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人会线上沙龙第四期记忆与遗忘：口述历史的虚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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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杨祥银
发言人：陈远、王昊、林建刚、周海滨、叶曙明、陆远、方韶毅、高小龙、陈徒手、商昌宝、解玺璋、王学斌、黄文治、常成、丁东（提供发言稿）、邢小群、陈夏红（提供发言稿）、黄文治、章玉政、晓陶、李怀印。
整理人：杨祥银
时间：2015年3月14日晚上8-10点（讨论还延伸到3月15日和16日）


讨论实录


杨祥银：给位老师好，大家晚上好。历史百人会第四期线上沙龙由我主持，我们今晚的话题是《记忆与遗忘：口述历史的虚与实》。首先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口述历史（口述史学）的发展简史。
国际口述史学界一般将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的创建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现代口述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辐射走向，它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20世纪60-70年开始兴起于加拿大和英国，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简言之，作为战后兴起的为数不多的兼具学术研究意义、社会激进议程与公共历史价值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过去的60多年间，尽管遭遇来自各方的挑战与质疑，不过，在世界各地口述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口述史学发展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国际历史学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它从诞生起就已经超越历史学的学科界限，目前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社区研究）、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民族志、族裔研究、医学（老年医学、叙事医学）、心理学、建筑学、犯罪学、妇女（性别）研究、赋权研究（政治和解、社会正义、法律诉讼、残障研究）、传记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文化研究、LGBT研究（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研究）与媒体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史学界具有相当悠久的口述历史传统，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口述史学概念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口述史学才开始真正有所发展，而2004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则是中国口述史学开始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口述史学在中国日益流行，其发展甚至呈现出“火爆”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口述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相关学者的日益认可与重视，同时国内外口述史学界的相互交流也日渐频繁；（2）有关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著作、学术论文与全国性学术会议不断增多，而高层次的口述历史科研项目也不断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立项；（3）以纸质出版、电视节目、纪录片和网络（门户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呈现为依托的口述历史作品与成果不断问世，部分作品逐渐赢得公众的认可与好评；（4）一大批口述历史计划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其发起和组织者包括学校与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图书馆与档案机构、媒体机构、基金会、公司与企业、非盈利组织、社会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从事不同工作的个体，在此基础上，国内高校也开始出现一批专业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
