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 金大陆：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

yangharrylg

此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



金大陆、金光耀就《张春桥狱中家书》的学术通信


　　　　　　　　　一、金大陆致金光耀　

光耀：好

谢谢你转来《张春桥狱中家书》的汇编材料。这些天关于《张家书》的消息真是满天飞了，甚至包括外地的朋友都来电询问，此事怎么突然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是不是你们上海“两金”操作的？并追问我编著的《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出版事宜。我如实告知此事与我俩无关；《张年谱》则正在等待出版中。

此前本月11日时，我的电脑中就巳惊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广告。我第一时间电告你时，我俩的一致判断编著者应该是郑重先生。其实，我们早就从朱永嘉处知晓张有家书的消息，认为这是权重极高的研究史料。原以为张家属把握坚牢，《张家书》不太可能在近些年问世。然而，你还记得上个月的一次聚会吗，郑重先生突然说：他巳看过了张的全部家书。我还极其惊讶地探问了一句，在场的朱永嘉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可见，《张家书》的出版，经历了一番神秘的运作。

　　光耀，你传来汇编的信息比中大出版社的广告丰富多了，起码增添了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评语，沈迈克和宋永毅的推荐词也丰厚了一些，还有《张家书》内容的摘编更立体化了。

正如该材料所说：“《家书》的面世引发国内、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确实，重要的是这个时辰－－中国文革运动爆发五十周年，终了四十周年－－前夕（2016年）。这必将大大刺激明年展开的关涉文革50周年的各种活动（今年就巳出现为张去世十周年的纪念会，及为江青扫墓等）。联系前些年“黄吴李邱”联合在香港出版回忆录（我称之为“林集团吹响了集结号”，引发了为林翻案的诉求），而江、张集团的人员基本沉默。如今，被称为“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的《张家书》问世，不说为张、江翻案，但为张、江辩护、声张，甚或为“文革”叫好则是肯定的。

　　此时，不少朋友、熟人和渠道等希望我这个《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作者发表评论……，我能说什么呢？且我与中大出版社有协议：因我巳交稿了，在《张年谱》没有正式出版前，双方均不得公布正编辑中的史料。

那么，我还是提供一个两年前与中大出版社甘琦社长关于出版《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往来邮件，大致可见我看法之端倪

甘琦老师：好

谢谢你的邮件。当下的中国“文革”研究，紧要的不是依凭面上的资料，写出二三流的著作，紧要的是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张是一个非常坚定、坚强、坚决的人，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同时，也因为他过于尖锐、尖刻，尖厉（我称之谓“六jian”人），尚缺弹性，局面的铺展受到了限制。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张在党内、军内没有功勋，也就没有实体的资格和地位，凭恃着“文革”运动为毛注释“继续革命”，毛亡，必随之亡。

　　我不是没有能力写《张春桥评传》，但我以为最大的贡献是把有关张的史料(包括来源出处)开显出来。

　　夏安

金大陆

光耀，结合你传来的材料，我觉得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材料中说：“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公审大会’中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态度。”应该承认，这确实为国人留下了“毛的烈士”的形象和感召（江青是“闹场”；姚文元是“认错，不认罪”；王洪文是“认罪”）。其间，有张缘于信念，藐视法庭和由于个性，坚忍不拔的因素，殊不知，还应有张在文革运动中累积的“政治经验”。张从上海起家，陈（丕显）曹（荻秋）之案是他真正的心患。1967年以来，张数次在电视直播的批判会中，察看陈曹的表现，并认为一年多来，他们的“本事也学会了”，“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比如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所以张春桥交代审问人员：陈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要允许陈曹申辩”，否则就“没有味道了。”我认为正是信念、个性和经验的三者合成，才是张“一言不发”的根由。

第二，材料中有较多的家书摘录，例如张在1990年7月的信中写道：“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赵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在此，确实说明张排拒改革开放，并巧妙地回避了邓，把巳定性的赵拿出来了。张对苏联的解体，认为是“苏联变修以后的必然走向”，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张眼中是不是“和平演变”了，是不是“变修”了呢！张甚至还期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动力，导致包括其女儿在内的文革经历者们，能够“亲眼看一看”这“二十一世纪的革命”等等。

