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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化革命的序曲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的枪炮声在河溜镇的夜间依稀耳闻。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成群结队，满身血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狼藉。伤兵对国民党中央政府骂声不断，做小生意的人遭殃了。
炮声离河溜镇越近，河溜离解放的日子也越近。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枪声终于在河溜的东面涡河边上响起来，是解放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自卫队开火了，枪榴弹就在我们住处的上空爆炸，父亲把我按在地上趴下，我就要冲出房外看热闹。想看看真仗是怎么打的，没能看到双方如何拼刺刀，所能看到的还是枪榴弹的爆炸。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枪声停了。下午，我和大人一道去看战场上的尸体，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死在河边的尸体都是自卫队的。后来听说那位叫我“西瓜皮司令”的毛副官，也未能幸免一死。河溜镇解放了！
一、走进学校，走进文革
解放军的枪声结束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所说的两件大事中的第一件完成了。他心中的第一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开始实现了。“天下大乱”结束的同时，也结束了我的流浪生活。游艺场的旧式“教育”也随着枪声一起结束，五星红旗的飘扬使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东方红，太阳升”、“共产党像太阳”这类文化形态走进学校的。这种艺术形式与关公的忠义，岳飞的忠烈，包公的刚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正是这些我完全陌生的文化在改造着我在游艺场里学到的旧文化，让这些新的东西占领、植根在我的心灵深处。所以我把自己走进学校称之为走进文化革命，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
由于我在解放前处在流浪或半流浪的生活状态下，当然也无钱读书。但一位好心的邻居叫葛义久的老先生，动员我父亲把我送到他办的私孰学堂读书，并答应不收钱，还给我起个学名叫梁守富。父亲虽不识字，但他知道“富”和“福”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也许又受到麻衣相先生的影响，说我大福能享，大罪能受，父亲还是坚持叫梁守福，就这样，我的学名算定了。记得进私孰学堂就读《百家姓》，其实书里的“赵钱孙李，周武郑王……”我都没念几行就解放了，我进学堂仅仅混个学名而已。
解放后，穷人家的孩子必须进学校读书，我当然是在必须读书的孩子之列。所以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也要到“怀远县河溜小学”去读书。到学校后，我应该读几年级？同负责报到的老师发生了冲突。老师问我：“有没有名字？”
“我叫梁守福，福气的福”
“你上过学没有？”
“上过”
“认识多少字？”
“百家姓没读完，只读了几行解放军就来了。”
“你想读几年级？”
“二年级。”
“你不识几个字，读二年级能跟上班吗？”
“我还没念呐，你怎么知道我跟不上？”
“二年级有算术，不像私孰只识字，我看你还是上一年级好。”
“我都九岁了，还要我上一年级？我看比我小的都报了二年级，你也答应，你不让我上二年级，我就不上了。”说着转身就要走，老师赶忙把我叫回来，答应我上二年级的要求。
开学后，我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不会写字，汉字不会写，算术中阿拉伯字也不会写，尤其是阿拉伯字母中“3”﹑“8”﹑“9”，第一次月考我是班上倒数第一，考了“双零蛋”。就在我心里很不高兴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第一节上劳动课，到学校附近的泥塘去挖藕。这是我的强项，我当然想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表现一番，我用脚很快就从泥里挖出藕来，而且我知道哪样的荷叶下面有藕。我的表现触动了几个没下过水的女同学，她们小声嘀咕，说我除了会干活，还会干什么？作业不会做，考试大零蛋。尽管声不大，还是被我听清了，我这时火气不打一处来，抓了两把烂泥，冲上岸边，不由分说地向她们的脸上抹去。一个叫沈玉美，一个叫孙玉英的两个女同学脸上被我抹满了烂泥，一面抹一面还大声地喊着：“你们哪个再敢讲，谁讲老子跟你拼命。”小流氓无产者的野性终于爆发了，站在塘边上的班主任牛老师拦住我，并宣布停止劳动，洗洗手准备上美术课。我知道没有我的好果子吃，慢慢洗手脚，用这种办法拖时间，想躲过这一关。没想到我是错上加错，迟到了。老师本来就有气，再加上我迟到，老师不让进教室，罚我站在门口。我使劲往里挤，老师抵住不让我进，我就用头顶她的肚子，就这样僵持着。也许是牛老师气糊涂了，用她手里的尺对我头上敲打几下。好像这几下敲打使我们都醒悟了什么，我把头收回来，老师也把手举了起来，轻声地说了一句：“梁守福同学，你先到坐位上好好听课，下课后到我宿舍来一下。”其实，“好好听课”对我来说是句空话，脑子里老是想“下课后到我宿舍来一下”这句话。
下课的钟声响了，漫长的四十五分钟终于过去。我尾随其后走进牛老师的宿舍，这时我无心观看女老师宿舍的陈设，忐忑不安地等待老师发话。没想到牛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要我在板凳上坐下，并拿出糖果要我吃。气氛缓和下来，我才真正敢看老师的脸。她像大姐一样的可亲，她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不该在课堂那样罚你、打你、不尊重你，我向你道歉。”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听了老师的话，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委曲，还是感动，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未有过的。我抽噎着对老师说：“我打人也是对别人不尊重，请牛老师相信我，看我以后的行动”。临走时，我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一个躬。
我没有践踏自己的诺言，学习开始真正用功，不会在课堂上向同学再讲什么“三侠五义”，“话说黄天霸，头有八斗大……”之类的东西，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二次月考，算术考了40分，语文考了60多分。同学、老师都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学期结束时，我是全班第七名。当时我们班是42名学生，我不仅在学习上有了进步，而“劳动课”干的特别出色。记得有一次班上做粪饼，挖粪的瓢头掉在粪坑里，大家都没有办法捞出来，我脱去上身的夹衣，用手把瓢从粪坑里捞出来，同学为我鼓掌，后来还受到学校黑板报的表扬。
按照解放初期的教学制度，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跳级，班上前十名的学生，经过考试可以直接升入三年级。我该怎么办？我又走进了班主任的宿舍求教，牛老师仔细分析我的学习基础和接受能力，认为我上三年级语文课没问题，算术基础差一些。因为三年级算术课有除法，不知能不能跟得上，要是跟不上再留级，等于春季没跳级，还留个留级的恶名。经老师分析，我也有点怕，不过心里还是不服气，我要不去参加跳级考试，后面的名次怎么办？心里还是想试试。于是我问老师：“什么是除法？”老师想了想说：“除法是分的意思，是等分”，我又问：“什么是等分？”老师再没就字面作解释，而是举个例子：“四个馒头分成相同的两份，一份是多少？”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一份是两个。老师高兴地说：“对，这就是除法，叫4除以2，等于2”。在老师的点拨下，我参加三年级春季入学考试，算术得了满分。学期结束时,我居然进入班级前三名,并第一批加入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当时称“少儿队”。这样，我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一九五〇年秋季入四年级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辍学，又走进另一类学校
一九五零年秋，我顺利进入河溜小学的四年级。就在这年秋，家乡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土地是农民的根，是农民的生存之地。父母得知家乡开始土改的喜讯，义无反顾地收拾东西，又用推着我外逃的独轮车把它们推回了久别的故乡。我因为要继续求学没有随父母一同离去，留在哥、嫂身边。由于哥嫂的房子很小，这时我已十岁，还有个两、三岁的小侄子，实在无法同室住在一起，我只好寄居在同村在河溜做生意的爷爷家里。寄人篱下，总有许多不方便，但我还是坚持读完了四年级的秋季学期。这时，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名列四年级的榜首了。寒假时，哥哥将我送回家过年，河溜的生意也日渐萧条，哥嫂的日子也很艰难，但春节后，我还是随哥嫂回到河溜继续求学。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抗美援朝已经热火朝天，“雄纠纠、气昂昂”的歌声响彻云霄，我亲眼看到许多热血青年戴着大红花参军打仗，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生几年，也同他们一样参军抗美援朝。但年龄并不能随着我的愿望一起成长，我只能参加集会，举着小旗呼口号。但在游艺场里种植的爱国文化遗传，真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被点燃了。读书的心思日淡，每日总是想回家乡参加土改，斗争地主恶霸。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残垣断壁，家乡的人情，家乡的一草一木，连战后的那种荒凉，也成了另一种美。都成为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我真的想家了，想得我会一个人偷偷地哭泣。哥哥无奈，只好把我送到父母身边。这样还可以多分一个人的土地。我辍学了。为了能多分一些土地，不久哥嫂三口人也回来了。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既是抗美援朝的高潮，也是家乡土地改革的高潮。我回到家里正好能派上用场。我是小学四年级的文化人，我可以配合大人丈量地亩，记下数量，还可以帮助大人登记农具、写地界标识，还可以书写斗争地主的标语口号什么的，后来成了儿童团的团长，还要站岗放哨，防止地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更符合我的天性和社会遗传，我过得很快活。土改结束后，我居然成了乡里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积极分子大会，在村小组里，还要我带头发言。这样，我成了稍有名气的小人物。
