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 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1968年10月初稿）

大笨狗

谭天荣
编者按：只要研究中国1957年的“反右”历史，对谭天荣这个名字就不会陌生，因为他是当年北京大学的“第一号”学生“右派”，他与他的那一代同学如林昭等人的命运，已经化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这篇文章是作者不间断地思考了几十年的一个问题，即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深刻矛盾──“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以及在这种矛盾作用下的社会走向。作者用来剖析历史的话语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对中国共产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之社会性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之区别所作的剖析，其深刻性丝毫不比饱学西方理论者逊色。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此：它表明，多年来许多人未能充分认识“新中国”社会的本质，不是缘于理论的困窘，而是缘于思想的贫乏。

作者与他的“右派”同学无疑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青年，但多年残酷的政治风雨使他们备受摧残，大多数人都未能从那种炼狱里生还，而谭天荣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使他能够扛住所有加于他的苦难，还能持续深入地思考。本刊编辑部刊发此文，既因为文章本身的深刻思考，还缘于这篇历时38年才完成的文章代表了生活于毛泽东时代下一群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经历了炼狱之痛的思想历程。

1968年我曾作一次尝试，根据我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述从新中国成立起到那时为止的历史进程，并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为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讨论涉及毛泽东的历史问题并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安慰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良心”。对于这些人，我在这里对新中国历史的描述只能激起狂怒。但是，由于这段历史影响的不仅仅是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还将影响今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基于此，超越意识形态限制讨论毛泽东身影笼罩下的新中国历史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一、新中国历史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的历史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展开的。为了描述这一段历史，首先要考察它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多年战乱（8年抗战、3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有如一盘散沙的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自古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在中国占着重要的地位。上述初始条件使得这一矛盾对于新中国更加突出。

第二，正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说，当时中国只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此外的大约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新中国的历史的初始条件：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工业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上，新中国将走向何方呢？

因为大工厂几乎都在城市，毛泽东这里说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可等同于“城市经济”，而古代的经济则等同于“乡村经济”。如果把当时的乡村隔离起来，即假定占10％的城市经济根本不存在，那么在这个古代的经济基础上，将长出一个古代的上层建筑；反过来，如果把城市隔离起来，即假定占90％的乡村经济不存在，那么，这些经过民主革命的现代城市，根据当年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代表现代性的城市经济的政党领导下将会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则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毛泽东自1949年以后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既是城市居民的领袖，也是乡村居民的领袖。作为城市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是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乡村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却是在中国建成一个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一个新世纪的“秦始皇”和一个“在暴君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庶民社会。既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使命不免相互渗透。于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反映在伟人毛泽东身上，表现为他的“思想状况”的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暴君。当毛泽东说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时，或许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其中有如此深刻的含义。

二、小农的王朝

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城市，从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经济基础的土壤上自然长出来的国家形式，就不同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它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呢？在世界历史中曾经有过两个先例，一个是20世纪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形式，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铲除旧社会的不平等之后，国家（表现为一个“暴君”）通过机关和军队直接对社会进行统治。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政治特征现在被统称为“个人崇拜”。迄今为止，为什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产生个人崇拜，仍是20世纪历史最大的不解之谜。至于拿破仑主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下面简称《政变记》）一文刚好对它作过详尽的考察。在法国历史上，拿破仑主义国家即波拿巴王朝。马克思在该文中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家族曾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家族曾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家族乃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考察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乡村的政治影响毕竟不如城市。代表乡村社会关系的“第二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乃是由于城市的各敌对阶级暂时达到了势均力敌，刚好让“第二个波拿巴”钻了空子。但在新中国，乡村经济本来就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土地改革使乡村居民一度变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激活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乡村的政治影响一开始就大大超过城市。由此可以断言，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小农的王朝”将比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更接近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

那么，“小农的王朝”究竟是什么样的王朝呢？在《政变记》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所有一切关系和个人齐一的水平。因此，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同样的群众在一切方面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着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及其直属机关的各方面的直接干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在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这一基地上很快就转化成为自我服务的大官小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化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利益集团──权力贵族。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小农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要求有一个权力无限的最高主宰。在新中国，这一要求通过各种途径把中南海的主人──“伟大领袖”毛泽东──实际上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和袁世凯不同，他没有龙袍，也不需要龙袍。

