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对话杨奎松：谈毛泽东时代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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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政府以极低的标准计算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口，还有两三亿人。这占了农村人口的相当比例。这些年来整个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数农民开始脱贫，全靠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了解，文革也好，毛时代也好，至少不是大多数农民的理想归宿。


杨奎松“革命四书”封面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对话历史学家杨奎松文字实录，文字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成长环境为我研究政治史提供了一定的先天之利

凤凰网历史：不得不承认，家庭环境对做学问有很大影响，请问您的家庭环境是怎样的，这种环境对您的成长以及做学问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奎松：我的父母，按现在的话说都是国家干部，长期在中央机关或相关部门工作。他们学的都是经济，并不研究历史，也算不上专门的研究人员，所以从研究角度对我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从小生活在机关大院，小学包括中学的同学基本都是干部子弟，相对来讲，接触的社会氛围，整天听到的各种各样信息，包括看到的各种各样情况，当年大都和政治有关。再加上生活在政治中心北京，所以从小就对政治比较敏感。虽然上大学前基本上还是在文革期间，但那时也能通过各种关系读到不少书，只不过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就我后来主要研究政治史这一点来看，相对来讲我的生长条件肯定比生长在外地和农村的人，会有一点先天之利。

周恩来逝世后写诗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

凤凰网历史：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您写过一首诗，后来被通缉，并因此坐过牢，请问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以及这段牢狱生活对您的影响？

杨奎松：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四人帮在各种场合进行反周活动，制造混乱，当时北京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极反感，这种反感和不满其实已积蓄多年，最后就爆发了“四五”运动。大家都去天安门广场给周恩来送花圈，故意跟当时的中央对着干。当时没有报纸、杂志，或者任何其他的媒体渠道可以渲泻民众的愤懑情绪，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成了这样一个媒介中心和渲泻场所，所有各种反抗的声音都从天安门广场爆发出来。即使在广场上，由于到处都是密探，人们也不畅所欲言，只能曲折地表达意见，因此也就产生了只能中国人才会用的传统的抗议方法--写诗。最开始是送花圈，花圈旁吊着暗念不满的挽联、对子，到后来就开始有年轻人张贴诗词，诗越贴越多，这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共鸣。

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每天都在十几二十万上下，有时还更多。大家主要不是为了看花圈，多半都是为了看诗。这刺激了我，也想写诗表示一下。后来我写了四首诗贴出去了，全国范围追查反诗的时候主要追查的是其中的两首诗。到我被抓，已经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7月初了。

凤凰网历史：很久以后了。

杨奎松：对，因为诗贴在那儿你也不写名字，也不写单位，所以当局发现反动诗，很不容易查出是谁写的。后来它把它认为最反动的一些诗编上号，照成照片，影印发到全国各单位一一核对。

凤凰网历史：对笔迹？

杨奎松：对，对笔迹。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中很多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人，都写过大字报，在单位上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广场上的诗因为要张贴出来给大家看，也只能用毛笔来写，因此核对毛笔字是唯一可能的方法。但是，如果写诗的人在单位里没有写过大字报，或单位没有人认得他的字，当局这样查也查不到。比如在影印追查的反诗中001号，即“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那首，作者是山西某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最后就硬是没有查出来。我的诗是我的一位同学写的，他的毛笔字在单位被人认了出来，公安局把他抓了，然后就把我抓了。

凤凰网历史：牢狱生活有没有造成您思想上的转变？

杨奎松：当时很年轻，20出头，有种热血沸腾、慷慨激扬之感，你抓我，我认为自己没错，基本上是这种心态。狱里写诗，都还革命、革命的。因此，当时场合下，包括上台被批斗，我也没服气过。

我进去比较晚，没有挨打，而且两个狱审员--一个老先生，一个年轻人--都对我不错。他们把我家抄了，拿走了我的所有文字的东西，看完了以后听说对我印象还挺好，至少他们在背后是这样讲的。我想当时很多人，包括公安局的人，对我们这样的人多半都不会有恶感，他们心里其实也明白。

我在监狱里没有感受到多少压力。被关进监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全厂工人面前遭到批斗，当然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我当时看得挺开。我在厂里被批斗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几个好朋友，故意站得老远，大家喊口号，他们也不举拳头。

凤凰网历史：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已经不得人心了？

杨奎松：肯定不得人心。因为平常跟我在一起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自信没有人认为我是坏人。

