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百里溪畔访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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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两代皆煮字为文，实是文坛佳话，台湾女作家朱天心、朱天文和她们的父亲朱西宁先生是一例，而沪上作家中最让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恺蒂女史和她的父亲郑重老先生。说来有意思，我是恺蒂的书迷，从早期《万象》时便关注她的文章，后来她的文集也是出一本买一本，她的那本《书缘，情缘》的集子更是我一读再读的枕边书。直到她出《南非之南》的集子，我才从与爸爸相熟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麦青叔那里得知，恺蒂是郑重的女儿，本名郑海瑶，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又入复旦外文系，还是陆谷孙老师的女弟子，之后又留学英伦，从夫迁居南非，近年则又回到伦敦定居。

      郑重老先生是《文汇报》的资深记者，自1961年复旦新闻系毕业后便一直在文汇报工作，出版过《谢稚柳传》、《张珩传》、《陈佩秋传》、《唐云传》等多部书画大家和收藏大家的传记。记得刚工作时，跟爸爸第一次拜访郑老，那时他的《收藏大家》刚出版，先生为人爽朗，谈锋甚健，满肚子文人掌故。一晃已匆匆数年，正好借送爸爸的新书为由，约了麦青叔再访郑老。麦青叔熟门熟路地带我到七楼，郑老应声开门，把我们让进书斋。书斋还是如第一次来时一样，陈设简朴，书海如林，满壁书画衬着榻上一盆蝴蝶兰，花下置着东阳木雕书简和葫芦，斯是陋室，唯吾德馨。郑老着一件青色的棉衣，围着一条厚实的深蓝色毯子，用一条绒带系住在腰上，笑呵呵地招呼我们落座，又到外间给我们泡上清茶一杯后，坐到我们对面聊起来。

      前几日在网上看到恺蒂新的译作《莎士比亚书店》出版，便问郑老她是否回上海，郑老说海瑶没回国，并问我出版的新书叫什么，说他还不知道，父女俩各忙各的书，也不常交流为文心得。麦青问起郑老近况，郑老递上一沓打印稿子，说正忙着《张春桥传》的写作，已经写了70多万字了，全部是手写而成，再由上博的一位合作十多年的老朋友替他打字成电子版，他再进行校对和修正。郑老显然对这部新的传记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指着一旁书架上一大摞参考书，说都是为写传心翻阅要用的，还兴致勃勃地从外间拿来朋友给他带来的《文革博物馆》一书，老朋友知道他写传记特为他寻来的，是一本摄影集囊括了很多文革时十分罕见之老照片，连他这位文汇报的老记者都未曾见过。向郑老问起为何会构思这本传记，他说写完《大收藏家》之后，他感到书画大家和收藏家的故事都讲完了，之后再写无非炒冷饭，意义不大，然而他不会放下笔，于是找自已熟悉的内容，也就是他在文汇报担任记者期间经历过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之前他写成的《毛泽东与文汇报》便也是得益于此，如今在书画世界纵情驰骋后，他又回归到那个独具历史视角的新闻人。

      话题聊着转到大学课题申报上，郑老坦言那都是功利的学术，他指了指桌上厚厚的书稿和资料，说你看我们不需要项目资助，就自已干上了，也出成果了，你爸爸写那些书，也没有课题资助，不也照写吗？那些有课题资助的，是否真正出了有意义的成果，是否真正有贡献了，我看并不多。麦青叔也是逍遥派，自言虽一直在复旦，但从来不申报课题，倒不是不在乎钱，主要受不了申报起来那个形式化的烦劲。我跟郑老抱怨说，你们两位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了，当然不在乎申报项目，可小小高校青椒，总有无形的课题申报压力为绕。郑老点头，用手指指着我说，年轻人还是要找到自已觉得有意义，真正想做的，能有突破的地方；我就觉着你该把业余时间拿来做文学艺术，选一个题目，肯定会有突破，可能比你申报课题更有意义，那个是你的职业，这个才是你的生活。说完郑老呵呵一笑，说自已没有做过老师，但如果有学生的话，肯定会是个帮学生未来前途考虑周全的好老师。

      麦青叔跟郑老聊起准备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谢稚柳先生的文集的全题，浙江大学出版社成立艺术部，延请了原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方文，正在寻找合适的选题。郑老建议光出谢的全集是不错的选题，但更有意思的是把谢稚柳一生的画风，特别是水墨画画风的转变，结合他的文章和画作进行细致的分析出版成书，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选题。郑老极力鼓动麦青做这样一本书，麦青说他也明白这样做有意义，但这没有三五年的精力投入是不可能完成了，何况还可能完不成，他现在也年纪上去了，不想义无反顾地砸进去了做苦功了，想干些更随心所欲有趣味的事。郑老又扬起指头，指着麦青说，你再想想，想上三天，我们再来谈。麦青坐在对面，对着郑老，头摇地像拨浪鼔。一个八十岁的老先生，一个也是年过半百，两人像讨论要不要玩新鲜的游戏般，相互逗趣。