下文考察小农的王朝的这两个要求在新中国实现的过程。

三、新中国的干部与群众

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政府构架基本上模仿苏联，而那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土地改革、改造私营工商业时，人们（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在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然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并未随着这一声炮响送过来。考虑到这点，就不必惊讶共产党政策的实际社会效果远远偏离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一目标。

新中国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是，即使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仅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因此而消失。要在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就得发展现代工业，就得有社会分工，应用科学技术，由此而需要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才，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就会形成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然而，要认识新中国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还原当时的历史。

按照官方的说法，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土地、在土改复查中被没收了所有浮财的地主，仍然还是地主；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世世代代仍是“地主阶级出身”，受到和地主一样的政治待遇。而事实上，“土改”之后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人的区别仅在于历史。至于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则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了。而新中国自19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这种冒称“阶级斗争”的种姓迫害，一直掩盖着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另一方面，这种荒谬的种姓迫害，还使得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名声狼藉。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践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然而，在这一时期，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本身也是隐蔽的。首先，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从小商店的店员到大厂矿的经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火车司机到交通部长，都是国家的“干部”，即官僚和职员。在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未单独构成一个阶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农民占优势的国家，情况怎样呢？

马克思在《政变记》中曾这样论述上世纪的法国官僚：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官僚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在上述所有时期，官僚都力求达到了个人专制。到了“第二共和国”时期，由于城市中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一时间势均力敌，乡村的社会关系暂时占了优势，官僚们的这一目的终于实现了，他们本人成了统治者。

由此可见，官僚本人成为统治者乃是乡村的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乡村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优势，因此官僚本身一直就是统治者。在这里，官僚与农民乃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与资产阶级相对立，也与无产阶级相对立。在这种意义下，“第二个波拿巴”和他的同僚乃是当时法国农民的代表。但是，第二帝国的“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作为农民的代表者，并不是农民领袖或农民在议会中的代表，他们组成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大多出身于农民，在建国之前，他们在乡村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进城”之后，由于地位的改变，由于乡村的政治影响，他们很快形成“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但是似乎不能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这是因为，在法兰西“第二帝国”，除了官僚这个“人为等级”之外，还有一个由社会各真实阶级构成的公民社会。但是在新中国，原有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已经被干部等级制度所吞并。除了“干部”，社会上就只剩下市民和农民了，而这些居民则被称为“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说新中国的基本阶级结构就是“干部”与“群众”的两极对立，其中的一极是“富贵豪华的官僚”，即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另一极则是极端贫困与无权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工人、知识分子、市民、一般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就成了两极对立的中间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最纯粹、最极端的形式。

四、新中国的农民与工人

人们说，1949年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原是摆脱封建桎梏、铲除封建不平等、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社会。而1949年革命的结果却与此背道而驰：它建立的干部等级制度把旧社会的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大批干部有旧社会剥削者的收益而没有旧社会剥削者的劳累与风险；它建立的“阶级成份”制度把印度那种按血统定尊卑贵贱的种姓制度移植过来，将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以及后来的“右派”等强行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这一切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铲除的封建不平等。然而，更致命的封建不平等还是由户口管理制度维持的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正是新中国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基本特征。

阶级压迫与剥削总对应于一定的剩余价值形式。如果说，佃农的剩余价值形式是“地租”，那么，自耕农的剩余价值形式就是“赋税”。新中国的农民也交农业税，但那并不是主要的剩余价值形式；对于他们，主要的剩余价值形式是“征购”。1953年底，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必须把“余粮”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显然，只有统购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时，统购才是必要的。那么，对于小农来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又是由什么来决定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小农集小地主、小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于一身，作为小地主，没有地租他也得种地，作为小资本家，没有利润他也得种地，只要他能付给自己作为农业工人的工资。换句话说，只要他还能活命，他就会去种地。因此，“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份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生产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一般价值的形成”。这就是说，即使农民按市场价格出售粮食，他们也就刚刚能活命。现在强迫农民按更低的价格出售，试问把农民置于何地？在新中国，人们已经接受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例如，吃面包喝牛奶的洋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吃糠咽菜长大的中国乡村孩子则“生活在蜜罐里”。早在1953年，乡村居民就已经进入“蜜罐”了。接着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在这次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耕牛和农具，得到了一副锁链。对此，农民虽然不满，还得敲锣打鼓表示欢迎。

乡村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相应的变化：与粮食的荒谬低价对应的是工业品的荒谬高价。这种荒谬的价格不仅导致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还导致一种荒谬的理论：“一个工人一年创造一亿人民币的价值，而一个农民一年只创造几百万的价值。”马克思的不肖子孙竟然忘记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荒谬的价格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乡村居民，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劳动力的流动，就实行了“户口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赋予城市居民种种特权，让城市居民天生高贵而乡村居民天生低贱。

