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默：贵州地下诗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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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下诗歌简介（上）


二00六年仲春，应大陆某诗刊编辑阿布阿诺先生之约，
简谈贵州诗歌。于是邀请了老友 张嘉谚教授、还有几位年轻
朋友，在贵阳名胜古迹阳明祠，沐浴着春阳，畅谈了一下午。
为使所谈问题全面、话语准确，我特在事前拟了这份文稿提
交备用。


关于贵州诗歌，我想谈的仅为个体看法，但此看法有其坚实的历史背景。我想先作两个界定：
时间：1949-2000年左右（以下简称“五十年”）；
层面：显态，官营“解放牌”诗歌场地，对此我不甚了然，无发言权。隐态，即地下文学，我多有参与、接触，可以谈谈。
所谈如有不当、不足之处，再请嘉谚补充。
我与子衿合编有两本关于贵州隐态写作的资料《文脉潜行——寻找湮灭者的足迹》、《咆哮的群星》，前者是详述“五十年”的隐态写作历史，后者是贵州诗歌民刊汇编，二者互为“姊妹篇”。这里要谈的实际是这两部东西的简要。


1985年北京天坛学术会议上，学人们共同发出重写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呼吁。
此后，学界对此作了大量艰巨而复杂的发掘、梳理、阐述、重新评估等工作。关于潜在写作的研讨，已得到海内外的一致公认。一批新的文学史教程或论文对上述问题作了成果性的反应。
隐态写作，是张嘉谚教授给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潜流文学、抽屉文学等的综合命名。他的基本依据是中国文化中传统的阴阳观：隐、显，潜流、明流……的对应存在。
关于贵州1949年以来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隐态写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若仍以年段划断，大致状况如下：
50年代  以伍汶宪、宋子荣、周泽先等为主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文学艺术活动。
60、70年代  以黄翔、哑默（伍立宪）、路茫（李家华）等为代表的群落类文学创作，对艺术、哲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研讨和实践。
80年代  体现为：创作的深入，大批青年自由诗人涌出，群落崛起，民刊大潮，个体文本结集，操作方式上的大规模突破等。
90年代  大部头陆续浮出水面、个人文著系列化、继续坚守自由文化的独立意识、“潜流、明流”的局部合流、民间自印个体文本和民刊绵绵不断……
……
如果按贵州隐态文学的自然进程进行划段，大至可为几个阶段：
1949-1978       潜伏期
1978-1989       总爆发期
1989-1999       多元走向
其中最关键的是1978年10月11日，以黄翔为首的贵州青年诗人北上京城，以《启蒙》
为号角，吹响向“解放牌”诗歌、文学、文化、现代封建专制全面出击的冲锋号……
1978年12月北京的《今天》相继冲出；
之后，全国性的民刊大潮涌起，绵延不绝……仅贵州，粗略统计文学民刊（不带任何内部刊号）就有：《启蒙》、《这一代》（贵州大学参与联办）、《烛光》、《春泥》、《艺术小辞典》、《酸浆草》、《破土》、《崛起的一代》、《三签名》、《地铁》、《地平线》、《诗魂》、《大乌蒙》、《金字塔》、《现代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现代诗选》、《状态》、《大骚动》、《高原诗报》、《零点》、《过程》、《中间》、《寄身虫》……另有大量个体自印民间文本……在中国大陆特有的直接或间接的多种压力下，从7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当下。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学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隐逸文化，延传到上世纪前半叶，转化为自由文化，至下半叶则是“隐态文化”了。它们常常对自身所寄存时代的正统作出极大的反叛和批判。
贵州的这一现象特别明显，有迹可寻，其典型性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时过半个多世纪，对这一现象的辨认相当于“解剖麻雀”、“以点带面”了。
从对这一行迹的辨认，可以发见不少“正宗”的历史中所没有的东西，也许它们才是历史本真面目和人类共同理想的重要组成部份。
而历史，常常又大多是以个案和典型来再现的。
在此，隐态文学可以说就是自由文学，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文学的真正基脉。
而80年代以后，国情有相当程度的转化，隐态与显态的渐渐合流，似乎分界已不太明显了。但是有一点仍是惯延未变的：
其一，一元化治统的本质没有丝毫松动；
其二，经济大潮的冲击与夹裹。
针对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夹击，仍有相当一批人独立于它们之外，坚持自由自在的边缘创作——隐态写作的继续——又形成新的走势。这种独立性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贵州的潜流诗作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中期，其中已知最具个案典型性的潜流诗人当属我二兄伍汶宪。
