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胡乔木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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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和我》（一）

于光远 著


l. 我想写这样一篇《胡乔木和我》

好几个朋友在看过《广州文艺》上发表的《周扬
和我》之后，鼓励我也写写胡乔木。其实我早
就有这个念头，而且这个念头产生的时间比写
《周扬和我》还早。这是因为我和胡乔木的接触
比周扬深得多，胡乔木这个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起的作用也比周扬大得
多，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写胡
乔木也就有比较大的意义。话是如此，但是更迫
切需要写的东西很多，同时考虑到写胡乔木的工
作量不小，因此多年来一直没有动笔。

后来我写了《周扬和我》。写《周扬和我》，绕
不开胡乔木整周扬，直至把周扬整得郁郁而死这
一段史实，而且我也不想绕开这段历史，我也就
实话实说了。因此写那篇关于周扬的文章，也可
以说是我写胡乔木的开始。我写胡乔木，目的是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乔木。其中我直接接触到的一
些真实情况是人们根本不知道的，有些情况虽然
大家都知道，而我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有更深
切的了解，所以写他是我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当然，我也应该承认我和胡乔木有很深的个人恩
怨。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真实的。从我和他相识到
他去世有五十四个年头，接触较多的、掰指算了
一下有三十九个年头，时间不能说不长。在这三
十九个年头中，够得上朋友的有四个年头，我对
他不满的有九个年头，绝交有三个年头。他对我
有恩，该承认的，我也承认。可是怨很深，这也要
承认。既然提到个人恩怨，我也想干脆仔仔细细
算一下这笔恩怨账。我是个搞科学工作的人，平
时大大咧咧，可是一旦把一件事当作科学工作来
做，就总想认真地按照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办事，
能细则细。个人恩怨同我现在想写胡乔木不是没
有关系，但我是一个很忙的人，如果仅仅为了写
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我是舍不得拿出比较多的时
间来的。我之所以一下决心拿出时间来写，是因为
他值得写，应该写。如果涉及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那也是因为许多恩怨同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有关。
我和他的恩怨，同他的政治品质，同他对党、对国
家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些
事情，不能因为涉及了个人恩怨故意避而不谈。
如果采取这种庸俗的态度，那就与我一贯主张的
科学态度相违背了。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件事。前几年，可能是
1997年，我从1994年出版的《回忆胡乔木》这本
书中看到一位已经过世的学者写的一句题词，这
个题词是：“乔木同志是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知
心朋友。”看了这句话后，我动了一下脑筋。就我
所知，题词的这位作者同胡乔木并没有很多交往，
无非胡乔木对这位学者专门研究的领域表示过较
大的关心，对这位学者表示过相当的尊重，同时，
在这位学者的眼中，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
官员，一个高层官员能够谦恭下士，那个人也就会
感恩在心，写了这样一个分量很重的题词。对这
个题词我是持不同意见的。因为按照通常的语言
逻辑，从他这个题词就会推论出，不把胡乔木视
作知心朋友的知识分子，他的正直性就成了问
题。当然我不会同一个题词较真，如果较真起来，
我对那本《回忆胡乔木》书中刊出的别的题词也有
不同的看法。但“正直”、“知心”题词启发了我，
我想和胡乔木的关系可以说：我同胡乔木相识五十
多年，是好几个单位的同事。我和胡乔木的确可
以说彼此“知心”，但正因为“知心”就不再是
“朋友”。我可以举出许多确凿的事实为我这个知
识分子的“正直性”辩护，同时我也可以用确凿的
事实证明胡乔木本人的正直性很成问题。如实地说
明胡乔木本人的‘非正直性”这一点，恰好是我这
篇文章要做的一个方面的工作。

    顺便说一下，我还看了收入这本《回忆胡乔
木》中的若干人写的回忆胡乔木的文章。其中多
数人是我的熟人，不少人还是我的朋友。不同的
人有与胡乔木不同的交往，接触到胡乔木的不同
侧面，因而有不同的感受，写了许多各自认为重
要的事实。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当我看到我的朋友在纪念胡乔木时所
写的文章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时，我感到有责任
把事实真相告诉她。我的老朋友韦君宜写了一篇
《胡乔木零亿》，最后写了这么一段文字：“最后几
年，文艺界发生了不同意见。乔木对一些问题的
意见和文章，我不能认同，就越来越少去找他
了。但是他对于友谊看来还是珍视的。……包括
对周扬，他写文章批判了周扬，但是周扬病后他
又去信安慰。”她这么写的意思无非想说胡乔木
能够做到把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友情分开。

    但是事实如何呢？韦君宜说的那封“信”依
我所知就是胡乔木写给周扬的八行的新体诗：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这首诗，哪里是韦君宜所理解的是为了安慰
病中周扬所写的文字！

    在周扬看到了这首诗之后的某一天，我曾经
到过周扬家。因为得到这样的“安慰”，那一天周
扬情绪更是非常之坏。诗中写周扬只是被割伤了
手指，无足轻重，只要贴一条“创可贴”避免感染
就可以了，值不得大惊小怪。而伤了周扬手指的
剑，并不是操在胡乔木手里的，是自己从剑匣逃
出来的，并且这剑还受到胡乔木“谁让你”的责
备。这剑没有请示胡乔木就行动起来了。因此我
胡乔木是一点责任也没有的。尽管如此，胡乔木
还是要为这剑进行辩护，说什么“可锋利不是过
失”。诗中胡乔木轻飘飘他说“伤口会愈合”，要受
伤害的周扬和伤害周扬的他保持友情。也许胡乔
木心里想的是，现在我赏赐一点“友情”给周扬，
周扬应该对我表示感谢，最后我就美美地把周扬
拥抱一下。这样的诗，小孩子也不会相信，何况是
周扬这样有几十年经历的人。“友情”当然不会
“保持”。我到周扬家里，周扬夫人苏灵扬讲了周
扬收到的这首诗，而且把它给我看了。这时周扬
神色沉重，对这首诗默默无语。苏灵扬则十分气
愤，说胡乔木这时候还来对周扬进行侮辱和愚弄。

    近年来我多次去医院看望韦君宜，想问她在
那篇《零亿》中怎么会写下这样一句话，问她是否
不知道胡乔木这首诗。我想告诉韦君宜，我所了
解的胡乔木与周扬之间的这一件事。只是那时她
已经听不清了。

    说心里话，我写胡乔木，只能采取尊重历史事
实，尊重科学，坚持实事求是，不作任何一点添加，
不作任何隐瞒的唯物主义态度。但也还是有一点
顾虑：我来不及在胡乔木生前写，现在他不在了，
不能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不在人间已经是一个事
实，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点确实使我踌躇了
很久。在朋友们的多次建议和热心者的多次敦促
下，现在我终于挑出一支书写顺畅的圆珠笔，铺开
稿纸，开始写起来了。

2．讲一点我和胡乔木交往的特点

    事情既然从《周扬和我》说起，就先写一段我
与周扬和与胡乔木两人交往的相似与差别。

    我与胡乔木和周扬都是在延安相识的。1939
年的7月下旬我到延安，一下从西安开来的那辆
大卡车，就拿着一个最简单的行李，走上了大砭沟
中的中央青委机关，被领到一间小平房里住了下
来。第二天早上就同胡乔木见了面，彼此相识。而
我第一次见到周扬的时间是在   1940年  2月。那一
天我和周扬都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会的主席台
上。我请别人给我指认了一下，才看到他的模样。
以后有两次也只是在开会时见到他，彼此连招呼
都没有打。我和周扬交往是在  1944年他出任延安
大学校长、我被分配到那个学校工作之后。我开
始同周扬有工作上的接触比我与胡乔木有工作上
的接触的时间迟五年。

    我和周扬前后是三个单位的同事：延安大学，
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同胡乔木则是中央
青委、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四个举位的同事，我和胡乔木、周扬同事
的单位有两个是相同的。周扬多一个延安大学、
胡乔木多一个中央青委和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后改为国务院研究室）。同事的时间前后加在一
起，同周扬二十年，同胡乔木是三十多年。

