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的资料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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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处成立于l987年。二处成立之后，围绕写作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正本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8年)的资料准备工作。第三研究处成立后，二处主要承担《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的编写、征集和相应专题的研究工作。截至2005年11月，由我室与其他部门合编和独立编辑出版的专题资料书有6种约200万字，大事记1本，约35万字，纪事6辑约200万字，纪略5册约200万字，专题论文集l册约29万字，重要文献选编15卷约800万字，纪念文集一册约45万字。这就为编写二卷打下了较为扎实的资料基础，积累了一些资料编写经验，其中也有不少教训。

一、围绕《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积累资料的过程

18年来，《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资料的积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是二处成立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独立或与档案馆等单位合作出版了若干专题资料，如《北平和平解放前后》(1988)、《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1991)、《北京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1992)、《北平的和平接管》(1993)、《北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北京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1993)、《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1995)等。另外，全市党史部门还参与编写市里的组织史和区县组织史，了解29年全市和区县一级的组织沿革。

二是从1990年起，发动各部委办(局)写作和编辑《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原计划编写到l992年，现在已出版了l949年至l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6辑。“文化大革命”部分(2辑)已经编完，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出版。有的部委在此基础上还编了自己的《大事简介》，如市委农工委、原市委商贸工委等。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发动各区县编辑《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略》(5册)；大部分区县都编写了《大事记》，每册大致在50万字左右。

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与档案馆合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963)》(15卷)，这项工作目前还在继续做。《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19—2001)》三卷本于纪念建党80 周年之际出版。其中的中卷主要涵盖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2002年，为纪念彭真诞辰100周年，出版了《彭真在北京》纪念文集，征集了一批回忆彭真与北京市委工作的文章。

 在经过十多年资料准备的基础上，从2003年下半年起，开始了《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的写作，到今年年底能拿出一个初稿。

二、《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资料准备的经验和体会

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史资料浩如烟海，如何从这些异常丰富的资料中积累为《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写作而用的资料，我们在工作中有如下做法：

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

从市委领导、市有关部门到我室主持二卷工作的领导以及二处的同志，都把搞好资料积累作为写好二卷的基础。

为编辑出版《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市委拨款300万，目前已有200万到账。《选编》是一部多卷本的文献集，收录了北平和平解放以来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及所属部门制定、下发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北京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北京市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文章，还有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有关文献包括社论等。《选编》采用编年体，按时间顺序编排，一年一卷，分卷出版，目前已编至1963年卷即第l5卷，约800余万字。在“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曾编过一个内部版的《北京市重要文件汇编(1949—1965)》，收录了市委及所属部委制定下发的文件。目前《选编》收录的文稿，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已经公开或内部发表的依据当时公开或内部发表的版本排印，没有公开发表的按档案馆保存的原件排印。、

二是根据二卷写作纲目进行资料准备

目前，我们积累的资料纵横交错，基本上能够支撑起从1949 年北平和平接管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北京党史的轮廓。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北京市大事记(1948．12—1965．12)》（内部版)，简单地记录了市委领导的行踪。我室编写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全面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北京党史的大事。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1-6辑)，是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市委三部七委和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编写的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各部委和群众团体情况的大事简介资料。这部丛书原计划写到1992年，现在已出版了6辑，反映了从l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北京市委各部委和群众团体在市委统一部署下的主要工作情况。另有“文化大革命”两辑，目前已经编好，但尚未出版。l978年到l992年资料也整理并写成条目，准备交给三处，作为新时期北京党史的资料。各个系统还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编辑出版了本系统的资料书。如原北京市委商贸工委的《五十年回顾——当代北京商业纪事》(1998)，原北京市委城建工委的((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建工局)党史大事记(1953-1987)》(1 9 9 2)，市园林局、市文化局的《北京市文化史资料选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56)》(第一辑)，市委农工委的《北京市农业合作化大事简介(1966—1978)》(内部资料)，工青妇系统的《北京市妇联大事记》，北京市气象局的《北京市气象事业发展史》。这些书籍为编写二卷扩大了资料来源。

北京市区县资料，有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丛书《纪略》5本，其中与编写《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有关的4本。各区县都组织编写了这一时期党史《大事记》，海淀、东城、通州、大兴、怀柔、丰台已经出版。个别区县还编辑出版了重要会议资料汇编。

三是要广泛发动部委和区县，组成阵容强大的征集和编研队伍

资料征集工作要以我为主，又要开门办史，利用组织系统的力量，发动全市的史志部门形成一个史料征集的网络。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从横向联系入手，上世纪90年代发动当时市委三部七委搞《纪事》。工作方法是通过开党史工作会议把任务布置下去。共联系了2 00多个作者。征集的资料，有的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同志的回忆，有的是文献资料。稿子收上来后，再进行统一修改和编辑。该资料书对各部委工作状况反应得比较好。宣传部原编写人员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教训是编完之后，由于老同志的逐步退去，新人不熟悉情况，加之机构合并重组，与三部七委的联系就中断了。