部分下岗职工因利益受损非常怀念毛泽东时代

凤凰网历史：文化大革命在末期已经成为一个很不得人心的运动，但现在很多人开始怀念，从网友留言看，很多人觉得当时挺好，认为上山下乡运动也很好，这种现象为什么越来越严重，甚至感觉一年比一年严重？

杨奎松：我并不这样看。这多半只是一部分人的声音，一部分人的怨言，也有一部分是对历史的误解。但我不认为这部分人有多大影响力，因为在网上发言的人和网下没有发言的人相比，能去或想去网上的讲话的人其实很少。虽然中国现在有几亿网民，但多数网民并未对这些事情发声，很多人其实不关心。因此真正发言的人多数是情绪表达意识强烈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人。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是因为大家认为这不是问题。

但另一方面要看到的是，确实有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到损害，改革并未给他们带来更多利益，相反很多人因为改革开放失去了过去的地位，旧有的生活方式或政治观念受到冲击。我认识的学生中就有这样的人，父母是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后生活比较艰难，父母非常怀念毛泽东时代，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子女。他们虽然在北大学习，但对毛时代印象很好，对现实十分不满。

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就是我们讲的所谓“新左派”，他们从海外回来，在海外受到欧美左派思潮的影响，比较激进。他们对文革中的许多平民化、平均化的作法，有一种怀念，但他们未并同意过于暴力、过于残酷的阶级斗争文化。不过因为西方的左派运动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平等，普通大众实际上并未真正享受到民主，他们从这个角度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病，不满中国今天实际走了资本主义老路，背离了毛泽东的意愿，因而批判中国社会现状，想要部分地回到毛时代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推崇毛泽东，而是推崇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所谓理论结合实际，或者说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包括肯定农村的赤脚医生政策，认为必须要让农民得到平等的待遇等等。他们对历史的了解其实多半是一知半解，他们甚至不清楚毛时代许多农村中农民的生活状况，不清楚改革开放为何最先会从农村改革起。

大跃进时农民连居家生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凤凰网历史：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农民地位比较高，具体情况如何？

杨奎松：这需要具体分析，不同时期农民的地位不太一样，比如土改完成后农民地位较高，生产比较积极，对政府也比较信赖。但在农民内部划分阶级，就有受益的农民与不受益的农民和受损害的农民之分。贫困农民相对来讲这方面会积极些，至少他们感觉比较好，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相对提高了，得到了一些财产和土地，跟过去完全不同了。假如说五亿农民有近一半是贫苦农民，那这个数量就不得了。说土改后农民地位提高了，生产积极了，说得通。但中国地区差异很大，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农民都受到同一种待遇，甚至不同村子，因为干部对农民的态度不同，各种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一，征粮标准不同，农民的经济生活的状况也不见得一样，所以很难简单说农民生活都好或都不好。

土改过后没两年，一开始合作化，尤其是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开始大跃进，对农民的伤害就大了。大跃进期间，中国相当多数农民一度几乎陷入到一种荒唐的境地，不仅在身份上和城市户口彻底区别开来，成为二等公民，而且不能决定自己该留多少口粮，每天该吃什么，甚至就连自己居家生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因为搞人民公社，搞公共积累，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不少地方还搞军事化管理，大批农民的房屋被拆被占，农民的鸡鸭猪羊被没收，农民的生活资料，包括锅碗瓢盆被充公，男入男营，女入女营，老人进养老院，孩子入托儿所，全体集体生活，集体劳动，集体吃饭。许多地方虚报产量造成高征购，竟至于导致了惨重的大饥荒和饿死人的严重情况。

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惨痛教训，使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开始有所意识，1962年以后逐步调整了过度剥夺农民的政策，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一定恢复。包括文革，基本上也没有推广到农村去，因此，文革对农村和农民的伤害不大，农作物产量，包括粮食产量没有出现新一轮大幅度下滑的情况，而且在文革中还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农村政策方面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中央把大跃进、大饥荒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基层干部蜕化变质，因而大搞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农村里去搞所谓“四清”运动，因此文革前夕不少地方农村中也还是斗死了或伤害了一些人。

