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马若德）：评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yangharrylg

研究当代中国的一块宏大奠基石
评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哈佛大学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很少有政治学或其他任何领域的学者研究中国大陆的新政权。虽然在1954年，经济史家罗斯托 （Walt W. Rostow）和他的几位同事写了《共产中国展望》一书，[1] 但仔细研究中共掌权后活动的只有沃克(Richard L. Walker)，他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初期5年》(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在1955年出版。[2] 在此之前，他只研究中国古代史。


本文作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2014年3月在一次研讨会上。（高伐林摄）

沃克面对不少的困难。不像今天的学者，他无法进入中国。同时，北京只允许极少的国内出版物出口海外。中央情报局 (CIA) 的国外广播信息服务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和英国广播公司监听业务部(BBC Monitoring Service) 提供了中国电台广播记录的译文。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在它的《中国大陆报纸选译》（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中提供了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文章的翻译。 但是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该领馆才有能力出版《中国大陆杂志摘录》（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后改为《选萃》[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land Magazines]）。这一新刊物的出版标志着已有足够数量的资料走私到了香港。或许，沃克从台湾国民党那里获取了资料。

同样也不像今天，那时没有研究当代中国的基金，沃克也没有一群同行伴随他研究同样的课题。尽管他也可能发现劳达一（Laszlo Ladany）神父与他志趣相同，在1953年的香港出版了《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的刊物，[3] 但他基本上是单枪匹马。那时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几个研究中国的学者认同沃克的反共观点。[4] 而大多数的美国汉学家们，不管他们对美国国内政治如何看，都因为美国记者们对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报导，非常反感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 进而至少不愿意对共产政权做出过早的判断。因此，作为第一本详细探究中共新政权的专著，沃克的书并不受欢迎。[5]

直到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 美国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对中国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在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授权联邦政府拨款支持的众多课题中，有了对苏联和中国及汉语、俄语的研究。自然，由这一新的资金所促进，在博士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批中国研究专著都着眼于近期的中国。[6] 幸运的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准许相当数量的官方资料的出版，尽管在六十年代初冷酷的饥荒年代中这些资料的发行又受到明显的控制。[7] 这些资料包括：自1954年开幕的全国人大历年年会的政府报告；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所有讲话和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主要发言；毛泽东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和1957年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1957年关于反右运动和1958到1959年关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等。

在文化大革命的骚乱中，更多的材料浮现了。那些在官员的办公桌里发现了毛泽东秘密讲话文稿的红卫兵们匆匆忙忙地走出办公室，觉得有义务立即传播主席的那些未经编辑的文字。[8] 这样，毛有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原稿和许多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文稿就此问世了。[9]

在改革的年代中，官方和非官方的新材料都如雪崩似地向中国观察者们涌来。其中包括主要领袖人物的年谱和讲话合辑；关于他们和许多另外一些较次要的党内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高层领导人的自传（因为没有得到官方的写作许可，不少在香港出版）；大事记；文件合集；统计概略；关于毛时代主要事件的不可胜数的书籍；由各部委和其他组织编撰的词典和手册；各种各样的县志和地方志。在某些省份的某些地方，坚持不渝的学者们设法查阅了内部档案。[10]

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进入毛时代后，他们将如何有效地把握这些纷繁芜杂的资料呢？[11] 对他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由七位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员组成的一个杰出的团队（宋永毅、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沈志佳和王友琴），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同行的支持下（后有石之喻、何蜀、董国强、谢泳等学者加入），在艰难困苦中工作了十六年，收集了数量浩瀚的他们认为可以描述毛主义时代主要政治特征 —“运动”— 的资料。 对此，沃克曾称之为“驱动”（the drive），一种被旨在不断发动中国民众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的运动。最终，不管官方的目标如何，每一个运动的目标都是政治目标，即从忠诚的、激进的、或简单服从的中国“大多数群众”中铲除百分之五的公民，这部分公民的某种抵触情绪在主管干部的想象中就是不忠，甚至是反革命倾向。

