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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惊涛裂岸
如果说“八•二七”事件前后是乱流击水的话，到了十一月中旬，不同思潮经过不断地分化组合，汇成两股巨大的洪流。造反派充分运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思想武器，以批判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目标，借助强大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保守派充分利用地方党的权力资源，以保卫省委，压制群众造反为目标。它缺少毛泽东思想的支持，却由大变小，由强变弱。这两股洪流渐渐势均力敌，他们像是从两座高山直泻的山洪相对而下，在一条狭窄的山谷中相撞击，爆发出巨大的冲量。这种冲量有力地震撼着省委的统治堤坝。
一． 震惊中央的“三天流血”事件
在“三天流血”事件发生前，北京召开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召开的具体日程、日期我们当时都不清楚。只知道安徽省的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参加了这次会议，还知道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毛泽东主席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通思想，转变立场，看清方向。用一个形象的词来概括，就叫“磨屁股会”，就是将自己的屁股坐在革命造反的“左派”一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具体的解释：“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希望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诚恳地向受压制的左派群众检讨错误，争取得到群众的谅解，从而带领群众批判刘、邓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李葆华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从北京回到合肥。但“八•二七”等造反组织迟迟听不到省委声音，不知道省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听说，省委领导躲到含山县偏僻的清溪镇召开“磨屁股会”去了，会议期间，不知道谁说“八•二七”来了，他们居然休会疏散。“八•二七”根据传出来的中央会议精神，就坚决要求省委向全省人民公开作检讨，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直到十一月五日左右负责与“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联系的陈庆泉到司令部找到我，说：“下午三点张凯帆同志在稻香楼东四楼一楼某某房间和我见面，具体商讨省委检查问题。我和胡玉才﹑吴祚云按时赶到，陈庆泉也赶到了。大概快到四点钟，张凯帆才到。我们质问张为什么迟到？开始就不讲信用。我们开始给他施压说：“今天不谈了，跟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谈也白谈”。说完站起来要离开，陈庆泉赶紧拉住我，又是道歉，又是赔不是。这样我们再坐下来。我开头就向张凯帆提一个问题：“今天你是代表省委，还是代表你个人？”他答：“当然代表省委。”“省委信任你吗？”我挑逗性地问了他一句，我当时带有一定策反的语气引他。因为我一直认为省委内部不应该铁板一块，应该有不同意见。加上我同胡玉才都很敬重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敢于直言。所以一直想把他从省委里拉出来，能站出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我们和张凯帆的谈判并没有什么火药味。后来张回答说：“省委派我来，当然信任我”。我又问了一句说：“你同我们商定的问题能算数吗？”张说：“没有把握的问题我会向省委汇报”。这时我们提出李葆华在检查中必须承认：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的“八•二七”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镇压“八•二七”革命造反队是反革命行为；解散省委策划的保守组织等内容。在会议规模和形式上，我们提出：应在省体育场召开二十万人大会公开检查，同时要向全省直播；会议由“八•二七”主持；安全由省委负责等。张说：“你们提的这些条件，有的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们，比方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省委必须要承认。至于反革命事件这类的东西,你们也考虑换换提法,如果你们一定坚持,我要向省委常委汇报。在体育场召开二十万大会，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们做不到；不是怕开二十万人大会,而是省体育场容纳不下,大家不能站着开会,坐下来最多容纳十万人.这个我们早测算过,加上体育场两边的进出走道,最多再加二万人,共十二万人；至于会由谁来主持,我看我们再商量.”我们坚持原来的要求不让步,要求他如实向省委汇报.第一次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某些条件省委是不会答应,也是不能答应的。准备再谈时修改我们原来的意见。
大概又过了两天,陈庆泉又来通知我们:老时间,老地点,张凯帆再和我们商量省委检查的问题。这次大家都如期赴会,我们这边少了胡玉才,换了段玉昌。
