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20世纪70年代电影《中国》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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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林

摘自《党史博览》2006年06期


　　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30多年前几乎家喻户晓，知道有这样一个“老外”拍了这样一部电影。然而看过的观众，至今却寥寥无几。安东尼奥尼也不知道，他的这部影片进入中国后的第一批观众，就有当时全部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两次观看了这部影片。
　　2004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由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和北京电影学院策划组织的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引起中国文化界的特别关注。本次影展放映了他的《中国》、《爱情故事》。《奇遇》、《蚀》等7部长片和7部短片，以及2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安东尼奥尼的夫人艾丽卡代92岁高龄的丈夫发来了贺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挂念，并对他的作品《中国》能在32年后与中国“重逢”表示感谢。信中说：“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因此，许多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前来，想揭开这个谜。10元一张的《中国》票价，被炒到200元以上，仍一票难求。可容纳900人的电影学院放映厅，人满为患，许多观众席地而坐看完了近4个小时的《中国》。
　　几乎所有的人看完后，仍然没有揭开一个谜——电影《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成为一件轰动的政治和外交事件的？

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影片

　　安东尼奥尼，1912年9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费拉拉的一个中产家庭，1935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的经贸专业。他第一次接触戏剧是在朋友办杂志之时。1940年，他拒绝了在费拉拉的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决定去罗马的电影界闯荡，在《电影》杂志做编辑。几个月后，他开始编剧本，一个剧本只有2000里拉，而且不能署名。31岁时，他以度过童年的波河为背景，得以完成第一部短片《波河上的人们》。这是他第一次直接的体验。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曾随意大利著名新现实主义电影导演罗西里尼工作。1948年，他完成了《城区清洁工》，这部短片与另一位导演的短片，一起获得意大利最佳纪录片银带奖。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独立探索。他以摒弃现实的“叙事”，注重性格的刻画以及含义隐晦的隐喻风格而著称，其导演理念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影响极大。他的主要影片有《女朋友们》、《奇遇》、《蚀》、《红色沙漠》、《放大》等，并以此成为意大利著名的电影导演、摄影师兼制片人，世界级电影大师。1995年，在电影诞辰100周年之际，安东尼奥尼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中国人比较多地知道他，是在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以后。1971年5月21日，由意大利外贸部长、众议员马里奥•扎加里率领的第一个意大利政府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双方在会谈中，决定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往来、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鼓励加强两国的往来。
　　7月20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提出聘请的导演，就是安东尼奥尼。意大利驻华大使福尔科•特拉巴扎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在北京会谈后，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乎经过考察，给国内写了一份报告，认为：鉴于中、意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考虑到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意大利记者对中国作了客观报道，所以建议“让一些记者来华工作”。后来，安东尼奥尼听说他们曾向周恩来请示了这个建议。
　　1972年5月6日，经过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代行文化部职责的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转交中国的邀请函。安东尼奥尼对此很感兴趣，退掉了正准备接手的另一部影片。在出发前的几个月，他寄给北京一份意向书，对于他的拍摄目的是这样写的：“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按计划，他准备在中国拍摄半年之久，去很多地方。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亲任领队，率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中国接待小组的欢迎。接待小组成员包括政工干部、电影摄影师等。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陪同在他们左右。为拍摄计划，安东尼奥尼一行和中方人员整整讨论了3天，最终放弃了在意大利设计的半年计划，按照中方要求，在22天之内匆匆赶往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河南林县等地拍摄完。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极左的政治标准被置于一切的首位。一般人还不能自由地与外国人交谈，更不能让他们摄入镜头。虽然尼克松访华以后，对外交流有了一些松动，但是仍然遵循着严格的“不卑不亢”规定。一切都在预先安排好的轨道上运行。所到之处，他们看到：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里，人们井井有条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详细地拍摄了当时在中国被广为宣传的成就——利用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像一部科教片那样精确而机械。
　　在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中，安东尼奥尼对于挣扎在故乡一条名叫波河的河流上的人们，饱含着一种诚挚的同情，展现出来的画面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有着导演本人对它们深深的理解和热切地想要告诉人们的感情。他抱着这样的情绪来拍摄生活在苏州河上的船工，结果却是旅游风光。此外，还有蜿蜒起伏的长城，故宫奇特的城楼，公园里的太极拳，街头武术，苏州园林的古色古香建筑……作为一个“天生的悲情主义者”，安东尼奥尼显然不满意这种刻意的安排，想另辟蹊径。于是，两种文化和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时时发生。
　　在河南林县的一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路上的一些老百姓行动诡秘，于是他们扛着摄影机追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农村集贸市场。农民们带着自产的一点粮食、家禽和自制的副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是非法的。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小村庄农民，看到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扛着没见过的“大炮”乱扫时，立即引起了惊恐和躲避。也有好奇者贴着泥土墙远远站着看，不后退一步，也决不靠前一步，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来主动说话。当地干部一挥手驱赶，他们就骚动着散开，然后躲在暗处，只露出半张脸偷窥。这与事先安排好让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北京西单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东风市场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
　　安东尼奥尼在镜头里捕捉到一些“另类”内容：与课堂上非常有序的读书的孩子们不同，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老师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桀骜不驯；从胡同里突然冲出，来不及躲避的光脊梁拉车老人，遮挡着脸匆匆离去；在巍峨的古代建筑一角下，露出杂乱贫困的居民大院……安东尼奥尼在解说词里自己曾经得意地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他们又不感兴趣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这样用摄影机偷偷摸摸地扫射着中国真实社会的手法，引起了中方一些人的愤怒，西方社会左翼也认为是无礼的、中方随行人员虽然进行了干涉，但并不坚决。他们向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反映了情况。彭华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的“猎奇性”、“趣味性”、“自然主义”，并没有要求采取特别措施。
　　当然，安东尼奥尼总的态度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所知的国家。”他解说道，“我只能看，但无法作深入的解释：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1973年1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电影《中国》的放映发布会。安东尼奥尼对新闻界说：“我去了中国，这首先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我的影片不只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电影，而主要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选择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这更是一部电影笔记……在中国，我问了我的陪同：你们发动了革命，并用革命来建设了这个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什么是最能象征业已发生了变化的东西？他们回答道：人。那么，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是西方国家第一次被批准进入“文革”中的神秘中国摄制纪录片，又是著名导演执导，电影《中国》在西方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舆论界立即分为两派：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美国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当时，欧洲刚刚结束一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的风暴。在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学生运动”中，先是反传统、反秩序的学生，后来是工人走上街头巷尾，模仿中国的造反有理，与政府进行街垒斗争。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一种崇拜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潮。著名的哲学家萨特等也参与其中。因为安东尼奥尼只是用他的亲眼所见来解释中国，让那些不了解中国、但期待在影片《中国》中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十分失望。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弗朗科•福拉迪尼在评价这部影片时写道：“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电影《中国》在意大利的影响似乎过去了，风潮的中心却转移到了中国。

