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咏梅：為西藏文革歷史作證——访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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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西藏文革歷史作證
◎ 蔡詠梅

●藏人女作家唯色最近出版關於西藏文革的專著，再現雪域高原經歷那場浩劫的真相，填補了文革歷史長期的一塊空白。描述了許多驚人和殘酷的故事。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當年波及中國每一寸土地，無一例外，但西藏由於敏感的民族和宗教因素，在文革結束後，對西藏文革這段歷史中共當局一直刻意迴避，官方媒體幾乎絕口不提，力圖封存在歷史的灰燼中。而另一方面不知是否醜惡的歷史不堪回首，藏人自己也鮮少披露，據文革史料研究學者宋永毅說西藏文革的文獻差不多是空白的。藏族女作家唯色今年二月在台灣出版的《西藏記憶》和《殺劫》兩書，可以說是開創歷史，首次從西藏民間的記憶中去揭開西藏文革的真貌。

熱地是文革保軍區的造反派頭頭
《西藏記憶》是唯色親自採訪的口述歷史記載，由二十三位親自參與或經歷了西藏文革的當事人從他們自己的經驗感受和角度去講述他們的西藏文革故事。這二十三位口述者有當年的造反派領袖、解放軍軍人、僧人、從北京回藏煽風點火的藏族紅衛兵、生活在拉薩的漢人，以及被革命專政的「牛鬼蛇神」等，呈現出對同一歷史事件的多角度觀察，因此也更客觀，更能接近歷史的真相。

從這些口述歷史中可看到，西藏文革與中國其他地區文革的演進大致相似，先是破四舊、鬥牛鬼蛇神、形成紅色恐怖，然後鬥走資派，後來發展成派性武鬥。西藏當時造反派分為兩派大聯指和造總，前者保西藏軍區司令員兼自治區黨委書記張國華等，後者要打倒張國華。文革結束後，全國大小造反派組織都受到清算，但西藏保當權派的大聯指不但未受到清算，其過往的打砸搶和派性惡鬥史既往不咎，一筆勾銷而且頭頭們還升了官。比如後來官至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及人大副委員長的熱地在文革中就是大聯指的一個造反派頭頭，他本人還是個文盲。其情況頗似北京紅衛兵的聯動份子薄熙來、孔丹之類，打砸搶的惡劣紀錄並不影響他們的官運亨通。而對立的造總則運氣沒那麼好，造總的總司令陶長松木（後成為西藏學學者）在四人幫倒台後被指控為三種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份子），被關押審查一年多。而他被審查時，大聯指的頭頭劉紹民正在飛黃騰達，當上縣委書記，後又升地委書記。陶長松與唯色談起，雖事過三四十年覺得仍不公平。

寺廟全面破壞超過內地漢人區
西藏文革與中國其他地方文革相比，一個顯著特點是宗教問題。

與漢人這個世俗民族不一樣的是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全民信佛，藏傳佛教是整個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藏傳佛教遭到空前的毀滅性打擊（當然文革前也破壞得很厲害，班禪七萬言書有大量記載，文革是破壞達到高峰。）全藏地區佛寺佛教文物經書遭到全面摧毀。如拉薩著名的黃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建於十五世紀、建築面積七萬平方米相當於三個布達拉宮，竟然在破四舊被砸得一乾二淨，剩下一片斷垣殘壁，文革後重建是在空蕩蕩的平地上從無到有，另起樓閣。在《西藏記憶》中唯色和她的好幾個被訪問者都談到，西藏破壞寺廟之嚴重比漢人地區更甚。漢人地區在文革破四舊中仍有不少寺廟幸存下來，但西藏寺廟除一布達拉宮外，全遭毀滅。

藏人把一九五九年中共鎮壓藏人抗暴起義後到文革結束，這段歷史視為佛教傳到西藏一千三百餘年歷史中第二次大滅佛黑暗期，西藏第一次大滅佛在公元八九世紀之間。

在唯色的採訪中，多位當事人回憶了西藏最神聖的寺廟，首建於公元七世紀的拉薩大昭寺被摧毀的情況。

大昭寺洗劫一空成為駐軍豬圈
大昭寺實際在文革前已被中共一個搞階級教育運動的機構三教工作團佔用，寺中並無僧人，已沒有寺廟的功能。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破四舊後，拉薩隨即掀起破四舊高潮，前往大昭寺破四舊的有一千人左右，有居委會動員的民眾，中學紅衛兵和外縣到拉薩幹革命的積極份子，拿著十字鎬、鋤頭砸掉大昭寺的壁畫、佛殿、佛像，最後只有一座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的主供佛像得以保存。隨後三個月大昭寺收藏的巨量金銀珠寶被國家清理一空。

被砸後的大昭寺後來駐過解放軍。駐軍期間，殘破的佛殿變成豬圈。一位訪談者告訴唯色，她曾奉命去大昭寺送豬飼料，看見裡面「豬多得很，當兵的還在裡面殺豬。」大昭寺又作過造反派「造總」的廣播站，武鬥時成為戰場，解放軍攻入大昭寺，開槍打死十二人，此事件稱為「六七大昭寺事件」。後來又改成招待所，主蓋佛像金頂上面蓋了個廁所。