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高潮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家分了几亩地和一些小农具，哥哥卖掉在河溜做生意余下的货物，家里又添了一头小牛，土改后的农耕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哥哥由于不会务农，他一个人又到南京做工去了，父亲和我便成了家里的男劳动力，由于解放初期农村教育特别落后，我们附近根本没有学校，我也只好跟在父亲后面学农活。农忙时跟着父亲犁田播种、收割打场；农闲时，我就负责喂好那头小牛，它是真正的顶梁柱。夏天牛是要吃青草的，由于人多田少，我的家乡绝无放牛的习惯，必须人工将野草割到家里喂牲口。这样一到春、夏、秋三季除了农活外，还必须每天上、下午各割一粪箕青草回来喂牛。由于我个头小，草多了，背不起来，只好将草筐放在田边的沟沿上，我站在沟里，这样才能用镰刀把子将筐子背在肩上。上了肩就下不来，必须一直背下去，累了，我就数着田头走，以此作精神上的转移。它实实在在地磨练了我的意志。这样的农活我干了一年半，直到一九五二年的秋季才又在任桥小学重上四年级，但这个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
三 .独立
一九五三年的夏季，初小毕业了，我所在的乡没有高级小学，整个涡北区只有一所高级小学，就是涡北区母桥小学。这所学校座落在我家的西北，距离我家最少十华里，而且我们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初小升入高小也是要经过严格考试的。学校离家太远，走读已经不可能，只有住校。当时的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学生必须自己带粮食、带炊具在学校附近的空房子里烧着吃。同学可以结伴搭伙，我和表兄郁殿文结伴。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带着一周的粮食和柴禾返回学校。这样的学习生活过了整整两年。一九五四年夏季的大水，冬季的大雪，手脚均已冻破，都没有挡住这样求学的脚步。
在这两年的学习生活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数学老师王体成。他平时上课就喜欢用实例说明比较抽象的数学规则，亲手做教具，还好提一些另类的问题。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他手里拿了一把铅笔，喊了一部份同学到他身边。他说：“我今天给你们出一道有用的算术题，我这里有十支铅笔，是我自己买的，谁做出来，这十支铅笔就奖给谁。题目是：一支攻城部队到了城下，发现护城河灌有水，深约一丈、河宽一丈，他们只随军携带两块长七尺的木板，没有绳子捆绑，也没有钉子钉，时间也不允许，他们必须借助这两块木板过城河，你们想想看，该怎么办？思考时间三分钟。”说完就看手里的马蹄钟。这时，我提一个问题：“城是不是方的？”老师说：“是的”。我说：“我做出来了”，老师以惊喜的目光看着我，“你说怎么过？”，我说：“城是方的必有拐角，利用角横一块，再把另一块搭在模板和城河里面的拐角上，成 ‘丁’字形不就可以了吗？”说完我又用树枝在地上画了图。王老师高兴地把我抱起来：“你真是我的好学生，我就知道你能做出来。”说完就将手里的十支铅笔送给我，我拿七支分给在场的其他家境不好的同学，我只留下了三支。这是我在学生时期第一次获得老师掏钱买的物质奖励，也是唯一的一次物质奖励。以后王老师又送给我一本《数学游戏》，这本书一直伴随我上初中，我从中得到了许多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许多年以后，当时我手里握有一定的权力，王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直得不到解决，还在农村劳动，希望我能帮助他解决此事。由于文革时期，上下并无垂直的组织体系，各地又分成两派，我记不清是否给他回信，只是给蒙城县夺权的一派打过招呼，后来又给支左的县人武部部长打过招呼，问题是否解决，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没有解决，我实在是愧对他，如果他已过世，应该向他的在天之灵忏悔。
由于农村的孩子读书迟，我虽已经十三、四岁了，但年龄依然是偏小的。再加上我人长得又矮小，所以在老师的心目中，我总是个小孩，加上学习成绩优异，总是得到学校的偏爱，每当区里搞庆祝活动，这所唯一的高级小学总得派出儿童代表到大会发言。所谓发言，也只是将老师写好的稿子，由我到大会主席台上去背诵一遍。这样，我在区政府领导心中就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我十四岁时，还不够法定年龄，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实当时入团的法定年龄是十五周岁，我等于是提前一岁入团。由于我的年龄偏小，在班上、学校团组织里总是担任不了干部，当时团组织的任务主要是掌握班上同学的思想情况，由于团员较少，不能成立团支部，只能成立团小组，我们的组长是年龄比我大得多的杨连才，管我们的是一位姓周的老师，他教我们体育课，据说，他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共产党员。团员除了要向团组织汇报同学的思想情况以外，有时也要反映老师的教学情况，还要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主要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道德标准来检查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叫“小组生活会”。这对我来说，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入团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政治性的，在区政府的小广场听取有关“高饶反党集团”的报告，在报告里详细列举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各类罪行。由于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对政治还一窍不通，许多名词术语也不懂，只是凑数听听而已。但听完报告后，团小组还得组织讨论，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这对我成了难题，记忆力再好，由于不懂政治，不懂术语就无法理解记忆，只知道说两句话“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高岗、饶漱石是大坏蛋”。不管如何不理解，对我来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普通教育转向政治性的、组织性的教育，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以政治的形式开始了。这种革命到了中学变得更加系统了。
四 .知识与过错
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我从涡北区母桥小学毕业了。上中学我当时有几种选择：可以报考蒙城师范，免费读书，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也可以报考蒙城初级中学，对学生成绩要求不高，还可以报考安徽省蒙城中学，这是一所历史较久的完全中学。当时涡阳、利辛和蒙城三县共用的一所完全中学。蒙城中学当然是我心目中的首选，王体成老师极力鼓励我好好考试，准备到蒙城中学读书。考试前，我们也填写了志愿，我的志愿表只有一所学校，蒙城中学。当时上中学并不容易，只是蒙城县的高小毕业生，要考上蒙城中学要七点五比一，加上其他两县的毕业生就不知是多少。最终我是以194分（总分是200分）被蒙城中学录取，被编到初一乙班，甲班是年龄更小和女生编在一起，乙班基本都是四0年出生的孩子，年龄偏小，成绩较为优秀。由于我家境困难，学校给了我乙等助学金，每月集体伙食是七元，乙等助学金有四元，就这样，家里的负担也不算轻。暑假有时还要找点零工做，补贴秋季开学时所需杂费。
在初一乙班，我的年龄不是偏小的，而是偏大的，与城里的孩子相比，我等于晚上学两年。由于我又是青年团员，班主任高则尧让我担任生活班长，等同学们都彼此了解了，再重新选举产生班委会。工作干得不错，学习成绩又棒，我还兼任着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与年龄比我小的同学相比，我在思想上成熟得多。所以在班上威信比较高，与同学、老师关系相处的也比较好，文艺方面还有一定的表演才能。这时我崇拜鲁迅，往往学鲁迅的笔调写点议论文章。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不仅是班上发展最全面、最富才华的人，而且是在全校已崭露头角。写到这里，不能不让我回想起一九五七年春夏时那场反右派的斗争，那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乐章。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十七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龄。初二的学生，有关人性教育的课程，除哲学外，几乎全部开启，对许多政治问题也是似懂非懂。当时按照有关规定，中学生不参加“大鸣大放”，不参加反右派斗争，只接受正面教育。但校园里的大鸣大放，学生不能充耳不闻，对到处张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学生不能视而不见。十六、七岁的学生对自己的授课老师不能一无所知，毫无感情。学生之间不能没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事实上，我们初一乙班的同学已经将自修课变成了辩论课。