伍汶宪（1935— ）, 贵州省普定县人,童年时代进贵阳志道小学,初中赴广州就学。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回返贵阳，高中就读于贵阳一中，后考入西南俄专。伍在青年时代，热衷于西方文学、音乐、绘画及中国古典诗词，特别对英语独有所好。五十年代中期，其从西南俄专辍学，转而自修专攻英语。远在高中时代，其一伙同学宋子荣、宋子祥、宋香（三兄妹）、朱训祥、朱训谋（兄弟）、周泽先、黄尚伦、邹鹤、何纪贤、褚智萍、袁承业、魏子晃、马小英、曾繁骧（已故）等便经常在伍家大宅聚会，或奏小提琴、大提琴，或朗诵诗词、放声高歌，或品赏绘画……而更多的时候则是高谈阔论，自谓文化精英，并宣称必获诺贝尔文学奖云云！所以伍家的孩子们从很小就熟知有个“罗布奖”！伍家收藏有大批古今名字画、书、唱片……这些藏品促成了进出其宅的一代代人的人文熏陶。
由于对英、俄两语种的学习，伍汶宪很早就深受惠特曼、普希金两大诗人的影响，其诗作就有明显的迹像；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反叛情绪、强烈的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不羁灵魂的渴仰，在青年伍汶宪的身上深深定性，再加上其倔傲不驯的天性，把对现实压抑的不满与反抗大量倾泻在诗作中。
他曾与好友朱训祥在花溪石头寨租房蛰居，他寄情诗歌，小提琴和英语；朱苦攻数理化。朱系贵阳一中高才生，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在中共建政初的政治运动中双双被镇压，故高考一直“落选”。
伍汶宪曾写下大量诗作，其中含有自由体诗数十首、古典诗词长短句近百首。这些诗作均在亲友间（地下沙龙）朗诵流传。其诗作具强烈的反叛、抗争意识、浓郁的怀故情绪，当时只要有一首或一两句落入当局手中，必是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无疑！他曾将自由体诗作工整地抄在一个大十六开浅绿色硬封的本子上，古体诗词记在一硬封纪事薄上，收存于家中。由于家庭出身系民族资产阶级，家父伍效高是知名的工商实业家和字画收藏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家父被划为“大右派”，伍汶宪流走广州。
伍汶宪急于“与世界接轨”，被多次拘留，送农场劳动，最后在广州被抓捕，被秘密押回贵阳。在秘密关押三年后，才正式判决，送贵州省平坝农场劳改服刑十年，刑满后又被留场几年。直到八十年代初始得平反改正放归贵阳市。
在关监服刑的十几年间，伍汶宪一直坚持学英语、秘密写诗。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初，我将其两本诗作和自己的几本日记藏于房檐下的活动板层中。但“破四旧”抄家时，仍被“红卫兵小将”搜出掳走，幸好当时场面太大太混乱，也许当场已毁，未酿成文祸！
时隔几十年后，诗人黄翔在（美）《世界周刊》1998.2.8-14.上发表自述《回顾和思考》，文中涉及潜流文学，其中有几段话：


……贵州地下文学现象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甚至更早。
就我所认识的伍汶宪（我的朋友、诗人哑默的哥哥），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诗歌写作，以宣泄意识形态专制下精神的压抑和苦闷，诅咒黑暗，追求光明。后来他冒险偷越国境，被狼狗咬住一条腿拖了回来，结果被丢进黑牢，一泡十多年，黑发泡成了白发，被迫放弃了文学，一生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们那一代人中有无数出类拔萃的英才，却是被整体湮灭的一代。这种悲剧早已被人置于遗忘，而他们的后来者也只是重复他们被世界遗忘的悲剧。
……
……回到贵阳后，认识了诗人哑默，他受他哥哥影响执于文学，六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在小圈子内流传。他家是全省最大的资本家，保留有一座深宅大院，他家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来的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诗人、画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我取名为“野鸭沙龙”，重点在一个“野”字，不仅野，也带野性的涵义，而其主人在乡下教书的地方也叫“野鸭塘”。
我们在一起谈论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以及贯穿人权宣言精神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包括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特感兴趣。我后来向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共产主义铁幕后的中国人权问题的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酝酿成熟的。
这种秘密聚会我们持续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粉碎了所谓“四人帮”，大批人去北京上访……


