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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乱流击水
对“乱”字几千年来就有着不同的理解，出自不同人之口。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内，对“乱”字会作出更多的解释。但最有权威的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等等。这是毛泽东心中的“乱”字。
他为了将心中的“乱”字变成社会现实，六月二日他下令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加了按语。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就决定撤消派往学校的工作组。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检讨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是从组织上为“乱”字松绑。八月一日，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六日，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毛泽东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名义为他心中的“乱”字松绑。即使这样，毛泽东仍觉得不够，八月十八日，他佩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并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这一下他心中的“乱”字在北京的大中院校变成现实，通过北京学生的外出串联，也向全国各地播下了火种。即使这样，我心中的“潘多拉”盒子并没有打开，其中的“乱”字也没有跑出来与毛泽东的“乱”字共鸣，因为我心灵的深处依然流着一年前被割裂的血，只想尽快躲到深山老林里自己舔净，让时间为之弥合。
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偶然的事件在你身边随时可能发生，以激出必然的结果。《炮轰安徽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在无线电系诞生了。
一．“八 • 二七”事件的真相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从安徽医学院同学处回校，走到学生宿舍3号楼门前，一张醒目的大字报进入我的眼帘，题目是：《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一见题目心里一紧，没来得及看内容，就忙着看落款，没想到第一个签名的居然是校文革副主任戴明扬。他是我同窗十一年的同学，我们情同手足，胜似兄弟。再看内容，除了提十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外，什么重要的内容也没有。这时我心里又一惊，反右派的情景突现眼前，我的好朋友要成右派了，儿时那种仗义的潜能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我得帮他。这里我要补充说一句，戴明杨本来应与我同届毕业，由于他得了肺病，休学一年，留到67届。于是我急忙上楼找67届的同学。最早碰到的是鲍家伦、刘廷智、王德等人。我问他们戴明扬到哪里去了？他们说：“到蚌埠”。原来：工大去北京串连的同学太多，还有别的高校的学生。他去蚌埠是为了疏导工大同学。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知道”。这时我心里很是着急，但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装着很镇定的样子问：“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走？”回答是：“还没想”。接着刘廷智（无线电系技术专业的团支部书记）又补了一句：“老戴不在，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是系学生会的老主席，是我们的老领导，你领着我们干吧”。我想了一下回答说：“炮轰省委的大字报贴在学校里不好，到时候省委会给你们扣上煽动学生闹事的帽子。大字报的内容除了问号又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内容与标题不符，我看了都有一种虚张声势的感觉。既然已经弄出来了，又收不回去，我看应作两手打算，一手是将同样内容的大字报再抄一份，我领着你们去省委送大字报，要求省委负责同志接见我们，向省委解释大字报。这样既表明我们对省委提意见的善意，又表明我们光明磊落，我们是将意见送到门口，不让省委找借口；另一手是准备省委不接见我们，被逼上梁山，所以同样内容的大字报还要再抄一份。这一份准备贴到合肥师范学院去，听说那里很热闹，学生思想也很活跃，我们把火烧大，这样防止省委利用专政工具对我们暗暗下手，事情闹大了，省委想抓我们也没那么容易”。这时3号楼二楼的走道里已经挤满了同学，经过短暂的准备，带着重抄的两份大字报，大约几十个同学，在我的带领下沿着大马路向省委出发了。
当我们沿着原徽州路快走到四牌楼的时候，遇到省建筑学校向省委报喜回来。因为那时报喜、庆祝、放鞭炮是常有的事，他们有锣鼓，我们没有带，就向他们借了一套锣鼓，以此证明我们是敲锣打鼓给省委送意见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把戴明扬当右派抓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当我们敲锣打鼓走到市收入局门前时，那里有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备有简单的广播器材，那里本来就有些人，不知他们在辨论什么，我们的队伍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鲍家伦利用广播站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广播了。我当时一听，头嗡地一下就大了，他从哪里搞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会不会是坏人的编造？听到这个广播后，人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围攻鲍家伦，质问广播稿的来源。有个干部模样的人，一面质问，一面抢鲍手中的稿子，指责我们泄密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听传达的，是机密文件。你们在大街上广播，这不是泄密是什么！”但听到这位干部模样人的质问，我心里反而不怕了，说明毛泽东的大字报是真的。就在这同时，我们准备送给省委的那份大字报被六六届的王云峰贴到百货大楼的玻璃窗上，这时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四牌楼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完全被挤散。看到这种情况，我决定必须迅速离开，还得去省委送大字报。