见面后,我开始就问:“你说过的话有多少能兑现?”张说:“所以今天请你们来再商量。”不过我临时又加了一个要求:“李葆华的检查要先经‘八•二七’审查”。张说:“这有困难,省委常委还未定稿,怎么给你们?你们看了不同意,省委怎么办?改来改去,改到什么时候？”我考虑他的话也有道理。张又说:“我答应你们，省委承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省委认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就包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再单独提出来。”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是要省委公开检讨;二是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有这两条就够了。证明省委错了,“八•二七”对了,胜负已经清楚,过去的许多事件再翻陈帐意义不大。所以那一天,我们同张恺帆很快达成协议: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五万人大会,李葆华代表省委公开向全省人民检讨文革初期所犯路线错误,会议还是由省委主持。商定后,我又问张恺帆一句:“这次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让步,你说的话应该算数了吧?”张很干脆地讲:“一定算数,一定算数”。
其实,对张恺帆的话,我不认为省委会兑现。
果不出我所料,十一月九日,省委公布了“中共安徽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并由陈庆泉通知我们,省委不开大会作检查,以书面检查代替。虽然这一结果我们已料到,但仍有受骗的气愤。这使我想到了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最讲认真二字”的话语。一级偌大的省委说话不算数，随便失信于民。我在电话里告诉陈庆泉：“省委不要错过这次改过的机会，错过了，你们以后会后悔的，再想得到这样宽松的检查条件就不可能了。你把我的话转告给张恺帆，让省委等着吧！”这顿火发的果然有效。不多会陈庆泉通知我：“张恺帆同志想很快再同你们谈谈。”我说：“还有什么好谈的？说话不算数，谈了也没用”。经过陈庆泉的劝说，我还是同张见了面，最后商定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五万人大会。由李葆华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向安徽全体人民作检讨。我还是又问了一句：“这一回该算数了吧？”张说：“没有问题”。我说：“那我就通知‘八•二七’等学生组织如期赶到会场”。张说：“你通知吧。”结果到了十一日晚，又突然通知十一日上午天气不好，改到下午。到了十一日上午十点多钟又通知我们：“下午的会取消，什么时候开，大会另行通知。”这时，我明确地告诉省委：“这次改不了啦，许多远路学校的学生已经走到半路了，下午不要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开。别的群众组织能不能去，我管不了，但“八•二七”的学生肯定会到，我们不怕雨淋”。就这样，“八•二七”万余革命师生下午一点左右，都赶到了省体育场。这时天已下了小雨，同学们冒着小雨整齐地坐在地上，等省委开会。到了下午三点，主席台上空无一人，同学们愤怒了。开着宣传车到长江路游行。这时雨也大了，到省委北门口停下来，高呼：“李葆华滚出来！”“捉拿李葆华！”等口号。结果仍不见李葆华的踪影。于是游行队伍开往稻香楼。到稻香楼找他。到了稻香楼后，由于地方小，临时疏散一部分师生返校，留下远路的同学。大家整齐地坐在各楼层大厅﹑走廊﹑小礼堂里，尽管服务人员将卧室房门全部打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无一人走进房门半步”。大家怕是陷阱，再搞第二个“稻香楼事件”。同学们穿着湿透的衣服，互相依偎着取暖。后来由工大﹑工学院送来饭。同学们吃完饭依然在原处等候李葆华，连到处走动的人都没有。
就这样，同学们穿着湿衣服，互相偎依着一直等到十二日凌晨五点钟左右，李保华出现了。我和李文安（工学院“八•二七”的头头），还有几个头头，拥簇着李葆华走上小礼堂的舞台。舞台上本来就有扩音设备，我问：“李葆华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省委说话不算数？”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同李葆华说话。李说：“我对不起同学们，我来迟了。我现在来，就是向同学们赔礼道歉，赔罪的。”下面的同学喊：“我们不想听你赔罪，回答我们，你为什么骗我们？”李说：“省委不是有意骗你们，主要是怕人多开大会，情绪难控制，怕在会场出现大的冲突。”这时会场上的情绪趋于平缓，秩序也好多了。我当时看到李葆华的狼狈相，产生了恻隐之心。大约在小礼堂里折腾了半个小时，同学们也是一夜未眠。我和台上几个头头商量一下，让同学们回校休息，我们留下数人与李葆华继续交涉。
同学们走后，台上只有我和几个大学的头头留下来与李葆华交涉，七嘴八舌说了一会。我看没名堂，我提议是不是让李葆华先回去，我们等省委通知再谈。这个提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李文安最为激烈。他认为将李葆华放走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再能找到他？他提议：“我带工学院的几个同学留下与李葆华继续谈判，你们先回去”。我说：“现在稻香楼里的学生不全是‘八•二七’的，还有蚌埠商学院﹑芜湖电校等外地的学生，要注意李葆华的安全。”李文安很有把握地说：“梁司令，你放心，我带安工十几个同学在这里，哪个也不敢碰他一根毫毛”。直到那天，李文安才真正进入我的视线。
造成“三天流血“事件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合师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进驻省委北楼小礼堂。原因是合师院的同学一直受压，因为合肥除“红总”的主要力量在合师院。从资源对比上，他们一直处于劣势，他们在省委书记李任之的同意下，住进省委小礼堂，要求省委罢合师院党委书记李瑞的官。省委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也一直不愿意离开省委。就这样一直僵持很久。我也多次作过他们头头张来信的工作，要他们退出省委去战斗，住在省委反而将自己捆死了。我一直有一种指导思想：后发制人，先礼后兵；不扣人﹑不静坐﹑更不愿意绝食，类似合师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样的事，工大“八•二七”从来未发生过。