二000年九月，伍汶宪、黄翔两位潜流诗人在美国纽约相逢……
至于当年的那一批文化精英、“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们，宋子荣、褚智萍、周泽先、邹鹤等相当一部分人被送去劳改、劳教，有的则被分配到极为边远的地区工作，在那些地方度过大半辈子，有的则因政治身份恶劣、生存状态艰难，直到中晚年才结婚成家……只有朱训祥一人于五十年代末就侥幸远走高飞美国，进行深造，后供职于美宇航部门。
客观说，伍汶宪他们那一轮次的人主要是靠了一九四九年前不多的文化吸纳、“解放后”的苏（联）式东风和少量的“三十年文艺黑线”中的西方文艺译著来维系他们的文化生命的。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自甘萎缩，一部分人“自取灭亡”，少数人极力往外跑……他们是“整体被湮灭的一代”。
但比他们稍晚一轮次的人则对接上来了……


一九五六年，一个湖南少年流落到贵州，他在贵阳断断续续居住了四十年，直到一九九七年被迫去国离乡——他亦把贵阳看作自己的故乡，因为他此前的最重要时期、最亲近的缘都在贵州。
这个少年名叫黄翔。
在去国离乡后他写到：


到了一九六三年，我流落到高山大岭中的一个茶场，那儿有许多从遵义、贵阳来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些是文学迷，我们经常接触，形成小圈子，大做文学梦。这就是我们最早的自发性的文学沙龙，他们中的佼佼者，熊庆裳、朱炎、梁泰彬、苏小乙（女）等，几乎都是出身不好而发配的饱读诗书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中，大家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黄翔《回顾和思考》）
     
从那时起，黄翔就成了贵州隐态文学的主要引领。


六十年代末期，贵阳市和平路有一处废弃的天主堂，里面聚居着一大批被“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等赶进去的“社会渣滓”。其中有一大帮文学艺术爱好者，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在教堂里，有一部分常去那里集会，他们避开外界一片喧嚣的红海潮、武斗、残杀、夺权斗争，而在那里热烈地探讨中外文学经典名著、哲学和社会科学精要、或狂热地追求西方音乐、迷练小提琴等，有时则通宵畅谈剖析彼此之作……
这样的集会场所除了天主堂外，还有：
哑默的“野鸭沙龙”（公园南路53号）……
擅长绘画的孙惟井的“芭蕉沙龙”（公园南路50号）、其家小院中有茂盛的芭蕉叶高出墙外、直伸展到街上……
周渝生的“音乐沙龙”（公园南路转拐都司路58号）：他家几兄弟都喜爱乐器，中学生小乐队常聚在他家演奏，临街围观者常挤得水泄不通！周的板胡拉得很好，而本人则酷爱西方音乐，收藏有“文革”劫后余存的数套柴可夫斯基、门德尔逊、贝多芬等的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朋友们常在那儿用手摇唱机秘密放听、唱歌、大谈国内外要事……其幺弟周培贤八十年代移居香港后，曾以手风琴一举夺魁！
还有其它许许多多这样的场所。
有位陈新筑女士，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小弟弟生活。其大弟当时是贵州省歌舞团的中提琴学员，陈亦很爱文学艺术。他们家住城北一小幢灰砖平房，楼板地面，房外有一小园，我们常从城南自带乐器、火盆、木炭、蔬菜，大大小小十几人“拖儿带女”地到她处聚会，朗诵、唱歌、演奏乐器、吃火锅……
另外一些青年人则常常聚在一起，苦苦研究西方的交响曲……
还有的则在各自的圈子里搞绘画……
整整将近十年的时期里，进入这些场所的活跃分子有：黄翔、路茫、哑默、郭廷基、白自成、江长庚、陈德泉、赵大胡子、孙惟井、周渝生、肖承泾、曹柳生、李光涛、张伟林、黄德宁、黄杰、曹秀清（南川林山）、郑思亮、瞿于虎、欧阳赤、黄继文、王清林、刘大民、候润宝、金戈、瞿小松、马一平、陈衍宁、彭公标、邓扬生、杨吉生、孙中华、刘应连、王鼎伟、孙冀初、费席珍、盛恩、王良范、胡汉育、谭涤非、刘邦一、刘定一、龚家璜、龙景芳、高精灵、王天禄、王六一、王六二、曾珠、曾科、曾理……
就在六十年代末那一两年间，黄翔完成：
诗作《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大自然》、《给贝多芬和我自己》、《鹅卵石的回忆》、《火炬》，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已成为传世的不朽之作。
六十年代，哑默写下诗作《海鸥》（1963）、《鸽子》、《晨鸡》、《荒野的婚礼》、《是谁把春天唤醒》、《想起了一件事》、《夜路》、《秋日的风》、《海》、《如果我是……》、《春天、爱情和生命》、《我在桥旁等你……》、《月亮》、《秋天》、《在茫茫的黑夜》、《黎明的晨光啊，你何时到来？》、《山城行》、《浸润》……短篇小说《小路》、《檬子树下的笔记》……
哑默从六十年代初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文革”开始时其日记与部分诗作被抄毁，但他又重新开始秘密写日记，并一直延续到当下……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规模夺权，“文化大革命”全面走向胜利，“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日用晚汇报”、“狠斗私字一闪念”、“忠字舞”……把红海潮推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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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下诗歌简介（下）
七十年代，人们疯狂于上述造神运动，热衷于打倒、践踏对方而自己挤进红色政权中去占一席之地……
“谁持彩练当空舞？”
当然是红色分子！