人心有些浮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法贤，对班上的情况已经控制不住了，学校要采取措施，首当其冲的是抛出了我们的历史老师王喆 ，他年纪较轻，经常讲些课外话，又是单身汉，晚自修有时也喜欢到我们班走动，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也不知道他在课外鸣放了些什么不该鸣放的东西，他作为极右分子被抛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有王喆的大字报、大标语和漫画，并组织班上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揭发王喆的问题。其实他讲课远远比不上初一时的历史老师钱东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听他讲课。至少我就不喜欢听他的课，所以同学们揭来揭去也没有揭出他的什么反动言论。但历史老师的“极右分子”的出现，对学生的情绪产生了弹压作用。接下来，就在正常秩序下进行正面教育。第二个作为“反面教材”的老师是前任语文老师刘成德。正是因为他有了右派言论，才让陈法贤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对刘老师的课同学们比较注意听。所以在接受正面教育期间，还是要求学生对刘老师进行检举揭发。班上实在找不到他有什么反党言论，最后，就把他在语法课上说的两句话：“打席的睡光床，卖盐的喝淡汤”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报了上去。其实同学们都知道，这两句话就在语文课本上，并不是他的发明。这两句揭发材料对他定罪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我们不知道，只是后来听说，刘老师的问题不是言论问题，主要因为地主家庭出身，还有什么历史问题等等。说实在的，当时学生中有“右派言论”多得很，“什么合作社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等，这些言论我就有，如果在学生中打右派，我们班最少有一半。
虽然在学生中没有抓右派分子，但对右派分子的子女有株连。我们班上有个叫张存厚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就因为他父亲是蒙城师范的语文教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班上在瞎起哄时，他也讲了和我们差不多的话。我们都因为家庭出身好没有什么问题，他却留下了一本老帐，一九五八年考高中时，他因为以前有言论而未被录取。从此后，他下落不明地消失了。
反右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秋季开学。暑期里，学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但回来后，校园里到处都有右派老师的漫画，什么“一屁股坐在钱眼里”，“九尺布的棉裤可以包住头”（因为有老师说，当时发的九尺布票只够做一条棉裤）。但学生的情绪基本平稳，加上新上任的班主任是我们的政治老师，讲课时经常会含沙射影，学生也有点怕。右派老师也开始公开批评，有的甚至送到劳改农场。我们的刘成德老师和王喆都是如此，有的还戴帽子留校监督劳动，作为反面教员。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校园没有风平浪静，大跃进的号角又响彻天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像三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学校，拍打着年轻学生的心灵。一九五八年秋季我是班上唯一被保送到本校高中的，编在高中一年级甲班。班主任是副校长汪鹤楼兼任的，团支部书记是戴明杨，我也是他初中入团时的介绍人。在这个班级里，学习成绩好的比较多，干部子女比较多，所以是副校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这时我也调到校学生会任生活部长。
大跃进对学校的教学冲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大炼钢铁，几乎全面停课。偶尔上课，也是放在晚上。经过一天的劳动，同学们晚上已是乏困难忍，根本听不进什么课，脑子像不会思考的木头。炼钢时我是最苦的炉前工，有一天开炉抄钢时，钢花被风吹得四溅，铁碴飞到我的鞋子里，穿的深筒力士球鞋，甩不掉，拿不出，只有咬着牙任它烫，结果脚面烫了一个洞。还有一个同学铁碴钻到了脚下，结果脚指被烫破，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几天后发生严重感染，得了败血症。当时缺乏治疗这种病的金霉素，病情十分危急需要输血，他的血型是B型，经医院化验我的血型也是B型，我已作好了输血的准备.但还没等我的血液流入他的血管里，他吐了几口黑水，停止了呼吸。是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将他抬到学校准备好的小板车上，当晚就把他运回回家之路。一个十七岁的生命就这样走了，家人的悲痛是无以言表的，我只能以好言相劝，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大炼钢铁的时间持续并不太长，因为没有充足的原料。铁锅炼完了、树木砍完了、能拆下来的木头拆完了，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只好停产。
钢铁不炼了，但还要大办农业。当时没有化学肥料，主要是靠有机肥，根据南方经验搞起了高温堆肥。所谓高温堆肥，就是搞些野草和长有草根的泥土堆在一起，让草和草根的泥土里慢慢烧，无明火，由于温度较高，泥土里的草根变成草木灰，增加泥土的肥效，再撒回田里，增加田的肥力。按正常情况，这些高温堆肥应该放在田边.但可笑的是，这些肥堆却堆在公路边。对这种做法，我开始发表议论：“高温堆肥是用来肥田地的，不堆在田边，堆在路边干什么？路又不要施肥，这纯粹是给检查团看的，这不是搞浮夸吗？”同学们当时对此并不以为然，而且认为讲得有道理。可以后这些话却成了我的罪过。与此同时，农业还要搞亩产六十万斤小麦的“卫星田”。为了高产，每个班级都搞了一小块实验田，这种实验田为了提高肥力，对田先挖两米多的深坑，然后一层一层地填上不同肥力的有机肥料。为了找这些肥料，我们几乎挖遍了蒙城老城的每一个角落，最终总算把两米多深坑里都填满了有机肥料，最后在田的表层封土时，正赶同学们休息，我开始运用所学的知识和同学们一起算帐了。我说：“伙计们，你们都想想，一亩地是多少平方丈？”有的同学回答：“是六十平方丈”，我又说：“我们实验田的亩产是多少万斤？”同学们回答：“六十万斤”，这时我说:“六十平方丈的土地上长六十万斤小麦,平均一平方丈要产一万斤小麦，我们都知道，小麦的比重比水大，想想看，这一万斤小麦在一平方丈的土地怎样长？用麻袋装起来堆，恐怕也有几米高，什么样的麦桔杆能支撑得了？麦桔杆除非长得像东关的宝塔一样粗，否则，是绝对支撑不了的。”我的话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谁也没当一回事，可以后却也成了我的罪过。
一九五八年就在狂热的大哄大嗡中即将过去，同学们和我都从劳动中学得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主要是社会实践知识。这些知识对青年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谓革命化，其本质就是无产阶级化、共产主义化。学校也开始了共产主义化，学生不是以书本学习为主，而劳动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一切。学校办起了造纸厂、养猪厂、农场，还有机械厂。我被分到机械厂，先到县农具厂学习翻砂铸造，制造背包式的老式机床。经过五八年的丰产不丰收，再加上共产主义的吃饭不要钱，到五九年的秋季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我们翻砂组的几个人，经常是饿肚子学手艺，所以学习效果并不好，学了几个月，一台机床也没有造出来，最后只有作罢。当时养猪厂的小猪因为吃不饱，也饿死大半。学校又给我这个生活部长安排了新任务，陪同余永贤老师到怀远县找母桥镇去购买小猪。这时已是六0年元月，农村的状况非常严重，个别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从蒙城县到找母桥是九十华里，我和余老师一早出发，直到天黑才赶到。我们是一路步行，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沿途的情况，各类农具，如：双轮双铧犁、马拉水车，还有小型的犁耙等扔得到处可见，无人收管，还有机动抽水机依然丢在河边，田地收割后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只有少量土地种有小麦。看到农村这种凋敝的状况，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受。母亲从食堂里提回一小罐山芋糊的情景也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想说的太多，但我脑子里反复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就是好的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就是不好的制度，甚至是反动的制度。我面对的生产工具，都属于生产力，受到如此的破坏，怎么说现在的制度是好制度呢？我已经将眼前的社会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了。
我带着思想上的困惑和不解来到了找母桥，由于我们有学校的介绍信，生产大队就让我们住大队部的棉花仓库里，虽然没有铺盖，但整个人往籽棉（没有除掉棉花种子的棉）堆里一钻，倒也暖和。但每到半夜我们都会被一种嘈杂的声音吵醒。有天夜里，我悄悄从棉堆里站出来，看看大队部里搞什么名堂，他们原来是偷偷吃夜餐，白面馒头，或白面面条，他们吃着还带着。这样我一连观察了三个夜晚都是如此，这时我就不能不信当时盛传的顺口溜：“上头清，下头浑，生产队长有权饿死人……”。他们吃的不是白面，而是老百姓的命，大队干部的特殊化给我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由于找母桥不是天天逢集，隔一天一次逢集，我用背集的时间走访了几家农户。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孤老头。一天吃过早饭，我来到他的门前，看他正坐门口太阳底下吃饭，没有任何菜，手里捧着大陶碗。我问；“老大爷吃啥？”他告诉我吃的是红芋茶。并将碗放低些，以便让我可以看到碗里的几块红芋“光吃这能行吗？”老人叹口气说：“就这也吃不了几天了，家里能吃的都给大队拿走了。”我问：“春荒怎么办呢？”老人无奈地说；“没有办法，等发救济粮，要是不发救济粮，只能等饿死……”听到这里，我又想起母亲以前的话：“家里再穷，红芋茶还能喝上”。没想到公社化后，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农民穷到了连红芋茶也吃不到了。于是在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的结论。
