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则关于E材料数据库超星（读秀）的文章

yangharrylg

超星：为网络时代打造文化中心

　　翁昌寿


　　2000年，一个规模庞大的超星数字图书馆

　　开始渗入到读书人的生活

　　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有一家企业。一本书到了这儿之后，
被拆下封面，师傅用创子把书脊创开，散成一页页的书页，接下
来是工人把书页一页页放进扫描仪扫描、纠偏，然后，进行数字
压缩，被拆开的图书再经过师傅的双手恢复成完好无损的样子。
经过这一道道的工序，厚厚的纸本书就变成了数字化图书。

　　这是一个奇特的企业，参观过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
一道道繁杂的工序不像是在做史超想象中的数字图书馆，倒像是
做时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但它却吸引了大学以上这群被称为“知识精英”的人频频光
顾。据台湾一家调查公司的调查，在超星数字图书馆目前的注册
用户中，这部分用户占到了73％。在不少大学生眼里，到超星数
字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不仅是时尚，而且已经是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奇怪的是，在超星数字图书馆(www.ssreader.com)里并没有
那些时下最流行的小说或者让媒体狂炒的东西。它的魅力在哪里？

　　世纪超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史超说：“超星是图书馆，不
是书店，不是书摊。”

　　这里的藏书很特别，用史超的话来说，有不少“偏门书”。
但正是这些“偏门书”让超星拥有了10多万的注册用户。

　　“从用户反馈角度来看，你感觉没有人读的书恰恰是大家都
在找的，这就是图书馆的价值。”史超说，现在读者访问多的，
比如像《文史资料》，这种书印数都很小，大量的都流散了，具
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超星数字图书馆不惜成本收集了
3万多册，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世界闻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
国问题研究中心的收藏，成为目前最全的收藏。这样的图书在超
星图书馆数不胜数。像环保类图书，全国所有的环保类图书在超
星图书馆里一本不缺。这样全品种的收藏，加上数字图书馆带来
的方便，使网络时代的读书生活图景让读书人欢呼不已。

　　数字图书馆是网络时代的文化中心

　　为什么想到做数字图书馆而不是别的？“对书的偏好是每一
个读书人最纯朴而自然的感情。”史超对此深有感触。在大学念
书时，他总是把同学不用的借书证搜罗到自己手里，就为了一次
能多借几本书。上了研究生，可以一次借15本书了，史超的床上
永远堆着满满的书。晚上睡觉时把书往里一推，自己就伴着书睡
上一夜。他总是觉得书不够读，图书馆的书永远难借。

　　借书的经历显然刺激了史超的灵感。不知有多少次，自己想
借的书就是借不到，不是还没有还回来，就是刚刚被人借走。有
些早一点的图书，图书馆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那样的话，
书还有什么意思？”史超问，书印出来就是让人读的嘛！

　　从一个人对书的最切身体会，史超发现了自己所做事情的更
大的价值。他说，在任何社会，图书馆都是文化的中心。在网络
时代同样如此。网络为读者带来的方便是难以想象的。在超星数
字图书馆，你苦苦寻觅的一本书也许在鼠标点动的瞬间就到了你
的眼前。

　　去年10月，史超到加州大学参加美国的图书馆年会。在会上
，他演示了超星图书馆。演示完后，全场的专家学者起立，鼓掌
，向史超，向超星，向中国的数字图书馆致敬。

　　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图书馆馆长参观完超星数字图书馆后，
认为这种工业化方式，资源增长量是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

　　剑桥大学副馆长，参观完超星后，幽默地说：有了你们，我
们什么都不用做了。

　　为我们构画出数字图书馆动人前景的人就是史超和超星公司。

　　史超是神童，14岁上大学，科大少年班的，获得了计算机和
生物理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博士读到半途就退学了。他曾经准
备出国，要是成行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是硅谷里一个富足的中
产阶级，或者成为空降团队进入国内某个网络公司。


　　而他选择留下来，完善自己的技术发明。

　　最开始，史超把自己的技术运用于档案业，实现了档案业从
实体保存－缩微保存－光盘贮存的跨越，对档案数字化，方便地
进行管理和利用，在他的手里，超星成为国内档案领域的龙头企
业，客户包括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北京市公安局等
2000多家。

　　到了1995年，国际市场上的CD-ROM价格降下来了之后，史超
心中的图书情结就萌发了：把图书数字化，做成光盘图书不是很
方便吗？从那时起，超星先后出版了《中国档案文献库》、《国
家标准光盘库》、《中医药库》等光盘图书。1997年，美国网络
开始发烧。当大多数人为如何搭上互联网的车圈钱的时候，史超
想到，如果把数据放到网上呢？不就成了永不闭馆的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的文化资源不就可以为所有的需要的人利用了吗？这个
想法让他激动不已。

　　吃螃蟹的滋味

　　2000年，一个规模庞大的超星数字图书馆就开始渗入到读书
人的生活。要说概念和融资的话，网上书店应该是首选。君不见
，一时间国内网上书店风起云涌。但史超没有受诱惑改变方向，
而是瞄准了数字图书馆。

　　当有人问起史超为什么不做网上书店的时候，史超显得十分
的冷静：“未来肯定不会是亚马逊模式，未来应该没有纸张书的
概念。”数字图书馆具有独特而强大的优势，比如它消除了传统
图书销售中的渠道周折，不需要配送、仓储等；按页下载消费，
读者可以只购买其中的部分，这对于那些昂贵的大型图书尤为实
用；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使用巨量的图书，包括那些世人难得一见
的绝版书；无需占用藏书空间，无需携带，只要有上网电脑，就
可以在办公室、家庭等地随时调阅等。此外，还可以利用计算机
技术做传统方法所做不到的事，比如利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来
分析读者阅读需求，为读者量身定做个人图书馆（类似于建一个
MyLibrary），提供个性化和智能化服务。

　　面对这样一个诱人的前景，要走的却是一条并不诱人的道路
，图书馆的书大量是文献，不可能谁投资去文本化。从把书一页
页拆开扫描到建设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这其中的距离有多大
，只有史超知道。

　　问题还不止于此。图书馆，在概念里是公益性的，作为传统
图书馆，以公益的地位免费获得图书，不需要著作权人的授权，
在网上，该怎么做？作为一个文化企业，如何既做文化公益事业
，又走上经济自给的良性发展轨道？一切都是未知数。史超是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超星模式的价值