就在这样一种漫长、黑暗而非人的境遇中，黄翔、哑默、路茫们只有用创作来执行自己的反抗——
黄翔：
诗作《诗人的家居》（1972）、《长城的自白》、《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天空》、《爱情的形象》、《尘缘》、《从死中觉醒》、《火神》、《不，你没有死去》、《倒下的偶像》、《我的奏鸣曲》、《青春  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我》、《民主墙颂》（1979）
其中不少是长诗和组诗。
这些诗篇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时代，一代人悲壮惨烈的人生历程、内心冲突、情感与理性的指向都活生生地跃然纸上！

哑默：
诗作有《晨曲》（1970）、《我的房间》、《夜》、《启明星》、《黄昏的云》、《思乡》、《秋情》、《河水》、《枫叶》、《雪花》、《春之声》、《生活》、《红帆》、《心之歌》、《呐喊》、《春》、《告诀》、《诗与歌》、《哀离》、《给诗人》、《凶讯》、《最后的歌》、《蟋蟀》、《彗星》、《他和我》、《月夜登山》、《啊，美国！》、《生》、《早春》、《春颂》、《乡间》、《故乡的泥土》、《彼岸的悲呼》、《雷颂》、《琴声，你的朋友在倾听！》、《创与火》、《命运》、《茅屋前的玉兰花》、《绿色的火焰》、《“在智利海岬上”……》、《一束燃烧的花》、《孩子，你的生命……》、《绿色的大星》、《地球》、《家园》、《岁月的足音》、《海边的歌》、《图案》、《小柏桦》、《你留下来吧，夏天》、《给阿美利加的歌》（1979）……
散文诗《苦行者》（1973-1975）、《梦》、《写在野地里》……
短篇《叔叔》（1972）、《喇叭唐》、《大街上的春天》、《良心》……

路茫：
路茫虽于一九七七年才开始写诗，但在七十年代后期他已完成：
《新诗学》（1977）、《论人权》、《评〈火神交响诗〉》，诗作有《啊，我的船》（1977.冬）、《钟》、《问天》、《天鹅之死》、《小夜曲》、《光明交响诗》、《云》、《裂》、《矿工》、《列车》、《荒山的舞》、《小白鸽  快飞呀》、《我的小夜曲》、《思念》、《寻》、《寄给死去的爱情》、《我和你》、《诱惑》、《给晚霞》、《纪念曲》、《我》、《海螺的路》、《开拓者》、《书》、《信》、《星星呀  星星》、《等待》（1979.12.）等。

一九七五年还有位诗人何怀清写下过一部叙事诗《梦幻巴黎》。

人们习惯于以一桩大事件来划开一个历史时代或判断一个时期。
“粉碎四人帮”对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正是如此。
随着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分野”，中国政局出现了既显著又微妙的变化，很集中地体现在：“四人帮”被搞下去，既得利益派支持华国锋，元老派拥出邓小平，而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则渴望解放思想、重新启蒙……至于“牛鬼蛇神”们又“蠢蠢欲动”了。

