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宋永毅
[align=justify]
作为人类最古老文明的一支主脉，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并不乏洪波涌起，星汉灿烂的局面。但就其思想史而论，思潮迭起，学派林立的景观却非常罕见。自周文武王到民国五四的数千年间，还仅有二次蔚为大观。第一次可上溯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第二次却已是本世纪初五四文化革命期间。如果说近三千年前的诸子百家的兴盛是由于周王朝王权式微，礼崩乐坏，完全失去了在政治、军事和思想上一统天下的能力，那么诸侯兼并，战国并峙以及群雄为谋天下而兴的“养士之风”正从诸侯割据的地理上和多元政治的需要上保障了诸子百家的共荣共存。自秦汉以降，伴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和思想统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无论在思想上和规模上都可以和封建正统思想分庭抗礼的众多学派。
然而，即使在这数千年漫长的黑铁时代，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大脑也仍没有停止其异端的思考。尽管叛逆的呼声极其微弱，其思想的闪光更包裹着扭曲的，乃至怪诞的外壳。但“异端”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两汉，有以王充（27--约97）的《论衡》发“疾虚妄”之论；魏晋，有嵇康（1711--1794），刘伶等“竹林七贤”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声。即便在理学盛行的宋明之际，仍有王阳明（1472--1528）的“心明便是天理”之说与王船山（1619--1692）的“天下惟器”之论。至于李贽（1527--1602），更公开以“异端”自居，挑战孔孟之说，结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被迫害致死。
五四是一个异端思潮正面地、大规模地挑战正统思想的史无前例的时代。一时社团林立，学派纷起。无论是陈独秀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声呼唤，还是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求实态度，抑或鲁迅对“礼教吃人”的激愤控诉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都是一种挑战与颠覆正统的异端合力。探究五四思潮迸发，异端迭起的景观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外来思想的大规模冲击，影响；另一方面，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一统天下，各地仍是割据局面。此外，执政者对于思想自由，尚取相对开明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教育部的小佥事鲁迅，竟一状告败了教育总长的章士钊。【1】
二十年代末以后，中国思想文化中心南移上海。十里洋场中西方列强们的租界--尽管它们均是形形色色的屈辱的条约的产物--却匪夷所思般地保护了种种自由民主思潮，从而也保护了共产主义思潮这一当时最大的异端。
纵观自春秋战国到民国五四思想史的沿变，我们可以大略揣测出这样一些并不成体系的结论：其一，中国历史上社团，学派林立，异端思潮纷起的壮观大致只发生在中央集权并不强大时期；其二，它同时常发生在政体变动，思想嵌制松弛之际。反之，既便有异端的存在，也不过是几丝形式扭曲的微弱之光而无法透过如磐的夜气，更枉论会形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中国正是一个反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社会主义”。历经“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等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奴役已从政治、经济延伸到每个人的心灵，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抗议都会立即招致精神、肉体的双重消灭。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政治黑洞中，异端思潮是无法产生与风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十年天翻地覆的文革，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制的思潮--作为共产主义的异端，是决不会如此迅捷地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播与认同的。或许，至今我们还只能悲哀地看到一个无声的中国。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十七年长夜茫茫万马齐喑局面的终止和一个新的万象杂陈，异端初露局面的开始。仅就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就有数十种之多；“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论”，“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经济主义思潮”，“省无联思潮”，“四一四思潮”，“李一哲思潮”......作为社会性的异端，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最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常常是一论既出，震栗全国（如“血统论”）；或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如“出身论”），甚至发展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数十万云集广场的群众已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这样异端口号作为他们共同斗争的信仰。一句话，这种异端的社会思潮以其流行性与普遍性绝然不同于异端的个人思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如张志新，王申酉等，也曾拍案奋起，反对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但他们先知先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则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
一.悖论：文化大革命对异端思潮的造就
历史的发展真是充满着悖论，由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带有宗教性狂热的动乱来充当异端思潮的母体，这本身就向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饶有兴趣的问题。例如，文革作为毛泽东的权力角逐和在全国建立他个人绝对权威及专政的手段，为什么反而促成了异端思潮相当规模的产生？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究竟在那些形式与内容上提供了异端思潮的催生素？又如，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段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时代，毛泽东与中共已在十七年中建立了一个极端封闭、专制乃至凝固的思想环境。与五四拥抱与迎接西方民主思潮的开放胸襟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把人类所有的进步思想都置于“横扫”之列，即便是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不同思潮流派，也都列入了“修正主义”的另册。那么，那些异端思潮又从那里汲取了它们赖以孕育与发生的思想营养？再如，文革中骚动不安的异端思潮，大都打着诠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有的甚至比毛在当时的思想更为极“左”。浮面看去，它们大多没有挣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樊篱，为什么竟成了后文革时期民主主义思潮的滥觞？而他们中的不少活跃分子，最后百川归海般地成了民主战士？看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这样的复杂课题，是无法用“彻底否定”的方法一言以蔽之的，必须认真地探究其更深刻的历史动因。
早就有人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象《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揭开了那块贴着‘社会主义大民主’标签的大石碑，放出来的一百另八道金光，就永远不会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地洞中去。至于这些好汉们要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了。”【2】这一生动的比喻至少可引申出以下两层耐人寻味的意蕴：其一，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特定形式本身--“社会主义大民主”（即一度写入中共宪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一种有益于异端思潮产生的形式。其二，这对于发动者毛泽东本人来讲，是无意的，或事与愿违的。
确实，作为中共社会主义制度缔造者与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夏至冬之交的文革发动期中，奇迹般地跳到这一制度外来抨击这个他所缔造的党和制度，甚至号召群众猛烈地冲击和批判之。然而，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批判这一社会制度？是因为这个党的专制，这个社会的集权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因而使他不满吗？不，完全相反，是因为他仍嫌这个国家和这个党还不够集权，还不够专制，党内还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还旁落在他人的手里，因而他要冲击它，粉碎它，重建一个由他一个人独裁的毛氏王朝。显而易见，毛泽东要打的是一场完全逸出常规的战争，他要以个人战胜整个党的官僚机构，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少数去征服党内的多数。他只能向党外寻求盟友--深受十七年中共官僚制度欺压迫害的人民群众。而要发动和利用这些群众打垮这个党，来清洗自己的政敌，运动便只能取非常特殊的形式--这便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产生的真谛。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一旦产生，便立刻有了它本身的意味。尤其对一场千百万人投入的群众运动来说，再严密的中央集权都是难以控制的，更何况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正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全部组织根基--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党组织在群众运动冲击下的全面瘫痪，毛泽东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控制不了用他自己的符咒所唤出的魔鬼了。简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形式至少在以下三点上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与常规，有利于异端的孕育和产生。首先，它给了群众以“四大”的形式去揭发、批判和斗争除了毛泽东的司令部（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一切党组织的权利，上至中央付主席，下至一个车间支部书记；而文革前十七年那怕向一个党员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被认为是十恶不赦而“运交华盖”。这一形式解放了民众的为十七年的专制所囚禁的思想，更有利于他们的独立思考。如同“李一哲大字报”作者之一的王希哲在他那篇著名的长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里总结的：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指刘少奇等人--引者注），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3】美国学者梅尔·哥德曼（Merle Goldman）则从另外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对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党的官员和学生来说，‘文革’间接的后果是他们意识到，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在‘文革’仍然进行之时，‘文革’这一代人就已不断显示出其独立性。尽管那时派性斗争激烈，形势一片混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是因为派性斗争和形势混乱，才使得控制变松，触发了种种独立思考和行动。而这一情景在‘文革’前当党领导着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领域时，则是不可能发生的。”【4】第二，文革中的群众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结社自由，而文革前除中共领导的组织外，任何一个自治的群众组织都可能被视为“反动组织”而立即取缔。自“清华附中红卫兵”以来的文革中数以百万计的群众组织，如果都作为一种“社团”或“准社团”来看的话，就其巨大的数量而言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由于结社，产生了派性，继而是某种权利及保卫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而群众只要有了组织，便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最后便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而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文革中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由于某一群众组织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和而遭到镇压，强烈的结社意识使这一派的群众奋起保卫他们的组织权利；或转入地下，或成立变相的组织。从而，这成了他们成为自觉的异端的开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总部）二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例。如果说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后的第一次炮打是因为他们与张春桥关于夺权的意见不合，那么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第二次炮打就带着耀眼的反迫害，反镇压的民主色彩。最后，他们中出现了“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中串会那样的异端思潮组织。又如湖南的“湘江风雷”，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中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派镇压。但已经有了政治派别意识的湖南造反群众激烈反抗。不但被捕的绝食抗议，同一组织的监外成员又改头换面，重整旗鼓继续活动，最后由于党内权力斗争的缝隙，“湘江风雷”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获平反。平反后，“湘江风雷”内即分裂出了“省无联”这样的异端思潮组织。第三，文革中报禁有某种程度的开放。自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夏，群众组织，尤其是青年学生组织办报办刊风行全国，这恐怕也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观。尽管大多数群众报刊千人一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也有不少成为民主思想和新思潮的重要阵地。曾刊载遇罗克〈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便是一例。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早在毛泽东批吴晗和“海瑞罢官”时，他便给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及《红旗》杂志投稿反驳。但由于当时报禁未开，他的文章除了一小块得以刊出外，均被退了回来。他的〈出身论〉，原来也是一份自刻自印的油印传单，一贯反对“血统论”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极偶然中看到了电线杆上的张贴稿。起初牟志京只是想把它变成一份铅印传单，结果在排版时因为字数不够，有很大空白，经排版工人提醒，牟当场决定办成一份报纸，并取了一个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作为主办单位【5】--这样，〈出身论〉这样一份黑暗中的中国人权宣言书才正式上报，立即在全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而在文革前十七年，是绝不可能想象象牟志京、遇罗克这样的普通青年可以如此轻易地办起一份宣传异端思潮的报纸的。
