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革40周年紐約國際研討會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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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的挑戰性、建設性和當代性
——文革40周年紐約國際研討會的回顧

宋永毅


由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紐約市立大學及紐約皇后區圖書館合辦的「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紐約舉行。海外媒體認為它代表了海內外文革研究的一個新階段——這不是一個言過其實的讚詞。
我以為會議的主要特點是它的挑戰性、建設性和當代性。

揭露長期掩蓋的文革真相
「挑戰性」是指會議揭露了許多被中共當局長期掩蓋的歷史真相，駁斥了中共官方的文革理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動搖中共當局的合法性。例如，長期以來，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以及協助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的葉劍英，都被認為是文革的單純受害者和抵制者。但是會議的論文以大量的史料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文革後中共官方有意地誇大了他們和毛的分歧，掩蓋了他們其實也是文革積極的擁護者和參與者的真相。美國明州諾曼第學院教授丁抒在他的論文《葉劍英在文革初期》以翔實的例證說明：葉劍英在文革初期積極參與了整倒羅瑞卿、推崇對毛的個人迷信、建立「首都工作組」鎮壓成千上萬的無辜群眾和迫害不同派系的軍隊幹部等等一系列的活動。因此，葉決不是一個「反文革派」而是一個地道的「文革派」。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宋永毅的論文《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則從劉少奇在六十年代初「四清運動」中的極左理論和實踐，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對成千上百萬幹部和群眾的無情迫害等歷史真相中揭露：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革作出他們各自的貢獻。因而，文革是中共的一次集體犯罪。

對於文革和中共上層鬥爭的關係，值得注意的還有澳洲莫納殊大學教授孫萬國的演講和論文《華國鋒和文化大革命的終結》。孫萬國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揭示：其實華國鋒在文革後也積極準備在經濟上開放和政治上改革。鄧小平等人指責他是「凡是派」其實只是一種爭權奪利的手段，而不是實質上的理論分歧。這不僅使我們對中共權力鬥爭的黑暗和它的種種道德偽裝有了更深的認識，還合理地揭示了為什麼鄧小平一直拒絕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他的口頭許諾只是一種奪權的需要。

對文革中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會議也有完全不同於中共官方結論的真相揭露。如中國大陸徐海亮教授的論文《武漢「七‧二○事件」——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和觀點》，就揭示了一九六七年七月發生在武漢的保守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獨立師衝擊毛澤東住所的「武漢事件」，其實是毛澤東、周恩來處理不當而引發的一場「兵變」。而毛事後為了穩定軍隊，拋出了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作為替罪羊。

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建設性」是指會議提供了多重的研究文革和當代中國歷史的嶄新角度，從而把海內外的文革和當代中國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的文革研究，一直處於空白狀態。著名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書面論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一九六九年尼木、邊壩事件》和澳門大學教授程惕潔的論文《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都對西藏、內蒙地區的文革有全新的描述。例如，程惕潔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比較了民間、中共官方和半官方的內蒙學界關於文革中血腥的「內人黨事件」的受害者的人數：一、逮捕關押了八十萬人，多達五十萬人致殘，五萬人被拷打迫害致死；二、三十萬六千多人受到關押迫害，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另有八萬七千一百八十多人致殘；三、二萬七千九百餘人被迫害致死，有十二萬多人被迫害致殘，被關押者的總數相信應該在五十萬人以上。程惕潔認為：第三種數字比較符合歷史事實。但當時整個內蒙的「蒙族人口總數才兩百多萬，即使這個中間數字，已經佔到蒙族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國是罕見的」。

再如，把文革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世界左翼思潮和整個國際共運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是這次會議的又一個特色。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郭建的《文革、世界六十年代及西方文化理論》，特拉華州立大學教授程映紅的《文革：向世界輸出革命》等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討論了文革發生的成因及其機制以及文革對世界和當今中國的影響。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在他的《中蘇文革比較》一文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論點，他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並非毛澤東在中國的首創，而恰恰相反，是毛澤東從蘇聯類似運動中吸取靈感模仿而來。

