“亚非拉”作品。父亲认为艺术是最崇高的事业，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毛泽东不是说过吗？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有一部《红楼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男儿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唯立身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曹丕做皇帝有什么扬名千古的业绩吗？还是曹家诗文以“建安文学”传之后世。父亲对有志于文学的儿子寄于期望。
　　但是他自己的艺术事业陷入困境。父亲的一首词写唐山的环境和自己的心态：
　　　　平生只写春光秀，几曾写过春光丑！烟雾压低迷，风沙成日稀。　　
唐山还得住，好赖黄昏曙。汽笛报时辰，夜深未睡人。（《菩萨蛮》）
　　从30年代的上海，到抗战八年，到解放战争三年，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为了建设新社会的理想，父亲颠沛流离，在艰难时世中，生活依然美好，人间处处有春光。但是今天，春光在哪里？这是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悲鸣。
　　在父亲的另一首词中，读者似乎又看到春光：
　　　　燕子尠来稠杂地，孤客谁与为邻？人行道上树成荫。轻烟抚屋脊，细露湿街心。　　
    闹市阑珊夜补袖，岂能忘了胸襟。天寒地热自叮咛：饭多知足健，愁少觉风清。
   （《临江仙》）
　　同样写唐山，同样写闹市，同上一首词的感觉不一样了。“轻烟抚屋脊，细露湿街心”，这街景多么甜美！父亲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相反，他的感觉更加细腻而温柔。“岂能忘了胸襟”，这是双关语，这是作者的宣言：艺术家的良知和追求是不可泯灭的。
　　1963年我第一次到唐山，父亲是评剧团的编剧，没有摘右派帽子，工资70元 （1964年摘帽之后发文艺七级工资，140元）。父亲领我到市区转一转，到他常去的饭馆吃饭。唐山有两样点心，棋子烧饼和唐山麻糖，很好吃。父亲买了一些，叫我带到沈阳。父亲说，他写了两个戏，是为皮影剧团和评剧团写的。冀东一带是皮影戏和评剧的故乡，评剧在这里叫唐剧，幼年新凤霞就在唐山学戏。父亲写的皮影戏《东厢记》，主人公是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为什么是韩愈？韩愈祖籍昌黎，即今唐山市的一个县，所以人称“韩昌黎”。年轻的穷小子韩昌黎看上了东厢的大家闺秀，搞笑的爱情故事。评戏《邓培》写开滦煤矿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为写这个戏，父亲跑了几个矿区搜集素材。完成这两个本子，他感到一丝欣慰。
戈扬与草明（摄于1985年）
二十五　《鸭绿江》杂志
　　从唐山到沈阳，母亲的心情比父亲好很多。母亲说：
　　“刊物在改版，搞了一批封面设计，你来看看！”
　　母亲提议将《文艺红旗》更名《鸭绿江》，得到大家赞同。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是中朝边境一条美丽的江。名字起得好，鸭绿江、松花江、澜苍江，都是好听的名字。我到编辑部，大图版上粘贴十几幅图样，是从全国征集来的封面，有翻腾的江水，有白雪皑皑的长白山，有朝鲜战争特别著名的鸭绿江大桥。母亲问我哪一幅好，我看来看去，拿不定主意。母亲指向一幅最朴素的作品：
　　“这才是大家之作！”
　　这一张画面极简单，一条横线上面是黑色的“鸭绿江”三个字。三个字不是书法也不是美术字，却朴拙刚劲，韵味十足。原来，这三个字是把普通五号铅字放大数十倍得来，笔画中残缺的地方特别有趣。这是张正宇的设计，他是父亲那一批上海画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师，舞台美术和书刊装帧的一流高手，这次母亲特别邀请，他的作品中选是当然的。
　　母亲大张旗鼓搞她的新刊物，《鸭绿江》面目一新。首先她捧出一批本省的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顺应了政治气候，又打破了文坛的沉闷空气。工人诗人晓凡和刘镇，农民诗人霍满生和金玉廷火起来。霍满生海城县人，面如重枣，声如洪钟，一位健壮的60岁乡村老汉。母亲叫我看霍满生写的长篇叙事诗《铁牛传》，确实写得不错。也有大牌诗人，最牛的是郭小川，母亲把他请到沈阳，在《鸭绿江》发表《两都颂》。郭小川时任全国作协秘书长，他携夫人东北一游，为夫人买了名贵的貂皮大衣，引起很多非议。在那个年代，私生活的透明度极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必然要被垢病。韶华描写大伙房水库建设的长篇小说《浪涛滚滚》在刊物上发表节选，使他成为最强势的老作家。母亲同样注重对业余作家的培养，她在大连多次举办文学培训班，每次几十人，因之她最通常的称呼是“戈扬老师”。
　　一天，我在家里看书，母亲进门说：
　　“小胡，你快去看！来了一个上将，正在抠脚丫呢！”
　　我跑下楼，看见会议室聚了很多人，宣传部长安波陪一个大人物坐在中间沙发上，那人即周桓上将，只见他脱掉袜子，盘起一条腿抠脚丫儿。我观之大乐。周桓时任辽宁省委文教书记，他在彭德怀事件中受牵连，从部队贬到地方。但是他干文教书记十分起劲，又搞芭蕾舞，又搞交响乐，又排歌剧《茶花女》，专玩“大洋古”。周桓酷爱文艺，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时候，他经常光顾歌舞团，看排演，并客串导演。他甚至参与舞蹈节目的编排。他动手为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修改剧本。他重视文艺人才，三次派安波到北京网罗人才，母亲的调动即在周桓的计划之中。因之到了文革，这位倒楣的上将又被狠狠整肃一回。1967年造反派组织全省“巡回批斗”，周桓在丹东被打得满脸鲜血。文革以后，周桓仍没有回部队，他要求担任文化部顾问，痴心不改。安波呢，不久调北京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只一年便死在任上。
　　母亲的积极也表现在她对我的教育上，她叫我到作协的农场劳动锻炼。大饥荒之后， 许多单位建农场，补充干部和员工的副食品需求。作协的农场在新民县，距离沈阳五十多公里,那里是马加主席的老家。作协总务科干事大刘带我去农场，做十天农活，用赵树理的话，“锻练锻练”。农场有几幢“乾打垒”的房子和几百亩地，主要是大田作物，玉米高粱之类。这里是东北大平原，四周望去一马平川，脚下是干旱的黑土地。大刘出身农村，农活干得不赖。夏天的农活是“铲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跟在大刘和几位编辑的身后，一条垄沟几百米长，总也铲不到头，只觉得喉咙冒烟，两手发麻，精疲力竭。
　　农场的快乐时光是晚饭时间，吃高梁米水饭，新鲜的地瓜和豆角，饭后还有现摘的香瓜，大家说说笑笑，解除了一天的疲劳。都是弄文学的，文学和老作家的逸闻趣事自然是大家的话题。十天劳动结束，每人分到五斤花生，在大饥荒刚刚过去的年月，五斤花生是一件大事。有一个年轻编辑，回到沈阳不及回家便把女朋友约出来享受美食。于是有人模仿裴多菲诗作顺口溜云：
　　生命诚可贵，花生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五斤全报销。
今人物志（胡考作于30年代）
二十六　《思想列传》
　　1964冬天，高中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在学校准备高考。我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当时有一个说法，即清华大学看重成绩而不大看重家庭成分，传说一个考生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镇压”，仍被清华录取，有点不可思议。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是高等教育部部长，敢于实行特殊政策，对于家庭有问题的考生鼓舞极大。我的班主任老师名叫杨峻，是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我入不上共青团，可是杨老师叫我当班长，这在人大附中是绝无仅有的。我的作文总是展示在走廊上，我告诉杨老师报考理工科大学的想法，他赞赏我独特的求学之道。后来杨老师在文革中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因加入过三青团）游街殴打，自杀而亡。
　　中学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每天到人民大学图书馆温习功课，揣两个馒头，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九点。这是一生中最用功的日子，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最用功的日子还是高中时候。当我已经准备好，我便放松自己，以保持良好状态。高考前一个月，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到颐和园游泳，花一毛钱买门票，来回两个多小时。我独自一人，没有人别的孩子愿意陪我去，没有别的孩子敢于这样做。
　　到了填写志愿表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这是所有理工科专业中最具艺术色彩的专业，其实，建筑本身是最古老的艺术，古希腊的五大艺术门类即为诗歌、戏剧、雕塑、建筑、音乐。学建筑是要画画的，父亲是画家，我也曾练习过素描，有绘画基础。有两张志愿表，分别报考一类学校和二类学校，每一张表可以填六个学校。杨老师看了我的志愿表，大笑一声说道：
　　“小胡，你是非上清华不可啊！”
　　在我的志愿表上，第一志愿是清华，第二志愿还是清华。
　　高考结束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家，等候发榜。我先到唐山看望父亲，父亲在月台上接我。他并不问我考得怎么样，似乎考上清华顺理成章。父亲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文化局不再让他写戏，把他调到图书馆当管理员；第二，他和母亲离婚了。
　　我随父亲到他的新家，图书馆后院一间小屋。这小屋同评剧团旧居一样的狭小阴暗，只是没有了闹市的喧嚣。父亲的小桌上放了一撂手稿，父亲说，这是他的新作。
　　从“反右”到“劳改”，过去了七年，父亲又开始写长篇小说。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已经荒废了许多岁月。这一次父亲写北大荒，居然写北大荒！居然写“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说到小说创作，父亲兴奋起来：
　　“总要搞一点东西，我不能什么都不做。画画不成，改写小说；小说不能出版，只好写戏；戏写不成了，再写小说。再不成，只有写旧诗词了！”
　　父亲是那样无奈，又是那样执着。父亲说，北大荒题材难度很大，这里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没有家长里短，只有一帮子“右派”，一块黑土地，一片原始森林。但是，小说创作是写人，只要把人物写活，就是好小说。父亲说，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本事最大的莫过于曹雪芹了。熟悉《红楼梦》的人，从书中拿出一句对话，就可以知道出自何人之口。曹雪芹的文字有这样强的表现力！父亲说，师法《红 楼》，他设计了一个场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偷听隔壁五六个人谈话，作者不说这五六个人是谁，却通过对话的词句区别这些人物，使读者了然于胸。
　　父亲谈起小说兴致勃勃。在唐山的几天，父亲又谈了北大荒，谈三年的流放生活。
　　“两年前我对你说，北大荒的艰苦是保尔．柯察金不能比的。条件之差，超过奴隶时代。原始的奴隶劳动，奴隶是一条心的，监工手拿皮鞭，监工来了，奴隶就干活，监工走了就怠工。右派不行，右派是彼此监视，打小报告，人不人鬼不鬼的状态。”
　　在北大荒，最苦的劳作是上完达山伐木，那是难以想象的，是真正的苦役。几百个右派在初秋的9月份进山，第二年5月出山。伐木是手工拉大锯，一排一排地放倒参天大树，人拉肩扛把园木运到堆场，劳动强度极大。父亲说，严冬时候零下40度 摘下皮帽，寒风吹来犹如春风拂面。更苦的是山上没有水，从秋天到春天，右派们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脚，没有洗过一次脸。父亲带了一麻袋卫生纸，每天用纸擦一擦脸，只有脸面可以见到皮肤的颜色，脖子以下便如车轴一般。脚上的棉鞋称为“棉乌鲁”，一个冬天不脱。右派住半地下窝棚，没有床，在地上铺草睡觉。看管右派的士兵的房子可以生火，伙房可以生火，右派的窝棚不准生火，晚上头戴皮帽脚穿“棉乌鲁”钻进三层棉被，室内温度零下28度，有如冰窟！吃饭的时候，一碗棒子面糊糊，吃到一半已是冰碴。1959年全国大搞“三面红旗”，劳动竞赛如火如荼，在遥远的完达山也不例外，号令右派大干48小时，大干72 小时，不睡觉连轴转。右派们砍倒无数参天大树，这些大树一根也没有拉出来，全部烂在山里。