对于异端思潮的流行来说，仅有运动形式上的有利而无运动内容上的有用之处，它们仍不能流行起来。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异端思潮--从〈出身论〉到“省无联”--大都孕育和产生于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之中。注意到这一事实，便应当研究一下这一为毛泽东所号召的群众性的造反运动的发端，是否也带有相当的民主性或人民性？答案是肯定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打成反革命”等手段迫害了无数政治异己与对他们不满的群众，至文革爆发，中国社会已蕴积了一个巨大的反迫害资源。文革初期，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官僚阶层，为在与毛的权力斗争中保全自己，不惜牺牲无辜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它们试图把毛点起的文革大火烧向群众，以“反右斗争”的传统方式在全国知识分子与学生中大抓“反革命”；另一方面，它们利用它们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以横扫“四旧”与“黑七类”为名，残害无辜的人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二千多教职工，家在北京的便有一百多人被抄家。“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6】，显然，毛泽东的文革目的主要是打倒他的党内政敌而不仅仅是破“四旧”与反“右”派。虽然他对于这些被残害的无辜群众也毫无怜惜之心，但他意识到他可以打一张民意牌，人权牌，以反迫害作为号召--那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中“省无联思潮”的代表人物杨曦光在一篇化名为“习广”的纪念文革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毛泽东号召反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其号召的核心当然是人权问题。十七年来，每次运动总是用打反革命等残酷的迫害手段来对待政治异己，反迫害和平反的口号无疑是真正能号召人民的。从此，毛泽东开始重新抓到了民心的脉搏。他的成功之处并不是单纯左的经济路线，而是同时也配合了一个打人权问题牌这种右的策略。至于究竟是毛泽东利用市民运动来搞宫廷斗争，还是市民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也值得史学家去重新研究的问题。”另一位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李一哲”之一的王希哲，则早在一九八○年便提出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8】这一说法后来又被八·九民运的领导者之一的中国作家郑义深化为“两个文革”的理论：“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各级机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失去权力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虽远非自觉）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民主斗争......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复杂，但反抗暴政却是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根本的动因；”“本来，历经两千年君主专制残酷塑造的中国人民是绝不敢轻言造反的。毛的号召，使一切造反行径名正言顺，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一下，平日逆来顺受的人民便如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仇恨的岩浆。毛和人民同时找到了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林彪九大报告）。这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和民众的民主斗争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9】
尽管，对于“批判资反路线”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造反运动是否已是一场“民主斗争”可再作探究，但它带有广泛的人民性应有定论。这一点，国内的研究者亦有同感：“平反在政治层面上动员了与当权派有矛盾的群众，批判血统论则在社会层面上发动了更多的群众......由于资反路线是通过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贯彻的，各级领导几乎人人有份。因此，批判资反路线带有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群体冲突的色彩。不仅如此，批判资反路线提供了一个群众发泄对领导不满的机会。长期积累而不能不宣泄的不满、怨恨藉此机会表达，从而使对当权派的批判一发不可收拾。”【10】不管毛泽东是出于什么个人权欲的目的而打了这张反迫害的民意牌，也不管当时的造反运动是否自觉地利用了毛泽东的口号，当时的运动走向对于异端思潮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千古难期的催生机会。这一点，无论是当年异端思潮的代表人物，还是国内审慎的文革史研究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大体相同的肯定。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正面地探讨一下异端思潮在文革中产生的思想条件了。如同物理学中力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会伴生反动的附衍物，任何一次反动也会产生革命的副产品。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旨在消灭全民族的任何独立思考（用张春桥的话来说，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建立他一个人的思想统治与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历史的逻辑却朝“伟大领袖”意愿的相反方面走去，异端思潮就迭起在文革之中，思考的一代的崛起正是文革最积极的副产品。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究细察一下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何以会成为哺育它们的那种制度，那个社会的异端，更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是初源于那种制度，那个社会本身以及作为它们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巨大矛盾性，这一矛盾性首先表现在作为毛泽东指导文革的那个理论体系，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完全服从于毛泽东权力斗争需要的庸俗性。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文革的目的明明是消灭所有独立思考。但为了炮打刘邓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一再公开号召和鼓励青年人“独立思考”。毛泽东是中共集权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缔造者，他决不讨厌这一制度，但为了发动群众帮助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他一再发表言论抨击这一官僚制度，给群众造成他是民主的代言人的错觉。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决不是“血统论”的反对者，但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在六六年底的“批判资反路线”中却号召全国群众批判“血统论”。对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这并不奇怪，在为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个集团争夺权力时，他们总要隐瞒自己的私利，而把社会的公利写在欺骗民众的旗帜上，与翻云覆雨，言行不一的政治老手毛泽东等人不同，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一代是虔诚的，纯真的、执着的。他们在文革中很快便汲取了，抓住了，继而是延伸了毛泽东等人那些不论是出自什么目的而讲的颇具民主色彩的言论，合理地推导出了颇具独立性的理论体系--异端思潮便由此应运而生。其二，毛泽东思想自身的矛盾性还表现为它在文革实践中的反复无常性和为了权力斗争而牺牲人民群众的残忍性。如果说毛泽东等人为利用群众作为他们党内大清洗工具时颇带民主色彩的言论激发了异端的产生；那么一旦完成大清洗后，他们翻手为云地镇压人民群众，覆手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专政便使群众对他的幻想迅速破灭，从而产生怀疑和觉醒。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的经历，可算一个例子。〈出身论〉是作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对立物是在1966年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产生的。当时，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小组已看到“血统论”成了他们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用以与他们抗争的有力政治工具，因而，他们声色俱厉地斥责“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陈伯达）【11】。虽然由于遇罗克的先知先觉，〈出身论〉初稿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但它仍修改并正式出版于“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在〈出身论〉及其他文章里，遇罗克有意无意地大量引用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言论，应当说仍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权宣言。据当时《中学文革报》的实际主编牟志京回忆：〈出身论〉刚发表时还曾有过二位自称《红旗》杂志，中央派来的记者来过，对他们讲：“中央非常重视你们”云云。对于这群坚信“不同出身的青年应有平等的政治待遇”的青年人来说，一直虔诚地相信他们会得到中央表态支持。然而《中学文革报》出到第三期（1967年2月），已传来中央文革（关锋）讲他们“大方向错了”的指示，四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更变本加厉地把〈出身论〉说成是“大毒草”。【12】不久《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身系囹圄。如果我们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上层权力斗争的视角来看中央文革态度的剧变，便不难理解其中的一点奥秘。尽管平等与人权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心中不过是一出蒙骗愚民的把戏，但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他们仍需要〈出身论〉这样的力作去发动群众。到了“一月革命”之际，遇罗克们非但没有象大多数造反派那样由对他们的感激涕零而充当夺权的打手，反而更为认真地研究起社会平等与人权问题来，自然是“大方向错了”。至于到了四月间，毛泽东为了玩弄权力平衡，减缓军方及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阶层的压力，下令释放了“血统论”的代表者“联动”分子，自然本来就不是他们一路思维的“出身论”要被批判为“大毒草”了。尽管遇罗克被捕，报纸被停，但对他的战友们来说，“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感到整个信仰的基石崩坍下去”【13】--这一崩塌的信仰的基石，当然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异端思潮的产生、发展与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民主”的欺骗、玩弄的关系，1968年出现的“省无联思潮”对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体的执着应当说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体，原来是毛泽东最早鼓吹的。他声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在他与刘少奇决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又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十六条告诉人民：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14】关于这一民主政体形式，林彪最早作出过详尽解释：“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15】--深受中央集权专制之苦，而只知道巴黎公社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民主政体的中国百姓来说，毛泽东冠冕堂皇的许诺打开了一幅何等鼓舞人心的民主前景。当“一月夺权”在上海实行之际（1967年2月5日），上海的造反群众天真地把上述最高指示写进了公社成立宣言：“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了的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全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不料，这却引起了“叶公好龙”的毛泽东大惊失色的反对：“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公开贬低他一贯倡导的公社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说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17】--一言道破天机，原来毛泽东的巴黎公社的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不过是他翻云覆雨的袖里乾坤。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来讲，核心永远是一个“权”字，而不是什么革命理论。只要他们清除了党内异己，夺回了旁落的大权，他们想到的便是立刻恢复他们那集权专制的党，并使之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于是，“上海人民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的原则顷刻间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