我读后，心情颇复杂，感叹的是张仍然那么坚执，坚执于文革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遗憾的是张在信息来源通达的情况下，面对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兴盛和崛起，面对人类社会的正义和文明（比如国际社会审判“红色高棉”的暴政），仍然以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理论来解释并作出预判，未免太简单，太局促了、太狭隘了吧。

说实在，我作为张女儿的同龄人，很不愿意，甚至很担忧看到张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是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吗？是发生在世界的革命吗？是“颜色革命”吗？是“暴力革命”吗?是1949年之前的革命吗？是1966年之后的革命造反吗?谁来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一世纪巳过去十五个年头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难道还得经受一次1949年之前的革命吗！那么是“谁”来革“谁”的命呢！甚或再经受一次1966年之后的革命造反吗！那么是“谁”来造“谁”的反呢！（“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

　　我因为十多年在做《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比较了解张的思想主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前提下，展开“反修防修”、“革命造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备战备荒”、“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重建一个党”、“公有制”、“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在党内”等等论述。应该承认，聚焦在这个“点”上，张的许多阐述是极其犀利的，比如：1967年国庆招待会时，张站在上海展览馆的阳台上，见工人造反派各头头脑脑的小轿车鱼贯而入。张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说：明年是不是就要准备搞“三反”、“五反”了。再比如：中央将“整党建党”的试点交给了上海，张在动员会上说，造反派新入党要防止腐化变质；老党员要在政治上向造反派看齐。通过整党建党要把上海建设成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根据地”。再比如：因上海的企业两年多没招工，1968年66届、67届毕业生分配时，几乎一半的名额在工矿。张春桥指示：出身好，表现好的不要留在上海工矿，要到黑龙江、郊区的农场去，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复杂，一些单位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同时，张那天的讲话没有说“扎根”，反而说我们的大学要招生了，可以吸取这些经过锻炼的青年。再比如：张坚持认为红卫兵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在中学“红卫兵就是共青团”。所以，在上海实行是“红卫兵转团”，即红卫兵毕业离校前转成共青团。而外地实行的是“红卫兵入团”，即在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优秀的红卫兵入团。至文革后期，张还指示上海进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自由职业者状况调查，甚或在上海实行“供给制”的可行性测算等。

然而，将这个“点”放到“世代－时代”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张春桥今天的论述，除了感叹和遗憾，作为一个研究张春桥的学者，我甚至有种俗话所说“见光死”的可惜的感觉。恻隐地说。就是《张家书》还是不出为好，不出尚能保持张“一言不发”的神秘和尊严。现在张发声了，露相了，且是固守在“原教旨”形态的文革理论的框架中……。若是有少许的客观反省，少许的“历史检讨”（难道操持文革运动的全过程，就没有一点可“反省”，应“检讨”的地方吗?!比如与“游雪涛小组”的关系；比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据统计：上海1968年发生自杀案件8188起，死亡5607人，平均每天15.4人，绝大多数是因运动而迫害致死等。）；或者索性有更深刻更开阔的论述……等等。

当然，张的亮相必然获得一路人马的赞赏和喝采是不言而喻的。

光耀，应该承认《张家书》的出版可称谓一个“事件”。它“倒逼”着文革研究走向前台。当年，林彪属下“黄吴李邱”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引导出不少为“林案”呼喊的声音。现在，《张家书》又在香港问世，政治上不允许我们随便评论，学术上再“失语”，我们的学术良知和学术人格在哪里呢？

