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骥、杨庆旺：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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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初起时，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做实地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进一步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曾随江青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并在最近回忆了这一过程。现将李家骥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的情况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主席点将，随江青参与武训历史调查

　　杨庆旺：新中国成立初期，你亲身经历了与江青有关的两件事：武训调查和湖北土改。有关这两件事的情况尚属空白点。你给我们谈谈你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情况好吗?
　　李家骥：1951年2月25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报上也进行了宣传，大部分赞成这个片子，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看这个片子的。
　　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把影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介绍：这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个电影，同时看这个电影的人不少，包括孩子们。我和警卫班的人除值班的也都看了。看后大家议论纷纷。
　　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当时我还不知道，按往常一般做法放在主席的办公桌上。
　　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上班回来，她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江青一本一本地翻了个遍。
　　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第二天我把江青的意见转达给田家英，田家英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这么多，怎么办!”稍停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
　　“行，但我怕搞不好，从来没干过这种工作，不知怎么做。”我对田家英说。
　　“这好办。”说着他又给我讲了一通怎样剪报纸。
　　从此，我又多了一份工作——给主席剪报纸。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我把这些专题性的文章放在主席办公桌上，供他阅读，使他不用在各种报刊上找这方面的文章，节省了时间。
　　一天，江青找我：“家骥，最近你给主席剪的报纸很有用，为我们分担了困难。这些文章主席要挤时间看，有时我先看。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两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把江青的想法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想了想说，那就选主要的文章也给她一份。
　　杨庆旺：当时你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发现有什么迹象吗?
　　李家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但毕竟天天翻报纸和刊物，并查找和剪裁关于《武训传》方面的文章，所以对这部片子的社会反响还是有一定了解。在剪裁的文章中，开始肯定这部电影的多，后来就出现了批评的文章。越往后来批判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4卷2期发表了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我只知道江青和主席很关注这件事，如让我这个卫士搞关于评论《武训传》的报纸剪裁，而且每人一套等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至于主席和江青为什么要批判这部电影和怎么组织的文章，我不清楚，作为卫士是无权参与这类事的。
　　6月19日或20日，汪东兴找我：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我们一共去五六个人，由申虎臣带队。他没说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走，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属于打招呼性质。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几天后，申虎臣找我们几个人开会，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和生活，要有吃苦准备。同时让我们把手头工作安排好。事后他又对我说：“这次公出是跟江青到山东搞武训调查，大约二十天时间，我们几个人具体负责保卫，轮流值班，你侧重负责生活。”这时我才心中有数。接着江青又找我，问我申虎臣是不是已向我明确了任务，我说明确了，让我负责生活方面的事情。我又问江青：走前要带什么东西，还做什么准备，请指示。江青很严肃认真——看来她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对我说：“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这是江青对我交代的工作性质、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我负责什么更明白了。于是我马上着手外出的准备。因为到主席身边一年多了，对江青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了，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进城后出国治病时，江青用主席的稿费做了裙子、哔叽外套，当时这是好衣服了，可当做“礼服”看待，给她带上，又带上她的几件内衣和平时穿的列宁服。列宁服，是在陕北时做的，在西柏坡和进城后都经常穿，这是当时革命队伍中女同志较流行的服装，也带有“革命”的象征意义。“礼服”只在去济南的路上穿过，离开济南她都是穿的灰色的“工作服”。很快，我给她找好了衣服，放在了她的小皮箱里。江青有两个皮箱，一个是到苏联治病时制的，是新的；一个是旧皮箱，据说是在上海时制的，她到延安时就是带的这个箱子。凡外出，一般她就带这两个箱子。这次带的衣物少，加上书和材料，箱子都没装满。我把准备带的东西拉了一个清单，请她过目，她表示同意。走前的准备完成了。
　　杨庆旺：李老，你也说过江青不好侍候，你没想江青为什么让你和李德华跟随她到山东，走前江青没给你们特殊交代什么吗?
　　李家骥：按一般工作规律看，一组出的两个人肯定是江青点名要的，至少是她同意的。让我和李德华跟她去在当时是意料之中的。我到主席身边一年多，对业务比较熟了，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我以为江青服务为主，江青对我的工作满意，而且又随主席访苏，单独执行任务数月时间，主席满意，还受到表扬。李德华在警卫班也是老同志了，他不仅熟悉业务，而且善于处理复杂问题，主席和江青对他的工作也比较满意，多次单独执行任务。而且我和李德华一起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很默契，让我们两个执行任务打心眼里高兴。走前，江青又专门把申虎臣、我和李德华叫去，重申了这次任务和注意事项，以示重视，但没有新内容。再就是问各自走前准备的怎么样了，算做进行“检查”工作了。她并没有向我们交代特殊任务。

　　为调查团服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杨庆旺：这次到山东调查武训，是在全国已掀起了讨论《武训传》的高潮中，主席责成《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讨论。对这一背景和宗旨你当时了解吗?