然而，在长沙（“省无联”），在武汉（“北决扬”），在广州（“八五”公社），在山东（“渤海战团”），在上海（“炮司”，“中串会”，“反复辟学会”），在北京(“北师大造反兵团”)却有那么一批独立思考的青年人，仍执着地要实现毛在文革初期所作出了“新政体”的许诺，这便是自1967年夏到1968年春被称之为“极左思潮”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特点，香港学者赵聪在他总结文革的三卷本巨著《文革运动历程述略》里有着大致不差的概括：“他们死抓住毛泽东在文革初发出的号召不放，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党组织，重新造党，而不是什么恢复和整顿；坚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十七年来新形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而不是个别地罢官和揪斗；坚持把政权机构交由人民大众来掌权，组织人民公社，而不是起用旧干部组织三结合的革委会；坚持人民武力缴还人民，要在军中搞文革，而不是军队与人民对立，进行三支两军的工作。总之，他们主张要把文革进行到底，不能后退，也不能停顿。虽然这些文件并不公然反毛，但却暴露出毛的言行前后不一致，也无形中拆穿了毛实为打倒刘邓一系而佯言进行文革的骗局。文件只是对周恩来一系官僚猛轰，对林彪、江青的讲话指示反而极力称赞，焉知不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所以虽然他们某些极左的主张如文攻武卫等与江青所喊的口号相同，而冲击军区和抢枪行动又与五·一六兵团无异，可是中央文革终于嗅出了他们要向毛林集团造反的味道......”【18】
一言以蔽之，这些“新思潮”之“新”之处，其实正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带有民主色彩许诺（理论）的逻辑推理与发展而已，而这些“新思潮”之所以都遭到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残酷镇压，也正在于他们把毛泽东等人的“此一时”的许诺在“彼一时”当真要求兑现，结果便龙颜不悦，恼羞成怒，自然要对他们斩尽杀绝了。
异端思潮初露于文革中的第二个思想条件，源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政治信条之间的矛盾。对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是正确与否，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在文革中宣扬的东西都是一种它的简单化与庸俗化的变异。然而，他们都偏偏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要人民群众去“学习马列”。这样，马列主义的著作成了文革中广大青年唯一可以合法学习，汲取的，除毛泽东思想外的主要思想资源。尽管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并没有到达很高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但仅这些青年人在政治动荡中接触的有限的马列主义著作，便已使他们发现了差异、鸿沟与矛盾。作为一种“不幸”的结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说竟成了这些异端思潮的倡导者用于批判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思想武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以及依据它的体系而推导出的某些立论成了异端思潮的化身--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些讽刺性的悖论。例如，“省无联”们要求推翻新的特权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时，用的是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与列宁关于“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分析。又如“李一哲”们呼唤民主与法制时，用了不少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的论述。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还是伊林·涤西反对个人迷信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青年学生刘振忠，张立才，用笔名在清华园内贴出了这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因它在当天下午即被撕毁，他们又于11月18日印成传单广为散发。1966年夏秋之际，正是毛泽东通过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之际。伊林·涤西的信中批驳了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吹捧，对林彪讲话中的“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提出这些批评时，异端思潮的主要立论竟来自斯大林在《论反对派》中提出的不应当说列宁比马克思高出一筹的论述，他们的结论是：“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搞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19】
事实上，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所谓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之间，常常厚“马”非“毛”。“省无联”骨干之一周国辉就曾到处扬言：“毛泽东思想除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外，其他都是很陈旧，很落后的。”【20】遇罗克对毛泽东思想也一直不以为然，他除了在“文革”一开始就批评大搞个人迷信的种种做法外，直到狱中还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混乱的，他曾对狱友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21】
异端思潮在文革中初露的第三个思想条件，发韧于中共长期以来鼓吹的共产主义政治理论的虚伪性，它与社会实际的矛盾性，以及文革中公开暴露的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极端无原则性。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文革中一再打着“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旗号，他们的原意自然是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到他们的旗帜下来。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成了一场毛泽东思想的大幻灭与人民觉醒的大教育。}文革使青年一代看到了太多的打着“马列主义”幌子的黑暗的权力斗争，结果使许多原来忠心耿耿支持这一制度的青年人都开始离经叛道，“血统论”便是一例。“血统论”一开始并不是异端思潮，相反正是建国十七年来已经执行的所谓“阶级路线”。这一路线以家庭成份、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将阶级成份的划分永久化，人为地造成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对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弟来说，“血统论”是维护和巩固发展其特殊的政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依据。应当说，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浓厚封建色彩的政党来说，与历代帝王所公开标示的‘世袭制“一样，这正是他们”阶级路线“的真谛。本来，如果中共开诚布公地宣布要搞荫封制，如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三纲五常，官尊民卑，皇权至上，长幼有序等正统观念一样，倒反而有法可依，至少有搞特权的规则可循。然而，中共一向以不谋一党之私昭示天下，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便使他们不得不虚假地提出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进行欺骗，来平泄民众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但这样对于干部子弟来说，他们的世袭特权便既没有了理论保障又没有了民意基础。对于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要求垄断“接革命班”权利的一批幼稚狂热的中学干部子弟来说，自然不懂和不满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虚伪性和策略性，他们急于要把政治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以确保自己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权利分配。老红卫兵以及作为它特有意识形态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说穿了，它不过是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不聪明的公开版而已。这也是在“对联”刚出笼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对它以及它所造成的“红色恐怖”在相当一段时间取纵容姑息态度的内在原因--他们在骨子里原是一致的。但当“血统论”成为这些老红卫兵保爹保妈的政治斗争工具，他们本身也成为刘邓在与毛的权力斗争中一支别动队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才声色俱厉地将之宣判为异端思潮。而毛泽东及文革派对这批老红卫兵的始利用后抛弃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弹，这些自持血统高贵，一向傲气十足的干部子弟于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继续以“血统论”为思想组织基础，要求“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22】等等。与“省无联”等极左派的“新思潮”相比，联动思潮的价值取向是朝后的，即要求回到十七年的中共专制；它的打击面是朝下的，即所谓“地、富、反、坏、右”及“蒋介石分子”。但不管怎样，它仍表达了一大批青年人在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中萌发的对文革的不满与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又由于这批干部子弟所处的特殊阶层的地位，他们不仅深切体会到中共理论的虚伪性，更广泛地接触到中共政治斗争的黑暗性和无原则性，他们中最终杀出了魏京生等整整一批这一制度营垒内的反叛者，而且他们的叛逆姿态还往往比极“左”派群众更为激烈，更为公开。
“文革”将中共已延续了十七年的体制和思想发展到极致，并以一种赤裸裸的残酷表现了它的实质。事实上，由于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在文革中的大暴露，不仅使干部子弟，而且使一大批在运动一开始因个人迷信而卷入运动的普通青年冷静下来，产生普遍的“幻灭感”，这又是“逍遥派”的主要来源之一。又由于动乱所造成的缝隙和某种相对的自由，这些青年人看了不少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书，并结社研究“真正的马列”。六七年底北京大学何维凌、王彦、胡定国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便是这样一个异端组织。只要看一下当时他们所潜心阅读、热烈讨论的部分“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的书单--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吉拉斯《新阶级》，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尼采《扎拉查斯特拉如是说》，陀斯托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思路会终于冲破旧教育所框定的牢笼而走向自由的异端。【23】在另一方面，上层权力斗争的肮脏性和无原则性在文革中的一览无遗甚至使追随他们的造反派组织都产生了始而离心离德继而群起仿效的倾向。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原是文革派的嫡系造反派组织之一，然而据史记载：
“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不久，兵团更加执着于在清华园外抢权、夺权。兵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倾向一发难于收拾。自1967年初至1968年7月，兵团内就不断出现咒骂周恩来，怀疑康生，批评中央文革，否定陈伯达，斥责江青，抨击谢富治，甚至对毛泽东、林彪本人也有所‘不敬’的事例。兵团内的许多人实际上以知识分子狂热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心绪置身于文革的洪流中......对对手无所不用其极的举措，而自身既有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惟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恶习，更有追逐功名、嗜权如命的丑态......。”【24】
早就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诙谐而又适当地比作“比赛革命的革命”和“革革过命的人的革命”，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它无规则的斗争的循环性与伤害的普遍性。如果说运动初期是干部及干部子女反“右”--革下层群众的命，那么“批资反路线”又是下层群众起来造反革干部及其子女的命（他们的前任革命者）；接着军队又借所谓“二月逆流”革造反派的命（他们的前任革命者），再下来是干部（官僚阶层）与群众（造反派）联合起来革军队（林彪）的命......如此循环不已，永远是无休止的冤冤相报，永远是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直至八十年代，还有所谓“清查三种人”……革前面所有革别人命成功和失败的造反者的命的后补“革命”。文革的最大缺点同时又是最大优点之一正是革了所有人（从“国家主席”到“地富反坏右”）的命。创巨痛深之余，所有的人对这种“革命”产生了幻灭感，产生了“三信”危机（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这便给异端思潮在民众心田里的滋生、繁殖提供了广阔的天然土壤与养分。
二.正论：异端思潮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
文革历史的复杂与怪诞，匪夷所思般地孕育了异端的萌生，而这些异端一旦形成惊视骇听的社会思潮，便又成了种种不容漠视的历史存在。它们间的关系，一个是悖论，一个则是正论。
现在，我们可以从正面来审度一下这些异端思潮的嬗替更易、变革沿流，研究一下它们究竟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离经叛道的精神探索，给中国当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缕什么样的一以贯之的文化血脉，以及为什么中共当局要如此惊恐万分地对他们一概剿灭扼杀?