    我和周扬没有一起受批挨斗，而胡乔木和我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都是被批的“对
象”。我和周扬并没有过深谈，同胡乔木则谈得比
较深。我和周扬从来没有发生过分歧，而我同胡
乔木后来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

    这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对胡乔木，
我可以写、应该写的东西比对周扬要写的多得多。

    1982年，我同周扬都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我们还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 1987年，周扬
不再是中顾委委员，胡乔木则进了中顾委，还是
中顾委常委。我和胡乔木不在一个支部，接触较
少。但是在1990年中顾委召开的一个报告会上，
胡乔木提出不让我进行党员登记，要把我的错误
和在党员登记中的表现向全党通报。这时周扬已
经含冤离开这个世界了。但即使他活着，也绝不
会做这样的事。

      我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党内是
同志关系。但是同志和朋友是两回事。既然都是
党员，一定是同志，而成为朋友还要有缘相识而
且彼此有交往的愿望。成为朋友还有一个地位的
问题，比如我决不敢说“我的朋友毛泽东”，因为
地位、水平、年龄同我太悬殊。因此在两个党员
之间，有的是同志兼朋友，有的是同志而非朋
友，我和周扬后来是朋友，而且越到后来交往越
多，友谊越深。我和胡乔木则曾经是朋友，以后就
不再是朋友。我主张党内同志可以绝交。曾经是
我朋友的人，同他绝交之后就不再是朋友。列宁
就曾因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失礼，要求斯大林
道歉，声称如果斯大林拒绝，将同斯大林绝交。我
与胡乔木虽然没有正式宣布绝交，但1989年7月
有一次在北京医院候诊室相遇，我伸手想与他相
握，他急忙把手缩回去，脸变得很难看，从那天起
事实上我们已经绝交。

3．我打算怎么写这篇文章

      我对胡乔木可以写的和应该写的事情很
多。既然下了写他的决心，我就想写得长些、细
些，把事情写得清楚明白些、透彻些。文章会写多
长，现在我说不准，也不想事先定一个框框，需要
写多长就写多长。文体我决定写成随笔。田蒙（疑为蒙田）在
以前已经作出写很长的随笔的榜样，我也可以照
他那么办。随笔者，用我自己的话即“自由之笔
也”。当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章会有自然
而然形成的重点。这个重点，找认为是在“文革”
后期，即在邓小平复出的1975年，我和他都在邓
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尤
其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理论务
虚会之后。

    1978年底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
补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副秘书长。三中全
会后，按他的职务来说，是协助中央秘书长胡耀
邦分管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个副
秘书长，由姚依林担任，他是协助胡耀邦分管财
政经济工作的助手，但是实际上由于胡乔木同邓
小平直接联系，因此所起的作用超出了胡耀邦副
职的作用。在理论务虚会结束的时候，胡乔木一
下子上升到很高的地位，而参加理论务虚会的许
多理论工作者却受到了压抑。胡乔木说过，从理
论务虚会后，有些同志同党中央分道扬镳了。他
说的“有些同志”不是少数人，而是在粉碎“四人
帮”后，在拨乱反正中，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和在中
央工作会议期间发生过重要作用的许多理论工作
者。我当然是他说的“同中央分道扬镳”的理论工
作者中的一个，而且蒙他看得起我，把我看成许多
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中的第一号人物。而我和他之
间的关系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至于他说的“党中央”，其实就是他本人。胡乔木
经常以代表党中央自命，我写胡乔木，就会把他
在理论务虚会后的二十年作为重点。

    总之，我将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来介绍和分析
胡乔木其人其事。

    胡乔木和周扬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人。周扬这
个人我认为有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三十年代在
上海文艺界的活动中，他形成一种宗派主义的思
想。这种宗派思想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这当然不
是周扬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周扬自己也要负
重要的责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他有一种权
威思想。这是由于一方面他长期在文艺界占居领
导地位；同时他自认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文艺观点掌握得比别人高明，于是对同他的观点
相左的意见他就不能接受，并利用他的地位、他的
口才去斥责别人。第三，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的观点很强。他虽然也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但他却都接受下来。“文革”后周扬才有了同过去
不同的认识，见到曾受过他打击的人表示道歉，这
说明他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对上面我举出的三
点，周扬是如何反思的，他究竟觉悟到什么程度，
我并不很清楚。我认为尽管周扬有些问题，但他
不是个玩弄权术的人，而胡乔木这个人很复杂，
在不同时间，不同的人面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不一样的。有些老同志因为胡乔木做了些使他们
满意的事，因而看重地，提拔他，对他的好话说得
不少。其实他们对胡乔木没有深入的了解。胡乔
木在一部的知识分子的面前，表现出比一般的领
导人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比较能够识别他
们的水平，因而博得许多知识分子的好感。而对
周扬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很难容纳。我们
能够看出他不愿意示之于众的那些不良品质，同
时在思想能力上我们又使他感到某种威胁，于是
他与周扬和我就发生了种种矛盾。胡乔木的这种
复杂性使我在写他的时候不得不作更多的思考，
举出更多的事实，进行更为深入和周全的分析，拿
出更多的真凭实据出来。

    1996年我写的《周扬和我》那一篇长文，我感
到还有不少讲得不充分，也许还有一些不准确的
我不知道。因此决心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能写到
什么程度就暂时写到什么程度，以后再接着写，
最后再把写了的东西整理成一个系统的作品。

      现在我就按照我和他接触的时间次序，一部
分一部分地来写。


      4. 同在中央青委

      我在写回忆艾思奇、周扬、陈伯达等人的文
章时，一开始部写了“闻名”这样一个部分。因为
在没有见到他们之前，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那
时他们都已成名，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小止一篇文
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很大。周扬有一个
“两个口号”之争。陈伯达提出过一个“新启蒙运
动”。这些都引起过我的注意。对于他们，以后见
面时都可以使用旧小说上常见的套话“久闻大
名，如雷贯耳”。可是胡乔木那时却没有什么名
气。那时至少是我“孤陋寡闻”，他的名字我没有
在刊物上看见过。因此在写胡乔木时，我就没有
“闻名”这样一个部分。但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听到
过乔木这个名字，不过时间很晚，那是1939年二
三月间的事情。 1939年阴历大年初三，我从粤北
的翁源到了韶关。那时广州已经沦陷了四个多
月，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从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回到广东，决定把省委机关设在韶关。省
委要我回到省委机关工作。回到省委之后，除听
省委书记张文彬传达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
全会精神外，随同张文彬去延安的广东省青委书
记吴华也向我介绍了六中全会前后在延安举行
的一次党的青年工作会议的精神。吴华告诉我，
中央成立了一个青年运动委员会，并且向我介绍
了中央青委的名单。在这张名单中，有胡乔木这
个名字。我要吴华介绍一下胡乔木，吴华说：他只
在会上见过面，只知识胡乔木并不是搞青年工
作出身，对“一二九”以来国民党统治区党的青年
工作一点也不熟悉，他大概在上海做过些文化方
面的工作，后来在靠近西安的一个不属于陕甘宁
边区的二原县安吴堡，参加主持了一个我们办的
青年训练班。更多的情况吴华就说不出来了。吴
华还告诉我，胡乔木的年纪同他自己差不多，是
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吴华比我大两岁，后来知道
胡乔木只比吴华大一岁，1939年他二十七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乔木的情况。

    1939年7月，我到了延安。我是做党的青年
工作的人，因此一到延安就直奔在延安北门外大
砭沟的中央青委机关。第一天见到了我的老朋友
李昌、黄华。我到延安时李昌是中央青委的组织
部长，黄华是青委的干部部长，还有初次见面的
冯文彬、胡乔木等人。第一天晚上我被跳蚤咬得
睡不着觉。那时我还没有学会对付跳蚤的办法，
后来干脆露天躺到几根大圆木上面，反而睡到第
二天天亮。早饭时见到胡乔木。由于从西安到延
安，一路坐在大卡车上受颠簸，晚上又没有睡好
党，情绪不好，见到胡乔木不想说什么话。第一个
印象，他是个白面书生，讲话文诌诌的。

