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毛泽东和他的四个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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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四个儿女

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回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56-276页


我见到过毛主席的四个儿女，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毛主席和夫人贺子珍还生过五个子女，有的夭折了，有的已无下落……
毛岸英（1922-1950）是毛主席长子，也是他们兄弟中造诣最深的一个，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已经是红军中尉了。他从苏联回到延安，毛主席把他送到农民那里学习务农。我第一次见毛岸英，是在1946年初夏。中央门诊部组织医护人员到王家坪体检，走到村口，我看到两个穿西装戴礼帽的青年坐在村旁的石头上。那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白一点是哥哥毛岸英，黑一点的是弟弟毛岸青，他们刚从苏联回来。
一个月后，傅连暲叫我给毛岸青检查眼睛，我告诉他患有近视，需要配眼镜。他仔细看了处方，微笑着用夸奖的口吻说：“你这样年轻，就是医生啦，真难想象。在苏联给我看病的都是大胡子老头。”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稍带点口吃，可能跟很久不说母语有关系，他在讲话中没有带出一句俄语，这也很不容易了。我询问他年龄，知道他比我大一岁多一点。
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时，毛岸英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一带时，我没有见到他。
在东柏坡，我和毛岸英在同一个中灶，他在学古文，言谈中常带出“之乎者也”，看大家笑，他停止进餐，逐个向几位发笑的同事审视了一遍，问：“难道我的话说错乎？”引起更大的笑声，于光远说：“你说的话并没有错，不过古文是书本上的语言，你把它用来和生活中的语言放在一起说，才引起我们发笑的。”毛岸英微红着脸，自己也笑了。
进城后，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不久，投入抗美援朝战场，在彭德怀麾下作一名翻译。1950年底，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来，是叶子龙最先告诉我的：“鹤滨同志，毛岸英同志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了，毛主席尚未知道，还瞒着他呢！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叶子龙的话我明白了，他是怕我有意无意地泄漏给毛主席。
我问：“岸英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司令部的同志们正在用饭，突然发起警报，敌机飞临上空，其他同志都迅速地躲进了防空洞，他不想离开，没去躲避，结果一颗炸弹下来，正落在了他在的建筑物上……”
时间过了不久，叶子龙刚刚从主席办公室里送文件出来，碰到我。“没有办法，岸英牺牲的事，主席知道了。”他沉痛地、无可奈何地说。
“主席怎么知道的？”我急忙关心地问。是谁透露给主席了？我想知道，也是向叶子龙表示自己没向任何人说过此事。叶子龙用低沉的语调说：“我送文件给主席看，我还没有离开，主席就带着怒气发话了，‘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主席发了脾气，他不知道岸英调不回来了。我只好向他讲了，岸英同志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写的……我接着讲了岸英牺牲的经过，毛主席听后沉痛地惊呆了。”叶子龙说罢，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开了。
毛岸青（1923-2007）是毛主席次子。我到中南海工作不久，一次走进主席的寝室了解他老人家的健康情况，主席带着愁闷的心情，把一个大信封递到我的手中时，用低沉的语调说：“王医生，你研究分析去罢。”我把信封恭敬地接到手中，只见信封上毛主席用铅笔横批着几个字：“河（鹤）滨同志阅，毛泽东。”里面是一叠信纸，毛岸青写给父亲的，叙述他的思维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的情形。看信纸的样子，毛主席好像是反复地看过了。
岸青幼年，生活极其悲苦，流浪在上海街头，遭人白眼受人欺侮，甚至被毒打，幼小的心灵遭受了很深的摧残，以至精神有些不正常了。后来毛岸青弟兄被送去苏联，与他们的妹妹李敏及母亲贺子珍生活在一起。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食物短缺，毛岸青还常常丢失配给证，只好从母亲和妹妹那挤食一点。回国后，毛岸青在中宣部工作，给一位在延安就颇有名气的俄文翻译家当助手，报上常有他们共同署名翻译的文章，但以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这位翻译家欺他患病，有时少给他稿酬，甚至把翻译的文章据为己有。这样一来，毛岸青的病情加重了，以至不能坚持工作，于是他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生活。