由于合师院学生常住不走，引起许多不明真相的工人不理解，省委成了“三天流血”事件的现场。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条更为重要的导火线，那就是陶铸来电。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十一月十三日前后。由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省委书记任质斌没有把李葆华在稻香楼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华东局的魏文伯。说：“李葆华‘神志不清’‘血压升高’，再搞下去就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陶铸打来电话。我从传单上知道陶铸电话内容大致是：李葆华同志从现在情况看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批判；李葆华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答应的问题不算数；扣留李葆华同志是错误的，应立即放掉他，让他回省委工作。我看到陶铸指示的传单后，也不清楚李葆华在稻香楼的情况如何。我亲自到稻香楼去看情况。先见到了李文安，他带两个同学站在楼道里，我问他：“站在这里干什么？” 他回答说：“保护李葆华。”我问他李葆华的情况怎样？李文安说：“李葆华很好，吃得饱，睡得香，比他在省委好。我们站岗，谁敢碰他”。我说他现在在哪里？李说：“他在会议室接待蚌埠商学院的代表，正在谈问题。你要不要看看？”他带我看了李葆华。李葆华正在低头记东西。我们没有打招呼，但我看到李葆华状况确实很好，放心了。这时，我才同李文安说陶铸来电的问题。李说：“我知道，他们造谣”。我说：“能不能尽快将李葆华放掉，否则矛盾会激化。”李说：“矛盾激化了才好，解决问题就快了。现在不是我们说了算，外地串连队扣住不放”。我说：“那不行，做工作一定要放人”。李文安答应。
十一月十五日的中午，陈庆泉又到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谈放李葆华的问题。我说：“我到稻香楼去过了，李葆华的情况不象造谣传单说的那样，他很好。李文安答应做外地串联队工作，很快就放”。就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又写了张条子，要求李文安今天下午一定要放人，如果外地串联同学不同意，我们要采取措施。语气比较严厉。结果送信人到了稻香搂进不去，安纺上千名工人将稻香楼入口处封锁了，只好回来向我报告。三天流血事件从此开始了。
由于十五日下午我不在稻香楼现场，我引证安徽革命革命大学政治系串联队教工目击者的话：
“十五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李葆华出现在东头三楼的阳台上，用双手指着胸脯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这里身体很好，很安全，请大家放心。我们省委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大家有权力批评；你们大家也有权力批评。我没有站在桌子上，我在台子前讲话，桌子上还有开水。同志们回去，我很快就回省委去。”这时，拥在楼前的一些稻香楼服务员，对着李葆华反复大喊：“下来！下来！”多次打断他的讲话。看到他精神很好，讲话从容不迫。和他站在一起的有四个同志，他在讲话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插嘴。李葆华讲过之后，就进去了。”“五点钟左右，看到有一辆绿色高蓬吉普车，车内还放着一件长大衣。车到东边大厅时停下来，守门人（三十多岁，穿着黄军装）和司机咬了咬耳朵，车子就进去了，停在距边门不远的岔道口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左右，东边门外传来轰轰的人声和口号声，由远而近，他们是纺织厂的工人队伍。接着“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人也来了。这时，李葆华再次出现在东头的阳台上。楼下的同学和工人造反组织人不多，有一位同学搬来一个椅子让李葆华坐下。李葆华对楼下群众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我身体很好，没有昏倒，没有武斗”。这时楼下人高喊：下来！下来！接着，李葆华指着自己的喉咙，拍着身边一个四﹑五十岁的高个子干部（据说是省总工会主席陈庆泉）的肩。高个子干部抬高嗓门喊：葆华同志委托我代表他讲话，他叫大家回去，回去。他很快就回省委。讲话被楼下人群的喊声打断：不要你讲！不要你讲！我们要李葆华下来，一起回去。李葆华又叫身边的另一个胖一点的干部讲。这个干部说：葆华同志马上就回省委去。下面的人群坚持要他一起走，这时李葆华就进去了。接着有人从窗子爬到讲台上，搬起椅子砸学生，学生赶紧躲开。接着里面又传出“打人了！打人了！”的呼喊声，冲上去的工人在三楼高喊：“同志们，冲啊！”，“八•二七”把李葆华书记架走了，冲啊！”就这样，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前拥后挤地将李葆华架走了，由一辆轿车将李葆华送往军区。
这就是稻香楼抢人事件的大概情况。“三天流血”事件以后，我问李文安，稻香楼抢李葆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文安说：“十五日上午省委来人同我交涉，要放李葆华回去，我当时就答应了。是外地串联队不让李葆华走，但也答应十五日晚饭前，一定让李葆华回省委。而且我还将李葆华交给了省委派来的干部，并且告诉他们李葆华好好的，以后出了问题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说完，我就按你前一天的通知，带着工学院的同学走了。下午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在现场。”
由于在架走李葆华的过程中，工人与赶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生了扭打冲突，住在省委小礼堂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支持下，晚上召开小型的声讨会。于是抢李葆华的战火直接烧到了省委。“红总”的部分同学高呼：“打倒‘八•二七’！”，“抗议‘八•二七’！”口号冲进会场，还有少量工人也冲了进去，并在省委贴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必须在三日内滚出省委”的大标语。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不在现场。十六日上午，我到省委小礼堂来看看同学们，我看到的情景是，有十几位同学负了伤。“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副总指挥吴祚云也负了点轻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主要头头张来信脖子上挂着一条纱布吊着手，头上还缠满了纱布。我问张怎么样？张回答说：“我这次才看清李葆华，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改成‘八•二七’”。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有些学校对“八•二七”有保留。同时，我还想劝说他们撤出省委。这样我们主动，何必自己禁固自己？”张说：“三日期满后，我们一定撤出”。我说：“就是十七日晚上”。“对”！我知道他们是要争气，坚持到十七日晚，就是这个“坚持”迎来更多的流血。
