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98岁诞辰纪念座谈会纪要（舒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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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98岁诞辰纪念座谈会纪要

舒云整理

2005年1月22日，李雪峰98岁诞辰家庭纪念座谈会发言者：李小林（大姐）、李丹林（二姐）、李晓雪（大弟）、李丹宇（小妹）、李晓峰（小弟）、孙卫宁（表妹）、谷丹（晓雪爱人）。

李雪峰（1907.1.19-2003.3.15）：享年97岁，山西省永济县人，幼年在农村读私塾，10岁考入县第五高小，毕业后在永济县任小学教员。1925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院，参加了一系列进步活动。1931年被保送到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习5年，读了更多的马列著作，从理论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并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父亲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周恩来指示，1938年初，率领一批干部进入太行山区，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创立并领导了太行革命根据地。1954年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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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革”开始，父亲遭遇到来自“四人帮”的打击，也遭遇到来自战友、同志的误解，尤其是1971年10月底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横遭诬陷，被塞进陈伯达反党集团，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押到安徽隔离审查，长达八年。
（孙卫宁）1968年家里五个孩子插队的插队，当兵的当兵，全走了。姨父没出事前，大姨病得厉害，二林（李丹林）要走，我到医院帮助照顾，那时我十六七岁。我父母上干校，妹妹当兵，家里只有我一人，我分在工厂，每个星期都来。姨父出事后，零零星星写检查，我去就多了。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姨父被监管，生活上看不出，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还是非常规律。他没有长吁短叹，照样打拳，洗凉水澡，进书房。每天中午喝点味美思红酒，吃一把维生素，削一个苹果，下午3点起床再进书房。但姨父的心路非常沉重，他在大院子里走，从会客室走向书房，步子很急，什么也不说，大姨问好几次，也不讲。书房和会客室从来不让孩子们进，为了缓和姨父的情绪，大姨破例叫我到书房，几次叫他都不出来，也不说话。姨父是老知识分子，有一年专门被邀请出席《红楼梦》研讨会，讲得红学家们都目瞪口呆，认为有突破。元曲、诗词、字画、工艺品、杂剧、京剧，无所不知。说什么都带“典”，大到名山大川，小到俚语，很文化的一个人，麻木了。大姨让我多给他说工厂、社会的事，开玩笑，你逗他，他不理你，认为你干扰他。到安徽以前，话多了一点儿。
（李丹林）父母押送安徽时，家中只有他们两人，我从黑龙江农村赶回来送他们。收拾行李时，父母无语，我问父亲是不是为孩子们留一两间房子，两个弟弟都在外地当兵，以后复员回家怎么办。父亲一贯的作风是听组织安排，自己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他认为孩子们复员回来，组织上会考虑。果然不要说我们兄妹回到北京没有地方住，就是父亲“抗战”八年回到北京，也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招待所。
（李晓雪）1973年因父亲的问题我复员当工人，回北京没家了，投亲靠友，住在姨家。姨家在外交学院，也因父亲的问题被批斗。我们一次一次上访，1974年有了房子，全家才算有了落脚的地方。

2

（李丹林）1971年11月6日，父亲被押到安徽六安独山镇。刚开始，妈妈还被允许和他在一起，也允许孩子们前往。由省委安排，辗转了几个地方，肥东、肥西，都是农村。到1972年春，父亲被挪到安徽肥西蟠龙墩。一年多的时间，妈妈得了三次肝炎，开始被诊断为亚急性肝坏死，后来诊断重症肝炎，一次比一次厉害。1973年6月，妈妈报病危，先隔离在陆军105医院，又被赶到专门收传染病的104医院，与世隔绝。中央通知一公布，105医院马上刷出大标语，为什么包庇“林彪死党”李雪峰的老婆？其实妈妈本身没有问题，还被任命为合肥市革委会副主任。上边把妈妈转到104医院也有考虑，有保护的意思，传染病医院不能冲击，病人也不能与外界接触，这是个天然的限制。妈妈活动的地方就是一间病房，外面全是肝炎，生活环境非常危险。如果妈妈第三次感染肝炎，将生命不保。妈妈用大黄药，终于退了黄疸，转到了省里的半汤疗养院，这是距巢湖很近的一个偏僻小镇，交通不便，也等于与世隔绝。妈妈在抗战中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正好可以在这里洗温泉。
妈妈是大家庭中的长女，单纯快乐向上，18岁上教会学校，拿毕业证前毅然出走。19岁当游击队长，抗战时就是左权县的县委书记。姥爷在石家庄车站当站长，非常有技术，家中十多个孩子，个个学有成就。老大在板门店当过翻译，老二是化工专家，建国初回国。三妹1950年从复旦大学英语专业毕业。1939年妈妈和父亲结婚，妈妈没当过太太，非常泼辣，干工作没白天没黑夜，与农民同吃同住。从这村到那村，半夜还遇到过狼。有一次双膝肿得老大，被人抬回来。为救战友，眼睛被马踢瞎一只，有一张二级残废证。解放后妈妈一直被压制，进城10级，矮一级，应该升，又没升。没沾上父亲的光，还差点儿打成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直不顺。说起来，父亲耽误了家里很多人的官运。共产党员家庭嘛，妈妈写过一首诗：“一荣不俱荣，一衰俱衰败”。
（李晓雪）父亲出事前，妈妈从华北局调到石家庄抓经济，解放干部。石家庄的“点心水平”就是从妈妈开始上去的，她派人到北京饭店学习。妈妈玩命工作，为庆祝国庆，要造新的东西。妈妈提出造飞机、造汽车，石家庄都造出来了。生产安-2飞机，硬是用手工敲出来。那时妈妈太累了，一大早出门心脏病犯了，摔倒在地。到北京看病，正赶上父亲出事，再没有回去。

转自 舒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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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子女回忆敬爱的父亲二