我为此非常痛惜。岸青是位很有才干的年轻翻译家，当时我曾数次看到单独署名毛岸青的大块翻译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版面上。
一次，在卫士值班室，岸青正与几个卫士们说笑。“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伟大不伟大？”这种病态的语言成了卫士们逗笑的话题。我作为医生听到这些语言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心情是很沉重的。他见我走过来，高兴地说：“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都不对我说真心话？”我问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他尚能清楚地回答上来。但是不久，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只好请专人特别护理。他到中南海岸边的马路上散步时，必须跟上两个强有力的小伙子在两侧保护，不然他就往水里跳……
我问他：“岸青同志，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自己才好！”
“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到水里去！跳到水里去！’我没办法摆脱掉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好，对我有说有笑的，我又不离开他……”
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见了我也不愿理睬了，完全被他“脑子里的小家伙”控制了。他看我的目光是那样的淡漠，好像我是个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一样。
毛主席问我：“岸青的病情怎么样？”
我说：“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我沉重地回答。
“那怎么办？”主席又问。
“那需要送去医院治疗。”我果断地回答。
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对我说，又好像自言自语地和自己商量：“岸青需要住院治疗，去哪里好呢？”他思考了一下说：“我本来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孩子有病去麻烦苏联政府。”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考虑一下……”他吸着一支烟沉思起来，我退出了毛主席的寝室。最后，毛主席不得已决定送岸青到苏联治疗，派了两名卫士护送，以防出现意外。此时岸青已无能力控制自己了。
1954年11月，我去苏联留学，到达莫斯科时，我请了一位大使馆的同志带我去医院看望毛岸青。值班医生简略地向我介绍了岸青的病情，之后将我带到了一间病室，这里只有毛岸青一个病人，病房很普通，一张病床紧靠着山墙，室内有两把椅子。医生向毛岸青说：“郭良（岸青在苏联的名字），你的中国朋友来看你来了。”说完，值班医生转向我说：“你们谈谈吧，他近来的病情还算稳定。”说完便走了。
此时，毛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笔画着什么，经医生说后，他向我看了一眼，仍旧画他的画。我走到他的面前温和地问：“岸青同志你好！你还认识我吗？”
他抬起头来，又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啊，认识。你是王医生。”说完，他手拿着彩色铅笔，望着我。
“我来苏联学习，来看看你，你感觉怎样？”我又主动地问他。“好些。总有个小家伙在我脑子里捣乱，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没有他又觉得寂寞。”岸青回答着。看他的神态，有时似乎在仔细地听什么，有时又笑一笑，就像我不在他的面前一样，大概又是被那个脑子里的小家伙转移了注意力。
“你在做什么？”我看他在纸上用彩色笔画着什么，地上也散乱着些纸片，上面画着些图案、花样。
“我在学习画画，将来回国后给我父亲布置房间用。”他的注意力又被我拉回来了。
告别时，我说：“把你画的画寄给你爸爸好吗？你也写封信给你爸爸，把你的情况告诉他。”
岸青点点头，认真地画了一张画，叫我转交给毛主席，信他没有写。
回到使馆，我将见到岸青的情况，他的病情及他画的画，写了封给毛主席的信，请大使馆转交。
1958年6月，我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医院工作。不久，保健局长史书翰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陪伴护送岸青回国的苏联医生和护士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陪他们看北京的名胜古迹。之后，我们又一起去大连看了一下岸青，以及看了看为他安排的疗养地的环境。苏联的医生、护士很满意地回国了。
同年秋天，史书翰带领年轻的精神病专家沈渔村和我去大连看望岸青。并由史书翰局长组织会诊，请来了大连医学院的精神病科主任。
以后听说岸青和邵华结婚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虽然也知道他们的一些消息，我想，随着岸青年龄的增长，病情会好转的。（1960年毛泽东介绍毛岸青与邵华结婚，1970年诞下一子毛新宇。毛岸青晚年居于北戴河总参疗养院，2007年3月23日凌晨毛岸青因心脏病于在北京301医院逝世。）