還值得一提的有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教授蘇楊對文革中農村大屠殺的數學模型的研究。他和他的斯坦福大學導師魏昂德（Andrew Walder）一起運用官方縣誌中的死亡人數研究文革，比較湖北、廣西、廣東三省文革中的大屠殺，以地方誌所記載的屠殺數位翔實地證明中國文革曾嚴重侵入農村，顛覆了認為文革僅僅發生在城市的一般成見，同時也雄辯地表明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和官方各級政府的操縱乃是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

文革對當前政治文化的影響
最後，這次國際研討會有著它鮮明的「當代性」。文化大革命毫無疑問改變了中國大陸整個的政治經濟面貌。從經濟層面上來說，如果沒有文革後瀕臨崩潰的經濟，鄧小平等人也不會搞改革開放。從政治結構上來看，現在的中共領導人已幾乎全是文革中的「紅衛兵一代」，文化大革命在他們身上都打下了不可磨滅的政治烙印。然而，對於文化大革命對於當前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對於胡錦濤等人的文革經歷對於他們執政思想方針的影響，西方或中國學界，都還沒有過系統紮實的研究。這次會議中賓州薩斯奎漢娜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魏楚雄教授的論文《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的影響》做了可貴的嘗試。他認為：毛時代剛結束後的權力鬥爭也造成了第三、四代領導人的快速崛起，而「太子黨」在文革中和文革後的醜惡表現「為提升胡錦濤和溫家寶這樣沒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官員鋪平了道路」。他的論文重點分析了文革對胡錦濤的影響，認為：胡在文革中是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派，「這一事實表明，到了文革期間，胡錦濤的政治思想和風格已基本形成：他是追隨劉少奇和鄧小平路線的典型的技術官僚……他任期內的『改革』政策恐怕就是努力恢復到共產黨的十七年路線、把劉少奇、鄧小平的施政綱領發揮到它的極致效應而已，絕不會超越這個限度。」

重構文革集體記憶
會議的「當代性」還表現在海內外學者共同積極重構對文革的集體記憶。

因為中國官方的蓄意阻擾和誤導，長期以來歷史真相被掩蓋，中華民族對於這場災難的集體記憶當然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文革已經結束了三十年，但是中國大陸的「毛澤東熱」一直經久不衰，而不少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文革，甚至連「文革」發生在哪一年都不清楚……所有這些「失憶現象」都有害於整個民族吸取文革教訓和推動大陸的政治改革。

美國《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的論文《文革後三十年的大陸毛澤東熱分析》就著重分析了官方誘發「毛熱」的過程。加州聖瑪麗亞大學教授徐賁的論文《懷舊物品和文革記憶》也指出：「物品對於記錄歷史有重要的作用，但歷史並不全然記錄在物品之上……文革的真正意義並不記錄在那個由革命圖記所描繪的光明和諧圖景之中，在這個光明和諧的表面之下，深藏著苦難、殘暴、恐懼和壓迫。不涉及這個層次，關於文革的公共意識定然不會完整。」

在會議的舉行過程中，大陸社科院教授徐友漁傳真來了大陸學者不久前舉行的一個地下文革討論會的簡報，並由那次討論會的參加者之一徐海亮教授宣讀。這是一個不被官方認可的「地下」研討會，但反映了民心所在——大陸人民不會忘記文革。

這次國際研討會本來邀請了近二十名中國大陸的學者與會，但是中共的安全部門以「海外敵對勢力介入」的荒唐理由阻攔了八名著名學者與會。但是，仍然有八名中國大陸學者衝破封鎖，勇敢地與會。他們包括朱正（著名中國當代史專家）、高瑜（中國著名記者）、徐海亮（大陸獨立文革研究學者）和余杰（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副會長）等。捷克的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說過：「民主與專制的鬥爭，在某種意義上便是記憶和遺忘的鬥爭」——中共有關部門禁止文革研究，掩蓋歷史真相的目的正是為了延續它的專制統治。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有它獨特的意義：它是中華民族不泯良知的一次體現；它象徵著海內外知識分子對學術自由的有力堅持；它還是國際民主力量對專制勢力的一次成功打擊。

爭鳴2006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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