以上是我的想法，盼望得到你的回应。

就此打住。

天巳大热，夏安。

　　　　　　　　　　　　　　　　　　　　　　金大陆



　　　　　　　　　　　　　　　　　　　　2015年7月30日





　　　　　　　　　二、金光耀致金大陆　



大陆兄：

你好！

上次邮件刚发就得到整本《张家书》了。你的邮件来的正是时候，我刚将《张家书》匆匆读过一遍。你搜集整理张春桥的文革年谱资料这么多年了，对张的言行早有自己的理解，你邮件强调的两点显然基于你以往的思考，极为精到，同时还辅以不少“深部和细部”的史料，正好帮助我进一步理清阅读张家书时的思路。遵兄所嘱，稍作回应吧。

你对张晚年仍坚执于文革理论感到遗憾。张晚年在狱中思考些什么自然是每个读张家书的人都会着力关注的问题。张一生写过大量文章，要说其中最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都会马上想到两篇，那就是1958年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和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都深得毛泽东的称赞，前一篇文章是张得到毛重用的起始，后一篇文章可说是对毛“继续革命”思想的最后总结和阐发。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这个概念在文革期间影响甚大，我们都还记得，文革结束后在1977年还由中央编译局专门出面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法权”这个词完全翻译错了，使得“四人帮”得以别有用心地用这个词大做文章，因此应该拨乱反正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以官方机构废除一个译名在西词中译史上恐无前例）。自那以后“法权”这个词就见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学生对这个词已经很陌生了。但是没有了“法权”这个概念如何来理解和讨论张春桥的这两篇代表作呢？又如何来理解和讨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呢？因此，我在读张家书时，特别好奇张是否会在家书中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翻过一遍，没有发现这个词，而“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词还是多次出现的。你说张坚执于文革理论，可为什么没有坚持“法权”这个核心概念呢，莫非张自己也感到这个概念用不上了？

当然我还是很认同你所说的张仍坚执于文革理论，他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法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比如九十年代末他多次谈论世界局势，我的感觉是，基本上还是从七十年代美苏两霸争夺和主宰世界的视角来观察、来谈问题的，与那个时期《人民日报》国际版的言论十分相似。

你在邮件中说，张在狱中“信息来源通达”。但我在读了这些家信后想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获得了足够丰富的信息呢？从信中看，他可以看电视，读报纸。张维维在访谈中提到，1985年就给张买了收音机，后来还买了个带短波的，可以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信息来源应该是通达的。但另一方面，张毕竟深处大墙之内，对墙外发生的巨变缺少亲身的感受，除了每年有限的几次家人探访外，也无他人可以交谈。这不仅影响了他获取足够丰富的信息，也影响了他对所获取信息的理解和分析。他在家书中对经济改革提倡“优胜劣汰”大加批评，就是一例。我是从朱永嘉想到此点的。朱永嘉应该是与张最心心相通的人之一，但朱对经济改革就并不完全否定，因为他出狱后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区边有菜市场和水果摊，家里有从农村来的保姆，他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的现实社会中。而这一切张都没有能够亲身经历。

信息获取除了新闻媒体外，还有一个主要来源是书籍。我注意到张读书的一个细节，张在1999年3月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他通读了一遍《论语》，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的批注本，并对这个批注本称赞不已。对此我很惊讶，要读《论语》的话，到90年代有多少本子可以挑选啊，怎么会去读这个本子呢？我不知道是否张别无选择，无法获得其他的本子，还是他对工农兵学员情有独钟。为此事我专门去问了朱永嘉，他说他要读《论语》的话，根本不会去读那个本子，而是去找《诸子集成》来读了。我还记得朱以前说过，一进监狱他就知道坐牢的时间不会短，就叫他母亲给他送了一套二十四史到牢房里来。后来朱在监狱里做老师，给刑事犯上课，更有机会读各种历史书籍。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与朱两人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彼此是心心相通的。张是一个“革命干部”，一生做的都是“革命工作”（维维在访谈中说他是一个做宣传的党务工作者）；朱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业，“干革命”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干革命”了还是想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于是，两人的狱中读书就显示出了差异，这当然也就会影响到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因为新的思想资源是要从阅读书籍中获得的。写到这里又想到了姚文元，他似乎是介于“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或两者兼而有之，听说他在监狱里读了许多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书籍。我想，他们几人在阅读上的差别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自我期许有关，这也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狱中思考。