追求人权，追求人生来具有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主要是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异端思潮的一个主要诉求和内容，^{中文=汉仪报宋繁}这一诉求的杰出代表者，首先是遇罗克与他的〈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共当局以它所谓的“阶级路线”，实际上已经将一大批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排斥于高等教育的校门之外，同时，无论在工厂农村，又无论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甚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都已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歧视性的种姓制度。如〈出身论〉所统计，即使按全国地富反坏右分子只占5％的比例计算，加上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等，估计会有近亿人口处于被歧视的社会“贱民”阶层之中。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切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平等的政治与受教育的权利，那么这些“贱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只能生活在这一被歧视的社会底层。中共之所以推行这样一条“阶级路线”，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为他们子女搞荫封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造“阶级斗争”与“阶级敌人”的神话，为了巩固他们的专制而设置一个集体仇恨的倾注面。在十七年专制的重罗密网之中，这种极为不平等的人权歧视非但没有引发一丝公开的抗议，相反歧视者们还远嫌不够。在公开的舆论中永远重复“歧视阶级”受歧视的谎言：所谓“工农革干子女受迫害论”。遇罗克以及“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伙伴们一开始就冲破俗囿揭穿了中共故意混淆是非的做法，指出受歧视的并不是所谓“工农革干子弟”，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年大学招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出身论〉大声疾呼：“‘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25】遇罗克笔锋仍没有至此顿住，他又进一步揭露了中共当局之所以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正是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26】
遇罗克的〈出身论〉等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不同于家庭影响，出身不同于成份等角度批判了中共虚伪的“重在表现论”。它利用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的观点反唇相讥那些“血统论”的卫道士们：“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深究这一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原因，遇罗克又鞭辟入里地指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什么是〈出身论〉的结论呢？那便是“平等”--“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了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27】--当遇罗克用他的血与生命写下这怵目惊心的“平等”二字时，他实际上已使“出身论”越出了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樊篱，因为在这一理论体系里，不同的阶级以及阶级出身的人群中，从来是不能用“平等”，而只能用“斗争”与“统治--被统治”这种字眼的。而“平等”，历来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被毛泽东们加以批判和鞑伐的。
实际上，在所有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中，遇罗克可能是极少数的几个除了马列主义外还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人。1960年后数年内他因家庭出身之累被中共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社会大学里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其中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使他最为神往。这里是一位他朋友的回忆：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进那位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当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青年接过书，看到书上有很多罗克写的批语，如“智慧”，“矛盾！”，“不通”，“远见”“无与伦比的文字”......【28】
当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在其“第一条”中写下：“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的差异”【29】时，曾是人类历史上的石破天惊之声。同样，当遇罗克在中共专制的黑暗王国中，尤其在血统论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写下“平等”两个劲犹的大字，并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把！”时，同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惊心动魄之音。尽管遇罗克一直自诩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文中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思想之光仍是耀眼的，闪亮的。
承递了遇罗克关于政治权利平等的追求，并进一步把这一诉求推进到健全法制的新高度的，是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潮。1974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贴出了一张题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大字报署名“李一哲”，实为三个青年人李正天，陈一阳与王希哲的笔名。据目击者回忆：“李一哲大字报轰动广州市，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李正天又募集纸张，油印散发，因此流传范围相当广泛。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的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代表人民群众的拥李派占尽上风。”【30】为什么李一哲大字报具有〈出身论〉一样的魅力？是因为整个李一哲思潮的宗旨便是：“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如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庄严宣称的那样：“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防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受到干涉”；李一哲公开要求中国当时名义上的最高法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令：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31】--这里，我们还可以特别注意到李一哲所列的“专政对象”是现行刑事犯罪分子，而不是中共的“阶级路线”一贯罗列的“黑五类分子”。这一改动，连批判李一哲思潮的官方代表“宣集文”（广东省委宣传部集体文章）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一哲开列的‘必须实行专政’的对象里面，一，地主阶级没有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富农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二，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也不见了，于是，一切封、资、修的反动意识形态，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都可以自由泛滥......”【32】。这确实不是偶然的疏忽，因为在李一哲思潮中，遇罗克〈出身论〉的正义之声被升华到了一种法律诉求的高度，人权的概念又已从〈出身论〉里的出身不好的受歧视的青年扩展和延伸到一切受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与派别斗争中受害的群众。与〈出身论〉还只是在文字上批判“联动”等血统高贵者的法西斯行为不同，李一哲第一次提出了人民的法律惩治的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关于遇罗克所表达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思想，在李一哲的深切关注中以“限制特权”的诉求得以弘扬的。出现于七十年代初的所谓“工农兵学员”制度大多成了特权人物“开后门”（即送他们子女上大学）的场所，因而李一哲们指出：“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为之，李一哲们呼吁“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从〈出身论〉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嬗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权的思想，即维护中国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不受政治迫害的权利，正在健康地发展，逐步地升华。既然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褫夺人民的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而遇罗克，李一哲们制度内的正义诉求完全不可能得到中共的善意回音（只能换来子弹与牢房），那么这一不可遏制的人民的诉求又将走向何方呢？答案恐怕也是显而易见的。
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群众对于这个国家实际的管理权利，这是异端思潮的第二个主要诉求。这一朦胧的诉求，首先是以追求新的政体--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政体为目标的。如前所述，关于文革的目标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原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人民的一种承诺。处于一潭封闭的死水式的思想环境下的中国民众，恐怕实在不知到除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外，世界上和历史上还有什么新型的民主政体。但“民主”二字对于处于十七年专制的沙漠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具有天然召唤力的绿洲、甘泉；哪怕它实际是一片海市蜃楼的幻影，但也足以使他们铤而走险地为之奋斗了。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呢？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内和有关的《巴黎公社史》的论述，主要是：1）实行普选，代表、官吏可随时撤换；2）法官公开选举，并可调换；3）公社废除暴力，废除常备军，代之人民武装。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特别指出巴黎公社的本质是“自治”，“是人民为自己的福利官吏自己事情”的“自治”。【33】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共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显然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文革中以建立“公社”代替“革命委员会”的极左派“新思潮”派，他们所坚持的“异端”并没有越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省无联”在它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坚持的似乎正是马克思的上述主张。第一，省无联思潮主张公社的代表应是“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不过在“革委会”里，“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与之相反，大多数群众把文革认为只是一场“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更有甚者，“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形式”。第二，省无联们又竭力主张解决中国军队问题：“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大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他们要建立的公社的武装是一支“不同于现在军队”的“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为此，他们歌颂群众性的抢枪运动以及“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态。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应当说，省无联们所描述与幢憬的正是一种公社式的“自治”【34】，他们的口号“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更完全是巴黎公社式的。而他们对于军队参政的“三结合”必然形成新的更为反动的“官僚复辟”的预料--即对于“一月革命”后军人法西斯官僚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应当说是极有洞见的。
与“省无联”相同观点或直接受其影响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秋至1968年春在全国大有人在。武汉地区由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先后组织的“北斗星学会”（1967年11月），“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1967年12月）和《扬子江评论》（简称“北、决、扬”），也坚决主张彻底消灭解放军，并代之以人民武装，还应当推翻“革命委员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体制”，“并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35】北京北师大造反兵团“新思潮”代表李公博等人也含沙影射地指责革委会“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关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36】“就是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与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构，创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坚决反对'打倒皇帝做皇帝。'”【37】广东地区的代表者是广州八五公社。由于这股思潮在一个新兴的造反派组织“粤海风暴”的小报《八五公社》上表现的最为充分，故又称为“八五思潮”。“八五思潮”认为以林彪集团大将黄永胜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反动势力”，它们“正在汇成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它们提出：“大局未定，大权在争”和“广州还须大乱”的论点，并坚持“干部大换班”而不是省革筹小组的“改良主义”。【38】