在找母桥收小猪大约呆了十天，很快就到春节，农村的凋敝，共产风的劲吹，再加上反右派的余威未尽，其实“四旧”已经被扫光了，在农村看不到任何过节的气氛，我和余老师也糊里糊涂在找母桥呆到年二十九。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本来一家人要团圆，由于余老师是单身，我还是个学生，父亲在大队里喂集体圈养的牛，哥哥为大队开个代销店，一家四离五散，再加上物资的极度匮乏，过春节成了可有可无的概念。所以直到年三十早晨，我和余老师赶着几十头猪往回奔。一路上我们马不停蹄，因为冬天天短，天晚了怕路上猪跑散，这样我们紧赶慢赶，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到学校。不管怎么说学校里还得有点过年的气氛，三十的晚上，留在学校里忙于工厂工作的人还加点餐。所谓加餐，就是萝卜烩的死猪肉。因为人已无粮（每人每月二十四斤红芋面）猪还会有粮吗？原来养猪场的猪大半已被饿死、冻死、病死，所以加餐用的也是这些死猪肉。不管什么肉，总是香的，再加上食堂里又多留些，表示对我们的慰劳和犒偿。这样我和余老师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同时，每人还喝上了几口地瓜干酒，一九六0年的春节就是这样过去了。
送走了大办农业的一九五九年，又迎来了死神窥视的一九六0年。但报纸上看到的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六0年的春节后，我回家看了一趟母亲，我把在学校里省下的一点口粮，还有从校代销店里买的几块月饼带给她。这时，她已饿得无力行走，半躺在床上，看到这副情景，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悲愤，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母亲告诉我：“隔壁‘懒王’（是我本家的叔叔）夫妻俩已经饿死了，我还好，你爸还能弄点饿死的牛骨头回来，炖点汤，保住了我这条命，不要管我，留点东西给自己吃，不要饿坏了自己的身子，你哥哥在代销店里有时候搞点好吃的可以顾着大佩（这是我侄子的乳名）最苦的是你的嫂子，她主要是靠吃毛根草过日子，你的小侄子已经饿死了……”母亲说不下去了，我也听不下去了。我带着奋不顾身的满腔悲愤和怒火回到学校，我把看到的情况和心情告诉了戴明杨，我说我要找汪校长（我们的班主任，汪鹤楼副校长）反映，戴明杨劝我不要说，说了也没有用，难道汪校长真的一点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他跟谁说？这时我头脑冲动得已顾不上这么多，我觉得把真实情况告诉党，是对党的忠诚，就是死了也心甘，当天晚上我就去汪鹤楼的宿舍。
见了汪鹤楼，我就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报告。结果汪鹤楼非常严肃告说：“不要乱讲”，我当时因为情绪激动，没有理解“不要乱讲”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我以为他认为我说的是假话，我又非常激动地说：“我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实，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如果半点假话，你可以把我的头砍了”。“你那句人民公社不如高级公社的话是从那里来的？”“你知道不知道那是右派言论？”，这时的汪鹤楼已有些生气，但我没有任何的退缩，接着说：“再这样下去非饿死人不可”。这时的汪鹤楼真的生气了，指着我大声地说：“我不许你这样说，你这样会成反革命的，今天在我这里说的话不许你在外面再说”。没过几天，戴明杨通知我，团支部要对我进行思想帮助，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时间放在每天的晚上。
对我的第一次批判由汪鹤楼亲自主持，主要是对我的言行和思想进行批评帮助，要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在批判会上，汪鹤楼有时并不在场，就是同学自拉自唱，无非把我平时说过的话再反复炒几遍，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干部特殊化”、“浮夸风”、“办食堂饿死人”、“麦桔杆像宝塔”、“亩产六十万斤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等等。再上纲上线地批上一通。每天晚上从七时半到九时半，散会了，大家的肚子因为说话多也饿了。按规矩，戴明杨出钱，我出力。因为我是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同小卖部的负责人的关系很好，只要我去，总能买几个“打狗饼”吃。所谓“打狗饼”是因为月饼里既无糖又无油，只是一块面饼子，特别硬。所以同学们称之为“打狗饼”，硬归硬，那是粮食做的，可以顶饿。这样批判会大约开了一个星期，结束前汪鹤楼参加了，并讲了话，认为会开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希望我吸取教训，以后不许乱讲，并要求写一份书面检查交给他，并承诺这检查只放在他那里，不入档。我一听到个“乱”字心里就有火，我总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我没有信口乱讲，更没有造谣，对于要写书面检查，当时就没有表态。散会后，戴明杨开始向我交底，这次开会批评是为了封你的嘴，汪校长说的不要乱讲，不是说你讲的都是假情况，而是怕你不分场合地讲。你说的那些话，那一句都可以定你的罪。写一份书面的东西，多少字不限，有一页纸就够了，认个错，这样汪校长的苦心也没白费，我和支部委员们也可交差了。在戴明杨的劝说下，我写了一份大约两百字的书面检讨交给汪鹤楼，汪看了检查后还鼓励我，以后不要再看到什么就讲，这样你会吃大亏的。汪鹤楼的苦心使我想起了我小学的同学戴伯胜，他不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农村饿死人”的话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两年吗？
自从汪鹤楼校长的苦心教育以后，我自己用封条封住了自己的嘴巴。除了学习和搞好学生会的工作以外，对什么人和事都不做评论。六0年三、四月份是青黄不接，饿死人最多的月份，许多同学因在校吃不饱都自动辍学在家。我们班上就十来名同学已经离校，全校不来上学的同学更多。于是，学校就派我下乡动员学生返校上学。从此，我开始走遍蒙城县境内的大小乡镇。这是一项任务艰巨的工作，我每次下乡，都要拿三样东西，粮票、介绍信、当天路上吃的干粮。所谓干粮，也说是用山芋粉做的饼子，因为外出劳累，食堂总是给我多带点，这也算是多吃多占吧。每次外出都要先回家看我母亲，把我带的干粮留给她，另外再把粮票留下一半。因为我每到一处总得先去生产大队，这样可以吃一顿免收粮票的饭，再说，到了同学家里，再难也要管一顿饭。这样，我的粮票基本是省下的，当然也有极少数管不起吃的，我只好在镇上用粮票和每日三角钱的补助费买着吃。五九年和六零年的夏、秋庄稼其实长得很好，但农民宁可饿死在家里，也不肯到田里偷粮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饿得走路浑身冒冷汗，都不愿到山芋田里挖个山芋吃。农民想什么呢？我母亲给我说过一只顺口溜：“小汽车笛笛笛，里头坐的毛主席，毛主席来视察，他问社员吃的啥，社员说：“毛根面、红芋叶子茶……”。这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虽不像杜甫诗中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干部与农民的差距，应是队长吃不尽，路有饿死骨，这都是我当时亲眼所见啊！
由于我所到之处，大部份学生都回校上课了，学校对我的成绩也是肯定的，所以到了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学校通知我和戴明杨参加入党宣誓大会，从六零年十一月九日起，我已是中共预备党员了。从此后，我必须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个人有意见可以直接反映给党中央，直至主席毛泽东。思想革命升级了，人性革命得更单一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一切，我存在的本质就是完成党交给我任务的实践。
五. 压抑中的爆发
我和戴明杨入党前不久，有一天晚上，学校党支部的组织委员高则尧老师告诉我:“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把你和戴明杨送到苏联上大学，今年学校有两个送苏联上大学的名额，学样决定你们两个去。先到长春补习两年俄语，以后直接送到苏联大学，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我先跟你通个气”。这件事因为中印反击战，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特别是《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的发表，中苏关系的分歧已经表面化，大批留苏学生回国，出国学习的事最后也不了了之。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我们学校保送一批学生去“西安电子工程学院”和“成都电子工程学院”去读书，当时称之为“文化兵”。按照我的想法，既然是保送到军事院校读书，应该选拔成绩好的，结果学校从文科班里选了大部份，真正学习成绩好的几乎没有几个，我觉得这是学校对部队不负责任，对姚丹成校长产生了意见。我虽然没被保送军事院校，后来要把我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读书。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学校给了我，而且我填写的简历及学校的推荐意见都寄给了科技大学。没想到，离高考还有四十多天的时候，科技大学将我的保送推荐表又退了回来。并给学校一封简短的信，意思是：今年（一九六一年）取消保送制度，一律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到高考只剩下四十多天的时间，只有拚命复习迎接高考。高考过后，同学们普遍感到考试不理想，对学校前几年抓勤工俭学多，抓政治运动多，抓教学少有意见。我当时的感觉虽然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除数学感觉差些，其他科目感觉还好。但其他几个应届毕业的学生干部，认为有必要集体找姚丹成说一下。当时，我认为这样也好，马上都要离开学校了，在离开前，我们把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留下来，也算是送给学校的一份礼物，也没辜负学校对我们的培养。于是由我作代表（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姚丹成信得过的人）先找姚丹成校长谈谈。
