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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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

文/唯色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一）、背景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号召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席卷中国，也很快刮向被占领的西藏高原，震荡无宁日。

西藏【1】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纷纷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多为过去地位高阶的“三大领主”【2】，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难逃被革命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

而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掌控的西藏，也有派系之分。由于“造总”把矛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3】，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包括军队内部的高层。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两派纷争；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 1967年5月起，两派开始武斗，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毛泽东在取得了利用文革“夺权”的胜利之后，下令军队“支左”【4】，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来整合权力，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使西藏文革更加复杂化，随之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

（二）、六·七大昭寺事件

“六·七大昭寺事件”是西藏文革史上著名血案之一，因为由军队策划并实施，被认为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的标志，西藏军区曾做过调查并有详尽报告，所承认的内幕令人震惊。

概括而言，被“造总”占为据点的大昭寺，其三楼左侧临街的屋子被设作广播站，有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驻守，由于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厉害，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开枪攻击，死伤多人，这天是1968年6月7日。

而官方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5】对此记载只是简单的一句：

“6·7 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财经大院【6】和大昭寺警备区部队司令部进驻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2002年6月，我在拉萨采访了广播站广播员旦增（1990年因车祸离世）的丈夫。他回顾道：

“那天大昭寺先是被‘大联指’包围，主要是住在索康大院里的秦剧团的演员和拉萨市歌舞团的演员。后来军队进去，在里面打死了十个群众，打伤的有我的爱人和‘高音’。‘高音’的名字叫赤列曲吉。她俩都是‘造总’的广播员，是拉中高68级的学生。我爱人，那时候是我的未婚妻，差一点被打死了，子弹穿过她戴的军帽，从她的头部擦过，腿被手榴弹炸断了骨头。……我亲眼看到那些尸体被弄到藏医院的门口堆放着，很惨，缺胳膊少腿的，被打得很烂。全是居委会的群众，有些是被枪打死的，有些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未婚妻及时得到了治疗，……因为她受伤了，所以就没有去下乡安家落户，分到群艺馆当会计。当时，赤列曲吉的肠子被打出来了，用一个搪瓷缸子堵住才幸存下来。她以后在《拉萨晚报》藏文编辑部工作，现在已经退休，经常转经。”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被打死在大昭寺里的有十人，还有两人打死在附近的大街上，平均年龄二十多岁，都是藏人，居民红卫兵，三女九男。旦增的丈夫至今还保存着旦增的军帽，全是血迹斑斑。他从箱子里取出的，还有当时报道这一事件的“造总”报纸《红色造反报》（藏文版），以及“造总”为此事件专门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等。

在大昭寺发生的这场血案令拉萨哗然，两派特派专人赶赴北京汇报，毛泽东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时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也有批示。西藏军方因此向“造总”道歉，一些人被处罚。“造总”在《红色造反报》上予以详细报道，专门制作印有毛泽东批示的毛泽东像章，还举行了大型游行活动。被打死的十二位红卫兵被隆重埋葬在拉萨“烈士陵园”内专门开辟的小陵园，西藏军区和西藏革委会为其立碑。

如今，被设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的“烈士陵园”，在其一角尚还保留着这片特殊的墓地。看得出，最初颇受重视，有高大的墙，十二座围成圆圈的坟墓簇拥着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设置的有花台和路灯；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还镶嵌的有死者照片。但如今，墓地里长满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广场堆积着牲畜的饲料，每座墓都残破不堪，照片全无，刻在墓碑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竭力辨认才依稀可见——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七》大召寺事件死难烈士”；其次是死难者的名字，籍贯和年龄，如果是女性有特别注明；然后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据说起先他们被认为是烈士，一年后却被说成死有余辜，棺木挖开，暴尸野外。旦增的丈夫回忆说：“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棺木被挖开了，尸体已经腐烂了，成了骨头，生了蛆，苍蝇在上面乱飞，又恶心又惨不忍睹。有几个尸体后来被他们的家庭认领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其实已经空无一物。本来藏族没有这样埋葬的习惯，但是当时非得要这么做不可，因为说他们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样一个惨状，当时我们看了以后，那心里简直是……”他语调哽塞，再也说不下去。