　　李家骥：我们安全生活组的主要任务与调查材料组虽然总目标一样，各自的具体任务不同。说具体点，我们是为调查团服务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本人考虑更多的还不是武训问题而是江青安全别出问题，生活顺顺当当，精神愉愉快快。至于武训的历史问题虽然也想，但不是我个人的主要任务，所以我们“服务”人员未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调查上。我们也能看出来江青对这次到山东调查很高兴、很积极、很努力。这不光从走前准备上能看出，从去济南的途中也能看出。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江青、袁水拍、钟惦棐都坐的软卧。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团谁是团长、副团长，但我能感到他们三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公开的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以后成了她的笔名。关于调查的事情，他们三人常在一起研究。申虎臣也坐软卧，他是我们几个人的头，有关安全保卫、后勤生活方面的事，由他负责，在他那里研究工作。上车不一会儿，江青就让我拿她的装办公用品和材料的皮箱，她要办公，她开始和袁、钟两人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有关问题。我只干为他们服务的事务性的事儿，不参加研究调查问题。所以，他们研究的具体内容不知道。我从表面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对这项工作很认真负责。
　　杨庆旺：到山东后，在后勤生活方面还顺利吗?
　　李家骥：第二天我们到济南，由山东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们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江青住二楼。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来了四五个人，江青召开会议，袁、钟和山东的同志参加。晚上江青要洗澡，让服务员放水，服务员很负责。江青洗完澡又接待客人去了。江青有一个习惯，洗完澡后都要洗内衣。这天晚上洗完澡把内衣泡在水里，没来得及洗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没想到回来后，她发现衣服有人给洗了。她问我是谁洗的，我说不是我洗的，估计是服务员洗的。她对我交代：“我的衣服自己洗，不能麻烦服务员，这样影响也不好。”刚交代完，她又发现袜子没有了。这双袜子虽然不是新的，在当时来说很高档。我对这类东西没研究，凭我的感性认识，有点像现在的丝袜，当时没多少人穿。江青很喜欢这双袜子，她很着急。我马上找到给洗衣服的服务员，她说光洗了衣服，没看见袜子。我对江青说，估计被水冲走了。江青有个毛病——好出汗，她外出愿意多带些替换的衣服，这次到山东共带三双袜子，所以丢了一双，还有两双，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对此江青心里虽不满意，但又不好发作，只好不了了之。她还是对我说：“以后工作要考虑细一些。”我只能接受她这一带有批评的提示。我心想：我有什么办法呢，照顾江青总和照顾主席不一样，男女有别吗!
　　杨庆旺：到济南只是过渡，第二站应是聊城，请谈谈下一站的情况吧。
　　李家骥：在济南住了一两天，和省里参加到调查团的同志接头、明确任务，研究怎么工作，而后一起开赴聊城。聊城距省城济南300里路，现在的车速两三个小时就能到。但那时配备的吉普车车速不如现在快，加上那时的路况大不如现在，况且当时北过黄河无公路桥，要换乘船过河，也要用一些时间。我们用了整整半天时间才到聊城。我的日记，记着这一天风很大，有沙土飞扬。我们北京来的几个人坐一台吉普车，江青在前边，我们几个人坐后边。在乘轮渡过黄河时，我们在风中说说笑笑，还照了相。袁水拍、江青都带了相机。当时江青戴一块沙巾以挡风沙，我们担心身体不好的江青支撑不住，实际她并没怎么感到为难就到了聊城。
　　杨庆旺：聊城不大，但很古老。春秋时就有这个地方，是齐国的西部边城。战国时这里是齐燕的战场。明清时这里成了大运河上的名城和商埠，山陕会馆、鼓楼、铁塔等都证明这里的辉煌历史。当然还有那有名的东昌湖及聊斋里的故事背景都是文人墨客到这里必看的景点。我想文人、诗人袁水拍未必能顾得上想这些，他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肯定在思想上压力很大，不知这场讨论怎样发展和怎样收场，没有心思光顾这些景观。而江青则对这场讨论充满信心并寄托很大希望，目的能达到吗?她心中似乎也没底，虽然她作为山东人，知道有个聊城，这个时候也未必对它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感兴趣。
　　李家骥：聊城地区是抗日老区，也是贫困区之一。聊城这时还归平原省管辖，虽然解放一年多了，这里仍然比较贫困。地委把我们安排在平房招待所，条件比省城差多了，江青洗澡的习惯只好改变了。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开始参加会议，堂邑和临清的同志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渎，开会，下去到街区和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工作两天多，到堂邑等地调查后又在聊城工作两天。在这里我交代一件事：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有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着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向有关人员介绍时说她叫李进，是调查团的团员。李进，这个名字是主席给起的，其他说法未必可信。临来时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这次跟江青外出，称呼要改口，叫李进，这是方便工作。同时注意多了解情况。”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袁水拍、钟惦棐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钟说：“老乡，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事。”
　　“什么事?”老者好像耳背，说话声很大。
　　“办义学的武训你知道吗?”