既然“新思潮”的倡导者们要求人民有实际管理这一国家的权利，他们必然反对目下管理这一国家的中共官僚阶层（用“省无联”们的话来讲，是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中文=汉仪报宋繁}其实，认为中共的干部阶层，尤其是高级干部阶层已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起源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理论。1965年，当毛泽东在为他准备中的政治风暴大造舆论时，他曾在一个报告中批示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39】然后，当1967－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二十九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广泛建立后，这一“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再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确对待革命干部”。自1968年“清队”以后，只要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全部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革委会”。这一“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便随着毛泽东权力斗争的胜利而悄然消失了。如同民间文革史家刘国凯指出：“许多工厂里的‘造反派’对本单位的厂长、书记揪住不放，陈伯达在七月初说：‘军代表在工厂要帮助革命派解放包括厂长书记这样的大量干部，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他说得倒轻巧，如果这些厂长、书记都重新官复原职，那批判过他们的‘造反派’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40】因而，群众和造反派中一部分思想家仍坚持“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提法，并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形成独立于瞬息万变的官方理论外的“反特权”，“反官僚”的异端体系，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对反特权以及特权阶层的理论作出最初独立阐述是遇罗克。他在正面批判联动的“血统论”的一系列文章里，非正面地论述到了这一与“新的受歧视阶层”处于“阶级压迫”地位的特权阶层的问题。1967年春夏之交，由于批判反动血统论，北京有不少中学生小报上出现了有关特权阶级（层）的文章，随着北京中学生分为四·三，四·四两大派。“四·三”派似乎更注重关于“特权阶级”理论的独立探讨。风行一时的四·三思潮的代表作〈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便是这样一篇压卷之作。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一种新的“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保”的一方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权人物”，反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激进派--四·三派则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一种“不断要‘革’，要向前”去“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41】这篇文章以及它首先提出的“新思潮”给了一年后震动全国的省无联思潮以极大的影响。1967年省无联的理论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的执笔者杨曦光在北京串联，接触到这些文章。他后来写道：“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42】“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强烈不满，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43】
作为一种深入反思的结果，发表于1968年1月的〈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了更为激进更为系统的反特权思想。首先，它认定十七年中：“90％的高干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的。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44】其次，它又指出：“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因而“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与省无联的看法相同，武汉“北决扬”也坚决认为：“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45】广州的“八五公社”似不及“省无联”与“北、决、扬”那么激进，却也提出了“干部大换班”和“一切权力归左派”的相似口号。【46】
既然占95％的官僚主义者--红色资本家阶级掌握了党权、军权，那么对十七年的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乃至砸烂就是必须的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1967年底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该文提出：“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一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在伊林·涤西看来，中国的国家机器应变为“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47】但是他们并没有指出改善（变）这一国家机器的原因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掌握了这一旧的国家机器。风行于1968年初的全国范围内的“新思潮”更多地主张“应推翻腐化阶级，应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湖南省无联）；“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武汉“北决扬”）。
既然十七年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原来掌权的95％的高级干部要作为一个“官僚主义者”--“红色资本家阶级”推翻，^{中文=汉仪中黑繁}那么革命要依靠一些什么人呢？这便是流行全国的极左派的新思潮的又一异端理论--“阶级关系变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中文=汉仪报宋繁}在“新思潮”中，最早正面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省无联思潮：“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48】什么是新的阶级关系变动？如何进行这一新的阶级关系分析？除了提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外，省无联思潮还提供了这样一些大致的分析：保守派自然不是依靠阶级，造反派中不少人虽然也参加了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的人很不理解”；因而只有依靠“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去重新建党。与省无联相同，武汉“北、决、扬”思潮同样坚信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并在他们那篇著名的〈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提出了重新组党--以激进分子--“无产阶级左翼队伍”，作为“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主张。【49】广州的“八五公社”在那一时期也提出了“重新划分阶级”的口号。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公开宣称：“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50】而中串会在其代表作〈一切为了九大〉中具体阐释这一变动为：“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要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51】应当说，“新思潮”从阶级斗争上确认95％中共政、军干部是一个“应当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以及特权人物；从国家机构上主张砸烂一切中共官僚机构，包括中共及毛泽东最主要的统治基石--军队；在阶级关系上全面否定中共统治最主要的群众基础--干部与党团员，并主张通过全国性内战重新建党建军；尽管它再打着“毛泽东思想”乃至“毛泽东主义”的旗号，甚至“新思潮”的倡导者们仍至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独立思考，但其主张的实质及一旦实践的后果必然使毛泽东思想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体系成为一张没有任何基础的空头支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苦心建筑的“全国一片红”的新权力大厦又会崩塌于再次群众运动的浪潮，这便是“新思潮”饱蕴的杀机及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招致残酷镇压的深层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走上了更远更直觉的反体制的道路。1967年至1968年活跃于山东造反派中的所谓“反革命组织”--“渤海战团”便是典型的一例。战团的代表人物丘黎明，王公乾等人在他们的〈揭开山东省十七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中这样描绘了山东省的五七年反右斗争：“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错案，先后株连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打击陷害了大批革命的好同志。......连同‘反右倾’，打击陷害了几十万干部。这些同志中不知有多少人，被无理剥夺政治权利、撤职、坐牢、甚至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至今未给平反，仍戴着‘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大帽子，不能享受一个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权利。”因而，他们认为：“十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是主要的，57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错了......十七年来受迫害，受处分的大都是好同志”；“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夭折。”他们还公开扬言：“中国的军队，公检法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要彻底砸烂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器，重新建党建军。”【53】他们对“新思潮”在全国范围内的产生更有一种自觉的认识：“不论在山东，还是上海，或者是湖南，更不用说北京，不但出现了一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好些激进的文章。这些激进分子虽是少数，但是思想越来越完整；”“要依靠这些激进分子去重新建党建军。”【54】虽然渤海战团很快便被取缔，但从它的文献中却可清楚地窥见极左派“新思潮”的“反体制”内涵。
与发端于1967年春的极左派“新思潮”相比，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似乎肇始得更早。1966年底风行于北京的联动思潮被人认为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逐渐觉悟，自发反对错误路线的体现，是‘文革’中人民起来反抗‘四人帮’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55】联动由一大批出身高干的老红卫兵组成，在1966年8月当了毛泽东和“江青阿姨”的宠儿完成了街头“红色恐怖”的任务后，因为他们对文革所整的重点--党内走资派，即他们父母的天然抵触，以及他们死抱住不放的‘血统论“客观上已成了刘邓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权力斗争中较量的一个重要政治武器。毛泽东及文革派决定抛弃这些“宠儿们”，并发动被他们执行的”资反路线“压制的一大批群众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对于这一大批不可一世，自负好斗的贵胄子弟来说，被利用后被抛弃，每被批判的滋味当然不是好受的，他们”愈来愈感到味道不对头，革命似乎革出鬼来了。自己的老子执行了资反线要作检查挨批判。更可怕的是那’走资派‘的帽子竟总在自己父辈们头上盘旋，不知什么时候会飞下来扣个正着。他妈的！这是怎回事？’革命‘，这个词本来是那么潇洒写意。老子们天生下来就是革命者？老子们的老子革了旧中国的命打天下，是英雄。今天轮到老子们继承父业去革那些’黑六类‘，’狗崽子们‘的命，是好汉，抓、抄、打、游街、随心所欲，何等快意！革命的涵义本来就理当如此，何为现在竟节外生枝，搞起什么批资反线揪走资派出来？这也算是革命？革谁的命？随着批揪声浪的高潮，一切伦理关系都在改变颠倒，过去那些连大气也不敢出，低眉顺眼的狗崽子们神色自若了，尤其可恨的是那些’灰色阶级‘的混蛋们竟大模大样口出狂言，而自己那一向令人钦慕的高干子弟地位正在向黑帮子弟转化。’黑七类‘之中的老七就要由自己去充当，自己就要从社会金碧辉煌的最高层跌入最黑暗凄凉的深渊！......为什么灾星会出现在自己家庭的上空？为什么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得意？为什么从前的少数派这样肆无忌惮耀武扬威？”【56】在被利用被抛弃后的自身痛苦经历的独立思考中，作为文革牺牲品的联动萌发了对文革，对中央文革乃至对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些不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们要求河归旧道，即回到十七年的中共专制（“一九六五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第二，他们要求文革不触及十七年的官僚体制（即“反对揪斗革命老前辈”，“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生命安全”【57】；第三，他们要求抵制对“血统论”及他们执行的“红色恐怖”的批判（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58】。平心而论，联动思潮表达了不少极宝贵的思想，例如他们喊出的“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口号，应当说是文革中第一次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正式挑战。^{中文=汉仪报宋繁}但在文革期间，联动的行动非但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同情与反响，相反在相当孤立中走向失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人民群众受够了他们“血统论”，“红色恐怖”之苦，而他们没有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诬对他们的批评是“新的资反路线”；他们反对迫害中共老干部，但是他们并不反对自己继续唯我独革地迫害普通人民群众（如他们所言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如同北京的一些中学普通群众所认为：“学校中多数同学对‘联动’是反感的，认为‘联动’所为只是一种失宠后的发泄而已......他们出尽了风头，被‘中央文革’捧上天，他们似乎天生具有决定可以斗谁，不可以斗谁和决定命运的权利。当他们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当他们在学校的领导地位受到冲击后，才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牌子，并用极端方式与其他群众组织对立。这使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为着自己一伙人私利反对‘中央文革’的，是想恢复他们自己有过的高居于群众之上不可一世的优越感与特权。”【59】这一出自普通中学生之口的评价，应当说是公允的，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人心向背和为什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一九六六年底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民意牌会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