城乡差距使得“下放农村”成为一种政治惩罚手段。仅是面临“下放农村”的万丈深渊，就足以使每一个城市居民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新政权利用工人阶级对享受特权的感恩和对失去特权的恐惧，把它收编成自己的“近卫军“，在历次运动中用来恫吓、压制和攻击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种不够“驯服”的人。新中国的御用工人阶级被动地写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五、群众运动

世界历史证明，即使有某种不平等也可以建立法制。在古罗马帝国，虽然有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罗马法还是保障了自由民内部的平等。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各蓄奴州，虽然有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当时的美国宪法还是保障了白人内部的平等。那么，能不能想象在新中国荒谬的种姓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下，把某些人划为“人民”而把另一些人划为“敌人”，再制定某种保障“人民内部”的平等的法制呢？不可能！

1949年的革命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根据当年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建立的却只能是一个小农的王朝。这个王朝只可能是一个“人治”的古代国家，而不可能是一个法制的现代国家。此外，新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偏爱──更使得任何法制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中国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打下的天下，自然对群众运动情有独钟。它依靠“人民公社运动”来“改变生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再现了堪与安徒生《皇帝的新衣》媲美的童话；它依靠“大跃进运动”来“发展生产力”，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与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迥然异趣的滑稽剧。然而，中国共产党最得心应手的还是靠群众运动来铲除异己。这种群众运动的典型程序是揭发、批斗、处理三步曲：

第一步，先动员群众相互检举揭发，其内容往往是私下谈话和私人信件。私下谈话无据可查，真假难分。运动的领导人为了动员群众，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私人信件虽然白纸黑字，但怎么解释却可随心所欲。

第二步是“批斗”，在这一阶段，一部份群众被指定来“批斗”运动的对象。对这一部份群众来说，重要的是“体会领导意图”，至于有没有事实依据倒并不重要。不必担心有人会辩解，被批斗的人唯一的权利是不分皂白地“承认”。也不必担心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谁提出异议谁就会立刻成为运动的对象。对于运动的领导来说，不论批斗怎样离谱，支持批斗就是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稍加劝阻就会使人产生批斗过火的“错误印象”。因此，领导对于“群众的批斗”只会火上加油。至于领导从“群众的批斗”得出结论的艺术，恐怕连唐代酷吏来俊臣的《罗织经》也要黯然失色。

最后一步是处理，轻则降职降薪，重则被开除公职成为“人民的敌人”，或者被判刑、劳改、枪毙，因此而空出的职位，则理所当然地由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来占据。或许，不用多久，事实证明某一积极分子的检举不过是私人报复，某一积极分子的揭发不过是张冠李戴。但是，那又怎么样？运动已经结束，这位积极分子已经升了官，难道再降下来？尽管他说的不是事实，他的立场还是正确的，还是“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的。再说，运动的对象有一定比例，这位积极分子的检举揭发，至少在凑足名额、完成运动的指标这一点上立了大功。

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人民的敌人”的队伍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靠运动起家的人的队伍也逐步扩大，逐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尽管不少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下一次运动中又成了运动的对象，但总的来说，这个阶层的人数逐渐增多，权力日益膨胀。不言而喻，这个阶层的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卖友求荣。而这一准则自然被他们奉为社会主义的最高道德准则。于是，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知识分子的气节以及共产党标榜的实事求是作风，都成了“反社会主义”的。至于民主与法制，自然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了。如果说，“大炼钢铁”运动剃光了无数山头，给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几十年也不能恢复，那么，这种卖友求荣的“道德准则”对群众心理的摧残，给中华民族所留下的精神上的创伤，恐怕几百年也难以痊愈。

六、新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

上述几方面构成了新中国奇特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体制。中国式种姓制度、户口管理制度和群众运动是它的三大支柱。中国式种姓制度使得人们得以用“阶级种姓”迫害冒充阶级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户口管理制度保障一部分劳动者对另一部分劳动者的经济掠夺，从而掩藏了不劳动者对劳动者的经济掠夺；群众运动则使人民群众经常处在一种自相残杀的状态，并把一切反抗扼杀在萌芽中。正是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党转化成为新兴的权力贵族，伟大领袖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

