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革”初期关于刘邓检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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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会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部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24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备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摘自刘武生著《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中对刘少奇冠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邓小平冠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人所共知，这样公开批判，就是意在打倒。邓小平看了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后，于4月3日致信毛泽东，要求接见。他在信中写道：
    “从1月12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回来后，5月的一天，他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听完汪东兴转达后，邓小平提出：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随后不久的一天深夜，毛泽东让秘书通知邓小平来谈话。谈话持续到天快亮。毛泽东主要问邓小平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邓小平详细回答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派工作组的错误。邓小平表示接受批评。
    毛泽东这次谈话态度平和，批评也不严厉。但是，这时批判刘、邓的狂潮如火如荼，主要锋芒是针对刘少奇的，对邓小平的批判相对缓和些。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张“刘、邓可以分开”。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区别对待？因为直到这时，他对邓小平仍然很赏识。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他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高度的评价”。
    王力写道：“他(指毛泽东)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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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 (2014-09-12 00:00:18)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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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刘武生著《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2005年5月版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中对刘少奇冠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邓小平冠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人所共知，这样公开批判，就是意在打倒。邓小平看了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后，于4月3日致信毛泽东，要求接见。他在信中写道：
    “从一月十二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回来后，5月的一天，他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听完汪东兴转达后，邓小平提出：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随后不久的一天深夜，毛泽东让秘书通知邓小平来谈话。谈话持续到天快亮。毛泽东主要问邓小平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邓小平详细回答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派工作组的错误。邓小平表示接受批评。
    毛泽东这次谈话态度平和，批评也不严厉。但是，这时批判刘、邓的狂潮如火如荼，主要锋芒是针对刘少奇的，对邓小平的批判相对缓和些。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张“刘、邓可以分开”。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区别对待？因为此时他对邓小平仍然很赏识。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他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
    “他（指毛泽东）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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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不知道毛泽东说“刘邓可以分开” (2014-09-18 13:36:17)转载▼

“刘邓可以分开”，确实是毛泽东1967年5月让汪东兴转告邓小平三条中的一条，虽然毛泽东在行动上是刘邓有别的，也说了“刘邓可以分开”，但并不是公开演说，而是让汪东兴转告邓小平的私下忠告，怎么可能尽人皆知呢？所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也觉得“不可思议”，林彪在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大会上带头喊“打倒刘邓”的口号就是明证。幸亏汪东兴嘴快，将“刘邓可以分开”透露给了黄吴李邱，否则林彪可能至死也不知道“刘邓可以分开”。

以下摘自《李作鹏回忆录》
    在上海，有一次毛主席找汪东兴谈话说: “邓小平与刘少奇有三个区别，第一刘少奇有历史问题，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第二邓小平有战功，刘少奇没有战功。第三刘少奇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邓小平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把邓小平安置在中央办公厅搞点秘书工作，你看怎么样？”汪东兴说：“杨尚昆、童小鹏等人的问题还未解决，邓小平放在中央办公厅不合适。”毛主席见此情况，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如果这个决策实现，树立一个解放中央领导干部的榜样，对于全国、全党、全军必将产生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可惜这个非常好的决策（当然对刘少奇的看法仍然是错误的），遭到汪东兴的反对，就被放弃了。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驻京团以上干部大会（关于杨余傅事件）上讲话完毕。将要散会时，林彪站起来亲自领导大家高呼口号，其中有一条就是“打倒刘、邓”，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样喊可能不好，特别是林彪带头喊更不好。因为我知道，毛主席1967年夏秋时节在上海视察时讲过“刘、邓有三条区别”的指示, 并想要为邓小平安置工作。其实喊不喊“打倒刘、邓”，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文革从一开始就喊“打倒刘、邓”的口号，而现在毛主席又讲刘、邓有区别。我们搞军事的武将，真是跟不上政治家的思路。
    过了两天，我为此到毛家湾去见林彪。
    我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
    他说：“不知道。”
    我又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他说：“也不知道。”
    我就把去年在上海知道的情况向他谈了，他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
    我坐了一会儿，略谈了一点其他问题就离开了。
    当时我有些不解：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和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都大半年了，怎么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不知道呢？林彪听后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他又在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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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作者：阎长贵
原载《党史博览》2014年第9期