　　1959年和1960年，853农场的冬季伐木还算平安，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到了1961年，严重的大饥荒漫延到北大荒，由于粮食匮乏，挺不住了，伐木场开始死人：有的人晚上睡下，早上已停止呼吸；有的人蹲在茅厕里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于是农场报上级批准，把右派们从山中撤出。
　　这就是《思想列传》的生活场景。为什么叫《思想列传》呢？“思想改造”是惩治知识分子的武器，是一把无形的尖刀。“列传”则是尖刀下的众生相了。小说写了30万字，父亲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他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严文井很想帮忙，可是无能为力。不能说《思想列传》类似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是从题材上看，都是写政治犯，劳改营。
母亲49岁，摄于1965年。(本章提到清华建零班政治辅导员批判的即为这张照片。)
二十七　清华园
　　1964年8月的一天，我在沈阳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中午我们在少帅府的地下室吃饭，那里是作协的食堂。大家为我鼓掌庆祝，许师傅特别为我做东北烧茄子。十年前，许师傅是“东北王”高岗的厨师，有几样绝活儿。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八月底，我到清华报到，住进二号楼。我遇到的第一个室友叫那向谦，毕业于北京男八中，有点儿故作深沉；又有天津来的焦毅强，人称“胖子”，南开中学的，画画很棒；山东的沈荣勤，青岛一中的，特别机灵；河南的刘继武，全班最早的学生党员；福建的林祥行，来自农村，他光着脚走进清华园，没有鞋穿。他享受全额助学金，被褥衣服也由学校补助。从南方到北方，要做棉衣棉裤，可是发下的布票和钱有限，憨厚的林祥行苦笑着说：
　　“只好做一条棉裤衩了。”
　　土建系由建筑系和土木系合并而来，有两位系主任，梁思成和陶葆楷，两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通过美术考试，我上了建筑学专业。建筑系馆是1911年清华建校初期的第一批校舍，坡顶带老虎窗的都铎式建筑，大门上的额方由那桐题写“清华学堂”四字，他是清末处理庚款的总理衙门大臣。古朴的建筑系馆充满艺术色彩，走廊上是华宜玉先生的水彩画展，画的是青岛和大连的西式建筑；美术教室和教研室 挂着学生的习作和堆着石膏头像。我的建零班的教室，在建筑系馆北侧“同方部”，这是一幢老房子，建零班教室加雕塑教室，几百平方米吧。建校之初，这里是清华小礼堂，梅贻奇校长每年在这里与新生见面。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这里讲演，他以《易经》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青年，“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
　　这一年梁思成先生63岁。林徽茵先生英年早逝，梁先生再婚的妻子是系资料室资料员林洙。梁先生脊椎有问题，一直戴金属支架。他挂名的课程只有一门——建筑概论，面向一年级新生的课程，新学期开学，梁先生上第一堂课，天南地北聊一通，以后的课程交给讲师和助教去了。
　　建筑系第二号权威是吴良墉先生，江苏无锡人。梁先生矮而廋，吴先生矮而胖，两位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反对破坏古建筑，反对拆除北京古城墙。他们是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不屈的精神。而水利系的张光斗先生，他本来是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周恩来找他谈一次话，180度大转弯，成了三峡工程最积极的鼓吹者。90年代吴先生联名建筑界专家上书反对国家大剧院方案。当我走进建成后的大剧院，看到这个与实用性完全脱离的大而无当的结构形式，更加赞成吴先生的观点。
　　文革之前的清华园是读书的好地方。美丽的大礼堂南草坪和周边的西洋建筑群，小巧有致的工字厅，碧绿的池塘和小山上的“闻亭”，幽静的图书馆和“断碑”，荒凉的荷塘和土山……西大操场是我最熟悉的运动场，旁边的体育馆用“庚款”修建，50年代初，这里有北京唯一的室内游泳馆，毛泽东冬天到这里游泳。
　　我是最亲近校园的学生，因为我学建筑，又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建筑系学生在校园写生，是清华园的一道风景线。我们班的女生是那样漂亮，被称作“五朵金花”；她们的名字是那样动人，曹达，高凯渝，金昭美，黄豪……大家坐在春日的阳光下，草地上，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每天下课后，我要到西大操场报到。我是先农坛体校足球班科班出身，加入清华足球队乃是必然。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也是一 年级新生，他身材魁梧，对足球十分着迷，最想加入足球队，可是足球队不要他。于是贺鹏飞每天站在球门后边捡球。其实他比我高两届，毕业于男四中，第一年没有考上清华，北工大录取他，他不去。第二年还是没有考上清华，到清华附中再读高三。第三年终于考取，可见他的执着。这事情说明，文革以前即是元帅的儿子，也不能走后门上清华。
　　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参加了全国足球乙级联赛，第一场比赛在官园体育场，对阵北京电车公司队。今天，金志扬指导的北京工业大学队参加甲B联赛，不就是当年的乙级联赛吗？40多年前清华足球队就这样做了。几乎每天见得到马约翰先生站在西大操场前面，穿一套19世纪运动装，鹤发童颜，风度翩翩。
　　但是，清华园不是世外桃园，60年代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成为热点。政治思想教育集中在两方面：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学校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即在一年级的班级中，除了设班主任，还要设一名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由青年教师或者高年级党员学生担任，胡锦涛即为文艺社团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建零班的辅导员金丽华是一位年轻女教师，戴金丝眼镜，皮肤白皙，文质彬彬。金先生（在清华，年轻女教师亦称“先生”）的工作方法是同学生单独谈话，轻声慢语，循循善诱。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对我说，小胡，你要把争取入团的过程变成锤炼自己的过程，家庭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她叫我写“交心材料”，清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的“交心材料”一写就是上万字，我的写作才能在宗教式的“忏悔录”中得以发挥。金先生喜笑颜开：小胡，写得太好了！你想当作家，又想当工程师，这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怪呀！你看了资本主义的画报就羡慕，就想入非非。这很好，敢于揭开真实的“我”才能进步。你还要深挖，把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全部挖出来！
　　1965年的春天，母亲到乡下参加“四清”，从那里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附一张照片。母亲心情很好，她在信中说，照片是在县城里拍的，像一个劳动妇女的样子。我把信和照片给金先生看，照片拍得多么好啊，尽管母亲犯了错误，她的本质是善良的，她在自觉地改造思想，她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用的人。
　　金先生听完我的话，语重心长地说道：
　　“年轻人看问题容易只看表面啊！‘劳动妇女’是表面现象，资产阶级右派才是本质。她不是在改造自己，而是在伪装自己呀！”金先生的表情刹时严峻了。“小胡，你为什么不能摆脱她的影响呀？你们之间有母子亲情，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情是高于一切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要有勇气，你要敢于革命！你要彻底和你的右派母亲划清界限！”
　　我一时愕然。金先生有着柔弱的身躯，白晳的皮肤，戴一副眼镜，而她的话是何等严厉啊！
　　以后几天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把火烧了“交心材料”。我真的恨她！寒假以前我搬到体育代表队住，申请入团的事由足球队的团支部受理，再不接受金先生的谈话了。金先生是60年代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政治工作专家，很有典型性。
　　文革初期金先生被整得很惨，我在西大操场前看到她戴着高帽子游街，很可怜。
双栖图（胡考作于1986年）
二十八　《解佩令》  
　　上大学以后，我的寒暑假还是在沈阳过的，每一次去东北都到唐山看望父亲。文革前的几年，辽宁的文艺界在毛泽东“两个批示”的指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整风，政治形势日渐严峻。“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两个批示”给了整个文艺界当头一棒，并上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不知道主管文艺的周扬先生看到“批示”之时作何感想。“延安整风”以来，许多政治运动文艺界首当其冲，作家艺术家成为可怜的靶子。母亲也要参加整风，在辽宁作协，母亲是边缘人物，唱主角的是当权派。
　　第一次整风，当权派是“蔡文基”（郭沫若有话剧《蔡文姬》）。“蔡”是主持工作的作协副主席蔡天心，“文”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菲（原副部长安波调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并于1965年死于院长任上），“基”是另一位副主席思基。蔡天心揪出老作家慕柯夫、谢挺宇，把他们的作品上纲为“毒草”、“汉奸文学”，他们受到严厉批判和党纪处分。
　　80年代我到辽宁作协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慕柯夫、谢挺宇成了我的同事，他们也是帮助和鼓励我的前辈作家。
　　第二次整风，所谓风水轮流转，蔡天心成了被整肃的对象。蔡天心也是延安时代的老作家，他自命左派，狂妄自大，因整人而不得人心。事情的起因是蔡天心用公款38700元在沈阳大南街为自己修建一座小院，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有人向省委检举此事，又有人指出蔡的小说《大地的青春》是“毒草”，鼓吹“富裕中农路线”。于是辽宁的作家们坐下来对蔡天心批了八个月，蔡天心退赔了三万多元公款，被撤销副主席职务，撵出作家协会。在形势逼迫下，他将《大地的青春》几万元稿费当作党费上缴了。
　　母亲对蔡天心的为人很不以为然，对于整来整去更是无可奈何。80年代，蔡天心调回北京，和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辽宁作协为他平了反，并将上缴党费的稿费退还他。
　　父亲在文艺界已无立足之地，他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老朋友中只有龚之芳到唐山看望过他。父亲被撵出评剧团还是因为周扬。在文革中，唐山市文化局局长与父亲同为“牛鬼蛇神”，关在同一间牛棚里。被打倒的局长说出事情的原因：1964年周扬到唐山视察，文化局在汇报中提到革命历史题材话剧《邓培》，作者胡考。周扬扬起头一脸威严地说道：
　　“胡考在唐山？胡考这个人，怎么能让他写戏呢？”
　　在周扬的脑子里，胡考是不可救药的。周扬的一句话，把父亲从剧团赶到图书馆。
　　但是父亲不愿意放弃艺术创作，1965年夏天我到唐山，父亲开始写《思想列传》 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写家乡上海，写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东方大都市的崛起，写几个家庭的兴衰，其中的一个家庭即是父亲祖父的家。父亲准备写120万到160 万字，定名《上海滩》。我读了一部分手稿，写父亲最熟悉的生活，也是父亲最精彩的小说。父亲曾对我说，长篇小说的最高境界是“风尘摇曳”，这是从容不迫的境界，挥洒自如的境界，在自由空间飞翔的境界。父亲写儿时的上海，一幅幅精美的画面，一个个光鲜活泼的人物，我在手稿中感受到“风尘摇曳”的境界。
　　1966年春节前我到唐山，临走前，父亲叫我穿上他的呢大衣，一件英国料子的黑呢大衣。上火车后，我发现大衣口袋中有一张纸，是一张介绍信。介绍信大意是这样的：“XXX派出所：我单位胡考同志欲与XX单位XX同志结婚，请予办理。”落款是“唐山市图书馆”，并盖有公章。看来父亲准备结婚了。如果父亲结婚，会告诉我的，可是他并没有说呀！XX同志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唐山女人吗？她多大岁数？说一口舌头不停打弯儿的唐山话吗？