3

（李丹林）“十大”召开前各省开预备会议，有一天安徽突然通知父亲换地方，不讲原因，也不讲去向，我们还猜父亲“解放”了，但从此父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被押到肥西瓦屋岗的军队仓库。住在两间平房里，监护者住在隔壁。院子里的树很多，半人高的荒草中还有野兔，父亲对生活没有更高要求，甚至说那里的条件还不错。后来他写道，猫是我惟一的伴。半夜来了野猫，两个打架，又叫又闹，我起来，拿个棍子保护我的猫。猫非常亲人，要上床。他脏，我把他关在小屋里，在窗户上留个洞，他回来，一窜就上来了。后来年纪大了，就窜不上来了，天气又冷，我在门上给他留了个洞，让他进来……在父亲眼中，猫就是他的一个亲人。
妈妈住院时，父亲也跟着住进了医院。他向周总理写信，要求孩子们都来。
（李丹宇）父亲1973年被划入林陈反党集团开除党籍后，就被关到安徽肥西县的一个部队仓库。不给他报纸，不许他听广播，严密封锁消息，只是一味让他写揭发材料，深刻反省错误。几年中，妈妈给上边写了很多信。直到1976年底，父亲被怀疑胃癌，送到105医院，这是和父亲失去联系后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妈妈立即四处奔走，强烈要求见父亲。1977年2月，终于允许我和小林去看他。
（李丹林）我们都去了。小林到淮南，晓雪借探亲假也来了，全家赶到肥西，那时父亲没有工资，妈妈老想省点钱，用煤球炉做饭，给几个孩子弄点豆腐之类好吃的。我已经怀孕五个月，在那种惊恐的环境中，我不得不服用大量的保胎药，没想到造成孩子残疾。
父亲正在刷牙，我告诉他，开除了他的党籍，父亲怔了。都开除好几年了，却一直对他封锁消息。那时父亲每月生活费50元，买煤花去30元，党费却坚持交。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消息，现在想还很后怕，不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对他是怎样的打击。人最大的痛苦不在肉体，而是精神上，我担心父亲精神垮了。但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1971年他被押解离京前，一再对妈妈和我说，我绝对不会自杀，如果宣布我自杀了，必定是我被谋害了。
（李小林）我在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时，高音喇叭传过两三次，说父亲自杀。父亲给每一个孩子说了，我决不会自杀。（李丹林）父亲被秘密押到瓦屋岗后，一度我们在北京听到许多关于父亲自杀的消息，但是我们都不相信。
（李丹宇）我们一年后才得知他被单独关押，为了见到我日夜惦记的父亲，我给华国锋写过两封信。第一次信发出一段时间后军区给了回音，华主席让转告你，现在还不宜让你去探望，以后时机允许再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沉冤多年的案子逐渐有了松动。1978年我第二次给华国锋写信，终于得到批准。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关押父亲的仓库探亲。老旧的白色围墙内一个矮矮的平房，大点儿的一间有十几平方米，父亲睡一个大一点儿的木板床，我们和一岁的儿子住在隔壁，40多度的夏夜，一翻身两个条凳上支的木床板就吱吱作响，同时不隔音的泥墙那边也常传来另一个床板的吱吱声。我知道如此炎热的夏夜，七旬的老爸肯定也难以入睡。白天吃饭老爸总担心我们吃不好，让人去买只鸡给我们，尤其怕他疼爱的小孙孙吃不好。而我们从北京又背又扛，辗转换车，带来点儿腊肠之类能放的食品就是要留给老爸慢慢吃的。今年大姐去肥西“寻旧”，老乡当年的印象是，那里面（指仓库的围墙里）住的是中央大人物李雪峰，他一天要吃一只老母鸡。其实那时父亲的衣食住行只有十几元钱，根本不敢“奢侈”。
每天我们把从北京的老同志们、朋友亲戚们听到的各种消息一一讲给他听，因为害怕有窃听器，我们总是在屋前走来走去地讲，不敢站下来说，那时可以说是草木皆兵，桌子、凳子下、屋门门后每一处都被我们警觉。父亲告诉我们，事情终会水落石出，因为他从不反党，这个帽子是扣不到他头上的，不管多少年，党中央是会给他平反的。那时我们对毛主席也很有意见，但父亲决不容许我们哪怕是发个牢骚。我那时觉得他真算得上是“愚忠”，你跟着毛主席一辈子，他说翻脸就翻脸，连个当面申诉的机会都没给，就那么武断地把你划到反党集团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知道一生把党的事业当作命根子的父亲受到这个打击应该是泰山压顶般的沉重，他剥夺了你的工作权，剥夺了你实现自己追求理想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你的人权，你却还从骨子里热爱他，我实在不能理解！过去这么多年，到现在我从父亲对事业的热爱，为革命的献身精神里，从父亲把革命事业与毛泽东这个中国革命带路人的等号中，理解了父亲那时对我的不满。
（李晓雪）父亲参加革命不是生活所迫，而是相信马列理论，自觉参加的。父亲在山西师范大学入党，当时他是学生中左派领袖，古文底子非常好，外国书、数理化都读。一开始他并没有信仰马列，读了很多书后，认为马列说得有道理，从此走上革命。父亲对毛主席非常尊重，老干部对抄家批斗有怨言，父亲回家常说，1967年他还正面向毛主席提出意见。一直到死，父亲对理想信念仍矢志不渝，而对生活中受到的极大委屈看得非常淡。我一直记得父亲给我的一句话，朋友若要好，莫要银钱搅。我从小就这么认为，从实践中也这么认为。我高中我当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委员，有一次散步，父亲对我说了一句，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小时跌跤比老时跌跤好。也给大姐李小林说过。