      郑老去年新出版了《百里溪札丛》，我便向他要了一本，并让他给我题赠，麦青笑称书中“百里溪渔话”这一辑颇有意思。百里溪乃郑老的书斋名，不知郑老是否自喻扁舟之上悠然自得的渔翁，云淡风清间，为文自是尊从本心，功到时自然愿者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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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来怀疑人能轻易改变，能从别人身上稍微照见自己的形状，得着一点让自己完善起来的东西，就值得感恩。这是做编辑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认识恺蒂的过程也是如此。
　　我不是老《万象》的读者，恺蒂的文章接触得晚，早过不四五年前，读到《南非之南》，一读进去就特别喜欢，手不释书呑下薄薄一册，还没及缓过神来，她已然坐到我最喜欢的作者群交椅上。找来她写过的所有书，逆着写书时间整个读了一遍，却好像从头疏理了自己。　　　
　　恺蒂是文汇报名记者郑重的女儿，本名郑海瑶。自小在安徽宿县长大，后来在复旦中文系读完本科，研究生转到英文系，再到伦敦读了个电子资讯科学硕士，所以在文理思维间转换得特别自如。初见时，我说她没有“文人气”，她说“我根本就不算是文人，我属于逻辑思维特强特理性的人”。据她书里的线索（她早期的书评喜欢从自己的经历切入），可大体补白出她的性情、喜好、感情经历。2000年左右，她受到比较大的挫折，独自一人去了趟印度。2001年底随南非裔丈夫（她书中偶见的“方思”）到约堡开博物馆，宣传南非作为人类起源的非遗文化。她赴南非时已有一女甜艺（小名豆豆），一子开文尚在襁褓中，两个孩子是在她写南非的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去年五月，她举家搬回伦敦，九月，王为松社长把《南非十年》的书稿交给我，由陆灏先生代理合同事宜。为了有效交流，提前把稿子吃透，我去年底始与她联系，当晚为传书中图片，与她聊了两个半小时。
　　她说自己四月份可能要去云南蒙自拍纪录片，是一家澳大利亚制片公司的片子，拍马鹿洞最新的考古发现。因为蒙自靠边境，外国剧组是否能去拍还得等批文。她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拍过纪录片。她说，照例外国媒体不用批文，有采访自由，只要被拍的人接受采访就行，但是国内许多地方一定要见到红头文件才愿意接受采访。所以，以前她写过一文，叫《你的自由与我无关》，是拍片子时写的唯一文章。我建议她写部关于拍纪录片的书，她没置可否。她说有时同时负责好几个项目，有纪录片的，展览的，还有投资的。有的是兴趣，有的为养家，例如商务投资的。她在南非的时候在中资能源企业也干过，不只是翻译，还兼中非“协调员”。这些经历使她在写南非经济相关文章时，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
　　我把初审时发现的十几个问题反馈给她，她说自己文章里常有错字，手写时错别字更多，是出名的。我觉得是因为她思路太敏捷，看她的文章，常觉得是一气呵成的，像笑谈般流畅。和郑重老师谈过他的文章，他说自己喜欢构思，曾被理科专家称赞他的文章都有一个精巧的系统。恺蒂的文章粗看不像乃翁，但读她的长文，尤其是写格林的几篇，可知并非信马由缰，亦自有“系统”。
　　　　　
　　跟她聊天时，她身在伦敦。她说英国很温吞水，英国人看到什么都很大吃一惊的样子。在约堡住整天就觉得在刀刃边上，她却能把那些如惊悚动作片的场景写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约堡黄昏”。英国虽然boring，晚上可以睡得更安稳。所以，十年非洲之后，还是回英国过boring生活。我说想看看她文章里南非那种夹路接天的蓝楹花，她就上网找了张图发给我。
　　我告诉她网上能下到她以前的书的PDF，问她是否介意，我可以帮她写信给平台商，她说没有意见，“我相信信息公开”。
　　她问我有没有25岁？我告诉她我84年生的，并笑问为什么感觉我这么小，她说：“我主要是觉得自己年轻，84年我进大学！”
　　她把两个孩子的入学大头照发给我，和我读她书时想象的一样，甜艺机灵，开文乖巧，都特别好看，洋气，从皮肤看得出混血血统，笑容有“乃母风范”。恺蒂的照片总是笑得特别开，见过一张她年轻时的相片，长辫子，大笑着，像高岩上迎风开的花。　　
　　她说她先生是自由职业者，主要是做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展览的设计，也拍纪录片。她发给我的照片都拍得特别专业，就出自他的手。她建议我问领导多要些预算，我们可以出一本图录，每张图她都能写一段配文。哎，我不知道有多想！ 　　