對人類文化遺產如此野蠻的蹂躪，對一個民族的精神生命如此肆無忌憚的摧毀，二十三個回憶者現在講起無不痛心疾首。但這筆賬應當算在誰的身上？

藏人被居委會逼迫去砸廟毀佛
唯色披露，現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在西藏當自治區黨委書記時曾在一個會議上大發脾氣說，國外總說我們破壞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廟，可是難道是我們嗎？是解放軍去砸的嗎？是漢族去砸的嗎？

唯色痛斥此話無恥。亦為此在採訪中反覆向被採訪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藏人全民信佛，為甚麼會在文革期間參與破壞，自己動手搗毀佛經寺廟？

一位參加砸大昭寺的女藏人說，是居委會（注：中國和西藏城市中的最基層的政權組織，但西藏居委會權力遠比中國其他地區大很多。）動員去的，居委會則是城關區安排，城關區上面是拉薩市，不去就取消戶口和糧卡。但除了積極份子，沒有一個人願意這樣做。
另一位當年參與砸大昭寺的紅衛兵韃瓦說，很多人是被迫的，總的責任在政府，如果當時派軍隊去保護，誰也不敢去砸。文革期間宗教被壓下去，但是對於年紀大的人是口服心不服，年輕人是被洗了腦。迫於社會壓力不敢公開表態。

熱愛西藏文物，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的漢人，文物收藏家葉星生說，「破四舊真的是中央、國家給藏族造成的一個悲劇。」他說，砸寺廟是組織行為，當時他看到一些藏族老人一邊偷偷唸經一邊哭。也有被訪者（解放軍和活佛之子）說，那個年代不少人是真的熱愛共產黨，對毛主席迷信，毛主席發動文革，大家即跟著去做。

王力雄與次仁夏加對文革不同解釋
唯色在書後錄了兩篇西藏文章。一是《天葬》及《與達賴喇嘛對話》兩書的作家王力雄於一九九八年的《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認為毛澤東文革獲得藏人配合首先是搞了階級鬥爭，獲得低層人民支持。而藏人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的高寒地帶而必然信仰宗教，毛澤東的解放軍以摧枯拉朽力量摧毀西藏舊政權，具有壓倒一切的力量，從而震懾藏人成為取代舊神的新神，西藏文革就是藏人摧毀舊神，投靠新神的一個造神運動。\n
而第二篇文章則是一位在西方的藏人學者次仁夏加對王力雄的反駁，指西藏文革和中國其他地區文革一樣，這場大規模群眾運動不是普通男女可以自願選擇的行為，無人能夠幸免，少數拒絕參與集體瘋狂的人則被視為人民敵人受到批鬥。他批評王力雄把責任諉過於受害者是殖民主義者的立場。有趣是，王力雄是唯色的丈夫，從唯色的採訪中得到的答案似乎更接近次仁夏加的看法，而與王力雄的解釋相矛盾。

殘酷殺戮的兩宗漢藏衝突
西藏文革另一個特徵是夾雜在派性中的民族衝突。

唯色的記錄中提到發生在西藏文革中的兩宗藏民族抗議事件「尼木事件」和「邊壩事件」。此兩件事主要的敘述者是紅衛兵和駐藏解放軍。「尼木事件」發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西藏尼木縣一位尼姑是一位造反派領袖，帶著群眾半夜偷襲一個解放軍支左部隊駐地，將十四名軍人全部殺掉。參與者全是所謂的「翻身農奴」，中共定為反革命暴亂，調軍隊平暴，打死四十多藏人，尼姑及主要參與者十八人押回拉薩後公審槍決。但造總的紅衛兵，如陶長松認為此事件是尼木縣造反派不滿解放軍有派性，支一派打一派而引發的衝突。

據調查過邊壩縣的一位退休幹部說，同年較早發生的「邊壩事件」也是一位派性鬥爭摻雜民族衝擊的複雜事件，造反派組織造總鬥當權派，支持另一派大聯指派的解放軍昌都某獨立營將事件說成是暴亂，帶兵鎮壓，變成漢人解放軍與當地藏人的血腥戰爭。在衝突中有幾個藏族婦女勒死了一個被打散走失的解放軍，解放軍隨後殘忍報復，展開大屠殺，當天公開槍殺了三十多被俘藏人，勒死解放軍的那位十九歲藏人少女，解放軍先用刺刀捅她，刀尖穿過她的身子，從胸前冒出一截，然後再向她開了數槍將她殺死。

這位屬對立的造反派組織大聯指的成員後來下到鄉裡去落實政策，下到所謂暴亂最厲害的鄉村，看不到青壯年，不是被解放軍打死，就是被關起來。一開會，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他說整個邊壩縣除了那個勒死解放軍的女人，全都殺錯了，而這些人全是翻身農奴，戴專政帽子的農奴主份子因為出身不好，不敢參加造反，所以無人遭殃。但在《中央西藏黨史大事記》中，仍把此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在講述這兩個事件時，兩事件的最重要的另一方面當事人，即與解放軍發生武裝衝突的藏人是缺席的，沒有他們對事件真相的陳辭，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事件無疑和內地文革的武鬥殺人不同，包含了鮮明的民族矛盾和仇恨因素，事件的兩名主角，竟然都是年輕的藏族婦女，更增添了一抹傳奇色彩，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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