紧跟着“联动”炮打中央文革的是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保守派红卫兵的代表，这一思潮后来被毛泽东在六七年初称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反动思潮。这又是一次规模不小的对文革的公开抵制。其抵制的主要方向是中央文革纵容与支持造反派对他们所执行的批判与斗争。本来，这些保守派红卫兵的代表只不过是既执行了工作组的指示“反右派”，又按中央文革的精神破四旧，抄家，打人的。但中央文革非但没有象一般群众那样给他们一点应有的袒护，相反煽动了两派学生中越来越严重的对立与斗争。当这些红卫兵反中央文革时，使用的武器也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制定的〈十六条〉。1966年11月24日，29日，12月2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和“野战兵团”赖锐锐等人“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和〈也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学生，甚至扩大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生中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1966年11月27日，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贴出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他又在12月1日的辩论会上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各校组成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60】不过数日，北钢，北大，清华，北航，北矿都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与“刘少奇万岁”的大标语。这一思潮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抓住了毛泽东及其文革派打民意牌的假民主，第一次正面揭穿了他们真专制的面目。而这一思潮的失败之处与联动思潮相似：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高干子女。由于他们缺乏对执行资反路线的自我批评精神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与同情。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出自一己私利而反“中央文革”的印象。因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很快利用专政机关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镇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从毛泽东及文革派的重要政治工具--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中分裂出了一个叫“清华井岗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的群众组织，这一组织作为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的分化物，代表了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大都出自该派主要理论家周泉缨对文革的独立思考。四一四派的基本理论正好和极左派“新思潮”的阶级关系变动论相反--“阶级关系不变论”。在四一四纲领性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中，他们提出：十七年“全体劳动人民是有权的，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文化大革命中，决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因而，他们认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造反派可以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出于这一基本估计，他们当然要求文化大革命进行“收”，造反派应当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抛弃，整个文革应当进入“修整、巩固、妥协”的“相当长的必要阶段”。实际上，就是河归旧道于十七年，就是他们所主张的“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
四一四思潮其实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有任何成绩，但周泉缨使用了非常隐晦曲折的历史比喻来进行含沙射影，他把文革的成就比作“秦始皇修长城”，虽然也抽象地肯定历史功绩及长城的作用，但具体地谴责他的“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61】出于这一基本认识，周泉缨于1967年10月公开贴出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声称陈伯达歪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利用群众运动搞乱了文革”。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对待群众运动上搞得不是“阶级分析”，而是极‘左’的颂歌，全民式的‘颂歌’”；不是“引导”，而是“放任自流”。周泉缨的结论是：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身负领导文革重任的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窃国大盗袁世凯式的人物。”林彪，江青等人，是“极左路线的总根子”。在决定炮轰陈伯达期间，周泉缨及其四一四部分同学们聚会公开指责文革的发生“一则是个人集权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打倒‘刘家军’，换上了‘林家铺子’”。周泉缨还公开说：“别看这说出去非常反动，其实政治斗争就是那么回事。”【62】
虽然周泉缨以及四一四的伙伴们在公开的大字报上矛头只指向陈伯达，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其实质是指向利用、愚弄并最终镇压了造反群众的毛泽东。周泉缨等人关于“政治斗争”种种肮脏黑暗的私下议论，正反映了这一代青年人在充当狂热盲目的毛的政治斗争工具后的冷静与清醒。尽管，周泉缨等人的“理想国”是朝后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环境下，青年人除了知道他们经历过的“十七年”或马克思书本上的巴黎公社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参照的“桃花源”呢？象杨曦光，鲁礼安们一样，周泉缨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也太多了，发表个人意见更太多了，因而他也很快被送入了社会主义的班房。然而，清华四一四们作为造反派的一翼对于十七年中共专制的留恋（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十七年是以刘邓等一批中共官僚为代表的），却明白无误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信息：身处文化大革命无规则政治斗争及不间断的社会性动乱中的中国民众，在目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更黑暗更残酷的权术表演后，期望安定，希冀停顿，两害相权取其轻，连他们曾厌恶的“十七年”的官僚们都显得不那么狰狞可恶了。
这一微妙的信息，在1974年异端思潮集大成者--“李一哲思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说是集中与扬弃了上述极“左”与右的异端思潮的特点。首先，“李一哲思潮”对于“林彪体系”的批判，可看作是伊林·涤西“反个人迷信”思潮的系统化；而李一哲对于文化大革命所有“新生事物”的全面否定以及对于“林彪体系确立的......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四人帮”之流的全面理论清算，更远远超过了“联动思潮”与“怀疑一切思潮”的感性反抗。第二，“李一哲思潮”既坚持了“限制特权”的呼吁，但又恰如其分地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63】尤其是“李一哲思潮”的反特权不仅指向十七年的旧官僚，更指向“大开后门”的林彪、“四人帮”及一切新官僚、暴发户。这不仅发展了遇罗克的思想，而且远比省无联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论”有分寸和符合社会实际。第三，“李一哲思潮”既肯定了文革中人民反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革命大民主，但又升华了清华四一四的“修整、巩固、妥协”论，主张在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建设，体制上民主。坚决反对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搞新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的一切阴谋事件（如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事件等等）。这里，我们看到了“李一哲思潮”对“省无联思潮”、“北、决、扬思潮”的一个重要扬弃。后者在现实政治斗争上的理论认为，周恩来是右派，是文化大革命要彻底铲除的官僚阶级及制度的总代表。他的力量之强大使毛泽东不得不一再迂回，退让，并把红卫兵、造反派作为他每次退让的牺牲品。与此相比，“李一哲思潮”超越了这一精神负累。如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执笔者王希哲所解释的那样：
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宽松一些政治嵌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中央文革要求批判李一哲思潮（注意：不是极左思潮，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的时候，共产党的老官僚们却表现出对李一哲的同情。【64】
应当说，李一哲思潮的右转和它对文革中极“左”派“新思潮”的扬弃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是异端思潮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然而，“李一哲思潮”作为文革中异端成熟的标志和现代意义上民主思潮的开始，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些现代民主宪政的纲领性要求。^{中文=汉仪报宋繁}就他们向四届人大提出的六点要求“①要法制，不要‘礼制’；②限制特权；③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⑤落实政策；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来看，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提高到法律高度，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坚持人民的民主权利还在经济领域内也提倡切实可行的原则，已俨然是一份全面的雏形初具的异端纲领了。
当我们说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对平等，民主与法制进行了独立思考，其最主要的可贵之处是指这一思考本身的“独立”两字，而不是指这些思考所到达的高度。就就其思辨的高度和深度而言，更多的仍是在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内。即便是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批判，也大多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如同“李一哲思潮”的倡导者自白：“李一哲们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65】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他们其实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者。其次，除了少数人（如遇罗克）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大多没有到达系统化全面化的水准。但他们有幸结合自己文革中的痛苦实际，对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的疑惑和对理论问题独立思考思考的本身，都导致他们走出了背离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关键的第一步。最后，尽管有一些异端思潮或多或少地正面批判了毛泽东（如“联动”思潮），但毛泽东本人对整个异端思潮来讲仍是批判的一个盲点。这一方面固然是文革中盛行的个人迷信对这些异端思潮的局限，造成它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表象，但从这些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的私下议论及觉醒历程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错误已有相当的认识，只不过新思潮的轨迹常常沿着旧框框迂回奔突，“打着红旗反红旗”无论在意识和下意识中更容易被采用（这也是一种个人迷信的惯性）。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异端思潮本身，都向着一个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的，最终必然走向平等、民主、法制等健康的方向走去。