一天吃过晚饭，利用姚丹成在室外乘凉的时候，我同他说了希望学校找部份学生干部开个座谈会的想法，宗旨就是总结经验，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姚丹成欣然同意。并确定为八月中旬，由我提出一个参加座谈学生干部名单：名单上有我、戴明杨、丁佩强、刘玉书、袁淑琴、刘希俊七人，平时的会议由学校秘书刘治淮主持。开始我们以为大家座谈一下，提些建设性的意见就算了。没想到姚丹成居然像反右派那样搞鸣放，开始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接着就叫我们自己先放下包袱，再接着是给学校提意见。同学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是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校抓教学少，抓劳动太多，学生没有体现毛主席说学生以学习为主的教育思想，学校成了劳动农场。特别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做法影响学习，例如为了应付上级卫生大检查。半夜叫学生起床，按照军事化要求叠好被子，同学们坐着等天明，等上级检查团来检查，其结果呢？根本没有什么人来检查，白白折腾一夜。再如，白天为了应付检查，课桌用煤油擦亮，学生不能进教室，怕弄脏了课桌在全专区得不到好名次。就是为了应付这些不必要的检查，学生误了许多课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调动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以至许多老师不敢说话。他们怕校长，生怕在课堂或课外说错话，被抓小辫子。特别是语文老师更是如此，希望学校能定期召开座谈会，让他们放下包袱，大胆授课。对那些戴着右派帽子被留用的老师，例如李某某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就是好，就该充分利用他的长处，还有的老师是学非所用，浪费人材等等。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姚丹成校长在学生干部中不应该搞亲疏，应该一视同仁。其实姚丹成比较喜欢的学生第一是徐某某，其次就应该是我。徐某某分班时，他分的是文科班，后来参加“文化兵”提前离校了，剩下的高三干部中与姚关系最亲的就是我。结果他万万没想到，我领着几个预备党员，还有正式党员（刘玉书），两个准备发展入党的积极分子，向他发起了“进攻”。他当然是又伤心，又生气。他利用刘治淮开始对我们“反击”了，当时合肥工业大学对我和戴明杨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学校，姚丹成就是不放我们走。后来无线电工程系又来通知，要求九月十日前必须到校，学生干部要提前接受训练，就这样，姚丹成还是不放我们走。后来我恳请姚丹成先放戴明杨走，我不走，事情是我提起来的，罪责由我一人承担，要处理就处理我一个人。姚丹成最后答应，参加座谈会的每个都要写检查，尤其是我更要好好检查，不能肤皮糙痒，要深挖思想根源，交待提意见的动机。我答应了姚的要求，只要能让其他同学尽快离开学校，按时到大学读书（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只有一人）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所以我的检查最上纲上线，什么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大帽子照戴，我知道出于好心只是给学校提点意见，什么帽子也戴不上，只要把我们放了，到大学报到后再说。这一招还很灵，姚看了我和戴明杨的检查很满意，检讨得很深刻。就这样，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本想给学校留点意见，结果自己给自己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六.我的大学生活
一九六一年秋，由于姚丹成把我们扣在蒙城中学写检查，我们没有按照学校要求提前报到，没赶上学生干部训练班。
到校后，我们才知道，我是系团总支副书记，戴明扬是电真空班团支部书记，无线电系虽然建系不久，人数不多，到我们入学也只有三年时间，六百多人。但由于当时国家电子工业落后，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也十分匮乏，再加上电子产品多为军用，无线电系所开设的专业都是保密专业。所以对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较高，每个班级要建立三个党员以上的党小组，年级建立党支部。我还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一班的党小组组长。正是由于无线电系对政治条件要求高，它成了合肥工业大学的拔尖系，以后又成了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炮台。
1、我为忠魂舞
人虽然已进入大学，但心里总压着中学时所写检查的大石头，总觉得冤枉。一片好心却落得个写检查，而检查里还必须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大帽子。我和戴明扬越想越不服气，两人一合计就决定行使党员的权利，给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述，要求平反。直到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和戴明扬回蒙城中学看姚丹成时，姚告诉我们，写给省纪委的信已经批转给县纪委。县纪委很重视，找他谈了话，还责成他向我们赔礼道歉，同时还反复向我们解释。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好，怕我们到大学后惹乱子，大学不是中学，出了事没人为你们遮挡等等。并告诉我们，写的检查没有寄到大学去，还留在中学里，也没定你们什么。我们对老校长的话还是很相信的。由于我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想到应把检查要回销毁，正是这一点疏忽，为以后带来麻烦。
大学的生活并不像中学时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而是紧张还有些单调。我们这一届又是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头一年，尤其是无线电系的教学内容对数理知识要求较高。我们在县城中学里可谓是学习的尖子，但在大学里与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了，觉得自己真有落到老K的地步。想追，想赶，甚至想超，但知识的缺失，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笨鸟先飞，慢慢来。再加上全国经济仍比较困难，学生生活标准是高的，但每月的口粮也只有二十八斤。口粮中的细粮比例较少，只好将大米磨成米粉烧成糊，这样可以多放些水。从数量上暂时填饱肚子。每到吃饭时，学生每人拿一个大瓦钵子，口里念着自编的顺口溜：“一顿饭是一盆汤，洪湖水浪打浪….”，走向食堂。
学习任务的重压，物质生活的匮乏，这些都没有压垮我们抱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青年，特别是六一年的十一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到合肥工业大学视察，并向全校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同学们！你们都知道，我是个办外交的，我和外国人见面﹑握手，讲话时，经常觉得自己的腰杆子不硬。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原子弹，人家有。我们说话就没有人家腰杆子硬。你们合肥工业大学是个工科学校，又是全国重点大学，同学们呐！你们都是学工的，如果你们现在谁能抱颗原子弹给我，我陈毅就给你磕头，给你五百两黄金。”
陈毅的讲话，激励着每一个爱国的青年 ，更激励着我这个本来就好热血沸腾的人。下定决心要把学习搞上去，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逻辑，象山一样压得我跑不快，飞不高。以一学年近视三百度为代价，学习成绩在全班也只是中等偏上，在成绩表上消灭三分，但也没有五分，这又让我下决心，再一次找机会向姚丹成进言谈中学教育质量问题。
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我和戴明扬依然如故地看望我们的老校长姚丹成。当校长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时，又老话重提。我们共同感到高中的知识缺失太多，与大中城市毕业的学生相比，我们突出的问题是数学和外语。由于我们在中学里没有学到微积分的知识，所以到大学刚接触微积分就听不懂，外语的读、写能力就显得更差。希望学校重视这方面的老师，对学生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当一提到尊重老教师时，我们同姚的分歧又开始了。他认为学校对老教师很尊重，是他们自己水平不够。而我们认为老师水平不够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老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教师积极性不高。我们有不少老教师都是华东师范大学，旧时代的齐鲁大学毕业的学生，而且从教多年，不应该是能力问题。我们就举高中三角课的陈老师，教语文课的王老师，还有教俄语课的王老师，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学校应有的解决。校长平时很少，几乎不与他们交心。看老师的缺点多，看成绩少，老师有怨气。我们建议校长多与老师交心，多找些老师开座谈会，让他们心情舒畅地教书。姚就认为我们偏听老师的意见太多。于是我们两个就与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晚上十点，一直争论到凌晨四点，谁也没说服谁。因为是暑假，不少住在校园的老师也没睡觉，都隔着一堵墙听我们同校长唇枪舌剑的辨论。后来我们听说，许多老师都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也替他们出了口气。因为姚校长的最大问题就是反右派斗争后，他身上滋长了浓重的党气，家长制的工作作风，这些作风在学校里搞得老师敢怒不敢言。这次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两个好学生与他斗了一夜，老师想来也好笑。但老师的好笑没有给我们带来好运，这次姚丹成真的生气了。因为他听到更多的议论，他在一气之下，将我们写的检查一并寄给了无线电系党总支。可惜的是，无线电系党总支没当回事，他们认为蒙中太左，把那些学生乱七八糟的自我检查寄给我们干什么，系党总支部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掉了。
