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对话白磊：黄永胜的“光环与阴影”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5-6-9 01:55:38

白磊：对黄春光口述中一个细节的订正

　　不久前，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了米鹤都先生编撰的“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之三《难得本色任天然》和之四《光环与阴影》两本文革口述历史，为“共和国第三代”（作者语）的心路历程做了较为完整的记录整理。《光环与阴影》一书收录了黄春光、胡生、金靖宇、李卫平及柯马凯（Michale Crook)五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和历史记忆，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性与无可辩驳的独特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这部书中，也有部分史实上的错误与瑕疵，为避免以讹传讹，应该指出来，与编者共同探讨，并请知情人和历史学者指正。

　　黄春光先生在其口述回忆《光环与阴影》一文中，出现的最大的史实错误，在该书的第52页至53页，其原文如下：

　　“1968年3月，我父亲刚到北京当总参谋长不久，就赶上陕西省要成立革委会。我记得，一天下午，父亲从中央文革碰头会回来说：你不是和李瑞山和胡炜很熟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先找胡炜说一声，主任不是他了，要换成李瑞山，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并叮嘱我：不要说是我让你去说的。我说：他要问原因呢？父亲说：中央定的事情。原来内定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是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名单报上去的也是他，结果突然换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在西路军时曾被俘过。那天晚上开会要宣布主任、副主任名单了，父亲处于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他自己出面说又不太合适，就让我提前给他们打招呼。像这样的事，不少都让我去办的。”

　　黄春光的这段口述，有很大的硬伤。胡炜，原名胡守德，河南新蔡人，1920年生，1933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1936年考入省立开封高中，在开封读书时，积极投入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游行与卧轨请愿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开封党组织介绍，1937年参加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1938年入党。历任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政治处干事、连指导员、五支队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四团政委、四旅十团政委……从胡炜的简历来看，胡炜属于抗战时期的干部而并非红军时期干部，根本没有参加西路军的记录，更不可能有“在西路军时曾被俘过”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了一些二十一军在陕的老同志，他们也肯定胡炜并未参加过西路军，更不可能有被俘的说法。

　　至于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从各种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瑞山是被中央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领导干部，而未闻所谓“内定胡炜”之说。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前，支左委员会曾邀请以西安交大、工总司为首的“东派”，和以西军电、西工大、工联为首的“西派”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六十余人开会，协商成立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委会的方案。根据中央关于成立省革委会的原则指示，参照已建立省革委会的人员组成情况，经过反复协商、研究，确定陕西省革委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并设常委35名，正副主任8名，而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则由中央确定。在胡炜的回忆文集《征程纪事续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中《周总理对陕西的关怀》一文中有回忆：“经党中央批准，陕西组成了由军代表、领导干部和群众干部参加的汇报团40余人，于（1968年）4月上旬抵京，总理接见了原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同志、黄经耀同志和我。总理指示说：看了你们的报告，中央认为陕西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适时的成立革委会。中央决定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军队同志要支持他的工作。霍士廉同志目前以不参加结合为好，军队领导同志也不宜长期担任地方领导工作。我和黄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胡炜的回忆也佐证了当时中央对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是李瑞山这一说法。

　　1968年5月4日《人民交大》刊载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的指示记录》，详细记载了4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在这个讲话记录中，周恩来在谈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时讲到：“这次为什么没有让军队的同志做主任，而让李瑞山同志做主任，就是因为军队任务重……二十一军是野战军，分布三个省，陕、甘、宁都有，需要照顾部队部分工作。有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虽然能力弱一点，不够理想，理想不是化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要考虑，这样提出来有好处，对李瑞山也是个警惕。胡炜、黄经耀、杨焕民与革命群众代表结合在一起，集体商量，研究问题，按照民主集中制，民主商量。陕西工作是康老建议的，通过协商方式把大家搞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你们那省中央考虑李瑞山同志任主任，有的同志说不够理想，理想是相对的，就是强的，也有弱点，容易产生一言堂。”