    到延安后我很快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当时
是一个名叫乐少华的同志代表组织同我谈话。他
告诉我到延安来的党员干部都要写一个自传存
档，我就写了一个给他看。在我的自传中我写了
自己1938年在南昌和广州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
拘留过的经过，乐少华看后告诉我因为我有这样
的历史，要先去中央组织部的训练班待一段时间。
审查后再分配工作。我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待了
两个来月。乐少华告诉我，我的工作由青委分配。
我就又回到中央青委机关。

    中央青委一开始没有正式分配我工作，只是
让我做了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后来决定我去青委
宣传部工作。当时青委宣传部的部长是胡乔木。

    大概因为我一直做党的青年工作，而且两三
年来一直担负比较负责的工作，不太好分配我的
工作。我不知道青委的几个负责人是怎么研究我
的工作的。到青委宣传部后，胡乔木也没有很快
和我谈工作。

      没有多久，1940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陕甘
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是个有历史意
义的会议。就我所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过两
次规模盛大、意义深远的全面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的会议。近的一次是1956年初在北京举行的、周
恩来代表党中央主持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另
一次便是我在这里说的在延安召开的那个会议。
毛泽东在那个会议上作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题为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
讲，这个演讲就是后来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
著名文章。那一次会议有文化界各行各业的代表
参加，讨论了文学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
界与医疗界、工程界的问题。

    在那个会议结束之后，胡乔木把我找去，向我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会议的精神之后，告诉我党中
央要求青委也要做文化方面的工作，用当时的话
说要青委“开展青年文化工作”。他说这方面的工
作就由我来做。他并没有具体分配我什么工作，
说由我自己去开展。他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我
也就自己活动了起来。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工作安排。青委原先并
没有这样一项工作。青委这样分配我的工作，可
能有因人设事的成分在内。胡乔木只是给我定下
一个方向，工作完全由我自己来开展，这很合我
的心意，使我在中央青委这两年多的工作中很惬
意。对于这一点我是很感谢胡乔木的，感谢他为
我想出了一个可能的最好的工作岗位。

    我没有去做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事情。对文学
艺术工作我实在太外行了。那个时期我只对一件
与文学有关的事情很积极，那就是我抱了一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马克思给燕妮的情
诗。其实这也不是出自对文学的爱好，而是为了
学德语。除文学艺术工作外，文协代表大会上提
到的另外几个领域我都开展了活动。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和徐特立开始了颇为密
切的来往，参加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工作。我还
与屈伯传（后改名屈伯川）等合作筹建陕甘宁自
然科学研究会，参加这个活动使我了解到延安自
然科学和技术工作领域中的全面情况，认识了延
安自然科学界、医学界、工程界几乎所有的人，而
且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我还帮助好几
位学习自然科学的人解决了在陕甘宁边区“学非
所用”的问题。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许多同
志，建国后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部门几乎全都担任
领导工作。因为要成立这个研究会，我和屈伯传
一起到杨家岭，在一孔窑洞里向毛泽东汇报这个
研究会的工作，请他出席我们研究会的成立大
会。这是我第一次走近毛泽东，听他用浓重的湖
南乡音同我们两个人谈话。

    也是为了青委在延安开展文化活动，我以此
为名参加了延安好几个学习理论的“读书会”的
活动。其中有陈云在中组部主持的学习吴亮平、
艾思奇写的《唯物史观》的读书小组；有张闻天在
中央宣传部主持的学习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读书小组；有何思敬、张如心在
八路军军政学院主持的《资本论》读书小组。我
自己组织并主持了一个学习《反杜林论》哲学部分、
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读书小组……这些工作都是
我自己去开展的，事先没有征求青委和胡乔木的
意见，事后也没有汇报。胡乔木一次也没有过问
我工作的情况，更没有对我的工作提出过任何意见。

    有一个工作倒是胡乔木一开始就向我具体
布置的。

    这就是要我到延安中山图书馆当主任。延安
中山图书馆是1937年初开始筹建的。在延安城
有几个房间的书。1937年5月董必武、林伯渠。
徐特立曾发表启事，向全国呼吁捐助书籍、报
刊。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这个图书馆被炸
毁了。也就在1940年1月那个陕甘宁边区文协第
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决定重新恢复这个图书
馆，重新组织了这个图书馆的理事会。《新中华
报》上发表了这个理事会的名单。这个图书馆的
馆长是理事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担
任。理事们的身份很高，延安各界的代表人物中
许多人都参加了理事会，同时决定这个图书馆的
日常工作由中央青委经管。图书馆的主任先是要
李昌担任，后来改要胡乔木担任。李昌、胡乔木都
没有就任。胡乔木与林伯渠商量后把这个位子让
给我。他陪我一起去见过林伯渠之后，我就正式
上任了。我上任时，这个图书馆的工作已经有好
几人在做，他们已经干了一段时间，设法从各方面
弄到一些书，其中包括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帮我们
弄到的一些书和从莫斯科弄来的苏联出版的书，
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已经有好几千册甚至上万册
了，而且已经打好三面大窑洞。两个窑洞装书，一
个大窑洞开会，在大窑洞旁边还打了几个小窑洞
住人。我这个“领导”比较超脱。我本来就对图书
馆有感情，分配我担任这个职务，我可以看到在别
的地方看不到的书，而且可以浏览到杂七杂八的
书（比如我就在那里浏览过一本《麻衣神相》，其中
有些内容至今我还记得）。加上当时在延安的人
都有些空闲的时间，我就得到一个很好的读书机
会。这个中山图书馆在延安城内，地点适中，又有
一面大窑洞可以开会，因而成为延安的一个文化
活动的中心。因此我就经常去那里读书，并利用
这个图书馆拥有的从苏联弄来的德文本的马恩全
集，开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校对吴亮
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翻译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
诗来学德文，利用的也是这个图书馆的书。我对
我担任的这个图书馆主任的工作非常满意。我上
任后图书馆正在修建一个五开间的平房作阅览
室，我在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到一本营造学的书，参
考它来具体设计阅览室窗户的样式。

    在这期间还有两件与我与胡乔木有关的事。
那时我正在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想把其
中那篇题为《从猿到人中劳动的作用》文稿的译文
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我找了胡乔木，对他说我
自已在大学学过几年德文，水平不高，对译文没有
太大的把握，希望他在延安找一位德文水平高的
人看一下。他表示同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这篇
文章，而且找到了一位名叫景林的同志看了。我
的译文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

    还有一件事，是经过胡乔木同意的。那就是
当时延安成立了一个“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这个
学校是中央青委管辖的，黄华主持这个学校的工
作。青委要我去为这个学校主持编写多种教材，
成立了一个只有我和王云同志两人的教材编写小
组，要我负责。

    总之，那一段时间我和胡乔木联系不多，因
此没有什么更多可以回忆的。能够回忆起来的，
只是我感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对我的工作安排
很合我的心意，他对我采取彻底放手的态度我也
十分满意。

    说实在的，未去延安前我对延安有一种向往
的心情，到延安后，我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就不那
么满意了。红军军队中生活的那一套我很不习
惯，等级制、首长的称号，在军队中我想是必要
的，但把这一套用于非军事机构，用于群众团体
的生活中，我就不能接受。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
工作时就不讲究这一套，在太原、在武汉我一直
跟同志们一起睡统铺，在广州和粤北我和别的同
志也可以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在延安我就
觉得有些官僚主义的东西，对延安的生活就不完
全满意。这使我成为延安《轻骑队》墙报的积极分
子。据说“轻骑队”是苏联共青团内的一个组织，
专门揭露党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我们就用
这个名字办起一张墙报。大家动手在中央青委机
关山下的大砭沟口立起一块木头牌子，大家分头
来写，几个人编一下子，大家一起抄，把墙报张贴
在那个木牌上面，一期一期地出。办这个墙报的
主要是青委宣传部的人，胡乔木对这件事采取不
干预的方针。这一点青委宣传部的人也是很满意
的。这个墙报办起来后，受到延安知识分子的欢
迎。在这之后，李昌、胡乔木都在墙报上写过文
章，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也以洛甫的署
名在墙报上写过文章。