还有一点，是与朱永嘉交谈时他提醒我的。朱说，张这些家书都是在监狱里（1998年后保外就医也是监视居住的）写的，寄出前都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查（维维的第一封信从上海寄出到在秦城的张手中是14天），所以并不是想到什么就会写下什么的。朱是有狱中经历的，所以我想他的这一提醒十分重要，否则像我们这些书斋中人阅读张家书时很容易忽视此点。我注意到，张在家书中几乎没有提到邓小平（只提到一次，1975年底，两人外事活动后在人民大会堂对饮几杯，“大家虽然想说几句愉快的话，也难以改换当时的空气了”）。但维维在访谈中讲了张去世前不久的一个梦，是关于邓小平的。我们虽都不懂梦的解析，但我认为这表明张对邓是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将邓看作政治上的最大对手的，但家书中却不去涉及。这样看来，张在家书中是否没有畅所欲言呢？而在与家人的谈话中还有更多的内容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将这个问题向维维提出，请她多谈谈。

大陆，以上都是围绕张的狱中所思所想而谈，而作为史学工作者，必然会关注家书中是否包含有珍贵的尤其是独家的史料。我对张的资料不如你了解掌握那么全面，匆匆读过后发现有几则。1992年12月20日的信中，张回忆了与毛之间的交往，特别提到毛与他第一次谈话是在1939年初的延安，当时张是陕北公学的宣传科长，毛要来学校做演讲，向他了解学生的情况，还给他写了字，这张题词后来在反“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我们都认为张受到毛重视是从1958年开始的，但两人最早的当面谈话却在1939年，此事我也问了朱永嘉，他说也是第一次知道，以前没听张说过，并说这封信在中共党史上自有其价值。张在这封信中还谈到，自1939年到1958年初虽与毛有多次相见，却没有再谈过话，但知道毛对其某些文章的评论。这里，张又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和《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之前，张还有哪些文章得到过毛的评论呢？又是怎样的评论呢？看来，要将毛对张的关注推到1958年之前了。

1991年5月25日的信中，张回顾了1971年“七一”50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这篇社论最初张是交给上海的写作组起草的，朱永嘉他们写了好几稿，张都不满意，最后是张自己重写的，“写得极不痛快”。信中他讲了中央开会讨论他所写稿子的情况，“人们却热衷于争取在文中提到与他（有）关的事，其余的一言不发”，“聪明的周恩来见我一句也没称颂林彪，就在文中加了一句‘林副主席提倡毛主席语录’如何如何，使得文章更加四平八稳了”。这段也是珍贵而重要的史料，揭示了庐山会议后“九一三”事件前复杂而微妙的中央高层政治，张已与林完全崩了，但周还在极力维持局面。

大陆，我还读到一条与上海文革初期有关的材料，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在1988年2月7日的信中，张提到了劳元一，接着就写道：“他的父亲是外交部的，我三十年代的朋友”。张与劳的父亲是三十年代的朋友！1967年以复旦为主的红卫兵“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时，劳元一是市“红革会”的关键人物，与张有面对面的交锋。当时红卫兵中许多人知道劳的父亲是总参的，但没人知道劳父与张的关系。劳本人是否知道呢？从“一二八”的资料来看，似乎也是不知道的。你说张在中苏友好大厦会议厅里面对劳元一的指责时，会想到他的朋友吗？

写到这里，想起了另一个与张有朋友及上下级关系的人，那就是邓拓。张在1985年12月24日的信中，提到了维维的出生和她在炸弹中度过的童年。维维在访谈中也谈到，她是1947年初在河北省阜平县出生的。而当年去叫助产士的就是邓拓。我在帮助朱永嘉做口述时，朱提到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发表前，张想到要给邓拓打个招呼，可见张对老朋友的态度。

