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蓝白脑子

《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何蜀


　　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因“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而神州大乱，各类矛盾空前激化之际，一则引起广泛注意的消息从重庆传向全国各地：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作家罗广斌“自杀”……
　　在中国大陆，从６０年代生活过来的老、中、青、少各年龄、各阶层的人们，几乎无不熟悉《红岩》这部小说，无不熟悉罗广斌这个名字。因此这个消息震动了许多人的心。当年上海复旦大学红卫兵领袖、“红三司”头头安文江，在回忆那段历史的《我不忏悔》一文中就写到，他于１９６７年春因炮打张春桥受到批判后外出串联归来，“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５分钟，其中３分钟是请大学起立为罗广斌默哀。”由此可见罗广斌之死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提到作家在“文革”中的自杀，人们会想起杂文家邓拓、翻译家傅雷、“人民艺术家”老舍、诗人闻捷……而罗广斌之死，却至今仍有许多人不清楚。除去他是否“自杀”一直有争议以外，对于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悲剧结局，也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说他“受到造反派的迫害”（罗广斌本人就是造反派），说他是“被江青迫害而死”（并无这方面的证据）等等。
　　那么，罗广斌在“文革”中究竟是怎么回事？

◇　罗广斌悲剧命运中的“历史问题”

　　罗广斌的悲剧命运，实际上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那个血腥的日子里就已埋下了祸根。
　　那一天，人民解放军向重庆挺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正要逃离陪都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留下的命令，对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的政治犯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集体大屠杀。
　　这时才２５岁的青年共产党员罗广斌，被关押在集中营区内西边的白公馆监狱。这里关押的主要是国民党当局认定的重要政治犯。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底以来，同狱的难友们（有中共党员、民革党员、民盟盟员、“托派”成员等）相继被提出去杀害了。在这最后的恐怖之夜，年轻的罗广斌已成为剩下的十几个难友（大多是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的核心。
　　半夜里，白公馆的众多特务被调去集中营区西北角上的渣滓洞监狱突击进行大屠杀，急于逃命的特务看守长杨进兴将剩下的１６个男犯集中关押到楼下右边２号“修养室”，便带着亲信提前向城里撤退。这时，白公馆只留下了杨钦典一个看守。机敏的罗广斌赶紧劝说这个平时已相处得较好、经难友们作了许多思想工作的看守认清形势，放了他们。杨钦典终于答应让他们逃跑。
　　罗广斌迅速召集起１５个难友，又用杨钦典交出的钥匙上楼去打隍7d了单独关押、带着一对小儿女的女难友的房门，共１９人，冲出了白公馆。
　　初冬的寒夜，黎明前浓重的夜色被远处的火光与枪声衬托得十分恐怖，他们跑出不远便被哨兵发现，喝问口令后向他们开了枪。在凄厉的枪声中，他们四散落荒而走。当他们还在草丛乱石里奔逃时，杨进兴却又带着撤退的特务们返回白公馆。看到监房已空，特务们大怒，向四周胡乱放枪……
　　几天后，罗广斌从重庆郊区藏身的友人家来到已经由解放军接管的城里，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报了到。在这里，他和从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刘德彬等难友会合了。他们一起开始了处理殉难烈士的善后和筹备追悼会、编写烈士事迹等工作。
　　然而，罗广斌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脱险，竟从此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疑点。原来，在１９４８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叛变而引起的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开始后，罗广斌随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撤回了成都，躲到了他那官僚地主家庭中避风。其兄罗广文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的嫡系部队中统率１７万大军的兵团司令，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西南地区特务王徐远举虽然已掌握了罗广斌的行踪，但还不敢随便抓捕罗广斌，特地向罗广文征求意见。罗广文担心其弟在此混乱局势下被一般小特务抓住随便杀了，便不得不同意让徐远举将罗广斌关起来“管教管教”。