这七位发掘毛时代文献资料的 “贤人”的工作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运动历时十年，在时间长度上可谓所有运动之母，并在中国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他们的目标是给学者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但如宋永毅在导言中所说，良知和责任使他们把项目拓展到以往的运动。于是，在2002年首次推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之后，2010年他们出版了《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3年又出版了《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他们的收尾之作是最新的《中国五十年代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这四个数据库共包含了32,000篇文件。这些数据库为学者和博士研究生们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一块宏大的奠基石。它将为沃克所羡慕，而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这一最新的数据库涵盖了从1949到1956年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在许多中国历史学家的眼中是一个黄金年代：中共接管了整个国家并启动了它改变中国的程序。毛泽东有两个基本目标：从社会角度改造这个国家的和在经济上重建它。第一个目标涉及到把中国从私营经济和家庭农业的民族最终改变为工商业全部国有和农业全部集体化的国家。第二个目标是实现一系列苏联式五年计划的指标。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53年，尽管它的细节到1955年才完成并公布。

对于以上的第二个目标，在毛的同事中几乎没有不同意见。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决定在冷战中“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因为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世界第二强权，这使北京信服、并跟随莫斯科的领导。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上，毛的资深同事刘少奇和周恩来发现他们被主席从左翼包抄。在1940年，当中共还承受着来自国民党的巨大压力时，毛感到必须要争取“第三势力”，即得到多半从属于一些小党派的具有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支持。毛推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并承诺这是中共掌权后的政体形态。这一理论的要点是：因为中共缺乏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的专长，他们将允许私营经济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在这个新政权的早年岁月，资深的领导人，尤其是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提倡“新民主主义路线”，可是他们逐渐地意识到毛已经抛弃了这一路线。大权在握、从不停息的主席并不准备缓步实现他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梦。 他正式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这一路线，中共将在10到15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的讲话中匿名指责了他同事们的右倾错误：“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讲话被收录在这一最新的数据库里）。虽然刘、周和他们的同事们最终追随了毛的路线，但这一插曲却引起人们对“要是……又怎样”的遐想：要是毛在当时仍然坚持“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否会早发生几十年呢？
毛抛弃新民主主义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一系列运动应运而生，并不断繁衍。 当然，运动并不产生在毛泽东1953年6月讲话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刚宣布成立后，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和谐时期。 但是它随着朝鲜战争在1950年6月的爆发，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同年10月进入朝鲜半岛而结束。这导致了“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土地改革在中共胜利前就已经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开始了，并在胜利后继续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城镇地区还有针对干部腐败的“三反运动”和以私人工商业者为打击对象的“五反运动”，说他们用“糖衣炮弹”腐蚀干部。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过留学经历或受西方影响的，必须改造思想。党内知识分子也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遭到打击。过往的国民党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以及任何可以被指责为他们的同情者的人，都成为两次清洗反革命运动的对象—“镇反”和“肃反”。这一最新的数据库包涵的最后两场运动是毛强力推进的新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公私合营。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毛把那些仍抱怀疑态度的同事们比作步履蹒跚的小脚女人。在农业集体化有成功进展的同时，另一场运动把所有的私人工商业者并入了公私合营企业，这是一种向企业全部国有化过渡的方式。如同资料所显示的，当时有过抵制，但在仅仅7年的短暂岁月里，中共还是可以宣布中国基本上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过程中没有经历苏联所有过的大规模的动荡。

不管它们造成的破坏程度如何，所有这些运动产生了一个效果：到1956年，对于中共已经稳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一点，公民们已经毫无疑问。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必须服从那些执行主席和他的同事们的政策的党的干部，否则将是不明智的。使每一个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伴随着每一个运动的暴力。除非中央档案馆对独立研究者们开放，不然，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由运动造成的生命损失将无法得出最终的统计数字。[12] 在他的有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毛泽东提到了有大约70万人被正式处决。但是在私下的讨论中，中国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不过是部分的估算而已。假如是这样的话，看来也是非常可能的，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极左灾难以前被中共视为国家建设的黄金年代里，被处决或因政治迫害而自杀的人数，远远高于毛时代的其他阶段，包括文革。当然，无论这一最后的死亡数字如何，和大跃进时期数千万人死于饥荒相比，它仍然显得苍白失色。