十六日下午，我没到省委小礼堂的现场，政委胡玉才去了。他回来告诉我现场的一些情况，他说：“老保们疯了，要我们的同学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离开省委，否则，他们要采取革命的行动，晚上工人还要来。”我问他，“我们的同学在哪里？还有多少人？今天能不能撤出来？能撤尽量撤，免受损失”。胡说：“吃过晚饭我再去看看，估计撤出来难。”我说：“你最好不要去了，我听‘动态组’的纵封良说，工人指名要打你，你今晚去了太危险。你留下，我去。”胡坚持不同意。晚饭后骑着自行车到省委去了。大约晚上九点钟，有位造反工人找到我，告诉我：“你们的政委胡玉才被人指认出来，在省委北门外被几个头戴柳条帽的省建二处工人打伤，看样子伤势不轻，被几个‘八•二七’学生扶走了。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立即要前往,那位不知姓名的工人说:“我陪你去,保护你”。我们骑自行车 到了省委。那里的人多的要命,水泄不通。大门无法进,那位工人把我领到大门西边二十米处,他帮我翻过铁栏杆爬进去。进了院子也无法进入省委小礼堂，人山人海，推拥不动。我只好再回到围栏边。这时院子里是辱骂声，混合着同学们高喊的“毛主席万岁”声。但有一点我看得清楚，头戴柳条帽的工人，不停地将同学向外拖，被拖的同学还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从当时的情况看，工人是有组织，有准备来的。他们象打红了眼，见到学生模样就挥拳踢脚向外拖。我幸好站在墙边的树底下，他们看不清。我就赶快又从铁栏杆上翻回来，站在长江路上的大批市民也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打人！”等口号，甚至能听到喊口号的人群中有哭泣声。找到自行车回到“司令部”。我立即打电话找陈庆泉，告诉他我要见张恺帆。陈告诉我：“张恺帆在交通厅小礼堂接见蚌埠商学院的学生代表，会还没有结束，他们都在，你赶快去。”放下电话，我正准备走，副总指挥段玉昌一定要跟我一起去。我们俩骑一辆车，（段不会骑车）沿着环城路到了交通厅礼堂。这时是几点，我已无法确定。只见张恺帆和任质斌在台上，商学院同学在台下，正在讨论问题，双方僵持着。我们顾不得许多，大步流星地冲上舞台，劈头就说：“张恺帆！省委要打死人了，你还在这儿开会！”这时任质斌也把头扭过来，并且很吃惊。张恺帆说：“梁守福同志，有话慢慢说，不要着急，省委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说：“我是真不知道。”我把自己在省委大院看到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下。这时张恺帆很生气地说了一句：“太不像话，简直是土匪。”我紧接着要求他把这儿会停一下，我们一同到省委去制止打人事件去。张恺帆说：“我去讲话，他们会听吗？像你说的那么乱，工人又不认识我”。我说：“你不去也行，你写几句话，签上你的名，我找人去广播”。张同意我的意见。他随手写了几句话，对其中一句：“欧打革命学生是错误行为”。我说这样写太轻，没有用。把这句改成“欧打革命学生是反革命行为”。张说：“这样写太重，你们怎么说都行，我不能这样说。”“那就把这句改成反动行为吧。”张想了一下，同意这样写，并加了个“紧急呼吁”的题目。全文是：“‘八•二七’造反队是革命的组织，谁欧打革命的学生，谁就是反动行为。凡围攻革命的学生者，应立即退出省委，否则追查责任，严惩凶手，望照此办理。”张恺帆签上名后，我问任质斌签不签？任质斌说：“有恺帆同志签名就够了，我就不签了”。我紧接着说：“你不签也行，被打伤的同学必须由你护送到北京治疗。不要在合肥治疗期间，再出现新的流血事件。我这是为伤员考虑，也是为你们省委考虑”。张恺帆马上表态：“这样做也好”。任质斌也没有理由反对，最后表态同意。
这时好像天已快亮了，但又进入了另一个流血的早晨。也就是我和段玉昌向张恺帆反映省委大院内情况的时候，全国来串联的同学正在流着更多的血。由于凌晨一点以后，我不在现场，我只能大段摘录一个农民目击者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叫汪宗林，是肥西丰乐公社蒋岗大队第十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十一月十六日，我从公社到合肥来买毛主席语录。下午五点左右，我到省委内看大字报。傍晚，从外冲进来一群工人，头戴安全帽，有的腰里还扎着大皮带。他们气势汹汹，高呼“‘八•二七’滚出省委！….”到了夜间一点多种，又来了一批男女工人。他们是安纺一厂和针织厂的。这时，“八 • 二七”的学生坐在大楼台阶上读毛主席语录，很多群众自发地保护着他们。工人往里冲，群众往外推。二﹑三十分钟左右，工人才坐下来。刚退走的省建二处工人又回来了，围着女工站了一圈。我站在台阶下面靠东走，周围几个建筑工人的身上一股酒味。约二十分钟后，东面有一群人冲向学生，把学生从传达室往街上拖，有的揪住学生头发，有的卡学生脖子，拳打脚踢；在我正面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喊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立即就被一个建筑工人揪住辫子拖走，这位小姑娘喊叫着：“工人叔叔，我不是‘八•二七’，请放下我吧！”这个工人不仅不放下她，而且还把她往地上惯。同时，又有一位男同学被打的爬不起来，一个女工冲上去，朝他的胸口踢了一脚。这时，又有许多同学被拳打脚踢地拖了出去。
大约打了四十分钟左右，工人才罢手。事件发生时，学生并未还手。他们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并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学生革命无罪，你们为什么这样打？我们被你们打了，并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是受蒙蔽了！希望你们很快清醒过来。假如你们的子女参加革命被打成这样，你们的心又何忍？”这时，有两位女同学挣扎回来，头发被揪得不像样子，脸被打破了。见此情景，一些老工人流下了眼泪，松开手，自动回去了。很多群众都流下了眼泪，有的哭了起来…..