处在60年代的大学生活既是稳定的，又是多变的。学生以学为主应为常理，尤其像合肥工业大学这样的工科学校，学生要掌握打开技术大门的钥匙。但中国的学校还要受到政府的各类政策取向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是很大的，甚至打乱应有的教学秩序，把教学纳入某种政治轨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应该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党，交给党的需要。
六二年秋季开学后，由于原系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下降，不适于继续担任这一工作，需另行换人。系学生会的主要干部都要由团总支推荐候选人，我作为系团总支副书记是有发言权的，但我所处年级较低，不了解学生会的情况，等于没有发言权。几个团总支书记议来议去，找不到合适人员，这时团总支专职书记把目光投向了我。在这种局面下，我只好说自己去试试。好像他们都事先商量好似的，一致同意我去担任系学生会主席，没想到我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大学五年级，直到毕业设计前，我才真正卸任 。
2、 细流潜行，润物无声
不管人的思想如何跳跃，它都是有轨迹可循的。为了说明我大学期间的思想状况，必须寻找我从孩童时期开始的思想变迁轨迹。否则我的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回想童年，我在流浪时，受到的教育是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遇危险决不装孬。孩子们斗恶，吃了亏也会象阿Q一样在心里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心里崇拜的是古代的绿林英雄。
初进小学只知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之类的教育。在抗美援朝的运动里，又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这一类新时代的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也让我热血沸腾，常恨自己生时太晚，没有赶上做英雄的机会。但他们的形象已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中。到了小学六年级，识字较多，可以顺利地阅读文学作品。我读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崇拜小说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是丰满的，英雄是无数平凡或不平凡的事迹构成的，不是振臂一呼即可成英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样我在游艺场受到的教育“忠”、“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初步的结合。但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在初级中学里，我开始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像鲁迅的名篇《故乡》，《药》，《阿Q正传》等，我几乎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我不仅欣赏他的文笔，我更尊崇他的批判主义精神。一种精神的影响比千万种事迹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鲁迅的精神不只是教会我怎样做事，而更重要的是教会我怎样做人。这使我又想以鲁迅为榜样，将来成为文学家，对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学着鲁迅写文章，说话时也比较尖刻，不爱拐弯抹角，一针见血 。
在学习鲁迅精神的同时，课本上还有学习“五四”精神的文章 。中学时期我读小说很少，“水浒传”读一半，“三国演义”没读过，“林海雪原”也只读了三分之二 ，只有“青春之歌”，我认真地读了一遍。“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精神连同鲁迅的批判主义精神汇合成我的自觉意识，深深植根于我的人性基因的土壤里。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出现非正常死亡，对这一严重事实，不仅在报纸上看不到，而报纸刊登的仍然是一片颂扬，形势大好。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开始困惑了。现实中的文人还有鲁迅吗？我把那些只会吹顺风号的文人，称作是不长脚后跟的家伙，他们只会用脚尖走路。于是我冒死向副校长反映情况，结果遭到“保护”性的批判。这使我知道了中国文人的苦衷。于是我决定弃文学理，走科学报国之路，又萌发了想当科学家的念头。
大学里的学习生活，使我认识自己不是一块可以成为科学家的材料，因为我的数学基础较差。这时我才比较正确地估量自己，老老实实做一名无线电工程师。
思想一元化教育的涓涓溪流，滋润了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这种敏感并不会因为我对未来理想的下降而钝化。只要外部政治气候一俱备，它又会产生共鸣，迅速萌发。这种政治气候到了一九六二年和六三年的冬春之交终于到来了。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问题上分歧完全公开化,一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从一九六二年底到六三年三月,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数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外，又印发了单行本，这篇文章也是作为政治学习内容认真讨论的。
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我在过去的政治学习中没有听说过，中学时期的政治学习是以时事政治为主。在世界历史课程里讲到一点西方现代革命史，卢梭、华盛顿、林肯等思想家，政治家的名字知道，但对他们的著作从未见过，因为他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蒙城中学的图书馆里可能也没有他们的著作。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知之甚少，连一般性的皮毛知识都谈不上，充其量知道一些基本的名词概念，对他们“主义”的本质，我也不清楚。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是节选在课本上的，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著作是作为政治学习阅读的，其实也多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进入大学后，开设了马列主义课，但所用教材也不是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原著，而是艾思奇先生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学习材料。而这本教材也是被中国化了的。在这本教材里，也没有解释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到了大学二年级，突然接触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大量地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文章不仅是摆事实，讲道理，而风格又富有批判精神。我最喜欢阅读的就是这类战斗檄文。特别到了六三年的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开始公开点名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通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学习，不仅提高了我的批判能力，而且比较多地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读了《共产党宣言》，我还从可怜的伙食费中，挤出钱买了一套《列宁选集》。通过自学，我知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等重要思想。通过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强化了中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意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也渐渐地进入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学校作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园地，又是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更是首当其冲。对青年不能只是抽象的理论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于是，毛泽东主席在六三年的三月五日，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一九六二年我担任学生会主席时，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旋律没有变。学生会的工作也是围绕这根大轴旋转。系学生会的成员里，除我是新的，各部的部长基本没换。他们对学生会的工作比较熟悉，日常工作都有部长和干事们做了。我的任务就是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召开会议商定系、校大的活动，对学习并不产生多少冲击。我依然有较多的课余时间夯实基础，所以学习也不象大一时那样吃力。但到了一九六三年春，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除继续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外，农村首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远动。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使我隐隐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