你在邮件中说家书使张发声了，露相了。确实，家书肯定会修正人们心目中张“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形象。它可以让你看到作为政治人物的张的另一面：父亲和外公，特别是给两个外孙的那几封信。

这次出版的张家书一共58封，主要是给维维的。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知道，张还有不少给其他子女的信件，不知之后是否也会出版？读了现在这些信件后，当然是会有进一步期待的。

大陆，遵嘱拉拉扯扯写了这些。现在你也有了整本家书，待你读完后，应该比我有更多的感悟，那时我们再交流，听你的高论。

暑安！

光耀

8月2日

http://weibo.com/p/1001603887626267539439

yangharrylg

在今年7月的香港书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张春桥狱中家书》颇引人注目。不久前，我读到了这本书的电子文本。

《张春桥狱中家书》收录了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于北京秦城监禁及江苏江阴监居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给这本书很高的评价。他说：“张春桥是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性的毛主义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媲美。”

沈迈克是著名的汉学家，对文革研究下过不少功夫。他和哈佛大学的汉学家麦克法夸尔合写过一本文革专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不过，对于他说的《张春桥狱中家书》可以和意大利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媲美，我很不以为然。《张春桥狱中家书》怎么能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提并论呢？

首先，张春桥的思想本来就不如葛兰西丰富深刻。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张春桥狱中家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写成的，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在意大利法西斯的监狱里写成的，写作背景相差很大。共产党的监狱可是比法西斯的监狱厉害多了。

1928年，葛兰西被捕入狱并判处二十年又八个月徒刑。据说墨索里尼在决定监禁葛兰西时宣称：“要使他的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不过实际上，葛兰西只坐了六年牢，1934年获得有条件释放。这和他在监狱里健康恶化有关，期间他曾被送到意大利南部的一所专为病囚开设的医院疗养。自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在他的朋友帮助下，葛兰西获得了不少书籍。他写下了32本狱中札记，完成了他的霸权理论。该书被认为是意大利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因脑溢血去世。

张春桥于1976年10月6日被抓，其后转入秦城监狱。1981年1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83年1月改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1998年1月送北京复兴医院保外治疗，随后转至江苏江阴监视居住，和妻子文静一起生活；2005年4月21日因肝病去世。张春桥被抓八年后才获准家人探视。1985年才获准和家人通信。在附录的长篇访谈中，张春桥女儿张维维告诉我们，在江阴监视居住期间，张春桥没有人身自由，住处围墙很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儿女来探望也不能过夜。张维维说，在秦城监狱，张春桥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后来到江阴可以看到新民晚报。不过在秦城坐牢时，张维维给他带去一部收音机，后来还换成短波收音机。张春桥告诉女儿，他可以收听美国之音，BBC，还自己找到了法广的频道。重要的是，在服刑期间，张春桥并未获准写作，只可以写家书。张维维说：“他的每封信都要被审查的，所以，在信里他不可能写他的政治观点。”

我通读了这本书收录的58封给家人的信，内容都是谈家常，偶尔涉及政治或时局，都是一笔带过。所以，《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的思想含金量，远远不能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比。沈迈克那句话之所以错误，主要还不在于他对张春桥的思想估计过高，而在于他严重低估了中共监狱和意大利法西斯监狱的区别。

同样是坐共产党的牢，毛时代比后毛时代更恶劣。另一位文革风云人物、张春桥的同事、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在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也从未受过审讯的情况下，于1968年被秘密关进秦城监狱。据王力在回忆录里所说，整整十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人在何方。王力说在秦城受到的迫害和虐待“是最惨无人道的”。“特别是头五年，五年不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包括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一个人从门上的小洞里看着王力。五年睡觉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洞”。白天只能坐在木板上，还必须坐在一定的位置。“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极少的水喝”。王力还写到：“特别残酷的是，江青他们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用喇叭放噪音，不给看病，还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你造成幻听幻视”，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监禁王力是中共最高层的决定，是文革期间的事。这对于至今仍高调歌颂毛和文革的张春桥真是莫大的嘲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p-090820151521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