　　因为这样，徐远举既怕杀了罗广斌将来与罗广文见面时交不出人，又怕会因此刺激罗广文投向共产党（罗广文后来还是率军起义了），本来就没有打算杀害罗广斌，并在大屠杀开始后下令释放罗广斌。
　　到了５０年代，随着一批批逃亡特务落网，有关“不杀罗广斌”、“已经决定释放罗广斌”甚至“罗广斌是放出去的”一类交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安机关的案卷里。这些交待，有的说法相互矛盾，有的只是从个人角度得知的片面情况，显然还不能排除其中会有为减轻罪行而冒认功劳（放了共产党人）或有意制造混乱的因素。
　　事实上，在大屠杀之夜的紧急、混乱情况下，徐远举虽然下过释放罗广斌的命令，却并未得到执行，具体执行屠杀任务的特务们并不知道此事。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若是罗广斌没有果断决定自行突围，后果很难设想——同样是已经由徐远举下令释放的两位共产党员：李承林（万县和成银行副经理兼营业主任）和韩子重（四川军管区少校参谋，车耀先烈士的女婿），在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照样被杀害了……
　　不过，正因为有了“释放”一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有关方面就对罗广斌这段历史产生了怀疑（持左倾观点的人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共产党人罗广斌与国民党特务的不同说法中，宁可相信特务说的），甚至疑心罗广斌会不会是接受了“潜伏任务”的叛徒。由罗广斌组织突围脱险的那十几个难友，以后也大多遭到怀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在解放初期为恢复罗广斌共产党员党籍而作的审查中，和１９５５年的肃反审干中，本已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认定他在国民党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出狱也没有问题。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罗广斌的怀疑又加重了。本来先后担任了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市委统战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罗广斌，一直满腔热情地向广大青年宣传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群众反映和社会效果都很好，但是却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长寿湖渔场去担任场长。
　　生性乐观的罗广斌对此毫无怨言，他一面努力熟悉自己一窍不通的渔场业务，力争干好本职工作，一面尽可能地继续进行宣传革命烈士事迹的讲演和写作工作。
　　１９６１年，罗广斌克服了重重困难，依据亲身经历“领衔主创”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人地下革命斗争和狱中斗争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畅销书，也成为当时最为生动、最具艺术感染力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人生观教材。一时间，报纸连载，电台广播，各剧种改编，拍摄电影……读《红岩》，谈论《红岩》，成了当时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热点。
　　正是那个突出阶级斗争主旋律的年代，促成了小说《红岩》的轰动效应。然而，也正是那个阶级斗争主旋律，使得罗广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他一直受到无休止的审查，政治生活受到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小说《红岩》轰动了国内外之后，这种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变得更加明显了。１９６３年，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名义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被某些领导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而否决。１９６４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否决。据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位原川东地下党干部回忆，胡耀邦为此还不满地说过：我不相信能写出《红岩》这样革命的小说的人会有问题……当时小说《红岩》在日本读者中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赴日访问，也被有关方面礼貌地回绝了……