两封来信引起江青等人的注意

　　1973年11月10日的下午，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走下舷梯，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和前五次相比，这次并没有引起外界更大的关注，因为，中美两国已经在5月互设了联络处，结束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暗中交往，11月14日上午，行色匆匆的基卒格登上飞机，离开北京。4天里，他会见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没有产生什么震惊中外的新闻，然而，基辛格走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大惑不解，许多中国人至今也不明内情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毛泽东听了两个翻译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淡中犯了错误，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四人帮”乘机对周、叶进行大肆攻击。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检查。
　　毛泽东了解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12月9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曾分三批先后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土海容、唐闻生淡活，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还握着周恩来的手，指着王海容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于是，“帮周”会议宣告结束。但是，江青等人并不甘心，仍然在捕捉着其他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一名干部，就电影《中国》问题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了封信，姚文元立即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17日，这名干部又在第二封信中说：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这一坏影片为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右派反华提供了宣传依据资料，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抹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我们认为经过文化大翠命，还出现了这样一件严重的问题，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但也绝非偶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认识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线索。
　　姚文元如获至宝，立即批示：“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仍不满足，更加上纲地批示要求：“应严肃认真对待，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他们还别有用心地在来信中提到的“摄影组是外交部和广播局合签批准来中国的”和“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这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上道道。
　　1974年元旦前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谢静宜等人在钓鱼台17号楼看了电影《中国》，江青一边看一边骂：“中国人里也有汉奸，只有汉奸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她还当场质问：“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谁？驻意大利大使是谁？”有人回答是彭华和沈平。她叫嚷道：“我看把汉奸这顶帽子送给他们两个戴上吧！我看对他们很合适！”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在钓鱼台谋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他负责的外事工作。江青阴险地说：“这几年放进来这么多坏人、特务、间谍，太危险了！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出了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又故作不知地说：“过去我不知道，杨振宁对总理说过此片很坏。最后，广播局XX同志给我和文元同志来信揭发这个影片很坏，我们才抓。”他们决定从追查谁批准的入手，把火引向周恩来。在江青的要求下，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于12月30日晚上调看了《中国》。江青说：“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中央政治局成员看完电影时，已经是31日凌晨1点多，姚文元还打电话指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核心小组：“今天政治局同志看了《中国》电视片，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去，这完全是有意地丑化中国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反共反华卖国的电视片。……这个电视片没有你们陪同人员做后台，不可能拍出来……要认真对待，给中央写报告，不要写给我。这个摄影组是怎么来的，谁请来的……要写清楚。中央派人调查，那是中央的事，你们要向中央写报告。陪同人员是谁？为什么你们报告不点名？你们核心小组要认真对待！”

