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厚枢：“灰皮书”背后的隐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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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社对由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不宜公开发行的图书，都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其中“灰皮书”就是一种重要形式。

　　灰皮书的起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针对苏共的世界范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出版部门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特别是对苏共“大论战”的需要，根据中宣部指示，在中央编译局等有关单位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教材”，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都习惯地称之为“灰皮书”。 “灰皮书”均为内部发行，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供内部参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样。这类书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

　　根据同样的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一批供研究批判用、反映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批书用黄色纸做封面，通称“黄皮书”。

　　“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到1966年上半年“文革”开始后被迫中断。 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结束，先后出版200多种。

　　意外的收获

　　“灰皮书”的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专门组成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主任，冯修蕙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出版事宜，由该社副总编辑张惠卿任组长。

　　中央编译局在拟订选批“反面人物”（约40名）的书目和收集其著作上遇到较大困难，因为这些几十年前的著作，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很难找到。其中，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找到。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方面就把“托派分子”的著作消除干净了。

　　有人想到，我国的“托派组织”过去曾翻译和出版过不少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12月，全国各地公安部门曾有过一次统一的 “肃托”行动，把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他们保留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上海收审的“托派分子”最多。于是，张惠卿便在1963年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去了上海。费尽周折，终于在上海市公安局一间仓库的角落里，从积满灰尘的书堆中找到20多种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和几种法、英译本，经上海市公安局同意全部带回北京。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当时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他曾在1929年从苏联回国途中秘密到土耳其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当刘仁静得知人民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就主动将他保存了30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七卷《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虽然不全（这部文集共有十多卷），但已十分珍贵了。

　　了解外界的窗口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选集》。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十多种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主要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考茨基的两大卷《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成六个分册（12本），作为老修正主义哲学选辑出版。在今天看来，这些书都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为了配合中央的国际反修斗争，“灰皮书”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得最多，超过了100种。

　　当年在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出版“灰皮书”的张惠卿同志，曾撰文详细地叙述“灰皮书”出版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灰皮书’出版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配合国际反修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冲破了我国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的桎梏，为我国广大学者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 ”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从整个‘灰皮书’的出版状况可以看出，这几年大张旗鼓的反修斗争，问题究竟在哪里。尘埃落定，我们终于看清，这种加紧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决策和行动的严重后果，就是引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斗完了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来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国际反修斗争变成了国内反修斗争。 ”

来源: 老年生活报 | 来源日期：201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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