改革开放前有些农村的生活还不如解放前

改革开放最开始从农村开始，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太苦了，大多数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解放前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原本自然条件就差的地区，农民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所谓集体经济早就垮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回根据地去考察，他们回来报告称，那里多数村子连集体财产都找不到，穷得一塌糊涂。不少老干部谈起老区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感慨不已，甚至很痛心。因为他们通过文革下放或文革后考察，发现解放了这么多年，一直以为农民翻身解放了，没想到他们看到的那些农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因此，农村改革为先，首先其实就是这些亲身经历了、亲眼目睹了农民困苦状况的老干部们，出于必须要让农民吃饱饭，穿暖衣，推动起来的。

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政府以极低的标准计算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口，还有两三亿人。这占了农村人口的相当比例。这些年来整个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数农民开始脱贫，全靠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了解，文革也好，毛时代也好，至少不是大多数农民的理想归宿。

单纯的歌颂或批判历史人物是没有意义的

凤凰网历史：新闻学中有个词叫“既有政治倾向”假说，加上长期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使人们一提到国民党和蒋介石，便认为是坏的，您长期致力于将蒋介石这类人还原为人，客观的说，您觉得效果如何？

杨奎松：我想这只是大陆多数人的看法。今天其实大陆民众对蒋的看法也分裂了，网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过去，比如90年代我们去台湾的时候，蒋当时在台湾多数人心目中的形象则和在大陆的形象完全相反，基本上是伟光正的，伟大得不得了。今天虽然台湾人的看法也分裂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蒋不错。仅从这一点即可看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其实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延伸经常会有所改变的问题。只不过，从过去的一边倒，绝对化，到后来的看法各异，人们的心态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客观的。

历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作用正是努力推进这种认识的客观化。一般人读历史或历史故事，更喜欢读比较刺激的东西，越刺激越情绪化，越能讲出让大家觉得能解气的话越受人欢迎。但我们恰恰反对用这种方式去刺激民众和读者，我们希望尽可能客观地、全面地、不加倾向性地冷静说明历史，还原出事情的本来面貌，并且合理地还原历史中立于不同立场的各色人等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促进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不管他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

在我看来，人都是有两面甚至多面性的。由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决定着人在不同的场合总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哪怕是政治家，往往在家人面前是一种形象，在政治舞台上可能是另一种形象。另外，历史人物的内心和实际表现出来的，也常常可能会有差异。这就像我们看电影，过去的电影人物脸谱化得厉害，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现在的电影就不再这样简单化、脸谱化地处理人物了，塑造人物时非常注意人性的一面，常常给人以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印象，让你感觉他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一个普通人。其实历史人物，哪怕是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期望将历史人物还原，无论他在张三或李四看来是坏人还是好人，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今天要尽可能地把他的各方面情况还原出来，最主要是要把他在这个或那个事件中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还原出来，让大家了解。无论他的表现，是英雄，是狗熊，都需要讲清楚原因。单纯歌颂或单纯批判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后人至多只能从发生的历史中总结经验，以鉴将来而已。

另一方面，我个人特别强调要注意历史的复杂性，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一分为二的，黑白分明的。你认为好的事，我不见得认为好；我认为好的事，你可能认为坏；我们今天人认为好的事，过去时代的人可能恰恰以为是不能接受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拿自己的价值判断去硬套，什么事情都是敌我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有太多的历史教训了我们，过去以为是“敌人”的，没多久其实就变成“朋友”了；过去以为是“朋友”的，一件事情没弄好，转脸就成了所谓“敌人”。毛时代我们经历的这种莫明其妙的事情还少吗？

更何况，历史上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是不可预料的，是各种偶然因素促成的，或者叫“逼上梁山”。也就是说，造成我们今天看来必然发生的历史，常常是由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没有这些偶然因素，必然性也没法形成。所以我们讲历史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各种因素形成的一种合力。但既然是合力作用，它可能是向我们希望的方向，也可能是向我们不希望的方向，这也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肯定只有一点，即人类历史总是在进化中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人类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大趋势是改变不变了的。具体时间范围内它可能一会往左一会往右，一会往前一会往后，你很难去把握它，但大方向是一定的。因为历史在进化，我们拿今天的观点来评判或要求古人，就显得太荒唐、太不客观了。这也是我说，看历史及其历史中人，一定要有历史主义的观点，必须站在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看到真历史。当然，要让大多数读者都同意或都这样想，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感到欣慰的只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毕竟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知音了。有了这些知音，自然会影响到更多一些的人。