　　“啊，知道，是个要饭的。”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问另一位老人。
　　“80多了。”
　　“你老人家高寿，有福啊!”
　　“托共产党的福。”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没人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在谈话中，有人还照了相。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家跟老头老太太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确有这个人。武训办学，也确有这个事。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
　　在堂邑，我记不得哪个村子了。江青和一个老太太唠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着哭了。老太太说：她们家有个孩子上了武训办的义学，上学期间被有钱的人打伤了，因伤重，又没钱治，就死了。对这个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触，她两次对我说到这件事。她感慨地说：“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庆旺：李老，关于《武训传》调查公开发表过不少材料，几个关键人物的文章我都读过。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一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根据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司洛路同志回忆，当时的人们，包括堂邑县长赵安邦，知道“李进”就是江青后，就都不再对调查团说武训正面的话了。还有的说：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20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据你所知是这种情况吗?
　　李家骥：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江青服务，不是去调查武训的历史。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发现。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杨庆旺：我很赞成你的这种态度，实事求是，知多少说多少。你虽然没有完全回答我提的问题，却提供了重要情况，对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很有价值的。接着谈谈往回返的情况吧。
　　李家骥：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汇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仅两天时间不可能写出定稿，只能“堆”起来，还要多次讨论修改。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是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江青在这天晚上，办了一件私事——会见了她的曾当过警察的哥哥。也许她很多年未到山东见这位哥哥，虽然这位哥哥历史不是红色的，毕竟有血缘关系，来到了济南不见面不大近情理；也许是不便过于亲近和时间太紧张，她与这位哥哥见见面就分手了。
　　杨庆旺：你们风尘仆仆，来去匆匆，来去20多天，很是辛苦。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么事儿?
　　李家骥：对于这次调查，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而归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她的胆囊炎犯了。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主席对江青和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汇报后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江青平安回到北京，对我来说就算胜利完成了任务。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调查过程中对江青的印象

　　杨庆旺：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完全否定了武训：“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有的文章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把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对这种结论你当时知道吗?当时江青怎么想的?
　　李家骥：在调查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后的结论，我没有参与材料的研究，也不知道这些结论性的观点、语言形成的经过。我知道这个结论也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后。江青当时怎么看待武训，我与江青没有正式讨论过，她也没有正式向我说过。但在调查中，我听过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时说过的只言片语，这一点在前边已述及。
　　杨庆旺：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主席、江青批判电影《武训传》，已经50多年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批判，现在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提出不同看法(当时也有不同看法)。据后来很多专家和作家在写到江青所以积极参与这个批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家骥：批判《武训传》和武训历史调查，作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历史问题，以党的最新决议为准，个人要服从组织，我本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专家，没有多少发言权。至于江青为什么要积极主张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这与她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个人恩怨，以及与赵丹等也有关系，说实在话我们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这类问题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大可能往这上想。我们全部心思是做好党组织和主席交给我们的每项具体工作。
　　杨庆旺：我们把问题扯得远了一点，还是回到与你的身份和亲历有关的问题来吧。我们把江青当做你这次公出的服务对象，你对江青是怎么评价的?
　　李家骥：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好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在济南丢了袜子，也只是“提醒”我，而没发脾气，这是没想到的。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的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这个毛病。总之，一切很顺利，当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和后来发生的情况与新认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不是这里谈的内容。
　　(选自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题目和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略有改动和删节)


《百年潮》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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