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挖一天河怎么样？”——记文革前夕一次奇葩全国创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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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回头来看，文革大风暴来临之前，总有一些可疑可悲的迹象可以寻觅可以深思。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刊发后酝成政治事变，黑云扑面而来，形势咄咄逼人，但高层诡异的时局还一时很难让外人看懂。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早就有联合召开“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之意，原本会期订在九月，但中央某领导发话说，因要考虑全国有不少农民作者到京，不要影响秋收生产，就直接推迟到秋后的十一月开会。这样就使这次会议与逐渐高涨的斗争形势迎面撞上，整个议程显示了外松内紧、惶恐不安的特点。








据当时公开的会议报道，11月29日，1千多名“政治思想好、工作劳动好、联系群众好、业余创作好”的代表汇聚北京，代表们绝大多数来自工厂、农村、部队等基层单位。当时负责会议宣传的《文艺报》编辑阎纲回忆说，这是一次特别突出政治、但气氛特别紧张的文艺大集会，纪律相当严格，不能单独外出，不能私下和记者接触，不能随便约稿。大会召开的前三天代表必须提前报到，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件。20多天的会议期间，每天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晚上观看《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




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



为与当时凝重的气氛相吻合，新上任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刘白羽提议，大会应该专门成立一个政治处，在各省代表团中设立临时党支部，主抓政治工作，意图是“把主席的思想吃透”。参与领导的总政文化部负责人虞棘也为会议拟定一条主题口号：“学习，学习，再学习；虚心，虚心，再虚心。”口号毫无新意，空洞虚浮，但也四平八稳，足以应付紧迫、芜杂的形势要求。








会议秘书处11月23日统计出与会人数为1127人（尚缺四个省份），其中25岁以下的代表639人，26至30岁的代表320人，从年龄上看均是严格意义上的青年作者。为避免“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大会主办者再三考虑，最后把与会作者统称为“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这样一个革命化的称谓。到会的名单里，标有中共党员记号的有383人，占百分之三十四，团员有560人，占百分之五十，非党团员的只有一百人左右。因无家庭出身的标识，我们无从了解与会者的家庭成分，但党团员占九成一项，亦可见出对政治成分的挑剔和过滤。








秘书组的另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来京的参会代表中，工人为315人，占百分之二十八，军人190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九，而农民则有460人之多，占百分之四十一，工农兵代表占了会议的主体。来自文教战线的只有158人，也就是说具备知识分子身份的代表只占一成多一点。与会者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小学毕业的254人，占百分之二十二，初中毕业的344人，占百分之三十，高中毕业的237人，占百分之二十一，而大学毕业的仅有44人，不足百分之四。见到各省报来的与会名单后，会务组有人暗地里开玩笑地说，基层单位写黑板报的人来了不少。








由于选拔的仓促和应付，入选的低门槛，参会者对会议的背景不明就里，造成会议初期的一些乱象，到京代表们的诸种言行颇让会务人员吃惊。譬如广东一代表述说，被通知来北京开会，根本不敢相信，只敢从小路偷偷跑到公社打听；新疆一位名叫司马义·买买提的17岁作者来京后，竟然说“我根本不喜欢写诗歌，只喜欢打乒乓球”，再一细问，他不脱稚气地说，到了自治区后才被人认定会写诗；从南方来的代表大都不适应北京的阴冷天气，一两天之内有五百多名代表患上程度不一的感冒，增大医护点的工作负担，直到会议开了一周后病号才减至四十多人；不少与会代表有空就去会场驻地的小卖部抢购首都特产物品，场面混乱，以致刘白羽恼怒地指示“涌去买东西很成问题，这个思想工作还得做一下”。








年轻代表们突然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住进整洁、高大上的宾馆，整个精神状况都没有调适过来。在会务小组的夜间汇报会上，中国作协机关工作人员谈到会议出现的一些现象：“有的人太兴奋了，睡不着觉。”“有的人三天写了十五封信，有的一次写十二封。”“贵州团有人说，上街一看，我们走路姿态都不如北京的好。”“甘肃团有的一句报告听不懂，但遵守秩序，应该大大表扬。”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山东代表团合影



集中在会议室闷头开全天会，让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代表们深感不习惯。一位工人作者抱怨说：“宁可围机器转，不可一天看文件。”而在田地种植的农民作者往往坐不住，时常举手请假起身上厕所。这让刘白羽颇为无奈：“工农小伙子，碰上这样开法，他们是不行的，会打瞌睡。以后会议中间的休息时间可以长一些，不要只是五分钟。”上海代表团提出会议期间能否安排体力劳动？刘白羽听后还一时心动：“挖一天河怎么样？”（见会议小组汇报会记录稿）








11月29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政协礼堂给与会者做长篇报告，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充满了激昂的斗争热情，引来阵阵掌声，但也显现周扬讲话啰嗦、冗长、夸张的特点：










“为什么文艺战线上的斗争这么多，你们不要觉得轻易，你们得准备斗，也准备挨斗。为什么文艺方面的斗争如此频繁？会不会挫伤有些同志的积极性？个别的可能有，但整个斗争是必要的，不可少的。没有这些斗争，不可能有今天的会。








