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許：大陸毛派缺乏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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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5 月30 日，太原兒童手持毛像慶祝兒童節

文 /莫之許


1981年6月，中共 11屆6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共建政以來的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基本內容與指導意義作了總結和評價。此舉可以看成是毛澤東後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一次官方系統清理，在官方掌握着絕大多數思想輿論平台的情況下，毛的上述理論和實踐的相關內容迅疾消失於公眾的視野之中。與此同時，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以防止文革遺留分子進行翻案。1982年9月 6日，陳雲在中共十二大上發言，強調了要警惕「三種人」。1982年 12月 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對此三類人進行清理。自此，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在思想上和人事上均遭到了官方系統清洗，儘管毛依舊保留了在黨章 和憲法中的形式存在。

這一去毛化是局部和有限的，中共依舊保留了毛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官方表述中，基本路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對毛專政理論及其實踐的繼承，這在體制內保留了大量維護保守勢力，也開啟了體制內左右或者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對於前者而言，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對改革開放加以警惕和限制，而對於後者來說，為了堅持改革開放，則要警惕保守勢力重歸文革的企圖，並由此發展出一套文革——改革二分的話語模式。由於體制的系統清理，原教旨毛主義在這一階段基本處於地下狀態，其表達更多地通過依附於體制保守勢力而獲得出口，但需要指出的是，體制保守勢力與原教旨毛主義之間也存在着理論上和身分上的天然區分，在1989年的悲劇事件之後，出於政權危機的考慮，體制保守勢力的諸多主張逐漸進入到了官方主流話語之中。

複雜的泛左派光譜

1992年鄧小平南巡促成了經濟狂熱，與此相伴的是大眾文化消費的興起，各類市場化導向的報刊書籍開始湧現，饒有興味的是，與經濟浪潮相伴隨，毛澤東熱也在其 100周年誕辰之際悄然而至，市面上毛的有關書籍、掛曆、雕像、掛像等熱銷一時，與正在迅速擴大的對外開放形成有趣的對比。在這一熱潮中，既有未能徹底去魅的個人崇拜色彩如掛像驅邪之類，也有隱秘的串聯耳語，筆者在當時就聽到過一些毛澤東研究會成員的表述，推倒改革開放模式、重走文革路線確實是部分人的明確政治訴求，這標誌着一種以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為出發的原教旨主義思潮開始浮出水面。與此同時，1995年陸續出現的幾份萬言書，則標誌着體制內保守勢力的系統闡述。其主要內容大致包括：為堅持中共的統治地位，需要防止資產階級的崛起和外來和平演變，為此需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在 1990年代的氛圍中，帶民粹意味的毛澤東熱、原教旨的毛主義思潮、體制內保守勢力、汪暉等新左派思潮乃至「中國可以說不」的粗鄙民族主義，都可以看作是對迅猛展開的經濟浪潮和不斷擴大的對外開放的一種反應，並共同組成了複雜的泛左派光譜。

迅猛發展的民營經濟和逐漸擴大的對外開放，暴露出諸多弊端尤其是腐敗的盛行、以及突然拉大的貧富差距和驟然公開的奢華生活享受，對於因抓大放小等各種原因而被迫下崗失業的廣大國有企業員工，和更多因突如其來的財富差距和生活享受落差而感受到相對剝奪的心理落差的底層民眾來說，以平等為主要訴求的左派思潮有其難以拒絕的吸引力，原教旨毛主義也因此獲得了其存活的土壤，在 1990年代中期，原教旨毛主義還不太顯山露水，其主要主張隱藏在有着體制庇護的保守勢力、以及具有學院背景的新左派等話語表達的背後，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分化，尤其是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原教旨毛主義的表述也開始擴散，從世紀之交的老田等零星網友在 BBS上的發聲，發展到今天的烏有之鄉等主題網站，且匯入了張宏良等人更加系統的表達，在現實中，也開始有實際的政治表達，如現場抗議茅於軾、街頭反日保釣、反轉基因廣場集會等等，不誇張地說，原教旨毛主義是當代中國最為活躍的思潮之一。對此，不少知識分子表示出深切的憂慮，尤其是重慶模式以來，烏有之鄉等左派人士主動示好，王立軍等重慶當政者也加以結納，一時重慶模式預示着文革重來之論甚囂塵上，但在筆者看來，這一擔心卻更多是虛幻的，是過度擴大了原教旨毛主義的社會影響力和組織動員力的產物。