三.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般而言，滥觞于十九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件毫无新意地模仿着，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出了一个个独出已抒的迷局。已故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称它为：“比法国革命无论在规模与意义上都更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历史事件”，并长叹感喟：“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仍是一个个谜”。【66】究其独特之处，其一是它在形态上不是一群人（一个阶级或一个流派）革另一群人的革命，而象一场全民族的“革命”与“被革命”的循环混战。其二是它在结果上竟在没有与外界文化大规模正面冲撞的情况下（如五四），从内部完成了原有正统意识形态的全面大崩溃。文革后弥漫于全民族的“三信”危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从“民主墙”到“八·九”学运），异端思潮凤凰涅盘的彻底性与普遍性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如果说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是异端思潮在完成其理论成熟后（以“李一哲思潮”为标志）的第一次大行动，那么就其规模--云集在广场上与“秦皇”及其追随者对峙的数十万群众而言，就可以看到“异端”在人民，至少在“思考的一代”心中的人心向背。这种意识或下意识的人心抉择并不是说群众都已受到了异端思潮的影响，而是说李一哲等人大字报正是人民心中自发的异端心态的一种理论化的表述。简言之，这些民众，尤其是相当数量的年青一代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异端思潮的群众基础。
又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些民众从“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转化为异端思潮的基础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极有意义的步骤或阶梯促进和推动了异端心态广泛地萌生和迅速地播散呢？人类不可能一无依傍地凌空建筑他们的思想殿堂。知识的承传，思想的沿革，都必须有其继承与发展的一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有形载体是必不可少的媒介物。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其鲜明的“反文化”的特征，恰恰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焚书坑儒”运动。浮面看去，似乎那一代青年要读其他的书已是一种奢望，^{中文=汉仪中黑繁}其实不然。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中央集权失控阶段。大批判的盛行，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间，单靠“毛泽东思想”是填不满的。而十七年正规教育的戛然停顿更腾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学时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的图书馆，由于抄家，父母被囚禁，红卫兵掌管了图书馆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灰皮书”和“黄皮书”--其内容大都是介绍种种西方现代政治思潮的--开始流落到他们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文革前公开出版的许多西方著名哲学、文学、经济学著作也同样成为流行读物。加上出版手段（从油印刊物到铅印小报）在文革中的民间化，不少资料还可以翻印出版，这样就更扩大了流传的外延。伴随着“革命者”在文革中不断地被“革命”，毛泽东思想在一代青年人中一次次失去宗教的权威，而心中的问号迅剧地叠列，幻灭成一次次地加深--“谁之错？”--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极“左”派学生，都带着这样的疑惑始而向马列主义，继而向人类所有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库中寻找答案。甚至一位北京红代会的常委在目睹“自己曾经抱以极大期望，并以满腔热血为之奋斗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只不过是一种欺人耳目的形式”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正是在那所谓‘权力之巅’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苦闷，也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从这时候起，我开始重新认识‘文革’的目的，思索自己多年来据以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然而总是对不上号，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把自己投入到书籍的海洋，从马列著作开始，去寻求答案。【67】--这便是十年文革中蔓延全国的地下读书运动的源起。
根据目前非常有限的资料，这一自发的地下读书运动大约始于一九六七年”全面内战“阶段，又而在一九六八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风潮里得到更猛晋的推搡。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利用后抛弃的老红卫兵--联动分子；厌倦无休止无规则内战的造反派红卫兵和一次次成为文革殉道者的极“左”派新思潮倡导者们，都开始形成一个个地下的读书圈子。由于毛泽东指导文革理论的出尔反尔和前后矛盾，最初的读书与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与文革有关的许多问题。“李一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王希哲曾回忆1967年的这种读书会和讨论会道：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有无‘主观走资派’与‘客观走资派’之分？中国的十七年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十七年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文革两派的实质和解决它的正确方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化讨论，又不避免地触及了过去没有触及过的哲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及其临界点的确定等......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辩论的双方的持论都未免幼稚，甚至它的某些前提本身即属荒谬，也不可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但它对我们这些已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么大代价并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可以说，这一次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道路和命运。我渴求获得更多的政治、哲学、历史的知识。”为了读书与讨论，王希哲甚至利用武斗中控制的广东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从建工局医疗所楼爬进了哲研所图书馆偷了一旅行袋书籍，包括有《三个国际的历史》、《托洛茨基传》、《联共布党史》、《经济学辞典》等.....我在造反楼辟了一间小书房躲进去读书......【68】
尽管缺少文字记载，但类似王希哲和他伙伴们的小圈子读书会，在全国范围内自1967年起就十分普遍。前面提及过的异端组织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社”，上海的“反复辟学会”，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山东的“马列主义小组”，其实都是一些类似的小圈子。笔者作为一个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在1967－1968年间就参加过不少类似的地下读书活动。当时正值上海造反红卫兵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被镇压下去不久，流传于各个小圈子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德拉斯的《新阶级》，油印本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等等都惊世骇俗般地大开了我们的迷蒙的眼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如此同出一辙，希特勒对罗姆冲锋队的清洗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利用又何其相似乃尔......也正是这一读书运动，推动了后来上海造反派红卫兵运动中“反复辟学会”，“胡学钧小集团”，“中串会”等异端思潮的形成。
自1968年起，打倒了政治对手后毛泽东决定整治为他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发动便是他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尽管国内外学界目下仍主要从国民经济，毛泽东的农民乌托邦主义等角度去分析这一运动的动因，但毛在这场运动中已公开把“红卫兵小将”作为革命对象（“再教育对象”）--他政治斗争的对象本身就明白无误地透露了这一政治权术的蕴奥。然而，插队落户却增进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的发展。据各种知青回忆录记载，知识青年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曾风行京城。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潮“共产主义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教育的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车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餍般的桎梏和愚昧。”她还不无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笺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69】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老红卫兵的创立者与联动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插队落户期间读书的情景：
后来我回北京，其间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吉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传》、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22卷从头过了遍。同时，我还翻阅了1957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斯大林的黑幕，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七千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份量并不那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深。”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70】
从上述非常有限的引述材料中便可窥见，这一代青年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即这代人十七年来被培养起来的政治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声音（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等）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而一旦对文革本身取怀疑态度，这代动荡不羁的青年，尤其是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则更要找寻一种可以替代的理论。他们先是向马克思主义经典，后扑向浩瀚的知识海洋。出于某种逆反心理，他们还有意地潜心阅读和钻研从前被他们批判过的“毒草”，被毛泽东们封禁的书籍，加上各种以前他们无法翻阅的“内部读物”--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他们完全用反“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中文=汉仪报宋繁}这种自觉，正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朦胧的异端心态走向清晰的异端理论的自觉，又是他们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的飞跃与成熟。作为主要是政治性的地下读书运动的副产品，后来还产生了文学艺术的异端--朦胧诗与“星星”画展，这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了。【71】
真正使这代青年的异端思潮臻于成熟的，不仅是书本和任何纸上的东西，更是社会和只须睁了眼看的悲惨的中国现实。^{中文=汉仪报宋繁}对于杨曦光、王希哲等文革中尚十六、七岁的理想主义充溢的少年人来说，尽管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但十七年的“左”的教育仍然是无形却强大的思想牢笼，束缚着他们的思考去逾越正统意识形态的樊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一个个接触与深入社会的机会：大串联，社会调查，上山下乡......当他们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和老师的教诲，面对着破碎、痛苦的悲惨世界，他们忽然觉得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那么耐不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经不起现实的验证。他们不仅对文革，而且对整个十七年的专制、荒谬都有了制度层面上的认识。曾有一篇由当年红卫兵写的关于“省无联”理论家杨曦光思想转变的文章指出：“杨曦光是生长在一个特权阶层的家庭里，他一出世就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他的物质生活是美满的。他成年以后肯定是特权阶层的接班人。从父母的影响和整个社会的接触，应该说他对现实十分满意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他也是和其他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一样，带头去斗牛鬼蛇神......”。促成他思想的转机是他调查了湖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运动。在1967年夏季的湖南武斗中，湖南各地的上山下乡知青曾是造反派的主力军，但中共在利用过他们后，由周恩来出面高压他们回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却不解决他们上山下乡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杨曦光和其他的青年学生，为求彻底了解上山下乡青年的现实状况，就走到上山下乡青年队伍中，问他们为什么不听中央指示，不回农村去。上山下乡青年就将实际情况摆出来，大家激烈地辩论起来。上山下乡青年要求杨曦光到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后来杨曦光和其他青年学生连同上山下乡青年组成调查组到农村去实地调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杨曦光的整个思想都变了。他自己问自己，搞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搞出什么名堂来了？”【72】按杨曦光今天的自述，当时是由于两个原因使他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异端思潮：一是“我觉得这种社会矛盾（指干群矛盾--引者注）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找答案......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二是“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合同工组成工会式的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73】杨曦光在他的〈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74】--从“省无联”思潮的形成和杨曦光思想的发展来看，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理论家深入社会后的思想变化是极大的。