以后工人陆续都走了，学生们跟在后面送他们，一路高呼：“向工农兵学习！向工农兵致敬！”一直把他们送到东门小花园。这时，天已渐明。
十七日上午，我约《解放军报》记者刘慎思反映情况。我问刘，这两天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没有？刘说：“从十五日下午到十六日夜间，我都在现场。这是记者的职责。”他顺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穿的是军装，要穿便衣说不定也要挨打”。
这时，我明白他知道得比我多，而且具体情况，我没有必要再向他多说什么。只是拜托他将情况尽快向中央反映。请他利用记者的便利多关注受伤同学的情况。刘说：“医院我去过了，伤员大概有五十多人”。因为省委还有许多同学和外地串联队的学生。刘说：“我还要去省委”。我在送他走时，他又叮嘱了一句：“作为朋友，我劝你注意安全，省委的同学最好撤出来”。
两天来，同学们不断地流血。我自己也不知道白天黑夜，不知道是过度疲劳，也不知道是亢奋，不想睡觉，也不想吃饭。我再三考虑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省委院内的噩耗又传来了。我问动态组的同学，院内同学还有退路没有？他们说：“省委北大门和西门都被工人封住了。向外撤，损失会更大，守在楼里，依靠好心人的保护，还可以顶到天黑”。“我能不能进去？”“你白天不能去，他们要是认出你，非打死你不可。”“同学们现在怎么样？”“外面有自发的群众挡住，同学们在里面，暂时还安全。”
十七日六点以前的情况，我不在现场。还是摘录那位目击者农民的话来描述。
十七日上午九点左右，我第二次挤进省委大楼。一个工人告诉“八•二七”的同学，下午四点到六点还要出动比昨晚多两倍的工人前来闹事，但想不到提前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就发生了。
工人分成两队，一对从正面攻，一对从后门冲。我慌慌张张地跟同学们一起跑到后门，用东西把门抵住。工人很快就到了。开始砸门，同学们抵不住，玻璃被打烂了。工人站门框上，用棍子对着同学们的头上就捣，站在下面的就用拳头打，门框终于被他们整个推倒了。工人乘势冲进来抓了很多的同学，抓住头发，拳打脚踢往外拖。有的同学被打倒，有的同学眼镜被打掉，受伤的很多。没办法，我们只好退到楼梯口，手挽着手不让他们进。我们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们的喊声比我们的更高，盖住了我们的声音。楼梯口只有四十多人，但被他们抓去大半。眼看着楼梯口也堵不住了，我们便跑到走廊上，向堵门边的同学求援。有几十个同学和我们一道回到楼梯口，才堵住了工人，但一个同学仍然被他们拖了出去。当情况再度危险时，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赶来了，给同学们解了围。
第二次是下午三点左右，省建二处工人又来了，比第一次更凶。他们从窗户里进来，进攻二楼，抓去很多学生，拳打脚踢。这时靠两边楼下，有人欧打学生，有一位学生准备拿相机照相时，突然飞来一块大石头将窗户打碎，石头从我的头边擦过。被抓走的同学在外面高呼：“毛主席万岁！”有人不知用什么办法爬到三楼，看到一位同学的左太阳穴被打掉一块肉，血流不止，我将身上的背心撕破给他止血；另一个女同学被工人用棍子捣破了眼球；还有一位小同学被他们从三楼顺楼梯拖下来。惨哪！他们打红了眼，见人就打，连解放军记者的相机他们都要砸。
上面摘录的是一位与“八•二七”素无关系的农民的叙述，以补充我十七日六点钟之前不在现场之不足。
十七日下午五点左右，前面提到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工人又来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气喘嘘嘘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今晚九点钟以后，不仅会来更多的工人，而且可能有农民进入省委。他们准备来一到二万人，一定要把省委的大学生全部清走。你们动员同学们退出来。不然，太吃亏了。”这时，我好像才想起要知道他的身份，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谁不要紧，我是好心来帮你们的，以后你会知道我是谁”。这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赶紧写一张命令式的条子，大致的意思是：
吴祚云﹑张来信并边爱娜：
据可靠消息，今晚还会有更多人前往省委殴打你们。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省委垮台已成定局，希望你们见字后，在九点钟前撤出省委，勿误！
梁守福 即日
我将条子递给那位工人，并叮嘱一句：“千万送到。万一送不到，也要把条子毁掉”。“你放心，送不到我把它吃掉，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出生入死不报姓名的工人，就是合肥铁路机务段的孟庆元。他是以后合肥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主要头头之一。
条子拿走了，我还是不放心。六点钟左右，去了省委。当走到省委西边省妇联门前时，从长江路自东向西来了一队工人。天黑看不清，估计有好几百人。当时心里一抽，今晚同学们又要遭殃了。队伍到了省委北门一分为二，一部分从北门冲进去；一部分跑步从妇联西边的路上直奔省委西门。我也跑步从北门进了省委。他们一进省委大院就高喊：“同学们不要怕！我们是革命造反工人，“工联会”的。我们是接你们出去的。他们很快从省委大门到办公楼大门冲出一条道来。工联会的工人站在通道两边和前来冲击的保守组织工人扭打，不让他们靠近学生。说实在的，“工联会”的工人是抱着拼命的思想来的。保守组织的工人打学生行，见到工联会的工人，就不敢往前冲了，有的开始退却。紧接着从西门冲进省委的一队工人也赶到了省委北门，几百名同学架着伤员比较顺利地撤离省委。
他们一面外撤，一面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万岁！”就在他们高呼口号的时候，许多同学们脸上还流着血。女同学中有的头发被扯散，披头散发，的确惨不忍睹。
我目送撤出的同学沿长江路向西挺进。站在街两旁的群众高呼：“向八•二七学习！向八•二七致敬！”有的地方又响起了鞭炮声。我来的也巧，就在省委接待站的门前，又见到了刘慎思。我说：“你怎么也在这里？”他说：“我的职责要我在这里，能不在这里吗？”我说：“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时刘很气愤地说：“李葆华为自己创造垮台的条件！”这本不该是一位记者说的话，可是他忍不住地说了。
三天来，同学们在流血，中共安徽省委的负责人这三天都在哪里？做些什么呢？
李葆华十一月十五日从稻香楼被接走后，先住进省军区，还被省军区司令员严光接到家里做客。后觉不妥，违背中央军委命令，又转入肥东。在肥东录制了讲话，直到流血结束了，才放他的录音。录音的全文如下：
同学们:工人同志们：我是李葆华，我现在代表省委跟大家讲几句话。刚接到中央陶铸同志指示，工人与学生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冲突。希望双方都要按照陶铸的指示办事，立即停止冲突。双方都要退出省委大楼。我们的意见是最好院子里的先退，然后楼里再退，都退回本单位，以后再由省委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解决这次纠纷。
张恺帆十七日写的“紧急呼吁”，直到上午十点左右，才由“八•二七”代为广播，并抄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大门东旁，这是我十七日晚看到的。
王光宇十六日晚十点左右，在省委文革接待站的楼上用喇叭讲话说：“工人同志和学生不要发生冲突，请你们回去，明天还要上班，有什么事，省委负责处理。”
副省长张祚荫十七日下午三时许，在楼上说：“同志们，回去吧！不要打，天大的事有省委负责“。
“三天流血”事件共有300余人受伤，重伤51人，胡玉才被打折3根肋骨。后由负轻伤的副总指挥吴祚云带领伤员到北京治疗，省委也派了公安厅一位姓孙的副厅长和几位处长一路护送。到北京后，由周恩来亲自过问。伤员安排在“协和医院”治疗，随后任质斌代表省委也前去慰问。十一月二十日下午，谢富治﹑刘宁一听了“三天流血事件”的汇报后，也认为“省委是错上加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
