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政治报告风波探讨（作者不详）

bluesky

作者：不详
转自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04年7月4日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们认为似乎还可以再议一议，因为这是九届二中全会那场冲突的前奏。
    有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从批判林彪以来，被宣称为林彪、陈伯达重大“罪行”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从来没有公布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没有公布，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还是没有公布，但却始终都把此事作为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而不停地宣传。《“571工程”纪要》那样尖刻地批判了、侮辱了毛泽东，毛泽东为了搞臭林彪而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不能公布？是因为它的力量远甚于《“571工程”纪要》吧？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立物，不仅不能用来搞臭林、陈，反而会搞香林、陈，所以不能公布吧？只是在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批判它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了它的一点点内容。报告中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请注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吗？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高潮中竟能写出那样的报告，岂不是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的吗？
    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是不是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在当年周恩来的报告中就没有拿出确凿证据。至今也很少看到有这方面的材料。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此外，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也提供了新的材料：“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并且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若从这六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此外，当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在中央文革遭到否决，并且毛泽东已经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姚执笔重新起草后，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这又说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清楚。
    目前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中还难以确证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
    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未看过一遍。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即使按照周恩来当年在“十大”报告中所指责的：林彪和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林彪、陈伯达就是在有意与毛泽东“对着干”。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而且多次有这一类表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既有此表示，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林彪虽然是一介武夫，一个元帅，但以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上述说法的理解，当然是应该从“大破”转入“大立”的阶段了。陈伯达更有研究经济和生产的热情。从《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的附录《陈伯达1922至1970年著作目录》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文章的题目有很长一串，其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他很早就提倡发展电子工业，曾为此上书毛泽东出谋献策。结果在“批陈整风”中竟被当成了“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1年8月12日发表了《‘电子中心论’批判》狠批陈伯达。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真叫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当年认定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今天我们自然不应再按照“文化大革命”的习惯思维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论证林、陈与毛泽东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由于林、陈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他们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局限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像后人一样的认识，也很难产生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另一条“正确路线”。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都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思想上善于理解，在行动上积极保持一致，正因此，他们就难于继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正因此，他们就跟此前一茬茬倒下的老革命家们一样，也从革命的“动力”迅速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把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挑明了：“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九届二中全会上是发生了以“反张春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那场“斗争”，还有另一个说法。我们得知，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记》中，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这个说法与所谓“二月逆流”仅有一字之差。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类文字资料仍然未能公之于众。为什么这个钦定名称从来没有见诸史书呢？“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么？
    所谓“八月逆流”，现在来看，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引起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其实，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同意的。据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还具体问了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林彪讲话时，会议的主持者正为毛泽东。
    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确实也尊重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国家主席”问题。按其内容来说，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突出了“国家主席”问题，突出了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的问题。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的问题，给陈毅精神上造成很大压力）。
    林彪和与会代表中的绝大多数，为什么会那样一致地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在毛泽东的眼里，这是有阴谋，但他却无法解释，谁能有本事把汪东兴、陈毅这样的人都拉进同一个“阴谋”中去。
    其实，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形势，应该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张春桥与吴法宪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在“九大”前后形成高潮的对毛泽东狂热表示“三忠于”的气氛中，张春桥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人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必须借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二）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在“九大”时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特别支持上海的二军医大“红纵”，“红纵”险些要了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许世友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不出来；福州军区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搞得焦头烂额；陈毅在“九大”期间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他们都对张春桥之流早有一肚子的气。
    （三）按照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有严重问题，有“叛徒”嫌疑，上海已经为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的事件，代表们都是知道的。
    （四）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发生“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还有一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永胜在发言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但他们因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而张春桥事实上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坛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是江青的心腹高参，打击张春桥，就等于是给江青致命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全会各组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群情激愤，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局面。后来康生这样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
    本来，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是毛泽东从会上的形势看出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看出了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路线的阻力之大，形势大大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毛泽东这才又一次大动了“无产阶级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个人迷信”给予他的“绝对权威”，抛出又一张歇斯底里的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揪出陈伯达来“杀鸡吓猴”。什么“一点意见”，完全就是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呼“万岁”坚决照办的份，谁还能再说半个“不”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泽东只批了“称天才”问题。后来才增加了“设国家主席”问题。而且，这个没有写进《我的一点意见》的问题变成了批判的重点。
    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讲几个要点：
    “设国家主席”不是林彪先提出来的，也不是林彪一人坚持的。史实俱在。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只有毛泽东一票，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四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不仅在中央最高层是这样，在全党范围也是这样。在全党最高权力机构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只是因为他不愿再当国家主席，就反对设国家主席。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只为他一人而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纯属“朕即国家”的观念。
    指责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更是没有道理。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人，不光有林彪，更有周恩来、康生、汪东兴，还有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候补委员及全体党员，难道他们都是想当国家主席？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毫无根据，而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人”的根据却有不少。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
    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并未因绝大多数人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因此，后来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是毛泽东的一个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