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1966年毛泽东第一张大字报出台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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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舒云博客

   1966年8月1日，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突然开幕。“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24日召开，为什么过了近四年，才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而且如此仓促？7月24日通知，7月27日起，先开了几天预备会，传达毛泽东7月24、25日的讲话。8月1日全会就开幕了（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1页）。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宣布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呢？

                                一

    在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不知道的情况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此文由毛泽东策划，江青、张春桥等操作，姚文元执笔，九易其稿，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成的。它以重新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文化大革命”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突破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40页）。
    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准备不是一天两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对究竟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分歧。刘少奇主张应该以生产为主，而毛泽东认为“阶级”还在，还是应该以“革命”为主。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更加坚信阶级斗争的存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尖锐地批判了“左”的错误，却被戴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打破了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九个月纠“左”的进程，使急于求成的倾向进一步滋长。本来1958年夏秋，全国发动以钢铁为核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到了1959年，仍不顾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的实际情况，盲目扩大基本建设项目。从1959年到1961年，人民公社化后连续三年，农业大幅度下降，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是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66-67页）。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
    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三大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左”倾观点，并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全会公报（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82-87页）。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强调阶级斗争呢？除了苏联变修，反右以及彭德怀“反党集团”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八大”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分为“一线”、“二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真正退居“二线”，但他认为自己失去了很多权力。他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鉴于苏联所谓“变修”的教训，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现状（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页）。1965年1月，讨论通过“二十三条”。第一条“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党内很多人也不赞成。就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498页）。
    毛泽东的第一步棋是先搞掉罗瑞卿。
    但刘少奇的势力太强大了。毛泽东本以为批判一下《海瑞罢官》就可以旗开得胜，没想到出师不利，遭到如此强大的抵制，几乎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不理睬，毛泽东下令将“姚文”印成小册子，还是“杀”不进北京。不仅北京市的彭真、中宣部的陆定一等抵制，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在抵制。按毛泽东的说法，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同时，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姚文”意犹未尽。1965年12月，他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即罢了彭德怀的官（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40-141页）。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江青讲话内容整理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全国人民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对着文艺界领导，而是对着中央领导人。3月底，毛泽东在与康生等人谈话时，号召“向中央进攻”。当时的中央文件上就有“向中央进攻”的字眼（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页）。
    与此同时，彭真等人五人小组搞的“二月提纲”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发全党。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纪要》。在这两个精神完全相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毛泽东显然支持后一个，而不是前一个（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42-143页）。
    5月4日至26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没有出席，由康生负责向他汇报。5月16日，由毛泽东指导并多次修改，陈伯达、康生等起草的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出台。《五一六通知》既是批判彭真的，又是批判中央“一线”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26页）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彭罗陆杨的职务。
    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问题。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系列动作进行得很顺利，但“抵制”仍在继续。方志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回忆：参加华北局传达5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大家都谨小慎微，对混进党里……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很不理解。还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谐。（方志纯《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8-39页）

                                  二

    就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康生派妻子曹轶欧到北大，向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注：聂元梓通过姐姐认识康生，到过康生家，与曹轶欧面对面交谈过）等人透露《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煽动造反。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一些什么》的大字报：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篇幅不长，但充满浓烈的火药味。
    当晚，周恩来派人到北京大学，重申党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并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康生得知，有些慌乱，赶快叫曹轶欧派人从聂元梓手中要走了大字报的底稿。（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73页）
    6月1日，《人民日报》在陈伯达主持下，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同一天，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文化革命简报》（注：《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编）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说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他当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14页）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1967年2月3日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现在终于找到了，所以毛泽东6月1日中午才看到这张大字报，不仅写了批示，还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他们立即广播。当晚，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很感意外，去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次日《人民日报》转载，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北大校园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康生高兴了，6月2日，他在北大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毛泽东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1、2、3、4、5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18章；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时间“文化大革命”似乎又被压了下去。

                                三

    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掌握报纸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这样做。5月31日，陈伯达带临时工作组占领了《人民日报》社。（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29页）
    6月3日，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定没有成文的八条，口头传达下去。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到内外有别，注意保密，有领导地、有限制地、有秩序地开展运动。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刘邓并参照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和北大派工作组的先例，先后向北京市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当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许多省市也相继派出工作组。
    派工作组到底行不行？刘少奇心里没有底，他多次打电话请示毛泽东，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明确答复。6月4日，刘邓乘专机到杭州面见毛泽东，并请他老人家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还是没有明确表态，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34-35页）
    7月18日，毛泽东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连续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等校反工作组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对派工作组提出批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2页）认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7月24、25日，毛泽东接连找人谈话，第一次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二次各大区第一书记来开会的也参加了。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第二天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2-1424页）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4页）毛泽东到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讲话。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和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都不晓得！（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77页）
    “文化大革命”的火都烧起来了，大多数人仍然没有精神准备，很不理解。甚至连“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张春桥也没有想到矛头指向了刘少奇。1967年5月19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1967年4月30日，戚本禹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5页）
    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这就是5月16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毛泽东说：运动只有五个月，难怪同志们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毛泽东认为，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运动的阻力很大，主要来自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二是运动的方针政策还不够明确，需要具体化。（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46-47页）