污水泼向周恩来

　　1974年1月9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审查电影《年轻的一代》时，江青又借题发挥，对国务院文化组说：“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你们要看，组织他们把外交部的人找来看。”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附和说：“河南林县那些镜头是怎么拍的，你们要注意防止外来的细菌。”
　　1月16日凌晨，江青又指令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影片《中国》。她说：“难道这不是卖国？”“驻意大利使馆赞扬野鬼！他还不觉得有什么责任，这个大使要撤！”“不配当使节！不能当代表！出中国人的丑！”“戴汉奸的帽子是戴定了！”“一定要有纪律处分，大使要召回，具体负责的要撤职，记者也要调回！”
　　1月25日，江青擅自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临时得到消息的周恩来匆匆赶来主持。迟群当着周恩来的面在大会上指责说：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7月中旬，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开帽子店的做法时，江青又扯上电影《中国》说：“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
　　此时的周恩来，正处在他后来向邓颖超所说的最困难的两个关头（另一件事是“文革”前期，江青利用红卫兵制造的“伍豪事件”风波）。已经发现患有膀胱癌的周恩来，每天晚上要忍着剧痛接受江青等人操纵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轮番批评，回去要写检查。白天还要打起精神，领导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繁忙的外事活动。一个多月里，他苍老了许多。他尽自己所能，对此事作出了解释。
　　事情的真相是，1973年5月17日夜里，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曾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当然这两个场面都拍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孩都变成了木偶。因我自己没有看过，不知道具体是怎样。
　　显然，杨振宁只是将此事当作一种动向和信息关心地报告给周恩来，他自己一再说没有看过《中国》，不知道具体是怎样，只是听比较左倾的小报说不好。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周恩来深知，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世界，各种思潮都在涌现，出现一些争论，并不奇怪。而且，他也确实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不知道他来华后的情况。因此，他要在场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查查。此事就过去了。然而，在场的记录人员不是熟手，对周恩来的这些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给他后来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
　　1973年11月，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等人看了该片，在向外交部领导的报告中说，这是近几年来，外国人在我国拍的片子中“最差的一部”，但也说“没有恶毒反华的内容”，不再“正式提出交涉”，只是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向意大利方面表示，对此片“我们不能理解”。