4

（李小林）父亲令人敬畏，喜怒不言于表，平时父亲没有亲密语言，拍一拍，但你回来晚了，一直等你回来才睡。那时中央有特供站，最困难的时候特供食品，一月两斤花生米，加上表妹，家里六个孩子，都打“秋风”，吃饭看着小菜碟的几粒花生豆。父亲的老战友李钢阿姨（包钢党委书记）要买小米，父亲同意买20斤，不让再多买，因为自己的额度就这么多。父亲从小爱吃小米粥，宁肯自己不吃。1958年风调雨顺，各地纷纷到北京调演。父亲叫我和二林去怀仁堂看戏，说从戏里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戏，有现代，有古典，听不懂，捏着鼻子去。
（李晓雪）我从初中到高中六年，没看父亲过星期天，总是办公开会，家里有一间华北局会议室，只要进来就谈问题。一来人，你们必须出去，书房不能进。听别的孩子讲，我们像听西洋景。孩子的事服从秘书，秘书不同意带同学回家，带同学要秘书批准。父亲做过地下党，非常严谨。
（李小林）真正与父母接近，还是父亲倒霉后。上初中买共产主义教育的书，父亲偶然发点议论，都是先国内后国际，讲长话，一讲一两个小时，讲到夜里10点，我听不懂，打呵欠。父亲看我老打呵欠，小林，又张嘴了。文革开始父亲到新市委，我们都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觉得比较远，封我为伪革委会副秘书长，你爸到新市委，运动怎么搞，你回去多请示。我回家没机会请示，很快伪革委会因非组织行动砸烂。父亲的政治生活与我们分开，我们念我们的书。十几拨抄家，一进院就刷大墨笔字，进驻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回家看材料扔了一地，妈妈正在收拾。父亲不在家，新市委书记没当几天，办公室锁着，门一踢，半夜砸窗户。家里老阿姨1967年走了，说闹国民党就这样，受不了。父亲到处做检查，在北大，一鞭子抽过来，差点儿没出来。1968年2月，父亲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重新复出。其实这次倒了还好了，也就没有后来更大的灾难了。
（李丹宇）1966年“文化大革命”，夜里12点，北京的“三司”的造反派忽然上门抄家，门和玻璃敲得哗哗地响，叫我们全体起床，进屋挨个搜寻父亲，把老阿姨吓得够呛，一直说，这简直跟解放前国民党查户口一样的，吓死人了。说什么也不在家里呆了，很快就收拾东西离开了跟随了十几年的我们回了老家。也幸亏她那么早回了家，后来天津的造反派又来围我们的家。他们要求见周总理，周总理说，你们要不离开雪峰同志的家，我就不见你们。这样造反派才又撤出去。最后一次造反派占领我们家是机关的人，他们批斗秘书，墙上、地上巨大的墨笔字都是打倒父亲的话，胡同里大街上贴着被丑化了的父亲画像，标题是“寻人启事”，内容是控诉父亲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先锋、吹鼓手一类。他们在家里开批斗会，让厨师、公务员揭发、批判。公务员大杨叔叔不堪压力说了些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大概也是鸡毛蒜皮之类），十几岁的我对他这种不坚定的立场不满，所以1969年我在唐山接兵时骑车去丰润的路上巧遇上他，远远地他高兴地同我打招呼。我装着没看见，加快速度骑向一边，心里还恨恨地想，装什么洋蒜，你不是要划清界限吗？谁理你。回北京时跟父亲说起这件事，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原以为父亲也高兴，没想到父亲说，不要这样做，这对他不公平。清华大学批工作组时我在卡车上，批完了下车，一堆学生围过来要同我辩论，批我，那么多人很危险，大杨个子高，要不是他拼命护着我，说不定那天我会被挤死。至于人在压力下做些不得已的事是应该谅解的。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学会了理解与谅解别人，尤其是在你自己“得理”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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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子女回忆敬爱的父亲三 (2015-02-08 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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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雪）1968年父母正红，家里五个孩子全都奔赴边疆。有人说上山下乡高干子弟怎么不去？我是家里第一个走的。1968年2月17日，学校征兵。我们家的生活环境，不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高干子女，那时我不到9岁，三年级第二学期转到育英小学。这是中直机关的学校，父母都是司局级以上，互相攀比。而我们从小就没有级别地位的概念，不知道父亲是什么首长，回家问妈妈。妈妈说不是首长，是“脚长”，我真以为“脚长”是个首长。但“脚长”是多大的官不知道，当兵后才知道父亲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我当兵在陕西空军，搞地勤，一直是先进，当了班长，入了党，还当新兵时我就被选上支部委员。从那时起我建立特别大的自信，相信自己在群众中能站得住。不管命运抛到任何地方，只要有群众，就能活下去。