希望今人看历史不再像过去那样极端

凤凰网历史：互联网上的历史爱好者很明显的分为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国粉”，认为国民党很好，另一派是所谓的“五毛”，觉得共产党特别好，两派在选择历史材料上都只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或者只是自己相信的，缺乏历史学者的验伪步骤，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杨奎松：历史研究在今天还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因此，它的成果再多，也是十分有限的。现当代史的研究还有那么多的禁忌和限制，能够反映出来的历史真相和历史细节，更是有限。再加上历史研究学者还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研究变成比较通俗可读的东西，可以去读这些历史研究成果的读者又会受到文化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更不必说今天愿意花时间在读书上，尤其是在读历史书上的读者其实也是十分有限的，故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历史研究者能够影响的人群只是那些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心态相对比较平衡，而不是很容易偏激的人。今天网上很多人所以很偏激，很难通过一本书或几本书把他们引导过来，让他们相信，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教育并不一样，如果是我的学生，我可以影响他，但那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工作；如果只是看我的个别一两本书，那就很难。因为每个人接触到的东西，特别是生活的面相是很宽的，他不会只受一方面声音的影响，我也从不寄希望大家都从一个角度、一种观点来看问题。

如果要说有什么建议，我唯一希望的是今天的人不要像过去时代的人那样，什么事情都往极端去想，往极端去看。说实话，那是一种革命的思维方法，太简单、太绝对。我希望任何读者看历史，都应该尽可能地从自我的经验出发，从自己身边的事例出发。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打算要变成什么“粉”而准备用好和坏的两极观点来看历史的时候，最好想一想你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会把事情看成好和坏的两极？你没有做过不好的事吗？你的朋友没有做过不好的事吗？你有任何亲人或朋友是那么完美，没有缺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吗？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周围的人也不那么完美，如果你能理解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的行为，你为什么不能抱着同样的态度去尝试着了解和理解历史中的人呢？

恶霸到处有但不能简地单把一个阶级定义为恶

凤凰网历史：关于看历史要注意其复杂性，不能太偏于一端，您能举个例子吗？

杨奎松：以今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土改问题为例，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不能因为中共土改中有较多暴力现象，就一概否定土改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中共土改动员农民的办法有严重问题，如今发现过去被恶霸化的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等人的历史宣传有明显虚构，就一概否认农村中存在有为富不仁的恶霸人物。我做土改研究时就发现，中国太大了，地域间的差别太不同了，说地主都富，都恶，肯定不对；说地主都好，都善，同样不准确。如果我们说过去中共土改政策一刀切不对，今天我们反过来一刀切，也同样不妥当。

举一个很多读者熟悉的例子。做过人民大学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1946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就任永年县委书记。他一去永年县就赶上县里召开斗争汉奸恶霸宋品忍的万人大会。一位农民老太太上台边哭诉边掏出一把刻刀，上来就把宋的耳朵切下来了。再一个青年冲上台，也是边哭诉边把宋的一只手剁了下来。另一名妇女抱着孩子拿着刀上台，还没走到宋的跟前，就哭得昏了过去。之后，宋被群众拖下台，千刀万剐，身上的肉甚至都被愤怒的群众割回家去了，最后只在荒地上剩下了几根白骨。今天的许多人看到这个场面，一定觉得太过血腥，太过暴力了。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李新叙述中讲到，宋当汉奸时杀老太太的儿子，强奸了她的女儿、儿媳，还用极其争凶残的手段将她们一并杀害，杀了那个青年的父亲和兄弟，那个抱着孩子上台来还没动手就晕倒过去的女人，想来也有家人被宋杀死了，我们就不难了解许多农民对宋显然恨之入骨，才会有如此行动。