今晚讨论议题可以围绕一下几个问题（1）如何定义口述历史？（2）如何理解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传记（自传）与新闻访谈之间的区别？（3）作为口述历史的核心，如何理解记忆的遗忘（客观与主观）、错记和虚构？（4）谁的声音、谁的记忆？口述历史作为访谈者与受访者深度互动的产物，如何理解访谈者对于受访者的潜在影响？（5）作为史料来源的口述历史与档案资料相比，如何看待它们的各自价值？（6）各位可以结合自己的口述历史实践，谈谈自己的主要体会与经验反思。
接下来请大家发表高见！
陈远：我先抛砖引玉吧，不一定能对的上祥银兄的问题，只是说说我的一点感受。
杨祥银：好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陈远：我从2004年口述做系列人物口述，从开始的20世纪文化名人（从梁启超到韦君宜）后人的口述到后来燕大人物（当时许多核心事件的当事人还健在）口述。我的感受是在口述史领域，如果要谈理论的话，必须和实践结合起来，单谈理论难免空泛，这样说，不是否定理论的重要性，而是说，只有到了实践层面，理论的指引才有意义。我在一开始做的时候也看了不少理论方面的书，但是一旦开始操作的时候还是没有经验，完全抱着一个听故事的心态去的，恨不得把口述人知道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后来发现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一开始做的是文化名人子女的口述，那些子女口中所讲述的，有些并不是他们所亲身经历的，而且和其他已有记载有很大的重合。我又不知道如何去打断他们所谓的这些“回忆”。但是到了后来，我的目的性就越来越明显，我需要的是哪些事件的经过，这些事件口述人有没有经历，如何引导他们开始，这都是我在实践慢慢摸索起来的。
说起来，我的经验可以有几点：（1）口述史首先要建立信任感，让口述人认为可以和你无话不谈。（2）尽量保持口述人口述的完整，除非非常必要，尽量不打断口述人的讲述；（3）口述史需要妥协，当口述史完成之后，一定要请当时核对稿件，对方不同意发表的，一定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4）要注意口述人有意无意的遮蔽或者“修改”。
杨祥银：@陈远，非常赞同，口述历史是实践性相当强的，很多体会乃至理论提升都来自具体实践。
陈远：那么，口述人叙述有误的材料有没有价值，我以为有，布洛赫曾经说，伪造的史料也有其价值，可以分析伪造者的心态以及他为何如此。对于口述史料来说，也同样如此。当然，这是后来的史家在运用史料时所要做的工作了。
王昊：南开大学年前启动了校史工程，其中重要一项工作就是口述史。但是怎么作似乎还是没有要领。杨老师可以给些指导。
杨祥银：@王昊，这几年国内众多高校在校庆时都启动了校史口述历史，比如中国科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等。
林建刚：我个人觉得，口述历史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口述人口述的真实性，因为人的记忆的局限性，人们对口述历史的真实程度总要打个折扣。
杨祥银：@陈远、林建刚，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就是记忆问题。但是记忆还涉及错误记忆（故意的和生理的）、选择性记忆和记忆虚构。
陈远：我在开始做口述史的时候，丁东先生给了很大的帮助，而丁先生和@邢小群老师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很想听听邢小群老师的见解，如果丁东先生在家的话也能讲讲就更好了。
周海滨：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先生曾指出“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不仅缺乏独到的研究成果，远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连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模糊不清，时常发生争论，更不用说将口述历史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国内还欠缺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章程和工作规程，比如，出版中有些明显的语言规范问题，史实，方言等问题，这些都会制约口述历史的更深层次的发展。”
周海滨：即便口述历史有其弊端，但总的来说，这是将私人记忆变成公众记忆的重要手段。
王昊：85年校庆时我们弄过学人自述，但是个人不满意。
周海滨：我并不想做读者的“保姆”，所有的东西都清洗打磨干净，反而降低了价值。口述资料没必要打磨的太干净，但是对溢美之词、荒谬的遮蔽，还是要区别对待的。同时，我采集的只是口述资料。
叶曙明：我是从1997年开始做广州文革历史的口述史，我觉得没有太多理论，就是怎么打开对方的话匣子。首先是要取得他的信任，让他相信你不会乱用他的材料，不会断章取义，不会歪曲。其次就是在谈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引导，因为时间太久，他往往会记忆模糊，你要提醒一下他，唤起他的记忆。有时他会太过注重纠缠于一些意义不大细节，你要把他拉回来。当然，这只是些技巧，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他记忆中的明显错误。
林建刚：在这方面，给名人做口述相对又操作性，因为这些名人本来就有相关史料留存世间，因此唐德刚可以一边看史料，一边对胡适李宗仁等人进行口述，用史料与口述相互印证对笔，历史的真实性就有所保证。对不知名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我们面对他们同时又对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怎么确保真实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啊！