    （李晓峰）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非常严。我1968年当兵，那时正是上山下乡的高潮，同学去山西、内蒙插队，我选择了当兵。当解放军无尚光荣，咱家的气氛就是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我当兵完全可以当在机关，父亲的意思是去基层，38军。这是打仗的部队，训练极艰苦，因为派性的原因，没收我，我去了63军。本来人家想安排到机关，父亲执意让下到基层，当一名普通战士。63军是北京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188师是军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团是师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营是团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连是猛虎连，中国军史上有名的连队，理所当然是营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排又是连队的战备值班部队，就差班了。1969年风云突变，要打仗，部队拉到内蒙古百灵庙一线驻守，晚上穿着衣服抱着枪睡觉。离前线100公里，除了前面有个秃山头，全是平地，要挖很多反坦克工事。正值冬天，住在土坯房里，非常冷，好多人耳朵、脚都冻坏了。草原上没吃没喝，还要干重体力活。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抡大锤，我练了一手很不错的锤。开始五磅，后来用八磅的锤。放炮，山上全是石头，用人工硬是打出两米深、四米宽的工事。我们是第二线，苏联坦克很厉害，那时我们誓死与国土共存亡，包括十几岁的娃娃兵。每个人都写了遗书，我也写了，没发，放在背包里。
    到了1970年春，我还是没有别的心思，就是打仗干活。那时什么都抢先，抢山头，铁锹、米袋全背上，那个累，在那么多农村兵中，我爬全连第二。我们家的孩子都能干，群众关系也好。有一天父亲到师里视察，问起来，领导说李晓峰不错，准备提到师里当干事。人家告诉我，李政委不同意，说才改造一年半，还没改造好，就这样把我的干部路葬送了。那时在连队我文化算高的，我与另一位战友办“猛虎战报”，这是前线惟一由战士办的板报。军政治部在包头办通讯报道学习班，每个团抽一个，把我抽去了，事后得知，这是小黄埔军校，干部培训班，都特别高兴。几个月采访，我干得很起劲。父亲又到内蒙古来了，军政治部说，你儿子表现不错，群众反映好。父亲还是不同意让我提干，说还应该在基层锻炼。我多少有些丧气，实在有点儿过了。当然当时不知道，这两个决定，对我今后的人生轨迹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从内蒙古回来，调到山西的深山里，还是修工事。这里的老乡没见过汽车，可想是多深的山了。我们干牛马活，吃老乡缸里长了蛆的咸菜。到了1972年三打三防，又天天训练。很快父亲的问题出来，营里找我谈话，现在政治形势，你不适合继续在部队，马上复员。还不能进北京，回石家庄。我根本没想过走，真蒙了。生为部队人，这条命都交给部队了，还准备打仗呢，何况现在也不是复员的季节。陈伯达、郑维山的儿子都清除了，人家都是干部转业。咱家几个孩子都当了干部，如果我是干部，转业到地方仍是干部。可是我纯粹是大头兵，没办法，单独复员，复员费仅够买一双新球鞋。
    我被分到石家庄化工三厂毒性最大的苯车间当工人，到地方还是当兵的习惯，风纪扣扣得紧紧的，到大街上还走正步。早上5点半就醒了，跳起来，以为紧急集合。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但因为有“背景”，空有一身武艺，却连民兵也当不上。我成天不说话，只拼命干活，不是思想负担，就是想干活。群众推荐我当电工，这个工作当然很好，轻松干净。不行，调我到锅炉房。我穿一件破棉袄，绳子往腰上一系，铲头一尺半长，煤小山似的，冬天就光膀子烧，铲完煤光着身子躺在煤灰上取暖，出一身虚汗，身体就这样弄坏了。住的地方是一间特别破的宿舍，我从垃圾堆捡几块刨花板，自己钉一个箱子，回北京时还没舍得扔，带了回来。部队带回来那点儿衣服，工厂给点儿衣服，整整8年，完全是非人的生活，底层的底层，不可能比我更苦了。厂里吃饭都蹲着，我每次都自觉走到一边，没人和你一起吃饭。生活不安定，在厂里最没地位，与地富反坏右在一堆里。地富反坏右都比你好，你是“现行”。
    那时上街非常恐惧，怕警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抓起来。那时候说过好几次，要把我送农场，我是重点对象。好几次批判“老爷子”，我完全在漩涡中心。1976年天安门事件，厂里工作组冲我来的，因为群众关系好，老工人事先告诉我，什么时候追谣言，你就推到我们身上，上厕所听来的。要是发生在我身上，那就是重大政治案件。批林批孔，把妈妈也拉出来一块批，叫我去，我一听火了，不去！不去不行，妈妈没有反革命言行，但到厂里来过。大会还在批，我站起来就要走，后边师傅把我拽住，走了要出事。形势危机，盯上我，要抄我宿舍。我把妈妈的来信到处藏，哪里也不安全，缝到褥子里，又拿出来，找富农的孩子。我的被褥是他帮着做的，他不怕，我还怕呢。他家在农村，进了村，鬼鬼祟祟，这东西千万不要让人发现。富农的孩子说放心，放房檐上，用报纸糊上。一年多，风声过去，我才取回来。什么叫人间真情？别人对你笑一笑，看你一眼，都是莫大的安慰，给你笑脸你能乐半天。那时光棍干什么去？政治气候下又不好到工友家串门，但工友全拉我去，热烈欢迎，炸肉丸子，白菜，喝点儿8毛钱的白干酒。正是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同情心保护了我。
在工厂8年，尤其头几年，也没觉得太了不起，没那么严重的压抑，就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但“苦海”无边，腰也伤了，落了一身病。“不幸”实在太长了。如果在部队穿上“四个兜”，何必像现在这么风里来雨里去？当然我感谢父母的高风亮节，给了我这么一笔丰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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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林）从父亲身上，我们学会了选择的方法，理想、志向、信仰，以及对困难、对个人事情上的选择，不断的选择。我认为我们都是父亲的复制品，基本上没走样。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有人说广阔天地，你们为什么不去？我真憋着这口气。第一志愿报新疆，还报了黑龙江。考虑到父亲身边没有子女，学校工宣队的队长找我谈，说照顾首长，想把我留在北京。按说起码应该给父母打个电话，报告好消息，我没有。宣布的当晚，两个男同学找我，其中一个团支部委员，世代在福建，又有关节炎，分到了黑龙江，零下48度。说自己去了活不回来，你反正报边疆，咱俩对换一下。我连一秒钟也没有考虑，那好，你去与工宣队说。这件事我只对父亲说过，十几年后，我偶然说起，妈妈还不相信，有这么回事吗？