学雷锋不是空谈，是要把雷锋的所想、所讲、所作具体政治化，人格化以后，要我们这些青年人照样做。这已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一元化，而是要达到人格的一元化。雷锋精神的核心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像雷锋所说得那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对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在学习雷锋的热潮中，我是自觉的。我不仅和雷锋有着同样的阶级背景，有着同样的苦难童年，而且我们两个还同龄，又是同一年入党，我们还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我们所不同的，他是个军人，而我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一定要把系里的学雷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为了学习雷锋同志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忘本，系学生会和系团总支，共同组织忆苦思甜报告会。班级搞，系里搞。记得在一次全系师生忆苦的大会上，我痛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
在蒙城梁姓甚少，祖籍无考。一说山东，一说河南，也许是太平军某梁姓战士的后裔。我祖父梁玉山，祖母丁氏。他们剩下三男一女：伯父梁恒泰，因不满婚姻，一气之下到段其瑞兵营吃军粮，在与俄国沙皇军交战时，因败北散落在外蒙古，当时交通不便，音信全无。祖父母都以为他已战死沙场，终日伤心不已。次子梁恒轩，就是我的父亲。他性格内向，为人本分憨厚。三子梁恒荣，他最小，以后成了我哥哥学着跑单帮的师傅。一女排行第三，也是我唯一的姑母。
祖父从他的上人那里得到七亩多地，但由于地少人多，靠收成难以糊口，所以每到农闲总是要做些小生意，以资补贴。主要是泡黄豆芽和磨面卖。因为泡黄豆芽可以得到不发芽的坏黄豆，磨面粉可以剩下麦麸，这些均可作为粮食供人食用。这些手艺也传给了我的父亲和叔叔。
伯父的被迫投军，而又音信全无，这给祖父母的心灵造成极大的悲痛。我母亲嫁过来不久，我的祖父就一病不起。全家人的生计落到我父母身上。由于家贫穷，加上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我的大姐出世不久，祖父去世，接着祖母又病倒了。正巧又是二姐出世，祖母去世，所以我的母亲一直不喜欢二姐，认为她的命硬克人，想找个人家送掉。但那时穷人女孩的命不值钱，没人要只好自家养着。
祖父母的相继去世，用我母亲的话来讲：“家里已穷得叮当响，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也没人要。家里的七亩多地当给有钱人家五亩。当出去的土地再返回来自己种，还得付地租，剩下的两亩多坟地，这是绝对不允许动的。实际上是除掉坟头，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地。祖母去世的第二年，姑母要出嫁。这时家里已无可陪嫁的东西。想借都借不到，因为家里没有可抵债的东西。
姑母出嫁后，我的哥哥出世了。家里虽然人口没增加，但走掉的都是能做事的，出生的都是只能吃饭的。我十五岁的叔叔开始给本庄有钱人家帮工。这样他可以睡在有钱人家的草窝里。因为这时全家只有一条可以盖的被子。父母和我、姐姐、哥哥只能同时躲在一条被子下御寒。父母合用一条能穿出去的裤子。这是家里已穷到找不到一条可供上吊的绳子。
有一年春，地里犁田，我家里只有一头瘦小的毛驴。要犁田必须配一头大牲口，于是就借用堂伯父家的牛。这两头牲口没有合过具，结果牛用角将毛驴的肚子抵个洞，血流如注。毛驴是全家的命根子，它要是死了，地再也无法种。母亲真的绝望了，她自告奋勇回家合面，糊上被抵破的驴肚子。其实她想回家一走了之，在家东找西找，居然找不到一条能让她上吊的绳子。她把脚上缠足的布带解下来，搭在房梁上结好套，手抓住套子哭泣，而终因舍不得三个孩子正在犹豫时，我的叔叔突然回来，这才使我的母亲免于一死 。
也许真的是苍天有眼，一家人正在走头无路之际，我的伯父从蒙古托人带回来一百块银元。那时的一百块银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赎回当地，还掉债，又给姑母补点嫁妆，还给叔叔定了亲，余下的钱父亲留作做生意的本钱。在忆苦会上，除了诉说苦难的家史，也诉说了自己不幸的童年。
我重复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正是这段悲惨的故事，让全系师生为之动容，所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我的阶级本性上是极易引起共鸣的。
学雷锋，见行动，这是当年的口号。我自然不能只喊不做。做有几种，一种是预先安排的，按照某种预期的目标做。例如：组织歌颂雷锋精神的诗歌朗诵会，有关雷锋故事的讲演会等。还有一种是非预期的，我在一次偶然中救过一位青年人的命。
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沿着屯溪路西上安徽医学院去看同学，当我走到省电力局宿舍南门口时，发现路北排水沟边躺着一个青年。当时我并不知他的死活，急忙过去看看。见他双目紧闭，口吐白沫，用手放在他的鼻孔处，发现他没死。我就认为他病倒了。那时车辆很少，更不存在“的士”。我只好站在路边等路过的汽车。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老远看到一辆小汽车从西向东开，于是我就站在路中间招手拦住它。开车的司机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路边有个病人快死了，请你能不能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司机问病号是我什么人。我告诉他，我也是偶然发现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是学雷锋的日子，司机再也没说什么，并帮助将病人架到车里，送到就近的建设厅医院。那时的医院也是学雷锋做好事，实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知道我本身就是做好事，所以连号都不要挂，拿起听诊器就为病人做检查。结果是：病人无病，是又急又饿造成的虚脱，给他注射一针葡萄糖，然后，叫我带他到饭店吃点东西。我带他到屯溪路和宁国路交叉口的小饭店里，用了三角钱，给他买了十个狮子头。他居然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完了。我这时才想起来问，你家在哪里？打算到哪里去？他告诉我，他姓陈，家里很穷，想到合肥来看看，找点事做，带的干粮吃完了，没有钱，落成这样。听到“穷”字，心里就产生了无限的同情。我叫他在饭店等着，我回去给你弄点路费。我当时总共也只有十元钱，而且不在身上。我让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也是中共党员）保管，这样，我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太见义勇为。取钱时，免不了受到盘问，只好实情告之。取了十元钱回到饭店，我步行将姓陈的青年送到汽车站，我给他买好车票，余下的钱也全部给了他。临分别时，他说他识字，并给我写下了他家的地址：霍山县某镇的。以后我也没有与他联系过。我真不知道，当时将钱送给别人后，那个月的生活是如何度过的。有可能是与女友合吃，或许是班上同学伸出雷锋式的援助之手
正是由于我找团支部书记取钱时如实告知，事情无法保密，传到系里，系里又传到学校，这样，我又成了学校学雷锋的好榜样。在当年工大办的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展览上，我的救人事迹被制成图，列成单独一章进行展览。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成绩，把我推到荣誉的高端，又正是这一高端把我推进了情感的深渊。
4. 爱情与革命接班人
我的爱情幼芽是一九六二年秋到系学生会工作后开始萌发的，这不意味在这之前，我是一块木头，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不例外，。只是在中学时期，自己有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的情欲被人性产品——理想所抑制，即使到了大学，由于学习任务重，学校的“六不准”规定，也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再说，我又是党员，是学生干部，更应模范遵守学校的规定，所以恋爱是不敢想，也自然无所谓。
我到系学生会工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学校举办的秋季文艺汇演。由于我刚到学生会工作不久，对学生会的干部并不很熟悉，但有一个例外，就是文艺部的副部长。
首先，她是我的同届﹑同专业不同班的同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当时只有两个班，人数不足六十人 ，常在一起上课，名字都叫得出，我们当然不陌生 。其次，大学一年级时，她是文艺干事，后因部长是毕业班学生，按惯例毕业班的学生应退出学生会工作。在系团总支讨论文艺部长人选时，讨论过她，这等于在我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同时，她也升为文艺部副部长。其三，是在筹备校文艺汇演节目时，我们在工作上发生联系较多。因为她是一位上海姑娘，也许我是出于农家子弟的某些狭隘，对上海姑娘总无太多的好感。但一年一度的校文艺汇演对于系学生会来说很重要的工作，不能办砸了。再者，我对刚上任的文艺部长也不是很放心。所以，对参演节目的选定、排练，乃至演出前的化妆，我都亲自过问。这样，我们在工作上接触得很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她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演出前的化妆。