四十多年过去，据说从未有人来这里凭吊过这十二个死于非命的红卫兵，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不见于任何公开文本，如今连“1968年拉萨‘六•七大昭寺事件’”这一说法也都绝口不提，以至于事件本身几近湮没。

但当时，这一事件惊动了伟大领袖，导致“大联指”失势。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造总”总司令陶长松和“大联指”总指挥刘绍民获职副主任，相当于副省级。11月9日，“大联指”宣布撤消总部。11月13日，西藏军区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召开了平反大会。第二年3月25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西藏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决定撤消总部、各分部和司令部，结束工作。不久，发生了以“尼木事件”和“边坝事件”为典型事件的波及多个地方的所谓“再叛”。

（三）、所谓“再判”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下发，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7】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8】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9】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极其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中共军人，而不同于武斗中打死的只是平民。北京震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而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1959年全藏区发生的反抗中共政权的起义而言，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予以镇压，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亦逃离家园。而1969年发生的系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反抗中共政权的“叛乱”呢？但官方为何要改变口径，将当时定性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实际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10】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

“叛乱”与“暴乱”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 “造总”总司令陶长松【11】时，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暴力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讥嘲道：“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说：“像69年的事情，任荣【12】写了一本书，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大大缩水：“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八百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距离拉萨百多公里的尼木县及东部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或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在当时还是今天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而中共军队的屠戮之重，却是清清楚楚的大开杀戒。

注释：
【1】本文中所说的“西藏”，指的是今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而不包括分布在今中国行政区划的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的藏区。
【2】所谓“三大领主”，是中共对于传统西藏的政府、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以划分阶级。
【3】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占领西藏的主力部队第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72年在任成都军区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时病逝。
【4】“支左”即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1967年4月4日的指示。
【5】《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财经大院位于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尧西达孜的对面，现为自治区计经委大院，当时“造总”的主要活动点。
【7】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8】边坝县：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辖县，传统西藏东部的康地，藏语意为祥焰。以农业为主，兼有牧业、林业。
【9】尼木县：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辖县，传统西藏腹地——卫藏，藏语意为麦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半农牧县。
【10】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内，为“拉萨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官方介绍，“为纪念平息‘1959年武装叛乱’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于1965年建立。……又安葬了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尼木事件时牺牲的革命烈士，此外还安葬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11】陶长松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进藏，任拉萨中学语文教师。他是西藏红卫兵创始人，率领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并组建西藏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任总司令。后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沦为阶下囚。1980年代中期就职西藏社会科学院，退休后常住拉萨、成都。
【12】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大联指”的支持者。现居武汉。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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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大多数乡村都加入了“造总”。两个“翻身农奴”【1】——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起初，尼木县也发生武斗，县政府官员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在单增朗结和热群去找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文革结束后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2】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继续回忆：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他们去攻击县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3】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赤列曲珍的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记者巴尚（化名）【4】，藏人，曾经跟随镇压“尼木事件”的军人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这一经过：

“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０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三十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打死的有四十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当地的一些与解放军合作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5】传说中下凡女神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后，中共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群众展示被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还专门在“烈士陵园”建立了陈列室。2003年3月，我采访了厅级官职的藏人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正是巡回展览的图片讲解宣传员，谈起往事她依然气愤，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她年纪倒不大，可能四十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的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

“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不过巴尚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牧区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会有那么多“翻身农奴”能做到如此忘恩负义地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活活勒死解放军士兵，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素来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6－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的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强权者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也是强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看见赤列曲珍等多位藏人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但又深含西藏本土文化而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其中写道：“……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与捍卫文化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个外来的完全对立的“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被传说成具有超自然法力的神谕者的角色，对信仰的敌人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或许正是激发广大底层民众义无反顾杀戮外魔的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应该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西藏民间无数宗教信仰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未完待续）