　　父亲没有结婚，十几年以后，我在《聊以诗词》中找到当年的故事。这是一个叙事组词，用了元曲中的牌子，一共三首：
　　《解佩令》一
　　春天来了，梨花开了，但，天时却仍然还冷。落日孤鸿，总想把运儿来碰，漫搜寻，群芳蹊径。　　唇红齿白，眉尖如削，黑皮肤倒还齐整。路远溪山，一步步渐陈佳境，是真情唤谁都领。
　　《解佩令》二
　　眼波一送，秋波一动，嘿，真叫人百般难禁。这几天来，惹得我火星拼顶，该如何，块堆儿拧。　　茶浓带涩，酒浓带晕，这情浓最难清醒。别后殷勤，是何事喜欢磨蹭，到黄昏叫人死等！
　　《解佩令》三
　　迎风飞燕，迎人飞絮，想通音信先为凭证。海誓山盟，两下里终身初订，着行云，月藏花影。　　秋天到了，林花谢了，恨闲人从中作鲠。雨打风吹，逆不测难为她顶，只而今仅余私赠。
　　父亲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提到当年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25岁的女人，“唇红齿白，眉尖如削”。父亲那年53岁，以“右派”之身，欲与年轻女人结婚，在政治与社会观念上都有巨大阻力。“逆不测难为她顶”，结局只能如此了。
　　三首词有流畅跳跃的节拍，情景交融，情深意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词中用了许多口语，“火星拼顶”，“块堆儿拧”，“叫人死等”，诙谐、风趣、生动。用曲牌写叙事诗别开生面，这为作者嗣后的叙事长诗《梨花恨事》打下基础。
二十九　“造反有理”
　　196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校长陆平先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一年上半年，我专注的事情不是学业，不是政治风潮，也不是文学，而是足球。这 一年，我入选北京高校足球队，准备参加暑期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足球比赛。北京高校队由石油学院和清华两个学校组成，主教练是清华水利系青年教师关仁卿。 关先生大连人，“运动健将”，踢过北京队，担任过中国青年队的队长。1945年苏军进驻大连，给这个殖民化城市带来足球。大连人身材高，弹跳力好，很具运动天赋，直到今天，大连籍的球员占据国家队和中超赛场的半壁江山。
　　足球这项运动其妙无穷，它的大场面，它的对抗与技巧的完美结合，它的不可预测性，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球迷，它也是青少年最好的游戏和娱乐。
　　进高校队，运动服多了几套，义利体育用品公司为我们量身定做足球鞋，伙食标准比赛期间每月45元，平时每月36元，比一般学生高出数倍，每顿饭小黑板上写出菜单，单点单炒，早上有牛奶，晚上有水果，享受特殊待遇。
　　关仁卿教练和国家队教练年维泗熟悉，为了提高成绩，北京高校队与国家队多次搞练习比赛，分别在天坛国家队训练场、清华大学、石油学院举行。建零班的女生曹达，她母亲叫年景玉，是年维泗的姑妈。年维泗的弟子是中国足球最具影响力的一代名宿，他们是高丰文、徐根宝、戚务生、桑廷良、胡之刚、金正民、胡登辉……在天坛，我与高丰文相撞，他的眉骨开裂，缝了五针。（70年代我在鞍山踢业余足球，撞翻国家队队长的经历使我在足球场上名燥一时）多数比赛以高校队惨败告终，只有石油学院一场，我们一度以三比二领先，几乎创造奇迹，最终三比四输了。
　　我们期盼暑期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足球赛，父亲也很期待，他要到西安看我踢球。 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巨澜，平静的校园变成火药桶。不久关闭运动员食堂，训练停止。国家队也停止了训练，国脚们跑到清华园看大字报，足球队宿舍是他们的落脚点。这一年中国最好的前锋胡登辉自杀身亡，和他同时自杀的有名气更大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7 月，江青带领“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北大煽风点火。8月4日，周恩来带领全体中央委员到清华，清华北大是文革战场的最前线。8月5日凌晨，毛泽东《我的一 张大字报》转贴在清华园，宣布向刘少奇开火，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
　　8月4日这天下着小雨，晚上全校师生聚集在东大操场，自带座椅和雨具，等候最高当局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将近9点钟，来了一列长长的车队，周恩来率领参加中央全会的几乎全体中央委员到达。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和 以陈伯达、江青、陶铸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其它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坐在下面，邓小平作为中央常委也坐在台下。除了董必武，主席台上就座的人一律军装。周恩来在雨中登上讲台，显得心绪不安。他说红卫兵小将是革命先锋，他来为“反动学生”蒯大富平反。蒯大富是工程化学系的学生，在王光美、叶林率领 “工作组”进校以后，他被打成“反动学生”。此时蒯大富站在周恩来身边。周恩来将派遣“工作组”的政策宣布为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80岁的董必武说，见到红卫兵小将，使他年轻了一个甲子。雨一直下，江青并不善于演讲，但是充满激情，她的话与周恩来大相径庭，学生们都感觉到，这位“国母”正在与以 “宰相”为首的老臣们较劲儿，在她身后的政治新星：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一个个威风凛凛。大会在午夜后结束，到了凌晨四点钟，大家纷纷赶到大礼堂，看毛泽东的大字报。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随后，学生开始“大串联”，各地造反派纷纷成立。
　　在20世纪，中国有多起在全世界具影响力的学生运动，如1919年，1936 年，1966年和1989年，这几次学生运动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而1966年的学生运动，是唯一由最高当权者发动和引导其过程的学生运动，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动乱。红卫兵运动的破坏力超出中国百姓的预料，也超出毛泽东本人的预料。
　　我在小说《阿玛蒂的故事》中是这样描写的：
　　“那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各地武斗的战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北京的红卫兵‘大使’在各地指挥着战斗。想一想那时的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正在同旧日的文明作痛苦的决裂。每一条街道，每 一个店铺，每一幢房屋都改变了面貌。标语，数不清的标语，黑色的，红色的，用墨写的，用油写的，写在马路上的，写在大墙上的。古老的建筑物敲掉了额头打瞎了眼睛，新建的楼房用红砖砌出大大的‘忠’字正悬当中。‘联动’的勇士们刚刚打出了新的‘招牌’，路人只要看到他们推出一排崭新的永久牌十三型自行车，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高傲和蛮横气派，就会躲得远远的，想起‘红色恐怖万岁’那句口号。天安门广场刚刚开过百万人大会，欢迎‘旗手’的受伤了和没有受伤的部下 从武汉归来。大街上刚刚通过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愤怒的人和麻木的人相杂其间，在他们身后留下了纸旗和标语的无数碎片。几千年的文明都到废品收购站报到。 在简直容纳不下的旧书库里，大本小本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仍然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分量。屈原和李白在一团烈火中化为青烟，完成了他们新的浪漫主义杰作。在小山一样的唱片堆里，贝多芬、莫扎特和梅兰芳、程砚秋聚在一起，被人们用镐头刨砸成碎片，发出同样的破裂声……路人的裤腿稍微瘦了一点，会被一直豁 开到大腿根。烫发的妇女会被抓住剃成光秃儿。全聚德打掉了霓虹灯的招牌。丰泽园关闭了所有雅致的单间，在小院中搭起天棚，出售大碗面。只有路旁的绒花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开放着的粉红色马樱花，织成斑驳的彩带，却没有因为颜色不够纯正受到惩罚……”
毛泽东速写像（胡考作于1949年）
（父亲曾两次作毛泽东像，第一次于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的窖洞里。第二次于1949年，在北京第一届文代会　上。当时是在戏剧家凤子的本子上画的，由凤子请毛泽东签名。）
三十　大串联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副主席发表讲话，将“造神运动”推向高峰。此后，毛主席多次接见学生，而北京的学生走向全国。
　　八月底，我和建零班六七个同学离开北京，参加“大串联”，第一站到哈尔滨。短短两个月时间，政治局势和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一个大学生激情澎湃，对文化大革命充满向往，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文革初期的大串联是叫学生到全国煽风点火，有的学生加入到各地与当权派的斗争中。“黑五类”子女是不能冲锋陷阵的，他们既不是看客，又不是先锋，心中的冲动总会在某一时刻被扼止。
　　从哈尔滨到长春到沈阳，我带同班六个同学回到大南门的家。院子里有许多标语，一 楼还是少帅的那张台球桌，四周贴满大字报，这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母亲看到孩子们很高兴，叫我去买菜，她要为孩子们做一锅菜。母亲做扬州红烧狮子头，猪肉肥廋分开切碎，肥在里，廋在外，加上荸荠丁、香菇丁，用油菜打底，炖出香喷喷一大锅。这一年母亲50岁，头上有了白发。作家协会是个小机关，“造反派” 只那么几个人，矛头对着当权派“马思韶”（马加、思基、韶华），母亲没有被游街，也没有挨打、抄家。家是自己抄的，11岁的小妹妹把字画和书籍拿到院子里烧，金农、八大、石涛、吴昌硕的画，沾上火便化为灰烬，那些《世界美术全集》，那些伦勃朗、弗美尔、毕加索，一本本厚重的重磅道林纸西洋画册。胡小妹回忆 说：
　　“那些画册真难烧啊！”
　　在胡小妹大破“四旧”之时，胡小米、胡小林这两个中学生，整天在外面造反不回家,这是母亲最担心的。
　　这个秋天，全国的学生到北京朝觐，北京的学生到全国漫游。我去了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年底，我和班长戚荣林组织十几位同学步行串联，行程一千七百公里。我们设计的路线是走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根据地，即韶山、长沙、萍乡、井冈山、瑞金，横跨湖南、江西、福建三省。建零班九人，工民建专业二人，又有我的球友时作隆，中年教师唐益韶。这一年11月，一行13人从北京乘火车到长沙，在绵绵秋雨中开始长途跋涉。单建打一面红旗，上面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老山东”背一架幻灯机，为穷乡僻壤播放宣传图片。每人自背棉被，两个月行程，没有人掉队，也没有乘过一次车。我在诗中写道：“敢把红军胆，长征万里还。轻装出险道，飞雨入苍山……”
　　我们领略了湘南、赣南和闽南的美丽风光，这是苦行僧式的旅行，每天路程约一百华里，也曾一日一夜行走240华里，体验红军长征的滋味。每日三歺在沿途乡村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每顿饭是永远不变的清水萝卜红米饭，见不到一点油腥。 从湖南到江西，一路凄风苦雨，身上裹塑料布，还是湿漉漉的，脚上的胶鞋趟在泥水里。经过十几天雨中行军到井冈山，在黄洋界，忽然云散天开，艳阳高照，脚下是无边的云海，白波汹涌，飞湍争流，绿林迤逦，山岛耸峙，是我一生所见最为壮丽的云海！第一件事是打开背包晒被子，每天盖潮湿的被子，十几天啦！新年到新余县城，大家凑钱买猪肉、面粉、青菜，包一顿饺子，几个月来第一次尝到肉味。
　　一月中旬，小队到达福建龙岩，这是预定结束串联的地方，多数同学乘火车北上，我和戚荣林几个人继续步行到厦门，我们从湖南长沙一直走到东海边。
　　回到北京正值春节，这一年取消春节假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被官方取消的春节。 上海的“一月风暴”开始了造反派的夺权，在全国各地形成造反派之间的争斗。而在北京，学生的矛头始终对准刘少奇：冬天，学生们在府右街组织“揪刘火线”， 春天，在清华园召开声势浩大的批斗王光美大会,一年前王光美率工作组进清华，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这一切当然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的。