　　“至少，对著作权人，读者在网上看了书，或者要下载书，
应该付给人家报酬，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作品能够入馆，超星
数字图书馆才能有更大的作用呀。”史超是爱书人，对写书人和
出书人充满了敬意。为了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他绞尽脑汁
，提出了自己的“超星模式”：首先，日常性地发表公告，对于
那些不愿意超星数字图书馆使用其作品的要求，超星会在24小时
内把作品撤下来；同时发行超星读书卡，作为读者下载或者浏览
会员图书馆的缴费方式，从读书卡收益中核定15%作为对作者的版
税或者出版社的收益。

　　如今，这个模式已经开始为大量的著作权人所接受。

　　按照这个模式，超星数字图书馆开始建设一系列特色馆。如
最近开始建设的中国资深院士个人书库。这个项目获得了院士们
一致的支持，尽管它的操作者不是什么高级别的单位，而只是一
家普通的民营企业。贝时璋院士是细胞学方面的泰斗，耳朵已经
失聪的老人家得知自己的毕生心血的著作能够在超星数字图书馆
里被全世界看到，非常地高兴；曾经跟随李四光先生40多年的地
质学家孙殿卿院士连声说，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著作，这
几十年的工作会有更大的价值了；80高龄的薛社普院士为了把散
见于其它合集中的论文放到超星数字图书馆，亲自到楼下的复印
部自己花钱印。他们根本不去计较超星的模式中自己的收益15％
高了还是低了。负责院士书库建设的可静女士一想起这些情景就
感动不已：这些老先生，清苦了一辈子，醉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
。著作可以说是他们一生的心血结晶。他们交给我的不仅仅是几
本书，而是一份信任、关怀和支持呀！

　　有了来自作者方面的支持，超星图书馆的未来显得明朗多了。

　　读者的反应同样出乎史超的预料。自今年10月1日开始发行超
星读书卡以来短短一个月，读书卡发行总额将近万元，也就是每
天为著作权人创造1000元的收益。这个数字在被免费加赠送宠坏
了网民的互联网背景之下显得意味深长。

　　超星的目标是成为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

　　接下来，史超要向著作权人分配版税。“不管钱多钱少，我
们都要规范地去做，不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史超说，我们不
采用一次性买断作品的方式，因为这样对作者不一定有利。我们
按读者点击阅读的次数来付费，这比较符合牌理。

　　“我们还要向全国范围内征集印数小、现在不大可能重印，
但又具有价值的作品入馆，让知识得到传播，让文化得到流动，
让过了销售期的图书资源在网上获得二次开发。”史超说这话的
时候，超星数字图书馆浏览人数每天达到了40万，每天有10000册
书被阅读——这也许是最繁忙的数字图书馆了吧。如果能够成功
地把他们转化为读书卡注册用户，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读书人群，
一个巨大的图书消费市场。到那时，超星数字图书馆就会为著作
权人创造出更多的收益，而读者也可以在超星图书馆里读到更多
的图书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良性循环，但它将创造的会是我们都无法想
象的奇迹。

　　史超说，超星的目标是成为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

　　未来什么样？史超的判断是：一是完全的数字化资源，而不
是纸本书的销售；二是收费的服务，资源使用是有限度的。如果
我是一个完整的中文图书馆，我的读书卡用户第一年可以达到10
万，在2、3年内会达到100万。

　　史超并非在痴人说梦。最近，他们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成
功了图像全文检索技术，相信过不了多久，读者就可以在超星数
字图书馆的图书海洋中进行精确到字词的全文检索，实现大海捞
针的梦想。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

　　新中国惟一没有中断过出版的《人民画报》也运用超星的技
术进行了数字化，很快将进入超星数字图书馆，正像它的广告所
说的：40万张图书能够记录多少历史？超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使
历史被每一个人都触摸到；

　　接下来的动作还很多，像国家专利局的70件专利申请档案，
将使用超星技术数字化，并使用超星阅览器和读书卡技术进行收
费查询下载；

　　而超星图书阅览器经过几十次版本更新，现已发展到3．5版
本，嵌入了多线程快速下载、汉字识别（OCR）、数字底纹版权保
护和下载计费等功能，与联想、实达等电脑进行捆绑，目前发行
量已突破150万套，是国内外用户数量最多的专用图书阅览器。

　　在数字图书馆方面，超星拥有着包括数字化压缩核心技术、
超星浏览器、10万册数字化图书在内的梦幻组合，这是奠定数字
图书馆和网络出版商业化运作的技术基础。而最关键的是，史超
和超星公司决心为网络时代做一点文化建设，如果真的有一天超
星实现了自己的设想，成功了，这对于读书人来说绝对是件幸事。


http://www.people.com.cn/electric/201117/w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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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昊
   
    中国大陆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二十年前，不要说在普通民众中，就是在知识界中，“知识产权”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即使在今天，中国人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仍然十分淡薄和模糊。近年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大陆当局呼吁和施压，要求保护他们科技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这些诉求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重视，曾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强调宣传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打击非法盗版犯罪，但由于上下脱节，“雨过地皮湿”，非但没有遏制住科技文化产品的盗版行为，反而愈演愈烈，简直达到了猖獗的地步，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近年在中国大陆迅速发迹的 “超星”公司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超星”公司是怎样起家的？
   
    2001年开始，中国教育部开始对高校实施本科教学评估检查，很多学校由于历史原因纸介质图书存在严重不足，难以达到本科教学评估对藏书量的具体要求，为了在短期内花费较少资金解决这一难题，电子图书成了救命草，由此引发了中国图书盗版的狂潮。电子书厂家只拉订单不关心版权问题。他们将纸本图书简单扫描，存为不同的格式，卖给科研院所，而从不找作者授权，于是形成了电子书盗版竞赛的趋势。对提供电子书的厂商而言，谁能提供数量多、价格便宜的电子图书，谁在市场上就会占有明显优势。在2000年中国大陆的电子图书厂商有4家，分别是中数图公司、“超星”公司、书生公司、北大方正阿帕比公司，全部集中在北京。在市场竞争中，从盗版图书数量上看，前期中数图公司和“超星”公司占有明显优势，2001年底，超星已经拥有将近60万册图书的数据，中数图有30万册左右，书生大概有10多万册，方正只有几万册。从价格上看，超星电子书在2元/册左右，书生和方正在4-5元/册。中数图公司由于企业机制问题，没有在市场上取得进展，加上2002年北京大学陈新良教授起诉该公司盗版，该公司一蹶不振。而自从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等专家起诉书生公司，迫使书生公司收敛盗版活动，开始向作者征求授权。“超星”公司假冒“国家863计划”欺骗作者，得到不少授权。又拉到不少高龄院士为之题词，大肆宣传。直属新闻出版署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至迟从2000年开始，通过监制超星读书卡、宣称替“超星”公司代转作者稿酬等方式，为“超星”公司盗版披上合法外衣。因而，“超星”公司得到不正当竞争的先机，成为电子书数量最大的公司。数年间“超星”数字图书馆已拥有电子版图书200万册之多，自称是世界第一大数字图书馆。
   
