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红卫兵运动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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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外红卫兵始终没成为主流，有的仅停留在言语层面，有的参加了极端暴力活动，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昙花一现”，甚至都没产生过任何有名气的人物，几年后即从社会上消失。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这一里程碑事件之后，红卫兵运动在大陆掀起狂潮，席卷中华大地。红卫兵运动作为启动文革的驱动器，在当时大陆的内政、外交方面均打上深深烙印。
随着文革个人崇拜和对外宣传的升温，红卫兵运动冲出国门、波及海外。结社自由的部分亚、非、欧、拉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或毛主义党派。虽然有些组织未必自称红卫兵，却效法红卫兵的言行。红卫兵运动促使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阵营又一次分裂。海外共产党阵营的主流始终是追随苏联路线，而“苏修”是大陆文革树立的一个重要标靶，对大陆文革深为着迷的海外共产党阵营中的少数极端派别，从党内分裂出来，另立门户，这是一部分红卫兵组织或毛主义党派的来源。有趣的是，所有苏东阵营国家，红卫兵除了遭到批判之外，未激起丝毫影响。
严格按中国大陆的定义，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之意。由于政治环境不同，海外通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由于本身就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炮轰走资派”没有具体的实践对象，海外的红卫兵运动无非借助红卫兵的某些话语和概念，表达一种姿态，提出一种政治诉求，或自认为从迷惘中找到了一条“革命新道路”；有些左翼青年则把此当作一种时尚。
海外红卫兵始终没成为主流，有的仅停留在言语层面，有的参加了极端暴力活动，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昙花一现”，甚至都没产生过任何有名气的人物，几年后即从社会上消失。
缅甸红卫兵引发“6·26排华事件”
文革发动之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已增至49个，由于极左路线，发生外交纠纷的国家达到近30个，其中有不少事件即由海内外红卫兵引发。东南亚的红卫兵运动，对华侨社会和中国外交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以缅甸最为典型，引发了“6·26排华事件”。
文革爆发后，缅甸一部分左翼华侨师生开始佩戴毛主席像章，学习毛主席语录，自称红卫兵，这引起了缅甸政府的高度警惕。因为当时的中缅关系已处于微妙状态，文革前北京的外交政策已走向极左，摒弃了以往对缅甸政府温情的统战政策，开始大力支援缅共武装革命，原本已衰落的缅共迎来第二春，势力迅猛扩张。
早在1965年4月，缅甸已将华侨学校“国有化”，除缅甸籍教师外，华侨教师皆被解聘，但规定20人以下的私立学校仍可存在。华侨社会变相大量开办华文补习班继续中文教育。缅甸政府此举亦在切断红色中国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一些学校设置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课程被叫停。
1967年6月初，缅北克钦邦重镇八莫地方政府发现部分学生佩戴毛像章，携带毛语录上课，模仿红卫兵言行，率先发出禁上补习班的命令，华侨社会便组团去跟政府交涉。
八莫政府感到事态严重，向仰光中央政府请示，仰光也正为此事头疼，遂顺势由教育部下达了一道禁令：禁止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干涉）佩戴缅甸国徽和昂山像章之外的任何徽章。但禁令未达实效，左翼华侨学生置之不理，且佩戴者越来越多。
华侨红卫兵没有像在国内那样打砸抢烧，但他们佩戴毛像章，宣传毛语录，在冷战和缅共武装革命的大背景下，难免引起缅甸民众的仇视与恐慌。6月22日，仰光中国女中的老师把学生佩戴的毛像章撕下扔掉，并把部分学生锁于屋内。家长闻讯赶来交涉，紧接着，中国女中和旁边的中正中学都紧锁校门，不准学生进入，引发了缅甸教师与学生们的对峙，直到军警前来干涉，始得解围。
两天后，缅甸政府借此事关闭这两所学校，并将多家原华文学校的校长临时换成军人，制定了入校规则，重申禁令。26日，左翼华侨学生们仍坚持佩戴像章入校，学校只得紧锁大门，家长们赶来声援，再次发生对峙。红卫兵们索性在校门外喊口号，念毛主席语录，中国使馆闻讯派人前往声援，缅甸人也按捺不住了。