    在我心目中，胡乔木不是我的什么领导，我
没有把他当作我的领导看待。李昌、黄华等都是
我的熟人，我也没有把他们看作什么领导。我把
胡乔木当成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在青年团体里一
起工作的同事。有些事某个人负责，这个人理所
当然会招呼一下。我认为大家的水平能力差不
多，谈不上什么领导和被领导。我对胡乔木对我
工作的态度很满意。如果那时他想把工作管起
来，对我的工作指手划脚．我是一定会很不满意
的。我发现青委机关中的知识分子对胡乔木特别
有好感，对他的文学修养、文字能力很佩服；对他
工作抓得很紧，在写作和编辑工作方面能提出许
多好的看法很满意。我同青委宣传部的一般干部
经常聊天，我认为韦君宜在《胡乔木零忆》中写的
是她当时的真实感受，同我在青委机关时和同志
们聊天时留下的印象很吻合。不过也有一些人如
陈企霞，他也是三十年代上海的文人，年龄估计
比胡乔木还大一些，对胡乔木评价不高。陈企霞
这个人自视甚高，发言尖锐，有时还很尖刻。他的
看法留给我一个“文人相轻”的印象，并不以他的
看法为准。不过我同青委宣传部的多数知识分子
不一样，我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却不喜欢知识分
子味那么浓的人。我一参加革命，就强调和工农
打成一片。我还有一个后来认识到并不正确的观
点：我认为青年工作者应该是在青年群众中做组
织宣传工作的人，所以对胡乔木没有参加过“一二
九”运动，只是会写写文章便一下子成为中央青委
委员有一点不服气。我对他还有一个成见，我们
搞青年工作的人很活跃，爱跑、爱唱、爱活动，而胡
乔木像个小老头，不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一群
人聊天很是开心，他也从不参加进来一起聊天。
这一点我对他是不那么满意的。胡乔木对体力劳动
没有积极性，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也有看法，也看不
惯。总之我对他看不惯，没有想同他交朋友，也没
有与他成为朋友。我自己不是文人，对文人却有
某种偏见，那是我自己的过错。我甚至把他的某
些优点也看作是缺点。其实那个时期的胡乔木应
该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当然看不惯胡乔木的人
在中央青委里也有，那是一些在老红军中干过的
人。我没有同他们议论过胡乔木，只是听到过他
们说胡乔木的坏话。

    总之，我和胡乔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我
与胡乔木没有多少接触，除了人们都见到的之外，
我不问他在做些什么工作，不知道他怎么工作，他
也不过问我的工作，恐怕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
和怎样工作。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他
对我有没有意见，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5．彼此没有接触的八年

    1941年胡乔木从中央青委调到毛泽东身边，
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这个职务一直保留了许多
年，可能一直保留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中
央青委调去毛泽东那里，当然是胡乔木一生中一
个重要转折。他每天都见到毛泽东、了解毛泽东
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接受毛泽东的影响和教
诲。在中国共产党内很少有人有这种机遇。他在
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也就在
这一年，我从中央青委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
研究局（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四局”）担任研究
员，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这时，我同
胡乔木就不再是同事了。胡乔木在延安北门外的
杨家岭办公，西北局在延安南门外的采石砭，相距
很远。两人所在单位又不属于一个系统，没有机
会碰到。而且我和他没有什么友情。我对和他之
间曾经同事的关系也不看重。中央青委有的人去
杨家岭找过胡乔木，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对中央
青委有些人编写张贴的《轻骑队》墙报，据说胡乔
木到杨家岭后曾向毛泽东介绍过，引起毛泽东的
注意。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近年来听人说起后才知
道的。我只知道1942年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
的演讲时表扬了《轻骑队》。毛泽东作报告时，我
正在绥德、米脂，不在延安，回延安后看到记录，
记录里记有“轻骑队写文章的人是了解真实情况
的。因而写出的东西不是党八股”（大意）。那时我
也没有去想毛泽东是怎么知道这张墙报的，没有
去想胡乔木有可能向毛泽东介绍了这件事。总
之，在胡乔木去毛泽东那里工作之后，我同他就
不再有什么联系。

    细细回忆起来，在胡乔木去毛泽东处工作
后，我同他倒是有一次工作中的接触，那是在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期间。
这个高级干部会开得很长，大约有一个多月。有
一天我正在会场上，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我，告
诉我毛泽东要为这个会议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
题》的报告，报告中用了我所在的西北局第四局
编写的材料。他说这本书已送印刷厂去排字了，
第二天他要去印刷厂校对，他问我能否也去印刷
厂，同他一起校对。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答应按时前往。西北局是在南门外的采石砭，胡
乔木住在北门外的杨家岭，清凉山印刷厂正好在
中间，从两边去都不算很远。我到印刷厂时他已
经先到了。那天我和他在印刷厂工作了几乎一整
天。我看到他做这样的工作是很认真的，有一种
一丝不苟的精神，增加了我对他的一点敬意。

    从1941年我和他都离开青委后，这是我们
在延安唯一的一次工作上的接触，但是有关他的
事情听到的还是不少。胡乔木在1941年到1945
年日本投降这段时间，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很
少，可能比在青委时还少。我只记得他在整风后
写过一篇解释主观主义的文章。那篇文章在《解
放日报》上发表，水平一般。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做
的是文字工作，写得很多。这几年延安的思想工
作特别活跃，毛泽东发表的著作和演说，以及党
中央发布的文件都很多。在这个时期《解放日报》
创刊了，经常发表社论，我虽然同胡乔木没有什
么接触，但青委有几位与胡乔木相当熟的，经常
说哪些文章胡乔木参加了起草，哪些社论是胡乔
木写的。胡乔木署名的文章越少，人们估计那些
不署名的文章中是他写的就越多。特别是有几篇
意思新鲜的文章，都传说是他写的。

    不久以后整风运动开始了。后来我有一个说
法：延安有两个整风运动，不是只有一个。一个是
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后来发展到整知识分子。一
直发展到抢救运动。韦君宜参加的就是这一个整
风运动。它的情景就是她在《思痛录》里描绘的那
样。在这个整风运动中倒没有听说过胡乔木参与
了什么事，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账。还有一个是
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批判王明路线。周扬在《三次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文中把延安整风运动说成
是其中一次，就是指这而言。我虽然主要参加的是
前一个方面的整风，但后一方面的整风也参加了
一点。我知道在整风中编了一本《六大以来》、一
本《两条路线》的党的文献，作为高级干部的学习
教材，不记得谁告诉我胡乔木参加了这两部书的
编辑工作。当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想，他也年轻，
对土地革命时期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不会有多少
知识，他从事这两部文献的编辑工作，使他可以获
得不少党的历史知识。后来又听说他参加了任弼
时领导的、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我就明白这得
益于参加编辑那两本文献书时获得的知识。

    除了文字工作外，我还听说毛泽东让胡乔木
以他的秘书的名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在延安整
风运动开始后，张闻天事实上就离开了原先中央
宣传部部长的工作岗位，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了，
有名的“米脂杨家沟调查”就是张闻天亲自带人去
做的。他们后来还把调查结果写成一本书。张闻
天走后，中央宣传部只剩几个人，毛泽东就派胡乔
木到那儿主持工作，一直到党的七大之后，党中央
正式任命陆定一去中宣部任部长之前，这个看守
性的工作就是由胡乔木担任的。这件事我也知道
一点点。曾彦修那个时期就在中宣部，知道得很
清楚，以后他给我讲了不少事情。

    那时胡乔木还有一个职务，就是延安整风的
总学习委员会的成员。在延安整风中这是个很高
的职务。陈伯达也有这个职务，陈伯达在七大前
后，写了好几篇长文，出了几本书，名气很大，在党
的七大上他被选为排在廖承志之后的中央候补委
员。胡乔木的名气还是在人们口头传闻中，还是
个“无名英雄”。他勤勤恳恳地为毛泽东做了不少
工作，当然也就受到毛泽东赏识。