◇　现实问题与历史教训

　　罗广斌本是一个性情开朗、处事豁达的人。但是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使他变得深沉起来。他生活在基层，又在经常的宣讲革命烈士事迹和采访写作素材中接触到各方面群众，对一些现实弊端有较多的了解，对一些不正常现象也较为敏感。特别使他感到困惑的是，原在重庆、四川为人民解放事业舍生忘死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却被一些持左倾观点的领导人另眼相看，排斥打击，甚至来一次政治运动就打下去一批。
　　在“反右派运动”中，１９５８年１月，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
　　随后不久，罗广斌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和在歌乐山集中营里的难友刘德彬又遭到错误处份。刘德彬在渣滓洞大屠杀之夜中弹负伤死里逃生，脱险后与罗广斌一起到处宣传革命烈士事迹，并和杨益言一起成为罗广斌领导的三人创作小组成员，共同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即《红岩》的初稿），在创作中为塑造江姐这一主要英雄形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时在重庆市总工会工作的刘德彬，被戴上了“严重右倾”、“工团主义错误”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份——并且因此被剥夺了继续参加《红岩》后期写作和在《红岩》出版时署名的权利。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意料不到的打击接踵而至。“四清运动”刚开始不久，１９６３年４月，又因对当年张文澄批评过的那位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中共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萧泽宽是地下党时期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小说《红岩》的写作，正是在他的直接组织下和廖伯康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此外，在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审查中，萧泽宽也一直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历史，力主尽快给罗广斌作出公正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一贯极左的当权者率先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负责人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
　　马识途和沙汀都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给了作者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马识途的被打倒，最令罗广斌震惊。马识途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和马识途本是小同乡，两家有“通家之谊”。抗日战争后期，马识途已是被誉为“民主堡垒”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罗广斌追随马识途去到昆明，经马识途帮助补习功课，考入了西南联大附中，又在马识途指引下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从此由一个富家子弟走上民主革命道路，进而成为共产党员。小说《红岩》的写作，得到了马识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小说出版后，罗广斌曾在写给马识途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说：“这本书的写作中，不仅有你的心血、设计和构思，还有你多年的关怀、耽心、喜悦、焦虑……”“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你指引，我将很难走向革命的道路，更没有可能写成这样的作品。”
　　马识途被揪出后，他创作的那部与《红岩》题材相同的反映地下斗争生活、歌颂革命先烈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也被打成“毒草”批判了……
　　接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在遭到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点名批判为“周扬的追随者”后，被西南局宣布“罢官”。任白戈是支持罗广斌创作的，小说最后定名为《红岩》，就出自任白戈的建议。
　　种种不正常的情况，使罗广斌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思考。他的烟抽得更厉害了。
　　早在重庆解放之初，罗广斌就代表那些已经牺牲的狱中难友，写下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送交重庆解放后建立的中共重庆市委。报告中的内容他永远不会忘记，永远烧灼着他的心。那是他的难友们、烈士们，在临近解放的前夕，明知生还希望已十分渺茫，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总结教训，为使革命事业不再遭受挫折而以血泪凝成的嘱托，是他们集体的政治遗嘱。那时他们相互叮嘱，如果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些意见向党报告。罗广斌当时并未想到这个报告人会由他来承当。自然也更不会想到这个报告会在近半个世纪后像“出土文物”一般由党史工作者从尘封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引起轰动。
　　罗广斌所写的这份报告共分七个部份，第七部份是狱中意见，记述了狱中共产党人对党的最后寄语，共有八条，第一条就是希望党“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狱中同志们最为痛心的，就是因几个重要领导干部的叛变而造成重庆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许多人恰恰是被自己所敬仰的上级出卖的。少数领导人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中，脱离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上的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最后叛变。罗广斌永远记得，同他一样是富家子弟出身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朴烈士，谈到这个问题时沉痛地说过：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现实中的许多不正常的情况似乎都与某些“上级领导”的错误有关。６０年代以来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又促使罗广斌将许多问题放到“反修防修”的角度来思考。