权力贵族和皇帝，这是1949年革命的种子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土壤中长出的一对并蒂莲。它们的生命力都来自共产党，权力贵族本身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而皇帝则拥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它们有各自的社会基础，权力贵族维护着城市居民的种种特权，而皇帝则得到乡村居民的道义上的支持。然而，不论这一对并蒂莲怎样相互依偎、相互缠绕，它们却天生是对头。新兴的权力贵族要求确立稳定的贵族──平民两极社会，这意味着摆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任何个人与机构，这一要求被表述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而新登基的天子则要求建立一个正式的“皇帝─臣民”的两极社会，这意味着在新社会的机体上割去“伟大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共产党，而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消灭三大差别”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于是，新中国的城乡矛盾在当时就表现为毛泽东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

乍一听来，这一论点简直是“天方夜谭”。谁不知道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的党史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即使有矛盾，那也只能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这里怎么会有什么对抗呢？不能否认，的确是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当年打江山的时候，毛泽东与共产党是等同的概念；但现在是坐江山的时候，毛泽东必须铲除共产党。即使对新中国的社会历史一无所知，只要翻一翻中国的编年史也能知道这一点。汉高祖为什么要杀功臣？因为打江山的时候需要人才，而坐江山的时候却只需要奴才。不幸的是，韩信与彭越等人为刘邦打下天下之后，仍然还是人才。刘邦不得不铲除他们。既然刘邦一定要铲除韩信与彭越，毛泽东又怎能不铲除彭德怀与刘少奇？

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怎么可以把新中国和汉王朝相比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是的，新中国成立时距汉王朝已两千多年，可谓久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直到1949年，中国还有90％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也就是停留在汉代；再说，毛泽东与刘邦都是借助于农民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因此，我们实在不必惊讶新中国和汉王朝之间具有某些相似的社会历史特征。江山坐稳以后，皇帝杀功臣正是这样的特征。当然，新中国与汉王朝还是有所不同，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要对付的是一个个为他打天下的功臣，而新中国的开国皇帝要对付的却是一个他自己领导的，缔造了新中国的政党。如果说，刘邦不得不一个个地铲除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那么，毛泽东就得铲除共产党了！自古以来，在天子的视野里，除了三宫六院、粉黛三千，就只有宰相、群臣和百姓，哪能容得下什么党？

诚然，天子也要靠宰相和群臣来治理百姓，但宰相和群臣虽可享受荣华富贵，却不能有自己的意志，他们的职能只能是“听差”。不幸的是，共产党却远不是一群听差。它天生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纲领完整的共同体，并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成长壮大；另一方面，权力贵族并不排斥一位“伟大的领袖”，只要他维护权力贵族的权益，这样的贵族领袖相当于“立宪君主”。同样不幸的是，代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毛泽东也远不是一位立宪君主，数亿农民要求他成为高高在上、不受任何限制的“秦始皇”。这种社会历史条件规定了毛泽东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腥风血雨的对抗，正是这一对抗奠定了新中国不断动荡的历史的基调。

如果我们抬头看看北方，事情就更加清楚了。苏联历史上的种种令人困惑的事件，特别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清洗”，如果不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的表现，又能是什么呢？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正是苏联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同样，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对抗，则是新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

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

人们根据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在它执政的新中国，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它的领袖毛泽东自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那么，怎见得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呢？不是因为它的党员出身于无产阶级，也不是因为它的支持者是无产阶级（它的党员和支持者绝大部分是农民），而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学说──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一直被看作天经地义，但得出这个结论的整个推理却是因果倒置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不决定于它所标榜的指导思想，而决定于它所处的实际地位。诚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从苏联引进的列宁─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再经过毛泽东的“创造性的发展”，与本来意义下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相径庭，实在称不上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学说”。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成长的，在1949年以前，它仍不失为一个革命政党。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转化成为权力贵族，不是由于它的指导思想的改变而是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改变；不是由于它缺乏先进理论或缺乏共产主义信念，而是由于“理论”和“信念”斗不过“利益”。因此，当人们根据“指导思想”来确定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时，他们其实错误地应用了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

当然，列宁的这个命题本身也有问题。马克思在《政变记》中曾这样描写那次政变的结局：“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不必深入这句话的内容就能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把“整个阶级的专制”和“一个人的专制”区别开来。而按照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整个阶级”是由某一政党来代表的，而该政党则是由一个领袖来领导的，因此整个阶级的专制就是这个领袖的专制，从而也就是“一个人”的专制；反之，一个人的专制也就是整个阶级的专制。列宁的这一命题明显地与马克思的观点相矛盾。

