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答刘进、宋彬彬对我质疑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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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用推理探寻历史真相－－答刘进、宋彬彬对我质疑的回应

宋彬彬和刘进二位女士对于笔者在“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以下简称“拾遗”，见《文革博物馆通讯》zk１４０８d）中提出的质疑作了回应，（见《记忆》总１２２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０日出版）很赞赏和感谢她们的这种认真态度。不过，坦率地讲，读完她们的回应，心中的疑问并没有冰释。原因在于，他们的回应或解释，仍然以重申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以及对于家庭的介绍为基础，而没有提供更多其他方面的证据。她们只是强调：她们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退出校文革领导机构，就是出于本人对工作组路线错误的认识，尽管所有跟他们地位相似的学生领袖如陈小鲁、贺鹏飞当时都没有这样的认识。同样地，宋彬彬强调，她的父亲就是对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照，尽管别的高级干部如陈毅、杨勇等都这么做。

　　这就涉及到一个讨论历史问题时常遇到的问题：当事人的叙述是否可以当作历史的真实来采信？笔者认为，这种叙述固然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只是一面之词，需要从时代、社会等多方面的史实考证对之加以证实或者证伪。如果这种叙述是关于一些历史事件，考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因为历史事件常常涉及到多人，或者被多人所目击，当事人叙述的真伪可以从其他人的证言中得到判断。如果这种叙述是关于当事人自己的思想活动，考证就困难得多。其原因是显然的：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是没有旁证的，本人的叙述似乎是唯一可靠的证据，不容旁人置疑：“你不是我，安知我的思想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但是，另一个事实也是显然的：一个人的思想，并不等于其本人的说辞，即使此人曾把自己的思想告诉过别人，或者把它写进了日记，人们还是有理由质疑他是否说了真心话。这样的质疑，有两层理由，第一层的理由是，叙述者为了某种利益或目的，有故意讲假话的动机和可能。更深一层的理由是，由于人皆有之的趋利避害本能和自我美化倾向，叙述者会讲一些冠冕堂皇——西方叫做“政治正确”——的话，把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思想掩盖或包装起来。这些掩盖或包装常常是在下意识中完成的，叙述者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也就是无意间的“自欺欺人”。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阅读和研究历史人物叙述的自己某种行为的动机时，不会全盘接受他们字面上的说法，而会探究这些言辞背后可能隐藏的真实思想和动因，人们会从时代、社会等方面去寻找一些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事实，通过分析比较等方法来鉴别当事人对自己内心活动的叙述。笔者在“拾遗”一文中提出的质疑就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比较所做出的。在刘进和宋彬彬的回应中，这些方法被不屑地称为“推理”。

　　笔者在这里老老实实地承认，“拾遗”一文中用来质疑刘、宋二位女士回忆的方法，确实是一种推理。不过，这种方法具体来说，无非就是对时代氛围进行分析、同相似环境下其他人物的思想行为进行比较，只要它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其实就是一种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尤其是对于涉及人物心理活动的历史考证来说，这几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研究方法。排除这样的方法，那就等于主张只有当事人的说法是唯一可以采信的陈述，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历史研究吗？大家知道，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毛泽东的谈话（如关于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斯诺等人的谈话）、《赫鲁晓夫回忆录》以及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都是当事人对自己思想行为的第一手陈述。试问，我们能够全盘接受他们在其中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吗？如果你对这些史料存疑，除了上述的“推理”方法外，还能用别的什么方法来鉴别呢？进一步说，上面列举的历史人物的著述和言论，都是当事者对自己近期思想行为的陈述，有的甚至是对自己内心活动的即时记载，而刘、宋二位女士关于自己退出学校领导班子的陈述则是对自己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的思想活动的回忆，她们就那么有把握肯定，经过四十多年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其间“政治正确性”的定义几度正反易位——自己在那几天时间里的思想确实就是现在记忆中的那样吗？

　　所以，笔者觉得纠缠于“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只能流于无谓争论，不如继续“拾遗”中刘、宋二位女士不以为然的“推理”，再摆一些事实，再讲一些道理，用更多的史料来充实师大女附中在八一八之后那段几乎空白的历史，以寻求当年更接近于真相的社会氛围和人的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读者对刘、宋二人为自己当年行为所作的解释有多大的置信度便自会有公允的评估。

　　本文摆的第一个事实来自米鹤都编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一书中所载的孔丹的回忆：“……到９月下旬，我们就听说陈伯达讲话谈到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消息，我们这几个西纠的负责人就在十一前后离开了北京，前往外地串联。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西纠的事情。除了中间回过一次北京之外，一直在外地串联。而西纠在完成国庆节的维持秩序任务后，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快，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西纠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见该书“西纠及其通令”一节）米鹤都考证了陈伯达讲话的具体时间：“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对本人不利。他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革命。”（见该书注１３）。