    “超星”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以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超星神州科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超星数图技术有限公司为核心，以www.ssreader.com、www.sslibrary.com、www.duxiu.com三个网站为平台，这是一家由多家子公司组成的家族式的公司，经常以注销公司、变更法人的方式改头换面。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的名字叫史超，北京超星数图技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名字叫史强，北京超星神州科创技术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名字叫刘长东，核心家族成员有史强、史培斌、史松、史昊、朱平等，高管有阎云德、阙超、纪宝根、秦波涛、可静、王茜、王宏、张龙岐、陈锦辉、吕贺、姜波、王永涛、杨庆刚等人。据200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5月22日和29日《每日经济新闻》、6月4日《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调查，“超星”公司最初由北京超星电子技术公司起家，成立于1993年，后来被吊销。2000年由于销售电子图书的需要，注册了“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主营电子图书销售业务。随着利润的大量积累，预感到如果遇到大规模的版权风险，可能面临被查封倒闭的危险，遂于2004年将公司分解成多个公司，其中年销售额超过一亿元的“超星数图”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00-3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大量收入则通过加工费转入以制作加工业务为主的“世纪超星”和“超星伟业”公司。
    “超星”公司电子版图书的营销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以拷贝方式卖给国内外各文化机构和各大学图书馆，以www.sslibrary.com为平台，每册约2－5元的价格，大批量地销售。据调查，现与该公司达成购销交易的客户已达1200家之多，其利润异常可观。二是建立大规模的个人客户销售网络，以www.ssreader.com为平台，自己承认有400多万用户。超星通过出售读书卡的方式获取利润，每张卡的价格视上“超星”网读书时数而定，从100元到数百元不等，此外，还可办理月卡、年卡等。三是在线销售海量电子图书（http://ebook.ssreader.com/）。我们不知道“超星”公司利润的详情，但只要看看“超星”自称拥有遍布全球的数百万用户，其利润之丰厚自不待言。在超星庞大的商业贿赂网中，大学图书馆是超星销赃的主渠道，虽然中国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大学图书馆采购存在版权问题的电子产品，可是从来没有认真执行，大学图书馆在选购电子版图书时根本不考虑版权问题，认为只要签定“版权由供应商负责”，就可规避法律责任。“超星”公司扫描的书主要来自大学图书馆的有偿提供，某些大学图书馆还成了“超星”公司外地的加工基地。
    “超星”公司之所以这样迅速发迹，其诀窍在于公司创办者利用一些公职人员意志薄弱的特点，利益“攻关”，更明白地说，这是一个官商勾结的结果。“超星”公司自其创办之初就是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保护”下，堂而皇之地开展“业务”的。“超星”公司在2000年西单时代广场1017房间办公时，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是在一个房间，同时入住。“超星”公司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名字作为自己尊重著作权的重要筹码，并在所有超星读书卡上印上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制”的字样，虽然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曾宣传为“超星”公司代转稿酬，然而至今没有哪位作者收到“超星”通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转来的稿酬。同时，“超星”公司因大量侵权被诉至法院时，“超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员大多都是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如中国标准出版社与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两起著作权纠纷案中，在2007年4月2日的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醒目的写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梁飞，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2007年4月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状告超星大规模盗版一案的判决书〔（2007）海民初字第8333号〕（http://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1541），显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汤兆志亲自出马充当被告超星的委托代理人。往前追溯，在樊元武与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中， 2004年12月26日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同样写道：委托代理人：梁飞、孙洁，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事实上，无论是北京案件，还是外地案件，无论是大案还是小案，多少年以来，“超星”公司的侵权案件均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包办。“超星”侵权案件数量之多，让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应接不暇，自然，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除了为盗版者辩护外，没有时间顾及中国的版权问题，任由国人的著作权遭受侵害，任由外人对中国版权问题的攻击。舆论认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是“牙防组”的又一翻版。
    “超星”公司之所以在短短几年中间，迅速积累至228万种电子图书（自称占1949年以来出版物的95%），也与一些国家级的图书馆和和文化研究机构的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为其大开方便之门有关。如新华书店总店先把新书有偿提供给“超星”公司扫描再销售，卖不出去的书退给出版社。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介绍，2002年“超星”公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了10条生产线，为“超星”公司扫描制作电子版图书。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本是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些图书馆的管理者把这些藏书当作单位“创收”的资源与“超星”公司达成黑幕交易。更为重要的是，图书馆许多藏书的版权并不在图书馆，而在作者本人，图书馆本无权出让这些图书的电子版的版权。
    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超星”公司还采取了一种欺诈手段，就是将“超星数字图书馆”假冒为“国家863项目”。为了防范日后出现的版权官司，“超星”公司采取“补救”措施，派出人员征集作者授权，而他们精心设计的授权书第一行字便赫然写着“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字样，一些作者信以为真，遂签了授权书。还有一个欺诈的阴谋是，授权书后面的附页写有作者具体授权图书的书目。“超星”图书馆会撤下附页，解释为作者将自己撰著的所有图书的电子版权都授给了他们，乃至把将来出版的图书的版权也授给了他们。而且授权书只有一份，并不给作者留存。针对有关报纸揭露超星假冒“国家863项目”，“超星”公司于2007年5月30日出面解释“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和“863项目”并无直接关系。既然如此，这种假冒“国家863项目”的带有欺诈性授权书的效力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还有许多作者拒绝与“超星”公司签订授权书，但“超星”公司置若罔闻，依然如故继续其盗版侵权行为，从中大发不义之财。
    “超星”公司盗版向以“胆大有魄力”著称，其理念是见书就盗，自称已将228万种中文图书扫描，占建国以来出版物的95%。由于见书就盗，不管版权，不管内容，泄露国家机密不可避免。到目前为止，包括“国防大学书籍泄密案”、“某情报所书籍泄密案”、“海装资料泄密案”在内，已发生多起泄密事件。最严重的是由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提供的海军装备部发行的38本涉及秘密、保密、机密、绝密图书，被超星制作上网，后由海装安全部发现，先后有海装安全处、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检察院等介入，据说“超星”董事长史超因此取保候审2年，最后的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超星”公司不仅盗版中国大陆出版品，还大量盗版海外出版的外文书，也盗版大陆当局禁止发行的海外出版品，如台湾书泉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帝国》（超星ss号：11483164）等出版物。
    据了解，“超星”公司还将很多数字化电子图书卖到美国，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等，其中包括几十万册文史资料和地方志。“超星”公司疯狂的盗版行为使各出版社和作者的权益受到严重的损害，由于“超星”电子版的图书的广泛行销，造成出版社和作者纸本的出版物的滞销，该再版的也不能再版，给出版社和作者的经济利益带来直接的损害，将来必然引爆大规模的版权诉讼案件，包括国际间的版权诉讼案件的发生。
    超星、书生、方正阿帕比是中国三大电子书商，都在北京，都因盗版多次被起诉，尤以“超星”公司的盗版量最大，北京也由“首善之区”沦为全国网络盗版中心。但至今为止，未见北京市及国家版权、知识产权、工商等部门对“超星”等公司进行过任何行政处罚。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的现有体制存在重大的缺陷。中国大陆虽然也有版权主管部门，但长期以来不作为，形同虚设，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甚至还为超星盗版作认证。还有的国家高级干部（如前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前文化部副部长徐文柏）长期充当“超星”公司代言人，也说明这些领导干部素质之低。“超星”公司能够延续发展到今天，也与有这些国家高级干部的庇护有关。
   