应用列宁的这个命题，人们可以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区别开来，却无法理解世界历史中更具体的内容。例如，人们很难把以希特勒为元首的德国纳粹政权和以罗斯福为总统的美国代议制政权区别开来，因为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本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按照这一命题人们还可以断言，欧美各国人民几个世纪的斗争差不多一无所获，最多只不过从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另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只有1917年俄国的那个“震撼世界的十天”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上面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问题的细节，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就越是显得抽象而空洞。一般地说，列宁的这一命题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更夫的老生常谈：“一切猫都是灰色的。”不幸的是，列宁的许多“理论”都是这种抽象而空洞的老生常谈。更不幸的是，正是这些老生常谈被人们奉为“列宁主义的核心”，奉为“试金石”、“分水岭”等等。对于这些老生常谈，我们不能苛求列宁。列宁是一个大忙人，他有太多的事情要作，实在没有时间来仔细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更没有时间来仔细研究世界历史。至于列宁的老生常谈特别受到青睐，倒也不难理解，老生常谈毕竟是人们特别是懒人最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以这些“核心”、“试金石”和“分水岭”之类为基本内容的所谓“列宁主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只是一个垂死的宗派，它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科学越离越远，还总是不断地被当代的世界历史所嘲弄。

然而，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所导致的最致命的混乱，还是对“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两个概念的混淆。若按照列宁的命题推理，一党专政只能通过该党的领袖来实现，从而就只能是这位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样就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等同起来了。这种概念混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例如，人们曾谴责国民党的统治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谴责它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似乎没有人感到这是两种不同的谴责。除了理论上的失误以外，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促成了这种概念混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不幸的是，对于新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却表现为两种迥然不同的统治形式，它们之间的对立乃是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关键。前者是对权力贵族的统治的一种不确切的表达方式，后者则是皇帝统治的一种比较一般化的称呼。谁要是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他就完全不能理解新中国的历史。

八、“引蛇出洞”？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一事件在中国产生了各种效果，其中之一是权力贵族的统治从此被称为“集体领导”，而皇帝的统治则从此被称为“个人崇拜”。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由于当时中苏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在苏共对中共的传统影响下，“八大”作出了“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新兴的权力贵族与新登基的“皇帝”的蜜月结束了，这两种力量开始了第一次较量，结果是权力贵族获得了胜利，但只是暂短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是1957的“整风”与“反右”，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直在号召“给党提意见”，号召“大鸣大放”，并反复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起，毛泽东又突然翻脸，发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是不是象毛泽东自己说的是个“阳谋”呢？

如果把1957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里的大字报与9年后同一时期在同一大学里的大字报作一比较，我们会得到一定的启发。1957年北京大学从5月19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在毛泽东“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遭到镇压。1966年5月25日（又是一个多事的五月），北京大学又一次出现了大字报，不久就有工作组的进驻。工作组的部署是：“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这才是真正的“引蛇出洞”，但它并不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明确表态：反对“工作组镇压学生”。

另一方面，在1957年，学生们向共产党提的意见虽然相对温和，但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当作共产党的代表。与此相反，1966年的校园英雄聂元梓、蒯大富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于工作组来说，牛鬼蛇神是蒯大富们；而对于蒯大富们来说，牛鬼蛇神却是工作组，也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

总之，1957年的学生运动既给共产党提意见，也给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1966年的学生运动拥护毛泽东，反对共产党，毛泽东坚决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唯一关心的是，你拥护还是反对他个人，但他并不关心你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一般地说，他对于自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的6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都并不真正关心。

那么，毛泽东1957年发起“整风运动”的初衷，是不是因为已经预见到有人会反对他自己，从而安排“引蛇出洞”呢？“反右运动”实际上是反知识分子。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已经把知识分子整得服服贴贴；在发动“整风运动”时，毛泽东没有必要对他们使出“引蛇出洞”的绝招。倒是1956年中共“八大”所通过的关于“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使毛泽东如临大敌，但共产党怎么说也不是“洞里的蛇”。因此，关于毛泽东在“整风”时再三号召“鸣放”的初衷，“引蛇出洞”之说更象是事后编出来的答案。

考虑到当时皇帝、权力贵族和知识分子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对这一问题顺理成章的答案是，为“八大”的决议而龙颜大怒的“天子”想借助于知识分子和其他平民来整垮权力贵族，以后改变方向则是由于看到时机尚未成熟。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在1957年就已经小试牛刀的计划推迟了9年才付诸实现。