    日本投降后有几个月我没有在延安，到北平
办《北平解放日报》去了。这张党中央的报纸只出
了半年“三日刊’和“双日刊”，就被国民党反动当
局查封了。查封之后我又回到延安，在《解放日
报》言论部当副主编。因此又与胡乔木有半年多
同在延安，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联系。1947年2月
我离开延安到晋绥、冀西、冀中、渤海等地区搞土
改，而胡乔木则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1947年
我离开平山到冀中和渤海，直到1948年调到中央
宣传部，来到平山。这时胡乔木也已经随毛泽东
到了平山，我们才又在同一个地区工作。

    胡乔木仍旧做他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工
作，住在西柏坡村，我住在东柏坡村。两个村相距
很近，只有两三公里。他不会来找我，我也不会去
找他，我们也就没有接触。我虽然住在东柏坡，但
也常去西柏坡。当时东西柏坡合在一起成立了一
个党总支。总支书记是杨尚昆，副书记是曾三，我
是学习委员之一。党总支要我给总支所属范围内
的党员讲社会发展史，所以我常去西柏坡。那时
西柏坡每个周末开晚会，跳秧歌舞，也跳交谊舞。
我每周都参加晚会，可是胡乔木从来不参加那样
的晚会。我只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朋友（可能是田
家英）的房间遇见过他一次，也没有讲什么话。

    只有一件与胡乔木有关的事引起我的注意，
而且我对他发表的意见不以为然。

    这件事得从1947年初说起，这年3月我参加
了中央土改工作团，这个团的团长是康生，工作
团的成员有在抗战前曾经在北方局担任过书记、
抗战爆发后又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高文
华和他的妻子贾琏，有徐冰和他的妻子张晓梅，
有红四方面军著名的女将张琴秋等，还有史敬
棠、曾彦修和我三个年青人。在这之外，毛泽东要
他的长子毛岸英随这个团学习锻炼，并委托康生
予以照顾。从延安出发去晋绥，路过山西临县休
息的时候，我听康生与一位参加我们这个团的老
同志闲聊，讲到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说毛岸英
从苏联回来后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家庭关系很不
满意，发了一些牢骚，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找毛
岸英开了一次党小组会，批评毛岸英，说他不应
把毛泽东仅仅看成自己的父亲，而要认识到毛泽
东是我们党的领袖。毛岸英对这个批评一直想不
通。康生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我正好在场，不便
提问，一句话没有说，不过我心里对这种批评不
以为然。我认为毛泽东有家庭生活，毛岸英是毛
泽东的儿子，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毛岸英的继
母，是同一个家成的成员、毛岸英对家庭中活中
的事情有意见，只要不是政治性意见，没有产
生什么不利的政治影响，就不应该把它同毛泽东
是党的领袖联系起来对他进行批评。但是那天从
康生的谈话中得知无非是毛岸英埋怨江青在家
吵闹，家中不得安宁这样的事情。我心想毛泽东
的秘书胡乔木可能就是毛泽东身边那个小组的
成员，批评毛岸英的人中可能就有胡乔木。这件
事，我听后产生过一些感想，也就过去了。后来，
康生又对史敬棠、曾彦修和我“三青年”说，毛泽
东要他照管毛岸英，他忙，希望我们年轻人多同
毛岸英接触，多了解些他的情绪，多在思想上帮
助他。因此我也就特别注意毛岸英。我注意到在
我和毛岸英好几个月的交往中，他一个字也不提
他的父亲，不讲他回国后他们的家庭生活。

    1948年毛岸英同我一起从渤海回到平山。在
土改前就这样，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替毛泽
东安排这件事情。在毛岸英参加土改工作团后，
这件事就由康生负责。毛岸英回来后，又是胡乔
木来安排这件事。胡乔木先是要田家英照顾毛岸
英。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毛岸英回国后，毛泽
东一直要人照顾毛岸英，帮助毛岸英学习和做他
的思想工作。后来照顾毛岸英的工作就由田家英
那里改由曾彦修负责。这时候胡乔木要求曾彦修
给毛岸英多讲讲我们党的历史，着重讲毛泽东的
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曾彦修照胡乔木的意思做
了一些工作。在山西临县康生讲毛岸英回国后受
批评的那次聊天曾彦修不在场，不很清楚胡乔木
如此交代的用意，可是我一听就明白了，还是要
毛岸英认识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过曾彦修也
发现毛岸英对江青不满意，在一次毛岸英上他父
亲那里回来，对曾彦修只说了四个字：“又吵架了”。

    后来在东柏坡给毛岸英找了一间房子，毛岸
英从西柏坡搬到东柏坡。照顾毛岸英的任务又落
到我的头上。曾彦修转达了胡乔木要给毛岸英讲
党史的意见。我就把这一件事和我在临县听康生
讲的那番话联系起来。我既然对这种批评不以为
然，也就不接受胡乔木这个意见，我只帮助毛岸英
学一些语文和数学知识。我这样做，毛岸英对我
特别满意。

    胡乔木从中央青委调到毛泽东身边后，当然
对毛泽东有很多了解，而且对毛泽东的生活也有
很多了解，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同他
没有来往是原因之一，同时胡乔木在这方面特别
谨慎也是一个原因。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
他才同我讲了一些毛泽东和江青经常吵架的事
情：在杨家岭，他住的窑洞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
毛泽东和江青吵架声音非常之大，特别是深更半
夜，虽然不是每句话都能听得清楚。

    从1941年到1949年长达八年的时间中，胡
乔木成了很有名气的人，他的名气同艾思奇、周扬
不一样，也同陈伯达不一样。他并不是以在报刊
书籍上发表署名文章成名的。他的名气是同他在
毛泽东身边工作分不开的。他的名气首先是在中
国共产党内部，同时党外人上很多也知道毛泽东
身边有胡乔木这个人。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
判，胡乔木也跟着去了，与国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
都有接触。在建国前1949年9月21日到9月3O
日在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时，胡乔木是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会筹备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并且在大
会上作了发言。

（未完，原载《广州文艺》2000年第5期）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temporary/hu_yu.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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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和我》（二）

于光远 著


    6.建国后胡乔木主持中央宣传部的几年

    我是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的。

    在这之前有一个时期中央曾以中央宣传部
的名义发过文件，现在我记得的有一个号召干部
学习列宁《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文件。但是那时
中央宣传部只有部长陆定一，没有工作机关。
1948年夏天，中央宣传部在河北平山重新建立机
关。在建立机关时，除了把延安时期在中央宣传
部工作的张仲实找去工作，把王惠德和我也调去
了。张仲实、王惠德和我三个人直接在部长陆定
一的领导下工作，没有职务名称，后来我们开玩
笑说，我们的职务是“部员”。此外中宣部还代管
了一个“中共中央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是杨家
岭的图书馆，其中保存有毛泽东看过的书。在胡
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这些书辗转运到了河北
平山。负责这项运输工作的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侨
林坚。这时，部长陆定一和他的秘书朱振岳，同党
中央的领导人一起住在西柏坡。张、王、我和图书
馆则在西柏坡的邻村东柏坡。东西柏坡相隔只几
华里，步行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从一村走到另
一村。

    在东柏坡我还兼中共中央图书馆的主任。任
命我这个职务的过程，我一点也不如道。后来我
猜想也许同胡乔木有些关系，因为他了解我在延
安曾做过中山图书馆主任。

    1949年北平解放后，陆定一一个人先去了北
平，中央宣传部机关还在东柏坡。过了几个月，机
关也搬到北平，但是同陆定一不在一起。中宣部
机关在香山，陆定一在城里。中宣部机关住在香
山的那段时间内，陆定一忙于其他事情，没有上
过山。这时候毛泽东也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新华
社住在香山饭店，我想胡乔木应该也住在香山，
但是我还是没有见过胡乔木。