到了省委对面的文革接待站，我们要求省委负责同志接见。当时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倒也客气，要我们将大字报留下，由他们代转。这样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同意。于是我们就坐在接待站的地上不走，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左右，接待站的同志也下班了，也不见任何负责人露面，我们只好沿原路往回返。当我们再回到四牌楼的时候，那里已是水泄不通，人山人海。我跟同学们说：“事情闹大了，只有上梁山。把那一份大字报贴到合肥师范学院去，把火烧大，越大越好。”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我面前只剩下两条路，不是右派，就是胜利者。只有斗争才能争取胜利。“潘多拉”盒子里的“乱”字，终于从我的灵魂深处跑出来，卷入时代的乱流之中，在乱流之中搏击成了生命中的任务。
我们没有沿着来时的大路走，而是沿着宿州路越城墙，穿包河，再踏着崎岖的菜地土埂回到学校。我已无从想起当晚是否吃饭，（校学生食堂晚饭后就关门）或者吃了什么，但有一件事是我很清楚的：不能轰完一炮就再也听不到二炮的声音。所以就召集到省委送大字报的数位同学，连夜准备“二轰”的材料，。作为这些赤手空拳的学生到哪里搞到什么像样的材料，只好七嘴八舌，东拼西凑又弄了“二轰”的大字报，在这份大字报上我签了名。当我们把“二轰”的大字报内容凑齐，天已经发亮。大约二十七日早五点钟左右，刚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到床上还没睡着，六七届又有几个同学把我喊起来，告诉我安徽工学院有部分同学到四牌楼张贴声援我们的大字报，他们被包围了，已经十来个小时没有吃饭，没有喝水，连厕所都不能去。而且在辩论中，有的同学已经被打，工学院广播站的刘霞同学来工大请求支援。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是因为声援我们而被围的；第二反应就是:如何声援，只有集合可以结集的人群到省委请愿，要求省委派人到现场制止围攻，将被围的同学解救出来。接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如何将人召集起来？我想到了校广播站，不把校广播站拿到手，我们将来寸步难行。我起了床就去找本班同学林某，因为他原来是广播站的站长，对广播的情况非常熟悉。但他没有广播站的大门钥匙，钥匙被校党委宣传部长李某收走了。我只好让林某引路去找李某要广播站的钥匙。李某还未起床，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她可能有些紧张，磨蹭了很久才给我们开门。一看门外站着林某和我，问我们这么早找她有什么事？我告诉她，我们想借广播站的钥匙用一下，广播一个通知，并告诉她工学院、工大都有不少学生被围，我们工大应该声援他们。当时李某有些为难，我说：“李部长，我们不想为难你，很体谅你的处境，你只要带着钥匙跟我们走就行了，我们到了7号楼和9号楼之间的马路上你就明白了。”到了7号楼和9号楼之间，大约早晨六点钟左右，不少同学都已经起床了，我们站在路中间向李部长要钥匙，李某坚持不给，她说身上没有钥匙。这时我的声音突然大起来：“你再不把钥匙交出来，我要找两个女同学到你身上搜，你可不要认为我们对你不尊重”。这时围观的同学也多了起来，一齐高喊，叫李某交钥匙。李部长这时表现出非常无奈的样子，用右手战战兢兢地从裤子口袋里将钥匙拿出来交给我，并又嘱咐一句：“用后一定要还给我。”我说：“请李部长放心，完成任务一定归还”。
林某打开广播站的大门，广播里没有象平时那样先播音乐，而是由工学院的播音员刘霞同学播出工学院革命师生向工大革命师生的一份求救信，接着就广播工大革命师生到省委请愿的集合地点。就这样，一支一千余人的请愿革命师生、革命干部队伍，在我和钱三德老师、（中共党员）刘光裕同学（中共党员）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中共安徽省委的所在地进发了。这一千多人大部分是自愿留下的护校学生，是学校中的骨干力量，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请愿队伍步行到了省委北大门，大门站岗的解放军不让我们进。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五四运动”时学生冲击北洋军阀的镜头。我把手一挥喊了声：“冲进去！”结果请愿队伍像潮水一般，轻而易举地将省委大门撞开了。
请愿队伍到省委北楼门前的空地后，自动排好方队坐下。这时大概是上午八点多钟，省委的工作人员已经上班。大家坐定后，在我的带领下，同声高喊：“我们要见李保华！”这样高喊了一阵子，许多人都未吃早饭，其实早已累了，我们停止了高喊。刘光裕（无线电系二专业六六届的同学，中共党员）拿一份报纸给我，上面有一篇《人民日报》几天前的社论，意思是号召广大工﹑农﹑兵应支持青年学生。我读了几句，实在是体力不支，两眼冒金星，这是六〇年留下的病根，肚子一饿就浑身出冷汗，眼前发黑。刘光裕接着读下去，这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听到社论精神，他们在外围拼命鼓掌，以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大概到了上午十点，在省委北楼大门的阳台上，突然冒出一个人头，他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光宇，我受葆华书记的委托和同学们说几句话，省委同意你们的要求，被委派的黄岩省长，朱光副省长到四牌楼去了，你们也回去吧”。这时同学们继续高喊：“我们要见李葆华！”同时我也派人到四牌楼去看看被围的同学是否解脱了。结果是，黄岩和朱光到了四牌楼后，并未真正作解围的工作，而是要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学生赶快回去，不要影响交通。并用高音喇叭重复这句话，而朱光却喊出了：“提高警惕，谨防扒手”的口号。他们去后不但没有解围，相反围攻得更凶。十一点以后，形势突变，王光宇离开了阳台，却来了一批人高马大的体工队员，个个虎视眈眈，拉着打人的架势；报社的摄影记者也来了，拿起照像机不停地拍照。这时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要摄影记者从阳台上滚下来。矛盾在激化，请愿的队伍也在分化，工大不少老师和干部悄悄地离开了。但安徽工学院、安徽医学院、安徽农学院，还有不少中学、中专前来声援的学生不断增加，但队伍还是越来越小，最后剩下的只有三百多人，大部分是无线电系﹑采矿系和机械制造系的同学，这些人中以无线电系的师生居多，也为以后的“八.二七”造反组织培养了中坚力量。