为了对研究者们提供方便，数据库的编者们把每一个数据库都分为几部分，如毛泽东讲话、其他领导人的讲话、重要的文件和指示、社会骚乱等等。这样的安排布局似乎会使研究者难于按时间顺序把握这些文件，但这样编排有其合理之处。把最新的这个数据库里9200份文件全部按时间顺序排列会使读者难于驾驭。或许对一个数据库来说，可以按时间排列毛讲话的部分，在那些讲话中插入或引出其他部分的材料。当然，学者们会各自找到查询和组合这些材料的办法。另外，这四个数据库的标题虽然明确标出各自涵盖的时间段，但编者们非常细心地在每一个数据库中同时也收录了该时期前后的有关资料。粗粗看来，数据库的标题似乎又从1962年到1966年时间段的缺口，但实际上文革数据库收录的文件远远早于这一时段（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文献已经作为文革的准备与前奏、比如“四清”运动，收入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简言之，数据库的编者们为未来研究毛时代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出色的工具，使他们可以用来探索那些动荡的岁月。同时，编者们的学术成果应该使西方汉学家们感到无比幸运，因为他们可以得益于在他们中的许多中国出生的华裔同行。

注释:

[1] W. W. Rostow， Richard W. Hatch，Frank A. Kierman, Jr., and Alexander Eckstein.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4）。

[2] 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3]劳达一（Laszlo Ladany）神父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著名学者，代表作有：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21-1985: A Self Portait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ion Press, 1988)。 他主编的《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1953-1998）是西方最重要的研究中共的刊物之一。

[4] 他们包括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Franz Michael 和戴德华（George Taylor）。这三位汉学家当时都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任职，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 研究中国的代表作有：The Review of Politics :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Doctrine and Reali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54) 。Franz Michael （1907-1992）的代表作有China through the ages :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86）。George Taylor是他们的研究所主任。这三位历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在苏联的实践转而研究共产中国，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大都有过在亚洲和中国的工作经历，所以对当时的中共新政权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5] 例如，著名清史专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 对沃克著作的书评，发表在1956年的Far Eastern Quarterly 二月号上。另外，本文作者也曾写过一篇立论公允的书评，但没想到该文会作为专栏评论发表在伦敦的Daily Telegraph 上，而且，在事先没有通知作者的情况下，专栏版编辑把书评题名为“中国的黑色记录”。 很多年以后，作者和沃克谈及此事时猜测，这是否就是伦敦的中国外交机构一直没有从北京得到他入境签证回音的原因。

[6] 参见 John Wilson 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63）;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Jerome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Armonk: M.E. Sharpe, 1979); 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7] 尽管官方封锁消息，Richard Walker还是设法在下面的两本小册子里揭示了大跃进与大饥荒的因果关系： Letters from the Communes (1959) and Hunger in China (1960)。两篇文章皆由New Leader 杂志社出版.

[8] 见 Timothy Cheek 的论文 “Textually Speaking: An assessment of newly available Mao texts”。该文刊载在 MacFarquhar, Wu and Cheek 编的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9) 一书的第 75-103页。

[9] 见 Stuart Schram的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4) 一书.

[10] 例如，可见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和 冯克 (Frank Dikotter) , 《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的中国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香港：新天地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1）; 也可见 Ye Wa and Joseph Esherick, Chi-nese Archives: Ａn Introductory Guide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6)。

[11] 一个关于历史学家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研究显见的例子是周杰荣 (Jeremy Brown) & 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 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

[12]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见Richard L.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和Frank Diko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3)。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5年第二期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 ... 08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