    接下来中宣部机关搬到城里西四牌楼大红
罗厂胡同。陆定一仍在城内西四南大院胡同，离
大红罗厂很近，他也没有来过机关，有事我们去
找他。那时我和王惠德还是在写政治教材。我又
多了一个工作，中宣部成立了一个资料室，让我
带领这些青年人工作，其实是在培养他们。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天，我和中宣部机关还在西
四北大红罗厂，我们是从大红罗厂走了几公里路
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的。

    住在大红罗厂的时候，有一件工作是胡乔木
而不是陆定一找我做的。那就是即将举行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的代表参加，因而需要成立若干个全国性的学术
团体。胡乔木要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人员的身份去做成立这些团体的工作。此前胡乔
木和我谈了一次活，告诉我这次要成立的团体有
新哲学学会、新经济学会、新历史学会、新政治学
会。成立这些学会的地点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
侧的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后来拆除了。在这座
大楼和另外一些建筑物拆除的地基上后来盖了
北京饭店新楼。在要我去做这个工作时，胡乔木
对我说，其中要成立的新政治学会实际上并不真
正是一个学术组织，而是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国
民党中以王昆仑为代表的“小民革”。因为民主党
派中已经有了“民革”，不好再安排另一个国民党
派系，因而只好成立这个新政治学会，好让王昆
仑有出席政协的资格。陈伯达是新经济学会的会
长。后来陈伯达就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
的身份在这个会议的大会上发言。我花了半个多
月的时间做了这个工作。

    195O年中央宣传部搬进中南海，开始设立处
一级机构，我是政治教育处副处长，处长是由华
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磐石兼。张不到任，实际工作
由我负责。中宣部还成立了宣传处、文艺处、电影
处等。宣传处处长是陈克寒兼任，文艺处处长是
丁玲，电影处处长是江青，没有副处长。中央宣传
部的机构一下子就健全起来。这时候，中宣部不
再只有陆定一一个部长，胡乔木作为一个副部长
也搬进中南海了，陆定一住在中海的增福堂，胡
乔木住在增幅堂的喜福。

    那时周扬、张际春等都还没有到中宣部，可
是除胡乔木外，徐特立、陈伯达这两位副部长也
在部内露面了。不过徐特立并没有搬进中南海，
而且极少见他来中宣部。而陈伯达也搬进了中海
西岸的迎春堂，开会的时候有时来坐坐，好像串
门似的。各处有的住在靠近中南海西门怀仁堂旁
的庆云堂，有的住在靠近中海西岸的迎春堂。庆
云堂很大，有好几进，除政治教育处还有别的处
也在那里。后来增设了一些处，人事有些变动。我
现在写的是1950年初搬进中南海时的情形。

    同时部内工作也正规化了，建立了部的办公
会议制度。1950年搬进中南海之前，中宣部的工
作是很不正规的，搬进中南海后，进行了第一次
整顿。有些机构没有搬进中南海，如编译处在大
红罗厂时是中宣部的机构，由曹葆华在那里负
责，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就在这个机构中工作，
它不在中央宣传部本部的组织机构之内。我兼管
的图书馆也没有搬进中南海，而我兼管的资料室
的工作人员就成为政治教育处的工作人员搬进
庆云堂。总之，这时候的中央宣传部成了一个颇
具规模、工作正规的党中央的机构。

    就在这时候发生一桩至今我仍然不清楚由
来的事情，那就是宣布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
的名义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开头大家还不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实际中出现的现象很特
别。

    陆定一仍担任正部长，他的正部长的名义没
有变，他还在部里工作，但部的会议不由他主持
而由胡乔木主持。开会时胡乔木坐在长方形会议
桌一头的主持者的位置上，陆定一同我们这些处
长们坐在两侧或者与胡乔木相对的长方形会议
桌的另一头。会议开始时胡乔木提出要讨论的问
题，做出提示，大家讨论，最后由胡乔木作结论，
或者分配到会的人做些什么工作。而陆定一每次
开会都到，坐在一边，从不发言，这种情况已经很
特别，更特别的是陆定一这位正部长的工作也由
胡乔木分配。胡乔木在会上常常用这样的口气对
陆定一说：“定一同志，这件工作就由你担任好不
好？”陆定一的态度照例是不吭声，点一点头就算
是接受了胡乔木分配的工作任务。比如有一次胡
乔木提出让陆定一分工管党的宗教政策，征求陆
定一的意见：“定一同志，你认为是否可以？”陆定
一不吭声，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这是个大题目，
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做的。陆定一就认真地去进
行。这样的情景，令参加会议的我们各处的工作
人员都觉得很奇怪。但是谁也不便问这是怎么回
事。胡乔木不讲，陆定一也从来不讲，而且一直到
最后也没有讲。后来我有问他们俩人的机会，但
也没有问，因此至今我仍然不知。当然也有些传
闻，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没有根据，我也不在这里
写了。

    我还接触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正在喜福
堂胡乔木那里工作，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
记钱俊瑞来向胡乔木汇报工作。（教育部部长是
由党外人士马叙伦挂名。）钱向胡汇报到北京大
学没有校长，校务委员会汤用彤本来是过渡性质
的，他离开后还没有适当的人来做校长，说这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时胡乔木讲，可以让陆
定一同志去。钱问：“可以吗？”胡乔木说：“可以考
虑。”我坐在一边听他们这一谈话内容，很是惊
讶。一个副部长，同下属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议
论研究正部长的工作调动问题，是很不寻常的事
情。

    前几年，陆定一逝世后，在一个座谈会上，我
遇到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我问他是否知道胡乔木
想让他的父亲去北大当校长的事情。陆德说确有
这回事，而且胡乔木还为这事找过陆定一，征求
陆定一是否愿意去北大。陆定一很不高兴，回答
是：“我的工作由党中央分配”，没有再说第二句
话。

    陆、乔间的尖锐矛盾是中宣部工作人员所
共知的事。两人之间是从来不说话的。陆定一背
后从来不提胡乔木的名字。那时我是中央宣传部
机关支部委员，陆定一夫人就曾以对我们机关党
支部工作提意见的方式，表达了对胡乔木许多的
不满。陆定一在一边还是一句话不说。

    在这一时期，我实际上是在胡乔木领导下的
中央宣传部工作。

    在胡乔木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那段时间
里，我记得有几件工作是我经手办的。一件事
是把陶孟和主持的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央研究
院的社会研究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
究所，调狄超白去担任所长。这件事我按照他
的意见办了。在这次改组工作中不考虑给社会
学这一学科的研究以什么位置，这是他的意
见，我照办了。对这一点他和我都是要负责
的。毛泽东似乎也有不承认社会学研究的主
张，当时胡乔木对我说过。“文革”后恢复社会
学研究，胡乔木和我都是积极主张的，但是那
时他和我都没有好好地回忆和反省当初的那
段历史。我始终不明白胡乔木同陆定一的关系
为什么搞得如此僵。

    第二件事是要我兼管一下中国科学院的工
作，这个意见是胡乔木提出来的。我主持的政治
教育处本身没有这样一方面的工作任务的。他
对我说，党也应该去领导自然科学工作，你是学
自然科学的，你在延安也热心自然科学研究会的
工作。这个与中国科学院联系的工作就由你这个
处去进行吧。为此，1951年暑假前我就到清华去，
打算选一名大学毕业生到我这个处来。我选人的
办法就是要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支部开个应届毕
业生（限于党员）的座谈会。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党
要不要领导自然科学工作这样一个大题目让他
们讨论。当时艾知生开了名单，在他主持下挑了
五六个学生开了这个会议（参加会议的学生并不
知道我的目的）。我根据会上发言的水平选定了
何祚庥，调他到中宣部政治教育处做联系中国科
学院党组的工作。这是后来中央宣传部中一直有
管理科学工作机构的开始。我认为胡乔木的这个
主意是很好的。