　　四月的一天，批斗王光美大会在清华主楼广场举行，与会40万之众，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人流如潮，红旗似海。王光美被两个女学生押上主席台，她被涂脂抺粉打扮一番，身穿访问东南亚时穿过的白色旗袍，脖颈上挂 一串乒乓球做项链，极尽侮辱与欺凌。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陪斗”。几天前，我在航空学院看到彭德怀元帅被学生押在卡车上游街，而今天，可怜的罗大将跳楼摔断了腿，学生用一只大箩筐将他抬上主席台。我们的“蒯司令”做主题批判发言：粪土当年万户侯！一个名叫李敦白的洋小丑上台发言。我的一 位朋友准备几个臭鸡蛋，他要挤到台前砸向王光美。我拉住他说：
　　“我讨厌这样做！”
　　他还是挤上去丢了鸡蛋。很多人丢鸡蛋和西红柿。清华主楼广场像一个大垃圾堆。我不愿意看这场面，孤零零地转身离去，就像一颗石子被汹涌奔腾的江河抛上岸边。
　　夏天，我和育才的同学洪平结伴去东北。洪平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有一架苏联造泽尼特牌照相机，想拍一些沿途风光。晚上，我们在沈阳站下火车，感觉到特别的气氛。大街上没有人没有车没有路灯，城市一片死寂。偶尔传来枪声，叫人心惊胆寒。我们沿大西街向东走，月光下看见路旁的街垒和工事。半夜走到少帅府，进得家门。家里只有母亲和小妹妹，母亲不知道我回来，吃了一惊。胡小米和胡小林跟“八三一派”守楼去了。母亲说，东北很乱，到处打仗，还是早点回北京吧。
　　我和洪平在家住一晚，第二天去大连。火车仍是免费的，红卫兵的免费旅行已近尾声。到了大连，果然看到武斗场面：在斯大林广场有人推出一门榴弹炮，准备向对面楼房轰击。数十壮士赤膊上阵，手持大砍刀，杀气腾腾。数千百姓围观，原来这场奇怪的战争是可以欣赏的，如同活报剧一般。于是我拿照相机上前，拍下这一奇景。突然，两名武士举着大砍刀向我冲来，一把夺走照相机。
张仃像（张仃先生于昨日逝世，享年93岁）
三十一　提审周扬
　　从大连回到北京，工程物理系的丁正明约我参加批判“文艺黑线”的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由几所高校学生组成，地点在中央音乐学院。写作班子分成几个小组，各有选题，出版一本批判“文艺黑线”和权威人物的书，这本书由“中央文革小组”审定。我的小组选题是“茅盾”。
　　中央音乐学院在宣武门里石驸马桥，是个很小的学校，校长马思聪年初逃到香港。按父亲的说法，中国大陆那么高一堵墙，怎么叫他跑掉了？马思聪确实跑了，而且带上全家。他们跑到珠江口买船偷渡，一家渔船修理厂的工友在听完马思聪演奏《思乡曲》后送走一家人和他们唯一的行李——一把斯特拉蒂瓦里小提琴。当然，驾船的工友进了监狱。
　　比起纷纷扰扰的清华园，音乐学院幽静而安详，一早一晚有悠扬的琴声，叫人唏嘘不已。我们几个同伴上午写文章，下午到玉渊潭游泳，结识了几个学音乐的女孩，学钢琴的，学小提琴的，学作曲的。音乐学院的经历和张云彰的故事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阿玛蒂的故事》的由来。张云彰是足球队张云辉的哥哥，他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他的故事我在后面说。
　　一天丁正明对我说：
　　“他们提审周扬，去看看！”
　　“他们”指的是另一个“红卫兵”写作组。这天晚上，丁正明领我到一间教室，屋子里有三四个人，我不认识。教室灯光暗淡，在炎热的夏天显得阴冷凄清。一会儿，两个红卫兵领来一个人，是冯雪峰。冯雪峰1957年划了“右派”，已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审问的问题是30年代“左联”，周扬是如何反对鲁迅的。审完冯雪峰审刘白羽。几年前我随母亲到过刘白羽家，母亲已是右派，而刘是左派，是红人，文化部副部长。刘的太太王琦阿姨用西瓜招待我们，一辆三轮车送来几十个西瓜。在大饥荒时期，竟然有这么多西瓜，叫我目瞪口呆！王琦阿姨的名字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一次父亲和客人聊天说：“延安时候，王琦是追求我的！”王琦阿姨生了一个先天愚的儿子，整天躺在床上。幸亏父亲没有娶王琦阿姨，不然，我也要先天愚啊！当了右派的父亲异想天开，从北大荒回来，他寄几首诗词给王琦，想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王琦是副刊的负责人。须知在这里发表旧诗词，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胡乔木几位，父亲如果是左派，也不可能啊！
　　审过刘白羽，带进来一个矮小的五十多岁的人，正是周扬。他奇怪地穿了一套睡衣，好像是从睡梦中抓来的。他双目低垂，驯顺而小心翼翼。十几年前，母亲领我赴怀仁堂的晚会，那时候怀仁堂一半是座位，一半是茶座。母亲和周扬在茶座说话，这时只觉得这位矮个子伯伯方面大耳面如冠玉气度非凡。后来在四联理发馆，在文联礼堂周末电影晚会，在天桥剧场苏联芭蕾舞团演出现场，我多次见到他。他总是左右逢源，气势凌人。他的一生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他竟然被毛泽东戏称为“阎罗王”，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一天，我的心中感到一丝畅快。我没有说话，主审的红卫兵问什么，他都老老实实回答，很认真地说，“我是文艺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反对鲁迅的”，“我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在学生面前，周扬是何等驯服，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十月，母亲发来一封电报，阿布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到北京，叫我去车站接她。沈阳三个造反派开枪开炮，母亲蹲在“牛棚”里，12岁的妹妹没有人管，母亲叫她到北京避难。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北京站。秋天的北京城，所有公交车停运，马路上冷冷清清。我用自行车把小妹妹接回清华园，安排在女生宿舍。文化大革命不再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而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在清华，除了两派激进分子，大部分人变成“逍遥派”。我也无事可做，读小说，踢足球，画水彩，妹妹来了，我领她去颐和园、香山公园、八大处。妹妹七岁离开北京，只有那些古建筑还是当年的模样。天气渐渐冷了，我用一件我的旧夹克衫给妹妹缝制一件衣服，缝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件“两面穿”，一面是浅灰色的防雨绸，一面是黑色呢子，妹妹穿上十分漂亮。
　　妹妹在清华园过了一个冬天。
三十二　初恋
    1967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她叫田青青。
    我在八一学校认识她。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弟学校，类似于育才学校。在那里，北京几所大学联合举办“摧毁‘联动’展览会”。“联动”是文革初起时北京中学生的组织，即“联合行动委员会”，多为干部子弟，以“打砸抢”闻名，不久即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动组织”。清华足球队的几个人参与展览会工作，展览会有来自师大女附中、女二中、女十二中的中学生讲解员。年轻的大学生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血气方刚，对异性充满渴望。我们带女孩子到颐和园玩，到清华园玩，给她们拍照，她们的外号有“大喇叭”、“二喇叭”、“小喇叭”，自然不是淑女，“红卫兵”嘛，吵吵嚷嚷，粗声大气。只有师大女附中的女孩儿有淑女味道，冬天，我和竺西约她们到北海溜冰（奇怪北海公园溜冰场依然开放），一个叫冯雅平，一个叫吕其颖，一个叫田青青。“女附”是著名女校，她们是初一学生， 只15岁，稚气未脱。
    竺西对我说：
    “你不喜欢田青青吗？”
    竺西，工程物理系，边后卫。是啊，为什么不喜欢田青青呢？她是那样地清纯美丽，光彩照人。她喜欢读小说，气质不凡，穿衣打扮有个性,在大家不敢穿裙子的时候，她竟然穿一条蓝色短裙上台讲解!但是在竺西说话之前，我并没有想去讨一个小女生的欢欣。
    这一年的冬天，同宿舍的小时请我到他哥哥那里画油画。小时叫时作隆，电机系，前锋。我们住同一个房间上下床。一年前，我曾约他参加两千公里的“长征”。他哥哥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小头头，邀我去画一张三米高的毛主席像——大单位搞毛主席雕像，小单位搞不了雕像搞画像。时作光的单位在西单劈材胡同，师大女附中旁边。于是我打一个电话，叫青青来玩。那时候，北京的胡同有传呼电话，是城市唯一的通讯工具。青青来了，乖乖的，坐在一边看我画画。我给她画一张素描肖像，领她到西单吃顿饭。这是我的第一次约会,而对青青来说，是找一个带她玩的大哥哥。
    1968年春天，清华园爆发武斗，我随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逃离校园。我的避难地是北京电影学院，那里有好友洪平，导演系学生。电影学院是很小的学校，在新街口豁口外的小西天，永乐皇帝重建北京城的时代，这里是佛教圣地。洪平的父亲是著名导演洪吴天，洪平演算子承父业。洪平在学校主楼占一间办公室，为我们俩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小窝，艺术的课堂。楼下是贴了封条的图书馆，我们可以随意索取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名著，又有取之不尽的赛璐璐唱片，莫扎特、贝多芬、萧邦和柴可夫斯基。这些“封资修”“大洋古”的毒草，绝对禁止的艺术品，对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青青温馨的港湾，她和吕其颖三天两头呆在这里，我们读书，听音乐，用电炉子烧饭，到太平湖游泳。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雕塑家用全部技艺和无尽的爱完成一个女孩雕像，随后他爱上自己的作品。万神之神宙斯有感于雕塑家的真情，将雕像变成活人。这个浪漫故事告诉我如何面对涉世未深的女孩，像希腊神话一样创造我心中的爱。我教青青欣赏古典音乐，第一次，我给她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通俗易懂，是最好的启蒙教材。两大张密纹唱片，将近一个小时，青青静静地听完，说：
    “终于完了。”
    此时的青青蒙昧无知，情窦初开。若干年以后，青青成了加拿大公民，在温哥华，她有许多音乐家朋友。她成立的一个帮助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孩子的助学基金会，其中许多赞助人是音乐家。初恋确实影响了青青的一生，她学会了很多东西，对文学、戏剧、音乐的鉴赏，她的艺术趣味，她的生活趣味，以及对烹饪的爱好。
    无论是书籍还是唱片，我们用过之后送回图书馆。尽管图书馆的大门锁了，我们是从窗户爬进爬出的。最后一次偷出一部线装《金瓶梅》，看完后一把火烧掉了。当时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发现我们在图书馆的勾当，对门窗做了一番加固，《金瓶梅》送不回去了。
    青青家在东城交道口香饵胡同，一个诱惑人的胡同名，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哥哥。她的父亲在哪里？竺西告诉我，她父亲是在押政治犯，罪名是“美国特务”。对于这个严重而又敏感的问题，我没有问过她，不愿意开口，怕伤她的自尊心。在我和青青相识五年到了谈婚论嫁之时，母亲为了儿子的政治前途，表示坚决反对。其实，青青的父亲曾是一名战士，他是中国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中的一员，二战时期，他数十次飞行昆明至加尔各答的“驼峰航线”。在他刑满释放之后，他向我描述第一次飞越横断山脉几乎坠机的惊险，以及从空中看到金沙江、怒江、澜苍江，美丽的洱海和大理三塔。二战结束，他是“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1949年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投入共产党怀抱。1958年他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女人。后来，这个女人作为“美国特务”在广州被捕，青青的父亲以同案犯入狱，判刑15年。 青青的母亲是东四医院的护士，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此时我己深陷情网，到了痴迷的地步，却不能对青青作任何表白。青青呢，她聪明地拉吕其颖做伴儿，装作什么都不明白。有一次，洪平问青青“人生最幸福的时刻”，青青回答：
    “和我的白马王子在教堂结婚。”
    在“文革”的严酷年代，她说出这样的话。