在贵州，黄翔、路茫、哑默及其他一些诗人从来就非常喜爱老诗人艾青早年的作品，艾青，是此前中国文坛上令他们最敬重的诗人。
艾青在一九五七年被反成“右派”，从此销声匿迹，黄翔、路茫、哑默他们早都认为艾青已经死了。时过整整二十年，一九七七年末，艾青的一首近作《红旗》重又在《文汇报》上突然冒出来，贵州的这帮诗人虽不欣赏这首诗，但却因艾青仍活着而欣喜若狂！纷纷给艾青写信……
艾青很快逐一地给他们各自回了信。黄翔、路茫习惯用黑墨水，且字体有相近处，艾青起初几乎把他们当作了同一个人！
通过艾青的介绍，北岛（赵振开）认识哑默，先给哑默致信，后来又通过哑默和《启蒙》结识了黄翔。
走到一九七八年，黄翔已三十七岁，长年的扭曲与迫害，让他感到一切忍无可忍，生命内在的冲动推促着他必须要干点什么，建功立业、名震天下！而诗人的敏感和直觉告诉他久久等候的时机已到，“生命和诗歌长久受到压抑，终于临近‘爆破’。”（黄翔语）
他拿准了既得利益派与元老派正僵持不下的这一历史“真空期”，决定以非常之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黄翔力图用大字报和油印本的形式来发布自己，而且突上北京操作这一实施！
当时的条件非常差：
没有钱买笔墨纸张、油印机、钢板、刻笔、蜡纸、油墨等，只有到处想方设法，连道士画符的那种黄色草粉纸也用上了！
油墨蜡纸一般只能印三百份左右，却一直印到字迹几乎看不清……
一百多张整开纸的大字报、几百份油印本，要全在北京用上，真成庞大的“辎重”！
上京的车费……
……
起初只有黄翔、方家华、莫建刚三人。
路茫在他们临出发前夕，得知消息，立即毅然一起前往！
他们 十月十日傍晚到北京，全部投宿黄翔的一位亲戚家。黄翔告知那位亲戚，他们次日要到王府井大街去张贴一批版画，那位从事美术工作的亲戚还特意为他们搅了一大桶浆糊和准备了张贴用的扫帚等！
十月十一日上午，他们一行四人来到王府井大街，惊天动地地实行了他们的计划！
回到贵阳后，他们立即在贵阳的民主墙——紫林庵贵州林业厅门口的长围墙上如法炮制，全部再版！（含油印本）
哑默自出民刊《草野》（1978.12.）《野百合》（1979.10）他的含一百多首诗的油印本《哑默诗选》也于一九七九年春发布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并邮传全国。
哑默以其油印本与全国各民间社团广泛交流，换回《今天》、《赤子心》、《南开园》、《红豆》、《初航》、《文卉》、《我们的诗》、《扬帆》、《次生林》等，并一直保存至今！
一九七九年秋，以黄翔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和以北岛为代表的“北方诗人”会师，同游圆明园，并留下后来闻名于世的废墟合影……但是“南北诗人”会师而没有合流。