    二、作者维权艰难，司法为盗版护航？
   
    2006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研究员在网上发现“超星”公司对其所著《中国思想的起源》进行了盗版，同时也发现历史研究所许多同事的学术著作也被盗版，遂联络数十位学者一同起来维护自己学术著作的权益，状告“超星”公司盗版侵权。第一批在北京立案的有13起盗版诉讼案件。参与起诉的有吴锐、刘宝才、王煦华、姜广辉、王育成、何龄修、安可行、林甘泉等多位学者。
    “超星”公司已经对盗版责任预作规避。你要告“超星”公司盗版侵权，你先要弄清是哪一家公司为盗版网站承担侵权责任，因为网站本身并不能成为诉讼的主体，而网站上大都只显示“超星”公司字样，并不显示具体哪一家“超星”公司，有的网站连“超星”公司字样都没有，如果不能证明网站与具体公司的关联关系，法院往往以证据不足不予受理，让众多维权者无法投诉。这就需要调查，吴锐研究员经过辗转摸索，先找到购买“超星”电子图书的某大学图书馆，通过起诉该大学图书馆侵权，使他们供出是哪一家“超星”公司卖给他们的。这样下来，调查工作不仅费时，调查费用也超出预想的高。其次，要通过法律认可的公证机构作公证，作公证的方法是，公证部门要将被盗版的书一页一页下载下来，如果一部书非常厚，你只下载一部分，“超星”公司便会耍赖，说他们只盗版了这一部分。更有甚者，“超星”公司还设计了一种软件，你在此电脑上下载下来，只能在此电脑上看，拿到别的电脑上文件便打不开，因而提供到法院的证据因打不开而不能作为证据，这又需要举证者另想办法，或再作公证。这样下来，公证的费用可想而知。另外，作者聘请代理律师的费用及其交通费也是一个不小的费用，这些加起来就构成一个“维权成本”，维权的成本非常之高。而盗版者盗版的成本却非常之低，只需要一台扫描机和不需要多少技能的操作工人便可以，一本而万利。正因为如此，全国许多被盗侵权的作者无形中已经沦为盗版公司的文化奴隶！
    这些盗版侵权者无异于新时代的黄金荣、杜月笙，凡有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无不对之愤慨。对于这类恶性盗版侵权诉讼案件，法院的判决应该体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并且原告也向法院提供了维权合理支出的原始单据。但北京海淀法院的一审判决却令人大跌眼镜。在通过一审判决的几个案子中，除一个案例外，其他所有案例都是法院判决超星侵权盗版事实成立，但判决的赔偿金额不足以支付律师费、公证费等合理支出。
    例如，由当代著名中国思想史家姜广辉先生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向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汇报的资料中，讲到社科院建院二十八年来全院共完成学术著作7000余部，列举有代表性学术著作共17部，其中就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著名学者余敦康先生评论此书的“卓见通识彻底改变了学术界沿袭已久的成见，把经学置于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而又令人信服的论点，在理论上产生了极大的突破。”这部书由25位专家历经10年才完成，于2003年出版发行，一年内已发行的4000册便已销售一空，出版社原拟再版，但由于此书于出版后不久即遭“超星”公司盗版，出版社再版计划遂告中辍。
    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判决“超星”公司赔偿《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14000元，被告承担诉讼费562元；第二卷判被告赔偿16700元，被告承担诉讼费623元。合计31885元。可是这两个案子原告已花律师费12000元，调查费6500元，公证费9450元，诉讼费6500元，交通费1100元，合计33550元，亏损1665元。二审维持原判，但二审的诉讼费8656元，律师费4000元。加在一起亏损14321元。而其他几个案子的判决情况与此大体相似。
    《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四位分撰者因为在此书出版前与“超星”公司签了关于其他著作的授权书，法院不仅认定这种假冒“国家８６３项目”的授权书有效，而且认定其效力涵盖作者授权之后出版的一切论著，“超星”公司对之可以随意使用。
    这种判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提醒受害者：即使遭遇盗版也要忍气吞声，因为作者除了要承受遭盗版的损失外，还得承担维权的损失。法官为什么要这样判决？值得深思。“超星”公司董事长史超亲口表示，为了其中五个案子的应诉，“超星”公司的“攻关”费用花了80万元，这笔钱还不如用来赔偿学者的损失。但他又怕开了这个头，引发更大的维权潮。他要每个案子的原告都赔钱，因为这样可以吓阻可能接踵而起的维权者们。而北京海淀一审法官就是这样判的。明眼人不难看出，法官不是在利用公权力，为盗版侵权行为保驾护航吗？在旧中国有一句老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而这竟又是新中国被盗版侵权的专家学者们今天所遭遇的尴尬。
    中国大陆近年倡导建构和谐社会，“超星”等公司的猖狂盗版行为与广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脑力劳动成果被侵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已经是知识出版界的一个极不和谐的因素。中国大陆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官方对奥运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特别关心，可是对多年来广大专家学者的知识产权为什么如此麻木不仁呢？
     裘昊写于2008年11月8 日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8/11/2008110820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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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关于400位专家学者状告超星侵权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包括该案被告超星神州科创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超星)。超星总经理助理阎云德在给《每日经济新闻》的回复中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超星使用没有签约的作者的作品，超星就算侵权，这点是没有疑义的。”但据调查，这至今仍是超星背后的一个谜，而且其背后的谜还远不止“盗版”一个，打着“国家863计划示范工程”、“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制”、“集体版税”等旗号，超星不仅自己侵犯著作权人的知识产权，还使全国各地不少图书馆也陷入了版权纠纷。那么，超星究竟有没有按其宣传的那样，将15%的版税通过第三方转交给了著作权人？如果真的交了，这些钱又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呢？