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

　　根据江青的要求，1973年12月26日，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电影《中国》联合调查组，负责人分别是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从这个规格就可以看出，事件被置于何等的政治高度。郭玉峰布置任务时说：“中央首长有一个批件，先把片子查清楚。第一，拍片人怎么来的？报告中央没有？协定是什么？超出没有？第二，片子内容问题，叫于会泳看一下，我们也看。第三，上层建筑、阶级斗争问题要抓。”1974年1月10日，郭玉峰又召集调查组说：“弄清问题性质，主要是谁的责任？怎么处理？”还说：“要看尖锐些，是国际意识形态问题。”
　　周恩来了解到调查组的行动后，感到有必要作些澄清，让办公室向中组部借调来了广播局关于《中国》的拍摄档案，发现自己与杨振宁谈话时要求查查的指示没有被记录在案。于是，他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在摘录材料前面写道：“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人。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但是，调查组把周恩来的批件搁置一边，仍然继续追查。调查组在找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谈话时，直接问：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来华，外交部上边是谁批准的？彭华回答：由外交部批准。他们又进一步追问：外交部有那么大的权力吗？有这种规定吗？彭华不语。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个字的责任推卸，就可能给周恩来带来麻烦。尽管没有找到根据，但是，在当时的巨大政治压力下，调查组仍然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吻处理此事。1974年1月23日，调查组研究给中央的报告初稿。吴德套用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线取得很大胜利，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时易右，决裂时易左。”“前段转尼克松来这个弯，现又出来右倾投降主义。”郭玉峰接着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右，当前各方面都有”。
　　1月30日，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报告说：“遵照江青、姚文元对XX同志来信的批示”，调查组先后在北京、林县、苏州向有关人员作了了解，查阅了档案资料。报告指出：“这部影片，是1972年5月由帝国主义分子、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是一部反华反共的影片。”“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报告分析说：主要问题有三方面：一、外交部对意摄制组来华丧失警惕，不加审查。二、在接待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三、反动影片拍完后，外交部新闻司、广播局不审查，又不报告中央。报告下结论说：“所以犯这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是丧失阶级警惕性，是不抓路线、不抓大事的必然结果。”这句话的矛头所指，是很明显的。1973年7月，毛泽东曾经批评周恩来和他分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12月，毛泽东又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分管的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整个报告，有6处提出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最后提出4条建议：
一、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批判这部电影，组织力量撰写文章，对帝国主义反华行径，予以坚决回击。
二、通过外交途径向意政府和意广播公司提出抗议，要他们立即停止放映这部坏片；对买此片的国家，要进行交涉，要他们不要放映；在已经放映的国家和地区，要组织国外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对影片批判，肃清影响。
三、今后来华拍片，要严格控制和审查，拍片后必须经我审查，才准放映。
四、犯错误人员要作出深刻检查，要作出组织处理，并报告中央。
　　根据这一报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和其他外交官员毕显声、许家现、李玉成被调回国，给他们办学习班进行批判。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被点名批判，多次作出检查。
　　在调查组作出结论向中央报告的同时，江青等人已经展开了一场口诛笔伐的批判运动。

对电影《中国》和安东尼奥尼的批判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撰写的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指出：“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文章描述了电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像样子”的例子：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像，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文章最后说：“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污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此后，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年中。仅1974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出版，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今天看来，安东尼奥尼镜头里反映的中国，是基本符合“文革”时期社会实际情况的。但是，同样的镜头，在观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下，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除了有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在起作用。何况，还有江青等人的欲加之罪。所以，安东尼奥尼起初面对批判浪潮，虽然不理解，但还能容忍。他通过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他也朦胧地感到了中国人内部有极左和温和的两种斗争，说：“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因为这次拍摄活动是中、意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来拍的，中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意大利政府的不安。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原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之后，由于受到各方压力，最后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出乎意料的是，正要进入影院的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抗议的左翼观众包围了，他在自己的国家也被指责“背叛了中国”。但是，当“四人帮”控制报纸称呼安东尼奥尼为“小丑”，并以他参加过军队，将他称为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时，他忍无可忍了。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愤怒地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言语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污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

重新认识电影《中国》

　　时光飞逝。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有关部门又谈到了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说：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
　　根据这一指示，1979年1月25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74年“四人帮”借题发挥，捏造罪名，无限上纲，别有用心地大搞所谓“批判”，在“一•二五”大会上公然叫嚷《中国》是汉奸加间谍搞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其险恶用心主要是打击、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干扰、破坏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同时借机诬害、打击干部和群众、“四人帮”制造的这一事件影响极坏，流毒很深，对外进行过多的交涉，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
　　报告建议：一、应彻底揭穿“四人帮”利用这部影片反对周总理的阴谋，批判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进一步拨乱反正，肃清流毒。二、在中央和各地有关部门，在过去所谓“批判”这部影片问题上，有冤案、错案的，应予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一场持续几年的政治风波到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事情对安东尼奥尼来说，还远没有结束。他执著地等待着他的这部影片能够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能够重新认识《中国》。1983年，安东尼奥尼患中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2004年9月，在他的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前夕，一位中国记者采访了他，最后问他：“您想回中国吗？”20年间几乎丧失说话能力的92岁老人吐出了：“ANDIAMO，SUBITO！（我们一起走，赶快！）”记者、夫人、助手，在座的人无不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