体工队的人看到请愿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从四面向请愿队伍围过来，摄影记者们也从阳台上走下来。他们开始冲击围坐着的师生，后来师生们也起来围成一个圆圈，让年小﹑年老的和女同学站在中间，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手拉手围在外面，这个场景完全是自动形成的，没有人指挥。体工队的人很快冲散了我们的防线，不知从哪里伸出一只胳膊抱住我的腰，一只拳头在我的右肋下狠狠地打了几下，我拚命地想挣脱，结果眼镜也掉了，身上的汗杉也撕破了，一只塑料凉鞋也被他们踩掉。队伍打散了，但谁也没离开省委大院。学生们在挨打，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们在哪里？
八月二十六日晚，轻工业厅厅长康某某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分管工业的书记）李任之，李立即指示各单位要组织群众去“辩论”（实则围攻），李葆华在紧急会议上给“炮轰”大字报定的调子：“是刘秀山一手策划的”。合肥市委书记杨某某说：“四牌楼出现的反革命大字报，各单位要组织写反驳大字报”等等。
八月二十七日，省委常委、副省长桂蓬在省委西小楼召开的厅局长紧急会议上布置：“现在右派进攻的比较凶，街上出现了一股逆流，有人贴反革命标语，我们要组织左派将他们顶住”。省委书记张某某同前来“保卫”的体工队员一一握手，上午大约十二点左右，我和刘光裕在省委北门外集合被打散的队伍，我们依然唱着“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回到工大。这次到工大来的师生不只是工大的，而是合肥市大、中院校的，这正是“八.二七”事件播下的火种。
工大总务处很不错，他们知道自己学校的学生在省委挨了打，就特地为学生准备了一餐较好的饭菜。在开饭前，我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今天是八月二十七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我指了一下被撕烂的汗衫），也正是这一天，使我们不分学校、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革命师生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战斗，不战斗即死亡。我们要为真理而战斗。但是要战斗就需要团结，要团结就需要一个能统一大家的坚强组织。我建议今天晚上，各学校派出两名代表，到工大东大楼三楼圆柱厅开协商会议”，报以掌声表示同意。我接着又说：“我们上午没有完成解围的任务，看来走“请愿”的路是行不通的。现在被围困的同学不是在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工大滞留在蚌埠的上百名同学已返回合肥，现在被围困在四牌楼。我建议，饭后大家不要离开，我们还要集合队伍，将被围困的同学救出来”，同学们又是掌声表示同意。
下午三时许，队伍又集合好了。大家依然斗志昂扬，正准备出发时，一位校领导干部站在队伍前面。他就是电机系总支书记杨素清。他是因为写《工大“四清”烈火是谁扑灭的？》而闻名全校。他是个军人出身懂得如和使用兵力，所以，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们不能再去四牌楼，要保存实力，如果你们再被围，工大连救你们的力量都没有了。我回答说：“那不行，不能见死不救。我们几百人形成冲击波，硬冲也要把被围的同学救出来，最坏的情况是我们把他们置换出来”。这时我灵机一动，许多被围的同学几十个小时没吃饭了，我们何不抬着饭菜，以送饭的名义把他们解救出来。就这样，我们抬着饭菜又出发了，杨素清总是怕我们吃亏，也跟着去了。
当我们沿着宁国路向北经过粮食厅围墙时，围墙上沿，露出一排人头，他们高高地举起双手为我们鼓掌。当我们顺芜湖路西行经过厅大门时，竟有上百人站在门口为我们鼓掌，并放了一串鞭炮。我们沿徽州路北上，一路上许多人鼓掌，呼口号，放鞭炮，表示同情和支持。这时我想到上午请愿队伍在分化，下午省委控制的权力机构不也在分化吗？这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当我们来到四牌楼，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通在逐步恢复，同学们不是被围攻，而是面对许多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看不到打人的现象。
从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左右，到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左右，在二十四小时里，事情发生了变化。但被打成轻伤的有28人，14人被绑，8人被游街，20人被搜身，被辱骂的不计其数。
这就是“八•二七”事件的全过程，“八•二七”事件的真相。
二. “八 • 二七”革命造反队的诞生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合肥应尽快成立革命造反组织。我抓住“八•二七”事件的机会，通知参加“八•二七”事件的各校同学于当晚在工大东3楼圆柱厅开会，讨论成立统一革命组织事宜。当晚到工大参加会议的除工大，工学院这两个参加“八•二七”事件人数最多的学校外，还有安徽医学院、安徽农学院，另外还有省银行学校、省建筑学校、省商业学校等，十几所大中学校的代表，会议由我临时主持。由于事先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会上也未能详细地讨论成立革命组织的具体办法，但对以下问题统一了意见：
1． 组织的名称。与会同学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组织的名称一定要冠以“八•二七”，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共同走到一起与省委斗争的日子，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协商结果，各校的组织名称都叫“八•二七”革命造反队。
2． 组织的宗旨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深入揭露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 组织原则。同学们一致认为，不能象文革小组那样搞，应该采取“巴黎公社”原则，各级造反组织的学生干部应通过自下而上的无记名投票原则产生，对不合格的干部，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另行选举。