　　由此可见，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人选，是周恩来与康生商讨定夺的，而康生则是分管西北文革的中央领导。我就这个问题也电话请教过原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西安交大的红卫兵领袖李世英，他说在讨论陕西省革委会人员名单时，两派争论的人选只有霍士廉，是否结合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进入省革委会，两派观点不同，而并无争论过胡炜或李瑞山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的问题，至于革委会主任由军队干部来担任，还是地方干部来担任，李世英说，我们遵照中央指示，所以并未讨论或争辩这个问题。

　　黄春光的“内定胡炜担任革委会主任”之说还有一大漏洞，就是当时各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甚至常委名单，乃至常委结合比例，都主要由周恩来决定，黄永胜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众所周知，黄永胜是1968年3月下旬“杨余傅事件”之后，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从广州调进北京的。在革委会成员名单的讨论中，他作为从广州军区提到总参的四野出身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为与其无甚关系的三野出身的胡炜是否担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而牵挂操心？甚至违反党的高级干部保密纪律，让儿子黄春光带话给胡炜呢？在当年的中共高干中，很多高级干部保密意识很强，极少让子女知道自己工作中的事情，更不会在饭桌上讨论与工作有关的话题。以周恩来为例，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共有三把，自己一把，值班室一把，秘书一把，包括其夫人邓颖超都没有钥匙，更不能随便进入周的办公室。而黄永胜怎么可能刚到中央，在自己无甚发言权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的事情上，让自己的儿子带话给陕西的一二把手李瑞山、胡炜呢，黄永胜这样做，不怕被康生知道，认为黄伸手越权吗？

　　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和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的文字记录，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对照核实，整理成文的史学成果。在记录整理中，对有关史实与其他历史文献作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真实，是十分重要的。

　　2013年9月草就于西安

　　黄春光：答复白磊的指正

　　感谢白磊先生指出文中硬伤。胡炜是抗战干部而非红军，当然也就没有“西路军被俘”一事了，审稿时我也疏忽了，再版时会改之。但胡炜的确因历史上有点什么问题而被临时换掉，而未能入陕西革委会主任一职。

　　当时，各省革委会成立的程序一般都是：待条件基本成熟，特别是两派群众组织的意见基本无大矛盾，由各省军管会或筹备小组或核心小组向中央报名单，其中主任、副主任、常委都是定下来三结合的干部。这个名单要在中央和省之间反复研究多次（电报），基本定下来后，会让他们组团来京。由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碰头会）成员和他们开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弥合两派分歧，意见同意后，由各省正式向中央报告。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碰头会）集体研究后，写好批复报毛、林。毛、林同意圈阅后，以中央批复，下发中央文件，各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才正式生效。我认为在中央文件未批复下发前，就可算内定。

　　陕西省多次上报中央的请示文件都是胡炜为革委会主任，最后上报中央的也是胡任革委会主任，这在省、中央档案馆中应可查到（如未被清理销毁的话）。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碰头会）最后研究的会上（按白文应是1968年4月30日下午）康生提出胡炜历史上有问题，需审查清楚，不宜任革委会主任，临时决定李瑞山任主任，才有我父亲开会后回到京西宾馆，让我向胡炜、李瑞山（我口述是有，出版时不知为何删了李，也可能是漏了）先后打招呼的事。此事我记忆清楚，就是当天在京西宾馆我去告诉的胡、李，连胡炜当时的表情还记得。这是否周恩来和我父亲有商量，我不得而知，但我父亲让我去打招呼是确有此事。这也说明为什么有周恩来当晚的一席话，如果不是临时换将，周有必要做那么大一段的解释吗？如早定李瑞山为主任，周根本没有必要讲这个话。胡炜回忆录中不说，可能因为这对他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

　　但愿我说清楚了此事。再次谢谢白磊先生！

　　2013年9月9日

来源: 《昨天》第二十四期 | 责任编辑：余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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