我们还通过垂直系统，发动区县搞了5册《纪略》。也是通过党史会议布置下去。起初是受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布置的《新时期的农村变革》(北京卷)的启发，从《辉煌的二十年——北京区县改革开放纪略》(1998年)试点，然后往回倒，从头搞。这套丛书包括：《艰辛的起步——北京区县解放与恢复时期纪略》(1999)、《历史性过渡——北京区县“一化三改”历史纪略》(2000)、《曲折的前进一一北京区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纪略》(2001)、《内乱的十年——北京区县“文化大革命”时期纪略》(2002)。

四是特别注意资料编写的全面准确

全面、准确是资料工作的要求。我们在收集资料中特别注意了资料的准确性。如在编辑《选编》时，我们对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做了重新核对。

五是史料收集应充分整合本地资源，适当时候可以借用社会力量

在编写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地整合了北京市本地资源。除注意收集北京市各系统已经形成的建国以来的资料书和研究专著外，对于档案系统、社科院、党校和北京高校已有的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如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北京市各分类志稿，以及市委组织部吸收有关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96)，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编辑的《当代北京史研究》(期刊)和《当代北京简史》，首都高校编辑的《北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等书刊，对于编写《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有计划地做了查缺补漏的工作。

我们购买和订阅了《北京日报》(合订本)、《北京日报1952—1997)》光盘版、《前线》从创刊到现在的合订本、《北京工作》合订本。这些是我室组织征集和编写的一些基础资料。此外，由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社会各界研究北京地方党史也有相当一部分力量，其中以从事口述史料和人物研究的为多，如北京市社科联有一个当代北京史研究会，出版了《当代北京史研究》刊物，其中有一些老同志的专题回忆。此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如彭真、刘仁、郑天翔、赵凡、吴德都有传记或口述史料的出版。领导人传记有《彭真传》、《刘仁传》(2000)等；回忆资料有郑天翔的《回忆北京十七年》（1989)，《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004)，赵凡的《忆征程》(2004)，另有《李琪文集》（1985)、《忆李琪》(2001)等。《彭真文选》、《万里文选》中收录有关北京工作的内容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其他人物如劳模的资料也有一些，如市委农工委党史办编辑的《京郊丰碑——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事迹选编》(1991)、崇文区、朝阳区编辑的《崇文英模风范录》等。

另外，北京的高校多，科研队伍庞大，研究成果发表的渠多。有些敏感问题和敏感人物的资料征集和研究，社会力量比我们自身更显优势，所以，我们有时就采取拿来主义，积极借鉴已有的成果。

当然，我们围绕《中共北京历史》(第二卷)所做的资料准备还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和不足。

第一，前七年资料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资料少。资料准备不平衡。

前七年的资料除文件汇编、大事记、纪事、纪略、文献选编外，关于和平解放、和平接管、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运动、三大改造等都出了专题资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档案资料的收集、编专题资料和进行专题研究都很不够。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文件作了系统的查阅和收集，并查阅和收集了各部委的有关档案材料。

第二，“死”资料多，“活”资料少，已有的资料也还有一些欠缺。

形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亲历这段历史的老同志面对正规组织渠道的采访，思想上还存在一些顾虑，不愿意开口。当然，我们也没有系统地开展这项工作。

另外，已有的资料也有一些欠缺，比如《纪事》缺少原始注释和分类索引。

第三，专题资料有一些，专题研究不够。

前七年的专题史料比较充足，但整个时期的专题研究还不够。八十年代以来，《当代北京史研究》、《北京党史》、《北京档案史料》有一些零星的文章和论文。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北京党史专题文选》(第二辑)(1993)，收录了前七年的专题文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形成了一些专题，但总的来看，专题资料的缺乏造成了专题研究的薄弱。

三、围绕二卷写作进一步夯实资料基础

根据历史研究的规律和一卷本的编写经验，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征研工作，原本应当经历资料征集、专题研究、正本编写三个阶段。由于把较大的精力放在了组织三部七委和区县进行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编研工作上，使自身的资料征集和专题研究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表现在专题研究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正本编写，实现阶段的跨越不是不可以，但毕竟留下了专题研究不够、正本编写中感觉不好深入的遗憾。我们打算从以下两个方面弥补不足。一是围绕写史，系统地深化相关专题研究；二是围绕若干专题，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市级老领导、重大事件知情者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