“李一哲思潮”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对省无联极“左”思潮的扬弃而向右转曾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不同凡响之处。而在这一转折中，社会考察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希哲在回忆这一思想转折时讲到有三件事对他思想上震荡极大：一是林彪一伙在“左”的旗帜下屠杀广东群众；二是广东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复退军人要求恢复附工资运动......它也教育了李一哲：文革左倾的经济政策及左派鼓吹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三是在专门的社会考察中，他亲眼目睹广东大规模的农民、知青逃亡港澳潮流，“开始使他朦胧地感觉到：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充分给个人以发展天地的经济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吸引，都是不可阻挡的。”【75】人们的怀疑精神一旦打开了闸门，思想的洪水决不会再被阻挡在小河道里，必然汹涌泛滥，冲击整个体制。作这一如是观，李一哲继第一个在文革中喊出“民主与法制”的口号，又转而成为第一批成熟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水到渠成般地可以理解了。
或许，我们以魏京生的思想转变为例更能说明问题。文革初期，由于高干子弟的背景，魏曾先是一个“狂热的毛主义分子”的老红卫兵。在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后抛弃时，他也加入了联动，反对过江青。如果魏京生思想以后只是停留在这一感性反抗的层面，那么他今天极可能是大大小小的高干子弟，第三梯队的一员或某个官倒公司的总经理。是什么使魏京生从一个感性的异端思潮分子转化为一个理性的民主主义战士呢？同样源起于对文革疑窦初生后的“社会调查”。他发现报刊神话中的仙境，在现实中竟是鬼蜮：在“河西走廊”，他目睹成群结队衣不蔽体的乞丐，甚至其中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在新疆，他看到被当作囚犯一样失去自由的上海知青和“完全是好人”的右派......魏京生写到：“从这时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看见报纸上登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描述和听人讲起社会主义如何胜过资本主义的大道理，就在心里骂一声：‘扯你娘的淡’。虽然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本主义也并不好，可是我不相信还有比我所看见的这些更不好的了。”【76】继而，在1968年下乡插队中，魏京生更进一步了解到了五八年“大跃进”带来的大灾荒和饥饿的农民被迫易子而食的血淋淋的事实。人是有思想的，最悲惨的人间现实教会了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思想，不是任何教条所能禁锢的--魏京生全面的反体制思想以及他对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刽子手”的深刻认识就是在对中国社会底层的悲惨世界的观照中成熟的。
或许，又正如魏京生所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一切秩序，包括正常升学。虽然如此，我觉得文化革命的动乱给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思想上的益处，可以抵偿不能继续升学带来的损失。因为在这动荡的年代中，人们被迫放弃了头脑中的迷信和偏见，被迫不断审查他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方法。从而有可能真正客观地分析一切事物。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作到的。”【77】
以一张大字报开端，以四位显赫人物的倒台告终，十年文革，一场动乱。但毕竟是给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及其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教训与经验。异端思潮在这场动乱中的萌芽，产生，成熟，更说明了在任何大圜昏黑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优秀的大脑都没有停止其独立的思考。尽管在那个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年代里异端的呼声仍显微弱，被摒弃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主流之外，但它毕竟是在逐渐壮大中的，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最有希望的旁流支脉。在反体制的意义上，无论“左”的或右的异端思潮，都已在文革中汇成了一股挑战与颠覆正统--毛泽东思想的合力。从这一意义上，异端思潮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财富之一。
注解
【1】1925年8月，身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因支持北京女师大的学生风潮而被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免职。鲁迅即向平政院控告，获胜诉。详情可见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71－175页。【2】汪岷〈李一哲给后来人的几点启示〉，纽约：《中国之春》，1983年3月。【3】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革命〉，香港：《时代》，1981年2月。【4】梅尔·哥德曼《文化大革命的非消极影响》，纽约：《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5】谷丁《一个人的文革史》（上）（中）（下），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3，2/19；3/19；4/2。【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4页。【7】习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纽约：《中国之春》，1986年春季号。【8】同注【3】。【9】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4，第181－183页。【10】印红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运动的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11】陈伯达〈对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的总结〉（一九六六年十月），载《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9年，第302页。【12】同注【5】。【13】同注【5】。【1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载《人民日报》1966，8，9。【15】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3日。【16】转引自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原载广州《人民之声》特刊二期。【17】《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667－672页。【18】赵聪《文革运动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1971年，第二卷，第352－353页。【19】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20】见〈康生同志谈省无联（1967年1月24日）〉，载广州《八五》，1968年2月。【21】张朗朗〈我与遇罗克在狱中〉，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7月。【22】〈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23】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学社”及这一小圈子青年人的详细描述，见潘婧〈心路历程--关于“文革”中的四封信〉，载纽约《北京之春》，1995年1月。【24】唐少杰〈清华井岗山兵团的兴衰〉，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25】遇罗克〈出身论〉，北京：《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26】遇罗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北京：《中学文革报》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27】同注【25】【28】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光明日报》，1980，9/12-9/22.【29】〈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译文载广州《人民之声》总第六期。【30】漆豪〈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李一哲原著，漆豪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第3－4页。【31】同上，第50页。【32】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著《李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6年，第241页。【3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4－439页。【34】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原载广州《广印红旗》1968年3月。【35】鲁礼安〈决派章程〉，原载于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36】〈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1967年2月，载上海市委写作班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1970年）【37】〈造反兵团关于井岗山公社大反新思潮的严正声明〉，1967年2月，同上。【38】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出版社，1971年，第329－332页。【39】毛泽东〈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5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548页。【40】同注【16】。【41】〈论新思潮〉，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42】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43】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12月。【44】同注【34】。【45】冯天艾〈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原载武汉《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46】同注【38】。【47】同注【19】。【48】同注【34】。【49】同注【45】。【50】〈反复辟学会宣言〉，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51】〈一切为了九大〉，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52】〈揭开山东省十七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载山东师范学院革委会《黄河评论》，1967年第3期。【53】〈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引自山东大学《红二三战报》，第三十九期（1968年4月10日）〖54〗同注【53】。【55】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199页。【56】同注【40】。【57】〈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58】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载《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71－86页。【59】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203页。【60】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61】周泉缨〈四一四思潮必胜〉，〈与周泉缨同志谈话纪要〉，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62】〈历史的判决〉，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63】李一哲原著，漆豪校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64】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洛杉矶：《中国之春》，1994年12月。【65】同注【64】。【66】John Fairbank.China Watch,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8.【67】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第237页。【68】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3月，第19页。【69】潘婧〈心路历程--关于“文革”中的四封信〉，纽约：《北京之春》，1995年1月。【70】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载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第10-17页。【71】可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72】黄风〈敢捋虎须拔龙牙〉，香港：《中时周刊》，第105期（1969年9月26日）。【73】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12月。【74】杨曦光〈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75】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纽约：《中国之春》，1994年12月。【76】魏京生〈从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思想发展（之一）〉，载《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香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联合出版，1982年，第269-285页。【77】同上。
--原载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第11－75页。 |
|
发表于 2009-11-1 13: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