在八十年代，仅贵州的潜流文学中就涌出大批青年诗人，他们在新诗的冲杀中都奋不顾身地前赴后继，完成先锋与前卫的使命：
《春泥》，民刊（第一期，1979.3.）,贵州大学春泥文学社主办，主要撰稿人有：余竹、白原、建明、袁欣、戎戎、龙超云、区人、廖志强、侯兰、严为礼、彭小青、秋、北岛、歌还等。
《烛光》，民刊（约1979.春），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穆培贤等主办。（缺此刊）
《艺术小辞典》，民刊（1979.8.），配合《贵州五青年上京画展》发布，旷洋执笔。
《酸浆草》，民刊（第一期，1980.3.），贵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自办，编者及主要撰稿人：竹之、辛辛、林楚、戎秋、肖一。
《破土》，民刊（第一期，1980.10.），贵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自办，编者及主要撰稿人：张嘉谚、黄建勇、王建远、叶小军、吴秋林、肖幸福、袁欣等。
《崛起的一代》，民刊（第一期，1980.11；第二期,1980.12；第三期，1981.3；被压制后1981.6.出传单）。该刊以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主体，主要撰稿人及编辑有黄翔、哑默、张嘉谚、吴秋林、龙超云、李发模、黄建勇、庆云、章心、方华、田心、梁福庆、张时荣、彭纯基、顾城、舒婷、莫刚、王尺修、罗迎贤、高伐林、杨牧、孙昌建、孙武军、冉小斌、徐敬亚、王小妮、瞿巍、兰亚明、白光、吕贵品等。该刊以全国各大专院校为基地，广为流传。《崛起的一代》拉开了对解放牌诗歌的全面挑战，锐利抨击当代诗歌精神现状，直指现代诗歌的病穴，对人的本质存在进行宽阔的寻求，带着疑问和希望向人的深层进发。
《三签名》，民间诗集（1982.春），贵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自办，编者及撰稿人：吴秋林、瞿巍、黄建勇、张时荣。
《地铁》，民刊（创刊于1982.2.），贵州大学学生作品选。撰稿人有童维正、梁雅雅、廖冰、谌谟、实秋、于小丽、江筑人、陈默、谭亚萍、费菲、蒋爽宛、戴彦仑、寒星等。
《地平线》，民刊（创刊于1983.4.）,贵州大学一月诗社主办，主要成员有朱一鸣、张时荣、王力农、王国付、杜一夫、汪红、杨云贵、赵宇飞、黄晓众、胡郁芬等。
《诗魂》，民刊（创刊于1983.4；第二期，1983.8.）,王刚、罗奕主办，撰稿人有刘辉、王刚、逢焕东、文乞、姚洪松、罗利琴、李泽华、高伐林、张久运、徐国静、汪泓、吴晓英、周玫、黄翔、李希容、龚伟、初烨、刘清正、哑默、罗奕、王力农、徐彬、翰野、吴秋林、柯楠、张时荣、张嘉谚、游小苏等。
《大乌蒙》，民刊（创刊于1985.10.第二期，1985.12.）,大乌蒙文学艺术社主办，撰稿人有刘强、王刚、杨展华、王林、石中华、吕晋德、翔遥、彭陶、李书明、晓卉、李刚、童晶、印俊、李昌齐、兰风、小河、梁函、吴秋林、思求等。
《现代诗》，民刊（1986.9.8.）,黄相荣主编，编委及撰稿人有哑默、王强、赵云虎、唐亚平、吴若海、陈绍陟、何怀德、旷洋、梁和平等。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民刊（创刊于1986.11.）。以铅印大报十二个版面一次性大规模推出黄翔、哑默、黄相荣、王强、赵云虎、王付的诗作（赵云虎、王付的版面后改为《新宇宙》）。该刊疾斥新诗的精神阳萎症，力主“人身全体”的“原欲喷射”，揭示世纪末人类的苦闷不安和精神骚动。该刊以浩大的阵势、迅疾的行为造型、对原生命的礼赞、以及高原“黑豹”、“野公牛与野母牛”的旋风般的呼啸，几乎是闪电霹雳般地在萎顿的诗坛上塑起自己横强大蛮的形象。
由于诗人们连续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以及上海、南京、武汉、贵阳等地的文化运作，该刊仅出一期即被压制。
八十年代，零星的个人油印本、复印件、铅印、手抄本诗作还有：
何怀德（德戈）：《风景与沉思》
王  强：《一路流浪》（1980-1990）
王  刚：《黑洞》
唐亚平：《黑色沙漠》等
黄相荣：《金字塔》
阿  黄：《生命》（1986.8.）
张  凯：《抒情短诗选》
罗利群：《独自吟唱》
……
九十年代：
《状态》，民刊（第一期，1991.11.），撰稿人：王付、农夫、饕餮（吴若海）、赵征、吴奈、寡妇。
《大骚动》，民刊（第一期1991.12；第二期1993.3；第三期1993.7；第四期1994.4.）,地点：北京圆明园艺术村诗歌厅，主办人：王强，编委及撰稿人有：王强、农夫、海上、张景、寡妇、乳无房、王梅梅、钟山、王艾、郑单衣、唐亚平、严力、方子、大风、荡天、赵征、马贼、马松、隐南、默春、雪迪、黄翔、哑默、食指、芒克、栗宪庭、秋人、阿伟、张晓军、林忠成、默默、态川、南鸥、刘翔、郁郁、空空、彭一田、孟浪、曹学雷等。
该刊的发起与组织核心仍是由北上的贵州诗人为主体。