　　
　　拿到的书稿，是恺蒂在南非十年文章的合集，字数近四十万，我犹豫了很久，在跟她商量后拆成了两册，一是希望入手感觉更舒服；二来是想通过分担成本把书做得更精致些。恺蒂已经把书稿分成了社会、生活、文化、经济、旅游、政治六个板块，使得分册工作相对轻松。但我还是把每一篇稿子的字数和所占页码单独统计了一遍。我们美编帮忙设计了版式，并根据每辑的内容，挑选了六幅书中插图，用PS剜出非洲元素，作成灰度辑封，别致又点题。书名是恺蒂自己定的，一册叫《南非歌行》，一册叫《约堡黄昏》。后来李媛手绘了封面画，耀眼的明暖色调，恺蒂说，乍看比较刺眼，“马上就让我想起南非家中院墙上满满覆盖着的如火如荼的九重葛，那般强烈那般耀眼，正如南非，红色特别红，紫色特别紫”。　　　
　　书排出校样，大概在四月底，恺蒂要到云南拍记录片，在上海逗留了两天，我把校样送到她家里。在四平路郑重老师家里，我终于见到了恺蒂，她看起来比去年陈子善老师微博上发的照片要瘦黑，皱纹也多了些，不少眼角鱼尾，爱笑的人都难免。
　　她说自己最好的文章都在《书缘•情缘》里，因为那时还没小孩。郑重老师也说，那时的文章最好。恺蒂又说，那时还是有些矫情，她更喜欢写南非的这些文章，跟文艺无关，跟现实更紧密。又说，她在南非的生活非常忙，从下午三点接孩子回家到九点孩子上床睡觉前，都是围着他们，就晚上写点专栏文章，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跟文学都没有关系。又说自己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孩子身上，后来又改口说，应该是百分之五十。郑重老师笑说，是百分之五十在儿子身上，百分之四十在女儿身上。
　　我想到跟一位朋友的交流，我给她看了恺蒂写的南非文章。她说，离生活近，离梦想远，不如三毛。我当时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也并不完全赞成，后来另一位朋友说，这可以说恺蒂比三毛小，也可以说恺蒂比三毛大。为了弄清自己的想法，我找来《撒哈拉的故事》重读，激情如昨，读完之后就释然了，这本是不同人生阶段的女人讲出的不同的非洲故事。如果非要比较，大概因为我现在的准妈妈身份，大抵是更近恺蒂的。后来书展活动海报上，我写了一句“三毛带走南非，恺蒂带来南非”，一去一来，也有我的心境转移。
　　　　　
　　问起她要到云南蒙自做的纪录片，她说其实她管的都是琐事，作为制片人而不是导演，要安排好所有的人食宿，打通各种关结，小到租车，大到获取通关文件，都是她来负责。她说这些天云南都在下雨，那帮澳大利亚人特别着急，担心没法按日程表开展工作，她说他们本来就不该花这么多时间来定计划，这种活动本来最重要的就是“灵活”。又说，导演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生，第一次拍纪录片，很紧张，她得每天通过视频安慰她。又说她担心澳大利亚因工会力量自由意志太强大，不肯加班，非要做六休一。但晴天难得，天时不待，她就想到为剧组人员安排好的酒店伙食，并把伙食费预算留足，让他们能够把当天所得尽收腰包，从而能够让这些听从她的“灵活”安排。她说自己喜欢紧迫感，喜欢为别人解决问题。说者轻松，我听起来着实佩服。
　　郑重老师说，恺蒂朋友特别多，跟谁都能交流。陆灏先生曾在文章里写到，他曾经问她，英国人是否会歧视外国人，尤其是黄种人？恺蒂回答：“你不把自己当外国人，怎么会觉得别人在歧视你”？这个答案也让我豁然开朗，无怪她在复旦读书时就有幸“采访”过马尔克斯，在英国、南非也从来没有浪费过采访机会，曼德拉、图图、西苏鲁，她都曾近距离接触，故而能自己的独到看法。陆先生说：“她笔下的英伦文事，就像我们说起鲁迅、周作人、张爱玲那样亲切”，“迁往南非后，她来信说起南非的事，又像在说她自己国家的事情——她很快就像南非人那样生活和思考”。确实是这样，恺蒂笔下的南非，就像她嘴里的宿县话、上海话一样顺溜。从安徽到上海到伦敦到南非，她都像风行水上，水在水中。
　　我问她为什么叫恺蒂，她说这是以前的英文老师取的，写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个笔名，就用了，一用就粘着了。又说，中国的父母总是对孩子比较挑剔，认为孩子做得不够好，“我爸爸太有名了，连我老师都认识他。我就不希望他认出我的名字”。现在的书名中，《南非歌行》是书中一篇文章的名字，也是郑重老师去南非探亲时写下的一首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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