杨祥银：@叶曙明，叶老师说的很对，我在访谈中甚至会发现一些受访者回忆的很多历史日期都是错误的。
陆远：现在的学科壁垒很严重，但如果抛开学科的边界，个人觉得，社会学（包括新闻学、传播学）中最常用的深度访谈方法，其实应该和口述史研究在方法论上互相切磋。
杨祥银：@王昊，学人自述类，可以参考《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等。
林建刚：@杨祥银，在这方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口述历史颇具水准，具有很大的示范性。
杨祥银：@陆远，其实从操作层面而言，口述历史的核心过程就是深度访谈。
杨祥银：@林建刚，是的，中研院近代史所和台湾史研究所，我们联系非常紧密。
周海滨：我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遇到关于“如何提出尴尬问题”时，很容易敲开访谈者的心扉。新闻采访要求真实，口述历史访谈也要去伪存真，所以对嘉宾的访谈技巧都主要借鉴我做记者的采访方法。新闻有新闻道德，口述历史也一样，都要尊重受访者、哪些内容是目前不能发表的以及发表的时限，以及保护受访者个人隐私或其他利益不受侵害等。但劣势是，因为从事记者，我是做事比较利落的人，口述历史耗时有时会很长，而且新闻报道有时不可避免会碎片化，但口述历史研究，必须有大背景意识，这对于耐心和毅力都是一种考验。
陆远：比如刚才杨老师说的基本历史日期的错误，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完善：（1）相互参证；（2）用逻辑性和常识理性去判断。
林建刚：台湾中央研究院从1960年代就开始做口述历史了。
陆远：同意刚才周海滨说的，其实所谓“敲开访谈者的心扉”，就是社会学、人类学上讲的如何进入“田野”。这点30年代的学人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
杨祥银：@林建刚，应该是1959年。需要指出的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很快被移植到台湾，在胡适、唐德刚和郭廷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9年开始正式启动口述历史计划，目前该计划已经出版口述历史丛书90多卷和《口述历史》期刊13期。
陆远：比如李景汉先生做定县调查，后来写了一本《实地社会调查方法》，非常值得口述史学者也看看。
林建刚：嗯，台湾这些口述历史的书籍很多都在大陆出版了。
叶曙明：比方我在和所有造反派的头头做访谈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每一个都是谦谦君子，从不打人骂人，非常注意政策，从来是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他们可以告诉你别人是如何如何错，但他们自己永远是正确的；他看到过别人打人，但自己从没打过人。这就需要相互参证了。唐德刚做李宗仁传，就是缺乏相互参证，所以李宗仁的形象高大得不得了。
陈远：@陆远，那是典范之作!说到典范之作，让我想起@徒手老师的「人有病，天知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也是典范之作。
方韶毅：近年来内地囗述历史方法应用越来越广，发展很快，但当务之急应是做一些抢救性工作，对八十岁以上老人做综合的口述纪录，录像录音照片全面纪录。
陆远：他举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他们最早去定县乡下做调查，问农民生活状况，其中一个问题是问每天吃多少肉。结果这个问题一问，农民们对教授先生们再也不信任了——因为当地农民一年也只吃三五回肉，遑论每天！所以，如果对访问对象没有了解之同情，根本不可能真的取得他们的信任，也根本不会有有价值的访谈结果。
周海滨：我希望能从生命个体的讲述或是亲身体验中去感受历史，去诠释历史；我更希望能以口述形式还原历史人物，实事求是的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尽管是局部的、片面的，或者一叶障目的。同时，口述者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表达，他们的叙述，我认为都是对历史最好的注解之一。
杨祥银：@陆远，的确很对。
杨祥银：@叶曙明，是的，我们在访谈过程中，的确存在各种因素影响访谈的正常进行，比如与受访者特殊个人关系等因素。
杨祥银：@周海滨，非常认同，我们目前看到的大部分口述历史是文字形式的，其实当录音和录影转成文字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失去了。
高小龙：诸位总结的口述访谈的问题我都遇见过，其实是需要访谈者有足够审慎的判断和甄别能力。
陆远：对，同意高导。对口试史的访问者要求是很高的。
高小龙：被访者常常会产生臆想，演绎情节，甚至编造情景。要特别警惕。
王昊：我们这有学生在河北做侯家营调查时，做口述和农民的对谈总是不那么对榫。
陈远：@高小龙，我一开始做的时也非警惕，但后来觉得这种情况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
林建刚：突然想到陈夏红既做过江平先生的口述，也写过江平先生的传记。不知道陈夏红对口述与传记有何感受？
陈徒手：前几年我曾做过几个群体口述，一是梁思成的学生群，二是北大哲学系文革前两派老师（其中一派为聂元梓)，三是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学生。口述工作基本完成，但一直没有最终落实到紙面上，还需抓紧时间。同时也得在理论上强化。也向诸位讨教。