                                 四

    1966年8月1日至12日，由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者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师生的代表。
    因为太仓促，刘少奇代表中央的政治报告来不及起草，之后也没有正式的书面稿。刘少奇只是口头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并重点谈了工作组的问题。（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78页）刘少奇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泽东说：必须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毛泽东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委员会就“文化大革命”正式作出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5-1426页）
    从第二天起，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的问题。8月2、3日下午的大会，很多人对撤工作组思想不通。8月4日，出现异常情况，原定议程是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改开小组会。下午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一线”提出更尖锐的批评：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谁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7-1428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组传达、讨论，全会议程为之改变。
    开幕式上邓小平宣布的会议日程，说会议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这次会议的主要工作是：（1）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3）最后通过公报；（4）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6页）
8月5日，本来是全会闭幕的日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80页）这一天不但没有闭幕，还发生了几件大事，包括毛泽东突然写了一张大字报，使会议又延长了整整一个星期。

                                五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说：刘少奇6月20日批转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还装在口袋里，几次要报告毛主席，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张春桥马上从康生手里要过这份简报材料，交了上去。（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2页）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简报材料呢？6月18日，北大学生自行斗争了40多人，戴高帽子，罚跪、扭打等，被工作组制止，由此编印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6月20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批语后大怒：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2页）毛泽东不但大骂刘少奇，还大骂康生，说要康生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
    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出乎中央“一线”和绝大多数到会者的意料，毛泽东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9页）并且写了《炮打司令部——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但很明显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把他的大字报顺手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由机要秘书徐业夫抄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在铅印稿上做了修改。（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55页）毛泽东的大字报说得非常狠：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8页）
    毛泽东写得这么急，为什么却没有马上拿出来呢？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一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赞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这封信由中央某领导在钓鱼台当面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宣读，之后迅速在社会上传开，但在全会上几乎没有反响。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不理解，认为不能乱，甚至还有人质疑，毛主席为什么给红卫兵写信？（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79页）
    从8月4日至6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并没有出现重要的发言——没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批评、评论，也没有对毛泽东8月4日讲话的热烈拥护。（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52-55页）对于批彭真等重大问题，很多人有不同意见，但浓烈的“左”倾气氛不允许表达，十分勉强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17页）
    鉴于种种情况，毛泽东的大字报写好后，并没有急于拿出来，他要搬“援兵”。

                                 六

    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前，林彪还是像往常一样打电报请病假，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8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给林彪打电话，争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让秘书回电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推辞再三，还正式写了请假的书面报告。（参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215页）
    奇怪，林彪为什么不像1959年半途上庐山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积极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替毛泽东说话呢？1966年5月18日他不是很积极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吗？似乎就是这篇讲话，使林彪犹豫了。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有个讲话，内容有三点：（1）大讲政变，（2）大讲反复辟，（3）大讲毛泽东个人的天才。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同意的，后来中央转发毛泽东看后并没有提反对意见。可是林彪讲话为什么又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和不安呢？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谈到对林彪5月18日讲话的一些提法，说我总感觉不安。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毛泽东说，这是他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19-1420页）
    这封信如果是家书，也就罢了，毛泽东却要让林彪知道。他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还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向林彪传达了信中的内容。（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21页）
    如此这般，林彪还能再“出山”吗？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还离不开掌握军队大权的林彪，所以坚决要林彪“出山”。毛泽东让汪东兴几次打电话催林彪马上回北京，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8月5日，毛泽东让秘书把他的大字报内容通过电话告诉了林彪。官伟勋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参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218页）周恩来亲自劝，江青也给叶群打电话，叫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回北京。8月6日上午，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一定要林彪来。直到这时，林彪才不得不答应下午到北京。（参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纪录）林彪不让林立果回北京，叫叶群回去就行了。这时大连已经发生武斗，外面很乱。林彪临走，对林立果说：你在这里好好复习功课，过一段大学开学，好好上课。林彪对女儿林豆豆说：你先不要回北京，好好呆着，我过几天就回来。（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实际上林彪一去不回头。
    吴新潮回忆：我父亲接到命令，派专机立即到大连接林彪到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到北京，周总理、汪东兴和我父亲到机场接。专机没有开到停机坪，而是停在跑道尽头，周总理和汪东兴上机舱与林彪谈话，我父亲没被允许上专机。周总理从专机上下来，陪着林彪先坐车走了。（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吴法宪本来想讨个好，见林彪脸色阴沉，吓得连话也没敢讲，赶快溜掉了。（参见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328页）、汪东兴陪着叶群，我父亲也在这辆车上。路上汪东兴对叶群说，主席已经同意李讷（毛泽东女儿）到解放军报社了。叶群说主席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一定干好。（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
    8月6日晚上，林彪一到北京，立刻被接到人民大会堂，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汪东兴安排林彪住进有空调的浙江厅，毛泽东亲自登门看望。林彪还是说身体有病，不愿当接班人。（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林彪曾把有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撕毁扔进痰盂，以示他的坚决，叶群则小心地把碎片从痰盂里捞出来粘好。叶群当然希望林彪当接班人，“夫贵妻荣”，她也可以跟着鸡犬升天。毛泽东骂林彪想当明世宗（注：明嘉靖皇帝，虔诚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260-261页）
    还是奇怪，既然坚决不当接班人，为什么林彪还是“出山”了呢？
    经过考证，林彪有两点不得不来的理由。首先毛泽东肯定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决定作为大会文件印发全会，不再疑神疑鬼了。9月22日中央在转发这一文件时说：林彪同志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中央认为这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7页）更重要的一点，毛泽东说，不管你来不来，我都要你当接班人。林彪不想当接班人，但他又左右不了毛泽东，只好亲自出马“解释”。林彪在8月12日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了，他希望选举结果不对外公布，不见报。（参见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年8月19日）
    果然没有宣布。8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常委，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现将上述选举结果通知你们，此名单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81页）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泄了“密”，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重要讲话，这已经“不打自招”，说明党中央在人事上有重要变动。会后新华社公布了重排的座次，刘少奇掉至第八位，林彪“跳”到第二位，中国第二号人物就这样满世界皆知了。