◇　满怀激情投入“反修”斗争

　　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所引起的风波，又使罗广斌意外接触到了中共高层领导内的“反修”斗争。
　　《红岩》改编为电影，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关注和支持，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都对电影《红岩》的改编和拍摄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最后还由夏衍亲自执笔修改定稿。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去参加了改编剧本和向摄制组成员讲述烈士事迹、历史背景、生活细节等工作。
　　但是，当电影《红岩》于１９６４年夏秋之交拍摄完毕时，已是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共高层领导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和各文艺家协会及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毛泽东批示精神进行“整风”，检查“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可怕错误。夏衍、陈荒煤等已经受到批判，被迫作出“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全国各地已按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宣部部署陆续开始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等进行声势逼人的大批判。文艺界的政治批判还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诸方面。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修”斗争的高潮正在掀起。罗广斌他们深受感染，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投入到这场斗争中。
　　这年９月２４日，《重庆日报》以将近一个整版篇幅发表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署名的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文章详细分析、批判了这部电影的内容后指出，电影《早春二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对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片”，“企图毒害和腐蚀今天青年的思想，难道这不是为反动阶级梦想的‘和平演变’服务，和社会主义争夺接班人吗？”文章最后指出：“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高地举起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旗帜，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我们自己，发展文艺批评，发展创作，特别是为广大青年更多地提供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作品，在今天是更加迫切必要的了。”
　　在罗广斌他们看来，小说《红岩》和他们正在筹备写作的《红岩》续篇，正是这种“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作品”，他们充满了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自豪感。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奉召到北京参加修改电影《红岩》。北影厂先已将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人的意见寄给了他们。到京看了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１１月２５日向北影厂提交了一份意见提纲《分歧何在》，共提出了“政治与艺术”、“一切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治高了，不感人？”等２０个问题。显然，他们此时因受到文艺整风和对“毒草影片”大批判的影响，而从左倾观点出发，与电影编创人员产生了一些难以调和的分歧。
　　１２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审看了电影《红岩》工作样片，她对影片摄制组成员显得冷漠而高傲，看片中不断以嘲讽的语气提出批评，最后严厉指责影片拍得“太糟了”，并提出“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
　　北影厂摄制组主要成员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汇报了江青对《红岩》样片的批评意见。希望能作一些修改以减轻批评的严重性。建国以来一直在文艺界领导批判别人的周扬，此时已经被这场可能危及自己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他考虑后提出，《红岩》与那些正在被批判的影片性质不同，可以对影片适当作一些修改，但剧本就不再改了。
　　这样，影片又经过一番折腾，修改了８０多个镜头后送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审看后，提出“这片子不能代表《红岩》，改个名字放映，还是有教育意义的。”于是影片先被改名为《江姐》，后被定名为《烈火中永生》，不敢再作大张旗鼓的宣传，只作为“一般影片”于１９６５年夏正式上映。
　　１９６５年１月，就是在江青看过《红岩》样片并提出要批判之后不久，她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罗广斌、杨益言。三个月前，他们已从新闻报导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同他们一起观看演出、一起与演员合影的还有毛泽东夫人江青。这次江青是特地请他们去谈改编京剧《红岩》的意见的。与不久前对北影厂摄制组成员的冷峻态度截然不同，江青对两位小说作者十分亲切、热情，她对小说《红岩》作了肯定的评价，发表了一些有关小说的修改，特别是如何把主要人物江姐写得更加高大完美的意见。她还许诺要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红岩》。过后她又请他们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京剧《沙家浜》，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有她亲笔签名的精装本《毛泽东选集》。
　　罗广斌感到的自然是来自伟大领袖、来自党的关怀和支持。反对“和平演变”，批判“修正主义”，对他们来说已成为党的召唤，时代的召唤。成为他们这样的革命作家的神圣使命。
　　同那一代革命者中的许多人一样，罗广斌从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真诚地得出一个结论：是毛泽东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对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必须坚信不疑，坚决照办。在刘德彬遭到错误处份，贬到长寿湖渔场作生产队长后，罗广斌就曾对刘德彬说：“对毛主席不能有任何怀疑，你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对毛主席的信仰不坚定。”
　　——另一位当年地下工作中的战友，此时也被“下放”到渔场作捕鱼队长，一次听说刘德彬来买鱼，“铁面无私”地吩咐下属：“不卖给他！”多年后，这位老干部回忆起当年情景时感叹说：“那时我们都左得很呀！”
　　不能理解那一代共产党人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些特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许多令今人看来显得不近情理的言行。
　　时代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内的“修正主义”成为时代主旋律。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搞修正主义的领导人当然就是共产党的叛徒。“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的烈士嘱托与“反修防修”的时代使命重合到一起了。罗广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新的斗争。就像堂·吉珂德满怀豪侠之情奋不顾身向被他视为魔鬼的风车展开搏斗一样，他和许多热情真诚的人们一样，成了手拿“红宝书”向“修正主义”魔鬼进攻的红色堂·吉诃德……