商昌宝：请教，口述史与访谈、对话，如何区别？
陈远：除去记忆失误之外，被访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撒谎，为什么撤谎，分析这些是极有意思的。
解玺璋：口述很难作为有价值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人的记忆功能和语言叙事本身的局限。
杨祥银：@商昌宝，其实，口述历史的核心过程就是访谈或对话，美国学者Ronald J. Grele就认为口述历史是一场“会话叙事”（conversational narrative）；也有美国人类学者认为口述历史是一个交际性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
杨祥银：@陈远，的确如此，所有记忆的遗忘与虚构可能是口述历史更为重要的价值。
商昌宝：口述方面，私以为，应有足够的注释。当然唐德刚在胡适晚年口述中是否又太过？
陆远：对，陈远兄这个观点很像晚近很多社会学家强调的，把整个访谈过程看做一场表演，这种表演本身就很有意思，而不仅仅是呈现出来的文本。
陈远：@解玺璋老师，不认同。唐德刚先生生前和我说中国口述史的传统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这一说法过于浪漫，但在现代史学中，口述史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叶曙明：我在对造反派头头访谈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他们并不是有意回避，也不是想骗你，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但我觉得明显有误。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慢慢发现，有很多事情，他们在文革后期受审查时，可能已经交代过几百次，写交代时当然是避重就轻的，对一些人与事的记忆，在重复几百次以后，渐渐自己也相信了。
陈徒手：我自己稍觉不错的，是前年写的《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的口述文章，难得谈到四人帮及迟群等在秦城监狱的情景。刘庆棠先生记忆力很好，口齿清晰，效果不错。遇到一个真正处在历史漩涡的当事人，真是值得庆幸。
杨祥银：@叶曙明老师，这个很有意思，正是如此，口述历史具有高度的重构性，也就是看似私人记忆的口述历史，其实里面掺杂着大量的公共记忆，甚至并不是属于自己经历的记忆。
陆远：所以，我觉得，口述历史最终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两个东西：（1）被访者讲述的内容本身；（2）被访者讲述的过程。这两个其实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角，而不仅仅关注前者的真伪。
解玺璋：但司马迁本身就有问题。
陆远：某种程度上，怎么会出现真伪交织的状况，比真伪本身更有反思价值。
杨祥银：@陆远，是的，正是如此，我一直强调口述历史不仅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访谈的生成过程。
陈远：当然，当下口述史鱼龙混杂，很多人以为口述很简单，不选择样本，不讲究方法，以为拿个录音笔往被访者面前一坐就可以了，这是个误区
叶曙明：@徒手，以我的经验，对那些口齿特别流利，记忆特别清晰，滔滔不绝地讲述历史的，尤其要警惕，里面掺杂的私货可能更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他们可能已经把这段历史重复几百次了，每重复一次，也许就多一点水分。
杨祥银：@陈远，是的，我看到目前很多图书出版市场上，其实本身并不是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来完成的，可是出版的时候却冠以口述历史。
解玺璋：如果没有相关档案材料做基础，个人的回忆太不可靠了。
陆远：谢玺璋老师和陈远兄的观点代表了对历史学研究本质的不同看法，某些时候可能针锋相对，但其实本无对错。
杨祥银：@解老师，档案等资料在前期的口述历史访谈准备过程中非常重要。
解玺璋：我很怕听家属或当事人讲。
王学斌：家人难免为亲者讳。
陆远：解老师认为有一个绝对真实、可靠的历史，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所有“可靠”都只是相对的。因为历史事件毕竟过去了就无法重演，谁也不可能回到当时。
解玺璋：口述的价值或许在口述者本身的心理。
陈远：@解玺璋，嗯，这个说法，前些年非常流行。但我们想一想，口述人可以做假，档案也是由人记录，为何不可以做假?
解玺璋：当然。
陆远：同意陈远兄，口述的“可靠性”当然值得怀疑，但任何文字记录都值得怀疑。
杨祥银：我在想，如果抛开对于口述历史真实性的过分追求，其实口述历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他让那些在历史上无法发出声音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也是历史走向大众的重要过程。尤其是随着数字化讲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的不断发展，人人口述历史已经是大势所趋。
解玺璋：需要怀疑和考证。
商昌宝：口述中如何隐去釆访者?@杨祥银 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叫口述什么叫访谈?