三十三　“蒯司令”
    1968年8月，我和青青约几个同伴到云水洞玩，回来在前门棋盘街遇到阿黄说，“时作隆受重伤”！原来时作隆参加清华园武斗，攻打东区浴室。他攀登云梯到屋顶，被对方长矛刺中，仰面跌下，胸椎折断。我赶到积水潭医院，运动队来了许多人，又有“井冈山兵团”众头头，包括“蒯司令”。
    我和蒯大富打过几次交道。
    蒯大富是工程化学系学生，出生于1945年，与我同年。他是江苏盐城人，而我的出生地是相邻的淮阴。蒯大富体态健壮，戴眼镜，大脑壳，目光狡黠，能言善辩。在文革初期，王光美的“工作组”将蒯大富作为“反动学生”批判并关押，使他陡然成为学生领袖，造反先锋。
    我和蒯大富的第一次交道是1967年夏天，我的朋友李磊落在四川被人开枪打死，我在“一教”布置了一个很大的灵堂。李磊落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他的死在清华园引起震动，运动初期，打死学生领袖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李磊落也是运动队的，打乒乓球，乒乓球队与足球队合为一个共青团支部。
    灵堂布置好，蒯大富来了，带几个随从，威风凛凛。灵堂进门的地方是死者的血衣，放在玻璃橱里。正面墙上是死者画像，有横幅“红卫兵战士李磊落永垂不朽”。 三面墙上插满“井冈山兵团”战旗，每面旗子的矛尖扎一条黑纱。橱柜里展示死者的遗物、文章、手迹。灵堂布置得庄严而有气势，突出了“井冈山兵团”的背景， 蒯大富十分称赞。
    第二次，“总部委员”张云辉找我，要我立即去工字厅见蒯大富。
    张云辉动力系，外号“小黑”，足球队队员。“小黑”英俊潇洒，除了“总部委员”的身份，女友刘铭茹是“文艺社团”舞蹈队头号演员，堪称校花，而舞蹈队的队长即胡锦涛先生。在1967年，刘铭茹主演的歌舞剧《井冈山之歌》是清华园唯一的文艺生活，刘铭茹灿若桃花，风光无限。“小黑”的哥哥张云彰是中央芭蕾舞团首席小提琴手,张云辉领我到他家，张云彰有数不清的古典音乐唱片，“小黑”给我放老柴的《一八一二序曲》。在那个时候，“样板团”首席小提琴手何等威风！张云彰的琴为意大利名琴斯特拉蒂瓦里，来自对一位音乐家的抄家，据说中央文革小组参与此事。这个故事被我写成中篇小说《阿玛蒂的故事》。
    我随“小黑”到工字厅，那里是井冈山兵团总部。老蒯出来，原来，他要我给《井冈山报》写一篇紧急社论，倚马而待。老蒯口述社论内容，我回到宿舍赶紧写出来交给“小黑”，写的什么东西，今天记不得了，总之是形势分析之类。
    第三次，即在积水潭医院，与老蒯不期而遇。时作隆是我的室友，足球队的正印前锋。他虽是老蒯一派，并不是武斗队的成员。这天回校办事，赶上“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众人起哄把他推上战场，瞬间摔成重伤。这期间老蒯多次到医院探视，送来水果之类。在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园之时，老蒯送给时作隆一根火柴，那是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用的火柴盒中的一根。老蒯毕业的时候，大家到东四恩成居酒家吃分手饭。席间他对我说：
    “小胡，你将来一定要写一部歌颂红卫兵的小说！”
    从1968年至1970年2月，一年半时间，我一直参与对时作隆的护理，在积水潭医院八个月，回到清华又近一年。时作隆胸椎第四节折断，高位截瘫。几十位同学参与护理工作，并在他以后十余年的生命中，每年给他汇款。
    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不久，他在当地被捕。几年后文革结束，公审江青，蒯大富作为证人出现在电视直播中。又过了十年，我在辽宁鞍山一家国有大企业任宣传部长，老蒯突然来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蒯在狱中15年，仍是那样的自信、敏捷、率性，仍是谈锋犀利，口若悬河。在格尔木监狱，他和几个学生领袖 ——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同样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关进一座小院，得到优待。他们可以看书报，看电视，打乒乓球，伙食也不错。如今在北京，海淀区区长支持他成立“大富公司”，他要投入商海大干一番。老蒯当年要我写“红卫兵”，于是我送他一本《阿玛蒂的故事》，“蒯司令”作为反面人物在书中出现。此前我听说老蒯的婚事：有一个云南女孩，北大毕业，比老蒯小17岁，千里迢迢到宁夏找老蒯。老蒯喜不自胜地说：
    “还没有结婚呢！”
    同老蒯聊天，感觉他多年与世隔绝，对世事的看法停留在学生时代，单纯而可爱。除了幼稚，还有他的自恋情结，对于学生时代的怀念和珍爱。许多“红卫兵”时代风光一时的人物都有这种自恋情结。老蒯说，虽然“红卫兵”领袖都是中央文革的牵线木偶，那种感觉还是奇妙而难以名状。
    “大富公司”的梦想破灭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令将老蒯撵出北京。无奈之下，老蒯应山东篷莱一家农民企业之邀，到那里任总工程师。1990年，我在中国三冶公司当总工程师，到烟台黄海钢厂工地处理技术问题。蓬莱为烟台属地，以海市蜃楼闻名。我给老蒯打一个电话，欲往蓬莱拜访。我的车开到老蒯的村子，天已黑，好一番周折找到他家。这一天，他的太太罗晓波回南方老家，遗憾没有见到这位小嫂子。老蒯在他的“乡间别墅”下厨为我做几样海鲜，把酒临风，畅叙情怀。 这一年胶东一带汽车走私猖獗，家家户户院子里停满韩国汽车。老蒯说道：
    “这种事我不会干的，当局也不会坐视不管！”
    蓬莱只有“海市蜃楼”，不久，老蒯离开蓬莱到深圳去了。
三十四　“梁效”写作班子
　　1968年7月27日，北京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包围两派总部和所有武斗据点。 第二天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说，“现在是轮到你们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至此，“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全国所有高等学校由“工宣队”接管。清华“工宣队”负责人为迟群、谢敬宜，来自8341部队。
　　工宣队进校的第一年，我以护理时作隆为借口，躲避了许多政治活动。当时所谓“斗 批改”，目标是各系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生们批判、斗争、政治学习从早到晚，有时半夜起来聆听“最新最高指示”。我和几个的同学把时作隆弄到二号楼一个大房间，这里便于轮椅出入。时作隆是意志坚强的青年，对政治局势有独特见解，并用乐观精神面对护理他的同学。土木建筑系对梁思成、吴良墉、莫宗江等老教授的批斗会，我一场也没有参加；工宣队要求每个学生背颂“老三篇”，我一篇也不会背。和青青见面的机会少了，在电影学院当“逍遥派”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有一天青青到清华找我，说，女附中组织去云南插队，她想去。云南？那不是天边吗？那不是蛮夷之地吗？不去不去！
　　到了1969年夏天，我借口护理时作隆躲避班级政治活动已不可能，因为两个年级的学生统统到门头沟清水涧工地劳动。母亲在信中说，她也在乡下劳动，在盘山县修水利工程，辽宁省直属系统的干部下去几万人。胡小米下乡插队到西丰县，胡小林下乡插队到清源县，胡小妹由邻居代为照看。母亲得了黄疸性肝炎，体重只70斤，在工地烧饭。沈阳三派的斗争总算平息，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万干部将被撵到边远地区。父亲1967年从“牛棚”到古冶区劳动，一直呆在那里。
　　在清水涧工地，我给青青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爱意。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回信，就像等待法厅的生死判决。不久，青青回信了，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坐在工地食堂看完信，颓然仰在椅子上，额上冒出汗珠。同班绍刚是知道我爱情秘密的人，后来他对我说：
　　“你脸白得像死人一样！”
　　我又写了很多信，却是再无回音。我几乎崩溃，痛不欲生，只有绍刚安慰我。年轻人精神分裂，百分之一百源于失恋，我也走到危险的边缘。
　　1969年9月，我被选进“清华大学写作组”，也就是显赫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土建系推荐了两位学生，我和吴硕贤。吴硕贤比我低一班，他是1965年福建省“高考状元”，入学时候受到蒋南翔校长接见的，长了一双聪明而又闪亮的小眼睛。
　　写作组初建，只十几个人，地点选在航空系馆，一幢老式二层楼，大家工作住宿都在这里。写作班子负责人来自工宣队，而迟群、谢敬宜亲自抓。迟群30多岁，穿军装，此前是8341部队宣传科长，出任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派头超过两年前的“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敬宜是不到30岁的年轻女人，也穿军装，也来自“御林军”，行为举止模仿江青，扭捏作态。她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总是侧过身子，从不正面面对台下，以示与众不同。这两个政治新星经常到航空系馆，一坐就是半天，和我们讨论选题，讨论提纲，讨论初稿，认真而装腔作势。他们俩看样子高中文化水准，但是毛主席说了，“文盲也可以当皇上”。中共“九大”刚刚开过，迟群指示，集中火力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痛打落水狗。
　　写作组出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说来也巧，分配给我的第一个选题就是“周扬”。一个月以后，我和吴硕贤成为写作组最主要的“笔杆子”。
三十五　毕业
1969年12月，工宣队宣布，在校的最后两届学生将于1970年3月毕业。在全国众多高等学校中，只有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学生提前毕业，算是享受了特殊待遇。一天，雪后天晴，几个同学即兴赋诗，我和吴硕贤取《贺新郎》词牌，我的一首是这样的：
霞染一天晓。乍推门、燕山已白，蛇飞龙蹈。却为多情壮行色，送我风容雪貌。漫天里，松林惊啸。素练红缨初晴日，叹江山真个逞奇妙！竟与我，暗争俏。　　群芳最喜阳光照。看同学、双目清炯，风华正茂。天下才情知多少？八斗与汝分了。儿女意，此时休道！回首鹏飞九万里，待关河迢递传捷报。更举酒，仰天笑。
这首青春之作描写一个单纯而又充满激情、向往未来、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在60 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有数百万大学生，他们是中国引进西方高等教育制度以来最为幼稚无知的一群，他们陶醉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激情之中，沐浴在宗教式的个人迷信之中，对社会的破坏力是空前的。当然，这一代大学生经历了政治的炼狱，变得成熟。他们被称为“老五届”。在他们身后，中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停滞了12年。在邓小平改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改革开放之后，“老五届”发挥出巨大能量，成为民族中兴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至今，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仍由 “老五届”担当。
建零班34 人，5人留校，其它人分配至全国各地。我虽在写作组受宠，并不能留校，这是理所当然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唱词云：“他出身雇农品质好”，“品质” 是由家庭出身决定的。我被分配到辽宁省鞍山市，鞍钢建设公司。那里是百万人口城市，那里是超大型企业，比起分配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待遇不错了。
就在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航空系馆的时候，青青的同学张竹萍打来电话，约我到她家，青青要见我。突然的消息叫我不知所措，惊颤不已。这是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吗？还是她要礼貌地同我道别？也许她要下乡去，她们班第一批下乡的同学已经到云南，她的前途扑朔迷离。一个星期之前，我曾找过张竹萍，同她谈了一次话。这姑娘锦心绣口，特别喜欢我的诗词，她会背诵我写的十几首诗词。她并不是从我这里得到这些诗词的，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我的诗词在北京十几所中学流传，从海淀区流传到东城区。我告诉张竹萍我将毕业离京，我真的很爱青青，即使不在北京，如果青青召唤，我会立刻来到她身旁。张竹萍说出一件令我十分吃惊的事情：有一个男人叫冯明禁，中国广播乐团首席小提琴手，40余岁，未婚。他是青青的邻居，特别喜欢青青，总是缠着她。又是一位首席小提琴！这个冯先生乃民国大总统冯国章的孙子，皇亲贵胄！冯明禁与寡母生活在一座大院落里，而他们的院子挤进十几户人家。冯明禁有一把“阿玛蒂”，多次为青青演奏。我的这位情敌，风度翩翩的音乐家，挂着“王孙”的名号，手持意大利名琴“阿玛蒂”，那是一把多么好的琴啊！