“三天流血事件”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会的权力自觉不自觉地发挥到极致的过程。物极必反，这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政治之手。“三天流血事件”后，中共安徽省委的权力体系在民众的抗争下，迅速地断裂了！
“三天流血事件”后，合肥，乃至全省出现的重大变化就是血与火的交融。
二． 省委后院起火
“三天流血事件”就发生在省委大院里，许多机关干部就住在大院或附近。“三天流血事件”的全过程他们看得最清，不需要向他们宣传是和非，经过几天的思想酝酿，一场批判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焰燃烧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省政协副主席李云鹤为首的17名省﹑厅﹑处级干部联合发表《紧急呼吁》。在“呼吁书”中明确指出：“以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暴露了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狰狞面目”。并提醒机关干部再不起来同革命小将﹑工人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就无法向毛主席交待﹑向党中央交待﹑向安徽三千万人民交待，也无法对待自己的革命责任心了。”
十二月八日，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张永哲，又给省委组织部和省直机关文化革命办公室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希望省直机关干部“勇敢站出来投入战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省直机关干部在“呼吁书”和“公开信”的影响下，纷纷起来造反。省交通厅﹑省劳动局﹑《安徽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文联等几乎都先后成立革命造反组织，而且以极为迅速的态势发展着。这时中共安徽省委的权力体系断裂了，省委的权力意志再也难以通过原有的权力体系运转了。
三.党中央做出明确反应
“三天流血事件”的前一天，即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谢富治﹑刘宁一在政协礼堂接见了“八•二七”代表，谢富治说：“前次（指十一月十二日的接见）我们有些情况还不够清楚，还不大敢讲呢。…现在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坚决支持你们！”同时，刘宁一为“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命名。（刘宁一的题词附后）
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23时至十七日凌晨1点，也就是“三天流血事件”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再次接见“八•二七”的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
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也就是流血事件的第三天，谢富治﹑刘宁一又一次接见“八•二七”代表。他不仅肯定受伤学生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明确指出：“他们（指安徽省委）如果有计划﹑有组织的这样干，不是一般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是错上加错！退一万步，也是省委错误路线的结果”。并严厉地指出：“这是罪恶！”
“三天流血事件”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注，送到北京治疗的伤员，周恩来指示：“要送进最好的医院治疗”。结果伤员全部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直到六七年元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在京的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时，还批评李葆华：“打人总是不好！”
四．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应运而生
“三天流血事件”之后，“向英雄的‘八•二七’学习！”﹑“向英雄的‘八•二七’致敬！”﹑“‘八•二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颂扬“‘八•二七’”的标语到处皆是。“‘八•二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各种名号的造反组织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八•二七”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是名声大振。全省各地的学生造反组织都想借用“八•二七”这面大旗，原来“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称呼太小了。我们感到太小，连当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也感到太小。其实，早在十一月十四日，谢富治﹑刘宁一就说：“合肥‘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名字太小，应该改成‘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并当场题了字。“三天流血事件”后，将原“合肥市‘八•二七’革命造反队”改称为“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经过各高校充分讨论，一致同意将合肥各高校原名称取消，统一冠以“八•二七”的名称，外地区的革命造反组织也更名为“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某某分团”。这样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的造反组织，统称“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组织原则依然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各级领导，再由各学校负责人推选兵团负责人。“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依然保留，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决策相对集中。“八•二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面大﹑较为分散，统一决策﹑统一指挥，比较困难，容易形成分散主义。保留“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作为安徽“八•二七”的核心组织。由我身兼两职，便于协调统一。刘光裕﹑李胜利﹑李文安本来就是“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常委。基于上述考虑，我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总指挥职务依然保留，同时兼任“安徽省八.二革命造反兵团”的政委，推选工大的刘光裕为“八•二七兵团”总指挥，工大的李胜利﹑工学院的李文安为副总指挥，安徽大学的吴波为副政委。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办公地点设在省政协。