陈远：我们研究历史，依靠材料是必须的，分析材料也是必须的。
黄文治：真正做到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首要条件是做好史料的编年，其次就要利用好这些主干核心资料及收集到的其它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研究。第一是做好档案资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二是做好档案资料与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三是做好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这三个“互证”是一个“考证”与“考订”的基础工作，目的是产生“无影灯效应”，不留空白盲点，遂达到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相。
叶曙明：我刚给《晶报》写了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文章，里面主要的观点是：很多人以为，口述史就是找个当事人，让他讲自己的故事，就是历史。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什么是好的口述史？必须具备四个要素：首先当然是真实，你作为访谈者不往里掺假（真的也不掺，即使觉得被访者有误，也只可注明，不可随意纠正）；二是史料丰富，你挖得比别人深，挖出了别人挖不到的史料；三是你不止挖一个山头，你还挖了好几个山头，挖的面积比别人大，这样才能不被单一的受访者牵着鼻子走；四是你有头脑，对挖出来的东西，能说出些道道来，让别人恍然大悟。
杨祥银：@商老师，就过程而言，我更喜欢称口述历史访谈（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我觉得具体区分很难，因为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在选择术语时有其个人喜好。
陆远：同意叶曙明、黄文治两位的总结。个人觉得还需要一个关键词就是“逻辑”，某种程度上，黄文治兄讲的“互证”，本质就是注意逻辑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点也是考据方法的价值之一，和现代社会科学是相通的。
杨祥银：对于西方学术界如何处理记忆问题，我在《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大体而言，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口述史学界不再将记忆的不可靠性看成是口述历史的弱点，反而是口述历史的最大价值。
商昌宝：因为，就我个人做的几个口述来看，如果完全隐去我这个釆访者及我的提问，釆访对象的回答，完全无法够成一篇看上去很顺畅的文稿。这使得我不得不保留我的提问，但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原计划的口述变成了访谈。我也就不知道该叫它们什么了
杨祥银：@商老师，我一直主张要保留访谈者的提问，可是在出版时，这些访谈提问都删除了。
陆远：找来拜读。另外，杨兄是否能开示一份口试历史研究的基本书目（著作和论文），也好让我们深入这个领域。我每年上历史社会学课程，很希望和同学们深入这个领域聊聊。
陈远：@商昌宝，没必要为叫什么而纠结，口述史和访谈本无不同，本身就是访谈的子集
杨祥银：@陆远，好的，这方面的比较多。
陆远：我觉得商老师只是在技术上强调最终呈现出的文本的形式，这个当然也重要，但技术上应该不难处理。
杨祥银：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口述历史访谈本身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呈现，比如有些是以自传的形式，因此丁东先生之前负责的社科出版社出版的就叫口述自传丛书。
陆远：谢谢杨兄。不需很多，最基本的就行。
杨祥银：其实有个问题很简单，大家如果把口述历史访谈的录音和最终整理出版的“成品”找出来核对一下，肯定是改动很大的。所以访谈者或者最后“成品”的写作者对于口述历史内容的干涉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人提出口述历史到底是“谁的声音，谁的记忆”。
叶曙明：以我的经验，口述史不能单一对象的，一定要有“一群人”作为对象，单一对象的史料价值往往不高，真正的价值很多时侯是从一组访谈的对照中呈现出来的。
杨祥银：@叶曙明，所以访谈样本的选择很重要。
常成：同意，@叶曙明，“一群人”的口述也提供「互証」的參照。
黄文治：逻辑，注重情境历史，这个词点的真好。
杨祥银：@常成兄，谈谈您的经验。
常成：我完全認同黄文治、叶曙明的要素說。口述與口述之間，（特別是立場對立的口述人之間），口述與檔案，地方文史之間的「互証」，應該有可能極大的逼近真實。但是，这个真实的标准在哪里？
陈远：丁东先生知道我们今天的讨论特意发了邮件过来，我转过来。（见附录1）
……