原教旨毛主義缺乏底層基礎

在泛左派光譜中，原教旨的毛主義並沒有獲得主導地位。不僅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本與原教旨毛主義若相表裏的體制保守勢力的主張，已經獲得了官方接受，並成為官方立場。幾份萬言書的主要內容如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成為了當局的執政選擇，並具體化為國進民退和五不搞、不走邪路等實踐或表達。由此，官方對原教旨毛主義持明確的否定態度，並明確聲明「不走老路」，這不僅意味着體制保守勢力與原教旨毛主義的根本分歧，也意味着原教旨毛主義已經成為一種純粹的民間主張。而在理論市場上，原教旨毛主義也並不具備真實的影響力，原來的新左派知識分子近年來大多轉向擁抱為官方背書的中國模式，親赴重慶的左派知識分子大多屬於此類。

那麼，原教旨毛主義是否擁有深厚的底層基礎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儘管毛時代的實踐和長期的文宣灌輸依舊殘留在老一輩人的心中，並時常轉化為一種下意識的表達，但仔細分析當代社會各階層，就會發現原教旨毛主義與當代生活的巨大衝突。

首先，土地承包制度使得農民家庭成為了獨立的生產單位，也使得農民成為了小有產階級，長期的生產經營活動要求農民自己做出決策、承擔風險，這種生活與原教旨毛主義的軍事共產主義毫無共通之處，他們或許會表達對貪官、對貧富差距、對社會風險的不滿，並來一句「毛主席在就好了」，但他們也同樣一分鐘也不想回到公社制度中去。

其次，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固然也不滿於封閉的戶籍制度、嚴酷的工作環境、低微的收入以及充滿歧視的社會環境，但對於他們來說，掙脫類似農奴制的城鄉二元對立更為優先，其次則是盡可能地發家致富，他們或許會支持一種主張更多權利和更多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但他們也同樣一分鐘也不想回到公社制度中去，對於原教旨的毛主義則多半興趣缺缺。以筆者多年的打工生涯，見到過為鄧小平忌日點香的，卻從未見過對毛時代懷念的農民工。

在排除掉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之後，以及城市人口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更親和體制保守勢力的主張）和新興社會階層（他們更親和自由化、市場化和全球化）之後，原教旨毛主義的社會基礎並不難描述：在既有利益格局中處於絕對弱勢的城鎮貧民集團，這既包括老一代城市貧民尤其是因下崗失業而貧困化的群體，也包括在這些年內的城鎮化過程中被貧困化的失地新市民或近郊農民。無論是從人口比例，還是從其所佔有的社會資源，以及與體制的關係而論，這一群體都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聲稱這一弱勢群體所擁護的原教旨毛主義具有真實的威脅，在我看來是一種嚴重擴大的虛構。

自由派比毛派更能引領社會思潮

在今年 915的反日保釣示威中，各地都有人群打出毛像和毛派標語，其統一性令人側目，也有人據此推論出原教旨毛主義具有高出於其他社會思潮的社會動員力，而在我看來，這仍然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推測。

近年來，隨着網絡的發展尤其是即時通訊軟件的普及，QQ群和各類語聊群體成為特定意識形態群體相互聯絡協調的工具，出現跨地區一致的行動標識並非毛派所獨有，泛自由派不僅在統一的行動標識，而且在跨地區的統一行動上，都遠超毛派，而這還是在當局嚴密打壓之下。

福州 416圍觀三網友事件、東師古探村、祭拜林昭等等。泛自由派在發起網絡輿論、實現一致行動上都有着比毛派更為深厚的底蘊和更多成功的例子。或許正是有見及此，2011年才會出現針對所謂茉莉花革命的強力打壓，與此相反，鄭州洛陽等地日復一日的公園聚會，不僅未曾遭受嚴厲的打壓，也未曾展現出迅猛擴張的勢頭。同時，由於缺乏充分的社會資源包括文化資源，原教旨毛主義在表達上的匱乏（寧要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寧可中國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和行動上的惡劣（砸車、扇耳光），也使其很難獲得其他群體的接受認同，而只會帶來恐懼和排斥，這也大大降低了其發起並推動一場社會運動的可能。\n
在我看來，無論從社會基礎、組織動員、資源配備還是理論表達，原教旨毛主義都更像是一個借屍還魂的怪胎，還未發育就已經陳腐，只是一個過於被誇大的虛幻威脅，這一誤解既來自於脫離實際的猜測，也未看到體制保守勢力與之明確的切割，當然，這一警惕也與文革——改革二分範式的固定表達有關，不少改革派人士試圖通過誇大毛派的現實影響來證明改革的必要性。這一企圖圍繞所有的重慶模式表現得淋漓盡至。但是，這一誕生於 1980年代的表達早就失去了其現實對應物，如今的原教旨毛主義早就不再寄生在體制內部，體制保守勢力的主張已經被官方正式接受，在不走老路和不走邪路共同被當局所拒絕的今天，沒有文革重來的可能，也沒有自由化改革的前景，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家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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