当天，仰光的暴徒手持棍棒砍刀，兵分三路，一路袭击华侨社区，一路袭击华文学校，一路袭击中国大使馆。华侨社会的财产损失惨重，几乎所有的华人住房和商铺都遭到了系统性破坏。1000多人包围中国大使馆投掷石块瓦片，一天之内发起两轮围攻。新华社仰光分社、民航总局驻仰光办事处、大使馆经济参赞处均遭到洗劫。28日，2000多人第三次冲击大使馆，援缅专家刘逸被杀，多人受伤。直到29日，缅甸军警才加以干涉，对使馆区和华侨区实行戒严。北京方面获悉后，从6月29日至7月3日，累计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同样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在缅甸共产党根据地发生的红卫兵运动，与中国大陆更为相似，这是当时较为独特的案例。缅共总书记德钦丹东效法北京发动文革，组建红卫兵，狂抓“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实际上是一次党内剪除异己的大清洗。当时的缅共迎来最黑暗的日子，基本上天天开会杀人，从政治局委员一直杀到连排级干部。
德钦丹东揪出党内的“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们，让女红卫兵组成行刑队，用匕首刺进他们的脖子，然后用喷涌而出的热血洗手，美其名曰“用修正主义鲜血染红革命小手”。在大清洗和极左经济政策震慑下，导致根据地的官兵和农民成群结队逃亡到政府军辖区投诚。1969年9月，德钦丹东的警卫员将其击毙后亦叛投政府。
被边缘化的新加坡红卫兵
文革开展一个月后，新加坡隶属于马共的统战组织——“社会主义阵线”的报纸《社会主义阵线报》（简称《阵线报》）即对文革进行了全方位跟进报道。
1966年10月1日，《阵线报》发表“中国红卫兵”长篇报道，专门驳斥其他媒体针对红卫兵“打砸抢烧”的消息，指责这些说法全是“谎言”，“红卫兵是文革的闯将……已经造成一个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革命高潮”。此后该报连续发表了很多宣扬红卫兵小将革命事迹的报道。1968年5月12日，《阵线报》终于向年轻人发出了号召，“马来西亚的革命青少年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吧”，鼓励他们效法红卫兵起来“造反”。
新加坡有华文和英文两种学校，在专业技术和就业能力方面，华校生不如英校生，自有一种失落感，深受《阵线报》影响的主要是华文学校学生，容易受到红卫兵“造反”精神的感召。
他们具体造反方式就是发起反对唱国歌升国旗的斗争，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不赞同他们言行的老师采取了“革命行动”，也就是类似中国大陆的学生打老师。但新加坡不是中国大陆，学校和政府对使用暴力的学生采取了开除和逮捕的措施，这又激起他们愤怒声讨新加坡“法西斯政府”，进一步发起“反逮捕反开除斗争”。
在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共产党”是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因为马共的武装暴动，马来西亚直到1960年7月31日才正式解除“紧急状态”，但同时颁布了《内安法令》严防“共产党颠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曾跟马共建立过统一战线，但后来分道扬镳，但马共仍以一些“群众组织”的形式在新加坡存在。
李光耀建立了一个“指导型民主”的多党威权体制，面对文革引发的左翼挑战，他的确把不少人投入监狱，但没有实施过一起肉体消灭案例。当时有不少新加坡红卫兵热情高涨地跑到中国大陆来参加文革，李光耀最初采取防堵政策，但后来他转变看法，敞开大门让他们走，政府还提供帮助。李光耀的想法是：一、让他们去亲自体会一下幻想中的革命圣地；二、“问题青年”走得越多新加坡越安宁。
事实证明，李光耀的处置办法收到了成效。几年后，跑到大陆的新加坡红卫兵几乎都“幻想破灭”，又哭着喊着跑回了新加坡，很多人政治观念反而自此发生了变化。新加坡左翼由于狂热支持文革，迅速在群众中边缘化，极左行为又使组织损失惨重，基本从政治舞台消亡。
激进的印度红卫兵
1964年，在毛主义影响下的印共成员从原来的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称自己为印共(马列)派，领导人叫马祖达。他们仿照中共对革命前中国社会的分析，把独立后的印度社会定性为新殖民地和半封建。新殖民地是说过去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独立了，但却又沦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在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是指印度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大地主制和相应的雇农制。