杨祥银：谢谢丁先生。关于哥大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我在之前接受报纸采访中，做过一些整理。供大家参考。的确，中文学界和读者对于口述历史（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唐德刚先生，他当年参与的与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和沈亦云四人的访谈工作正好是哥大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于1958-1980年间开展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一部分，该计划由哥大历史学教授韦慕廷（C. Martin Wilbur）和经济学教授何廉（Franklin Lien Ho）共同发起。该计划在哥大、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等机构的资助下，根据当时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规范程序，总共采访了16位中国名人政要，经过转录、整理和编辑之后，最终形成16部口述自传。另外，哥大所做的另外一项有关中国主题的影响深远的口述历史计划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在1991年至1993年间，由张之丙和张之宇两位学者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获得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经过整理之后一直保存在哥大图书馆专门设立的“毅荻书斋”（Peter H. L. and Edith C. Chang Reading Room），值得可喜的是，这批资料经过国内一些学者的重新整理和修订之后已经于今年9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7卷本，含1卷注释/索引）。另外，胡适回中研院启动的口述历史计划，早期经费都是通过东亚研究所向美国一些基金会申请的。
叶曙明：谈得很好！很受益。目前口述史在国内方兴未艾，不仅是关注大人物、大事件，很多个人史、家史、村史、校史、街道史，大至文革、改革开放，小到剪纸、绣花、捏泥人一类不起眼的小手艺，无不成为口述史关注的题材。从事口述史的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对城市历史文脉的变化、对一幢老建筑的拆留，甚至比许多老人家还要在乎。但我的担心是最后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被研究者利用起来的，也许万不及一，大部分的结局仍将重新流失，就和从来没有被人做过访谈记录一般。
陈远：@叶曙明，所以我们发起了“家国记忆”征文活动。
叶曙明：研究中国文革史的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教授对我说：“我每次坐飞机都会担心，如果飞机掉下来，我大半生收集的资料，就会全部白费，最后散失无存。”这也是我的担心。怎么把民间这些有价值的口述史资料，做一个筛选与保存，让它们以一种可寻找、可查阅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传诸后世，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杨祥银：@叶曙明，目前国内口述历史馆藏建设是比较滞后的，尤其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而在英美大部分口述历史资料都可以实现在线分享。
林建刚：我今年也受命写家史与村史，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村里亲戚朋友的口述历史，但是他们只有记忆，很多事情无从判断真假。只好多闻阙疑啦！没有其他文字史料作为支撑，只有家谱。
陈远：我有个想法，就是以后历史百人会可以做这样的平台。
杨祥银：@林建刚，我认为那些明显错误的记忆是可以纠正的，但是，对于很多历史经历的个体来说，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他自己过往经历的反思与感受。
叶曙明：陈炯明的儿子做过一个关于陈炯明的网站，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来他去世了，网站没有交费，关闭了，硬盘一洗，电源一关，十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杨祥银：@陈远，您是指收集口述历史资料？
陈远：各类的历史资料。
邢小群：口述历史，还是门学问。有深有浅。入门不难，做好不易。背后是采访者的历史意识和知识。
章玉政：我做过刘文典儿子刘平章先生的口述史。我感觉个人的口述在传记写作中还是很珍贵的，能够弥补很多有趣的细节。但考证是有必要的。个人记忆难免有为尊者讳或者失误的地方。唐德刚采用口述加注的方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杨祥银：我自己从1999年接触“oral history”开始，最初是基于对西方口述史学史的角度出发，而近几年来我也做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访谈，深深地感受到口述历史的魅力。谢谢诸位的精彩发言，令我受益匪浅。今天沙龙到此结束，再次感谢！
陈远：谢谢祥银兄的主持!
杨祥银：谢谢各位！
徒手：收益很大，促使思考一些问题。感谢主持人和诸位热烈讨论，这个周末有意义。
晓陶：看都来不及了，我的体会是做口述关键要找对人，不是合适的人纯是白搭。
杨祥银：谢谢各位。
（3月15日补充讨论）
李怀印：因时差关系错过了昨天关于口述史的讨论，甚为可惜。去年和前年我和国内几位同仁合作，深度访谈了97位国营企业退休工人，在此基础上，已围绕毛时代工厂车间的日常生产劳动和权力关系形成了数篇论文，由国内外期刊陆续发表。今年以来，跟国内几所高校同仁合作，正在做1949年以来的村史访谈，力争涵盖全国100个村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道参加。
陈远：@李怀印，如有补充发言，可以现在补充，确实没有注意到我们海外成员的时差问题。
李怀印：其实时间也不算差，是美国中部时间的早上七八点，可惜我还没醒呢。我同意各位的一件，许多五六十年代的历史问题，再不做访谈就来不及了，比如土改历史，现在能讲清楚的老人已不多。关于基层民众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档案资料几乎阙如或不可用。单个的口述都带有个人色彩，经过了时间的和个人认知的过滤，但把同一事件的众多口述摆放在一起加以归纳分析，就会发现有趣的累聚型式。今日做毛时代口述史的好处是感情色彩部分已渐淡化，客观的成份或许会比过去多些。但许多退休工人对毛时代有较重的怀旧情绪，也是问题。