    究竟有多少授权人？

    《每日经济新闻》调查发现，超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宣传拥有著作权人授权的数据各不相同，30万是一种说法，25万也是一种说法。而根据《法制日报》报道：据一位曾经为超星工作过的内部人士透露，超星实际签约人数及签约量和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有很大出入。超星的签约管理比较混乱，很多所谓的“签约作者”实际上是没有作品的，甚至签约协议根本就是伪造的。由于签约核查存在漏洞，超星签约业务员伪造了大量假单，一来可以完成自己的签约任务，拿到提成，二来可以将承诺给作者的读书卡私自卖出，获得收益，所以前几年网络上有不少折扣极低的超星读书卡出售。也就是说，超星的版权外衣下，实际隐藏着巨大的版权风险，签约的有效率仅为15%-20%。

    对此，超星总经理助理阎云德在回复《每日经济新闻》时表示，有关著作权人数据的统计数字，是由工作人员操作系统程序进行的。“如果超星使用没有签约的作者的作品，超星就算侵权，这点是没有疑义的，”阎云德说，超星现在的运作方式是只使用已授权作者的作品，由于涉及商业秘密，目前还不太可能公布已签约作者的名单。不过“超星公司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很明确：尊重作者、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也将成为超星的核心竞争力，有30万作者授权的超星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文字作品最大的权利人。”据其透露，超星数字图书的主要来源有：作者授权后给超星的图书、超星工作人员根据作者委托去寻找的图书、合作出版社提供的图书等。他因此强调说：“您提到的超星的不少图书没有获得权利人许可，应当拿出证据。我们反对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作者的图书。”

    假冒国家863计划？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调查，超星的赢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面向个人用户的超星数字图书网和面向国内图书馆为主的机构用户的超星图书馆。前者的载体是www.ssreader.com网站，个人用户则通过购买其读书卡，每年交纳年费后阅览，而且后者的载体比较复杂，一般都是与某某图书馆合作冠名为某某超星，光上海地区就有华理超星、同济超星、二军大超星等，数量颇众。那么，这些个人用户和机构用户都对著作权问题熟视无睹吗？

    据调查，国家863计划是超星用来蒙蔽著作权人和图书馆用户最大的道具。在《每日经济新闻》从2个不同的超星签约人处获得的“超星数字图书馆作品收藏授权书”上可以看到，该授权书都是以“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为名散发的。而《每日经济新闻》遍查网上的超星图书馆用户，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宣传资料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标准语句：“超星数字图书馆是国家863计划，目前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

    “但是我们在科技部863计划联合办公室的网站上查不到任何超星获得863项目的资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某数字图书馆专家则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从来没有听说过超星获得国家863计划数字图书馆项目的事情，而且一般情况下，这样重要的项目也不可能授予这样一个企业，超星似乎是参加过国家图书馆的什么项目。”

    《法制早报》此前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所谓超星863计划的真相是，中国国家图书馆2000年启动数字化工程，此项目入选863工程并得到了资金支持，而超星仅仅是与国图合作，负责图书扫描加工工作。超星把参与国家863计划数字图书馆的图书扫描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项目，巧妙描述在自己的超星图书馆资料中，吸引了许多著作权人授权，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合作和购买。

    受版权保护中心“保护”？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是超星用来麻痹个人用户和机构用户的另一面大旗。超星在其数字图书网的“版权声明”中表示，“数字图书的阅读量和下载量均有详细统计，作者可以随时查询。所有统计数字和报酬分配方案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督下进行。”“考虑到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不同，各图书馆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督下将向馆藏作品作者支付报酬，以切实保障著作权人的权益，促进数字图书馆的良性发展，与尊重著作权利益与扩大作品传播相平衡的版权保护原则相适应。”

    在这里，超星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名字作为自己尊重著作权的重要筹码，并在所有超星读书卡上印上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字样。对此，超星总经理助理阎云德在回复《每日经济新闻》时说：“2002年，国家版权局曾经发过一个48号文，文件规定作品使用者在找不到作者情况下，可以将作品使用费交给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由版权保护中心通过集体管理的形式将费用转交给作者。在这种情况下，超星公司将部分作品使用费转交给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并征得中心同意，在超星读书卡上印上此字样。后来，国家版权局将第48号文件废止，超星公司也停止印制该字样了。如果购买的读书卡仍有该字样，说明是非常早期流向市场的读书卡。”但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获得的一份国家版权局2004年3月5日题为“关于同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停止法定许可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工作的批复”的文件表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早在2004年就停止了法定许可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工作。因此，超星在2004年以后所有关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宣传都是典型的对用户和授权人的误导。

    而阎云德关于如果出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字样可能“是非常早期流向市场的读书卡”的说法更是与事实不符。《每日经济新闻》获得的中国社科院王育成(400位诉讼超星的著作权人之一)在今年5月19日和5月21日分别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和北京连邦软件购买的2张超星读书卡的传真件表明，虽然超星不再在读书卡上打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字样，但在超星读书卡的封面上仍然明确印有“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制”字样。