4． 组织纪律。同学们一直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我们的组织纪律，真正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围攻者报以毛主席语录；唾沫吐在脸上，自己抹去。
5． 联络方式。由于各校情况不同，强调各校独立自主，各自为战，体现“十六条”精神。
6． 与会者一致推举由工大起草“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宣言》以及“组织原则”、“纪律”等文件。
7． 与会者约定九月二日晚八时，再到工大开会讨论相关文件。
各校代表散去后，工大参加会议代表较多，每个系都有人参加，最后就决定文件的起草工作委托给电机系的李鸿鹏同学（大概是这个名字）起草。
事实上由于斗争的迫切需要，各校很快就根据八月二十七日晚协商的原则意见，按巴黎公社原则成立了“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就在其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到北京去取经的外地革命师生，这件事对“八•二七”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支持。通过联络，由工大和工学院共同发起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时间定在九月二日，地点定在合工大东操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已近万人，不仅有大学，还有相当一批中学生。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表决心的“致敬电”，会后又举行了大游行。在长江路观看的群众已达数万。呼口号，放鞭炮此起彼伏，这一天真的是在向中共安徽省委示威了。
也就在这一天，市委书记杨某某，副书记范某某躲在百货大楼的秘密指挥部里，指着游行队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看到过牛鬼蛇神吗？这就是牛鬼蛇神。”就在这几天内，省、市委领导的这些什么“右派”、“刘秀山策划”、“牛鬼蛇神”、“反革命”的“指示”“讲话”成了以后压制“八•二七”的大帽子，打“八•二七”的大棍子，肢解“八•二七”的快刀子。这些话我留在后面写，回过头来还得说“八•二七”造反队的成立。
经过几天的周折，“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终于在九月六日宣告成立。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我是工大“八•二七”造反队大队长，刘光裕、杜玉桥（无线电系中共党员）等人是副大队长。其实“八•二七”的成立既无隆重的仪式，更无省委要员的参与。它只是一个揭露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压制学生革命的学生联合体，完全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央公开发表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它没有任何党、政、文、财、军的权力资源，它就凭着毛泽东思想与拥有巨大权力优势的中共安徽省委作斗争，其难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二日的大游行振动了省委，它加紧用前边说的“帽子”、“刀子”调动各种资源，制造所谓“宣胜才”事件的假象和“稻香楼”事件的假现场。在舆论上从四面八方向“八•二七”杀来，要把“八•二七”扼死在摇篮里。“八•二七”由于缺少斗争的经验，只能被动地忙于辟谣等工作，缺少进攻力量。我一直想打一场“平型关战役”鼓舞士气。办法终于想到了，决定《十六条》发表一周月的前一天，也就是“八•二七”成立的第二天，即九月七日，以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月，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合法理由，召开一次全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大会，并要求省委派负责人参加，以表明对《十六条》的态度。对大会的会址，我也作了慎重的考虑。工大和工学院的条件都很好，工学院校文革的权力掌握在“八•二七”的手里，有经济力量，但总人数较少，力量不足；工大人员多，近三千师生，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除了广播外，经济权力没有，但学生的日子好过些，不管在外面遇到什么围攻，回到学校就是“八• 二七”的天下。当时保守组织虽已成立，力量太小，又没有舆论工具，只能在背后搞些收集情报的秘密工作向省文革办公室报告。安大和农学院、医学院力量较弱，什么权力都没有，最后决定在合肥师范学院召开“誓师”大会。一是考虑合师院造反力量很强，保守组织力量在省委支持下更强，会场设在合师院对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个极大支持，对保守组织也是个极大的冲击；二是考虑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对“八• 二七”与刘秀山的关系上有保留，这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能否改名“八• 二七”是个障碍，想通过这个“誓师”大会，可以消除某些顾虑；三是要求省委派人参加给合肥市的多数群众一个暗示，“八• 二七”不是刘秀山的爪牙，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以此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
大会完全按照预想进行的，扩音设备是工大带去的，省委派张恺帆书记参加会议，并按主席团规定：发言人要自报门户，自报家庭出身。他在讲话中对“八 •二七”的性质闭口不谈，但支持大会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捍卫《十六条》。大会时间很短，但主席团突发奇想，想利用这个机会搞一次贯穿全市的大游行，借以发动群众。这个想法以广播形式征求参加大会师生的意见，没想到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呼声。大约上午十一点，万人队伍的大游行开始了。从合师院出发，经望江路、合作化路，到五里墩向东顺长江路、巢湖路、和平路到安纺，直达合钢西门。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是万人瞩目、鞭炮、欢呼，队伍不是变短，而是越游越长，许多中学生，甚至高年级的小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还有若即若离跟着走的工人、服务人员和市民更不必说。而他们都是带着水和食物走进队伍的，最后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大游行，无法统计。但从队伍的长度看，应由两万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合肥“九.七”大游行。省委震撼了，对“八• 二七”围剿也加紧了。