印度红卫兵由于生活在一个更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其行为远比东南亚红卫兵激进。1970年，印度加尔各答几所大学里的激进左翼学生效法红卫兵“破四旧”，开展“毁坏塑像运动”和“焚书运动”。校园和市区不计其数的名人画像、雕塑遭红卫兵捣毁。他们袭击街上的书店，把甘地、泰戈尔以及印度国内外名家的作品、艺术品扔到街上付之一炬。他们还冲砸学校办公室，将档案文件撕毁，殴打校长和老师，在墙上写满“造反有理”一类毛语录。最严重的还投掷土炸弹，对那些不愿罢课罢考的学生，施予恐吓和暴力。
印度共产党派别数量较多，尽管每个党的规模不大。在中苏两党分裂的大背景下，印共（马）先从印共分裂出来，印共（马）更激进的查鲁·马宗达和卡努·桑亚尔继续深受文革影响，号召必须坚决进行即刻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分裂出来组建了毛主义的新党派——印共（马列）。
鉴于在城市力量薄弱，查鲁·马宗达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的纳扎尔巴里村发起武装暴动，称为“纳萨尔运动”，口号是“肉体消灭”，即消灭所有的“阶级敌人”，包括商人、富农、知识分子。马宗达的名言是：“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纳萨尔运动波及的农村地区，发生了大量的血腥暴力事件。
加尔各答原本就是印共（马列）的建党之地，马宗达一直号召左翼学生走出校园，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参加武装革命。当学生自发开展红卫兵运动后，马宗达表示给予坚决支持。借着这次红卫兵运动，印共（马列）从中吸纳了不少成员。他教导红卫兵说：“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产物，任何信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人都必须培养起对这个制度的仇恨”。
红卫兵运动招致印度全国主流社会铺天盖地的谴责。甘地的塑像遭破坏，著作被焚毁更是触发了印度人的怒火。这场红卫兵运动也未持续多久，但马宗达播下的种子——纳萨尔武装如今仍活跃在印度中部和东部的落后农村地区。
美国的红卫兵党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是个动荡的时代，美国政府一边要应付越南战争，一面被国内的左翼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弄得焦头烂额。整个泛左阵营中，有形形色色的组织和路线，有像马丁·路德·金那种走和平非暴力抗争道路的，也有像马康姆那样鼓吹暴力革命的，还有比马康姆还要极端的“黑豹党”。
黑豹党是一个极左翼黑人青年团体，1966年由牛顿和西尔两人创建。组织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个左翼大杂烩，既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黑人民族主义。“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黑豹党最赞赏的一句话，有一阵子黑豹党成员差不多人手一本毛语录。
60年代旧金山唐人街嘈杂拥挤，伴随源源不断前来的新移民，生活环境颇显恶劣，其中有不少贫困人群，失业增多，肺结核发病率高居不下。一群失意的华裔青年在台球厅成立了“红卫兵党”，他们自定义是一个“军事组织”而非“政治组织”，意在反抗和批评美国政府的“种族压迫和歧视”。
一位叫亚历克斯·庆的土生华裔青年在大学退学前参与了左翼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协会，随后接触到黑豹党，深为对方的理念所折服。他虽然不是红卫兵党创始成员，但他加入该党后很快成为了重要领导人物。在他的影响下，红卫兵党基本上成了黑豹党的一个影子党，连提出的“十大纲领”都追随黑豹党路线，其中有一条即“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红卫兵党还认为，美国正在策划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必须立即停止，不过他们却不了解，当时北京最担忧的是苏联武装入侵，而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动武。
红卫兵党在着装上完全参照了中国大陆的红卫兵，穿着毛式服装，佩戴像章。黑豹党后来实施了多起暴力犯罪活动，红卫兵党倒是并未参予，而是实施“社区计划”。在某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点成就，如保护唐人街文物，要求结核中心为华人全面开放。红卫兵党始终没有在华人社区吸纳到更多成员，大部分华人仍然不能接受他们，华人中产更是避之不及。四年后，该党宣布解散。
法国红卫兵的自毁之路