    我24岁毕业于北京大学，世界观成型，仰赖于大中小学和社会风气，最主要是父母。前头走，后头跟，龙王儿子会浮水。我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只有过年、晚饭才能看到，根本不可能儿女情长。父亲管华北局，三省两市，责任重大，大量的时间不在家，他没到后院转过。平时又不讲自己，很难露风。我们子女学会一种方法，“熏”到骨头里了。共同的习性，认真，有个性，极其独特的家风，我与姐姐有同样感受。
    （李小林）都不愿回忆，能不讲就不讲，有的是比咱苦的，有的没等到平反就死了。1962年，困难时期，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我喜欢植物，第一要学植物，第二要学动物。那时有机高分子刚开始建立，只有生物系对口，你不是喜欢植物吗？东北林区。可是北大生物系出来当老师，而我从小在炕头上睡出来，想往边远的苦的地方去。父亲说参加革命前想上农大，表哥开始答应资助，后来拿不出一个月几个银元，才读的师范。那时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姐姐在读北京农业大学，国家正需要。实习在青海，又艰苦又好玩。高考复习时我心里打鼓，拿不准，考不上怎么办？1963年邢燕子才下去，那时还没有上山下乡这一说。但我肯定不能留在家里吃闲饭，好好复习吧。过两天去问，踏实了，考上了。
    我们的家风极“左”一点儿，寒假父母让我到基层了解实际，叫我到工厂学钳工，大弟上高中参加“四清”。我上大三时，毛主席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嘛。我们到涿县半工半读，插秧一个月，打枣，收花生，耙玉米地，我都不惜力气，走在前面。“文革”初我参加农大红卫兵，砸“农办”，我站在边上观望。毕业分配，有一个北京农科院的名额，别人都想留大城市，我填了三个志愿都是内蒙古，党员嘛，去边疆。内蒙古最苦，我和另一个同学成天喊去西藏，西藏那年不要。全家送我到大同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半。先在玉米地锄草，以后安光缆。我存了300元，买棉裤买什么全花光了，到探亲假时，没火车票钱了，这才向家里要。以后分到兵团机关，先到连队锻炼，被19岁的班长领导，很正常，以后到海南岛搞种子。只有我一个人是女干部，一人住一屋，半夜房上掉下一条蛇，吓坏了。我们种了一季，刨坑点种，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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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子女回忆敬爱的父亲四 (2015-02-09 0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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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林）1942年我生在太行左权县，我前面还有一个大姐，跑“扫荡”时死掉。我从小寄养在农民家。二林也是，大弟是第一个没送去的孩子。正赶上大蝗灾，我生下来七天就给了奶娘，上初中才回到在爹妈身边。1945年秋，我3岁，穿着布袍子到涉县，父亲来看我。我不认识，大哭。那时我长口疮，老乡就用尿碱抹，农村没手纸，用土疙瘩。疥疮、虱子都有。有一次我睡在石头上，脸上全是苍蝇。爹妈心疼我，接回来，那时妈妈在左权县，父亲带着我在炕上睡。没想到我尿床，几天后，把我与赖若愚的孩子一起被送到村里老太太家。一去就把胳膊烫了，很大的一块疤。南下武汉，我又住校。认阿姨当娘，那时见不到爹妈。南下干部的孩子说你父亲大，我父亲大？我基本上都傻乎乎，不知父亲是干什么的。抗美援朝，基本没回过家。到1954年，还是供给制。那时一天不吃饭，可以退5000（旧币）元，星期天回家交到大灶上。没见过钱，特别幸福。那时一根甘蔗1000元，一只茶鸡蛋250元。只记得妈妈带我逛市场，我看上一个拴小白鸽的红五角星，妈妈花5000元给我买了。一转身我又看上一个珠子，妈说不行了，没钱了。就是这个小五角星让我高兴了好几个星期。
    父亲1954年调到北京，我才懂得好好念书，争取名列前茅。1956年我上初中，师大女附中，刚学骑自行车，在赖家住了一年，初二才回家。与父母这才有了见面的机会。但妈妈好像永远对我不满意（二林也有这种感觉，还以为妈妈只对她一个人这样。妈妈在她们面前老说大姐好）。只要有空就批评，要传帮带，不能不管弟弟妹妹，光管自己，他们那么小，还没上学，学习还不很好。（孙卫宁）小林学习成绩最好，不轻易讲话，半长辈似的，晓雪也是三好生，学习好，在家里一流，受尊重。二林打“粉”，家里还有议论，注意“小资”，猫姐（李丹宇）跟胡同小朋友打成一片，一件粉衣服穿一次，再不敢穿。我们兄弟姐妹互相勉励，一级给一级做出榜样。
    （李小林）妈妈老下乡，吃饭让着孩子和父亲，挑不出毛病，但就是要求太高。妈妈蹲点时给我一封信，接触到贫下中农孩子，都非常优秀，却念不起书，你成绩不行。其实我进北京学习就中上等，中学直升高中本部。很自觉，一直是班主席。但我从心里讨厌当干部，愿意自由。但到了大学，我又被“踢”进干部队伍，一直到现在还当干部。我在家表现也可以，我比较守规矩，尊重老师，劳动也不惜力气。放学回来自己衣服自己洗，拖地，纳鞋底，学做饭。1966年以前我的衣服上下全是补丁，上大学我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海同学说，我家里困难，怕北京同学笑话，没想到你穿得比我还破。我觉得补丁越多越光荣。
    （李晓雪）我衣服上也全是补丁，小学三年级前，捡两个姐姐的衣服，粉红衬衣，我回去“革命”才穿上新衣服。
    （李小林）我的衣服是捡妈妈的旧衣服，妈妈衣服上就有补丁。妈妈老说，你们干部子女有什么了不起，特殊。我敬鬼神而远之，有时想，我已经很努力，不幸生在这样的家庭，好像沾了爹妈多大的光似的。我不理解什么叫干部子女，人家说李小林一点不像干部子女，这人咋就没有毛病。其实上初中，我们根本没有特殊化，从小父母的车就没有坐过。“文革”初串连，我染上丹毒，才派车送到医院，来晚了就不行了。全家偶尔去趟颐和园，吉姆车后排可以坐五个人，过胡同孩子都趴下，怕被别人看见。看见谁的同学，谁就把头低下去，认为很丢人，有种原罪的感觉。不是自己挣的，好像沾了不该沾的便宜，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总觉得事事不如人，我沾了“大树”的光。