透过这件事可以让我们想到很多问题。首先是宋品忍的凶残。像他至少残忍地杀害了好几个人，强奸了老太太的女儿、儿媳，竟然还挖掉了她女儿的眼睛，剜掉她儿媳的阴部和乳房，凶残得令人发指。其次是农民报复手段的极端。千刀万剐不说，还要把宋的肉割回家去食肉寝皮，方法也原始得让今人难以想象。很显然，中国那样大，像宋那样凶残的农村恶霸，绝不会只此一个，光是我看过的相关材料，不少地方都能找到这样的人。但也像李新举的这个例子一样，这些人其实未必是地主，甚至多半并不是地主、富农。另一个许多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即周立波土改小说中塑造的恶霸形象“韩老六”，就是以周立波做土改工作队队员时所在村中被斗争过的一个有劣迹的农民为原型的，他也不是地主，最多也只能算是靠转租地主土地谋利的二地主。由此我们不难注意到，把地主等同于恶霸，进而把地主和“恶”、“坏”的道德形象划等号，其实是有问题的，这也是今天许多人发现原有宣传与事实不符，“收租院”的故事颇多虚构，因而引发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因此一下子又反过来认为中国社会中不存在为非作歹的恶霸，农民痛恨地方恶霸的种种故事也是虚构出来的，那恐怕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中共建政过程中发动的大规模镇反运动。那个运动中被杀的人相当之多，甚至可能超过几乎同时进行的土改运动。毛泽东自己就公开讲杀了70万之多。70万相当于当时全国4.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五，这等于每3000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被杀了。按今天的法律标准看，当年的做法肯定有不少问题，但是，和今天引起许多人反思的土改运动不同，镇反运动无论在当时国内中间派和知识分子中，还是在以后各种历史反思的政治讨论中，因种种冤情而引发的批评之声却明显不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指向不是阶级或阶层，而是“有血债”、“民愤大”的分子。这等于是把打击对象锁定在犯有某种罪行的人身上，这和整个把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定义为恶，然后不加区分地剥夺打击，影响和效果都明显不同。为什么国内中间派和知识分子对镇反运动向来批评较少，至少在当年大城市捕杀的对象中，无论从报纸上，还是从档案中，都可以看出，里面确有相当部分是有恶行、有民愤的。虽然其中许多人按后来的，特别是按今天的法律标准未必该杀，但社会上这种人并不少见是肯定的；而他们未必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或不能因为某一阶级中这种人多，就把这个阶级整个列为打击对象，也是肯定的。

毛泽东曾提醒干部 农民搞得过火也要支持

所以我研究土改并不是要否定土改，有人因为看见我把土改中的一些过度暴力的现象讲出来了，就指责我意在否定土改，这是一种误解。我其实在文章中讲得很清楚，多数国家在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有过土改。包括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战后统统搞过土改。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比较总结各国土改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看看哪种土改的办法对解放和保护社会生产力比较有利。尤其是中国这么大，地区差异，包括经济关系这么复杂，而建国以来从土改开始，任何事情总是全国一刀切，动不动就从阶级斗争角度把事情看成你死我活，因而总是倾向于用暴力的方法解决问题，是否合适？

当然，这样提出问题，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中国革命从来就是暴力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是革命者的思维逻辑。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如此。像上面提到的农民那种报复方法，看李新回忆录就知道，中共就政策观念而言，也未必赞成。但当年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曾再三提醒下面的干部说，农民搞得再过火，也得支持，因为这是立场问题，是原则问题。搞得太过了，事后再来引导，当时不能阻止。而且，农民不与地主撕破脸，土改也搞不起来，农村也变不了样。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人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理解当时人的思维逻辑，另一方面要基于今天的现实和今人的价值观，对过去的做法及其思维逻辑，应有所反思。我们今天毕竟只是处在一种后革命时代，革命的思维方式还广泛存在，革命不是不会再重演了。如果我们以为过去的都过去了，不以为然，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在中国也不是不可能的。土改中食肉寝皮的斗争方式，20年后到文革中还会变相发生，就是证明。

看历史要从人性出发 党派分歧不一定要成敌人

凤凰网历史：您觉得研究历史，要给一般受众传播什么样的价值理念？

杨奎松：我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历史上的人物，他们其实也是普通的人，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们都是这样。我特别希望今天的人能对所有的人，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能够平等看待。不要因为派别、国度和利益不同，就认为别的民族和国家有问题，认为别的党派有问题，只有我们自己是好的，人家都是坏的，或居心不良的。我强调人性的观念，主张看历史，就像我们平时处理和周边人的关系一样，要从人性的标准出发，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都有长处和不足，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意见不同、党派分歧、民族国家利益差异，并不等于大家就一定要成为敌人，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类的存在原本就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人类自身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生存问题原本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我们每个个体的存在，更是只有极其短暂的几十年时间，连我们自己存在的小环境都还来不及认识清楚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还要大家斗来斗去，恨来恨去，甚至你杀我，我杀你的？我看国共斗争史最为感慨的就是，当年大家争来夺去，死了那么多人，几十年后坐在一起，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是中国人，每个个人其实都是好人，仅仅因为当年各种各样的不同机遇，才站到了这一边或那一边，互相之间变成了敌人，弄出那么多后遗症。这又是何苦呢。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3/16770915_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