九、“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

在黑色的1957年，“大鸣大放”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即人民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推向前沿，权力贵族和“皇帝”联手，把55万“右派分子”送上了社会主义的祭坛，“反右运动”大获全胜。但是权力贵族也为这一胜利付出了代价。

象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的理论前提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它要翦除的异己自然是“资产阶级”。“反右运动”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自然成了资产阶级。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在“鸣放”时响应号召给党提的意见自然都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了。教授治校──“资本主义复辟”，同人办报──“资本主义复辟”，内行人领导科技──“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一个中学校长要求对本校教师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也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所有这些要求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而且也都是人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统治下或多或少已经争得的民主自由。但这些都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要求。这样一来，中国知识分子终于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这个专政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原来是一个久违了的古代王国，这个王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在“反右运动”中，共产党第一次（虽然只是在私下）打出了“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政治旗帜。其潜台词是：“新中国乃是我共产党的私家王朝，谁敢说半个不字！”这样，人们终于明白，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不幸的是，经过这次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改朝换代，人们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中曾经挣得的少许民主自由竟丧失殆尽。

为什么会这样呢？新中国乃是一个小农的王朝。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上层建筑乃是一个新世纪的古代帝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中国毕竟还有城市。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曾下决心在新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到了1957年，它已经基本上在新中国确立了小农王朝的上层建筑；但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从而不得不一般地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因此它仍然没有改变在城市实现“工业化”这一方针。糟糕的是，中国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更糟糕的是，新建立的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难免经常地、每日每时地长出现代化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小农的王朝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不遗余力地清除过去的上层建筑的残余之外，还不得不在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的同时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扼杀在萌芽状态。换言之，它不得不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这就是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相应地，任何使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意向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种用语在语义学上是不是恰当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坚决反对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未必都十分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们从切身的体会完全能意识到反对上层建筑的现代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乃是自身的特权地位与物质利益的保障，因此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击“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权力贵族的存在，其本身与“皇帝”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表面上看，“反右运动”的结局既是皇帝的胜利，也是权力贵族的胜利，实质上这一结局却更有利于“皇帝”，“反右运动”反的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乃是城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因此“反右运动”的胜利实质上是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对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的胜利。诚然，权力贵族在它和知识分子的对立中代表已经建成的小农王朝来对抗上层建筑现代化的要求，从而代表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但是，在它和“皇帝”的对立中，却是以新时代的一党专政来对抗传统的个人独裁，这时权力贵族的地位倒了过来，它自己代表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其对立面“皇帝”则代表着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维护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那么权力贵族的存在和它对新中国的统治又怎能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呢？因此，仅仅凭借历史的惯性，权力贵族也必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尽管陶醉于“反右运动”胜利的权力贵族一无所知，灭顶之灾却在一步步临近。

此后，随着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渴望日强，中国有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结果众所周知：毛泽东没有当上“国际共运的旗手”，“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却变成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伟大领袖对于自己这一“丰功伟绩”的第一个反应是，清洗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的精英（他们还依稀记得当年革命的目的是“穷人翻身”）。不管是否自愿，权力贵族自己也参与了这一次清洗。这次清洗使得全国继续滑向“大跃进”的深渊，其后果是饿死了3千万中国人。空前的灾难导致民怨沸腾，权力贵族与“皇帝”同样失去民心，但首当其冲的还是“皇帝”。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形势竟然迫使“一贯正确”的“天子”作了自我批评，权力贵族对皇帝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这次短暂的胜利却使得毛泽东与共产党（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之间的对抗公开化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实现铲除中国共产党的宿愿。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历史形成的，铲除它得有一个过程。在苏联，斯大林借助于宫廷政变，借助于秘密警察，通过“肃反”、清洗和暗杀，逐步铲除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当上了“新沙皇”。新中国则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这一历史转折，根据中国的特点，毛泽东再次诉诸群众运动，于是“伟大领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卫兵运动”“扫四旧”，“斗牛鬼蛇神”，似乎漫无目标。只有当运动发展到“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军队支左”时，才显出其自身的本来面目：这是乡村起来反抗城市，这是武装力量起来压倒组织力量，这是“皇帝”起来铲除权力贵族。运动造成了普遍的毁灭：生命和财产，文化和科技，道德和人伦。

（1968年10月初稿；1980年11月重写；2005年8月修改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