　　笔者在“拾遗”中说高干子弟在十月之后普遍退出文革运动的领导，上述事实具体给出了日期和原因。所以精确来说，刘进和宋彬彬在８月１９日退出学校的文革领导机构，比其他学校里的高干子弟至少早了３７天！更为不寻常的是，其他干部子弟退出领导，都是因为陈伯达的个人“建议”，实际上当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而刘、宋二位的辞职却是因为认识到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路线性的错误的自觉行为。同样的事实还有，所谓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在陈伯达讲话之后的１０月１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中正式提出来的。宋彬彬在回应中这么说：“……从７月底工作组撤走，到８月１９日退出学校运动的２０天里，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跟不上，看不懂，自认为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一直处于寻求革命之路而不得答案的苦闷彷徨中。女附中不少学生的特点就是‘叫真儿’，不懂的就不能强迫我们就‘懂得’，所以听了梁二同的责备，我们就退出了学校运动。”笔者理解，宋彬彬在这里的意思是，女附中有特殊性，不少学生（包括刘、宋二位）“叫真儿”（我想应该是“较真儿”），所以远早于其他学校的学生就觉悟到工作组的路线性错误。也就是说，她们本人、师大女附中这所学校、以及她们的家庭就是与众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笔者不否认有一些学生在工作组错误这个问题上有先知先觉。然而，根据个人的经历和对于文革史料的阅读，一个人对于工作组的所谓错误的认识，实际上是同他／她个人受到的工作组的压制相关的，工作组撤走以后，最早要求追究工作组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那些在工作组时期受到镇压的人，没有例外。师大女附中在这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刘进在回应中说：“反工作组的同学声泪俱下、推心置腹，对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指得明明白白。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可能还要继续当这个筹委会主任呢？”不寻常的地方是，作为原来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刘、宋二位竟然那么轻易地接受了曾经的对立派同学的认识，早早地让出了文革的领导位置，在北京的大中学校里独一无二。不寻常的行为是需要不寻常的原因来解释的：那些原先反工作组的同学，究竟是如何“声泪俱下、推心置腹”地向刘、宋二位指出她们的错误的？她们所指控的“严重”的“这么大的错误”究竟有哪些？刘进说她们“指得明明白白”，我们读者却如坠霾中。另一方面，按宋彬彬的回忆，她们辞职后不久，学校文革的领导班子就散摊了，这难道就是这些同学锲而不舍追求的目的吗？……类似问题都是我们在寻求女附中文革历史真相时需要澄清的，最好莫过于反工作组的同学中有人能够出来讲述一下她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然而，在关于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资料中，这些同学的面目却始终十分模糊。她们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仅出现在刘进和宋彬彬女士的回忆中：是她们在八一八之后同刘、宋二位的谈话，使后者辞去领导职务。除此之外，她们在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史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女附中的１９６６年八、九月份的文革资料中，大部分回忆集中在卞校长的死亡事件，其余的就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关于“对联”盛行以及因此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回忆，这两者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关于工作组的“错误”和学生对它的追究，却没有看到什么回忆资料。尤其是，反工作组的同学关于自己在那一段时间内遭遇的回忆，完全阙如。仿佛在“逼退”了刘、宋之后，她们就“人间蒸发”了。既然她们对工作组有那样痛心疾首的认识，这些同学的失踪是颇为离奇的。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同学应该都在世吧？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讲一讲她们的“故事”。在她们看来，工作组所犯“错误”究竟有多严重？是什么让她们“声泪俱下”？是因为上天安门没有轮到自己？还是因为惨遭工作组迫害？在刘、宋二位辞职后，她们对工作组进行过怎样的追究和清算？假如真发生过这样的事，将是师大女附中文革史的重要的内容，她们或其他亲历的同学的回忆将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当然也有助于澄清刘、宋二位女士辞职的真实过程和原因。