三. 在“老鼠队”的日子里
俗话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成千上万的造反学生被称之为“老鼠队”。这名字不是一般老百姓说的，而是一位省委书记张某某，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出来的。这只是书记打油诗中的一句。全诗抄录如下：
“八•二七”，老鼠队。
吃饱饭，没有事。
夜里出，白天睡。
出来就造反，见人就打倒。
全打到，不留谁。
你看有罪没有罪！
这首打油诗不知何故流入民间，大街小巷，几乎人人皆知。有甚者以“老鼠队”吓唬小孩。这样“八 •二七”就和“老鼠队”划上了等号。“老鼠过街应该人人喊打。”
除了极力丑化“八 •二七”革命造反队之外，还人为地制造了一些事件，把这些事件大力渲染，加在“八• 二七”身上。其一是“宣胜才事件”。宣胜才是合肥市郊区杏花公社的一个农民，自己做事不慎，肌肤受伤。通过农村四清工作队的操纵，编造了“工学院学生打了贫农宣胜才”的骗局，将宣胜才送进医院，然后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去“慰问”,再由保守组织编写宣传单，并以三百元人民币作为“慰问”收买宣胜才。这就是当时弄的满城风雨的“宣胜才 事件”的真相。
与此同时，还有“稻香楼事件”。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八月二十四日后，合肥市的学生开始“扫四旧”，安徽农学院离稻香楼比较近。有部分同学到稻香楼去“扫四旧”。其实学生根本没有到毛主席住过的卧室里去。为了制造舆论压“八 •二七”，在省委书记李任之的授意下，由稻香楼的汪某某指使人在毛主席住过的卧室里布置假现场，并组织机关人员观看、拍照，然后大造舆论说：“安农学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大不敬，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其实，安农学生“扫四旧”时，安农并没有“八• 二七”组织，“扫四旧”在先，成立“八• 二七”组织在后。成立“八 •二七”革命造反组织后，根本无人再去“扫四旧”。后来汪某某等人也觉得此事太玄，怕露底，自己真成了现行反革命，又偷偷撤掉假现场，恢复卧室原样。这就是“稻香楼事件”的真相。
除了通过编造事件大造“八 •二七”是“右派”学生，“现行反革命”外，还通过权力体系创作了大量充满不实之词的传单。各种各样的铅字传单达二百余种。我举两个最有名的传单就可见一斑。
第一份就是《安徽省合肥市“八 •二七事件真相》的传单。这份传单是以“红总”的名义印发的。它的创作经过我不太清楚，但它的印刷、发行、组织学习，对“八•二七”造成的冲击力我是知道的。
首先看印刷，为了让这份传单尽快面世，省新华印刷厂不惜将正在印《毛主席语录》的九号印刷机停下；再看发行，它比报纸发行更有保障，它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发行、传达、学习、讨论的。它不仅通过各级党组织发行，而且又以“红总”名义向全国五十多个大﹑中城市全文发了电报。应付电报费一万八千元，结果按三分之一结算，实付六千元。在怀远县新华书店还有零售。只学习﹑讨论还不行；有的地方还象批“三家村”一样批“八 •二七”；象声讨邓拓﹑吴含﹑廖沫沙一样声讨“八• 二七”。更有甚者，是省军区也学着地方，安排学习讨论。所以毛泽东说：（解放军）不介入是假的，其实早已介入了。
再看北京某中学宋某某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对保省委有好处，由《安徽日报》社，以印报的形式一次印了二十万份，比当时《安徽日报》的发行量还大。
在舆论上压“八 •二七”，除了有形文字，如传单、大字报以外，还有无形的声音。省委通过党的组织系统派出大量宣传车，这些宣传车都是汽车，并配有电声扩音设备。最有趣的是，省军区也紧随其后。事后据省军区第三政委王文模说：“开始是三辆，后来增加到十几辆。表面上是宣传《十六条》，实际上对“八 •二七”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其实，省军区出动宣传车之事，“八 •二七”很有看法。因为中央军委早有通知，军区不准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如果介入的话，也应该按照八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结果省军区反其道而行之，出动大量宣传车在街上游来游去，向革命学生“施压”。于是“八• 二七”将此情况反映给中央军委，引起林彪的重视。要南京军区立即调查此事。并于十月下旬派来三位《解放军报》记者，组长是一位年纪较大的金某，还有一位四川籍的刘慎思。刘主要同我们打交道，所以我同他很熟。另一位同“红总”（保守组织）打交道。他们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列席军区党委﹑省委的重要会议；他们还有不要通过省军区总机的直通电话，可以与中央直接联系，住在省军区招待所西小楼二楼。他们的作用实质上是中央派到安徽来的观察员。军区的介入，招来了中央派来的观察员，这为省委的垮台创造了条件。这些事情，我在以后的事件中还会叙述。
省委除了在舆论上压以外，对“八 •二七”还实行消息封锁。主要是驱赶外地到皖来的学生串联队。尤其是对北京高校来的串联队更是如此。
九月一日晚发生了殴打北京师范大学来皖串联的周炳山同学，还有清华大学的胡昭复同学，我也是通过他们的被打而认识他们的。那天晚上他们被拖到省委北楼时，我也在。一些貌似机关干部的人对他们拉扯扭打，周炳山的衣服被拉破了。后来市委书记杨某某和省委书记张某某也出了面，指着周炳山的鼻子要他“滚蛋”。因为周炳山的父亲是铜陵市副市长，所以他们出语更重。
在舆论上压“八 •二七”，构成威胁最大的还是刘秀山的问题。在舆论上就是要人们相信“八• 二七”是刘秀山一手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刘秀山原来是省文联的主席，不知因为何故，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被李葆华点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这些情况我也是在“八• 二七”事件以后才知道的。只听说他写了一部小说,名字叫:《在大别山上》,这本书我也未见过。省委为了将“八• 二七”与刘秀山紧紧地捆在一起,他们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