    每本书2元钱就卖？

    在国家863计划的号召下，国内非常多的图书馆参与了和超星的合作。由于超星是一家民营企业，我们无法获知其财务情况，也无法获知其客户数量，但只要在网上查询超星图书馆，跳出的各地超星图书馆的数量还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全国各地都已经有超星的影子。中山大学图书馆的主页上就说：“超星数字图书馆是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项目，由北京世纪超星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制作，我馆已经购买了其中的80万种电子图书，供本校读者使用。”

    那么，超星究竟是如何与各地图书馆进行合作的呢？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获得的一份超星(乙方)与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甲方)2004年5月9日签定的合作协议，超星为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提供65万种数字图书数目信息，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则从中选择5万种电子数字图书，费用为1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2004年的时候，超星已经最少数字化了65万种图书，并且以每本2元的价格销售给图书馆用户。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协议书里，明确规定由超星“负责向国家版权代理中心交纳版税，若出现相关版权纠纷，由乙方全权负责”。超星正是利用图书馆作为其盗版图书的销售主渠道，《每日经济新闻》发现，光上海地区就有华理超星11万册数字图书馆、同济超星11万册数字图书馆、二军大超星32万册数字图书馆、同济超星21万册数字图书馆等，如果按照2元一本图书的价格，超星光在上海地区的收入就十分可观。

    更重要的是，超星用每本2元卖给各地图书馆的所谓数字图书，相当一部分是没有版权的。根据超星自己发布的数据，到2006年底，超星的授权著作权人只有30万，但超星卖给各地图书馆的书目已经大大高于这个数字。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超星图书馆正是使用了未经吴锐等人授权的图书而被连带告上法庭的。《每日经济新闻》获得的另外一个案例也表明，各地图书馆因购买超星的盗版图书而成为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近日，《每日经济新闻》就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主页上发现了一条信息：关于超星图书馆“本馆镜像因部分图书存在版权问题，现暂停使用”。此外，拥有多部专著的自由撰稿人李昌奎最近已经起诉或即将起诉青岛理工大学、贵州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的超星图书馆，结果无一失败。

    超星真的交了版税？

    阎云德在给《每日经济新闻》的回复中还表示，超星与著作权人的分配方案是根据与作者约定好的方式进行的。超星的授权作者有两类，一类是按照点击量付费，一类是用赠送读书卡方式进行交换，超星只向前类作者支付费用。而对于没有取得版权的著作权人，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获得的资料，“超星公司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支付网络版税的概念，即将发行读书卡的收入，10%支付给作者，5%支付给出版社，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集体代理版权和转交报酬。”但到目前为止，《每日经济新闻》根本无法查到超星是否通过第三方支付了版税。

    阎云德表示，超星数字图书网是由超星神州科创技术有限公司负责经营的，北京市超星电子技术公司是超星集团的前身，现在超星的股权持有者是史超，超星的企业性质是民营。而也正因其企业性质，我们无法获知超星版税的任何事实数据。

    【新闻链接】

    李昌奎诉超星图书馆侵权系列案

    今年1月10日，李昌奎公证证明青岛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网站未经他本人许可，传播他的两本有关职业资格考试的电子书，并由此提出对青岛理工大学侵权的起诉。此案已于2007年4月11日在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该案的唯一被告是青岛理工大学，因为侵权是由于该校购买超星数字图书馆系统引发，所以超星公司于2007年5月9日与李昌奎达成和解，李撤回对青岛理工大学的起诉。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5月10日发出民事裁定书，准许李昌奎撤回对青岛理工大学的起诉。根据李昌奎与超星公司的协议，双方对和解协议的内容予以保密。

    2007年1月9日，李昌奎对南京中医药大学未经许可擅自传播其编写的图书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取得公证书后，李昌奎就该校侵犯著作权致电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2007年3月20日，超星公司按照50元/千字的标准对李昌奎进行了赔偿。此次侵权案件没有走上法律程序。

    2007年1月9日，李昌奎对贵州大学未经许可擅自传播其编写的图书进行证据保全公证。近日，李昌奎将就贵州大学侵犯著作权一案提起诉讼。

    李昌奎表示他起诉超星图书馆侵权的目的是：1、希望有更多的著作权人能够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对数字图书的管理，尽可能减少侵权数字图书的出现；3、著作权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权利。

    【人物介绍】李昌奎，1975年9月生。1999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国际贸易工作。2002年1月至今，为自由撰稿人。已出版反倾销图书6种，其他图书3种。