相比而言，红卫兵组织在发达国家比较成规模的则是法国。1968年5月，法国左翼学生在巴黎发起造反运动，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随后法国工会宣布介入，发起大罢工并占领工厂，城市里到处是街垒战斗，导致社会瘫痪，最终引爆政治危机，戴高乐总统宣布解散议会，史称“红五月风暴”。
学生队伍中有人举着托洛茨基、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的画像，有人喊着这些共产党领袖的口号。与外界第一印象相反，五月风暴并不是法国共产党发起的，法共批评了激烈的左翼学生街头运动，而它也成为左翼学生的抨击对象，传统老左派政党法国社会党倒是介入颇深。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则力挺红五月风暴，连篇累牍给予报道。
虽有人称五月风暴是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此“文革”非彼“文革”，这次风暴吸取了中国文革的养分，但它仅是养分之一，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也是运动中的符号。法国工人中存在着悠久的工团主义、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传统，实质上仍是一场左翼大杂烩运动。具体到运动中的主流组织——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工会，则与前述符号无甚关联。
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的决裂，法共内部的一部分激进派认为党已丧失了原来的战斗性，盲目追随着莫斯科批判斯大林和中共的路线，而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弥补了在西欧和北美的失败。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50年代开始闹独立战争，法共对阿独问题采取了“民族主义”态度，毛泽东提出的世界革命和反殖民主义口号，更让激进派对法共产生失望之情，他们逐渐形成法共内部的亲中共派，1967年分裂出来建立了毛主义政党——法国共产党（马列）。
法共发现自己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学生联盟”中有托派和毛派从事宗派活动，1966年10月把600名学生从组织中清除。巴黎乌尔姆街，有一所著名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共成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阿尔都塞是最著名的毛派知识分子，他没有在作品中公开支持毛泽东，但涉及到论述毛的内容，都采纳了同样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的领导下，被开除的毛派学生组建了毛主义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
这些学生都不懂中文，也基本没涉猎跟中国有关的准确资讯，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法国的红卫兵。大陆文革中的“红海洋”、“红宝书”、“造反有理”等躁动的红色声像符号让他们心潮澎湃。有趣的是法共和法共（马列）都认为学生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没有受过系统的政治理论训练，无法参加革命，反对学生参与街头运动。
初期，法国红卫兵——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只有极少数人卷入了运动，但没有形成气候。当法国部分工会宣布参加后，他们开始积极介入，到工厂动员工人，甚至参加街垒战斗，有少数学生在冲突中丧生。毛主义的法共（马列）批评学生是“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认为目前不是武装革命的好时机。面对政府指责挑唆学生参加街垒战斗，它颇感冤枉地反驳：“如果由我们来指导武装革命打游击战，会更具组织性，效果非凡”。根据法国警方的统计数据，法国所有毛主义党派成员和红卫兵加起来，最高峰时也不过四五千人。
持续一个月的五月风暴也是法国左翼的自毁之路。运动中，各左翼满口都以人民代表自居，高喊民主、自由、解放的口号，但人民到底支持谁，最后还是要用事实来检验。托派、毛派等运动中的非主流左翼一事无成，几年后基本从社会上销声匿迹；支持运动的社会党在当年议会大选中，得票率从上一次的22%暴跌至4.29%。法国共产党因未参与暴乱，仍保持了20%的得票率。
戴高乐领导的政府和右翼，在运动中被左翼学生视为“革命对象”，象征着“桎梏、保守、专制、独裁、压迫、反人民”，大选中却以43%的罕见高得票率再度获胜。
刊载于2014年第25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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