    还有一件涉及陈伯达的事。1945年我在延安
时，看到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他写的一篇
《近代中国地租概说》。我觉得他没有读懂《资本
论》里的地租论，就写信去批评他。他同我见面
谈话非常客气，承认自己《资本论》没有学好，说
我对他提出批评是对他最大的教育和鞭策，此
事终生难忘。但他把文章编在一起出书时却一
字不改，使我一下子——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
接触——看出他的虚伪性。后来到中宣部发现
于惠德和我有同样的看法（田家英也有这个看
法）。就在1951年胡乔木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
时，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陈伯达八大会上做长篇发言。那一天我和王惠
德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听见陈伯达在会上又
讲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小学生”之类的话
时，王惠德对我说：“听，又来了，‘小小老百姓’、
‘小学生’都来了，真虚伪。”王惠德说话的声音
不大，却被坐在我们前一排的陈伯达的秘书听
见了，回去报告了陈伯达。在报告中这位秘书把
王惠德对我讲的话错说成是我对王惠德讲的
话。陈伯达听了之后非常生气。由于陈伯达不管
中央宣传部机关的日常工作，他就对胡乔木说
我们部里的于光远应该好好管一管。结果胡乔
木没有按照陈伯达的要求做。胡乔木根本没有
对我说什么。看来胡乔木对陈伯达也有看法，不
想管这个事情。

    在这段时期印象深的就是这三件事情。在这
三件事之外，还会有别的事情。总之在这一段时
间我没有发现胡乔木有什么让我不满意的事情。

    在那个时期对他有一点感觉——但不能说有
什么意见，那就是对让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
（叶永烈在写江青的历史时说她在“文革”前不过
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错了，1951年她就是电
影处的正处长，只是这个处很小，除她之外只有
两名干事：钟惦斐、叶遥和一个办事员）。江青在
延安和在中宣部都给我一个“贵妇人”的印象。我
觉得胡乔木对江青有一种特别客气的表现，使我
不那么舒服，不过我说不出有什么意见，只能说
有一点感觉而已。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我对胡乔木有比较好的
印象，比在延安青委时期要好得多。我觉得他对
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方面的事情比较了解，
我和他讨论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吃力，容易沟
通，有时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启发。那时候
我倒是承认他是自己的领导，我觉得从1941年到
1951年的十年中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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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和我（三）

于光远

    我想在连载的《胡乔木和我》中插入若干篇
“资料”。第一篇“资料”就插在这里——正文
第1到第9节之后。

    在文中插进“资料”的做法，国外有些出版物
中也用，它的用法和“表格”相似，表格是table，
资料是box，即搞一个框框（盒子），把“资料”装
在这个盒子里放到文中适当的地方。我喜欢使用这个
方法，并且在一篇写我喜欢用的几种编辑方法的
文章中作了说明，登在几年前的《书城》杂志中。
我之所以喜欢用它，是因为这是一个既可保持文
章体系，又能使作者获得更多自由的方法。它对
正文可以起注释的作用，也可以起补充的作用。
不过这里我想用插进“资料”的办法，还因为我写
这篇《胡乔木和我》打算沿用写《周扬和我》的做
法，把它写成回忆文章。它不是研究论著，未做文
献研究和社会调查。我觉得这样做，对我的写作
来说比较方便，不必面面俱到。记得起来的，在自
己的记忆中牢固的清晰的，就写；记不起的就不
写；记得比较模糊的，就说明记忆有些不那么清
楚；不知道的就不写。我还想，这么写读者会比较
喜欢看，对于研究者来说，也可以起提供第一手
材料的作用。《周扬和我》采取这样的写法，这篇
《胡乔木和我》也采取这样的写法，我认为把我自
己亲历的事、自己感受最深的事写下来，是自己
的责任。胡乔木这个人的确很复杂，人们对他的
看法也有分歧。他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一个人物，对他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对这样
的事，我有点兴趣，但心有余力不足。我想做的
事很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个领域我要研
究的事情也很多。我无意花更多的力量去对他进
行全面的论述，我更无意去写什么胡乔木的传
记。我现在想写的只是我和胡乔木多年来接触的
事实，写写我心目中的胡乔木。但是从读者的角
度来说，在读我的文章时，总想知道胡乔木的简
历，比如想知道他是哪个地方人，生于何年，他的
主要经历等等。从我本人来说也觉得我看的资料
中有些有用的东西，想把它们记下来备忘。而且
一个人的记忆难免会有一些差错，尤其在时间、
地点方面，往往有些与事实有出人。因此查阅一
下文献会对自己的记忆有好处。特别在自己写的
东西已经拿出去发表之后，发现新的有用的东
西，前些日子没有来得及利用的，更想记下来，有
些还想告诉读者，起一点更正、补充作用。在这种
情况下写“资料”若干篇就更有必要了。

    现在我想一个一个问题写下去：

    1.胡乔木的简历：胡乔木1912年6月1日
生于江苏盐城县鞍湖乡。1924年到193O年在江
苏扬州中学读书，1930年进清华大学，在清华大
学学习时加入中同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被迫离
校。1932年在盐城加入共产党，1933年至1934年
在浙江大学学习。1936年至1937年在广海参加
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到延安，在安吴堡青训班
任副主任，1938年当上中央青委委员，到延安后
在中央青委任宣传部长，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
的秘书，这个职务一直承担到1966年6月“文化
大革命”爆发。1948年4月党中央迁到河北省平
山县西柏坡村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建国
后，在党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历
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
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等职。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
处候补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
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命为中央副秘书长。他
还历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是中共第八、十一、
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
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
选为常委。

    2. 日本投降前在延安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这
一段时间里，他写过许多《解放日报》社论。许多
人都讲这一点，用不着去查。我也听说过。但我这
次没有在毛泽东的文献中包括注释中查到有关
资料。

    胡乔木参加编辑《六大以来》、《两条路线》
和在任弼时主持起草《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做了些
工作的事，我在延安时也听说过，但在中央文献
研究室的出版物里没有记载。提出清理抗战前王
明路线，我过去只注意到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
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讲演《改造找们的学习》中
的事。这时胡乔木已经调去毛泽东那里了。这次
翻阅文献时还看到1941年（不明月份）毛泽东就
写了一份东西，新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用的题
目是《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原件保存在中央档
案馆，节选了五段。在1942年2月1日作《整顿党
的作风》的演说前，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目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个讲话，《毛泽东文集》用
的题目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1942年
1月26日又写了一个《中宣部宣传要点》。在作过
《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后，毛泽
东又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一篇《如何研究中共
党史》的讲话。“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
是 1941年8月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目的
在于提高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
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是一
个整风组织。中央学习组学习的主要读物就是
《六大以来》。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过“从《六大
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小央党校已
经读了十年”。那就是说《六人以来》发出的时间
应在1941年秋。讲话里也明说“去年八九月中央
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后来认为《六
大以来》不好，又编了一本《两条路线》”，关于
《两条路线》的编辑和学习情况，我还没有看到材料，
看来《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就开始于《改造我们
的学习》的前后，说胡乔木参加它的编辑是可信
的。

    在《毛泽东文集》中，我找到1944年毛泽东在
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陕甘宁边区
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的“关于学
校”这一节中，毛泽东说：“乔木同志对我讲，学校
要村办才好。听说陈德发那个乡有二十五个自然
村，一个乡只办一个小学，学生读书要走几十里
路，很不方便。”这是我查到的毛泽东在讲话、报
告中第一次提到胡乔木的名字。

      3.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底至IO月上旬
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两党谈判。胡乔木作
为毛泽东的秘书随行。在《毛泽东文集》中没有查
到什么记载。毛泽东和胡乔木都回到延安后（胡
乔木回延的时间晚一些）的1946年6月，毛泽
东写信给“弼时同志并告乔木同志”。信的内容
是：请他们考虑在“七七”九周年，由中共中央发
表一个宣言，主张和平建国，继述双十协定及内
战，继述政协表现光明，继述校场口以来中国反
动派向解放区和人民大众的进攻及人们应采取
的方针，中国人民的任务仍是争独立、争民主、反
内战，说反动派的企图最终要失败；并且特别提
出“请乔木执笔”。它表明毛泽东看重胡乔木的才
能，相信他能起草这样重要文告。稿子出来后，毛
泽东亲自加写了两段，并在7月6日向各中央局
及周恩来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代表叶
剑英等对这个宣言作了通报。