    《党史博览》在2014年第二期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第一节的小标题中说“1967年5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在‘文革’高潮中是不可思议的主张”。这个小标题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作者在这里加了个条件——“‘文革’高潮中”。为什么在“文革”高潮中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就是不可思议的呢？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撇开这个问题，直奔主题——毛泽东是不是1967年5月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笔者认为不是，绝对不是——不要光看有没有“刘邓可以分开”这几个字。
一
    邓小平究竟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错误究竟说了什么？其他人，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所说的通通不算。
    毛泽东除了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外，再就是1966年10月24日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来他从来不向我汇报工作。”别的地方还说过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除此以外，毛泽东在“文革”前九年（1965-1975）内，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前，说过邓反党吗？没有。说过邓反社会主义吗？没有。说过邓反毛泽东思想吗？没有。说过邓有历史问题吗？没有过。这些，在毛泽东眼里通通没有，他怎么能和刘少奇连在一起而不可以分开？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被打倒的？显然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矛头基本上是指向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中除了“五十多天”的工作组的问题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共同问题外，所谓“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这完全是指刘少奇，与邓无涉。所以这张大字报是要打倒刘少奇，而不是要真正打倒邓小平。就在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今后不再接见外宾了。这是连刘少奇礼节性的活动都取消了。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做过任何具体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天的议程是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从第二降到第八位，这是在法定程序上解决了刘少奇不再是接班人的总理 ，而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在新的常委中，邓小平位列刘少奇之前，居第六位。
    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有具体分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常委中，刘少奇没分管任何具体工作——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一直到他1969年悲惨地离世，除了作检查、挨批，他再没有独立地做过任何工作，他担任的国家主席虽然没撤，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了。而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罗陆杨专案审查委员会——这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分管的具体工作即便不是毛泽东提议而是周恩来提议，也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所以从打倒刘邓（从派工作组执行镇压群众的角度）一开始，两人就是有所区别的，换言之，是“分开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批判刘少奇，结果却变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敌我矛盾。邓小平觉得没法工作了，提出把分管的工作交给康生。这次会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意，被毛泽东叫停。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50天的工作组路线”。对此，刘少奇、邓小平都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检查。
    10月2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送审的初步检讨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初步检讨的批示何等亲切、细致，“可以照此去讲”，特别是建议把“初步”二字去掉，不仅是认可和同意了他的这个检讨，而且认为他检讨得不错。谁的检讨如果得到领导这样的批示会不满意、不高兴？连邓的家人都说：“看了他（指毛泽东）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检讨不深刻云云。特别是毛泽东要邓在检讨中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连加什么话都给他指出来了。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几个没作过检讨？谁遇到过这样的领导和听你检讨的人？
三
    我们谈谈1967年5月毛泽东所说“刘邓可以分开”的话。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同月（5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1931年离开红7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但比较简略，不如年谱记载详细。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不是都是为这三条做铺垫的；如果没有前面讲的内容，1967年5月突然冒出这样三条，人们是否真会感到突兀？可以想到那是必然的。人们可能真的如《“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作者所说的，感到“不可思议”。
    笔者也是这样，遇到这个问题也发生过疑惑。196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报告及所附此书的《出版说明》稿时，把《出版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笔者（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看到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感到很惊讶，当作一个重大新闻，告诉了江青办信组的邓绍英——如果说笔者“泄露机密”，这是笔者当江青机要秘书时所做的唯一的一件此类事情。当时，笔者觉得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太重要了，在“‘文革’高潮中”也太奇特了——所以《“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感到“不可思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前在的叙述可以看到，1967年5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那三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5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吗？没有，完全没有。
    不错，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是让秘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过一次。毛泽东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刘少奇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富贵财富，主要上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器人》等书。
    怎样看待毛、刘这次谈话？毛泽东有些话是应付和客套话，关键的是刘少奇表示他关心广大干部，要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减少损失等等，这是毛泽东不爱听的。他会认为这是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乍看上去，这次谈话好像很平和，实际上有玄机。笔者认为，这恐怕是毛、刘分道扬镳的一次会见。
四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967年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一年。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红旗杂志社的杨永志，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后来筛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人。
    1967年初，大概在毛泽东、刘少奇会见前后，江青就向“秀才”们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开展大批判的指示。就是在这一指示下，戚本禹写了批判《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于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4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王力、关锋写的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于第6期的《红旗》杂志和5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都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修改，毛泽东都有批语和改动。这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具有的和标志性的文章。姚文元原来准备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觉分量不够，改批陶铸。
    当然，报刊上，特别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上，也有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但那基本上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不同。
    邓小平在“文革”中确实也被打倒了，也挨了斗，其子女和其他亲属也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株连。笔者见过邓小平在自己住的中南海院子里挨斗——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那次。
    戚本禹接到中央办公厅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后，在报告上批：“请伯达、江青、康生同志决定。”江青、康生圈阅“同意”，陈伯达将报告上的“少奇”二字圈掉，加上“邓陶夫妇”四个字——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江青非常同意这个做法，其明显表现就是她非常得意地告诉笔者：“今天中南海的批斗会你们去看看嘛！”笔者真的去了，并且是和李讷一起去的。批斗刘、邓、陶夫妇的三个会场，我们都去看了，每个会场都是质问、按头、呼口号，甚至对被批斗者动手动脚。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了这三场批斗的纪录片。
    需要指出的是，中南海8月5日搞这次批斗会时，毛泽东在上海，不在北京。毛泽东什么态度不太清楚。但有一个情节，如果不是最高指示，是不会办的。这就是，这次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放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包括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看了。然而深夜，戚本禹叫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通知新闻电影制片厂：把这个纪录片立即销毁。具体操持这件事情的中央文革小组专职总支书记王道明还恋恋不舍。但销毁的命令必须执行！这不是最高指示是什么？
    通过这样一些叙述和说明，《“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认定一直到1967年5月毛泽东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论点，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