从《大骚动》第三期的一段编者按语中，可以概括出中国现当代潜流文学的流向与价值：“……（诗人们）所走过的独异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道路，历时半个世纪鲜为人知，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实属罕见现象。他们的作品以各自不同的特色参与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从他们的作品，我们鲜明地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奇特的历史境遇与民族文学命脉潜行的踪迹。”
《高原诗报》，民刊（创刊于1997.1；第二期1997.2；第三期1997.3；第四期1997.7；第五期1997.10）,主编田峰（西楚）、张原，主要撰稿人：龙志敏、天天、张红尘、淋寒、华原、孤帆、夏贵清、张野、田小川、原人、采薇、韦天宇、王永良、冷燃、白牙、石龙、西楚、关兴华、杨智勇、醉汉、雨听、周伟、傅京人、杨春光、长江水、卧龙、巴子、戏子、卢天雄、陈冬杏、龚吉先、梁军胜、郭馨、李尚远、周巧玲、高克、扎西才让、伊沙、秦巴子、张作梗、曹光辉等。
《零点》，民刊（创刊于1997.5；第二期1998.2；第三期1998.11；第四期1999.4；第五期2000.6.）,主编梦亦非（伍开翔），主要撰稿人有：梦亦非、谭X、黄济和、唐方立、李启发、非人、王了、李鸿、路茫、天风、黄翔、哑默、黄漠沙、管彦博、茜阳、戴修泓、吴健甫、韦成研、陆廷涛、文郁、蒙富春、湄子、阿南、卢枣、林忠成、唐朝晖、发星、西楚、石龙、安琪、蒋林、李郁葱、吴若海等。
《过程》，民刊（2000.秋），主要撰稿人：西楚、黑黑、赵卫峰、杨世龙。
《寄身虫》，民刊（创刊于2001.），主编农夫，主要撰稿人：山鬼、农夫、姚辉、黎明鹏、无奈、李明月、魏克、尹丽川、王强、张洪波、吴若海、刘伟雄、郁葱、谢宜兴、赵丽华、大解、安琪、孙文涛、周瓒、黄礼孩、老刀、黄金明等。
进入九十年代，黄翔在极其艰困的处境中完成了诗哲《沉思的雷暴》、诗论《锋芒毕露的伤口》、文论《伪文化现象批判》、《精灵》、《“体系”之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辩》、《逃避哲学》、《黑暗中的布宁》、《陀斯妥耶夫斯基》、《诗书驰骋》、《秋潇雨兰》、《末世哑默》、诗《大动脉》、《苍蓝静脉》，自述多篇，现正进行《梦巢启示录》及半自传体诗化长篇小说《逃》；哑默全面完成《湮灭》、《见证》第二部《活着的墓碑》、散文组诗《高原》、《水晶笛》、中篇《虹雾》、诗电影《林中路》、大批散文随笔、评论文字，现正写家族体文艺之作《世纪的心》和文化性回忆录《哑默的自白》。
当然，就潜流文学而言，其中的作品也自有优劣之分，亦呈鱼龙混杂的状况。但作为一种创作，一种直面现实并寻求终极关怀的努力，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群落或知识谱系的独存，在漫长而严酷的岁月里，他们首先坚持做人的基本准则，蓄存与传达了一种真实的声音，怒揭丑恶，以高度的知行合一履践了自己的人生，他们对抗现代文化专制，不作媚俗的“迫降”，不注目于低级气味拜金实惠、不对历史的血腥气作消解，而是以人文精神为凭藉，据中国传统的文化士风，坚毅潜沉地攘臂前行，这一文化使命构筑了中国现当代潜流文学的纪念碑。
作为一种客观、全面的俯瞰，我们又必须充分估计：
从历史的反观与当下的现实照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的反比函量关系，现实的张开度愈大，文学的潜流性愈小；反之，亦然。任何时代，现实的巨大张合度可以决定潜流文学的强化或自行消解。这一点，在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大陆文化生活中已得到逐步证实。事实上，进入九十年代，绝大部分“潜流文学”作品基本都可以涌上地面，一定程度上只剩个质量与操作问题，自生自灭问题。这一点极关键。作为文学家的我们，不能因受难于历史，而否定现时；亦不能因盲从世俗，而无视时下的困惑。
不管怎样，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潜流文学倡告了民族文化中一种真实的，该有的本质存在。
但面临时代转型、世纪末的递变，潜流文学也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如何彻底冲溃一元化的单向结构，如何再建人文精神，怎样抗阻科技权威的另一夹击，从何途径进入深层的生命体验，以什么视角来凸现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能否承担起民族主体的价值责任乃至精神信仰的重新构建……在多元文化精英格斗的局面中能否争得一席存在之地……
潜流文学必须有新的超越！