第一.在八月二十六日晚李葆华就定调子说:“这张大字报(指炮轰)是刘秀山一手策划的”。以后在接见外地串连的同学时又说:“八• 二七”与刘秀山有联系是不光彩的”。
第二.李葆华只是口讲无凭,于是就想在刘秀山的内侄马某某身上打开缺口。因马某某是工大采矿系的学生,这就引出了省委“追信”的闹剧。大约是八月三十日晨,姚承惠很紧张地同我说:“我们系的某某康拿了一封刘秀山的信,听说这封信是刘通过他的内侄马某某转给六七届同学的,问我是否知此事?”我听了也大吃一惊,立即派人找某某康。一时又找不到,心里很着急。其实李葆华他们更急于要拿到可以置“八 •二七”于死地的“证据”。于是马上找来工大联络组组长李某某,要他连夜把“信”搞来。李问：“怎么搞?”李葆华说:“明天早晨搞,去取信的时候可以多去一些人,去二﹑三十人。拿到信后,大喊大叫一下,让大家知道“八•二七”与刘秀山有联系”。但事实是:我没有找到这封信,李葆华也没有找到这封信。到底有没有这封信已成了千古之谜。但事情省委还得做下去，于是就通过工大的保守组织搞了几十个干部﹑教师﹑工人，在工大校园里搞游行，大喊大叫地要“八•二七”交出刘秀山的“黑信”。这就是一出“追信”的闹剧。
李葆华语出《炮轰》的大字报是刘秀山策划的，但又找不到实据。于是从九月四日后，开动宣传机器对刘秀山的批判急剧升级，除《安徽日报》上的连篇累牍的文章外，在合肥还一连几天召开声势浩大的“声讨”刘秀山大会。不仅合肥这样，还电话通知地﹑市﹑县也要召开“声讨”刘秀山的大会。李葆华对这次活动很重视，报上发表批判文章的大样他都亲自审，重要的大会还亲自参加。例如：九月上旬，在合肥江淮大戏院召开的“声讨”大会是副省长桂蓬主持，李葆华参加。在许多人的发言中都把批判刘秀山与“八•二七”拉在一起。外地的“声讨”更是如此。李保华掀起批“八•二七”的高潮。这使我想起了戈培尔的一句话：“谣言重复一千次，也会成为真理”。许多“八•二七”战士在“谣言”变成“真理”的压力下动摇了，更多的支持者﹑同情者远离了，甚至反过来反对“八•二七”。
以“谣言”变“真理”压制“八•二七”并非是省委瓦解“八•二七”的唯一手段，还通过“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权力体系，在组织上对“八• 二七”搞分化瓦解。通过家长的亲情动员，好朋友的友情说服，党组织“政治思想”工作的压服，甚至对国家职工以扣发工资，开除相威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只说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副手杜某某，他被选为工大“八• 二七”革命造反队副大队长，就因为他的母亲是省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省委动用了许多他的叔叔阿姨对他做“思想工作”。在亲情、友情的强大压力下，杜退却了，离开了“八 •二七”。这件事对工大“八 •二七”震动很大。还有一件事就是无线电系总支书记窦某某，一天晚上把我约到他家里。开始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没有”,窦说：“今晚在我这儿吃吧，吃大葱伴酱就馍头”。吃饭时，他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同刘秀山没联系我知道，你能保证你们“八• 二七”中没有人跟他有联系吗？“八• 二七”里就不会混进一个坏人吗？如果有联系，有坏人，“八 •二七”以后麻烦就大了，谁敢承认你们是革命组织？”我的回答是：“我可以以党性担保我同刘秀山没有任何联系，我未见过他。“八• 二七”里有没有人同他有联系，我不知道。退一万步即使有个别人同刘秀山有联系，“八• 二七”内部混进了个别坏人，这能说明“八• 二七”就是反革命组织吗？共产党内部混进的坏人还少吗？这能说共产党不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吗？”窦听了我的反驳后，半晌不语，最后不得不说：“你说得也有道理，我本来想做你的思想工作，注意点，别被坏人利用了，没想到你把我说服了”。
为了更好地掌握“八• 二七”的情况，“八 •二七”事件后，合肥市委根据省委布置，在百货大楼设了秘密指挥部（对外叫广播站），市委书记杨某某直接掌握﹑收集“八•二七”活动情况。在此期间，秘密指挥部编写了《街头见闻》三十多期，以纺织站“东风战斗队”的名义印发，全部是反对“八•二七”的。李葆华看到后，连声说：“情况搞得快，搞得好，有战斗力，可以多送几份来”。这个秘密机构以后又转移到中市区区委楼上，按原宗旨继续活动。后由市总工会主席孙某直接控制。
省委还直接插手成立保卫自己的保守组织。其中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以保卫省委为其宗旨。中共安徽省委﹑省人委﹑省军区负责人黄岩﹑杨效椿﹑张震东﹑马宗璜等出席了他们的成立大会，而且聘任省军区副司令钟国楚为辅导员，由中学生为他们佩戴了红袖章。“红总”以地方权力资源的优势处处与“八•二七”作对，甚至打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由省委主持召开的《向毛主席的好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誓师大会》上，我以《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的身份在台上就座。当我方代表发言时，有人无理取闹，撕掉发言稿，而且动手扭打一位女同学发言人，大会会场出现了骚动。我怕出事，在台上用手势制止不住，于是我急忙离开主席台向下跑，被保卫大会的“红总”人员拖住，撕破了上衣，最后还是挣脱他们的拦阻，到台下制止了一场一触即发的骚乱。因为我知道，省委是有准备的，会场上有上万名产业工人，出现骚乱，学生会吃大亏的。等我再次回到主席台，张恺帆拉着我被撕破的衣服说：“伤着没有？破的衣服我叫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你买件新的。”我说：“没伤着，这件破衣服留作纪念吧。”