                                 七

    吴新潮回忆：父亲接林彪回来，和萧华、杨成武等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周恩来主持，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的大字报，然后一字一句念给我们听。父亲说，虽然是一张纸，字字千钧。当时我一听，把我吓了一大跳，哪个能担当得起！（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
    聂元梓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分在北京组。她说，北京组都拥护《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没有不同意的。刘邓也表态拥护，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念大字报的样子。他坐在主席台中央，拿了一张纸在念。毛还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他及时肯定，50天了，没有人响应，冷冷清清，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压制革命群众不能起来。当时我不解，各个省市领导没有跟上，主席觉得大家没有积极起来响应他的号召，他意见很大。另一个印象他提出了刘邓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么还有会一个黑司令部？不知道党内政治状况是怎么回事，当时吃惊，觉得刘就是毛的副手嘛，怎么会有一个刘邓司令部？但也有些预感，因为前一天，江青请我吃饭，饭桌上她点了刘少奇的名，说了很多刘少奇的坏话，还讲了彭真对她不好。但毛主席说到邓小平，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毛身边坐着周、刘，刘紧张，大家都紧张，出来一个黑司令部（邢小群《文革博物馆》第349期）。
    毛泽东写第一张大字报已经整整一天了，为什么还没有公布？1967年5月，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说：（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有很多人思想仍然不通，我只好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7页）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个人讨论，刘少奇不行，要拿掉，谁来？周总理提出，让林彪来。（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
    8月6日，毛泽东与刚到北京的林彪密谈，得到林彪的大力支持。8月7日，毛泽东把他的大字报印发全会，并小范围地初步商定了重新排序的中央领导名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9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出面向全会提议，全会一致通过，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作为惟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毛泽东批的重新排名的文件上，虽然没有明文罢免党中央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的“乌纱帽”却被悄悄拿掉了。（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9页）
    林彪回北京的第三天，8月8日晚上，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59页）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林彪说：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61页）毛泽东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31页）
    8月13日至17日，接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毛泽东找一些人谈话，林彪在会议第一天讲话：两大问题，文化革命和干部的三条标准。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
    林彪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85页）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县团以上干部宣读毛泽东的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和闭幕会上的讲话、一张大字报，以及林彪的三个讲话（8月8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在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63页）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的还有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以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7页）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个批注也作为全会文件印发。（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15页）

                                八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一线”不复存在，刘少奇这个“皇帝”被拉下了马。按说“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吧？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搞掉刘少奇，还要搞掉刘少奇经营的从上到下的“网”。
    8月18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军装，并同意红卫兵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33-1434页）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任何肯定红卫兵的表示，《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但这个大会后，遍地都是红卫兵了。
    林彪和周恩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事先审阅过，但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比较低，林彪讲话是照着别人起草的稿子念的，以“打倒”为特色，以后的中央讲话再没有超过这个调子。（采访江青秘书阎长贵笔记，2006年1月6日）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等人），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17页）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这样熊熊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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