无线电系参演的节目一共四个。六二年秋，还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风向，汇演的节目也多为歌舞、乐器演奏之类。在系参演的节目里，就有文艺部长的独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参演人员都在忙于化妆，我问她为什么自己不化妆。没想到，她把脸正对着我说：“你看，我的脸这么红，还要化妆吗？”我真地将她的脸蛋与化好妆的比较一下，的确差不多。她那白里透红的本色，比化好妆的看上去更自然。我说：“你的面部可以不要再化，但你的眉毛偏淡，眉宇偏宽，如果不把眉描宽，描浓，舞台上大灯一照，额头显大，整个面部分割不成比例。”她听了我一番略知专业的评论，急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她服了。
演出结束了。我没有想到她有一副动听的歌喉，她也没想到我对舞台知识略知一二。熟不知，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舞台上的“角”。初中毕业时，学校要保送我到省艺校学习六年的编导，我没同意。因为我对文艺还抱有某种不正确的偏见。
用过夜餐，我们边走边谈汇演情况。从礼堂到女生宿舍不过三百米，很快到了分手的地方，但双方都有些话语未尽的感觉，并没有立即分手，而是拐到一条岔路上停下来。这时正值秋高气爽，皓月当空，银光千里，风清凉而无寒意。不知是话长，还是良辰苦短，不觉月影偷移，心无时漏，不知何夕。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位美丽开朗的姑娘在月光下长时间的说话，这次谈话是我们心扉彼此靠近的开始，也是以后步入永久痛苦的开始。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我的书里出现她的名字，我要让她过早离开人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我们自从那天月光下交谈之后，当时的情景在我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但学校的纪律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谈恋爱是要受到批评，乃至处分的。但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不能公开，可以转入地下，而且是压力越大，所产生的反作用也越大。我们终于在六四年的元旦互相表明了相爱的心迹。
记得六三年底的某个晚上，我们偷偷地到远离学校的光明影院看电影。影院内的气温较高，她将上身的棉衣脱下放在我的怀里抱着。由于不慎，将她挂在棉衣口袋里的钢笔丢失了。上课时，她只能用铅笔记笔记。我用二姐寄给我买越冬衣服的钱，给她买了一支较好的钢笔送给她。其实，我并不懂什么是定情之物，只觉得她没有笔无法做作业，无法记笔记。恰巧，元旦我们都没有看学校举办的晚会，在系学生会办公室闲谈。她突然满面羞涩的送我一件小礼物，算是对我送钢笔的一个回赠。拿来一看，原来是一只制作精美的书签。正面是一簇花蕾，背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了四个字：“含苞欲放”。当我拿到这样的书签时，心里一阵高兴和狂跳，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深深地吻了她。
正当我们表明互爱的心迹，沉浸在爱的幸福中时，一只无情的大手，也悄然向我们逼近。
六四年的春天是学校骚动不安的春天。学校学雷锋的热潮渐渐引向学“毛著”，即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其中还分出甲种本和乙种本。我已记不清我们当时学习的是那个版本。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强调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用”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灵魂，战胜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红”与“专”的问题成为学生们谈论的热点。毛泽东又提出，现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此同时，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科学校的学生，也要接受正面教育。阶级斗争，阶级成分也在影响学生的分化。在这种政治气氛里，我隐隐地感到这些政治火焰早晚会烧到我和某某的爱情之间。她也有同样的感受。因她的家庭是小业主，父亲的死，她也不清楚，是否有历史问题更不清楚。但我们都坚信进无线电系的学生都是要经过严格政审的，不应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我俩之间的爱情恰恰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变得更坚定。但两个人的纯真爱情，无论如何也抵御不过组织的力量。
六四年年底，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各院校抽调大批精兵强将，组成四清工作组，开进了合工大。进校后，名义上对学生不搞“四清”，只接受正面教育。但“四清”的内容，除清经济，这一“清”学生没有外，其余的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在学生中都能沾上边。因此，来无线电系的工作组，在学生中开展攻势，要求学生“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同时，在学生中也开始摸底排队，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在工作组看来却成了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问题。无线电系的工作组组长丁同志（原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他虽然没有明白地说我的恋爱问题，但他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对我提出高要求，要我站稳阶级立场。紧接着，在年级支部生活会上，不点名地对我进行了帮助。这时大约已经进入六五年的元月。真是“朔风阵阵透骨寒”。越是这样，我越是想从恋人那里得到爱的温暖。她也感到是她的家庭出身影响了我，也尽量多给我些体贴和温暖。这样的结果又是工作组长不想看到的，认为对我帮助的温度不够。在下一次的支部生活会上，对我指名道姓地批评帮助。会上的火药味很浓，把一桩恋爱问题上升到我要做哪个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的原则高度。这时，我真的感到心痛，一种被割裂的疼痛。
六五年的春季是寒冷的。为了不让我一人在学校忍受痛苦，她决定不回上海与母亲、弟弟团聚。其实我们各自的心都在流血，只想用自己的心灵将血迹擦洗干净，而尽量将愉快和温暖留给对方。正是这种心态，使我们的寒假过得还算愉快。但那只无情的政治之手，连我们用血洗出的笑脸，也不能延续，必须拆开。
春节过后不久，大约是三月底或四月初，系总支通知我，到总支办公室去一趟。总支书记窦凤岐找我谈话。
虽然我不知道总支书记找我谈什么，但心里也能猜出八、九分。肯定是我在恋爱问题上不回头，大有越走越远之势。我是有备而去，准备挨一顿臭骂。但事实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我一进总支办，窦凤岐很客气地让我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是个山东汉子，孟良崮战役中的英雄，人厚道而且直爽，开门见山地问我和某某的恋爱关系打算怎么办。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坐着不出声。这时窦不高兴了：“你梁守福平时不是很会讲话吗？今天怎么不出声，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仍然不出声。接下来，窦换一种问法：“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不要服从组织的需要？”对这个问题我不能不作出正面的回答：“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党员，感谢党的关怀和培养，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生命。”听了这句话，窦高兴得说：“党现在需要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做不做？”我回答道：“服从党的需要”。窦说：“你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同某某断掉恋爱关系。这两者，你只能选一个。要么你要某某不做接班人，要么你做接班人，就不能再与某某谈恋爱。你到底要哪个？”我说：“这个问题能不能让我想想再回答？”说完站起来想走。这时窦气得桌子一拍：“你给我坐下，给你考虑的时间还少了吗？今天必须回答我!”接着他又语气缓和一点说：“你对她家庭的情况知道多少？”我说：“我们进校时不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吗？”窦说：“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政策，六一年看来不成问题的事，今天就成了问题。”接着，他就详细地介绍某某父亲的历史情况。这时，我流下了两难的伤心眼泪。一边是党的需要，一边是我恋爱三年的无辜姑娘，在党的需要的威严下，我终于退却了。告诉窦：“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忠于自己的誓言，服从党的需要。”
为了彻底切断我们利用工作机会发生来往，党总支又与校团委协商，将她调到校学生会工作。我们近在咫尺，如隔天涯，只有两心相悬。毕业分配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多年以后，她得了免疫系统上的不治之症。在她还能说话时，曾向同学要我的电话，想在电话里同我说点什么，但同学却没有告诉她。不久她就离开了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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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2 14:2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