◇　第二次造反

　　得到“毛主席党中央”关怀的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感到冰冷的政治压力。他被要求写出在小说《红岩》创作及电影改编中与所谓“黑线人物”关系的交待。马识途被批判后，风声越来越紧。与马识途的《清江壮歌》主题、题材以至作者经历都基本相同的《红岩》，遭受批判已是顺理成章的事。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市文联后，于７月２２日以“保密”名义收缴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继续写作《红岩》续篇而作的采访笔记和查阅、搜集的有关资料。８月３日，根据市委指示，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并明确将罗广斌与“黑帮分子”马识途联系在一起。批判的绞索已经收紧……
　　正是在这样多种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下，在前来重庆市文联“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支持下，罗广斌他们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了。罗广斌既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自己解放自己”，更是为了“反修防修”，使当年革命烈士们以生命换来的成果不因领导干部的“变修”而丧失。
　　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矛盾。“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罗广斌却又是因为长期受到左倾错误的压抑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这并非他一个人，而是当时相当大一批与他有着类似遭遇的人的迷误。这真像列宁说过的那样：“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在重庆及外地来渝红卫兵的共同支持下，罗广斌等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进行了与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的公开辩论。在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政治制高点”落到了造反派手中，工作组当然大败。罗广斌成了重庆有名的造反派。小说《红岩》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很深的，外地到重庆来串连的红卫兵，除了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外，往往都要求见到《红岩》作者罗广斌等人，并请他们签名留念。重庆人更将《红岩》视为自己家乡的骄傲。红卫兵“破四旧”更改旧名称时，重庆就有几所中学同时要求改名为“红岩中学”，互不相让，最后只得分别编为红岩一中、红岩二中、红岩三中；甚至还有人提议将重庆市改名为红岩市，将《重庆日报》改名为《红岩日报》……由此可知，《红岩》作者的造反，会引起多么大的震动，给了尚处于劣势的造反派多么大的鼓舞。据当年重庆文艺界造反派一个负责人说，在那次解放碑辩论会后，重庆文艺界的群众大多倒向了造反派。
　　１１月２７日，是原重庆歌乐山集中营烈士殉难纪念日。往年在这一天，都是由党政领导出面组织举行纪念活动，而在１９６６年的这个日子里，则是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了纪念大会。红卫兵、造反派认定他们才是当年革命先烈的真正继承者，他们今天的造反行动正是为了捍卫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罗广斌作为当年大屠杀中的脱险志士和殉难烈士们的战友、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更作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作家，被要求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中，在慷慨激昂的造反歌和“毛主席语录歌”声中，不知罗广斌是否回想起了当年西南联大学生运动时如火如荼的场面……
　　罗广斌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参加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那是他的青春，那是他的新生活的起点。那一段斗争经历无疑对他有着极深的影响。他的一个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谈到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是把西南联大时搞学生运动的方法搬到‘文革’中来了。”

◇　代表造反派上京告状

　　“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在重庆发生，又使罗广斌的造反名声传遍了全国。（见《“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不在上海在重庆》，载本刊ｚｋ００１１ｅ）
　　在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由于毛泽东、党中央明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时出现了群众性的造反浪潮，各地党政领导不得不纷纷作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给曾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的群众平反。在这种形势下，由党政领导授意建立起来与造反派相对抗的群众组织（即所谓“保守组织”）便陷入了困境。当时重庆最大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为表示“拥护毛主席、党中央”，不得不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决定也召开批判省、市委错误的大会。
　　当工人纠察队要在１２月４日召开批判大会的消息传开后，造反派普遍认为这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决定要去大会造反。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给双方作了不少工作，力劝避免冲突，但未奏效。１２月４日，工人纠察队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造反派强行冲击会场造反，双方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数百人受伤。
　　当时局势十分混乱，谣言蜂起，不少“目击者”都言之凿凿地发表文章声称他们亲眼看见“工纠”打死了红卫兵、造反派。罗广斌愤怒地投入到对“一二·四惨案”的凶手和幕后“走资派”的追查和控诉活动中。
　　“惨案”的第二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罗广斌到会作了发言，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他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因为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标志着重庆市委与广大革命群众的矛盾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他在发言的最后高呼：“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山城重庆！”
　　１２月９日，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并自己支付了十几个人的全部车费，去到北京。
　　１２月１７日，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出席了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首都三司负责人在大会开幕词中说：
　　“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段话里，重庆被排在第一位，足见当时重庆“一二·四惨案”的影响。
　　在全体起立为“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发言。发言者除去几个首都红卫兵外，只有一个外地代表——重庆造反派代表罗广斌。其他发言都是声讨首都近来出现的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的所谓“反革命逆流”，而罗广斌的发言则是控诉“一二·四惨案”。《首都红卫兵》报的大会报导中概述了罗广斌的发言要点：“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
　　在会上，罗广斌还将有关“控告”材料通过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呈交给了周恩来和江青。