　　如果说要求清算工作组错误的同学在八一八后神秘“失踪”的话，下面要摆的一个事实是女附中有一批跟她们对着干的同学在８月２５日成立的著名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中显露了踪影。同样是在《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一书中，孔丹回忆道：“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如果孔丹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师大女附中至少有几十个人，在刘进和宋彬彬辞职之后参加了“西纠”组织，而且成为它的半壁江山。不少人回忆“西纠”有许多打砸抢的行动，对此孔丹等人是有异议的，这里不拟探讨这方面的争论，但是有一些行动，孔丹直言不讳：“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他还说：“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的，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起因都是当初受工作组迫害的大学生要追究工作组的错误。笔者在“拾遗”中已经指出，１９６６年的八、九月份，是要求清算工作组错误的人同对立派的相持阶段，前者常常处于弱势。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戴维堤在他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说：“‘北航红旗’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工作组回院作检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我和头头们带领几百名学生举着‘北航红旗’的大旗，来到了国防科委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赵如璋回学院作检查，从此开始了北航红旗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天二十八夜”揪工作组行动。……北航红旗的‘静坐、示威’、揪工作组行为一开始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院内的反对派和社会上的‘联动’分子天天来围攻、漫骂，甚至动手打人。各种吓人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

　　这里所说的赵如璋是国防科委向北航派出的文革工作组的组长，那些要求追究他错误的行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谓社会上的“联动”分子，则应该就是“西纠”红卫兵，因为当时“联动”这个组织还没有成立。（顺便说一句，这是记忆发生时间错位的一个明显例子。）戴说的“围攻、漫骂，甚至动手打人”显然就是孔丹所说的“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的一部分，发生在８月２５日后的二十八天之内。

　　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学生在本校的文革中不见踪影，也没有资料显示她们在社会上起任何作用。而上面所摆的事实却显示，师大女附中的另一批红卫兵，有几十人之多，在８月２５　日之后成了“西纠”的主力部队之一，她们在社会上同要求追究工作组错误的大学生发生冲突，甚至动手打人。显然，她们不属于宋彬彬所说的“较真儿”的同学，是对工作组“明明白白”的错误完全没有认识的人，不仅没有认识，而且反对追究工作组的错误。那么，问题来了：当刘、宋二位因为认识到工作组的错误而辞职的时候，这批人站出来反对过吗？她们同本校那些追究工作组错误的同学发生过什么冲突吗？

　　总之，基于笔者在“拾遗”和本文中的“推理”，围绕刘、宋二位因何辞去女附中文革领导职务这个问题，存在下列需要澄清的疑点：一，工作组在１９６６年六、七月的“五十多天时间里”，在师大女附中究竟犯了多大错误？他们对学生的镇压究竟有多严重？有多少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被整了“黑材料”？二，在工作组撤走以后，那些原先受工作组压制的学生除了“逼退”刘、宋以外，还有哪些追究活动？有没有要求平反、销毁“黑材料”一类的活动？在北京全市的批判工作组的学生组织中为什么不见女附中学生的踪影？三，刘、宋辞职之后，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是否有一个领导机构？谁在其中主导？她们有哪些不同于刘、宋的方针和行动？那些参加“西纠”的同学，看来在８月２５日前已经组织起来了，她们是什么时候组织起来的？她们同校文革的领导是什么关系？

　　笔者到目前对于上述疑点的回答是：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对反对派学生的压制并不严重，没有人被打成反革命，也没有人被整过“黑材料”。因此，在工作组撤走后，也不存在要求平反和销毁“黑材料”的问题。在刘、宋辞职之后，领导权并没有落入那些原先反工作组的同学手里。事实显示，可能性更大的是，落入了后来参加“西纠”的高干子女红卫兵手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阅读所及，迄今没有看到相反的回忆和资料，只能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可见跟北京其他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相比较，女附中没有什么独特性，大同小异而已。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中共历次运动的政策中，对中学生的政治惩罚是比大学生轻的，比如“反右”时中学生是不划右派的，所以中学的工作组残酷镇压学生的例子远不如大学里多。在那些高干子弟众多的中学，如师大女附中、四中和八中等学校里，批评工作组的学生中，领头者也常常是高干子弟，工作组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格外小心。这也可以从下列观察得到印证：与大学里不同，北京中学里文革派别之间的对立，主要不是起因于对工作组的评价不同，而是因为对血统论及其代表“对联”的评价不同。浏览北京中学的文革资料可以发现，对血统论危害的回忆和反思数量上远远超过对工作组迫害的回忆。

　　当然以上只是“推理”，笔者期望女附中当年的同学，尤其是那些反对过工作组的同学，能够出来推翻上述答案。否则，所谓工作组的严重错误究竟存在于当年的现实中，还是仅仅存在于刘、宋二人今天的记忆中，就是一个疑问。从而，她们的辞职是否真是因为认识到工作组的错误也将始终是一团消散不去的疑云。

２０１５年２月４日

载《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一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九八○期（zk1502d）

http://hua-xinmin.hxwk.org/2015/ ... %E5%BD%AC%E5%B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