    １９４６年９月，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部
长陆定一，指出在１９４６年７月后我们写文章应该
有一个改变：从揭露反动派凶狠，转变到宣传“有
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要求“每遇一次胜
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这封信中，毛
泽东要陆定一与胡乔木、余光生（当时他在《解放
日报》主持工作）商酌实行，当时我已从张家口回
延安，在《解放日报》任言论部副主笔，虽然不知
道毛泽东写信的事，但知道中央有此精神，我曾
执笔写过不止一篇这样的社论，发表后，报社负
责同志告诉我，毛泽东看了表示赞许。这封信表
明胡乔木在党的新闻工作中也有了某种重要地
位。

    ４. １９４７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后，党中
央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作出决定：中央在陕甘宁
边区坚持工作；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周
恩来、任弼时三人留在黄河以西陕甘宁边区，同
时分出刘少奇、朱德二人到黄河以东。中央决定
组织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主持。

    此时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留陕甘宁边
区。这个时期毛泽东写的文稿绝大多数是军事文
件，明显无需胡乔木参与起草。在这个期间１９４７
年１２月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开过一次会议，这个
会议上通过了一篇毛泽东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
和我们的任务》。胡乔木这个笔杆子在中央，估计
会参与文件起草，但文献上无此记载。

    １９４８年２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写了一个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
待遇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没有公开发表，也
没有传达，但是中央发过一个讨论这个文件的指
示，我作为土改工作团的一员，在山东渤海得到
这个文件，了解到这个草案共二十五章，二万多
字。后来知道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毛泽东写
的。对胡乔木是否参与，有人说参加了，但在文
献中也无正式记载。

    ５．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毛、周、任率中央机
关在陕北吴堡东渡黄河。３月２６日到达晋西北，在晋
绥分局所在地的兴县蔡家崖待了八天，然后到奇
岚、神池、代县、繁峙考察和在晋察冀军区总部所
在地阜平稍事休息后，在４月２３回到西柏坡与中
央工委会合。５月９日正式撤销中央工委。

    毛泽东、党中央在西柏坡最重要的工作仍是
指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带有战略
决战性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策都是
在这段时间内作出的，除此之外还有十多个战役
也在这里指挥。除打仗外，党中央在这期间特别
关心的是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到西柏坡不到一
个月，１９４８年５月对日毛泽东有一封写给周恩
来和胡乔木的短信，信中的意见是关于阶级成分
划分问题的。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说１９３３年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两个文件在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上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毛泽东
认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的重点，不应放在社
会出身上，而应放在社会职业方面。他提出要修
改后发出。发出后的这两个文件，我在山东渤海
时也见到过。后来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
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似乎就是修改过的，这又
是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重要信件，这一封和关于
“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的那一封信，又都不是只
写给他一个人的。第一封给任弼时和他，第一封给
周恩来和他。

    全国胜利在望，党中央和毛泽东当然要考虑
建国后的基本路线方针。在这时候，理论的重要
性也就显了出来。１９４８年９月的政治局会议指
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
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
是不了解，或者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
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
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
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
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
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
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
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
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
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
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
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档局印了五本，说
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
《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
主义论》在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
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
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１９４９年３月间日毛泽东在作七届二中全会
总结时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
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
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
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
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
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
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
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
很好。”这十二本书除了９月会议提到的四本外，
还有《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
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思列斯思想
方法论》。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当时我没有听到详细传
达，不过，当时我不但在中宣部工作，而且还是东
西柏坡党中央直属机关总支的学习委员，总支要
我给全体党员讲《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
朱德、董必武都坐在下面听我讲课。我十分狼狈
就是那个时候的事。

    那十二本干部必读书是由哪些人先提出来
的（最后当然由毛泽东定），我至今不如道。

    在这个时期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多次重要
会议。

    在１９４８外９月会议后，１９４９年１月又举行
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便是１９４９年３月举
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时候胡乔木也在西柏坡，
但是我没有查到胡乔木在这些会议上有怎样作
为的记载。

    有材料说胡乔木是在西柏坡时被任命为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那时我也在中宣部工作，当
时我只知道中宣部有一个部长陆定一，从没有听
说有别的副部长。后来听说有人说在延安陆定一
当中宣部部长时，中宣部已有几个副部长，徐特
立、陈伯达、胡乔木都是。看样子至少胡乔木不
是，因为如果他在延安时就是，就不会说他在西
柏坡时才开始担任。我确切知道的这几位任中宣
部副部长，是在１９５０年中宣部搬到中南海之后。
以前的事我一直没弄清楚。
      
    ６．关于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 １日建国后至
１９５０年底前的胡乔木

    我查到一件材料，就是１０月２４日毛泽东在
胡乔木送审的一个新闻稿上的批语。中央文献研
究室在毛泽东的这个文稿的注释中对胡乔木的
官衔只注有“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而到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毛泽东文稿的注释才第一次有
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在这之后的
几篇关于新闻报道的批示中又只注明新闻总署
署长的头衔。可是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４日毛泽东关于
指导全党整风运动给胡乔木的信的注释中是“当
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
注意这件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胡乔木到中宣部
主持工作的确切时间。我只记得是１９５０年，但记
不清楚是几月。有个材料说胡乔木那时担任“中
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没有
常务副部长的名称，那时向我们宣布他是“副部
长兼秘书长”。毛泽东文稿注释的这个材料可以
肯定这一点。

    １９５０年５月那时他已在做中央宣传部工作
了。

    我有一个“重要发现”，我在正文第６节中讲
了 １９４８年张仲实、王惠德和我在部长陆定一的领
导下工作，没有职务名称，后来我和王惠德开玩笑
说我们的职务是“部员”。最近查到１９４８年９月
３０日中宣部陆定一有一个给毛泽东《关于中宣部
工作的报告》，报告里我们是有职务名称的。陆定
一说，“宣传部组织机构，四月底到此时（指到西柏
坡时——笔者注），工作人员仅有两人，此两人现
已调往马列学院。”（不知道那两人是谁），“经过
陆续调集，现共有二十人，内编辑委员二人（张仲
文、艾思奇），编辑干事四人”（王惠德和我的职务
名称原来是叫“编辑干事”。张仲实同我们不一
样，他是编辑委员。但是艾思奇并没有到部，编辑
干事到部的也只有王惠德和我两人），“翻译干事
二人”（我想其中有一个是曹葆华），“助理编辑二
人”（我也不知道都是谁），“助理翻译二人”（所有
从事翻译的人都没有在东柏坡，我也不知道中宣
部还有他们。进城以后，中宣部搬到西四北大红
罗厂时，翻译工作的人才同我们住在一起），“助理
出版一人”（不知道指谁），“图书管理员二人”（她
们是高新华和于佩秋，因我兼这个名称为“中共中
央图书馆”的主任，她们就是我的部下），“文书三
人，行政秘书一人，机要秘书一人”。

    陆定一写到“这是中宣部工作第一次书面报
告”，他说：“关于新华社工作，另由新华社管理委
员会报告。徐老处有一批工作人员，他们住在华
北局附近，编辑教科书，因情况不详知，已通知他
们另作报告。”可见当时中宣部的职权范围是包
括新华社和徐特立那一摊子在内的，但报告中一
字未提胡乔木。

    报告中说中宣部有部务会议，我一直不知
道。报告中讲的全国宣传和文教方面的情况我也
不知道。

    这个材料一般的读者看来并不重要，但对我
来说，却很有价值，它使我了解了我长期不了解的
情况。在我来看，当时中宣部的机关工作，陆定一
并不那么了解，有些恐怕只是他打算做的事情，听
了汇报写成已经做到的事情。现在还有一些当时
在东柏坡中宣部的机关的人，还可以去作些了
解。

    ７．从１９４９年Ｉ０月１日建国到年底的胡乔
木什么时候当上了中宣部副部长，我是在中央文
献室对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毛泽东为起草中央致各
野战军贺电给胡乔木的电报所作的注释中看到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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