◇　在夺权导致的分裂中死于非命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在一片“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喧嚣声中，罗广斌从北京回到重庆，这时他才知道有关“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是他认为正如《十六条》所说的那样，造反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当时的官方传媒一再宣传，对待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正像大革命时期对待湖南农民运动一样，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认为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因此罗广斌仍然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他不知疲倦地到处宣传北京的“革命形势”和中央首长对造反派的支持，呼吁造反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这时，毛泽东发出了“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大陆各地。各地造反派都因夺权而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或三派。
　　在重庆，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一批造反派在奉命“支持左派”的驻军支持下于１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对原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委夺权，随即筹备建立以驻军代表为首的“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是，对这次夺权持有不同意见的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等造反派则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非法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造反派连同在重庆的外地红卫兵公开分裂成为两大派。外地赴渝红卫兵组织中，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站到了革联会一边，而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等则站到了反革联会一边。
　　这时，由康生煽动起来的“揪叛徒”风已经刮向全国各地。满腔热情而又不谙世事的红卫兵们充当了“揪叛套b”的急先锋。在重庆，罗广斌成了一个被注意的目标。
　　所谓“历史问题”一直像看不见的“紧箍咒”一般紧紧纠缠着罗广斌，在造反之初，文艺界的“造反司令部”甚至因担心“历史问题复杂”而不敢吸收他这样的名人加入。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中，“保守派”便以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对造反派进行攻击。而在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罗广斌的态度倾向于反对革联会的一派，他的“历史问题”又成为革联会一派攻击的目标。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题目最初是不肯定的《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但很快就变成了肯定的《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文章称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是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２月５日，一个寒冷、阴暗的日子，革联会一派的红卫兵闯入重庆市文联院内，公开绑架了罗广斌。
　　２月８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宣告其成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公告》的第四条宣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在已经夺权、掌权的一派造反派眼里，罗广斌显然已成为应予镇压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正如罗广斌把“修正主义”、“党内走资派”看作堂·吉诃德眼里的魔鬼风车一样，此时他也被另一派红色堂·吉诃德当作了应予消灭的魔鬼风车了。
　　同一天，革联会一派红卫兵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评大毒草〈红岩〉》。将对罗广斌的批判扩大到了对小说《红岩》的批判。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突然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的消息。这时罗广斌才４２岁，正值盛年。
　　对罗广斌的死，有几种不同说法：畏罪自杀；以自杀进行抗争；被谋杀；在逃走时不慎坠楼身亡……各种说法都缺少充足的证据。罗广斌之妻胡蜀兴当时被叫去看了现场和罗广斌遗体（但不准她接近遗体），她始终认定现场和罗广斌遗体都被做了手脚。罗广斌究竟是怎样死的，恐怕已经很难找到能令各方面都信服的确凿的答案。尽管“文革”结束后由罗广斌生前友好和有关专家重新调查再次认定是“自杀”，但也难以作出明确结论。
　　在罗广斌遗物中，一本《毛主席语录》压着一封已经写好的给“江青同志”的信，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原信被迅速收缴封存。据看到过抄件的人士回忆，信中主要是向“文革旗手”江青汇报了“文革”以来罗广斌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经历。当时所说的大方向，就是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在罗广斌心目中，“党内走资派”自然就是当年狱中难友、革命烈士们留下的血泪嘱托中告诫后人要注意提防的腐化了的领导成员，就是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叛徒。罗广斌死得太早，他还未能看清“文化大革命”的真面目。不过，当时能真正看清这场“大革命”真面目的又有几人？

◇　罗广斌死后的争论和江青的“一锤定音”