我忐忑不安，如约到张竹萍家，她家在香饵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自从青春拒绝我，半年没有见她了。这时候青青17岁了，娇艳欲滴，坐在我面前一言不发。她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她想说什么？张竹萍妈妈为我们做了饭，吃饭的时候，只有张竹萍和我说话，青青，你变成哑巴啦？
吃过饭，张竹萍把我们送出门。晚上九点多钟，街上人很少。前一天下了大雪，空气清新。我们漫无目的地走，青青仍是不说话。后来，她终于扑到我的怀里说道：
“我不会遇到比你对我更好的人！”
以后的几天，青青每天到清华来。留在北京的时间只有几天，我不能去她家，她不敢告诉妈妈。多么美好的冬天！相恋的人一分钟也不愿分离。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可去，70年代的北京没有一家咖啡馆，更不要说歌厅舞厅迪厅。一天晚上，又是雪后（一个多雪的冬天），我们在城里走，东四，西四，西单，东单，在寒冷中依偎着，路上静悄悄，只有天安门的灯光略显明亮。我们沿着内环走到天亮。
土建系、水利系、机械系分配到鞍钢建设公司的同学共16 人，我没有和大家一起出发，推迟了两天。我带青青到沙滩椅子胡同时作隆家，向他告别。小时因伤不能毕业，没有生活来源。体育代表队24名同学愿意为小时寄生活费，我们排一张表，每个月有两名同学各汇款20元，小时每个月得到40元（同学们坚持了十年，直到他去世）。我带青青到北京站送别先行的同学，在月台上，漂亮的青青让同学们看呆了。
三十六　《梨花恨事》
　　离开北京，我到唐山看望父亲——四年没有和父亲见面了。父亲在唐山郊区一个叫古冶的地方，仍是被监督劳动。
　　两年前，父亲的劳动是拉粪车和掏大粪。一次,父亲拉一辆两千斤重的粪车，上坡时跌倒，致使胃大出血，险些丧命。还有一次，父亲晚上坐在床上抽烟，不慎失火。那是一个大屋子，住几十个“牛鬼蛇神”。众人扑灭火，可是父亲的被褥烧掉了，正值隆冬，没有被褥怎么办？父亲写信叫三姑姑从北京寄去一套被褥。
　　父亲见到儿子很高兴，他说：
　　“我写了一样东西，由你替我保存。”
　　父亲叫我去小街上买一个小本子。劳改队的住处是一个封闭的院落，父亲叫我站在门口望风，怕有人来。父亲趴在小炕桌上写下《梨花恨事》。
　　《梨花恨事》是由五个词牌组成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总378行，故事讲的是一个戏曲女演员（梨花）的一生。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过程，父亲在《〈梨花恨事〉后记》中写道：
　　“《梨花恨事》的写成，倒也有一些戏剧性。先是有这么一个意思，想尝试一下；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初，因自己是被指定的‘牛鬼蛇神’，这就除了挨整，另无所事。我就利用晚上，上床以前的一点时间，开始写《梨花恨 事》。所谓写，其实是脑子里默念。那时，你居然还敢白纸上写下黑字，其后果必定是严重的。半年之后，我所顾虑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些年轻人，气势汹汹地勒令我，只要有我的字迹的，包括友名通讯录在内，都要让他们抄走，要我做到一字不留。我只有从命，别无选择。欣喜我的《梨花恨事》是藏在肚子里的，可以与我共存亡，谁也休想抢去。到了1970年，我的长子小胡，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路经唐山，前来看我。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梨花恨事》从肚子里掏出来，一字字一句句写在白纸上，最后让他带走，为我保存起来。”
　　文革初期抄家，唐山市文化局的几个年轻人抄走父亲所有文稿、书信，其中文稿约100万字，包括长篇小说《思想列传》的初稿、定稿，长篇小说《上海滩》的第一、第二部。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默念的方式坚持创作，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这是何等严酷的环境啊！这又是何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为了不把这长诗忘记，父亲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把全诗默诵一遍。他知道长诗是不能发表的，也许在他生前不能发表。
　　《梨花恨事》可以说是“长诗”，也可以说是“组词”，它是由“减字木兰花”、“浣溪纱”、“采桑子”、“鹧鸪天”、“虞美人”等五个词牌组成，描写女演员梨花从学艺到成名到她的三次恋情和最后沦落的悲惨遭遇。
　　《梨花恨事》的第一个特点，是独创了组词的格式，同时又发挥了中国诗歌凝练、简约、严整、明亮的传统。
　　中国的叙事诗，在唐以前，多为五言诗，受民间文学影响较多。至唐白居易写出《琵琶行》、《长恨歌》，成为成熟的文人诗，树立了汉文学叙事诗的最高典范。《梨花恨事》，一改白诗七言古诗格式，独创组词格式，使长诗活泼多变，音韵铿锵，如泣如诉，面貌一新。
　　汉文学的叙事诗历来有凝练、简约、严整、明亮的传统，《梨花恨事》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梨花恨事》的五个词牌皆为小令，以“减字木兰花”为情节线，其它几个词牌不交代情节，只是阶段情景和主人公心理的渲染。经过作者的精心编织，凝练、严整的长诗展现在读者面前，表现出纯正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些词是整体的一部分，单独拿出又是一首完整的词。比如一首《鹧鸪天》：
　　六曲栏杆谁与凭？相思滋味最关情。一声低唤楼头月，两手轻扶水面星。　　如梦里，却分明。庭芜湿漉雨初晴。酸眸子对梨花落，怎不叫人泪暗零！
　　这里写的是一个失恋的女孩，独自在一处江南园林中徘徊，春月挂在楼头，梨花刚刚开过，水面星光点点，女孩在这里恰是完成一曲《春江花月夜》的独舞。
　　《梨花恨事》的第二个特点，即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中写梨花的成长，往往一句诗写出她成长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一幅画。比如写梨花13岁：“一枝偷绽，转过回栏金玉槛”；比如写梨花初上舞台的艳丽风姿：“才上红毡，晓日风迎江上帆”；比如写梨花18岁长大了：“细雨蒙蒙，万倾荷香无点尘”，“月暗银河，天上亮星只一颗”，“无限从容，芍药花开彻底红”。这些描写，联想到作者擅长的水墨画，有浓墨重彩，有烟雨蒙蒙，使读者浮想连翩。写梨花的第一次失恋的心情是一首《鹧鸪天》：
　　一掬红英随手捻，春余多少怎能掂？凄离惨别生生受，旧恨新愁细细添。　　流水岸，小桥边，江南虽好雨绵绵。奈何燕子飞来去，舔破夕阳半梭烟。
　　梨花是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女演员，这里写出了如画的场景和如泣如诉的心态，用了几个传神的动词，“捻”，“掂”，“舔”，使女主人公变成从画中走下美女！
　　《梨花恨事》的第三个特点，是把性格描写和情节描写融于诗词之中，即把“小说手法”运用到诗词中，这是没有人尝试过的。
　　《梨花恨事》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没有停留在感悟性的喜怒哀乐上，没有停留在传统诗词的“愁”字上，而是深入到复杂多样的层面中。比如写梨花15岁：“学解风情，未解风情更动人。”这是极精彩的心理描写，使女主人公的美艳和纯情跃然纸上。又比如写梨花长到16岁：“青衣花旦，佳丽还须妹丽扮。扮作风流，演到羞时真个羞。”读者看到这里，自然会拍案叫绝了。“真个羞”是一句口语，少女的仪容情态活脱而出！诗人在这里把人物情感的真实描摩、心理的嬗递变化融合为一体。写到梨娘嫁到豪门作小，后因色衰被出，流落街头：“寒鸦数点寒枝暮，隐隐梨园鼓。见人不肯道真名，为怕觉来原是那红伶！”用梨园鼓来敲击主人公的心，用当年的“红伶”来对比如今的天涯沦落人。在爱情描写中，“小说手法”时时 表现出来。比如她第一次失恋：“心有余恨，人带辛酸行步穏。艺带辛酸，撩拨人心邀彩声。”“行步穏”，这是伤心的神态，惟妙惟肖。再比如写梨花第三次恋爱，一首《减字木兰花》：
　　眉间唇侧，学戏女儿奁开合。小别三夕，慌将闲风当信息。　　等人不到，险与刘郎成计较。打断飞丝，情在无端别扭时。
　　这首词写恋人的约会，梨花独坐闺房，“奁开合”，即不停地打开关上梳妆匣，不停地修饰打扮；“慌将闲风当信息”，她的心情好不急切，好不紧张！情人(刘郎)来了，她反而要耍脾气，使小性子。“情在无端别扭时”，无缘无故闹别扭，反而衬托出真情。情节、性格、心理在呈现，在波动，在发展，这是小说手法与诗歌合而为一的独特之作。
　　《梨花恨事》代表了作者的追求、感奋、失望和痛苦。“梨花一枝春带雨”，这是催花的雨，也是作者的泪。从某种意义上说，《梨花恨事》是那个时代的“血泪篇”。
三十七　李家营子
　　1970年3月，我到鞍钢建设公司报到，开始新的生活。清华16位同学，大部分分配到土建二公司的工人班组。我到木工班，参加齐大山矿选矿工程施工。我在工地呆了一个星期，干了三天活儿，下了三天雨，公司“政工组”便调我到机关。原来他们在档案中看到我“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履历。很快，我成为二公司的“笔杆子”。总公司的“革委会”主任是“军代表”，人称“周副师长”，他第39野战军115师的副师长，他和我谈话，想把我调到部队去。这事情当然是不可能的。
　　1971年，我上班后第一个春节，全家要到母亲远在沙漠里的新家团聚。
　　母亲插队在昭乌达盟敖汉旗，这里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文革发生“内人党”事件（即宣布“内蒙人民革命党”为反动组织）后，这里被分而治之，将东部三盟划归东三省，辽宁省分得昭乌达盟。1969年，数万省直属机关干部被遣送到这里。
　　从地图上看，鞍山距离敖汉旗不过六七百公里，可是“回家”的路足足走了四天！第一天，我从鞍山出发，乘火车到沈阳与弟弟会合，转乘另一班火车，第二天凌晨到朝阳。这时是春运高峰，买不到当天的长途汽车票，只好在朝阳住一晚。第三天一早上了长途汽车，是解放牌敞蓬卡车。卡车在冰天雪地中开了四小时，零下二十几度，寒风刺骨，我和弟弟几乎冻僵。这才到县城敖汉旗。又住一晚，第四天，再乘长途汽车，仍是敞蓬卡车，仍是四个小时。这样，总算到了公社（即今天的乡镇），名叫荷叶乌苏，是蒙古语吧。下车后我们冻得说不出话。可是李家营子在哪里？ 一打听还有50华里，穿过沙漠，沿着骆驼的足迹走。这里是科尔沁沙漠边缘地带，偶尔见到几丛一尺多高的灌木，再就是无尽的黄沙。“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天黑时分，我和弟弟终于到家。
　　母亲的家建在村子外面，沙丘背面孤零零一座土坯房，只一间半：外面半间是灶房， 里面一间是一铺炕。这房子是生产队特别为插队干部修建的，而李家营子的插队干部只母亲一户，娘儿俩，一个53岁，一个14岁。这里是敖汉旗最为边远之地，村子北头有一条河，名叫老哈河（河的名字有大漠荒原的气概），过了河便是哲里木盟。
　　老哈河在这里转弯，形成一小片绿洲，养育几百户人家。这里与世隔绝，老百姓没有见过火车、汽车、摩托车。这里没有电，更没有自来水。做饭烧炕，唯一的燃料是牛粪。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推独轮车到老哈河上游的草甸子拾粪，以备过年之需。站在草甸子上，我想，这里的夏天会是不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是现在，寒风刺骨，黄沙漫天。
　　母亲和妹妹到这里一年多，度过艰难时日。下乡之初，母亲因肝炎卧炕不起，家务事由妹妹料理。她们是村子里唯一吃商品粮的人家，要去公社买粮，主要是玉米面、高粱米，很少一点大米，每月每人三两豆油。于是14岁的胡爱农到生产队赶一条毛驴，走50里沙窝子路到荷叶乌苏镇，住插队干部家。第二天，胡爱农把一百多斤粮食驮上毛驴，赶回李家营子。谁知走到半途，粮食口袋从毛驴背上颠落，胡爱农束手无策。她只能站在沙堆上，等待骆驼队走过这里，请赶脚的大叔帮助。正值隆冬，北风呼啸，胡爱农在沙窝子里等了四个小时，等来一只骆驼队，小姑娘几乎冻僵。回到李家营子已是半夜时分，母亲硬挣起身，等候在村口。
　　看到这个家我的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一个不讲人性，丧失人性的时代。负责遣送插队干部的造反派，王八蛋，为什么把母亲放到最远的地方？敖汉旗的插队干部数百人，荷叶乌苏也有几十人，大多数年轻力壮，却把孤儿寡母赶到李家营子！原因很简单，母亲是右派。这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
　　母亲14级干部工资，138元，在李家营子，简直是天文数字。当地农民看不到钱，在鞍山，一斤羊肉三角八分，而在荷叶乌苏，一斤羊肉只九分钱。自从母亲为一个衣不蔽体的村民扯布做一件棉衣，母亲的家便成为全村的救济总站，贫困的村民三天两头找上门，要这要那。母亲为村民花了不少钱。