http://www.ce.cn/cysc/tech/07hlw ... 0529_115278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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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的幸福
——我在中山图书馆35年的生活与奋斗
莫少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
1974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国营农场的一名知青，参加海南通什农垦局组织的参观团来广州文化公园参观一个摄影展。经过海上两天一夜的颠簸，好不容易住进了文德路省作协三楼的招待所。第二天早晨，我推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只见隔壁是一个颇大的庭院，浓荫绿树，红墙绿瓦，池塘里长满荷花，闹市里好一个幽静的去处。这是什么地方？我向服务员打听。她告诉我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好极了，是图书馆！我兴冲冲的奔下楼，要进去看看。门口戴红袖章的值班老伯却拦住我，说要看看我的借书证，我说没有。他说工作证、户口本也行。我说也没有。他说那你不能进去。原来那时进图书馆是要出示证件的。我是一名知青，什么证件都没有，只能失望的默默离去。没想到四年后，我会成为中山图书馆的正式员工，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图书馆职业生涯，而且担任副馆长达20年之久直至最近退休。
在海南岛和湛江农垦度过8年多艰苦蹉跎的知青岁月后，我在1978年10月22日来到中山图书馆，在采编部从事征集和交换工作。那年我26岁。当时打倒“四人帮”不久，百业待兴。图书馆分为南、北馆，馆舍陈旧、狭小，到处是书、卡片和灰尘，最先进的设备只有铅字打字机和油印机。但我有一个预感，将来的图书馆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一定会有崭新的面貌和美好的前程。1980年春，我参加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专业的学习，同时参加中山大学计算机系、广州市计算机应用办公室主办的计算机编程培训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图书馆学和计算机知识。开始学的是汇编语言，对我等计算机盲来说无异于读天书，后来又学习BASIC编程，才慢慢找到感觉。馆里没有计算机，我就到同学、朋友的单位去上机。有时夜深了，就在办公室里打地铺。国产DJS—130小型计算机，APPLEⅡ，TRS—80，IBM PCXT等许多人听都没听过的计算机，我都熟练用过。三年多的函授学习，得益非浅，我不仅获得了图书馆学的毕业文凭，也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编程知识。1985年，我馆引进了4台具有汉字功能的IBM 5550微机，我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开发成功“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子系统”，通过省科委的鉴定，1986年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今天看来，这是个非常小的系统，但这是我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次尝试，当时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计算机书籍，很多概念、术语读不懂，我就几本书交叉轮换着读，相互印证，居然慢慢入了门，自学了系统分析、数据库设计、网络与通信等知识。我还用BASIC语言编写了“广东省西文图书自动编目系统”、“SLM标准文献管理系统”、“IBM PCXT多国文字图书情报管理系统”等软件，在国内数十个图书馆投入应用，为日后我馆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开发和建设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末，我馆新馆落成开放后，时任省委书记的林若同志对我馆自动化事业十分重视和支持，拨给专项经费271万元，外汇额度28.9万美元。那时我担任技术部主任，负责此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当时，国内既没有省馆全面实现自动化的实践，也没有商品化成熟的软件，因为选型不当，花费巨额资金引进的计算机不能用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经过认真选型论证，并经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办审查批准，1990年3月我馆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IBM AS/400中小型机2套。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我和技术部的同志们马上又投入系统软件开发。我们把系统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设省级图书馆自动化及网络系统”，采用原型法进行开发，当年就开通了流通管理子系统，第二年实现了采访、编目、期刊管理、地方文献等子系统，第三年建立起以省馆为网络中心的珠三角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1993年起我担任了副馆长，主持自动化工作，但仍然和大家一起参加软件开发，编写了大量程序。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有时就睡在机房里。那时虽然很苦，工资待遇也很低，但大家心里憋着一股劲，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开发任务。1994年7月该项目通过了文化部的鉴定，同年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文化部专门发出文件，要求“九五”期间在全国推广应用这一系统。
1995年秋，我随文化部图书馆自动化技术考察团赴美考察。美国图书馆高度的自动化和网络化，众多高质量的数据库，广泛的信息服务，并开始应用互联网进行资源共享等，给我巨大的震撼和留下深刻印象。我深深感到，我国图书馆自动化不能只停留在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层面上，而要大量建设各种数据库，利用网络为社会服务。因此，我提出了与广东省信息中心合作，建设广东省新世纪电子图书馆的方案。但是，当时受到不少人的反对。有的同志认为，我馆的系统还要完善，不应该上新项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象ILAS那样搞技术推广，可直接获得经济效益；个别人则说我是为了自己捞名利。到底我馆自动化事业向何处去？我的心情非常苦闷和沉重。在此关键时刻，黄俊贵馆长和班子其他成员给我以全力支持，统一了思想，将1996、1997年确定为我馆的数据库建设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全文数据库和各种特色数据库。因为经费没有落实，我馆和省信息中心的合作没有成功。但天无绝人之路，1997年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广东省数据通信局、广东泰信公司和我馆经过友好协商，由我馆提供场地，他们投资网络、设备和装修，建成我国第一个网络化的多媒体阅览室。五年来该室接待了数以十万计的读者，为广州市民普及互联网知识，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馆利用电信部门免费提供的2M专线，建立了网站，为读者提供书目检索，迈出了网上信息服务的第一步。
1997年夏，我参加了文化部在河北黎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由国家图书馆牵头，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六馆合作（后来增加桂林馆），研制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我是课题组成员之一。从此，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序幕在中国大地掀开。但是，什么是数字图书馆？没有人能给出公认的科学定义，国内外也没有成功的经验。中国在探索，世界各国也在探索。我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数字图书馆不能照搬外国的技术和模式，要采用符合国情的先进技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图书馆。但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和技术，我感到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1998年9月的某一天，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了“超星”——一个拥有数百万页资源的数字图书馆，眼前为之一亮。北京超星公司是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了资源制作、超星浏览器和远程浏览下载等成熟技术，帮助国家图书馆制作了数千万页资料。超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1999年夏天，我利用干部休假时间，自费到北京对超星公司作了十天的全面考察。超星的CEO史超先生，是30刚出头的年轻人，公司其他的领导也都很年轻。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史超给我介绍公司情况，演示系统，还安排我住在他们的机房，所有的设备任我操作，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考察他们的系统。凭着四十多个春秋的人生阅历和从事图书馆自动化十多年的经验，我感到史超是个待人真诚，脚踏实地，天赋智商极高的学人，而不是一个商人；超星正在从事的事业，填补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的空白，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他们的不足是缺少图书馆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但这可以通过与图书馆界的合作来弥补。我在考察超星，孰不知超星也在考察我。在离京的前一天，史超对我说，希望我来北京加盟超星，出任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还给我颁发了聘书。我深深感激超星给予的信任，但我毕竟是中山图书馆的副馆长，一切要听从组织安排。我对史超说，无论以什么方式，我们的真诚、长久合作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相约，要竭尽全力工作，使数字图书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
回馆后，我把北京之行向李昭淳馆长作了详细汇报，后来我也向省文化厅曹淳亮厅长汇报了与超星合作的想法，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经过半年多的调研和协商，馆领导班子做出与北京世纪超星公司合作，建设超星数字图书馆华南站的决策。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超星数字图书馆华南站终于在2000年6月10日在广州举行了开通典礼。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超星数字图书馆创造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欢迎。2001年元月，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同志来我馆视察，肯定了我馆合作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做法和思路，并拨专款300万元予以支持。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在全馆同志的努力下，经过一年紧张建设，我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我们和超星的成功合作，为全国树立了样板。先后有数以千计的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合作或成为超星的用户，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虽然没有到北京超星上任，也没有领过报酬，但我从精神上与超星融为一体，感到我们为之奋斗甘愿付出心血的是共同的事业。能为中国人民做一件有益的事情，此生足矣！我与超星公司的史超、朱平、阙超等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保持着热线联系，讨论问题，制定方案，测试软件，策划推广，为我们共同的事业禅精竭虑，费尽心血。2005年5月19日上午l0时，随着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一指按键，我馆与超星公司合作建立的广东数字图书馆（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这是我国建成的第一个实用化省级数字图书馆，引起国内外图书馆和传媒的极大关注，先后有数十家报刊和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新闻。该系统开通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每年提供电子图书借阅500多万册次，解答网上参考咨询20多万例，远程传递书刊60万册(篇)，为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此以后，在馆领导班子的带领和正确决策下，我馆干部职工继续发扬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坚韧不拔和契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坚持开拓创新，勇攀科技高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发展、壮大我馆的自动化事业，使我馆的自动化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2005年建成我国首个虚拟网上参考咨询系统——“联合参考咨询网”；2006年在国内率先建立缩微文献数字化系统并开始大规模进行缩微文献的数字化转化；2008年建成“广东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2010年建成我国规模最大的数字图书馆联盟——“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2011年建成我国首个跨系统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就这样，我馆自动化事业从零起步，经过3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展和建成具有21世纪先进水平的省级图书馆自动化系统。2005年我馆获文化部首届创新奖，2007年获文化部第二届创新奖特等奖。目前，我馆建立了覆盖全馆的万兆光纤网络和无线网络，拥有先进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电子阅报栏和手机图书馆，连接各种终端300多台套，实现RFID自助借还书和“一卡通”管理，购买和自建了50TB以上的大型数字资源库群，建立了广东数字图书馆、广东数字文化网、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等一系列网站，建立了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广东省分中心、广东省文献编目中心、广东省图书情报继续教育网络学习中心和广东流动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使我馆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图书馆向21世纪现代化图书馆的跨越式发展。我作为其中的组织策划者和建设者，深深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付出的一切没有白费！
三十五载光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名对图书馆几乎什么都不懂的青年，成长为研究馆员、图书馆自动化专家，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出版与推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大型图书馆自动化建设项目。因为我在专业技术方面所做出的显著成绩，国家给予了我很高的荣誉，曾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广东省中、青年优秀专家”称号，文化部授予“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最近我又被省人事厅授予二级研究馆员。当年我和一千多位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和表彰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心潮久久难以平静。我只不过忠于职守，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至高的荣誉。今天，我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为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的服务情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将永远不会改变。
今年春节联欢，报刊部同仁出演出的节目里，邀请每位馆长对“什么是最幸福的？”讲一句话。我接过话筒说：“能够为中山图书馆终身服务是我最大的幸福！”这确实是我的由衷之言。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毕生心血献给了图书馆事业。当年与我共同奋斗的多位同事，有的留学、移民去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有的跳槽去了著名的外资企业，有的甚至当了技术部门主管，也有的英年早逝给人间留下许多哀伤和遗憾。我深深怀念年仅39岁就离我们而去的年轻的教授级高工许异兴同志。许多朋友问我，如此清贫的图书馆，你怎么能干一辈子？我认为，人生追求的最大幸福，不是拥有家财万贯，不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而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做成功了，得到大家的公认。对社会有所贡献，就会感到此生无憾。在我担任副馆长的20年来，常常感到幸运，为什么在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我的工作和事业会得到这么多领导、朋友、同行们的无私相助。官至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邮电管理局长，省数据通信局长；民至公司企业的总经理、高总，大学的教授、博导，乃至一般的工程师、业务员，求他们办事、批钱、盖章，往往有求必应，一路绿灯，许多人还成为我的好朋友和忘年之交。但是，近两年来，这样的外部环境几乎消失了，我在工作中屡屡碰壁，甚至遭人诬陷，差点身陷囹圄。因为我长期主持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工作，差不多每年都有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元的政府采购项目，坚持原则和维护国家利益是我做人做事的底线。2010年夏天，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我牵头本馆100多位干部职工联名写信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揭露某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而没有受到严肃查处的违法行为。岂料此举冒犯了某些政府部门的实权人物，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有人就到处投寄匿名信，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恨不得将我打入十八层地域。所幸我等历来干净干事，经组织调查清楚并无此事，他们无处下啄，加上馆领导班子的支持和省文化厅领导的信任，我才侥幸得以全身而退。如今我虽已退出江湖，但每每回忆往事，依然悲愤满胸，痛感回天无力。看到现实社会中官商卑鄙勾结，利益集团横行霸道，违法犯罪瞩目惊心，党纪国法如同儿戏，令人心寒不已。照此长久下去，岂不亡党亡国耶？尽管如此，前行路上有阳光也有阴霾，但只要我们坚持图书馆人的理想、信念和气节，百折不挠，奋力拼博，勇于创新，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去拥抱中山图书馆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http://www.zslib.com.cn/jingtaiyemian/gq/zwzj/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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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mith Eric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754657/answer/65867078
来源：知乎