毛主席长子牺牲，遗骨埋在异国他乡，次子毛岸青因病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忽然听说毛主席三子毛岸龙和四子毛岸红有了下落，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为之高兴，认为是件大喜事。毛主席也试图找回失去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
毛岸龙是毛主席和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他曾和两个哥哥毛岸英、毛岸青流浪在上海街头时，过着三毛式的生活。由于他年龄太小而失踪了，当时虽然经地下组织查找，但未能找到。毛岸红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儿子，按弟兄排列是第四位儿子，在长征路上寄托在了农家。
经过一番努力，虽然有了线索，但不是因为时间、地点对不上口，就是由于其他原因，确定不下来。于是毛主席用叹息声音说：“不找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还有养父母啊！”话中还包括没有线索的其他子女，大概他不愿意再增加各级政府的麻烦为此兴师动众去寻找吧。我为之惋惜。如果那时候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要急于否定，不要急于作罢，检查一下人体白细胞抗原，就会确定是不是父子血缘关系了，因为人的记忆常常是有偏差的。
李敏（1936-）和李讷（1940-），在她们姐妹两人中，我最先看到的是李讷。那是1946年初夏，而且是在一个月内看到了她两次。那时小李讷正是竹马年龄。第一次看到她是延安枣园，我去给任弼时检配眼镜，看到李讷正和她邻居的小朋友任园园在一起玩耍，第二次是在王家坪我给毛主席检查眼睛，看到她的。小姑娘聪明伶俐，天真无邪，很得主席的喜爱。她不止一次地抱着她爸爸的脖子说：“爸爸，你怎么那么有办法，讨了个那么漂亮的老婆。”李讷学着大人的口吻，在她爸爸的面前撒娇，毛主席不声不响地任其娇女摆布。“文革”中传说李讷病得很重，“四人帮”垮台后，她得到了杨尚昆的亲切关怀。1985年4月24日下午，在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告别仪式上，我离开毛主席身边后第一次见到李讷，她的体型变化很大，她的儿子已经是小学生了。原来一位白净净的小姑娘，变成一位稍带褐苍色的中年妇女了。“你好，李讷，身体还好吗？”“谢谢王叔叔的关心，我很好。听叶阿姨讲，你们去看过我，我不在家，你们费心了。”她庄重而客气地说着。
建国初期，李敏住在中南海时，大家叫她姣姣，她是贺子珍同志生的。姣姣和她的母亲、两个哥哥，在战时的苏联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由于衣食不足，严寒季节姣姣的大脑受过冻伤，经常出现头痛的症状，她的童年过得极其艰难。解放后她才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和身份。她立即回到毛主席的身边，自然感到非常温暖和幸福，她和妹妹李讷相处得很好。
江青曾向我说过，李敏应该回到她妈妈身边去才是，我没有理会她的话。以后江青又对我说过两次，我仍然不作反应，她也就不再向我说了。我不明白江青干吗要我去介入此事呢？
李敏和李讷进师大女附中学习时，是毛主席叫我带她们去报名的。“主席，学生注册登记表上有一项要填家长的姓名，如何填法？”我拿着注册登记表给主席看，我的意思是我不好代替他老人家签他的名字，最好毛主席把他自己的名字签好后我带去就好办了。
毛主席连那张表看也没有看，就说：“你带去，就填你的名字嘛！”他对注册表填家长姓名的事并不经心，很随便地说着，把任务交给我了。我明白了毛主席的用意，他不愿意让孩子们有特殊感，也不愿意给校方增加精神负担，或搞特殊待遇。这样，李敏、李讷在同学中也不会孤立起来，于是在家长那一栏中填上我的名字。
有一次，我到医院看住院的李敏，她此时高中毕业了，我刚要离开病房时，她叫住我说：“王大夫，你看这个怎么办呀？”她坐在病床上，穿着北京医院发的宽大的病人服装，微笑着红着脸，又有点羞涩不安地问起我来。
“什么怎么办呀？姣姣。”我弄不清楚是什么事，认真地问。
“你看看这个。”李敏把手中收到的男同学的一封信，伸到我的眼皮底下。我明白了，这是李敏初恋时男孩子给她的情书。我认真地对她说：“你喜欢他吗？”我没有把信接过来看。“这怎么说呀。”她忸怩着说。“你们的年龄都还小，如果你喜欢他，可以互相通通信，了解了解。”我像长辈一样地对她说。“怎么回信呀？”她认真地红着脸请教我，两只手不停地抚摸双膝。“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回呗！”毛主席经常说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们的事。“那，如何写呀？”她带着祈求的神情问着。于是我当起红娘来了，在我帮助指导下，她写了第一封回信，也是求我帮助写的最后一封信。
1975年我在北京医院遇见了李敏，这时她已经是做妈妈的人了。毛主席去世后，我有机会来北京出差，卫士李连成带我到李敏家吊唁。默哀后，李敏向她的爱人介绍说：“令华，这是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王医生。”接着她补充道：“我们俩的结合，还多亏了王医生的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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