　　在身体稍稍好转之后，母亲便参加生产队的工作，她有新四军时期学会的与老百姓相处的能力，很快得到村民的认同。她在村子里办扫盲班，晚上在昏暗煤油灯下给村民上课。石门子水库工程是敖汉旗最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冬天，旗革命委员会向每个村子摊派劳动力，组织人海战术。母亲参与动员村民的工作，并把胡爱农送往工地。我和胡小米、胡小林回家过年，小妹妹却在石门子抬土筐！不久传来消息，工地放炮炸死了人。
　　母亲老了，头上多了白发，眼角下垂，双颊凹陷，形销骨立。母亲就是母亲，从不见她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她一直在读《鲁迅全集》，并在日记中写读后感言。她写东西在清晨，她有时读着书笑出声来。她最称赞鲁迅的深刻，对国民性的批判毫不留情。
三十八　陇西行
　　在我到鞍山不久，也就是1970年5月，青青离开北京到甘肃去了。青青的母亲是北京东四医院的老护士，这一年，整个医院迁移至甘肃，分散在陇西、定西几个县。青青本来想随师大女附中到云南插队，被我阻止了。陇西亦是那样遥远，著名古战场，中国西部的边关，唐诗中多有提及。
　　我从鞍山返回北京，为青青送行。这一回，我进了青青家门，见到青青妈妈。她的家在交道口香饵胡同，一户两进的四合院。房子是青青父亲在50年代初买的，作为“中华航空”驾驶员，手中有一些钱。青青的哥哥叫田千里，与我同年。他说，在 40年代，单走私黄金一项，驾驶员便可腰缠万贯。文革时青青家的院子挤进好几户人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青青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已有12年，18岁的青青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青青妈妈是慈祥的四川女人，她在我面前反复说着一件事：青青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一次带青青到王府井买鞋，可是钱不够，要回家取，青青妈妈叫青青坐在鞋店里。两个小时后回来，五岁的青青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青青妈妈拿出一本旧杂志，1959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封面是青青的特写照，一个北海幼儿园的孩子。这张照片是青青儿时的骄傲。
　　我和青青的事情此后却发生波折。青青到陇西，在县化肥厂当化验工，我们只有通过书信传情，从东北到西北。但是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在信中对青青说，母亲反对我们的婚事。我的本意是想对青青表明我对她的爱，即使母亲不赞成，我也不会改变。谁知惹恼了她。
　　1971年秋天，父亲来信说他已解除“劳动改造”，并补发了五年来扣发的全部工资，住到唐山干校，叫我去看他。我先到北京看时作隆，却听到一件惊人的消息。
　　小时的家在北京沙滩椅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小时虽是卧床的残疾人，却是“小道消 息”最多。第一，体育代表队很多同学去探望他，从全国各地带来消息，当然，北京的消息最多；第二，他专心听美国之音和BBC广播，这是他最大的消遣。在 “913”事件发生后三四天，外台即播出坠机消息，到了国庆节，确定为“林副统帅”出事了。小时是聪明人，他得出结论：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总结，出自残疾青年之口。
　　父亲的干校在古冶，距唐山几十公里。干校分配给他一间土坯房，工资恢复到文艺七级的145元，也算不错。干校在农村，周围是一派丰收景象。这里有很多池塘，是采煤后地面塌陷形成的，池水青青，白云悠悠。
　　我把林彪事件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说起京戏《打金枝》的故事：宰相郭子仪的儿子娶公主为妻，不想小俩口闹别扭，动手打了“金枝玉叶”，闯下大祸。正当郭子仪惶恐不安之时，皇上出来说话，“不痴不聋，不做阿婆阿公！”郭子仪是中兴名将，功高震主。郭子仪做官小心谨慎，他在长安的宰相府，白天几重大门打开，他做什么事情，路人皆可望见。史书上说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显然，郭子仪能做的事情，林彪做不到。
　　没有想到“林彪事件”的消息引来父亲如此这般的议论。
　　父亲说到天津去玩一玩，我和分配在天津的戚荣林联系，戚荣林是建零班班长，我的好友。于是由他接待我们，在天津玩了两天。我把青青的事情告诉父亲，父亲说：
　　“你要喜欢青青，就到陇西去吧。”
　　1972年春节，我踏上去陇西的路，修复我和青青的关系。我在诗中写道：“燕北征人欲起程，陇西清泪滴无声”，“飞来十万苍山影，疑是昨宵梦里行”。
　　田千里在陇西车站迎接我。这里是兰州西面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兰新铁路，就是荒凉的戈壁滩。青青家的小镇叫文峰镇，在铁路线上，距县城30里。化肥厂是新建的，当时每个县办一家小化肥厂，能到这样的国有企业上班不错了。
　　青青的妈妈热心招待我，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过年嘛。可是青青说，妈妈打算把她嫁给一个上海小伙子。在文峰镇的医院里，有一些上海来的医生，他是同事的孩子，在军工企业开卡车。青青说小伙子嘴很甜，会讨妈妈的欢心。
　　“他长得什么样？”我问道。
　　“比你好看。”青青回答。
　　“看来他有希望。”
　　“我不会嫁给他的——难道在陇西呆一辈子吗？”
　　从1970年至1977年，青青在陇西生活了七年，她一辈子也没有忘记陇西。她在80年代初嫁到加拿大，变成该国移民。2003年，她在温哥华建立了一家援助中国西部贫困女孩的基金会，帮助陇西、定西一带200多名农村女孩上大学。 她以为在中国西部的贫困地区，女孩子比男孩子更难上学，为此，她十几次重返陇西。
　　我的第一次陇西行得到青青的谅解。这一年的秋天，我第二次赴陇西，算是趁热打铁的求婚之旅。我的青青——我小鸽子，关山阻隔，世事艰辛，这些不能把我们分离，我愿意一生一世陪伴你！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国家也会好起来的，我们也会有美好的前途！青青答应第二年到鞍山，我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三十九　别离难
　　1973年春天，青青从陇西到北京。凤凰飞来，我到北京，把她接到鞍山。这里是她将来要生活的城市，东北的工业重镇，祖国的钢都。这里有广袤的黑土地和美丽的千朵莲花山。这里是排名全国第19位的百万人口城市。
　　青青在鞍山度过愉快的一周，我们回到清华园最后的那些日子，那样的幸福甜蜜，对未来满怀憧憬。我的清华同学们热情接待这位小妹妹。只有和我要好的一位工人师傅说道：
　　“她叫田青青？这个名字犯忌呀！你想想，田地总是绿的，永远结不出果儿呀！”
　　我在三冶二公司政工组做干事，二公司的党委书记姚德元对我很器重，因此我带青青到姚书记家拜访，为什么去姚书记家呢？容我后面叙述。
　　一周的时间很快，离别就要来临。没有见过海的青青要我送她到大连，我们将在那里告别。但是早春的大连天气糟糕，风狂雨骤，我们在海边冻得瑟瑟发抖。这似乎是不祥之兆。我送青青到码头，青青哭了。我只有买一张票和她一起登船。
　　“青青，我送你到天津，带你去看父亲好吗？”
　　青青点点头。早晨，船到塘沽，我们转乘火车到古冶干校，推开父亲的土坯房门。父亲吃了一惊：儿子也没告知，就把女孩子带回来了。我也吃了一惊：父亲这里还有一个女人！
　　父亲说道：
　　“这是你张姨——我们结婚了。”
　　儿子带女朋友回来，父亲当然高兴。这一年父亲61岁，新来的张姨49岁。张姨是上海人，和父亲说上海话。我小时候先说山东话，后说上海话，最后是北京话。父亲感慨地说：
　　“终于有机会说上海话了。”
　　从1950年进北京，二十几年，父亲生活在北方，没有多少说上海话的机会。“二流堂”有几个上海人，小丁、浅予、戴浩、龚之芳，那些人早已烟消云散。
　　张姨是上海人，祖籍宁波。我们余姚老家也算宁波地区。张姨把父亲的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上次来，把父亲的被褥通通拆洗一遍，这一回不用我了。张姨又会烧上海菜，看起来是有见识的大家女人，一双大眼睛很慈祥。父亲得意地说：
　　“张姨对我照顾极好。”
　　在古冶住了一天，又到分手时候。我们到火车站，给青青买一张到北京的票，我买一张往东北的票。可是青青又哭了，哭得更厉害。“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还要送吗？我利用周日到大连，没有向公司请假。我的公司是全市先进单位，劳动模范、标杆工程队、先进党支部层出不穷，一刻也离不开我这个“笔杆子”。
　　青青满脸泪花，噘着嘴：
　　“不嘛！不嘛！我要你跟我走！”
　　没辙，我和青青商量，陪她到天津玩一天——她本来要在天津看望一个表姐。
　　在天津玩了一天，没有见到青青的表姐。晚上，我们在火车站坐一坐，在海河边走一走，这样厮守到天亮，送她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则返回鞍山。
　　青青甜蜜的东北行结束了，就像我的两次甜蜜的陇西行一样。而在甜蜜之中埋藏下危机。
　　不久，青青的态度又生变化。原来，为了我们的事情，母亲给二公司党委书记姚德元写了一封信，希望通过组织的力量，劝阻我的婚事。在那个年代，组织的力量十分强大。至今组织的力量依然强大，却与当年有很大不同。姚书记把母亲的信交给我，并与我谈了话。青青到鞍山，我带她去见姚书记，姚书记是个开明人，他对我的婚事没有表态，叫我自己考虑。他殷切地说：
　　“我派你到施工一线当段长，一年解决入党问题。”
　　领导的关心使我得意忘形，从姚书记家回来，我把母亲的信拿出来给青青看了。青青一言不发，似乎感激我的坦诚。她回到陇西，我的“坦诚”成为婚姻失败的关键。
四十　敖汉旗
　　1972年初，也就是“林彪事件”发生半年后，母亲和小妹妹离开李家营子，搬到敖汉县城。
　　敖汉县城是个一两万人口的小镇，大部分土坯房，红砖和青砖是好房子，最高两层楼。地处沙漠的边缘，树木很少，整个城镇一片灰暗，了无生机。
　　母亲的家也是一栋土坯房，也是一间半，比李家营子的房子略大些。这里不烧牛粪烧煤，相邻的北票县出产品质极好的煤炭，黑亮的无烟煤。住在敖汉最大的好处是有肉吃，羊肉只一毛几分钱，随便吃。在鞍山，在辽宁其它地方，每个月发油票、肉票，每人只三两油三两肉。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是陈锡联上将，老百姓叫他“陈三两”。7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营养不良，一脸菜色。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每次回家，可以大量补充营养，容光焕发。春节以前，母亲买几十斤肉等我们回家。母亲还托人到北面的翁牛特旗买奶酪，当地叫“奶豆腐”，不脱脂的，油性越大越好。 每次从敖汉回鞍山，我带的也是肉和油。那年我当段长，一次工地午餐，我拿出一个大饭盒请客，二斤雪白的猪油，你一勺我一勺吃得好不开心。多年以后，还有人提起猪油的故事，成了美好的回忆。
　　母亲到县文化馆上班。文化馆六七个人，主要工作是组织“乌兰牧骑”在全旗的巡回演出。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是半专业的基层文娱单位，是县办小型文工团，文革期间名噪一时。演出的节目是完全政治化的，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之类，专业素质很差；演员走村串乡十分辛苦。
　　母亲还是做文化宣传工作，组织报告文学之类。我去过文化馆，那里有几百本书，借来读。在文革期间，书籍少得可怜。有一次，文化馆来了一个女孩儿，二十五六，摆出领导的派头，气指颐使。母亲只有点头称是。来人是新上任的旗“革委会”副主任，年轻的“造反派”，小学文化程度。文革时期打破一切常规，村支部书记可以当政治局委员，纺织女工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
　　胡爱农到鞋厂做工，算是有了工作。
　　插队干部中有一个做学问的人，写了一部书稿，《鲁迅评传》，拿来请母亲指教。这人叫彭定安，四十多岁，文质彬彬。他是江西鄱阳人，下乡前是《辽宁日报》的文艺编辑。他的哥哥叫彭涛，“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第一任化工部部长，四十几岁因癌症去世，是英年早逝的政治明星。母亲把《鲁迅评传》手稿给我看，确实写得不错，下了很大工夫。彭定安的家在母亲家后面一排土坯房，于是我到彭家坐坐，和彭叔成了文学的谈伴。我当时很想写东西，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材是鞍钢的建设。我把这些不成型的作品拿给彭叔看。当时唯一的文学期刊《萌芽》在上海。这个中国社会是数百年来最为封闭的社会，晚清时代还有半开放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是全面的对外开放，真正的百花齐放。我把短篇小说投给《萌芽》，《萌芽》退回了。《鸭绿江》复刊后，我用报告文学投稿，也退回了。彭叔说：
　　“你的文学底子好，总会成功的。”
　　从此，我的文学生涯一直在彭定安的注视之下。1979年，我发表了处女作《阿玛蒂的故事》，第二年，我以此作当选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而彭叔也是新当选的理事，我们同时走进作家的沙龙。以后，我每有新作，彭叔皆热情鼓励，为我的长篇小说《太阳雪》两次写评论。彭叔的《创作心理学》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彭叔缜密而深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80岁的2008年，他这样回答记者的采访：