　　在罗广斌死后整整一年零一个月时间里，围绕罗广斌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尽管一派群众组织为罗广斌翻案（连同为“萧、李、廖”及在“文革”前受到错误处理的川东地下党成员翻案）的材料，通过首都红代会中的“地派”及新华社等渠道不断送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那里，但中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１９６７年４月初至５月中旬，按照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一系列会议，与罗广斌一起创作小说《红岩》并在“文革”中一起造反的杨益言，获准作为反革联会一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似乎传达了中央对罗广斌态度的某种信息。
　　在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批评了重庆驻军对造反派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支持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求作好平反工作。《意见》回避了对重庆夺权后建立的革联会的表态（实际上等于是不承认革联会），而提出另行组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些都使反革联会一派深受鼓舞。罗广斌的冤案似乎有了平反之望。
　　然而，在“五一”之夜毛泽东观看几个“样板团”的演出后，江青在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将要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出人意外地没有提到《红岩》。在这之后不久，又传出消息：北京京剧团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京剧《山城旭日》已奉命“弃稿不演”，原因是“原著《红岩》没有反映历史真实”、“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又使批判罗广斌的一派增加了信心。
　　罗广斌不幸身亡后不久，杨益言和刘德彬就在反革联会一派红卫兵、造反派的保护下躲开革联会一派的“通缉”逃到北京，应邀在一些红卫兵集会上控诉“走资派杀害罗广斌”的“反革命阴谋”。他们还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向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等人讲述了罗广斌被绑架、“杀害”及小说《红岩》遭到批判的情况。张羽和萧也牧、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等一批老编辑愤然组织了一个保卫《红岩》的战斗队，编辑出版了两期《红岩战报》，其中发表了杨益言的《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控诉、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还发表了由萧也牧主持，并请来中国青年出版社语文修养最高的一批老编辑一起斟酌文字定稿，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专案调查组名义发表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份）》，以大量材料来推翻强加给罗广斌的“叛徒”罪名。同时，还发表了“文革”前罗广斌、杨益言给北影厂写的《分歧何在？》，以此驳斥“罗广斌是文艺黑线人物”的说法……
　　但是中央对罗广斌问题仍然保持沉默。是无暇顾及，还是另有考虑？
　　直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５０军、５４军领导同志的会议上，江青才在讲话中明确说了一句：“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至此，江青一锤定音。此后，更多的原四川地下党人被打成了“叛徒”、“反革命”、“黑手”……又有一大批人因为所谓“罗广斌叛徒集团案”遭到迫害。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之后，这些冤案才得到平反。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１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罗广斌的所谓“历史问题”至此才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结论。可惜罗广斌再也不能知道这个结论。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因为当初江青要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小说《红岩》，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被两位作者“识破阴谋”予以抵制，江青恼羞成怒而将罗广斌迫害致死。这一说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江青确实向两位作者提出过要修改《红岩》，但并未明确提出过要作者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这样愚蠢可笑的要求。当时在场并不只有两位作者，还有北京京剧团、中宣部的其他人，没有谁听到过这样离奇的要求。当年参加改编京剧《红岩》的作者、空政歌剧团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告诉笔者：后来的京剧改编本按照江青的意见，已经把女主角“江姐”改成了二野部队（即刘邓大军）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斗争的干部，甚至连姓都改掉了，根本就不姓江了——这也就更不好说是江青想把江姐改成“江女皇”了。
　　至于说两位小说作者“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并进行了抵制，以致使江青恼羞成怒而遭到迫害云云，则更不知从何说起。
　　两位作者在江青接见后，被要求留下来参加修改京剧《红岩》，江青还交待，以后就按改好的京剧本修改小说。两位作者被安排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受江青委托，将挑选出来参加演出京剧《红岩》的４０名演员带去重庆体验生活，住渣子洞，上华蓥山。１９６５年４月到重庆后，据杨益言回忆：“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
　　罗广斌当年从北京回到重庆后，十分郑重其事而又满腔热情地向市委及宣传、文艺、文化部门领导人，还向到重庆来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李井泉，汇报了江青在京接见时所谈意见，那时完全是当作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宝贵意见来汇报、传达的。当时听过汇报、传达的老同志，如今健在者尚有不少，都还记得很清楚。哪有什么“识破阴谋”的影子？
　　如果说罗广斌是因江青“恼羞成怒”而被迫害致死的话，那么，在罗广斌身亡、小说《红岩》已遭到一派群众组织猛烈批判之后，同他一起创作《红岩》并一起在“文革”中造反的杨益言，怎么还可能获准作为一派造反派代表（名单显然要经过江青批准）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
　　把罗广斌的死说成是“受江青迫害”显然是不准确的。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当初批判和绑架罗广斌的一派群众组织得到过江青的授意，而且可以断定不会有这样的授意，否则就很难解释：当时同样是“中央文革铁拳头”，同样听命于江青的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为什么“天派”的北航红旗会率先批判罗广斌，而“地派”的地院东方红却又一直为罗广斌辩护、翻案？
　　实际上，当时群众组织的许多作法，都是在左倾思想误导下，在“史无前例”的半无政府状态下，作为“群众首创精神”而自发产生的。
　　江青只是在罗广斌死去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才发表了“鞭尸”式的讲话。把这个讲话当成罗广斌致死的前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而江青讲话中所谓“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的说法，也并非她的发明。当年华蓥山游击队的领导骨干们，早已在５０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思想左倾的领导人一批批打下去，成了“土匪”、“右派”、“反革命”……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原型人物之一的陈联诗，在解放初期就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勒令“退党”……
　　罗广斌的悲剧，不应看成是个别邪恶人物的罪过。这是一个有着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时代悲剧。
　　所幸的是，这个悲剧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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