注释：

【1】所谓“翻身农奴”，是中共官方在占领西藏之后对西藏农牧民等底层民众的称呼，意思是使其获得了解放。
【2】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3】是1957年5月20日在拉萨成立的反抗中共的政治组织，1958年6月24日成立下属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是以康区藏人为主的游击性质的部队，后发展成一万人以上的半正规军。1960年流亡至与西藏接壤的尼泊尔木斯塘继续战斗，1974年因各种压力而被迫停止。
【4】本文中，部分接受采访者因仍在西藏，我在写作时出于对他们的安全考虑，做了化名处理。
【5】格萨尔：西藏神话英雄，被认为是藏传佛教密宗宗师莲花生大士的化身，尊奉为岭格萨尔王，具有斩妖伏魔、恢复秩序的神力。

（转自：自由亚洲唯色特约评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2/19681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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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五）、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究竟有没有‘再叛’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


“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７年还是８年。”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汉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


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1]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人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三十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2]。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3]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4]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从1973年起，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哪个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六）、人民公社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就“边坝事件”称“反革命分子”制定了包括“不要交公粮”在内的“三不”反动纲领。而这，其实与“人民公社”有关。


自1959年“平叛”之后，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5]。


诸多并不符合西藏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难以对付，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6]


公社化的进程，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在1980年代对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7]中发现：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伦理的认同。”


戈尔斯坦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8]


也就是说，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有些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藏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9]中写道：“在某些地方，叛乱活动是由于中共试图恢复人民公社制度而造成的。”这也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广大“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但是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而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所谓的“再叛”之说是成立的，因为在连续的“再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未完待续）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1]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这一“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2] 所谓“帽子”，比喻的是被赋予了各种招致歧视、排斥甚至迫害等名义的身份，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3] 所谓“民主改革”，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共对全藏区实行的所谓“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4] 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

[5] 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见《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著，台湾大块文化出版，2009年。第一版于1998年，香港明镜出版。

[7] 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中译本《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台湾左岸文化出版，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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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七）、大开杀戒

所谓平息“再叛”实则屠戮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领导尼木民众以暴抗暴的“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著名的“反动分子”，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在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被示众批斗，随后与17名藏人被押往南郊流沙河的刑场枪决。

一位在西藏当过解放军军人、后来任职厅局级的汉人，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站在被公审的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楚地看见：“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

除了杀“叛乱分子”，还要杀“叛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文革的恐怖与贫困而逃往邻近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遭严惩。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与他的女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说：“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曾与中共合作而获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虚职的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文革时被当作“牛鬼蛇神”遭游街批斗，没收财产。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被控“叛国”而遭枪毙。他是个瘸子，约20岁。他的两个同伴也被枪毙，另一个女孩被判刑二十年。据说他在被处决之前已被打死，有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他的尸体还是被枪毙了。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是，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被处决者的亲属必须站在最前列，公审之后便由警察和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还未到达刑场就已被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活活勒死。其亲属既不允许收尸，还要上交子弹费，而且还要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很多人受酷刑而死。

名为“拉萨人民体育场”的波林卡，其大片空地成为可以集合上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南郊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死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因为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被禁绝。在解放军的枪声中，一个个“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早给他们草草挖就的坑中，而后被盖上尘土算是埋葬于泥土之下，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造总”总司令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托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托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托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而我采访过的参与调查“边坝事件”的普卜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他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一百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个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73年我们去边坝落实政策时，准备要杀的、已经关在监狱里面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15年、18年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光是我去的那个乡就有好多人。”另外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藏人也说：“说边坝再叛，一次公审枪毙就是九十多人”。

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八）、存疑的结论

1980年7月4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都一律予以推倒。

同年8月14日，西藏区党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是欺压“翻身农奴”的“三座大山”，那么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解放军既然是解放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十世班禅喇嘛生前就曾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前面说过，我在采访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时，她坚决否认这些事件是派性之间的斗争。她说：“自治区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着解放军来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尼木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1968年7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于“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

当然，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于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

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么，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么性质呢？那些死在解放军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反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众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案”，恐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点燃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为敏感的。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力。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后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上，继续沿袭当年“宁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的是，曾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六•七大昭寺事件”、“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沉默，或十分惊讶。有这么三位曾在西藏四十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2004年1月的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一人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一人说：“写什么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后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么能不写呢？如果现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么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么能不写呢？除了书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完）

写于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再改于2015年6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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