以上就是省委在舆论上、组织上对“八•二七”实行的围剿。不仅如此，在经济上对“八•二七”也是卡死。前面讲了保守组织的传单﹑大字报﹑宣传车都是权力机构提供的，当然质地是好的，数量也是充足的。“八•二七”呢？由于处于无权的地位，除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央公开发布的政策以外，没有别的资源优势。在物质上必须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写大字报学校不给纸张，“八•二七”没办法只能写在被单上，不知有多少同学献出了自己的家产，供写大字报之用。我自己就将唯一的一条垫单拿出来；没有芦席贴大字报，同学们又纷纷拿出自己的草席，在长江路上建起大字报栏。没有纸张印传单，只有用最廉价的草纸印；没有印刷工具，同学们就自制土油印机。后来连贴大字报的浆糊也没有了，有人就发明用泥桨做浆糊；“八•二七”没有宣传车，只好用小板车，拉着自制的扩音设备，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央的政策，以及揭发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后来实在是山穷水尽了，有同学告诉我，工大校印刷厂还有五百令印讲义的纸张，可不可以拿出来用？我问：“我们怎么拿？学校会同意吗？”为了写大字报和印刷传单的需要，我想了一下说：“抢”。这是我文革期间说出的唯一的“抢”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八•二七”在文革期间没有枪过一分钱的商品，包括以后文革期间用的枪支也不是用抢的办法得来的。
在“老鼠队”的艰难日子里，我于九月中旬到北京去了一趟，目的是看看北京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展的，同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在清华大学南下串联队负责人胡昭复的带领下，由工学院文革小组，派校车将我和劳动模范徐文成等十几个人送到浦口。因为我们身上带有反映省委的材料，怕从合肥上车遭到不测。
到北京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第二天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明天下午（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天刚亮，我们每人带了四个玉米粉窝窝头和两个鸡蛋、几片咸菜，出发了。一直走了几个小时，才到达指定的位置。毛泽东接见时的情景不必细说，电影﹑电视﹑文章描述得太多，但接见给了我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回到驻地后，还要连夜整理那些散乱的材料。最后由我和胡昭复归纳整理出以下几个问题：
1.文革初期抛出李凡夫和刘秀山，并将李凡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主帅，是捂安徽阶级斗争盖子。在向全省广播时，中断了半个小时，是因为送去的播音稿还要修改。我们有省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魏某某提供更改稿件的照片。
2.制造“八•二七”和“九一”等事件，镇压造反派。
3.省军区出动宣传车，名义上宣传“十六”条，实际上在舆论上压制“八二七”。
4.侮辱﹑殴打北京串连队。
材料整理后，由胡昭复利用清华的条件为我们印了许多份，以便利用机会向中央反映。第一次是到中南海西小门旁，有个很小的接待站。这个接待站比较隐蔽，往往不为人知。是胡昭复带我去的，我将材料送给一位姓李的接待员。他对那张更改稿件的照片很感兴趣，并且说：“就这样的材料好，以后欢迎你们多向中央反映情况。”
说来也巧，就在我们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的同一天，遇到了戴明扬，我问他大字报的内容是不是刘秀山提供的，戴告诉我：“我根本不认识刘秀山，是有一次我从蚌埠回合肥，在火车上认识了程正伟（合肥师范学院的学生），他向我介绍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情况，顺便讲了刘秀山所著的《在大别山上》。大字报的内容是我们几个同学凑的，与刘秀山没有任何关系。”另外，我希望他把领导“八•二七”造反队的担子担起来，因为他是校文革的副主任。戴明扬一再推辞说：“群众的领袖不是让出来的，只有你能领导。”我和戴明扬的短短会面，使我坚信《炮轰》的大字报与刘秀山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次，大约是九月二十三日夜里，我听许燕（合肥实验中学高一学生，她父亲是工大机电厂总支书记）说：“今晚关锋到北航（北京航空学院），接见‘北航红旗‘造反派。我们可以带着材料，找机会直接送给他。” 九月下旬，北京的天气夜间已经很冷，我们穿的衣服很单薄。我﹑许燕还有徐文成几个人干脆跑步，一是取暖，二是赶时间。中央民族学院到北航很有一段路，我们到北航，关锋接见已经完毕，在操场上被同学们围着说话。我们赶紧挤到关锋身边，把一大卷材料﹑原件都给了他，并嘱咐他一定要看，安徽的李葆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许燕讲着都想哭了。关锋很客气地说：“我回去一定亲自看。安徽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希望你们以后多向中央反映情况，谢谢你们。”边说边向停在一边的汽车走去。这次到北京不仅送了材料，更重要是参观了北大﹑清华和北航的文革情况，从精神上鼓舞了自己。大约二十五日，我和许燕到一机部招待所看工大串连的同学。因为合工大是一机部的部属院校，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又是当时国家重点院校，所以一机部比较重视，加上“四清”时一机部与安徽省委之间也有些不愉快，对“八•二七”的学生格外照顾，而且明确表态支持炮轰省委。那天我去主要是协商代表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的事，当然同学们希望我上，一来可以鼓舞士气，二来可以形成对省委的压力。但事情并不凑巧，当天在家主持“八•二七”工作的刘光裕给我发来电报，称合肥形势紧张，望我速回稳定局势。接到电报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决定立即返校，许燕也立即表态愿意同我一起回肥。另外还有机械系的许国其，他身体好，原来是工大武术队的，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当我们登上北京到福州的快车后，才发现我们两个男人身上都没有钱，许燕说：“我还有五角钱”。我们就靠着这五角钱买饼干吃，回到了合肥。
大约九月二十八日，工大全体“八•二七”战士，在东操场集合听我报告北京之行的情况。人到齐后，我粗略估算一下，大约还有三百余人。他们整齐地坐在地上，鸦雀无声，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看到这般情景，我心里又痛恨，又酸楚。我走的时候是近两千人的大队伍，只有半个月，被省委分化瓦解得只剩下“一小撮”了。我知道他们期盼什么？他们期盼精神的鼓舞。我简短地介绍了北京文革的情况，毛主席接见时的热烈场面，但同学们更想知道的是今后怎么办，在这一点上同学们必须明确。所以我讲话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同学们，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要置我们于死地的省委给我们平反，我们的出路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平反。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打倒李葆华，即使李葆华胜利了，我们成了反革命，但我们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裁判，历史一定会给我们平反”。我的话刚一落音，同学们整齐地站了起来高呼：“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胜利！”同学们好像又找到了意志的力量，并把它凝聚在一个目标上。