“文艺是阶级感觉最灵敏的部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要争夺它，作为斗争的武器。文艺是阶级的触觉，有斗争，它必然反映。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优势，真正有知识的人还多在资产阶级。文化遗产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我们又要向他们学，向遗产学。








“搞文字工作很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有名有利，所以说搞文字工作是个危险的工作。搞文艺很容易脱离工农兵，只要你一脱离，你便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不斗行不行？不进行斗争危险有多大？你们接什么班？接作家的班？接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的班吗？你们首先应该接文艺斗争的班。”（见会议记录原稿）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由于周扬说话带有很重的湖南口音，以致山西、陕西等代表团都反映听不懂，山西作者把《武训传》听成《鲁迅传》，有的代表坐了一天，因没听懂而急得要哭。但周扬报告中强烈的斗争气势、呼之欲来的战斗热情还是深深感染在场者，也让各省不谙政情的基层代表震惊不已。有一位名叫范铿的作者在小组会上表态：“过去用枪杆子夺印把子，现在我们得用笔杆子保卫印把子。”刘白羽立即誉之为“会议的警句”。








由于年龄、经历所限，周扬的主题报告还是不能让与会者全盘接受，出现理解有误、片面解读，甚至恐慌的现象。老诗人阮章競身为会议领导班子的一员，他在小组汇报会上介绍说：“周扬的报告内容也深一些，大家不一定能理解，全懂的是少数。有的代表是头一次听到‘双百方针’这个词。为谁写作？如何为革命写作？这里都有许多活思想，不好把握。”刘白羽也承认周扬报告多有理解上的难处，譬如有一段说文艺界五次斗争过程，年轻作者听了很难懂，但目前还不能过多去解释。








周扬听了会议的反映后，向刘白羽建议说：“把评《武训传》社论和胡风批判按语发给大家，供参考，那都是主席动手（写）的。”但他考虑到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也极为谨慎地说，不要专门开讲座，将来一定时期可以谈谈。








一股“文字工作不安全”的情绪开始在会场蔓延，河北、陕西、江西等代表团有几人在会上不约而同地说：“这次批判作家的面太宽了，这是危险的职业啊。我家里也不愁吃，还是少写一些，何必呢？”“我们过去不是明方向，现在是要看方向啊。”“社会主义文艺界线在哪里呢？”刘白羽为此焦虑地批评说：“让代表自己掌握小组会，是成问题的。我赞成明天就抓一下领导，不然一路就这样（开）下去了。这得有中心发言，把方向等大问题弄明白。”（见会议记事本记录）不少作者还提出文艺的基本功是什么？英雄人物的缺点如何写？如何继承遗产？这也让刘白羽等主办者颇感忧虑：“看来学技巧的这个愿望还是很强烈的。”








刘白羽最推崇的是一位名叫罗起平的作者在小组的发言，认为朴实无华，阶级感情充沛，因而有意在大会上宣讲这段发言的要点：“凡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光荣的事。听了报告，知道这是危险的，但我们要当突击队，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犯了错误也豁出去了，为了党的事业，不计较这些。”








当时正逢学毛著学王杰的热潮，许多与会者热心写学习心得，有人在统一熄灯后还钻在被窝里提笔写字，起床后抢着打扫厕所。社会上的刀光剑影也在会场上闪现，开幕数天后代表之间的思想冲突不断显现，有人自恃政治正确，对别人“冒头”的想法展开批评，惹得被批评者噘嘴两三天；上海团几个有社会影响的故事员互相不服气，言辞中有“不团结的因素”；这些事例很快被主办者捕捉，出面加以说服。








连续多天的政治讨论显出繁琐的一面，在“概念上绕圈子说话”也有烦躁之时，年轻人思维活跃，有时话题不由自主地就跑偏了。江西团忍不住议论刚刚发生的印尼事变，有的说：“我们专干赔本买卖，给了印尼多少东西，现在还向我们翻白眼。”甘肃团主持人还有意考一位从偏僻地方来的农民作者：“苏加诺是什么东西？”以此来活跃气氛，引来会场的笑声；河北、北京团争论的题目是战争早打好，还是晚打好，争执大半天也无结果。








最激动人心的高潮，本来要属毛泽东接见与会代表，但来的是朱德、周恩来。内蒙古团没看到主席，回来后郁闷得饭也不吃。有领导专门到四川团解释说：“见到毛主席的战友，与见毛主席一样。”甘肃、四川、新疆等代表团提出要送毛泽东披肩、长衣，也让主办方为难，向上请示说有哪个部门可接这礼物。刘白羽后来干脆表示：“要解释一下，主席不在北京。”








按照原定日程，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2月17日才告结束，所有的人都舒出一口憋屈的气。高层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文艺界领导层已闻到”烧焦“的官场异常味道，表态已经万分谨慎。1949年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真是生不逢时，在黑云压城之际露出无所适从的窘迫景象，原先张扬的会议主题也因摸不清上层的意图而萎缩，会后所发的中央红头文件也很快被彻底遗忘，千名与会领导和代表随后被卷入文革风云而命运迥异。








这次会议的奇葩，就在于它的慌乱、无序和荒诞，反证了政坛兵荒马乱的征兆，见出了人心的零乱和缺失。我们今天回头来看，文革大风暴来临之前，总有一些可疑可悲的迹象可以寻觅可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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