8

    （李丹宇）上小学时父母就不让上干部子弟学校，从我开始，就是胡同小学，天天与胡同里的孩子摸爬滚打在一起，也经常到同学家的小院小屋里去玩。因为进我们家手续复杂，多半是我到同学家去，所以胡同里普通人的家庭我从小就很熟悉，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这样，我从小就没有任何优越感。
    父母非常注意不让我们特殊化。1954年父亲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中央工业部部长，因初来乍到父亲一心考虑工作，对学校的情况不熟悉，姐姐、哥哥都上了干部子弟集中的育英学校。到了我上学的年龄，父母说不能再上干部子弟学校，所以从我开始，我和两个弟弟都上了普通小学。上小学我第一批入队，当干部；上中学我也是第一批入团，当团支委。那时强调干部关心群众，一帮一，谈心什么的。我是班里最受欢迎的谈心者，大家有什么心思都爱和我讲，每天下课都有人等着和我谈心，常常很晚回家才做作业。
    之所以这样舍弃自己的学习时间去帮助别人，当然是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致。我们很少能和父亲同时在一个桌上吃饭，大部分时间是全家等到饭菜凉了，只好先吃，给父亲留出一份，来了再热。他们工作的时候非常忘我。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曾出过一个作文题《我最敬佩的人》，我写了父亲。虽然是小学生，我并不懂得父亲为党、为国家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写了他如何废寝忘食，又如何忘我地投入工作。这篇作文被作为范文，老师让我在班上朗读，记得老师的评语是作文真实感人。
    父亲很爱我们。困难时期为了保证首长的工作，特供站给每一位中央领导每天半斤肉。而我们是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半斤点心票。因为肉太少，大师傅每天炒一小碟给父亲。父亲说孩子们还在长身体，常常推说吃饱了将只动过一两筷子的小碟肉菜让我们“共产”，餐桌上的肉成了最吸引筷子的地方。那时妈妈是10级干部，也与我们一样。为了留给我们多一点，妈妈连黄豆也舍不得吃，脚踝因为营养不良水肿，严重时只能买大鞋，即使这样他仍然挤公共汽车去上班。
    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困难时期我们穿的衣服一样是补丁打了一层，破了，拆下来再补一次，有时会在大补丁旁边再加上小补丁。有同学曾问我，他们说你父亲是大干部，我不信，大干部的孩子那能穿这个？每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割麦子我们总是冲在前边，回来时要向父母“汇报”。父亲从不娇惯我们，犯了错误一定要批评。有一次我和弟弟对公务员大杨叔叔有意见，趁他不在，我们把地上的落叶堆到他的屋里。父亲知道了，训了我们一顿，并让我们立刻去打扫干净并且道歉，要大杨叔叔满意了才行。“害得”我和弟弟饭都没敢吃，乖乖地把地扫了，擦了，还道了歉，直到他去对父亲“求情”，我们才算过了这一关。
    我也是1968年当的兵，“文革”那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中学入了团，又在向往当一名共产党员，业余时间我请两个干部子弟小芬、小航到家里，和我一起听妈妈给上党课。共产党人的理想是为国奉献，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以那时我准备考不上大学就下农村。1968年军区招一批女兵，父亲当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部队机关问我去不去。我的理想是当侯隽、邢燕子，上山下乡是我真实的思想，父亲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是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持我们抗日的，他们种粮是很不容易的。从小家里就教育碗里的饭粒都要吃干净，要珍惜粮食。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去农村。部队同志说，当兵是有年龄限制的，18岁当兵，可以当到22岁，你先去农村再当兵岁数就大了。我一想也对，我从“大熔炉”里出来再到农村去，工农兵都锻炼过更好。征得父母的同意，我当了兵。
    新兵集训前我得知，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两个姐姐去了内蒙和黑龙江，哥哥弟弟也都当了兵，照顾我，把我分到了北京的医院离家近一点。我一心想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坚持要到外地去，所以被分到石家庄。出发时还未发军装，要先到河北获鹿去军训。临走前父母都舍不得，妈妈说你自己离家出门了，带上点钱吧。她给了我10元钱。我拿出日记本让父亲题一句话，父亲写，“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与矛儿（我的小名）共勉”。嘱咐我一定不能搞特殊化，别的战士是什么样待遇你也是什么待遇。我只背了一个军用小挎包，里边装了一套毛选，一个手电，牙膏牙刷和妈妈给的10元钱与几十个女孩子上了南去的火车，第一次真正离开了家。刚到部队我被分配到耳鼻喉科当卫生员，负责给病号刷痰缸，打饭送水擦地擦玻璃.。耳鼻喉科的病人每人一个痰缸，不是血，就是脓，每天我都刷洗几遍。科里没有开水炉，术后病人喝水多，为了所有的暖瓶随时都有开水，我一个小时去挑一次，肩膀都压肿了。给病号开饭大家说我嗓子亮，喜欢听我喊开饭，每次我就亮开嗓子喊“三顿饭的开饭了”或者“四顿饭的开饭了”。我和其他战士一样穿部队发的布衬衣，布袜子，尖口布鞋，除了买牙膏之类必需品，每月6元的津贴常常一月只花1元钱。部队开展阶级教育，很多人讲家史和父母的革命斗争史，只有我在家听的多是毛主席如何领导革命，父母的事知道很少，因此班上讨论时只有我没得话说。我对父母产生了些埋怨情绪，为什么平时不给我们讲讲呢？父亲为此回了我的信，你的埋怨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讲革命史、光荣奋斗史，应讲主席思想、路线胜利史，人民革命斗争史，不要去吹什么老子的革命史。干部子弟须注意这一点，不可有丝毫特殊、优越感。切记，切记！如要讲家史，就讲老子说的，一有脱离革命群众之处，一有背离主席思想、路线，就与走向反面接近了！这虽是从反面说的，说的是犯错误的经验。但确应如此，也有好处。
    部队为了去掉干部家庭出身女兵的“娇骄”二气，决定让女兵们下厨房，我分到炊事班，在“菜案”负责400人的菜。我从来没有切过菜，早上5点起床，不是拿把刀不停地切白菜、切土豆，就是拿个大长擦子，半个身子伏到筐里，擦个不停，一上午擦一大筐西葫芦或者是萝卜之类的菜馅。有一次不小心手碰到大擦子上，一下擦掉了几个指关节上的肉，鲜血直流，老班长立即叫我去包扎，又让我暂时别沾水。而同一天一位师傅也同样切了手，他用水冲了冲就又该干啥干啥，我由此看到了自己和工农同志的差距，干得更起劲了。当时老班长带人去拉粮，我总是嚷嚷着“身大力不亏”，非要一起去。白面45斤一袋，我每次扛两袋，大米200斤一袋，班长不让背说怕闪了腰，我不吭气，过去抓住米袋的两个角，弓腰就背了起来，走上一段去装车，大家对我印象非常好。干了一年多讨论我入党问题，正值吐故纳新严格要求，讨论时必须全院12个支部全部通过。有两个支部不同意，说我无组织无纪律，缘由是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三周年，部队组织我们到水库去游泳，当兵前我是游泳二级运动员，曾在北戴河自己游过一万米。下水后一心想锻炼自己的“独立作战”的能力，又由于视力不好也不知道对岸有多远，就鼓起勇气自己游去，中途太疲劳，两腿同时抽筋，我有些心慌，此时想起老爸的嘱咐，遇到事情坚定、沉着，我横下一条心，终于游到对岸。在大堤上光脚跑到日落，才意识到跑得太远。事后战友们告诉我起码游了10里地，走回来是15里。我的“失踪”使首长和同志们都很着急，他们从路上、水上，首长们还乘汽船在水库上找，没有人会想到我居然一个人游到对岸去了。我从堤岸跑回出发地，见到领导都沉着脸，大大地训了我一顿。为此我写了检讨，才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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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子女回忆敬爱的父亲五 (2015-02-10 00:02:22)