这个目标终于到来了。那就是《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该社论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八•二七”对省委的斗争升级了，不再为救得自己的平反而斗争，而转入对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批判上。
中央批判反动路线的精神，当然不能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的当权派去落实，也不能靠受蒙蔽的保守组织去落实，只能靠手无 寸权的造反者自己去落实。造反者最根本的武器，就是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大民主方式争取群众。合工大“八 • 二七”造反队于十月初，在省体育场搭起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舞台。不管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都可以在舞台上说出“八•二七事件”、“宣胜才事件”、“稻香楼事件”、“九.一事件”的真相和看法。刚开始，人并不多，后来许多人听说那里有个“摆事实”大会，就连夜赶到省体育场，想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认真听取知情者的发言，不同意见者也可以反驳，第一天就开到了下半夜。第二天晚上的“摆事实”大会来的人更多，要求发言的人也更多，大会一直开到凌晨四点才勉强散会。通过两晚的摆事实讲道理，知情者冒着危险，揭露了各个事件的真相，保守组织的造谣传单不攻自破。例如： 《安徽省合肥市八•二七事件真相》的传单就是这样的下场。到了第三天晚上，自发听讲的群众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半个体育场。尽管也有少数人趁机捣乱，但群众自发起来维持秩序。当权派手中的权力，就像充满气的皮球，群众越用力去拍打它，它就跳得越高。省委及市委再也不能无视群众自发的摆事实了，他们以影响身体健康及生产为由，下令停止“摆事实”大会的召开。有的群众说：“这样的摆事实大会只要开上半个月省市委就垮台了。”尽管“摆事实”大会被停止了，但这些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以后都成了各行各业造反的火种。
升级的斗争需要有更多的智慧﹑策略和力量。这时我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合肥市急需一个统一的造反组织。
四. 筹备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随着工大“八•二七”斗争的升级，合肥急需成立统一合法的指挥中心。如前所述，“八•二七”成立之初，是以学校为单位，各自为战，并无统一的领导核心。但保守组织却有统一的“红总”。为了更有力地对省委斗争，“八•二七”必须统一。但以“八•二七”的名称形成统一的组织，困难很多。首先是造反派内部，各高校和中专学校内，除了“八•二七”革命造反队以外，还有其他名称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有的是对“八•二七”有保留看法；有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原有的名称。例如：合师院的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安徽大学的“八.三一”红色造反团等，他们可以同“八•二七”一起造省委的反，批判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一致的，但不愿意统一在“八•二七”的旗帜下。除了这些内部因素外，还有省委的因素，省委不同意成立统一的“八•二七”。认为这些名称都是群众自己命名的，好像只有红卫兵才是毛主席认可的。基于以上两点，必须在“红卫兵”上做文章。经过各大﹑中学校代表的多次协商，同意在合肥成立统一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这个组织的全称是：《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它与各学校造反组织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是造反组织的领导核心。经过这一变通，既不让各学校造反组织统一在“八•二七”的旗帜下，又保证了各造反组织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同时还可以比照“红总”争得省委的认可，批一点活动经费，给一个办公地点，便于联络。经协商设委员十一人：工大三人﹑安工两人﹑安大﹑安医﹑合师院﹑安农各一人；中学﹑中专各一人。委员会推选我为司令部的总指挥，安工的胡玉才为政委，安农的吴作云和合师院的段玉昌为副总指挥，安医的李鹏桂为副政委。从各学校抽调十几个人作为工作人员，司令部不承担具体的印刷﹑抄写﹑撰稿等任务。主要是负责统一部署，与省委文革接待组保持联系。经与省委负责接待的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具体同我们保持联系的省总工会主席陈庆泉多次交涉，《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成立了。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中出席会议，二十四日的《安徽日报》作了报道。再经过多次交涉，同意我们比照“红总”办一份自己的报纸：《合肥红卫兵》。由合肥晚报社印刷厂承印，从此“八•二七”有了自己的喉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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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2 14: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