　　“在我对当前文学的接受中，时不时会感叹：一面是中华大地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 历史进步、文化转换、人性进化；一面却是如此疏离的、冷漠的、浅薄的叙事！那些震颤灵魂的社会流动、人生浮沉，都付诸流水。对于文学来说，失去这样巨大丰富的叙事对象，等于失去生命。我们需要巴尔扎克所说的‘历史的书记’、托尔斯泰所说的‘写人民的历史’、鲁迅所说的反映‘中国的人生’的作家与作品。”
　　彭叔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1974年《鸭绿江》复刊后，组织全省创作，母亲代表敖汉旗到沈阳开会。母亲在沙窝子里五年后第一次回到省城，来到她创建的杂志社，见到当年的老同事。母亲住太原街东北旅社，我从鞍山到沈阳看母亲。和母亲一起来的有一位青年作者，名叫金河，敖汉本地人，比我大一岁。他说辽西话，还带一点儿蒙古腔，有几分滑稽。我和金河住一个房间。十几年后，我的这位朋友以短篇小说名扬海内，他当上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而我和彭定安先生同为副主席。
张敏玉像
四十一　张姨
　　张姨叫张敏玉，她是电影界的人，由戴浩介绍给父亲。戴浩叔叔是二流堂人物，50年代住北京东单栖凤楼，父亲带我到他家去过。他的女儿叫小毛头，是我育才学校的同学，长得特别好看，长大以后精神失常了。戴浩叔叔是老电影演员，爱说笑话，很风趣。打成右派仍是嘻嘻哈哈的，本性难移。他给父亲写信，叫父亲到北京去同张敏玉见面。早在20年前，父亲同张敏玉有一面之识，那时《人民画报》社组织周末舞会，张敏玉来跳舞，也是戴浩叔叔领来的。
　　张敏玉的父亲是上海滩上著名人物，名叫张石川。他与郑正秋同为中国电影第一代导 演，又是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张石川21岁导演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明星公司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最大的电影公司，张石川捧红了胡蝶、阮玲玉、周旋等明星，拍过《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等一百多部电影。张敏玉三岁上银幕，六七岁是电影舞台上的童星，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她。
　　张敏玉1924年生于上海，她的前夫叫吴绍澍，做过国民党的大官。吴绍澍曾经风光一时，抗战胜利后他是蒋介石派往上海的接收大员，后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副市长。他又是蒋经国嫡系，参加小蒋的“打虎行动”。1947年吴绍澍与张敏玉结婚，小蒋参加婚礼。1949年在上海起义，变成“起义投诚人员”。解放后他不再风光，只任交通部一个小小的“参事”，而张敏玉在文化部电影局电影资料馆工作。1957年，张敏玉划为右派，吴绍澍也划为右派，嗣后他们离异。
　　张敏玉与吴绍澍生有一女，名叫吴小羽，但是母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原因是文革初期吴小羽带红卫兵抄了母亲的家，并动手打了母亲。红卫兵在东四竹竿胡同的小院里挖地三尺，寻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材料。吴绍澍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张敏玉是“民革”成员，一家子国民党。红卫兵抄走张敏玉母亲和她自己的两大包首饰，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家当，再也没有找回。女儿打母亲这样的事情十分可怕，在那个年代，非人性的事情总会发生。张敏玉划的是“极右”，开除公职，在街道劳动，所幸没有离开北京。文革结束以后，母女修复了关系。
　　张姨和父亲结婚以后，一心一意服侍父亲。她不到50岁，身体很好。她在50年代初打排球，打北京女排，代表首都参加全国比赛。前几次我到干校，有一件事是为父亲拆洗被褥——那时候没有被套之类，被褥是用针线缝合的。张姨来了，不用我做了。经过几十年磨练，“大家闺秀”变成劳动能手。和父亲结婚以后，张姨专心研究烹调。她本不擅长此道，后来竟然成为此中高手，在父亲的朋友圈子里，在老 “二流堂”的饕餮之徒中，张姨的烹调技艺颇受称道。90年代她在一家生活杂志上开专栏，每次介绍一道菜。有一次，我到竹竿胡同看父亲，进门先问张姨，父亲笑着说：
　　“你张姨去买鲥鱼啦！”
　　70年代未的北京，菜市场里偶尔买到鲥鱼。张姨挎个菜篮子，为买鲥鱼跑遍北京城。今天，产于长江和富春江的鲥鱼已经绝迹。有些城市的高级餐馆里有“清蒸鲥鱼”这道菜，那些鲥鱼来自非洲，与中国产于长江和富春江的鲥鱼有天地之差，食客切勿上当。
　　张姨是热情开朗的性格，十分好客。在干校，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她喜欢帮助别人，以此为乐。
　　父亲赠张姨的诗，以三首七律最佳。第一首写的是秋天：
　　秋雨场场为转凉，懒撕日历到重阳。曲忘词句还记谱，诗赠离情急就章。宜我三朝留枕席，依他百嘱添衣裳。可怜今夜孤灯夜，风嗑谁家未扣窗？
　　当时张姨往来于唐山北京之间。张姨不在，父亲自有思念与别离之苦，这是诗人最喜吟咏之事。第二首是送别，情意更见深沉，词句更见精妙：
　　去时履印归时痕，亦送行人亦送春。杯浅不应寄语浅，更深无与离情深。风传散子岩生草，水涮平坡树曝根。但得山河存记忆，道旁杨柳某时辰。
　　颈联（第三联）的一副对子，父亲非常喜欢。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古冶的郊外散步，看到水溪旁的槐树，粗大的树根曝露着。父亲说，这是一句好诗。后来看到七律，恍然大悟。“风传散子岩生草”，即是多么艰难的环境，生命的种子还是会生根发芽；“水涮平坡树曝根”，用一句俗语说，便是“日久见真情”了。80年代父亲住到北京西城二里沟，他把这副对子写成行书挂在墙上。尾联中的“某时辰”也是妙语，是模糊化的现代艺术思维。
　　第三首是这样的：
　　清明雨后更清明，似觉春空任吐呑。堤上杨槐经年长，林中香菌脱宵成。闲抛岁月千行泪，收得心田一茬情。野草有名人不识，看人行事盱人行。　
　　“一茬情”的“茬”字是北方乡村土语，这是作者找到情感和心灵归宿的一声叹息。
四十二　唐山大地震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晚期，经济困顿，民生凋蔽，我们的中央大国特立独行，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邓小平出山之后，“四人帮”仍旧横行，政治风向标变幻不定，“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臭老九”（当时知识分子的别称）喜欢“小道消息”，似乎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的前途，人生的希望。我的朋友丁正明毕业于清华工程物理系，他在葫芦岛核潜艇工厂。他的太太邱心伟，同我一起分配到鞍山。 丁正明往来于葫芦岛和鞍山之间，常去北京上海，他嘴里的“小道消息”特别多，有一半真实或接近真实。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健康上，风烛残年的周恩来已经不愿“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毛泽东依然要打倒邓小平。
　　丁正明上海人，戴高度近视眼镜，总是傲气地仰着头，鼻子里哼一声。他是游泳高 手，专项是长距离自由泳。学生时代，我们经常在一起，到音乐学院批“文艺黑线”，参加“414派”的活动等等。“414派”称为“老四”，我不是“老四”，但是倾向“老四”。丁正明比我高两个年级，先于我毕业。他分配到江西鄱阳湖的部队农场，我有诗赠他：
　　少年侠气凌云生，横行之时总相逢。感君为人最爽直，朋辈相倾心至诚。峥嵘岁月变 春秋，一任东南西北风。健笔纵横扫魑魅，文章掷地如有声。曾经拍案争持苦，惟见面赤毛发舞。岂怜阵下裂肝胆，不容眼中杂尘土。秋风木落雁南归，倏忽别去白云飞。无以送君握君手，依依别情九肠廻。君去风尘数千里，遥望南天心早摧。（《惜别小丁有怀》）
　　小丁最喜欢的女孩儿叫苏文漪，清华女生，美艳逼人。前面说到小黑的女朋友刘铭茹艳若桃花，能歌善舞，可是不如苏文漪。60年代清华在校生一万零二百人，一万零二百人都认为苏文漪是名符其实的校花。我在电影学院住了半年，表演系的女生 没有一个比苏文漪漂亮。小丁胆大妄为，给苏文漪写了无数封信，却没有得到一封回信。他后来找到水利系女生邱心伟，常州人，长得也不错，文艺社团女声小唱队的。邱心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出风头，武斗时是“414派”坚守科技馆的两个女生之一，抵挡了“井冈山兵团”多次猛攻。其实邱心伟是善良而温柔的女孩儿，有舍己为人的精神。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台，发生天安门“四五事件”，是群众自发的政治抗议。这同2009年伊朗大选后的街头政治抗议相似，伊朗的两派都是拥护最高精神领袖的。丁正明赶去天安门拍了一些照片。回到鞍山，我和小丁把胶卷冲出来，给同学和朋友看。在随后的“批邓”运动中，有人揭发此事，大家十分紧张。党委书记姚德元把事情压住，并叮嘱我小心。他让我“批邓”的高潮中入党，真是个好心人。
　　小丁与当代政治有不解之缘，他虽学物理，却专注于政治与历史著述。1978年，“老五届”有的回校补课有的考研究生。丁正明考何作庥的研究生。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当年准备收两名研究生，却只有丁正明一人考取，可见他何等聪明！第二年，不安分的小丁不想跟何院士念了，他要去美国读博士生。考试在北京举行，考完他到鞍山，对我说：
　　“六门功课五门没学过，怎么能考上呢？”
　　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80年，丁正明考上纽约市立大学的博士生，专业是现代物理，后转为核物理。以后30年他生活在美国，长期任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教授。但是他的兴趣始终不在物理学而在政治历史，他写的当代历史著作《阳谋》、《人祸》在海外有广泛影响。1989年母亲因政治原因滞美未归，经济并不宽裕的丁正明从明尼苏达寄给窘困的母亲5000美元，而他与母亲从未谋面。十年后我到美国，方才得知丁正明给母亲寄钱的故事。
　　从1973年起，父亲得到张姨的照顾，生活状况有很大改善。这几年他专心写诗词，特别是七言律诗。要说七言律诗，杜甫是典范，后人学诗多从学杜开始，主要学七言律诗。父亲不大喜欢杜甫，可是在60岁以后，他在七言律诗上用功。除了上面引述的写给张姨的三首，下面再举两首，皆为《无题》：
　　空间至大斗难量，容得一身亦不枉。枯草丛中青草绿，落花辰里菊花黄。天生我才却无用，地处他乡只有狂。借问得天谁最厚？人人分得等时光。
　　丝成碧玉透萤蚕，桑叶浓时蚕已眠。隔岁风筝挂树杪，当年春茧绩绮纨。摧花雨酿樱桃蜜，消鬓愁营锦绣篇。泼向庭心一瓢水，几沁黄土几升天？
　　前一首翻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句，难掩愤懑之情；后一首则有李商隐一流浓艳哀婉的风格。“人人分得等时光”，诗人虽处困境，“阿Q精神”是最好的自我安慰；“隔岁风筝挂树杪”，读者应该叹服诗人对生活细腻的观察。艺术的创作是艰辛的，难免有“摧花雨”、“消鬓愁”，而艺术的成就又如何呢？留给世人去评价还是留给历史去评价呢？“几沁黄土几升天”，这是诗人的疑问。
　　1976年，批邓使许多知识分子感到绝望，看不到未来。这一年五月父亲在干校办理退休手续，他可以不呆在干校，住到北京张姨那里。张姨也是十分窘困的状况，她是“极右”，电影资料馆不给她开工资。她的家在北京东四竹杆胡同，一座破旧四合院的东厢房，只十几个平方，窗户歪歪扭扭，从屋内可以看见檐下的破油毡。父亲在这里自得其乐。有一次，他说起文革初期的故事，种种对人格的污辱。他说，中国的老话是“士可杀不可辱”，而文革呢，“士可辱不必杀”，所以大多数人活过来了。
　　父亲离开唐山两个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闹市区小山成了瓦砾山，图书馆周围的新区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古冶，干校的房子大部分倒塌，父亲的衣物书籍埋在废墟里。地震的走向从西南到东北形成一条断裂带，而古冶正是在断裂带上。幸运的父亲躲过一劫，他和张姨在北京竹竿胡同的地震棚里度过几天。北京有强烈震感，市民惊恐不安。
　　大地震预示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附记：《我的父亲母亲》第二部分至此结束，两部分总42章。第三部分尚未完成，其中有关“六四”的部分不便发表。第一、第二部分已可成篇，作者在此广告：如有出版业朋友有意出版，可发留言。如有好事者代为联络，感激不尽。
　　几天后将发《梨花恨事》全篇，以飨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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