9

    （李丹宇）1969年我当兵一年，因为表现出色，被评上学毛著标兵，还给新兵做过报告。这归功与父母的教育，他们的正派注入到我的骨子里去了。“十一”前后我们到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大庆活动，10月20日清晨，我们还在操场打了半个小时篮球，吃早饭时却突然听说我们要转移到山里去，限三天准备好。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笑起来，开什么玩笑啊，可人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并非假话，大家觉得这事挺新鲜、挺可乐。以后正式传达及布置，将儿戏般可乐的事变成了火药味极浓的生死考验。当时传达的敌情是，目前苏修在我边境集结了70个师，3000多架飞机，两万多辆坦克。但我们向来是靠人的，不像那些反动派只能靠武器。领导很快进行了具体布置：全院分成四个所，二、三、四所很快撤往三线，我和另外六个战士留在的一所坚持战斗，照样收伤员。等到形势最紧张时，我们也许撤到山区，也许随部队行动成为野战医院，伤病员全部动员出院或转院。火药味太浓了，我们都开始认真思考我们明天就可能面对的生死问题。我想起父亲最近常给我讲，打起仗来我们全家都要上战场，很可能有人会牺牲在战场上，要有这种准备，这是为革命。不管谁死了，其他人一定要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想起弟弟小峰说，父亲总是让他留在最苦最危险的内蒙古前线，为此他写信告诉我，我上战场就不打算回来了，我们是刀刃。我想了很多，应该从最坏处做好思想准备，要是我死了也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我一点儿也不怕。父亲跟弟弟谈过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父亲说，不要怕死，打仗哪能不死人？我已经活了60多岁了，为人民也没有什么贡献，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如果我快死时，你有可能就回来看一下，没工夫就算了。要是死了就千万别回来了，死人有什么可看的，反正也不知道了。弟弟听了很受感动，父辈以60之躯尚且不怕死，儿女怎能当逃兵。我拿出医院学毛著积极分子发的本让家里人留言，我如果将来还活着的话，一定在这个本上记下我最惊险，最革命的经历来见大家。父亲题的是：“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继续革命，改造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妈妈题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在大风大浪里成长——送给小女儿”，弟弟写的是：“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横下一条心，打吧，既然帝修反要打，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要无愧为父辈的后代，后代的先人。前辈抛头洒血，紧跟主席意志坚，后代埋敌葬修，胸怀朝阳永向前。
    虽然老爸“文革”初期因执行所谓“资反路线”、刘邓干将，在新市委干了56天就随“白色恐怖”的结束而结束，后来毛主席派他去天津，在即将“大联合”的前夜被赶出了天津，周总理派他去河北，又因莫须有的“六号简报”被彻底划进反党集团之中。但他“倒”的比较晚，所以我有幸上了大学。那时我正在河北南宫的县医院实习。事先没得到什么通知，部队传达了处理林陈反党集团的文件，然后是表态，会上我是反党集团成员的子女，又是党员，要划清界限，要揭发批判，要有自我的深刻的检讨。在父母的教导下，我的党性也很强，表态要划清界限，紧跟党中央。可说到揭发，如果发现父亲有什么问题，我也会揭发，可实在想不出揭发什么。班里的同学相处的很好，大家也没有人指责我。憋了半天，区队长说，人家态也表了，也说划清界限了，我看就这样吧。你要想起什么你还可以写书面的。就散会了，没有任何人为难我。这么容易过关，得益于父母平时教育我们不搞特殊化，得益于父母教育我们有群众观点，和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到了你困难时，每个同志都“向着”你，每个战友都帮你一把。
    大学毕业后本该回到和平医院继续工作，可分部领导与我谈话，和平医院属于大城市，你父亲这种状况你只能到偏一些的小医院去，幸亏你是在后勤单位工作还能留在部队，像你哥哥弟弟在正规部队就不可能留下来。这样我就被分到了山西太谷县的270医院，在那里呆了八年多。在太谷，大家仍然对我很好，只是因为父亲的影响，生活中平添了许多特殊性。比如大家每年都有的一次探亲假，只要工作允许，基本上来去自由。而林彪事件后父亲被遣往安徽肥西县潘龙墩村，我的探亲问题就成了特殊问题，需要层层向上请示，那年月无人敢承担责任。无奈我给当时的军区司令员、政委陈锡联、纪登奎写信申请，经答复军区群工部派了两个干事与我同行。一路从山西取道河南抵达安徽，干事们与安徽部队负责监视居住的父亲的首长说，我们把她带来交给你们，我们的任务算完成了。我才知道我其实也属于被押送的一分子。全军要开运动会，为选拔部队的游泳参赛人员，我们医院先参加分部的选拔，我是二级游泳运动员，所以也报了名，为了不耽误每天一小时读马列的书（《反杜林论》等）及一小时的英文自学，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6000米。选拔赛的日期就快到了，政委找我谈话，由于选拔赛后的集训在北京，你不宜去北京，所以你不能去参赛。我才知道我进北京的资格也被剥夺了。1976年我准备结婚，按部队的规定是需要经过批准的，原本政委已同意，我们定了结婚的日期，临走了才得知没有领导敢批我的结婚申请。本来一个“反党集团”的子女就够有问题的了，何况另一个也是毛老人家点名的“叛徒”集团的子弟，“双料”的复杂性使得领导们都大有顾虑，无人敢批。我生气极了，大声对政委说，今天你是批我也走，不批我也走，大不了不要军籍，当个老百姓就老百姓，那我也得走。在确定日期的前一天，我终于接到获准的通知，原来是报告到了后勤部一位副部长手里，他与老人熟悉。在他关照下，我们才获得批准，得到了普通公民都能有的“自由结婚”的权利。

10

    （李小林）1970年回来路过北京，觉得不对了，华北会议刚结束，家里没见到父母，秘书说没打成敌人，还留一条生路，免职，不是撤。我懵了，父亲怎么又错了？那么辛苦，认真。回去机关整风，划清界限，说我对组织不忠诚，你家是地主，你怎么能填革命干部。父亲填出身破落地主，走了一二十年，到解放初早成了下中农，还分了房子。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怎么不能填干部？那时我实习工资46元，一起去的大学生都调成62元，我好几年没转。以后把我下放到东乌旗，大草原上。
    妈妈说上大学找对象，不要早，不要找干部子弟，娇骄二气。我30岁了，提出结婚，政审不合格，不批。我还老生病，给妈妈写信，妈妈给总政主任李德生打报告，以照顾妈妈为由，把我调到淮南兵团一师，在生产科当参谋。那时工作非常压抑，上班给个办公桌，不给分配工作，别人不敢理你。看书看马列，读不进去，神经不受指挥。没多久，妈妈报病危，又听说父亲自杀，生死未卜，我脑子糊涂了，做噩梦，夜里2、3点才能睡。神经衰弱，大汗淋漓，每天准点发作。内分泌失调，老喝水却尿不出来，肿了。我去104医院治过一段，住在妈妈楼上。没治好，转业回来十多年也没治好。
    父亲说，历代只有共产党不同，办错了会纠正。所以我认为父亲的问题会纠正，心里的旗没倒，对党仍坚信不疑。兵团解散了，我分到六安军分区，陌生的面孔，生活状态有了改善。除了领导，大家整天嘻嘻哈哈，打扑克。老百姓直接判断，这个“老虎”不吃人。我不孤立了，分配了工作，给每家发报纸和信，多少有点事干，心情也好转。1978年转业，给我的评语是乐观，平易近人。
    我1971年2月结婚，爱人因家庭特嫌被分到吉林最偏远的种子站，种了8年地。那时两地分居遍地都是，党不讲这些，但转业对我是最后一次机会，我向妈妈提出，妈妈没说话，办不成。我要调走了，安徽才说可以调过来，妈妈很生气，都要走了才吐口。我求干妈，调回青岛。崂山农科所不要，说成分不好，分到园林局，当城市农民。园林局一片坟山，改造成公园，要挖3000个坟。我是技术员，还有一个富农出身的技术员，召一批工人，都是贫民窟的孩子，还有盲流，我们一起干。每天满山转着捡骨头，我负责给草袋挂标号，干了半年，得到群众任可，评价是很泼辣。
    1983年党委书记找我，你父亲的文件下来了，恢复党籍，任命我为植物园党支部书记。年底干部年轻化，把我“化”上了，当了园林局副书记。傻人傻福气，刚干一年，又一脚，让我搞纪检党务。李小林你合适，比来比去，还就是你。我想我还是干技术，当然不敢说不干。老书记多干一年带我，干到1985年。这辈子陷进去了，我找人家两次，干不了，从省里挂职锻炼放在那里，还是副书记。我给妈妈写信，还想归口，终于调到科技部农村司副司长，从机关党委书记，助理，巡视员一路下来。
    调回北京时父亲还留了尾巴，我想不通。家里两派，我们都不让父亲签字，一签字就是党员，父亲说，我无论如何要回到党里来，到了党里再说。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父亲特别执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组织上早晚会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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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子女回忆敬爱的父亲六 (2015-02-11 00:01:24)

