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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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看望正在养病的林彪，以“文艺革命”为名，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要求林彪支持她，用她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的话说，是把林彪当“尊神”请出来。林彪对江青的设想，表示赞同和支持。两人进行了政治交易，江青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林彪也想借江青的特殊地位达到其政治目的。随即由叶群电告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并说都什么人去，让刘志坚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叶群提出希望萧华也去。但萧华一再推辞，不愿去，要刘志坚去，理由是“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最后决定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参加。刘志坚向叶群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选时，叶群转达了林彪向参加会议的部队文艺工作者说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随时可以同她联系。”刘志坚等人临走前，萧华特别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如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你们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显然，萧华不愿意去，和他对江青的看法不无关系。但是，他从爱护部下出发，对江青这个人的毛病，他还是交了底。

　　2月2日，刘志坚一行来到上海，当天下午由张春桥陪同至江青住处丁香花园，得到江青会见。刘志坚当即转达了林彪上述那段话。随后，在下午五时，江青又把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等请到锦江小礼堂，在坐的有张春桥。江青向参加座谈会的人宣布了纪律，即座谈会“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发表谈话：“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座谈会从2月2日下午开到2月20日结束，中间的10日到15日，因江青有事，没有开会。会议以“看电影、批黑线”为名，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又以个别交谈和集体讨论的形式，把江青自己的意图灌输给与会者。实际上到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说多少话。这个座谈会开初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召开的，形成纪要时被改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实际上这个座谈会的前台人就不仅是江青，而是林彪和江青了，大大增加了座谈会的分量和政治性。

　　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此时搞了一个《二月提纲》，这就成了江青的座谈会必须搞一个“纪要”的重要背景。《二月提纲》后来既然受到毛泽东的否定，江青召开的座谈会就只能是“正确的”，针对《二月提纲》的。《纪要》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包括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彻底的否定。《纪要》的第二部分，即核心部分，“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写了十点意见，认为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而对十七年来文艺工作从总体上看，则认为，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基本上是个“左”的产物，是个否定一切的《纪要》。

　　《纪要》的形成有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由于座谈会基本上是江青一人的谈话，但她的讲话没有条理，十分零乱。刘志坚等人回北京时向总政党委汇报觉得应有个材料，而江青讲话时又不让记录，于是参加会议的几个人一起回忆、追忆，逐句进行讨论认同，才形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汇报提纲”。主要写了三部分内容，即座谈的经过、江青在座谈中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以及“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江青的意见。林彪在济南看到这个“提纲”，并听了刘志坚等的汇报之后，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迅速传达，认真贯彻。”但是，刘志坚一行刚在北京下飞机，就接到江青秘书来电，说这个材料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思想”，要刘志坚派人到上海，再进行修改。并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派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随后，刘志坚派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修改。江青提出的“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陈伯达认为这样提很好.但没头没尾，应该说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陈伯达认为，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陈伯达还说，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把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都写进去，“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陈伯达的讨好，使江青大受鼓舞。她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次修改，文字有很大的增删，从三千多字增加到五千多字。因为这个稿子江青认可后，以后就不改了。刘志坚批准打印一百份，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并“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北京正在进行中，上海又传来毛泽东修改“提纲”的信息，要刘志坚到上海参加对提纲进行再修改。

　　毛泽东对江青主持召开的这次座谈会十分重视，当他看到江青送来的“提纲”时，立即对《纪要》进行审阅和修改。首先是在标题上增加了六个字：“林彪同志委托”，从此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而在内容上也作了较多的修改，如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的后面，加上“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之后又加上这么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在“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一句，等等内容，前后共修改了十一处。并再次嘱咐“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也就是说，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它也还有充实和修改的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江青的主持下，有陈伯达、张春桥参加，又进行了较大的“充实和修改”。全文由五千多字扩充到一万字左右。对“ 纪要”的修改，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一稿修改后，毛泽东审阅时，于三月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随后，即三月十九日，江青又召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以及张春桥开会，让他们看毛泽东又一次修改过的稿本，并征求意见。刘志坚提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涉及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计，建议把“组织”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因为，此稿已经毛泽东改过，大家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江青宣布：“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向与会者交代：“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们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并以她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明《纪要》修改的经过，以及转达毛泽东三月十七日的意见。

　　林彪看到江青的信后，即以他的名义给军委贺龙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这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信中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林彪还交代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军委各个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其中如“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又如把“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还有诸如把“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等等。随后，军委向中央和毛泽东请示，并将《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报中央。当时邓小平在外地视察工作，给中央的这一份文件就送到常务书记彭真处。三月三十一日，彭真请中央军委起草转发《纪要》的批语。由刘志坚等人起草的二三百字批语，送彭真后，即于四月二日，将《纪要》和批语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四月十日将《纪要》批发全党，并附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由江青发起的，毛泽东亲自关心和指挥并参与修改的，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正式产生了。因为毛泽东的介入，他亲自调动了林彪、陈伯达等来修改这个《纪要》。尤其是林彪被当成“尊神”请出，这个举动是走向“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步骤。正如江青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所说的，她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利用解放军的力量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这个《纪要》当时在党内外广泛传播，并于1966年4月18日，在《解放军报》上以社论（社论的题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1967年5月29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于5月29日正式发表。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的社论，社论声称：“这个纪要，是同《汇报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说这“两个文件是从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司令部里发出来的两种号令”，“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这个《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是用来在文艺界、学术界兴起文字狱的重要根据。当时却被称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好在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曾几何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1979年5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公开对这个《纪要》的流毒进行揭露和批判。

原载《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