“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诞生，意味安徽省学生造反派走向联合，肩负起新的斗争使命。
五.省委领导人东躲西藏
由于“三天流血事件”唤起机关干部纷纷造反，省委失去行使权力的基础。省委常委及书记处若干人也是东躲西藏，四离五散。第一书记李葆华十一月十五日下午离开稻香楼，住进省军区。李葆华虽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那是军区必须接受地方党组织一元化的领导。李葆华并不直接参与省军区的日常军务领导，按中央军委通知，军区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的通知精神，李葆华不能长时间在军区滞留，所以李保华很快又从省军区转移到离合肥不远的肥东县。“三天流血事件”期间，他不敢正面接触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而是用放录音的办法制止事态的发展。事实证明，此方法没有效果。不知为什么，他好像感到肥东也不安全，随后又躲到舒城县的晓天镇。十二月下旬陶铸要张恺帆找李葆华到北京，也是几经周折在晓天找到的。这说明省委书记间的经常联系已经中断。
省长黄岩在“八•二七”事件后，就很少出面，据说“三天流血事件”前，黄岩就跑到皖南郎溪县的某个农场躲起来了。
省委书记李世农因身体不好长期养病。
省委书记任质斌在北京解决被打伤的学生问题。
省委书记张恺帆因负责文革接待工作，他经常同群众见面，但孤掌难鸣。十二月下旬他随合肥“工联会”上访团到北京。
省委书记王光宇在“三天流血事件”时露个面，说了几句不解决问题的话。“三天流血事件”后，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省委常委王中和朱光“三天流血事件”后，在北京养病。
省委常委李凡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李葆华点名批判。
从上面情况可以看出，“三天流血事件”后，省委的领导班子自己把自己肢解了。
六． 工人﹑市民造反风起云涌
由于省委领导主要成员四处躲藏。省直机关干部公开起来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环境为广大民众起来造反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是工厂的工人起来了，除了“合肥市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会”）以外，各企业自身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类造反组织。原有的保守组织也因失去省委的支持而自行解体。多数都是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一边。基层群众的一边倒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失权，这种形势类似原子弹的链式反应。到了十二月中旬省暨合肥市党的各级组织基本瘫痪。十二月底，合肥晚报社印刷厂革命造反工人联合起来接管工厂的管理权。这是安徽省第一家夺权单位。由于基层党组织的瘫痪，企业又要“抓革命，促生产”，工人造反组织必须接管企业的管理权。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月中旬，合肥市的厂﹑矿企业有90%左右都由工人造反组织接管。
省委离散了，群众造反了，但省委推行的错误路线并没有系统地揭发批判。在这种形势下，“八•二七”不能笑看“山花烂漫”，必须对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做争取工作，只有领导干部站出来，才能揭开省委的盖子。因此，争取省委领导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成为“八•二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一场攻坚战，攻心战。
“三天流血事件”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突发性。从本质上说。两股相撞的思潮都是对共产党的忠诚，只是忠诚的具体目标不同罢了。因而不能说参与“三天流血事件”的人都是坏人。再者，“三天流血”也没有李葆华如何调动工人打学生的直接证据。连“八•二七”事件那样的证据都找不到。虽然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中“三天流血”后，公开表示对“八•二七”的同情，但由于身体不好，能力不强，一直不受重用，对省委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时，我们把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张恺帆身上。我记得“三天流血事件”前，有一次和张的单独接触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揭发省委，揭发李葆华？如果你是怕人身安全问题，“八•二七”可以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张说：“我们省委是一个领导集体，我不能像你们那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保守组织提出：“打倒张恺帆！”时，我们只给张恺帆一个警告性的口号：“张恺帆，你再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砸烂你的狗头！”从当时张恺帆的内心深处来看，他也很无奈，只好“穷应付。”
“三天流血事件”后受围攻的领导干部还有张祚荫。他虽然是副省长，但不是省委常委。我们在他身上一直未花太多的功夫，加之《解放军报》记者的话“听其言，观其行”的忠告，对张祚荫更不想多花功夫。
就在我们苦于找不到攻打安徽省委这个堡垒的突破口时，另一种力量悄悄地在影响我和“八•二七”兵团，他就是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传递李葆华一九六二年来到安徽后刮“两风”（翻案风，黑暗风）的材料。因为“单干风”是曾希圣在安徽干的，李葆华来后纠正的，所以给我们的材料主要是“两风”。根据这些材料，“八•二七”利用其宣传工具《安徽八•二七》报，向全省﹑乃至全国的某些省份，大量的﹑较为系统地揭发省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揭发对六二年被平反的干部形成一定压力。张恺帆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安徽文化大革命从“三天流血事件”以后，由于机关干部的造反，不知不觉地将安徽干部间的宗派斗争引入文化大革命。
就在省委已无法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明确要求对前一段犯了错误的各级领导必须“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并具体要求他们：“一.诚肯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做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群众，实行真正平反；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等五项具体要求。安徽省委不但没有按照《红旗》社论的要求做工作，相反，在省委大院内连续发生了“三天流血事件”，而伤员又被送到北京治疗，这无疑加重了省委错误的分量。使得中央部分领导对“八•二七”表示支持。从十一月十二日到二十日的八天之内，先后四次接见“八•二七”在京的代表，并明确批评省委的路线错误。
由于省委没有认真做好受蒙蔽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工作，结果，在“三天流血事件”之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张洼公社围攻学生，并打伤数人的事件；接着，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长淮电影院又发生了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对省委来说，不管与他们的动机是否有关，无疑都是错上加错。