（3月16日补充讨论）
叶曙明：请教诸位一个问题，做口述史时，如果还没有取得被访者正式同意公开，被访者就去世了，该怎么处理这份口述资料呢？有没有相关的法规？被访者愿意接受访谈，也没明确表态不准公开，是否可视作他默认同意公开？
陈远：这个问题之前还真没有想过
杨祥银：美国的做法是征求其后人的同意。当然，如果后人也找不到的话，而内容本身又不是特别敏感或没有涉及第三者隐私，可以公开时候做出说明。这几年美国和台湾发生多起因口述历史所引发的法律诉讼。
叶曙明：谢谢@杨祥银兄。我因和原广州军区迟泽厚（做过黄永胜等首长的秘书）做过一个访谈，谈文革时广州军区支左的。后来我在网上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有人拿去给迟泽厚看，问是不是他讲的。他承认是他讲的，没有提出异议。但现在他已去世，如果全文发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关心的就是法律问题。
杨祥银：@叶署明老师，当然讲到法律问题，谁都无法预见，我觉得首先的处理方法是先要找该受访者后人，看他们是否同意公开？其次，您自己要判断访谈内容可能对受访者、受访者后人及其访谈者涉及的第三者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第三，口述历史的法律问题其实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对我们的受访者负责，也就是说如果会影响受访者的利益，我们只能让访谈资料不公开。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事件（2001至今）令访谈者、受访者和计划主持方都陷入巨大的被动当中，甚至引发英美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该案件诉及美国最高法院，不过最终还没有裁决结果。因此，西方口述历史学界都一致主张，访谈者（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地保护受访者的任何利益不因为他参加该计划而受到影响。
杨祥银：目前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没有针对口述历史的直接法律，台湾出现的口述历史纠纷也是基于个别法官的判决意见，尚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判例。当然口述历史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著作权、诽谤与隐私权侵犯等等。
叶曙明：如果问后人，基本是要碰壁的，不管这些访谈是否有敏感内容，因后人对历史无兴趣，不了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来就连父母谈这些事都反对，更不可能同意公开了。
杨祥银：是的，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从预防角度而言，必须做出这种让步，不然我们自己也无法保证会出现哪些法律纠纷。
常成：的確是。我曾經訪問過一位去台灣的戰俘，後來牽涉匪諜案入獄。他本人很樂意受訪，我以為沒有問題，花了很大精力整理訪問紀錄，結果最後要請他簽署口述紀錄出版授權書的時候，他說孩子們反對。實在沒有辦法。
杨祥银：常成兄在美国呆过，你可能很清楚，美国规定所有以人为对象的研究在正式进行之前都必须接受所在单位的IRB的伦理审查，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受试者利益。
陈远：@杨祥银兄，这些讨论可以补充到我们的沙龙中去，这个讨论有典范意义。
常成：我仔細研究過，IRB本來是針對醫學實驗保護參與實驗者設計的，相當嚴苛。如果按照那個辦法，絕大多數歷史口述是絕對不可能通過的。因為需要匿名，保護受訪人的身份，保證讀者不可能從文中推測出受訪人身份。
杨祥银：@常成，这种情况我清楚，但是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要让我们研究者如何尽可能地保护受访者及其所涉者的利益问题，这也是我们研究者经常忽视对于被研究者的无形剥削与伤害。
常成：這一套明顯是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設計的。目的是得出一個generalizeable knowledge可推而廣之的知識，而非特定具體的知識。
杨祥银：关于口述历史到底是不是普遍性知识，其实学术界的争论仍然很大。
常成：除非是理論研究，對具體歷史事件的研究是不可能通過這麼苛刻的要求的。所以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中心的網站不建議口訪申請IRB。
杨祥银：我有一个朋友在加拿大做的一个口述历史访谈计划，就被要求接受他们学校IRB的审查。现在的情况是，口述历史是否接受IRB审查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常成：當然大學校方往往希望所有研究者接受審查，這大半是出於免責的律師心態；還有大學官僚機構的擴權心理。
杨祥银：是的，从我们作为研究者而言，我们是希望不需要IRB审查。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常成：的確是很有爭議。口述史和傳記在很多情況下還是豁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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