沿贯了半个多世纪的贵州隐态写作有以下特点：
历时久远
一贯到底——最先笑，也笑到最后
坚持自由创作的立场
强烈的抗争意识
许多诗人间比较明朗的近乎亲情的文学“血缘”
路径鲜明，有迹可寻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中断过
大量的作品，完成了现当代文学中本质价值的建构
具完整的史料
而哑默从1965年至当下的四十几本日记，不独是这一文学现象的最好记录和旁证，这些日记本身就是隐态写作的一笔丰厚的资产和“共和国”的一部真正的边缘史！

另还有一桩就文学艺术界而言的重大事件，就是1979年8-9月贵州尹光中等六青年上京的街头画展。此后不久，即1979年12月，北京的星星画展始冒出来。而奇怪的是至今26年过去，当初惊动中外的此事，大陆的公开传媒几乎绝无报道！
当年街头画展的情况大致如下：
1979年8月下旬，一群贵州青年画家、诗人文学家尹光中、旷洋、刘建一（一牛）、王六一四人一行携带自己的作品和画友曹琼德、刘邦一的作品冲上北京。于8月28日至9月5日破天荒地在大街上举行街头画展！
这次画展的绘画作品计有110幅。
内容涉及政治、文化、思想、国人几十年来生存的状态，以人物、风景、静物和强烈的探索性来反映现实、冲击现实。
其中特别醒目的是尹光中的《昨天·今天·明天》的10幅主题画。
由旷洋执笔写了画展的前言。并有旷洋著的《艺术小辞典》① 油印本散发和出售给人群。
在展出的8天时间里，大街上围观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
画家、文艺家们原定每天8：00—19：00展出，但人们要求延长时间，他们只好24小时值班，昼夜守候在现场，好心的人们给他们送来馒头、面包、饭菜、茶水……
一些外国人想高价收买他们的画，他们婉言谢绝，《艺术小辞典》也只是照常价出售。
国内外记者向他们采访，他们召开了简单的记者招待会，由王六一担任翻译。
北京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士江枫、王琦、袁运生等闻讯到现场观看。
诗歌民刊《今天》的北岛、芒克、杨炼、顾城等亦纷纷前往，还有钟阿城、黄锐、马德生、王克平等对此举大为赞叹……
“对这次画展支持最大的是瞿小松、马一平、刘索拉他们，”事隔25年后尹光中对笔者说，“展出的前一天晚上，马一平陪我去察看现场，丈量距离，看看需买多少铁丝、绳子。到挂画的时候，我埋着头从地上把画一张张递给爬在树上的他们，说句实话，这种冒险行为的街头展，我们心里的压力仍然很大。周围一点声息都没有，我连头都不敢抬。等我偶一抬头，四周的群众的手在帮我接画往上递，并不断有人大力与我握手！边说，谢谢你们，你们做的是我们想而不敢做的。那一刻，我只觉得热泪盈眶。”
尹光中接着说：“上北京时，我们好不容易把画弄上火车，画太大，只好平放在车厢之间的过道处，上下用板子夹了，我们就坐、睡在板子上！……街头画展影响实在太大。后来由某某代表官方找我们，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给我们找厅堂另展，并给80元钱让我们买火车票先返回贵阳。我们照办了。但后来这件事却成了泡影！我们去找过某某，他托辞生病住院不见我们……”

贵州的这批画家都出自非学院派、非科班教育，而是自学成才的。在“文革”的漫漫长夜中他们长期与地下诗人文学家们接触，自己又刻苦专攻绘画技巧和自身的人文理念建设，所以能在历史转轨的关键时刻作出这样的壮举。

另一鲜为人知的现象是诗人黄翔自1997年被迫赴美定居后，至今已在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出版作品二十几种，发表文著上百篇，同时亦在世界各地宏扬中国诗歌、华夏文化。
近年诗坛随着“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的出现，又掀起新的诗歌浪潮，我最近收到的《低诗歌运动》一书，很精彩，编者是龙俊、花枪，龙俊是贵州罗甸诗人群落中的佼佼者。关于此，嘉谚最有发言权，可以请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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