七．我的北京之行
一九六六年底，我们不见了李葆华，也看到不了张恺帆，安徽几乎处于权力真空，后来知道他们在北京。有一天李文安向我建议：我们是不是派几个人到北京去一趟，还得要李葆华公开检讨。只为这件事去北京没有必要，我主要考虑省委瘫痪，无人主持工作，全省的生产，生活怎么办？加上我也想到北京看看形势，有机会将我们整理的李葆华在安徽推行错误路线的材料送给中央，找陶铸辩论，他为什么听了一面之词，就乱发指示，造成“三天流血事件”。顺便看看“工联会”的在京人员，希望他们早些回合肥。我和李文安，还有“工联会”的梁兴亚决定到北京去一趟。由于随身带有许多重要材料，不敢坐火车，，决定从省体委借一辆轿车，另外，由合师院讲师汤志浩领导的合肥地区“红卫军”还搞了一辆苏式吉普车，同我们一道去北京。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发，因北去路上雪大汽车不能开，到济南后，车子丢在济南车站（该车后由省体委另外去人开回），我们转火车，直到元月三日才到北京。
我们到了北京后，由于“八•二七”驻北京联络站设在北师大，就往北京师范大学奔，到达北师大的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和李文安一进师大的大门，就看到在大门内侧停一辆卡车，车上站的正是李葆华，穿一件绿色军用棉大衣，头上戴一顶厚厚的棉帽子，面前挂一块纸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写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李葆华”三个字都用红笔划了圈圈，打了叉。我当时就问安工宣传队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宣传队的同学解释说：“组织这次游街不是以‘八•二七’为主，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这是以北师大和其他高校红卫兵司令部为主。游斗李葆华一是表示北京红卫兵对‘八•二七’的支持，二是因为李葆华在北京工作多年，这样游斗一下，可以肃清他的思想流毒，也可杀杀他的威风”。听了他们说的理由，我们刚到，又不是“八•二七”组织的，只有服从。就这样，我们也跟在汽车的后面，由北师大出发，进入长安街后，一路向东到了天安门，天已黑透，借着灯光可以看到李葆华被冻得鼻涕拖得老长。这时我想得很多，昨日的省委第一书记，风光十足，安徽的李“青天”，今天落到这步田地，真可谓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由原来对他的气愤，反过来又有几分同情。我想到我将来会如何？一路上我只顾想问题，不知不觉到了中南海西门。因为六六年九月份，我到过着这送过材料，有印象。车上的喇叭叫陶铸出来对质，喊了一阵子不了了之。
直到元月九日左右，得知李葆华住在北京饭店。我和李文安﹑戴勤发（清华串联队的）在北京饭店找到李葆华。张恺帆也在那里，还有三个秘书，其中一个叫胡松涛，是省公安厅派的秘书。见到他们以后，当时住地很乱，很多安徽人，特别是蚌埠﹑怀远一带的农民，他们也打着某某造反司令部的名义找省委批钱。张恺帆被他们搞得没办法。我和李文安商量一下，由我们出面处理。当时中央已下发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文件，并在报纸上广泛宣传，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干？我和李文安﹑戴勤发三人顶到了第一线。我们先亮出“八•二七”的牌子，再宣传中央的政策，要他们回到本地区解决问题，不可直接到北京来要钱，大家都这么做，不就乱套了吗？另外告诉他们，以前省委任何人批的都不算数，都得听中央的。这一番话是李文安说的，口气非常硬。外地人不认识我们，还在吵，这时李文安把我抬出来了：“你们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全国有名的梁守福。”李文安这一手很有用，围在走廊里的人一下子不吵了。这时我用比较缓和的语气做些工作，人退走了。一个下午，加上晚上，一共应付好几批，晚饭是秘书给我们弄的。当天晚上，我们和李葆华﹑张恺帆坐在一起聊天，张恺帆说：“你们早几天来就好了，今天不是你们几个来，我还不知道被他们围到什么时候呢？”张恺帆为了缓和气氛，还问了我们的年龄，而且告诉我们，他比李葆华大两岁，他五十九岁，李葆华五十七岁。李葆华话不多，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来意。我让李文安告诉他们，我们是想让你们回去，一面接受群众批判，一面还要工作。省委已经瘫痪，你们老在北京，省里出问题，责任还是你们的。这时李葆华说：“我们也准备这两天就回去，但周总理还准备接见我们，做做工作。”这时我说：“你们老这样接待批钱也不是办法，不如找个地方躲几天再说。”张恺帆同意这个办法，他们准备搬到香山饭店去，这个地方离市区远，一般人找不到。我们商量好后，我还补充了一句：“你们一定保密。”当晚因太迟，没有走，我们在地毯上睡了一夜。
大约元月十二日，我和李文安﹑戴勤发来到香山饭店。这次我们没有睡地毯，而是给我们三人开了一个房间。平时吃饭，他们吃的是省委干部的伙食标准，而我们吃得的是七角钱的伙食标准，两个伙食标准的饭菜悬殊很大。有一次晚饭后，我和李文安与张恺帆走在路上，张小声说：“你们的生活太差了，我想给你们点补助，用我自己的工资”。我们回答说：“这比学校里的伙食好多了，谢谢你的好意”。
元月十四日接到中央的通知，说晚上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在京的各大军区﹑省军区﹑省委常委以上的负责同志。李文安说：“我们也去试试”。结果我和李文安也去了，但到门口，胡松涛主动介绍我是造反派司令，被门卫拦下。但后来听说，会议开始后，还出了个笑话，王中告诉周总理，安徽还有个司令没进来。周总理说：“快请他进来”。后来有人说，是造反派司令，周总理笑着说：“那就算了，今天的会与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三个人在房间里一直等到大约十五日凌晨三﹑四点，他们才回来。我们问张恺帆接见的内容，张说：“今晚是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林没说什么话，主要是周总理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的问题。对李葆华批评得比较厉害，要他立即回安徽接受群众批判。同时，还要把安徽的工作抓起来。批评了“三天流血事件”打伤这么多人不好。
我在北京期间和李葆华的接触以后成了反夺权的程明远在周总理面前说我“被李葆华收买了”，“搞修了”的口实。
元月十五日决定由李文安﹑戴勤发和李葆华﹑张恺帆等人坐飞机到南京，再由安工派车到南京将李葆华﹑张恺帆接到安工住下。我因听说元月十八日，周总理接见各省﹑市在京的造反派头头，留下未走，又到北师大同宣传队同学住在一起。后来听说原定十八日接见改期，何时接见另行通知。我于十八日同安工宣传队一起回安徽。其实我们在离京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在北京体育馆，接见了在京的安徽群众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附后），我们在蚌埠转车时，看到蚌埠许多基层干部几乎是排着队，戴着高帽子，有的嘴里还咬着稻草，胸前挂个大牌子。这牌子各式各样，有的甚至是钢板做的。因为游街的人太多，他们也不以为然，有的还在笑。我看到后，非常气愤地对宣传队的人说：“太过分，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丑化成儿戏，有气出一下可以理解，老是这样游是对人格的不尊重。”当时宣传队的同学很同意我的看法。当我回到合肥后，情况好一些。但也几乎成为一种时风，谁的一两句话也阻挡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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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2 14:2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