中国互联网上99.99%的扫描版电子书，追根溯源都来自超星公司。这家公司自92年起家已有二十余年历史，为逃避版权的法律打击，期间又注册了名目繁多的不同名称的（子）公司，有好多网站，比如读秀，深圳文献港等等，但实际上都是一家人。该公司专门靠盗版扫描纸版书籍然后出卖赚钱。全中国各大城市和高校的图书馆和科研院所都与其有合作,因为实在是做得太大，已经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电子书市场，要知道那些文字版的书都是从有版权的出版社流出来的只占中国市场正式出版书籍的千分之一都不到我估计。超星还养育了巨大数量的一批从中获利的人，职业也好业余也罢，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包括在淘宝上贩卖和应买家要求定做电子书的卖家；在淘宝上打印电子书成纸版书出来贩卖的卖家；在各大网站上发布电子书下载链接但付费索取解压密码才能解压看书的业余卖家；淘宝上假公济私拿单位超星账号出来贩卖的卖家；开发破解超星电子书下载软件并在幕后按本收取费用的程序员（淘宝的很多卖家都是从程序员那里低价进货然后再加价转手卖出）；利用职务之便盗出内部账号出来兜售的超星公司内部员工。当然，获利最大的，还是各大城市和高校的图书馆都与其合作签订协议或合同时，拿超星回扣的图书馆相关经办人员了。感谢超星——是你使得中国的绝大多数正式出版书籍都有了电子扫描版，几乎成为想看正式出版中文书的海外华人的唯一选择；痛恨超星——你扫描的质量实在太差，为了防止“盗版”（其实您自己就是盗版！）不做一本书打包的下载而是每一页就是一个文件，储存了成千上万的小文件的硬盘速度因为你速度大为下降。贵公司的技术水平和谷歌做的同样的扫描事业的水平无法相提并论！崇拜超星——社科院研究员吴锐领衔的400位专家学者都告不倒你，董事长史超是科大当年留美的高材生现早已移民美国！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75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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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史超是89年中科大退学，92年回国创业，恐怕连本科毕业证都没有吧，有些媒体在报道他时使用博士头衔，不排除他跟唐骏一样买了个国内或者国外的西太平洋大学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