11

    （李晓雪）无欲则刚。邓小平在世时，我们都不知道父亲与他有着极深的关系，父亲从来没有提过。他在邓小平身边工作24年，是最长的一个。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前，中央特别要父亲写一个检查给中央，当时父亲在安徽，我在身边，为什么要这个检查？我们不知道父亲与邓小平这种极深的关系。我和妈妈坚决反对往自己头上扣帽子，这个检查没扣多少帽子，也没有多辩驳，仍从检讨的角度。父亲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检讨庐山会议，中央知道。以后再写检讨，第一位先把事实说清楚，再给自己上纲上线。
    1990年9月，我陪父亲去太行山老根据地，父亲的记忆力非凡，抗战初期的事，走哪个村，我们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走，我住什么屋，后窗对着谁家的屋，都清清楚楚。只有一次例外，1970年庐山会议，父亲的记忆几乎崩溃，发生什么事，完全空白，处于失忆的状态。华北会议时我当第四年兵，回北京探亲。觉得父亲很沉闷，不出门，理发就由公务员拿推子推。我不知道那时有要求，不让他出门，想问问怎么回事。华北会议上，几次会怎么开的，他完全不记得。天天逼他，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怎么一下子全扣到他头上？父亲说不清楚，失忆了，整个一笔糊涂账，尤其记不清被打成反革命的“六号简报”。当时他只是翻了一下，没细看，有言必录嘛，各组每天讨论都要上送简报。从头到尾都非常正常，没有异常。华北组白天开会，乱了，群情激愤，父亲党性很强，没吭声。下午到毛主席召开的会上，华北组由吴德主持，有人点了康生的名。父亲从中央开会回来还批评吴德，你主持会议怎么不管，乱点名。几个召集人都猜是怎么回事，父亲一直以为是康生，根本没想到他们点的是张春桥。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但我肯定父亲不反党。父亲给中央写检讨，让我们看过，我也问过。隔离时妈妈老想给中央写信，说这件事，其中一封信让我带到北京，大姐路过北京也递过一次信，亲手交给邓小平的女婿。妈妈说，这封信救不了你父亲，我主要担心毛主席身边会出事。
    （李丹林）1995年夏，妈妈在弥留之际仍在说，我与雪峰共同生活工作了60多年，我们都十分清楚，一个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时父亲没有思想准备，想检讨，检讨不出东西，非常痛苦，对党的前途，对很多事情却不能说透。他病危好几次，老说，党的历史是很好的材料，我知道，欢迎采访。要是不说，是党的损失。气管切开前，父亲快去世了，他心里有很多话。说组织上让我讲，我就讲。他跟每个孩子都说，问吧，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
    父亲是中央书记处八大书记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他从来不拉帮结伙，从来不串门，公事公办。也从不说私话，父亲给大姐说过，小平同志说，不要听“小话”。他严守党的纪律，不事张扬，多大的冤屈也不辩解。他相信真理不辩自明，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如果没有那么恬静、坦然的心态，不可能长寿。对父亲来说，政治上绝对是打击，高层的事情弄不清。父亲心态豁达，别人都说，你们“老爷子”太不容易，那么大的打击，身体还那么好，与心态分不开。1994年父亲上了心脏起搏器，身体一直很好，直到最后一年，因为妈妈去世，父亲的身体才垮了。
    （李丹林）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绝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每天花大量时间看报刊。我们说，父亲最可贵的恰恰是他人生的后半段，如果没有后半生的磨难，他的人生会不完整。正是那段逆境，让父亲有了思考的时间，他个人的境界也得到了升华。父亲写道，尽管自己有时感到冤枉，也要顾全大局，要经得起必要的冤枉。他总认为，一个党员所做的一切，党组织是会明白的。1981年4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找他谈话，他谈了八天。问了无数个为什么，为什么说我夺了华北局的权？为什么六号简报的责任要强加我的头上？出简报是中办直接领导、具体掌握，我李雪峰有什么权利抢先发？简报写的是小组会上的大家发言，我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为什么把我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为什么剥夺我的工作权力？……
   1979年1月，中央同意父亲回北京治病。父亲申诉后，中央对他重新审查。1982年4月中央正式下发平反文件，但还留个尾巴，犯有严重错误。所以父亲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原工资，却没有官复原职。1983年4月18日，父亲被选为六届政协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被补选为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5月16日，父亲正式离休。我们老劝父亲申诉，父亲说，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不可能再去工作了，既然不能工作，那我还找他们干什么？要房子吗？我的房子够住了，能遮风避雨就行；为加工资吗？我的钱够用就行……
    （李晓雪）父亲虽然平反，但留了个大尾巴，最后住的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子女都很尴尬，压抑，受不了，父亲身份不明不白，往哪搁都不合适，而父亲心态非常平稳。石家庄解放40周年，邀请父亲去，放在主席台后排的边上，要按过去华北局第一书记，怎么也应该在中心的位置。我们子女都觉得别扭极了，受不了，但父亲处之泰然，看不出任何的不高兴，不自然。你们牢骚太多，不说这个那个，你要怎么办，拿出办法来。
    （李丹林）前一阵子为父亲整理书信，发现很多笔迹各异的材料，几乎我们全家老少每个人的都有，细一看，都是父亲刚从安徽到北京治病时，妈妈带我们写了很多申诉材料，父亲都压了箱底。父亲平反待遇并没有恢复，我们子女要找，父亲不同意，一直认为待遇很好，直到去世仍然不提。有一次父亲的老部下来征求他的意见，说他们想联名为他写申诉信，父亲没有同意。父亲选择了沉默。他没有怨言，没觉得高级干部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老百姓的心态陪伴父亲走完最后的岁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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